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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选刊：五种命案，一样解读
作者：王霄
（原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0年5月30日）
一般地说，处在非战争时期的国家，在其所有社会事件中，命案总是被列为特大或重大，引起社会各方特别是政府的高度重视，有的还因此引发重大的变革。 不过这种似乎应当是人类社会的正常反应也并非普世，比如就现代而言，有苏联的肃反、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中无以计数的生命的非正常消失。 我和当今左派朋友的一个重大差异是，我不能同意无视数千万具同胞的累累白骨，来讨论毛泽东的正确性;即使他还有某种正确性，也要和这些默默注视我们的冤魂共同来审视与评价。
这种漠视人的生命的现象，在今天仍然继续着，不过改了一种形式。比如当下中国有五种特殊的命案：矿难、屠童、富士康跳楼、拆迁自焚以及地震中被豆腐渣建筑砸死。这五种命案的起因，或者直接地和政府有关，如野蛮拆迁，或者间接与政府有关，如屠童、跳楼、地震中被豆腐渣建筑砸死、官商勾结或政府放弃监管 职责导致矿难。同时，命案发生后的处理，也尽显政府迟钝、包庇和搪塞，甚至将追问者投入囹圄。
归根到底，这些命案的发生和它发生后的一切，都是我们这个社会“模式”的综合反映。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其变化可用巨大来形容：既有巨大的成绩，也有巨大的问题，而且无论是成绩与问题，都具有巨大的独特性。这些，已然构成中国独有的模式，不仅是发展模式，也是问题模式。本文主要论及的是这个模式的问题，至于这个模式的成绩，虽不在论列，但这并不表示我不承认。
面对悲剧，谈论问题，只有深入到中国模式，才能找到答案。
被舆论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就是两句话、八个字：官员专制、残忍经济。
先来看第二句话：残忍经济。
中国最大的成绩在于经济，但这个经济也存在着巨大而深刻的弊病。中国现在的经济模式肯定不是市场经济，也谈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人定义它是权力经济，权贵经济，原始资本主义经济，但我说它应该是残忍经济。
早就有人用三高三低来说明中国经济的特点：高污染、高物耗、高投入;低人权、低资源价格、低消费。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中国经济的本质，是残忍。 这种残忍，既表现在对自然界的无理性的攫取与破坏，也表现在对弱势社会群体的无道德的榨取与剥夺，还表现在国内外无良权力与资本的勾结与瓜分。构成这种经济特质的当然有政治权力者的腐败与操控，但是也包括许多民间经济主体的疯狂与无情。这后一种的疯狂，也许并不与权力有直接的联系。中国经济如果不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残忍最暴戾的经济，那它也和奴隶制经济、原始资本主义经济等量齐观。最独特的，是它将政治权力与原始市场经济奇妙地结合，不但显现了在增长规模与速度上的某种优势，而且极大地发挥了这二者在非道德和无理性上的弊病。中国经济奇迹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集体发扬人类的动物性残忍，可以在经济上达到什么状况。
看看这五种命案，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经济模式有关。其中似乎关联最少的是地震中的死难者，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正是豆腐渣工程和建筑物抗震等级设置中的腐败，造成了地震中死亡人数的巨大。我们也许不能准确地预防地震(姑且认同中国地震局官员的说法)，但是我们也不能有效地提高住房的抗震性能和保障 工程的应有质量么?这种经济模式的残忍之处还在于，它不但不会亡羊补牢，而且会对人性中追问责任的善良进行残酷的迫害。
再来看第一句话：官员专制。
有人可能会提出另种表述，如一党专制、权贵专制或党的领导等等。
我认为，共产党领导或者一党专制，是一种表象，或者形式；而权贵权贵，贵依附于权，发了财的官员或官二代，靠得是什么?有权者，在当下不就是官员么?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实质，是官员专制，或者官员政治。
为什么说一党专制是一种表象呢?
中国共产党号称有8000多万党员，但真正掌握政治权力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当然绝对数不会小)，即各种官员，包括公务员、司法人员、企事业单位领导和军队领导。正是这些政治权力掌握者，构成中国最强势的政治集团，是中国政治的主导力量。而其他的共产党员，虽然同在一个政治组织中，也能够在某种情况下获取政治好处，但与官员们在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比如，对中国政治提出异议的，也有共产党员，并且越是远离权力，其对党的现状就越不满意。
当然，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性和党的领导体制的专制性不但有利于官员专制的形成与推行，而且成了掩盖官员专制的一种伪装。这种伪装不但欺骗了全社会，而且有时也蒙骗了党内基层广大的普通党员。
同时，官员的概念也大于一党。在中国政治版图中占据了权力位置的官员集团里，也包括了一些并非中共党员但仍然拥有相当政治权力的群体，如民主党派领导和无党派官员，他们在各级人大、政协、政府和各类企事业单位中基本都以固定的比例出任领导职位，整体算下来数量很是不少。他们按照角色的要求，在权力场 中举手投足，折冲奔竞。这些人并不仅仅是花瓶，而且是权力的分享者和利益的分肥者。他们的真实和准确的身份，应当是这个国家的官员集团成员。
我曾经说过，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可能是最坏的君主专制社会、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集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官员专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一种政治制度。
脱离一般社会成员而摇身一变为社会公共管理者的官员，在以往所有形态的社会中，都只是站在政治权力金字塔的第二等级上，因此它的自利本性和危害性总是受到某种抑制。王亚南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其实是君主与官僚集团共治的社会，虽然一般地说君主权力更大，但是官僚集团在很多情况下却是一个决定性的 政治力量，比如所谓天高皇帝远，又如弱干强枝。但是，中国君主专制还是有它相对的优点的：除了它对君主在政治道德和政治能力上的“君君”要求外，也形成了君主与官僚集团的相互的制约，特别是君主对官僚集团的约束力更强一些。同时，它也能够实现政权的比较平稳的交替，从而避免社会的动荡。
但是在没有了皇帝、而只有官员的专制政治下，我们看到，一，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官员们增大了政治权力，将原来的皇权也一并收到自己的手上，这 种权力的增大并非量的简单增加，而是质的飞跃，官员一下子成了全社会独一无二、至高无上、无远弗届、无微不至、风行草偃的权力;二，官员集团少了有效的制约，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为所欲为，也就是政府完全没有了牢笼的限制，猛虎出柙，张牙舞爪，穷凶极恶，权力肆无忌惮和无耻，官员通吃一切;三，在最高政治权力交替上，出现了许多激烈斗争，往往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政治动荡，从而增大了社会的运行成本。
以上三种情况，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毛后的中国，都是明显存在的。
虽然官员以其官阶大小和实权多少，在社会利益分肥盛宴中获取不一，总是官越大的得的越多，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形成了利益的一致性，则是没有疑问的。近来曝光的公务员经住房，只是一例。三公消费痼疾难除，原因也在于此。
毛泽东虽然有各种的错误，但他的伟大在于对官员集团的警惕与斗争上，他对执政后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滋生的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搞特权、搞腐败、不接受群众监督等现象深恶痛绝，并上升到政权的性质即政权与人民的关系的高度来看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最后不惜以文革的形式， 打烂国家机器和共产党。毛泽东的错误在于他所谓的“继续革命”的形式不对，整人太狠，夹带私怨，玩弄权术，以及轻视经济，漠视生命，但若说文革就是个人权力斗争，那就太看低了毛泽东。一个例证是九大时，刘少奇和所谓走资派群体已经被彻底打倒，林彪、周恩来和陈伯达都认为应当结束文革，转而抓经济，搞建设， 陈伯达根据这个思路已经起草了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坚持要继续文革，深入斗批改，重新让张春桥写政治报告，并因此揭开了与林彪、陈伯达 的政治分裂，最终造成了所谓第九次党内路线斗争。今天，人们重读毛泽东当年对于官员的种种批评，结合今天的中国现实，实在是叹为观止，惊讶他的正确性与预见性。而江泽民的最大贡献，则是实现了中共在执政时期首次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当然，这种交接并非完美无缺，也并不彻底，但是，从形式看，这已经是一个创举了，并且予社会以极大的福祉。不过官员专制的政治体制，并不会必然地保证这种权力交替方式会成为常例，反而我们会看到在这种交替中，以形式上的合法合理，掩盖了接班人选择与确定的非血缘关系的利益最大化实质。
在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或者如贺卫方先生所说是权力与资本的通奸——过程中，不但造成大量的富官(联想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在民主体制下尚且能巧取 豪夺如此巨量的财富，那么中国大陆高官们的财富水平，无待统计，自当会更令人瞠目结舌)，也催生了一批民营企业家即民间资本家，他们是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一个耀眼的新生群体。从表面上看，似乎这些先富起来的群体也在政治上取得了很高的地位，成为政治权力的分享者。不过他们不要高兴太早，中国政治的真正主宰者是官员，官员们可以和资本家勾结起来共同瓜分财富，但是却绝不可能让后者成为自己平起平坐的同盟者，更不会让其以金主的身份指手划脚。在官员专制的体制 下，资本家在官员眼里就是一个利益输送者，或者不好听地说，一条狗，用得上的时候给你一根骨头，用不上的时候，或者你有其他用处的时候，绝不会对你另加青眼。中国历史上官对商的压迫与欺凌，也是一个习惯。养肥了再杀，或者在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狠下杀手，都是常例。现在民营资本家感到在中国不安全，但其实民间的仇富心态，并不能对其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真正对其有伤害动机和力量并造成事实的，是官员。社会上如果没有民主与法制的条件，民营资本家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全。
官员专制和残忍经济二者一体。在这种体制下，执政者没有道德可言，全社会没有道德可言。即使是官员中口碑与风评最好的，如果他不是因为道德良心在政治上成为失败者，而是平安降落并安享这个制度给他的退休生活以奢侈尊荣者，也难以经受道德的最终审问。道德沦丧的关键，是政治体制的不健全，由此造成权力完全不受制约后的人性恶的膨胀，以及官员的社会示范效应。重新抬出孔子，祭出和谐社会，也无济于事。孔子当然是伟大的，但是孔子在今天只有道德的意 义，或者顶多给知识分子以一种家国天下的社会责任。对于今天的政治，它既不能提供制度的架构，也不能提供技术的支持。事实告诉我们，对于政治权力，只有民主、法治和权力分立，才能形成必要的制约。那种所谓坚决不搞三权分立的宣示，只不过表明了说话者拒绝人类政治智慧的愚昧，以及对社会财富堂而皇之监守自盗的无耻。
中国模式还在延续，在成绩与问题两个方面，不但关系到国人，而且影响到世界。中国模式的前景是什么呢?中国的前途是什么呢?刚刚去世的朱厚泽先生， 好像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悲观来自于深刻。人类并不总是理性的，面对着整体的道德与理性危机，虽然国人不乏呐喊与斗争，但从去路上，我还看不到光亮来自何处 ——所谓“话已说尽，事无可为”。但是社会已经不能忍受，种种命案层出不穷。生命和鲜血在告诉我们，这个模式已经破产，它的末路已经悄然来临。
原文链接：五种命案解读：中国模式已经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