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如何应对环保组织的挑衅

冯永锋

在中国做企业都像在犯罪,而很多企业确实也是在违法犯罪的边缘且战且行。似乎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企业都特别害怕公众的追问。有些公众的问题其实很无心,很随意,但企业一听就可能毛骨悚然,暗暗颤抖,出虚汗,急心跳。

以前遭遇的公众挑衅,往健康的方向数,多半是工人的劳保问题、员工的生存环境问题、退休的工资问题、十险八金问题、产品的质量问题、产品的健康风险问题等。后来,公众遭受的欺骗和伤害越来越多了,也开始追问起产品的环境责任问题,产品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污染的控制问题等。再后来,有一些好事之徒们,发现中国最缺乏的是环保组织,于是纷纷成立,要代表公众监督企业,要代表环境声讨施害者。

很自然地,环保组织,以及没有环保组织笼罩下的公众,开始学会了生存自卫。他们的眼睛越来越锐利,他们的身体越来越敏感,他们迟钝的刀磨得越来越快,他们嗫嚅的嘴巴起来越一语中的,他们发现国家有无数的法律法规可协助他们获取正当的利益;他们学习每一个行业的“内部”知识都如巨鲸吞舟,消化得比要高考的学生都来得快速和彻底。

在一个公益不发达的社会,自私权利的维护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基本前提。在一个公益发达的社会,自私权利的表达也是释放公民权利的最重要基础。当所有的人都发现个人生命的可贵,当所有的人都能够对来自企业和政府和伤害大声地说不,当所有的人都可以站在自家的身体和物质面前,与每一个侵犯者发生格斗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有希望和有朝气的社会。

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对身边的企业发出质疑和挑衅,无论这个企业是个真正的环境友好企业还是一个伪善的环境风光企业。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个环保组织都可以代表区域的公众利益和区域的环境利益,代表“少数人”或者“多数人”,对那些仍旧敢于向大自然排放污染物,仍旧不计成本地伤害生态的所有“建设项目”,发出挑衅性的战斗檄文。

然而环保组织是些无事生非的人吗?恰恰相反,当前的国内有无数的环境苦难和社会苦难无人关注,即使每一个县级单位控制的区域都出现一个环保组织,也仍旧只能代理这些苦难的千分之一。然而环保组织是些贪图个人私益或者机构私益的群体吗?非也,环保组织生来就是社会公益组织的一个重要支系,他们替社会花钱的理由就是能够在尽量早的时间内觉察到环境风险,并尽全力对已经发生的人为环境灾难进行正义上的伸张。

这样的过程难免就是与企业发生摩擦的过程,这样的过程难免就是拿企业来开刀手术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就是拿企业来示众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就是挑衅企业应对公众呼声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其实是帮助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的过程。

如果说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表面上互相吞食实际上互相支撑的系统的话,那么社会生态系统也有这样的特点。某个行业的两大巨头表面上是冤家实际上可能是兄弟或者夫妻,每一个行业的所有同行表面上同在竞争其实是在合伙“刺激消费”,司法群落和媒体群落是为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健康而不停地消除腐烂和僵化,同样,环保组织或者说公民环保专家对企业发出的征战令,其实是在帮助这个企业重新获得发展生机。

在很多企业洋洋得意于当年的利润的时候,在一些企业沾沾自喜地又偷排了几吨污水的时候,在一些企业悄悄地给政府部门送贿赂而得到了苟延残喘几天的“芳心暗许”的时候,这个企业实际上是把自己一步步推入了不可救药的深渊。一个在环境责任面前觉醒得越晚的企业,最终死得越难看,死得越早;而一个得到环保组织的眷顾,及时剖开了身体的环境病灶,这样的企业才有可能被社会送上急诊室或者重症监护室,而得到复原和壮大的良机。

因此,聪明的企业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是不是对环保组织满怀善意的挑衅作出积极的呼应。因此,追求发展的企业应当赶紧给环保组织送锦旗感谢其妙手回春的当头棒喝。因此,懂得处理“危机公关”的企业会在环保组织发出挑衅令的那一刹那,开始迅速地跃入环保组织的频道,深刻领会环境保护对社会发展的益处,逐一检视企业每一个环节在环境表达上的不足,毫不犹豫地按照环保组织的批示进行整治和改良。

许多企业当然满怀嘀咕,以为环保组织是代表公众来敲诈勒索。有些企业难免想得非常狭隘,以为环保组织是打着替环境维权的名义来替机构谋取福利。有些企业甚至想得更加的猥琐,以为环保组织是“社会敌对势力”,或者是流氓黑恶势力。有些企业则可能想得很单纯,以为用贿赂政府的办法来贿赂一下、要挟一下、陷害一下、欺骗一下,就能通关穿隘。

企业这样想也难怪,因为社会生态系统充满了风险和欺骗,一不小心就可能不当遭殃。因此,在收到檄文之时,多做一些功课,多做一些鉴别,多做一些沟通,多做一些“社会生境分析”,多理解一下世界趋势和国家理想,也许就会很快明白环保组织的苦心,学会与环保组织的合作。(20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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