这是第一次地方政府出面，为“非遗”维权的案件，被告方是张艺谋和他的《千里走单骑》；这也是一件让大家都尴尬的事情——在我国，“非遗”权利的选择，其实是“无法可依”
尴尬的名分：“上次在监狱，这次在法院”
庭审结束，并没有当庭宣判。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18号庭外边的走廊里，刚才在证人席作证的“神头”詹学彦，面对电视和网络媒体的几台摄像机，唱起了安顺地戏《三国演义》里的“千里走单骑”一段。
“上次在监狱里唱。这次在法院里唱，算是给我‘正名’了。”回到贵州安顺家里的詹学彦憨厚地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5年前，在云南丽江，张艺谋电影《千里走单骑》的拍摄现场，詹学彦在“监狱”里也是唱的这一出。
人们也许早忘了《千里走单骑》的故事：高仓健演的日本父亲到云南寻找当地的一种面具戏。他的儿子曾来看过，念念不忘，现在得了绝症；他想让儿子离世前能再看一眼。千里迢迢来了，才知道台柱子李加民犯事进了监狱。好不容易找到监狱里，请李加民在他镜头前唱戏，李加民却提了个麻烦的条件。
电影里扮演李加民的是云南玉溪的一个农民，会唱当地的“澄江关索戏”。但影片的作曲郭文景在当地考察之后，认为关索戏要是搬上银幕，效果不够理想； 最终他辗转找到了贵州的安顺地戏。
电影里，露脸的“李加民”是非职业演员李加民，但在监狱里全身披挂戴着面具演关公的“李加民”，其实是詹学彦，安顺旧州镇詹家屯地戏队的“神头” ——地戏在当地也叫“跳神”。另外几位光头穿囚服的是他的地戏队员。
“千里走单骑”这出戏，是电影里不可或缺的成分——电影连名字都源于此。刚到剧组的时候，曾有位制片做神秘状对詹学彦说，拍完这个电影，他们就成明星了。他显然不知道安顺几支骨干的地戏队，从1980年代起就多次在欧洲、日韩、新加坡以及京沪粤港台等地演出，从海内外找到安顺来看戏的也大有人在。 1986年，安顺西秀区龙宫镇蔡官地戏队首出国门，在巴黎、马德里演出引起轰动，比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国际影坛打响“第五代”头炮还早两年。
拍摄工作开始，詹学彦和他的戏队成员才知道，他在电影里是给一个囚犯角色做唱戏的替身，他的队员还要剃光头，体验“监狱”生活。他们不太乐意，但既然已经约定了，活还是要给人干好。在剧组20天，地戏队员每人每天有60块钱报酬，这对他们已经是不错的收入。
与剧组联系这一次演出并且带队去丽江的，是当时已退休的安顺市前文化局局长帅学剑。他多年研究安顺屯堡文化及地戏，2008年著作出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中的《安顺地戏》一书。
地戏队的农民能有些收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张艺谋是国际知名的大导演，能够看中你们让你们去拍戏，这是一个无上的光荣；另一个角度说也是宣传我们的地戏。”帅学剑事后回忆说。
电影确实宣传了地戏。但谁也没想到是令人尴尬的“宣传”。
…….
Continue reading here:
找张艺谋打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