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路透整理的可能影响今日股市表现的重要新闻: 今日看点: –美国8月成屋销售年率. –美国9月16日当周抵押贷款市场指数与再融资指数.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利率决议. **宏观经济及政策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预估从9.6%下调至9.5%,2012年经济增长率预估从9.5%下调至9.0%.预计今年消费者物价将增长5.5%,明年增长3.3%. **重点行业和公司** –多位人士表示,新建核电项目审批工作或于明年初重启.修订後的核电中长期规划对2020年核电装机目标的设定,将不低于6,000万千瓦. –SOHO中国(0410.HK: 行情 )董事长潘石屹表示,目前房价还没有降到位,今年不降,两三年後还得降,因为保障房的影响太大.
阅读更多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重庆闭幕 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18日在中国西南部重庆市闭幕。. 2011 年 09 月 19 日 | | | 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闭幕 [File] 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18日在中国西南部重庆市闭幕。 来自世界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位华文媒体负责人、中国国内媒体负责人、传媒专家等将围绕“联谊、交流、合作、发展”的宗旨，就“国际话语体系中的海外华文媒体”这一主题进行高层次对话。 经过两天的讨论交流，与会代表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并就“国际话语体系中的海外华文媒体”这一主题发表了《重庆宣言》，主张华文媒体加速融入世界主流传播体系，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国际话语体系中更多话语权。 宣言要求华文媒体以传播资讯、传递信心、坚定信念为己任，进一步塑造自身的公信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搭建对话、交流、融合的平台，担负起促进各族裔文化融合、促进海外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推动所在国经济文化发展、推动世界和谐进步的使命。 西澳州与中国签署商贸投资协议 澳政府拟修改移民法广遭批评 澳大利亚女网英雄斯托瑟载誉归来 本台驻台湾通讯员，擅长以国语和闽南话编播、制作题材广泛的专题节目，先后制作、主持过有关时事、文化、妇女及公益社福等方面广受欢迎的节目。 本台驻香港通讯员，不仅是香港优秀的普通话节目主持人，而且是香港说普通话活动的积极推动者，所主持的“普通话大联盟”和“情迷中国”等节目拥有广大的听众。 本台驻新加坡通讯员，以主持活跃轻松节目和大型活动见长，曾获动力电台2000年新生代主持大赛冠军，所主持的流行音乐节目深受新加坡听众喜爱。 我们的英语教学节目均以中、英文双语播出，课文、录音都在网上发布。 英语讲座
阅读更多伟达：温家宝的“天鹅之歌”？ （2011-09-21）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一个头疼的问题 [时事漫画] 标普下调意大利信评 [名家专评] 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国政情] 中国不良贷款 明年或显著增加 ● 伟达 审时度势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在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会上，再次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放言，他讲了五点问题，而第一点属于提纲挈领的性质：“坚持依法治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任务是邓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我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 众所周知，温家宝几乎是近年来中国高层关于努力推动政改的唯一倡导者，曾在多个国际国内重大场合作出过类似上述的表示。但是很可惜，表示归表示，具体的实行却鲜有发生。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各种阻力很大。已经习惯于一元政治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文化，最为忌讳的就是限制权力。此个忌讳的古典表达如“犯上做乱”，而其当代语汇则包括了“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于是当温家宝在21世纪谈及如此敏感话题时，都还不得不搬出20世纪的邓小平来为自己“保驾护航”。 中国政治文化的“两难”在于执政者从来坚持“绝对领导”，否则就认为国家民族将分崩离析；而“绝对领导”又面临着“绝对权力等于绝对腐败”这个致命陷阱。如何有效克服这种两难，中国文化中几无过往经验可以借鉴。外国倒是有譬如民主自由，权力制衡，法制科学等手段，但中国出于掌权者私利或担心于自己水土不服，所以学习借鉴起来总是三心二意，踌躇不前。 中国的大众心态习惯用“好坏”来鉴别政治，实际上这种近乎情感层面上的判断没有多大意义。尤其对当代政治体制而言，更重要的恐怕是应该检验其运作的合理与科学性。如果一个体制中发生的事情经常讲不出多少道理，那就很成问题了。 譬如有宣称说，我们是人民的国家。那么我们不妨沿着这个话题梳理一下，人民普遍可以直接投票选举或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吗？普通人民拥有宪法保护的财产权和自由言论权利吗？民办企业，学校，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有多少？司法是独立运作的吗？等等。如果答案多有折扣或不知所以然，那么所谓“人民国家”的宣称就颇欠准确。 再有宣称道：我们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具体根据又是什么呢？譬如人民允许被代表的具体授权方式为何？人民代表的资格是如何认证的？重大国内和外交决策得到人民的监督、质询和支持了吗？国家的主要财政，司法，和政治程序是对人民公开透明、并最终听命并服务于人民吗？ 如果大框架组成的道理和科学性不充分，具体运作起来及其结果也必然是勉强甚至荒诞的了。
阅读更多张广昭：民意“干扰”司法的中国悖论 （2011-09-21）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一个头疼的问题 [时事漫画] 标普下调意大利信评 [名家专评] 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国政情] 中国不良贷款 明年或显著增加 ● 张广昭 民众对于政府的失望，对于司法独立的失望，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失望，正是法官“痛苦”于专业审判常不被信任的根源。 中国聚焦 当今中国，随着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的兴起和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公共参与意识表现得愈来愈强烈。在这种背景下，近些年，尤其是今年，中国大陆的司法维权模式呈现一种非常醒目的现象，即法律面临“民意不可违”的司法困境。 无论是“药家鑫案”、“李昌奎案”或者“小贩夏俊峰杀死城管案”，民意都表现出惊讶的一边倒倾向。可以说，这种现象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和社会都很少出现，为什么却频频出现在中国？这里隐藏着一个中国司法悖论的问题。 民意“干扰”司法的根源 其实，对中国稍有观察的人就能发现，民意之所以频频对司法审判进行质疑甚至干预，其根源在于中国的司法不独立，无法排除外界的干扰，尤其是来自行政权力以及特殊集团的压力。虽然中国很早就提出“依法治国”的治理目标，但在现实中“法”仍是一种单向的，以上对下管理民众的工具，对民权的保护可谓严重不足。基于此，中国老百姓对司法充满不信任的情绪便不难理解。 中国的现象往往渗透着高层政治精英的偏好和选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是真心想搞市场经济，想要把法治结合起来，以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党政系统还是人大系统，法治的理念都备受重视。然而变化发生在2003年，以中共中央成立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为标志，司法改革开始弱化各个部门主导法制改革的发展模式，主导者由司法机关本身转为中央决策层。 尤其是2008年以来，新一轮司法改革体现出鲜明的“群众路线”方针，进而改变了之前司法改革中由法院改革所日渐凸显的审判独立、法官独立所带来的司法现代性趋向。 说到底，司法独立、法律权威等价值要素之所以在中国很难生长，是因为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未能与之配套，并由此陷入了目前的司法困境。要想改变这一点，除却制度变迁之外别无他法。然而，这在中国至少目前是不现实的（执政高层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还没有达成共识，不敢轻易冒这个政治风险）。
阅读更多邓聿文：特供不除，中国食品难有保障 （2011-09-21）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一个头疼的问题 [时事漫画] 标普下调意大利信评 [名家专评] 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国政情] 中国不良贷款 明年或显著增加 ● 邓聿文 在食品安全不断恶化的背景下，近日中国媒体曝出浙江一些权力部门和单位，如浙省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部门以及一些外地政府机关，在该省生态环境优越的遂昌县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引起了舆论很大反弹。许多人就质疑，当官员，尤其是监管者通过权力，能够享受到无毒无害的有机食品，自己的食品安全得到保障后，他还会尽心尽力地去打击各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吗？ 百姓的诘问是有道理的。某种意义可以说，正因为政府部门，尤其是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之责的部门，对日益泛滥的有毒有害食品根除没有信心，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食品特供渠道，先把自己小圈子的食品安全保障好。只要自己能够吃到放心的蔬菜食品，百姓能不能吃到，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客观上无疑会松懈食品安全的保障力度。惟有监督者自己也随时受到有毒有害食品的威胁，才可能尽心尽力地去考虑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问题，从而对各种有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这乃是人性使然。 但现在监管者选择了先确保自己的食品安全。权力部门这样做，当然是因为他有条件如此行事。这就说明，不管监管者自己是否明确意识到头脑里的特权思想，社会依然客观存在特权和等级现象。一个社会，要完全杜绝特权和等级是不可能的，总会基于各种条件，产生特权和等级，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竞相去效仿，建立自己的特权圈子，而社会并不去阻止。 现在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特供食品”并不只是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例，而是大面积存在，几乎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特供农场和蔬菜养殖基地与渠道，从商家喜欢为某种产品打上“特供”来看，社会也普遍存在着“特供”心理需求，这又进一步反证了目前的食品安全的确堪忧。 事实上，中国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对“特供”这个字眼并不陌生，它曾经高调地存在，代表着物资紧缺时代，普通人难以得到的好东西。任何特供，都表明一种物品的稀缺性。计划时代如此，当前的各种食品特供现象依然如是。只不过前者是普遍的物资短缺，现在则是让人放心的物品短缺，可称之为一种结构性短缺。 因此两者之不同是：计划时代的特供，是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按权力大小分配资源的特权和福利，普遍存在于官员队伍里的，它明确与权力和官职挂钩，权力越大，官职越高，所能得到的特供也就越多；当前的特供，则还未形成一种明目张胆的制度，它只是少数部门和单位借助于权力，为自己部门建立的一种福利，享受这个福利者，不单是单位领导和官员，普通职员也能得到。但不管怎样，特供存在本身，说明特权现象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 特供的寄生虫本质 假如社会多数人都想通过特权来谋取建立特供体系，从而使自己免受物资匮乏或免受有毒有害食品之苦，结果必定是食利者众多，生产者愈少，出现更多的物资匮乏，更多的有毒有害产品，最后导致整个社会不堪重负。 苏联就是前车之鉴。有研究者认为，二战后，苏联的生产效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国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原因就在于庞大的特供体系，霸占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特供体系下，特权与职务挂钩，并扩大到家属，致使党政机构设置越来越多，干部队伍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食利阶层。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