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失灵”导致垃圾减量失灵

“社区失灵”导致垃圾减量困难

冯永锋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就是几年以前，我刚刚开始对垃圾发生迟来的兴趣，于是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访问身边的“垃圾人”——他们有时候被称为拾荒人，有时候被叫作“再生资源回收商”，有时候被叫成收废品的、捡垃圾的、买破烂的——我访问他们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一有时间就和他们在一起混混。所谓的混混，不过是他们在垃圾边干活，我在旁边看着，不太脏时搭把手，太脏了就捂着鼻子扇着手掌躲得远远。

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去拜访“社区”。北京上海这样在世界级大城市，到底有多少个社区，恐怕连国家统计局、中科院遥感卫星，也不太清楚。社区这个概念又是那么的含糊，有时候是指某个居委会或者村委会统治下的一大片地方，长人的与长草的都算上；有时候又是特指某个刚刚开发出来的商品房小区，这类社区的大小取决于开发商拿地、贷款和盖楼的能力，开发商能力大，盖出个天通苑那么大的地盘，那么这个社区面积就大得让人害怕，大得让人一进去就陷入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有的社区则可能很小，小的，甚至只有两三座小楼，外加一两座平房。

我第一个去的社区就真的只有两三座小楼，而且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这是某个教育单位的家属楼，因为是单位独有的，在社会主义时代，单位就需要成立这几座楼的管理委员会，因此，这个小区有一点点像是特区，或者是居委会的分支单位，它们给自己取了个“与子有别”的名字，叫“家委会”。家委会的人多半是搞教育出身，因此无论是外人还是自己都相信“素质高人一等”。大概真的是素质起了作用，1996年，当他们在电视里看到当时还不算著名的民间环保人士廖晓义大肆宣讲垃圾分类的好处之时，他们就发了要所有的人一起把垃圾分开的愿心。他们费了不少劲才找到廖晓义，请她来做指导。从此，一直没有放松。院子里垃圾分类的桶就更新了好几代，环保组织们不懂垃圾分类，但知道在桶上印刷垃圾分类的几个大字；环保组织不愿意在社区里扎根，于是就让这些桶在社区里扎根和风化。

十多年后，位于北京西城区大乘巷的这个家委会，名声并没有像某些人想像的那么鹊起，不要说北京市政府，就是北京市西城区的政府，也几乎不知道他们。但在我这样的人看来，西城区家委会大概是全中国公众能够做垃圾分类的最好证明点。当环保组织和政府组织不假思索地说垃圾分类推广不畅是“居民素质差”的时候，西城区家委会的人默默地用自己的劳动推翻了所有的误判。虽然他们心里很清楚，垃圾分完之后，出门仍旧被混在一起。

出了门的垃圾仍旧混在一起，这显然就是政府的责任了。当我去拜访政府官员的时候，他们往往做出三点声明，一是政府工作人员太少，无法应付全城每天生产的将近2万吨垃圾；二是政府的拨款有限，无法对垃圾分类放置、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各种设施进行更新改造。三是公众素质永远是非常差的，家委会能做到的，其他人一定做不到。

我当然不死心，于是就跑去追查更多的社区。2000年，当时就250个社区宣誓要做垃圾分类，我去看了几个，发现，社区居民连有人代表他们宣誓都不知情，更不知道垃圾分类的“技术方案”了。他们不停地反问我是不是搞错了。我又去宣武区的建功南里，那里是北京垃圾分类的明星区，廖晓义当年联合北京市政府给这个社区立了的一个绿色社区的大牌子。如今，牌子上的字依旧闪耀，而社区居民已不知垃圾分类为何物。

2007年，因为奥运会大驾光临，北京市抓紧了垃圾分类面子工程的建造。这次他们选择了党政机关和奥运接待场馆。随检查组去检查的时候，做得似乎都不错。后来单独去看，又似乎没有发现持续下去的热情和可能。

2009年，北京市开始要在几千个社区，在朝阳区麦子店的一个大办事处，“点面结合”地推进垃圾分类。然而，当我暗藏机心，去这些社区查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些社区仍旧有虚报工作的嫌疑。

2009年3月份，又随国内著名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去访问了海淀区六里屯垃圾处理园区周边的几个小区，发现，如果社区不作为，那么垃圾分类将永远不可能推进。2010年5月份，当北京阿苏卫垃圾处理园区周边的一些小区公众，联合起来要“自主垃圾分类”的时候，我又一次深深地感觉到，如果垃圾分类不从社区层面进行综合设计，那么垃圾分类或者说垃圾减量也将是不可推进的任务。

我认识的许多朋友，都在家里尝试垃圾分类，几乎每个人在家庭层面都能够成功，无论是干湿分开，还是把家里所有的湿润之物全都烘干；无论是把家里的厨余物用来养蚯蚓，还是用微生物发酵，反正只有稍微费点心，家里的垃圾就能够得到比较妥善的处理，有些人甚至开始畅想，如果他的技术和经验能够得到全民普及，那么，全国人民的生活垃圾都将可能实现“零排放”。

一些做地产的企业也开始跃跃欲试，我所认识的万科、万通、永泰、首创，似乎都有在自己建设的小区内推广垃圾分类的美妙理想。他们把这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他们把这视为“物业服务”的基本元素。然而，当他们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经理，找到环保组织，希望环保组织给出可行性方案的时候，环保组织也不知道如何“进社区”，哪怕是北京地球村长年扎根东四奥林匹克社区的经验，也似乎无法用来复制和推广。

于是所有的公众都把渴望的目光转向了政府，转向了全世界最大的公益组织，转向了环保部门，转向了城建部门，转向了“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希望他们能够带领公众突出垃圾的重围。

这些机构还真在呼应公众的需求，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比如北京市，就发动各个社区，在公交车站拉出了绿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第几个垃圾减量日”，为了表示节省横幅的决心，横幅中的其他字都是不变的，只有“几”字随时递进和更新，像地铁里窗户上的那行字“某月某日已消毒”那样，只有“某”字按需替换就可以。有些社区做得更积极些，在小区内的某个宣传栏上，刷上两行大字，上书“不要在丢垃圾时，丢了自己的脸”。或者又有些社区做得还积极些，把放置在公共场所的垃圾分类的桶，又重新购置了一批；有心的人去探望了一下，发现确实有进步，过去桶外是分开，桶内是相连的，现在，三个桶真的互相隔离了；只是，打开每一个垃圾桶，里面装的内容，似乎完全一样。

一切都没有变化。因为，在这个全民环保的时代，如果没有人在社区里做足够精细的工作，如果社区工作者还沉迷于痴心妄想和无所事事，靠横幅和宣传口号，就要让垃圾减量变为现实，那么，我们的社区工作也太好做了，我们的垃圾也太容易处理了，我们的公众也太驯服了。

衡量一个政策的诚意，其实就是看这个政策是不是在社区层面实现了流通和中转，就是看这个政策在社区层面是不是得到了积极的执行。衡量一个环保组织是不是真的进了社区，也是看这个环保组织在社区发动时是不是面对真问题做足了功课，看这家组织设计出来的解决方案是不是俘获公众的芳心。说到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组织的想法和理念，拿到社区层面上去检测，检测通过，估计就可推进的可能；检验效果不佳，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善，并继续试验，总有一天，“社会主义新城市”的中国特色社区，个个都能练就一身“垃圾减量本领”。

如果你要检测城市的垃圾减量工作是否真的在推进，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城市管理得是不是真心想解决垃圾的问题，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推开一个个社区的门，看看垃圾在社区的“生活遭遇”，一切你就会了然于胸。有了足够的社区作为你观察和立论的基础，你真的就可以身陷社区而知天下大势。

社区麻木，社区失灵，社区瘫痪，是中国当前非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垃圾减量或者说垃圾分类迟迟动弹不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社区管理者、服务者们，并没有把垃圾当回事，没有把公众的呼声当回事，没有把自家的工作职责当回事。 （201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