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原文地址： 地震思考录 作者： 韩寒 5年前，汶川地震，我和老罗等朋友尽可能早的赶到了成都。不少网友捐了物资委托我们救灾用。次日，又有几个志愿来救灾的朋友与我汇合。我们告别了牛博网的朋友，开始单独行动。在那里停留了一周多，有些话，也许此刻说出来比较合适。 作为第一批去汶川的人，对于“志愿者”三个字有很多感受。有人对主动去救灾的人颇有微辞。其实我部分赞同他们的苛责。在去往重灾区的路上，的确看见过一些志愿者车抛锚了，身体出状况了，搞不好救人不成反被救，也偶有志愿者的车辆堵路的情况发生。但总体来说，在512那样大的灾难前，志愿者带去的帮助远比他们造成的麻烦多得多。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谣言，比如“当年我们开着跑车什么物资都没带到玩，结果车坏了堵住了救援队的路”，更有不少是针对其他志愿者的，我不知道编这种故事的人是什么样的微妙心态。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一定是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去救助的，在救助的过程中，定会有不周全。灾难越大，越需要社会共力。有些人，对着这些因为热心而造成的麻烦不愿理解并且死缠烂打穷尽挖苦，反而对一些明显的公权力失职监管缺失造成的悲剧坐视不管甚至助纣为虐，我宁愿他在家里看跳水比赛。 但志愿者也有不少需要反思的地方，包括我也是。2008年，我和朋友一腔热血，到了那里，发现其实我们能派上的用场并不大。网友们因为信任，把很多的帐篷和物资寄给我，我和几个朋友一开始会选择有目的的发放，后来发现这工作如果没有专业对口的基金会，你干到奥运闭幕都完不成，而且容易一笔乱账。后来我让上海的朋友直接把物资给了壹基金。至于到四川的那些物资，我们两台车，白天拉满，一趟趟去往不同的受灾区，对于灾民的帮助其实有限。更大的帮助就是是能最准确的知道灾区所需，发布给大家，以便于网友们在捐物资的时候更加有针对性。在汶川时，我就收到了很多的赞美。其实根本就不配。很多冒死救助灾民的真英雄被媒体忽视，我一个拉货发物资和传达消息的志愿者却被人夸奖，其实羞愧。真正见识过巨大灾难救援现场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渺小。越往后这种羞愧感越重，以至于我一直戴着口罩，一看见有媒体来就避开，也没有发布什么我在灾区的照片。说这些只是想告诉大家，专业救援和热心救助之间的区别。好在我开车水平还行，没添乱，也招募来一些物资，不至于完全是个废人。配得起赞美的是那些乐观的灾民，很多专业救援队，志愿的救援者，一些专业基金会的志愿者，部分敬业却不过度消费灾民的记者，还有我们平时所挖苦和批评的部队及警察。 网络虽然对救灾帮助巨大，但网络谣言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扰。当时传播信息靠博客和论坛，这种困扰还不算大，无非是一些网友夸大事实。我们在汶川地震期间，常常看到网上帖子，说某地已经不行了，断粮缺水少药，广场满地伤员，快救救我们。在我们飞奔去的一路上帖子还不断更新，直播惨况。等我们到那发现该镇受灾很小，人们在广场上歇息聊天，甚至旁边餐馆和商店还有不少开业着。很多志愿者都闻讯赶来了，物资堆积如山。一周内，我们被这样的网络帖子牵着到处走，很多次到了现场才发现与描述不符。灾难面前，谁都不愿被遗忘，谁都想有更多的物资，但资讯传播的偏差，往往让由民间力量积蓄的重要的物资没有能去到最急需的地方。最后我们的经验是，往往寂静无声的地方，灾情真的很严重，叫得此起彼伏的地方，也许可以先缓一缓。 如今有了微博，甚至有人借灾难骗转发关注甚至骗钱，捏造了不少信息。一些朋友无法分辨，一心急都转发了，然后变成热门，民间志愿者甚至专业救援队都往那赶，等发现是假的已经浪费了大把时间。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求助微博都不敢转发，因为在汶川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不少教训。在灾难面前，网站对于类似求助信息在被广泛传播之前最好有基本的核实。至少ip地址完全不对的第一人称微博要格外注意。 我也建议在救援最重要的72小时内，名人明星暂时不要前往。不少人能认出你的脸，一旦排场比用场更大，再多的热心和善良都可能适得其反。反而是在地震后的心理创伤恢复期，愿更多的明星可以去那里，哪怕就是宣传，也是件好事。这点和我08年的观点恰恰是相反的，08年汶川地震的后期，很多明星去往现场。在那里呆了一周多的我那几个朋友对此有所不屑，都言作秀，说，为什么你们在最危险的那一两天不来帮忙。到了09年我就觉得，其实他们的做法是对的。这72个小时，应该留给专业救援队和有经验的志愿者。 还有一个感触。当灾难来临，最好的救援者其实是你自己和你身边的人。自救和互救往往是灾难发生后最有效的方法。建议学校能够开设或者强化救援课，教授各种情况下的自救互救方法。 亲历过几次灾区，更知道所谓道德两字，不能用来高挂。灾难各种，人心万千，境遇两极，也许谁都是高尚者，谁也都是卑劣者。面对自我的苦难，他人的生死，很多时候，你和你以为的你并不一样。我们都愿拥有一个更好的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行善修行的方式。善举A和善举B之间不该互相责难，也不要用动机论去解释那些善举，更不可道德绑架。我一个朋友，做了不少善事，很多不愿言说，饭桌上也不愿意谈起，更不会网络平台上有所表示。早年玉树地震时，不见他有动静，结果有另外几个朋友觉得他冷血。其实他的企业是第一批捐款捐物的，很多平时我们和媒体根本关心不到的慈善，他都会参与。人心肉做，有些苛责和绑架其实会伤害到行善者。对我所不理解的他人进行道德审判是我们内心隐藏的另一种灾难。话退万步，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就算不捐任何东西，甚至不关心灾情，只要自我为善，不害他人，就是对世界做的慈善。在对远方苦难的万千声援热血热心之后，我反而会看见身边有很多默然不显的困苦需要帮忙。众善够重，诸恶才能被诛；重善够重，困难才能不难。 祈福雅安。

作者： 苗蛮子   广东兴宁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思中最近摊上事儿了。其被曝违规为儿子李宇锋谋取“位子”——2010年7月，在没有笔试，由民政局自行组织面试的情况下，学乐器工艺专业的李宇锋顺利地进了该局下属单位工作。对此，李思中声称是经市里主要领导表过态的“不成文规定”：“凡是乡镇党委书记和局一把手，均可向上级提出要求，解决一名子女的工作问题。” 在一个官本位浓厚的社会，对于兴宁这种近亲繁殖的“不成文规定”，不必感到诧异。以人们的朴素认知来观察，类似兴宁这种事情，恐怕已如坊间所戏言的“早已烂大街了”。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所谓“不成文规定”，已然成为当前官场生态怪诞的风景，比如高规格的接待、涨价不严格遵守听证制度等等，莫不都是“不成文规定”。 这种语境下，违规招聘被曝光的，显然只是个别“保护措施”不到位或权力内讧的倒霉蛋——当然，即便被曝光，也未必就真的倒霉。看看近些年那些人神共愤的“萝卜招聘”、“火箭升迁”、“带病提拔”等等乱象，最终处理结果又有多少经得起检验？以兴宁此案而言，当地政府无法绕过的问题是：所谓“不成文规定”是经哪些市领导表态过的？李思中为儿子谋位子的申请又是谁同意的？既然李宇锋违规入职，相关招聘会否作无效处理？ 兴宁这种“不成文规定”，与近来屡被曝光的“萝卜招聘”、升迁堪比火箭的各色“神女神子”，并无本质性区别，它们共同揭示了权贵“世袭”回潮的症候。唯一的区别或许在于：如果说在“萝卜招聘”中，官方还有所顾忌，装模作样走走程序，或者弄个“绿色人才通道”什么的，总之多少得扯块幌子作遮羞布；然而在兴宁这里，当地官方干脆连遮羞布也不要，毫无顾忌地径直裸奔了。 违规招聘“裸奔”已显不堪，而官方的解释更令人齿冷。兴宁市人社局局长夏慧雄就大言不惭地说，此次招聘主要是考虑到地方领导事情多、压力大，“安排这些人的子女就业，也算补偿一下”，而李思中“快退休了，(这样做)给他个安慰，也是人之常情”。 如斯无耻论调，生动地照见了当下一些地方权力运行的种种病相：其一，所谓李思中“快退休了，给他个安慰”，所反映的是官场“权力过期论”下一些官员扭曲的权力变现心态；其二，所谓“补偿一下，给个安慰”，则是将公共资源当作权贵犒赏的“礼物”；其三，所谓“人之常情”，再次见证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特权和等级思维；最后，地方领导“事情多、压力大”，便以解决其子女就业问题来作“补偿”，无疑是“再穷不能穷干部”的翻版。正如有论者所说，“再穷不能穷干部”也是一个地区贫穷的根源，而实际上，兴宁属粤北贫困地区，是广东省有名的扶贫对象。 颇为意味深长的是，对于此次招聘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这位掌管人事的官员表示有些拿不准，“文件界定得不是很严格，完全违反规定不是，完全符合规定也不是”。很显然，这并非说我们的官员是不懂法规条文的“法盲”，而实则是一种推脱责任的遁词。这也正是“不成文规定”的玄机所在：一方面，“不成文规定”作为一种潜规则，全凭长官意志行事，并被利益各方心照不宣地执行；而另一方面，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即便出了问题，也可以矢口否认，撇清自身干系。 显而易见，“不成文规定”的实质就是“以权压法”，它所延续的是“权力通吃”的强者逻辑，因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潜规则往往比“成文规定”更具效力，也对社会更具破坏力。很清楚，权力通吃之下，即便如李宇锋者“现在干的和学的专业基本没关系”，但也丝毫不影响一个对医学一窍不通的杀猪匠去做医生，或者一个对教育一无所知的农妇去做教师……由此不禁联想到，时下我们老讲“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和衙门效率低下，从公招乱象中恐怕也能找到些许答案吧？ “不成文的规定”这种法外之地的利益规则，竟然堂而皇之地存在，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执政伦理和执政方式？显而易见，作为一种由税收供养并行使公共权力的稀缺性资源，公共岗位不是权力内部“合理分配”的蛋糕，而应全面向社会开放，让不同身份的公民都来参与竞争、监督和管理。关起门来私相授受，只能不断拉大日益固化的阶层鸿沟，加深民众的被剥夺感。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成为刺眼的真切现实，那这样的社会还有多少希望可言呢？！

作者： 苗蛮子   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再次起航。根据今年全国两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务院组成部门精简至25个。此次改革的重点，是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海洋、能源管理机构。 转换职能和减政放权，这是现行体制下推行大部制改革的必由路径。然而，纸面上的蓝图从来都是美好的，但要将其变成现实并非易事。研判本轮改革的前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进行的6次政府机构改革，特别是2008年大部制改革的教训无疑值得我们记取。 2008年启动的这场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改革，在媒体和公众短暂的狂欢之后，种种症状随即而来。首先最明显的莫过于：“副职”骤然增多，巡视员、调研员、××助理之类吃财政饭的闲人满天飞，比如佛山高明区市场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竟有14位副局长；而新成立的深圳市科工贸信委被曝有20个副职……这些闲人虽然“退居二线”，但工资、待遇一分不少。其次，由于内部关系没有理顺，一些地方的大部制不过是物理层面的简单拼接——部门之间表面上合在一起，但内部依然各自为政，部门之间“貌合神离”的现象突出。 在“正职减少、闲职扎堆”的情形下，很容易出现官场“帕金森定律”：面对稀缺的权力，各级官员在选人用人时，更加倾向于选择两个无能的助手，而不是能力相当的对手。这样，就会产生新的“庸政”和“懒政”。 再一个问题在于，现行体制下的大部制改革，在权力的划分配置和制约方面，大致是一对矛盾。一方面，大部制改革本身就具有权力集中的内在运行逻辑，而另一方面又存在监督难题——尽管大部制改革中提倡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分立，但在一个封闭的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内，这种“三权分立”显然不过是自娱自乐。这种大部制改革，政府部门的权力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愈益膨胀，形成新的权力垄断格局。在权力缺乏外部有效约束的语境下，这样的超级政府部门，也就有了为所欲为的条件。 以现代政治而论，政府是由民众让渡部分权力而实现的，它是公共利益的“守夜人”。这一性质既决定了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的角色，应当是公共服务提供者，也决定了政府的能力和权力都是有限的。显然，在法治和市场的状态下，政府既不是想管多少就能管好多少，也不是自己想要多大就有多大。历史早已证明，一个大包大揽、自由意志不受约束的政府，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极易滋生腐败，最终祸害民生。而一个政府倘若不能保护公民权利和增进民生福祉，也就无可避免地面临合法性危机。 因此，本轮改革的实质绝非简单的数量增减和职能的重新组合，而是把转变政府职能放在核心位置，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严格界定政府和社会、市场的边界，大幅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政府只要重点做好宏观规划、政策制定、公共服务及监督管理工作，为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即可。至于其他一切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务，则应当放手交予市场。政府唯有将角色定位于公共服务者，脱离了繁杂且不必要的束缚和干预，市场才能够更加灵活，社会才能更加开放。 从理论上来讲，当然改革并不一定意味着裁人，不是将一部分人的利益无偿转移到另一部分人的“零和游戏”，也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在不对其他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通过权利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最大限度上有利于大多数人，从而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然而基于我国政府人事臃肿、效率低下的现实，无论是转变职能还是精简机构，无可避免地要触碰到“减人”和“削权”这两块硬骨头。 显然，这里所谓的“减人”，既不是部门之间人员简单的合并和裁撤，也不是改出一堆“闲人”和“临时工”，更不是将冗员甩给其他部门或下属单位，而是根据部门整合后的职能来进行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对于政府冗员则该裁则裁、该退则退。倘若经过一番折腾后，吃财政饭的闲人有增无减，或者仅仅是“坑位”的挪动，那这样的改革并无实质意义，而不过是“新瓶旧酒”罢了。 然而在一个“官饭”约等于“一切”的体制下，要真正做到“减人削权”，用李克强总理的话来说，恐怕“比触及灵魂还难”。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所谓“留口饭吃”是底线，“不降待遇”是原则，总之“不让一个人的利益受损”，已然成了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惯性思维。可见，大部制改革之难，既不在于改革理念的认知，更不在于机构数量的增减，而在于利益的调整和博弈。 本轮改革之所以难在利益调整，端在于一个“官”字，所谓“改革到官为止”的病态逻辑也正在于此——当改革涉及民众利益时，改革的阻力最小，雷厉风行说改就改；而一旦改革改到官员头上，就阻力重重，如蜗牛一般走一步退大半步。比如国企改革中，当改革无权可依、博弈力量极为弱小的工人时，工人很容易就下岗了，他们无可避免地成了改革的牺牲品；而当改革国企高管薪酬、约束国企领导公款吃喝时，就改不下去了。由此再推及其他改革，比如官员财产公示、公车改革、三公消费等等，莫不呈现同样的改革面目。 显而易见，敢不敢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这是本轮机构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但问题是，本轮改革敢于触碰既得利益者吗？是蜻蜓点水呢，还是动真来硬？对此，也许有人会说，按照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这只是一个决心和勇气的问题。然而，基于对中国现行体制的惯性以及官僚利益集团的庞大，本轮机构改革恐怕也会和历次机构改革一样，难免流于“改革到官为止”的结局。 动辄寄望于高层权力的决心和勇气，这是当下中国社会颇为流行的一种带有情绪色彩的观点。不可否认，在一个尚由领导说了算的体制中，高层权力意志往往决定着改革的走向及进度；而且，我们也从来不会怀疑高层对改革的态度。但时至今日，由于权力内部利益的多元且相互交织，那个“一句顶万句”、英雄创造历史的强人威权时代已然远去，技术型官僚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即便偶有充满人格魅力的政治精英出现，即便其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改革勇气和历史担当，但面对一个日益恶化的改革生态环境，恐怕也难免力不从心，而黯然离去。无须多言，这样的情景，已为我们所熟悉。 这样，当某项改革在被利益集团劫持的同时，而又无权予以有效抗衡，那么结果只能是：要么改革迟滞不前，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一切动作，不过是无伤大雅的花拳绣腿；要么偏离改革的初衷，而此时所谓的“改革”，实质上已成为既得利益者新一轮利益攫取的幌子和挡箭牌。此种情形下。我们时常听到的所谓“稳中求进”、“渐进改革”等论调，也就带有更多的欺骗意味，而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继续分赃”的代名词罢了！ 问题显而易见，考究大部制改革的根本病灶，又要回到一个已然说滥了的权力监督问题上来。无须赘言，不改变现有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格局，政府机构缺乏角色转变，不切实增强社会监督权力的有效性，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机构改革。倘若仅仅仰赖于“左手打右手”的内部监督，于是，陷入“精简—膨胀”反复的恶性怪圈也就在所难免。

作者： 苗蛮子   对于自家的价值不菲的宝贝，该如何防止被别人“拿走”？有人的做法是：把这些宝贝“锁”起来，然后再发个通知广而告之——相信诸君看到这里，已经嗅出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来了。 没错，我说的是国家文物局。近期，这个专司文化遗产保护之职的部门发布了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的第二批名单，吴冠中、关山月、陈逸飞等20余位著名艺术家的代表作被限制出境。加上2001年颁发的第一批名单140人，目前被限制出境的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达到160余人。 应当说，国家文物局此举与近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崛起不无关系。来自国际权威艺术机构的报告显示，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在全球总成交额所占份额高达41.3%，连续3年保持艺术品交易全球第一的排名。其中，2011年秋拍中，吴冠中《长江万里图》以1.495亿元拔得全场头筹，并打破了华人油画拍卖的世界纪录。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火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形势下，可以想见国家文物局“保护文化遗产”的压力山大，出台相关禁令自在情理之中，相信绝大多数国人也都希望有民族代表性的作品留在国内。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时至今日，国际艺术品的交流和收藏趋势，早已突破了传统国界限制。因此，限制艺术品的自由流通不仅毫无必要，反而有可能将原本合法的交易逼入地下市场，刺激相关艺术品的走私。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限制著名书画家的作品出境，还有可能影响中国艺术的输出，不利于中外文化交流。事实上，鉴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目前国际上对于中国书画了解很少。虽然近年许多中国书画家受到海外买家青睐，但这些买家实际上以中国人居多。以吴冠中来说，尽管其作品因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而容易让西方人感到亲切，但其藏家主要集中于中国内地，少量藏家在东南亚一带——而这也是华人聚集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华人捧红了中国艺术品市场。 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艺术的国际地位仍显疲软。很显然，中国艺术品要想在国际市场产生影响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应有这样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即不能搞文化闭关主义，应有文化输出的长远眼光和世界胸怀。一个简单常识是：文化领域里一切有价值的杰作，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艺术品的生命与价值，不在于封锁和限制，而是在自由流通中体现的。也惟其如此，才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艺术。以大文化视野的角度来审视国家文物局此举，与其说是保护文化遗产，不如说是一种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极度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西方国家的做法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对于艺术珍品，不少西方国家虽然也为其出境“设卡”，但艺术品的去留最终还是交由市场决定。比如英国规定，任何一件有100年以上历史、价值在8000英镑以上的艺术品出境时，均须取得政府颁发的出境许可证。不过，该禁令只是暂时的，体现的只是一种尊重文化的导向，目的是为国内有关机构争取筹集资金的时间。一旦暂缓时限到期，国内仍无买家，那么政府就必须给海外买家签发出境许可证，且不能对交易进行干涉。 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艺术强国，法国对于艺术品出境也有诸多限制，但规定“一律不准出境”的仅限于具备国宝资格的艺术品，其余珍品则以暂缓发布出境许可、减免艺术品交易税、募集公益捐款等多项措施加以挽留。即便是国宝级艺术品，如果买卖双方不能达成一致，三年后仍可自由离境。 在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上，英法等文化大国更多以市场的方式调节。比如英国对于民族精品采取优先购买权——在拍卖后，英国的博物馆、企业、个人可以用相同的价格优先购得。另外，西方国家还出台艺术品抵税政策，策鼓励藏家将珍藏文物回归大众机构。在英国，纳税人如果将艺术品捐赠给国内的博物馆，所捐赠的艺术品市值可以直接冲抵遗产税。该方案实施以来，英国政府成功地收回了许多艺术珍品。反观中国，现有的政策仍然对艺术品还实行高关税，这显然对艺术产业的发展和艺术品的回流不利。 相较于西方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则是我国糟糕的文化保护面目。必须看到，且不说早些年文革破四旧，也不必提近年来如火如荼的城市拆迁运动中政府官员对文化遗产的肆意破坏，单说博物馆里的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也令人堪忧。据国家文物局的调查显示，我国现有270多万件馆藏物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害，占全国馆藏物总数的25%，而且这一状况仍在继续恶化。 因此，对于中国的文物部门来说，眼下最需要做的事情，显然不是动用行政手段干预艺术品的自由流通，而是创新文物管理模式，完善文化保护法制体系，建立文物保护经费的科学投入机制。倘若国内堪忧的文物保护现状得不到根本改观，文物被损毁背后的权力黑手得不到有效遏制，那么所谓的限制艺术品出境，非但难言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反而将有可能使其面临万劫不复之境！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866?full=y 2013 年 04 月 10 日 17:28 PM 媒体札记：“谣言”的盛筵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凡是政府说的都会选择怀疑，凡是底层说的都会选择相信？   @ 作家崔成浩是中国微博世界里一个“神一般的存在”。据称，这个被 2013 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评委胡泳形容为“神秘而又广受欢迎”的账号，已经获得最佳中文微博客提名。 虽然在被新浪去除认证后，“崔成浩”已经不再拥有“平壤”的身份定义，但其自嘲亦嘲人的戏谑风格从未改变。这是一种类似于美国《洋葱新闻》或《南方公园》的“高级黑”表达方式，亦真亦假地扮演金家政权的忠诚捍卫者，时而抒发对朝鲜的无限赞美，时而表达对“美帝”的切齿仇恨，偶尔也调侃一下中国的热点事件，让围观者在“一本正经受不了”的忍俊不禁中，心领神会着对金家父子和中国政府的刻骨揶揄。 其实，也不必非要确认 @ 作家崔成浩的真实操作者是不是 @ 卓越兄，是不是那位深圳媒体人，相信 80 万粉丝中的绝大多数都明白，他并不是真正的所谓“平壤劳动者画报主编”，而只是假托此名来迎合那些早就憎恶金家政权的中国网民对朝鲜“虚妄荒诞”的想像。 当然，在揣摩受众心理、提供舆论产品方面，“崔成浩”是最成功的那一个。但他的脱颖而出，却也是建立在足够多热衷此道的义务创作者群众基础上——有些时候，甚至都不需要利用“谣言倒逼真相”作为护身符，反正，似乎也没多少人在乎一句话、一件事的真假，只要它符合想像、符合期待。 最新的例证是《买菜老人市场内突然摔倒， 178 人跨过仅 1 人守护》。长春新文化报周日头版报道时虽然选取的是“白衣女子坚守救护”的角度，但被门户编辑和微博用户更加着力传播的是文中下列描述：“整个过程中，共有 178 人从老人身上跨过，只有白衣女子一人帮忙看护老人”。 这当然符合中国民间舆论场上有关“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持久印象，再加上有视频截图为证，网络围观者又像一年半前面对“小悦悦事件”一样，痛心疾首，哀叹“冷漠社会”或者“好人做不得”。媒体时评也是闻讯而至，《 178 ： 1 的冷漠，人性道德何存？》《老人倒地 178 人跨过，集体冷漠的原罪》，声声泣血。 然而，有图不一定有真相。央广次日即有报道，称自家记者找到了这起事件的爆料人、亲历者，由大厦物业的王经理对“ 178 人打此经过，并从老人身上跨过……大多面容平静 ” 的说法表示“并不完全认同”：“个别有的顾客就从他那腿上迈过去，这是有的，但是不等于人人都从他身上跨，确实没有这事！录像非常清楚……由于人太多，个别人从老人腿部迈过去，但绝不是 178 人从老人身上跨过，跨过和迈过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大多数路过的人都在关切的询问老人的伤势。直到一位身穿白色上衣、手提棕色挎包的女子出现。” 在全国舆论中引发轩然大波后，新文化报此时也修正了自己的说法，在封面刊出白衣女子王玉玲的笑容，由她解释“帮忙的不止她一个”：“也有其他热心人，菜摊的老板、忙帮打 120 的大哥，还有一个戴眼镜的 30 左右的男士，也一直在现场帮忙，不止我一个。” 虽然也仍摘录了类似“是人心的冷漠还是对被冤枉的恐惧”的微博跟帖，但最长的一段点评还是在为当天路人集体辩解：“在已有黑衣商户拨了 120 ，也有‘白衣女子’看护老人的前提下，其他市民不离开做什么？是也一起打 120 ，把 120 给打爆？还是围在一堆都照顾老人，妨碍老人呼吸？在已有人打 120 和已有人照看老人的前提下，其他人自发离开是合理的，毕竟各有各家，各有各事，各走各路；而且其实，鉴于‘围观和过往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也正是‘白衣女子’为了避免拥堵、万一给老人造成伤害给疏导离开的。” 从此翻盘。昨天，曾经转载过《老人摔倒， 178 人从他身上跨过》的现代快报也以“真相大白”的语气，声明《 178 ： 1 其实是网友误传》：“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却在网上被部分网友描述成了长春版的‘小悦悦事件’……记者从当事老人、白衣女子和多位目击者那里了解到，实际上，现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般冷漠……视频中的‘白衣女子’王玉玲告诉记者：“当时为救治老人出谋划策的商户、市民有数十人之多，市场为方便急救车的到来还特意开辟了‘绿色通道’，只是这些东西都在网上疯传的无声视频里被‘过滤’掉了，这才引发了人们的误会。” 这篇用来以正视听的新稿件源自现代快报的主办单位——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当天亦以评论版头条位置刊出。在着力说明“‘没有蹲下的施救’同样珍贵”后，作者终将点评高度提升：“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人们很容易被不全面的信息所误导，若不能冷静思考、辩证分析，很可能与真相愈行愈远。” 对肩负辟谣重任的中央媒体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案例，于是，央视昨晚也加入进来，并且是用收视率最高的两档节目双管齐下。继《记者调查：“冷漠”背后的真相》后，新闻联播主播李梓萌诵读《编后话：有图未必有真相》：“网民们喜欢说：有图有真相。而从这件事来看，有图未必就有真相。网上信息鱼龙混杂，不乏有人造谣起哄。如果不加甄别，甚至带着定势思维和有色眼镜，那就容易偏听偏信，觉得社会一团糟，洪洞县里无好人。没有事实撑腰，结论可能是谬论，判断说不定就是误判。误判往往带来误伤，包括不实信息的传播者在内，人人可能都是受害者。” 而后，就是焦点访谈。请来医生声明“看到老人摔倒不轻易扶起的做法是正确的”后，央视编导将网络上类似“冷漠如刀”的感叹展示出来，再将结论引至反对网络谣言的视角：“看到这儿，真相大白。无疑，这是一次热心、有序、理性、科学的抢救过程。打电话的商贩、守护老人的女子、让开通道的顾客，甚至那些看似‘行色匆匆’的路人，他们其实都是在为抢救老人尽力。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一充满温情的抢救，在网络上变成了冷漠如刀的场景。对于网络，人们应该提升鉴别力，冷静判断，不轻易盲从。不知道传播者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也无法判断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在这次救护中，最冷漠的恰恰就是捕风捉影甚至是无中生有的传播者，他用冷漠伤害了很多参加救治的人温暖而又善良的心。” 那些被激发或者激发别人愤怒情绪的传播者，不管当初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这样的拨乱反正之下，现在的确哑口无言。其实，早在昨天，就有潇湘晨报发表《故意矮化公民道德只会适得其反》，作者殷国安除了自述对当下公民道德水准——“大多数是处于中间状态，一定条件下可以做好事，一定条件下可以做坏事”——的经验判断外，还针对这起爆料人制造的“冤案”，怒斥“纯属无中生有，简直有诬蔑之嫌”。 《轻信轻疑的矛盾体背后是弥漫的轻浮》——听上去，这篇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用来解释“ 178 ： 1 ”也很合适，虽然作者曹林最终选择的是另一条来自南方的素材：“继‘深圳最美女孩’假新闻后，最新一条流传甚广的假新闻是‘乞丐流浪 9 年获 700 万财产补偿’。报道称： 2004 年 7 月，家境贫寒的温州男子朱景从家里出发，因为经商连连亏本， 9 年来风餐露宿乞讨流浪。今年 3 月流浪回到家乡时，哥哥告诉失踪 9 年的弟弟，前几年家乡搞城中村开发，他已获得 700 余万元的土地补偿金。后被证实为一条假新闻。” 按照文中分析，之所以“不仅网络媒体转疯了，很多一向比较谨慎的传统媒体也转载了这条新闻”，是因为“它太符合媒体编辑的猎奇需求，加上转载者众，从众和扎堆效应下，无法抵制眼球诱惑的编辑们就失去了‘核实信源’并‘审慎把关’的媒介品质，集体去消费这条让他们亢奋的报道。集体消费的结果就是集体蒙羞。” 以“只要稍有点儿怀疑精神，就能够分辨出真假”嘲笑那些沉浸于传奇故事消费快感中的人，曹林要说明的是中国舆论空间中一种看起来似乎很矛盾的现象：“公众一方面很轻信，面对一个明显不合常理、漏洞百出的信息，缺乏基本的怀疑精神，轻易就相信一条符合自己想像、期待和立场的新闻。另一方面却又很轻疑，面对一条事实确凿、并无疑点的信息，总是不相信，盲目地怀疑一切，对不符合自己想像、期待和立场的事，都习惯用‘阴谋论’的思维去猜测，无证据、无原则、无理由地怀疑——无论你说什么，就是不相信你……符合自己的立场和口味，认定是自己喜欢的，标签为自己一个战壕的朋友，定位为自己期待听到的观点，那就可以不加辨析地选择相信，没有任何的戒备和思考。不符合自己的立场与口味，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敌人，在言说者身上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汉奸’、‘公知’或者‘强者’，就会本能地抵触，坚定地怀疑：怀疑其用心和立场，怀疑它的一切。这种思维在某些人那里甚至进一步简化为‘两个凡是’：凡是政府说的都会选择怀疑，凡是底层说的都会选择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