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事件发生后，我先后写过四篇文章，从未直接谈论汪晖及其是否抄袭，因为我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整体学术环境要比某人的问题严重得多，这个事件中有些辩护者要比涉嫌者恶劣得多。事情要拣大的做，何况有这么多人谈论汪晖，我可以不谈了。如果汪晖有个坦诚认错的态度，我不会写作本文。是汪晖在《联合早报》（8月2日）上的言论逼着我说话，谈他的抄袭问题。
“《反抗绝望》是22年前的著作，就像许多著作一样，存在一些缺点、疏漏，有些是当时的学术和出版惯例造成的，有些是校订和写作中的问题，在重版中未能加以纠正；重版过程中，如前面提及的由于分段而造成的脱注现象。……但这些疏失与抄袭、剽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刻意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用莫须有的定义对早期作品进行攻击和构陷，就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了。”（汪晖：《联合早报》8月2日）
他只承认有些“缺点、疏漏、疏失”，还有些是“重版过程中，由于校订不细，还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不承认一丝一毫的抄袭。这意味着要怀疑者找原版，最原始的只好看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博士论文打印稿。他的防守底线是疏漏。但是疏漏是主观因素，抄袭是根据事实。不管如何，汪晖提出了“疏漏”和“重版”问题。我们就看论文打印稿，只讨论是故意还是疏漏。
某一剽窃属于故意还是疏漏，有时是难于判定的。巧了，汪晖的文本给我们做出判定提供了一线亮光。各位先读读马克思的这段语录：
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
生的。
中国熟悉马克思著作的不乏其人，但我怀疑没有多少人能一瞥就说出这段话的出处，不仅如此，多数学者恐怕要找到其出处，都要费上一番力气。您再看看下面这两段话：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
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
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
候,才会发生的。”
①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汪晖博士论文打印稿97—98页）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
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
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
候,才会发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57页）
两段文字完全一样。汪晖未注明这整整一段话来自李泽厚，却没有忘记注明其中的马克思语录的出处。汪晖的打印稿博士论文（98页）以页下注的方式标明了这段话的出处，和李泽厚如出一辙，只写了那篇文章的名字，未交待刊载文章的著作。河北人民出版社版《抵抗绝望》（122页）、三联版《抵抗绝望》（129页）则更详细地标明出处：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3页）；而对引用的李泽厚的文字依然不做注明。
如果这是孤证，再看下一条证据。下面的文字分别来自汪晖和张汝伦的著作：
伽达默尔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
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据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
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
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
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①因此，现代释义学的下述结论恰好构成“反传统”的存在模
式的悖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 ②在伽达默尔看来，启蒙运动在
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
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
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
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
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
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伽达默尔指出：“不应把理
解设想为好象是人的主观性行动，理解是将自身置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中，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
合。” ③
①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②伽达默尔：《哲学释义学》第9页，转引自同上书第176页。
③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50页，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
（汪晖博士论文打印稿，106—107页）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
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据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
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
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
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从启蒙运动以来，在许多人眼里，传统就只有否定的意
义，尤其是它常常同”成见和“权威”这两个概念联在一起，就更显得是如此了。所以古典释义学念念不忘
要人们摆脱传统给予他们的成见和束缚，甚至最好“抹杀”自我，以达到客观的理解。伽达默尔在这个问题
上所持的立场正好相反。伽达默尔指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张
汝伦《意义的探究》，175—176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
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
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也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
中才能起作用，理性和传统不是对立的，“在传统中并不限制知识的自由，而是使它可能。”传统的确
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
件。（张汝伦《意义的探究》，179页）
上面一段汪晖的文字，中间没有任何删节。其后是两段张汝伦的文字，两段文字中间没有任何删节。请对比加粗处。
汪晖论文中的伽达默尔的语录都是引自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伽达默尔的语录都忠实地打了引号,而张汝伦的两段话却没有得到同等待遇。张汝伦被引用的第一段话基本是逐字照抄，却没有引号，注中只说“参见”，如此手法是淡化张汝伦的作用，占张汝伦的便宜。严重的在后面。张汝伦被引用的第二段话既没有引号，也不给出处。更严重、且耐人寻味的是，居于汪晖所引用的张汝伦的两段话之间的伽达默尔的语录——“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被加上引号、且做注。在吸收释义学的思想资源中，汪晖首先是得益于张汝伦，因为汪晖是从张汝伦这里接触到伽达默尔，他对后者的很多理解也得益于张汝伦。汪晖严谨地为出自张汝伦著作中的伽达默尔的语录打引号、做注，却对张汝伦的文献不打引号、乃至不做注。
我认为以上两个例证可以推翻汪晖的抄袭是疏漏。如果是疏漏，为什么疏漏了本土学者李泽厚和张汝伦，严谨地记载着世界级权威马克思和伽达默尔？这是高度选择性的“贴金”和“遗弃”。特别是，后者的话你是从前者的著作中读到的，被注释和被抄袭的话语就在同一页码，乃至同一段落中比肩而立。
(载于《中国青年报》，8月9日，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全文）
请看原文：
汪晖抄袭不是疏漏的两条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