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许良英先生90岁而写。
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显著位置刊出“本报讯”，题为《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上面还有一行眉题：“公然反对党对右派分子 的反击”。8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一篇“新华社讯”《许良英李德齐是党的叛徒》。那一年，许良英先生37岁。
很多年以后，许良英先生回望和反思反右运动时，几次提到1957年的自己仍是崇拜、迷信毛泽东，更没有对极权体制本身产生怀疑，他质疑的只是党怎么可以出 尔反尔，既号召知识分子来提意见，人家提了意见，却突然变了脸，这样做，“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在“鸣放”当中，他本人并无右派言 论，他因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为右派。所以《人民日报》指控他——“这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真面目的充分暴露，还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号 召之后。”
他常说自己真正觉醒，对这个制度、对毛泽东产生根本性的怀疑，是在1974年开始的，他意识到自己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从那时起他 一步步踏上了追求民主的道路，背离了他年轻时所投身的这个革命阵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争自由、争民主的重要象征。但是，透过《人民日报》对他的批判，我们 还是可以看到，即使在1957年春夏之交，他就具备了一定的民主思想萌芽：
“许良英认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有许多好的东西，如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等等，值得我们继承。并认为只有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才能‘使社会主义 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赶过资本主义国家。’他说这是他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后的‘心得’。并到处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 和自由。他曾对科学出版社的一位同志说：‘资产阶级旧民主好，苏联所以发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为缺乏资产阶级民主。’”
“他四出奔走点火，曾经向科学院院部、几个研究所、中央团校等十多个单位的二十多人散布对中央、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社论的不满言论；向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所 谓‘民主’，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他认为党中央、领袖和任何人都不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独立思考’。科学院党委书记对他进行教育后，他仍 然坚持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说要坚决反对党中央这样做法（指反右派斗争）。”
报道还说，批判会上，“留学美国的科学家举出了美国劳动人民没有民主自由的许多事实，来驳斥许良英所十分欣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我认识许良英先生很晚，直到1995年才接触到他的文章、著作，并开始与他通信，15年来我们通信不辍，也有过多次的见面交谈。时间的流转不可抗拒，许先 生今年90岁了。时代的浪花翻卷不定，变幻莫测，而他就是一块经得起潮起潮落的礁石，始终平静地屹立着，不为物喜，不为己悲，持续地做他要做的事，不为外 界环境的变化所动，视世俗的浮名功利如无物，坚持独立的思考，坚守他的价值选择。
他生于1920年，在他成长的时期，“五四”的浪花已经消退，在偏远的浙江临海，他从“九一八”之后开始关注民族的危亡，身历“一二九”以来一系列学生运 动，成为浙大乃至杭州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直接参与领导了于子三运动。1949年以后，他觉得革命已经完成，要回到科学研究中去，不久就遭遇铺天盖地的反 右运动。在被放逐回故乡种地的岁月里，他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因为选择革命，他曾疏远了物理学，令他的恩师王淦昌惋惜，爱因斯坦的研究也许稍可告慰他 年轻时做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在经历“文革”的生死考验之后重回中国科学院，他已年近花甲，大好的时光都已消逝。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站到了时代浪 潮的中心。今天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激荡的80年代，正是他与比他年轻的挚友方励之等人举起了科学、民主、自由的旗帜，带动了那个年代的启蒙 思潮，并直接影响了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他们身上蕴含的学术和思想力量，毫无疑问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因子。方励之曾对一位美国的教授说，自己的民主思想源自 许良英，令他意外。如果说，1989春天，他与许多自然科学家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成了89民运壮丽一幕的重要序曲之一，那么“liusi”的血腥杀戮是许 先生晚年最大的心伤。凭着他正直的个性、敢于直面现实的品格，在万马齐喑的90年代，他一次次地为人权、民主大声疾呼。在淋漓的鲜血面前，多少知识分子或 改弦易辙，或保持沉默，或顾左右而言他，敢于说真话、直指真相的举国上下寥寥无几，许先生就是其中骨头最硬、乃至看上有点迂的一个，所以他多次说自己就是 安徒生童话中那个直言皇帝无衣的小孩，他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百岁高龄时还为他这个学生担心。
1992年他在《未来与发展》杂志发表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是“liusi”之后第一次有人在媒体上公开地呼吁民主，为“和平演变” 的合理性辩护，尽管文章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但还是遮不住逼人而来的锋芒，被中宣部视为严重的政治事故。同一期发表的还有李锐、胡绩伟、于浩成等人的文 章。1993年春节时，李锐先生还当面说他的这篇文章“闯了祸”。也就是这个时期，在经过无数血的教训之后，通过对自己革命生涯的痛苦反思，他逐渐领悟到 中国的民主化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首先要有一个思想启蒙阶段，民主化的道路应该是和平、非暴力的，要避免重复暴力革命的老路，从地下党阵 营走出来的他反对年轻人重复地下斗争、秘密组织那一套。同时他认识到，中国实现民主需要有一批独立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任何权贵和势力集团，具有独立人格和 独立思想，通过思想影响社会。这些思路他在90年代初就已形成，我与先生初识时，他也曾郑重地将这些观点告诉我，对我产生了深深的震撼。随着时光的推移， 现实依然是那样的严峻，许先生的思考就愈益显示出它的可贵和沉重。这些看上去似乎寻常的结论，不是象牙塔中得来的抽象原则，而是他从风风雨雨中一点点悟出 来的，既包含了他的生命体验，也有他在世界文明史中所得到的启发。1994年，他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发出的联名信，1995年他发起的宽容呼吁，1996 年他为王丹的辩护……在幽暗的夜空中，这些声音代表了一个时代最有血性、最有担当、也是最真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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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