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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祥：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逻辑——兼论大部制机构改革 进入专题 ： 政府机构改革 大部制    ● 陈天祥   　　 　　政府机构改革是在价值取向支配下进行的，价值取向决定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容和效果，评价政府机构改革的成功与否也必须从价值取向出发。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从属于公共行政价值取向。政府机构作为实现国家意志的载体和工具，具有明显的执行属性，目的在于保证公共资源配置的高效和公平，因此，效率与公平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轨迹，从机构精简、政府效率等方面看，它基本上满足了效率的要求，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公平价值也获得了一定关注，但处于次要地位，导致严重的公平问题，其根源在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定位。只有将这种非均衡的价值取向转变为“讲究效率，注重公平”的均衡价值取向，才能准确找到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并进行系统思考和顶层设计，方可成功。大部制是兼具效率与公平价值的体制，是今后政府机构改革的有益方向，但也需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合理权衡与取舍。 　　改革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支配下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也不例外。任何价值观又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驱动人们采取行动，并决定行动的内容和效果。价值取向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层结构，是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力，因此，研究政府机构改革也必须从这里出发，才能找到制约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并进而发现其未来变革的方向。遗憾的是，我们浏览国内现有研究文献，发现以此为立论的成果十分少见。在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输入“政府机构改革价值取向”进行篇名检索和主题检索，只获得了5篇相关论文。这些成果论述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虽然定位于价值取向，但并没有提炼出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或者没有紧密围绕这一命题展开论述①；(2)将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等同于改革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②；(3)对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的认知存在偏差，如提出市场取向、公众取向和效果取向等③；(4)没有从价值取向出发对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效进行评价，因而无法提出对改革具有指导意义的方向性建议。本文力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1)总结和提炼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并对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梳理；(2)从价值取向出发提出评价政府机构改革的标准，并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效进行分析；(3)对今后政府机构改革和大部制改革提出相关建议。 　　 　　一、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 　　 　　有的学者认为：价值取向是指主体在价值选择和决策过程中的一定的倾向性④。也有学者认为：价值取向是行为取向，指人们按自己的价值观念对不同价值目标所做出的行为方向的选择⑤不难理解，价值取向实际上是最终决定人们做什么以及怎样做好的内在动力。 　　政府机构作为实现统治职能的载体，是政府意志的集中体现。要理解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必须从政府的价值取向或者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说起，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从属于公共行政价值取向。 　　浏览国内学者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应是效率和公平，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包国宪、周云飞⑥，赵林如⑦，龙兴海⑧，孙建军、丁友良⑨等。他们大都从乔治·弗里德里克森(George Frederickson)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理论中寻找理论根源，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只关注效率问题，新公共行政则增加了社会公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把社会公平加入到传统的目标和基本原理之中”，传统的公共行政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即：“(1)我们怎样才能够利用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提供更多的或更好的服务(效率)？(2)我们怎样才能够花费更少的资金来保持我们的服务水平(经济)？而新公共行政学则增加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服务是否增进了社会公平？”⑩另一派则认为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是民主或民主行政。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张成福、党秀云(11)，颜昌武、刘亚平(12)，孙浩(13)，赵晖(14)，陈毅松(15)。他们往往会从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与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的争论中去寻找理论根据。沃尔多对西蒙的效率中心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不管是私人行政还是公共行政，在一个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意义上，都失去了对民主理念的忠诚。它们是不忠的，因为它们坚持认为，不管民主是多么美好和值得期待，但是，它只是某种位于行政之外的东西。”“人们认为，我们应该将效率看作是行政‘科学’的中心概念，但因为我们‘信仰’民主，所以我们得容忍某种程度的民主，这种看法是在破坏美国社会的根基。只要这一规定得到实际的遵循，那么，要坚持认为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并同时承认它在行政‘科学’中的中心概念地位，就要承认自己是虚无主义的。”(16) 　　上述两种价值取向都有其合理性，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效率、公平价值取向与民主价值取向不是互相排斥和背离的，但两者的指称内涵有所不同，前者指目的取向，后者则是工具取向。民主是达致“善治”的药方，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的途径。例如，通过建立公开和透明的“阳光政府”，强化民主监督，是提高政府效率的有效途径；通过民主的诉求机制，反映不同利益主体的愿望，实现公共资源的均衡分配，就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更倾向于主张效率与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主导性价值取向，这是因为行政的最重要职能是执行国家的法律，主要是通过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实现效率与公平。尽管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理念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认同了，“政治、行政是密不可分的”越来越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这并不等同于把政治、行政混为一谈。政治是民主过程，民主价值是其不二选择，但行政承担着执行国家意志(法律)的职能，不能简单地将执行等同于民主。政治责任存在失真以及政治责任与科层责任之间存在断裂现象(17)，为此需要通过一些行政过程中的民主来加强公共责任，如通过政府绩效管理活动(18)等，以弥补宪政民主之不足。此外，国家意志的表达程序非常严格，法律有时落后于实践，需要通过民主行政达成利益共识，以弥补政治民主的时滞。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将民主作为公共行政主导价值的理由，不能否认行政是执行国家意志这一基本属性，否则，行政将会凌驾于政治之上主宰一切，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一句话，公共行政需要民主，但不能将公共行政等同于民主，也不能将行政工作当做民主工作来做。公共行政的执行性质决定了效率与公平是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民主价值取向在公共行政领域只处于从属的地位，只局限于行政决策过程的某些领域，并且是为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服务的。 　　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更是如此。政府机构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执行国家的职能，有效地贯彻政府的战略意图，保证公共资源配置的高效与公平，以达到“善治”的目的。政府机构设置是民主机制作用的结果，但不能说政府机构改革本身是为了实现民主行政。政府机构改革，在诸如撤销什么机构、设置什么机构、机构的职能和权限以及人员配备等问题上，重点应考虑如何保证公共资源的有效与合理配置，以便更好地落实政府的施政意图。因此，效率与公平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政府机构改革的效率价值取向是指如何通过机构设置更快、更便捷和低成本地提供公共服务以实现政府的职能；公平价值则是如何通过机构设置使公共资源实现合理和均衡配置，以更好地和更公平地满足民众的公共服务需求。长期以来，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官僚制的影响下，政府机构设置强调理性、准确和严格的职能划分，部门之间权责分工明确，不同岗位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和工作标准，实现政府工作的非人格化，进而使政治意志准确无误地得到贯彻和执行。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政府只充当“守夜人”角色，政府职能相对精简，在政府机构设置上更多地遵循效率原则和价值。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在福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政府职能扩张，政府大包大揽，为社会提供大规模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导致政府机构臃肿庞大，公平价值代替了效率价值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政府职能大量“卸载”，“管理主义”重新抬头，效率至上价值再一次被奉为圭臬，导致政府机构缩减，大量裁减人员，公平问题恶化，一些国家公共部门的人员走上街头进行抗争，一些公共服务价格上升、质量下降，产生了公共性危机。于是，一种新的替代性的理念产生，即新公共服务理论，实质是对效率至上主义的修改。由此可见，政府机构设置的价值取向一直都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反复和徘徊，但也说明，任何效率或公平单向度的价值取向都是有失偏颇的。 　　价值取向关乎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容和成效，评价政府机构改革成功与否必须以此出发，才能找到合理的标杆。基于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取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机构改革的成败：一是看机构的数量。一般来说，在面临同等规模的政府职能时，机构越多，效率越低，反之亦然。二是看政府工作效率。这可以用政府业务办结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它直接关系到民众和社会组织的交易成本和投资吸引力，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如果一个政府业务办结的时间越短，说明机构的办事效率越高，反之，则效率越低。三是看经济部门与社会管理和服务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主管经济部门的机构越多，说明机构设置更着眼于效率，即政府工作重心是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果主管社会事务和服务性的部门越多，说明政府越重视对公平问题的关注。四是看政府成本。在同样政府职能规模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成本越高，说明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越低，反之，则说明效率越高。五是看民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它反映的是民众对政府机构效率与公平的综合性评价。 　　 　　二、从价值取向看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效 　　 　　在评价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时，国内多数已有研究成果认为：它始终摆脱不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因而是不成功的(19)。也有学者认为：1998年以后的政府机构改革，尤其是2003年和2008年的改革，更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有助于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20)。本文认为：评价政府机构改革的成功与否，应该从机构改革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偏好去考察，看改革是否满足了这些偏好，然后再去检讨这些价值偏好本身，并由此出发去寻找政府机构改革的正确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改革实践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表面上两者兼得，实则效率至上，效率成为左右政府机构改革的优先准则，公平价值降至次要地位。改革开放和市场体制初期，百废待兴，效率价值取向优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通过改革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有助于降低经济社会组织的运行成本，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增加国家财力，为提供充足和良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奠定基础，解决公平问题。因而，这时的政府机构改革以效率为主导。何艳玲对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历年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组织精简(downsizing)一直是我国国务院机构变迁的主要基调(21)。机构精简的着眼点是效率，力图通过精简机构，减少官僚主义、公文旅行和办事拖拉的现象，并以此回应社会对政府支出过大的质疑。如果从机构数量多少的角度去评估改革开放后的政府机构改革，我们认为它是成功的，国务院机构总数从1981年峰值的一百个左右到近年来稳定在七十多个。 　　衡量政府机构改革的成败需要进行多维透视，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相适应。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最重要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的转型，促进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虽然我们无法对政府机构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但有一个简单的定性判断方法，即看投资环境的好坏。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外资和民间资本，而资本投向的重要考虑因素是当地政府的办事效率。政府进行了持续的机构改革，撤销了一些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府部门，砍掉了政治权力钳制经济活动的权力载体，从而大大放松了对经济生活的管制；与此同时，减少了政府的办事流程，提高了效率，也就减少了企业的交易费用，才使中国有较强的投资吸引力，促使外资和民间资本活跃起来，激发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到目前为止，中国非公经济总量已超过了半壁江山，形成了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态势，它们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些都说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政府机构改革 大部制   

2013-04-20 22:58:47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杂谈  |  浏览 116 次  |  评论 0 条 杨支柱   2012年12月24日夜（平安夜），赵常青先生邀请北京的部分律师、学者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聚餐共度“平安夜”。席间，大家围绕财产公开问题进行了座谈，与会人士普遍认为要求高官率先公布财产对于反腐败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我属于唱反调的极少数派。会后赵常青先生将各位的发言整理成一大篇笔录发表于海外若干网站。   今天我收到一条短信——“赵常青昨晚被带走并被抄家。抄走电脑、硬盘、笔记本、手机、徽章、书籍等物品。今天中午获知，赵已经被刑拘。通知书中称： 2013年4月18日以“涉嫌非法集会”对赵常青刑事拘留，关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内。”本人无能，帮不上赵先生的忙。为纪念赵先生对我的一饭之情，特转发赵先生饭后整理的谈话记录中我自己发言的部分。   杨支柱：我想这个东西（财产公开签名），不能说没有意义，起码说作为这种形式能够把人凝聚起来，这就是意义。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呢，我认为个人能干的事情是有限的。就我目前的看法，我日常的工作就是反计划生育。而我认为财产公开这个意义可能就比我做反计划生育的意义小，所以我就不参与了。但是我认为又比我反计划生育更迫切的事情，就是“全能神教”的事情，他搞得这么气势汹汹。他为什么要这么搞，他首先是给falun功一耳光，你们不要指望反天，不要指望说新主上来就翻墙变天。其实也给其他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其他的民间的不同的宗教信仰、民间组织，都给你们一个警告，你们要组织大了，就像全能神教的下场。他就是搞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必须给他一巴掌，狠狠的一巴掌，尽可能地有更多的人给他一巴掌，其实上这个比财产公开更敏感，但是我觉得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说话，我说完了。   杨支柱：我还是认为这次搭的架子比你们搞的教育平权要更小，这个官员财产公开的签名难度更大。事实上不是你想的财产公示好像跟任何人都有关，就是任何人都愿意签名。恰恰相反，群体越小，签名支持率越高，教育平权涉及到孩子的切身利益，可能是这个群体的人都要找到那里去签，而这个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更加倾向于有受害人的行动，教育平权是有受害人的行动，劳教是有受害人的，拆迁是有受害人的，计生是有受害人的，有受害人的群体，你签名的目标性明确。而这个目标群体是不明确的。谢谢！   杨支柱：我说一句，我不赞同你这个自由民主靠劳工的说法。社会上本身是存在阶层分化的，你特别提到一个阶层的时候，其实上可能其他的阶层就不参与这个事了。我认为有一个更好的概念——受害人的概念，这六十年来，各种受害人从镇压反革命、反右、文革到计划生育、拆迁、劳教，多了。我们在座的谁不是受害人？

2013-04-20 19:12:35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杂谈  |  浏览 11 次  |  评论 0 条 杨支柱 友人五岳散人著文《天灾面前，我们不需要制造人间的敌人》，批评了那些拨弄是非攻击姚明捐款太少、李宇春献血作秀的人。该文的大部分具体内容我是非常赞成的，但作者把把文章的主旨归结为“天灾面前，我们不需要制造人间的敌人”，我坚决反对。 “天灾面前，我们不需要制造人间的敌人”，平时就需要或应该制造敌人么?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制造”敌人吧？但是如果确实有”敌人”或不那么光彩、不那么科学的做法，批评一下又何妨?有了天灾，就应闭嘴么？由于五岳散人并不掌握任何权力，他当然是没有能力让那些拨弄是非攻击姚明捐款太少、李宇春献血作秀的人真的闭嘴，但是这种论调却可以给掌权者让批评他们的人闭嘴提供“民意支持”。 钱钢先生就走得更远，他在《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4日)一文中指出：“有的传媒朋友，现在就把注视的焦点集中在问责和反思。我想对你们说，你们想做的这一切都应该做，但现在不是时候。”。钱文遭到了梁闻道的“商榷”。梁闻道说,”万众一心，表达不同”，何况根本就没法界定何时为问责和反思的适当时机！当然，梁说的“万众一心”只是就志愿者、捐献者和批评者、问责者而言,顶多还包括电视机前感动的观众、收音机前悲痛的听众，想发灾难财的人并不在此列。事实上，许多批评者、问责者也是捐了款的，哪怕是其中并不相信捐款组织者廉洁的人，他们可能仅仅是因为相信总还有一部分捐款会用到灾民身上。 “奥运压倒一切”和“地震压倒一切”在逻辑上有什么不同吗？平时可以没人性，只需要在天灾时有人性？或者，平时只需有人性，天灾时必须成圣徒？“时机论”和“国情论”其实同样是特色理论，并不符合人类普适价值的。天灾或许能成为中国进步的一个契机，但基本的道德准则并不因为有无天灾而有所不同。难道天灾一过，贪污就合理了？政府盖豪华大楼就合理了？万不得已需要限制公民权利的行使，那也是灾区本身，不应当借机在灾区之外限制公民权利。 地震真能压倒一切也罢,但是它既压不倒挪用、贪污、受贿,压不倒某机关对公民个人的非法监控和非法拘禁,也压不倒贫富分化和物价非涨(会涨得更厉害),它唯一能压倒的只是批评的言论、监督的要求、问责的质疑!而压倒这一切的后果,将是灾难不断重演,救灾永远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国务院决定在国家机关、边境、使领馆降半旗3日以哀悼地震死难者，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首次实施。虽然在地震发生7日后哀悼有点晚，但它在实践上开创先例的意义不容抹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举措，却被某些歪嘴和尚念错了经。看京华时报2008年5月19日报道《北京影院所有院线将停映影片3天以示哀悼》，感觉北京的整个娱乐业不分公私都要停业3天。让私营企业停业3天，不是明摆着侵犯私人财产权么？没准有的私营娱乐企业早就停业3天以示哀悼了,仅仅因为政府一纸命令,他们还得再哀悼3天?须知地震已经1周,政府让降半旗哀悼3天本是亡羊补牢,但那些牢没破不用补的,也得跟政府亦步亦趋装着补牢么?哀悼死难者本应该是政府尊重公民的开始,怎么反而加强了政府对公民的法外管制？柏杨先生说“中国是个大酱缸”，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就走样，这是特别需要我们多加注意的。 姚明捐款、李宇春之献血不应受到批评，其实跟天灾没有关系，他们是因为没有法律义务而慷慨解曩！“白给的东西不嫌少”，平时同样如此。但是如果政府救灾不力或措施失当，当然是应该批评的；如果有人借为地震募捐贪污，当然也是应该法办的。因为救灾是政府的宪法义务，不贪污是任何公益组织、公益活动的法律义务！ 有人把政府救灾比喻成外科大夫做手术救人，认为不应该受到一点干扰。对此我不得不说，一个时刻关心着千里以外的人怎么批评他的所谓外科大夫，即使不是骗子假扮的,最起码也是不称职的。外科大夫的比喻不但不但没有证明停止批评的必要性，相反恰恰说明那些害怕批评的人别有用心和政府救灾不专心。毫无疑问，那些在救灾前线的官员、部队和志愿者都无暇看报、看网的，舆论批评、监督、问责的对象也不是他们，抢救工作怎么可能受到批评的干扰？

作者： 信力建   与去年拜访南方科技大学所感受到的阴郁纠结、裹足难行不同的是，最近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安排下，走访了几所洋大学，从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到上海纽约大学，学校的朝气阳光简约高效让人神清气爽，一首红歌唱出了心声“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是一种难以言表发自内心的欣喜境界，南方科大追求向往又触摸不及的解放某种程度在这里已经得到了实现。 首访西浦，中午在会议桌上跟席校长吃赛百味；再访上海纽约大学，俞校长带着大家在职工食堂吃工作餐，类似于盒饭。简陋的招待并未让校长们脸上无光，据席校长介绍，来西浦工作的几年里，自己几乎没有请过领导大吃大喝，早就习惯了“艰苦朴素”。原因无他，身为校长只是董事会任命的执行官，没有行政级别没有升官的途径，每花一分钱都要受到董事会和财务的严格监管。省时省钱的同时，大家的工作效率提高不少，即使是就餐时间，我们这些访问者频频校方有问必答也不妨碍大家交流的积极性，。按席校长的说法行政朝高效化努力，而不是去行政化。 尽管董事会中，中方占了一半的席位，地方政府也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中方并不能完全主导学校事务与发展，外方同样有相当的权力，官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员的百年模式仍然在此得以体现，制约中国的官员必须要靠洋人。上海纽约大学的俞校长告诉我们：中外董事会经常发生矛盾与冲突，大到投资管理，小到楼房设计，如果双方实在是各持己见僵持不下，最后只能放弃，与其瞎做不如不做，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可能性小了。要想在权力制衡下做成事情，教育理想很重要，对话妥协折中的艺术也不能少。 当一个学校顶层设计有了权力制衡，治理结构理顺了关系，学校的管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越来越像是一家股份公司。大学党委独大被完全打破，校长按行政级别的垂直体系被取消，所有行政人员都受聘于学校，成为学校的服务者，大学衙门那一套在这里不见踪影。所以，校长不是官，犯不着在花钱招待上没心没肺。两位校长不得不理直气壮勤俭持校。校长的主要任务跟国外大学一样：筹款；其次，尽量减少对学校各种专业事务的干预，比如说：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除了要参考学生高中以及高考成绩外，还通过举办极具特色的校园活动日来评估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估者都是来自美方的老师，校长主动退出，少了瓜田李下走后门拉关系的嫌疑。为教授们在专业领域内发挥才能提供了自由空间。 有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移植，国际化、多元化、全英文教学成为洋大学的基本特色。校园文化与国内高校有着很大的不同，监管学生的绳索少了，校园社团替代党委团委政治辅导员，成为学校的主流平台。作为洗脑的高校两课被五马分尸，以更为科学的方式融入历史、法律、国情、道德、自我管理课程中间。相信这些孩子在事实教育面前，能培养自己独立反思的能力，以更为客观广阔的视野看待中国与世界，历史悲情与现实难题。 在一片灰蒙蒙的“沦陷区”内，有一两处解放根据地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如果仅有这一两处活水，中国高校前景亦不容乐观。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繁花似锦，大师层出不穷，离不开13所教会大学的进驻，为提升中国人智慧才能做出了不朽贡献。高等教育杀出血路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开放的程度，据说不少政府的有识之士也在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为中国高等教育找寻出路。“办不一样的大学”是大家的心声，有了“不一样的大学”才能为“不一样”的学生提供更多成材的机会。培养千篇一律的螺丝钉和低端制造业工人的时代应该及早结束。 相比之下，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除了珠海有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外，并未出现洋大学大量引进的局面。如果我们能引进国外500强企业，为什么不能引进500强的大学呢？广州的高校要想杀出一条血路，在引进国外高校方面，必须加快步伐。尤其在广州大学城，空间、资金等巨大便利条件可以提供各所大学重新规划，引进合作方，然而其布局规划、办学理念、交流沟通还停留在农耕时代，你一头牛我一头牛，你一个晒谷场我一个晒谷场，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不得不说是一种浪费。

http://news.ef360.com/ArticlesInfo/2013-4-12/248222.html 新模式下的中国服装论坛 2013 年 04 月 12 日 10:03 　　来源：华衣网　　 IBM 对企业首席执行官调查表明，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首席执行官都认为公司的商业模式需要调整   　　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让新的商业模式产生成为可能。身处科技发展的“洪流”中，纺织服装业正在经历“传统”与“新兴”的博弈和融合。行业在新经济形势下，如何创新模式，同时为市场创造新价值，本届中国服装论坛或许能为正在新模式探索中的企业带来一些启发。 　　商业模式创新三要素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杜钰洲在本次服装论坛上表示，在中国纺织工业的“十二五”规划里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另外，行业要与现代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系统运行管理企业机制一体的商业模式。“即是说，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商业模式是来自于改革的推动，它不是出自于改革，而是现代经济运行市场配置资源，是必然的。” 　　杜钰洲认为，商业模式的研究，不是孤立地研究一种商业技巧，而是要注重时代性，商业模式的是人类历史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一种模式。在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不同的工业组织方式，或者不同的交换方式下，有着不同的商业模式。 　　十九世纪的时候，随着蒸汽机的完善和应用，产生了小规模生产，通过依靠技能工人和通用的机床进行生产。其决策的关键是企业喜好，它的组织就是大量小规模的手工做法，这个时候的商业模式可以说是客户拉动型的商业模式，客户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手工占的比重较大，随意性较大。 　　到了二十世纪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时候，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大规模的生产范式，按照生产技术过程，外部市场企业内部化，在长长的流水线上，工人就按照流程做最简单的工作，尽可能的用机器来代替标准化设备流水线，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这个时候是生产推动型的商业模式。这个时代，产业资本向着大企业集中。 　　二战后，随着技术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发展逐步预演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在这个预演阶段，初期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生产范式，即由大规模生产被少数几个企业垄断，开始进入模块化生产模式。“所谓模块化生产模式，就把原来按技术分工的劳动、适当的技术组合变成了功能，按功能进行模块分工，这些模块变成了独立企业，这样就产生了主体企业、配套企业、外包企业，形成了一个产业模式。这种方式使商业模式出现具有生产推动和消费拉动的双重商业模式，生产的管理作用和复杂程度的提高，用人的技能补充机器的不足，产生了柔性制造系统，其运营管理能力和工人的技能显著提高。这个决策的关键在于产品怎么组合，怎么细分市场，提高系统的质量。”杜钰洲表示。 　　第三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新型技术向传统产业扩散，其商业模式是产品工艺商业一体化，消费者参与设计，甚至有的能参与生产 ; 企业出现小微化，制造过程的智能化，生产系统的自组织等。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先进的企业不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而是带着伴有产业性质生产方式的革命和商业模式的同步发展。 　　商业模式很复杂。每个企业不同的商业模式，造就了企业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创造力。杜钰洲认为，要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主要围绕着三个基本元素：一是价值成果创造价值。企业做计划，办企业做规划都要围绕价值。而这个价值在商业模式核心里面，要考虑到的是外部价值和内部价值。外部价值是客户价值，无论是物质的生理的心理的，都要体现客户价值。内部价值，比如，对于消费者来说，产品的性价比是不是要比想象中好，如果有消费者剩余，那就和消费者建立了亲密关系，他可以成为回头客 ; 对于企业而言，获得了市场占有知名度信誉，其整个供应链得到了价值后得照顾到整体，这是新的商业模式和过去有所不同的，过去是甩给分包企业，社会问题都产生在分包企业。 　　第二个要素是资源和能力。围绕这个方面，一种是要具备开发性的资源和能力，一种要具备转变成生产产品生产力资源的能力。前者涉及发展前景，后者涉及配置效益。这里面要形成我们对产品质量品质的控制力，供应链系统的配置能力和配置效力。 　　第三个要素是决策。决策对于企业而言，是商业模式的一个头脑，决策生动地展示着企业生长的过程，通过资源获取价值链，比如研发生产的价值链，销售流通的价值链。 　　不难看出，价值成果、资源能力和决策构成了商业模式的整体。杜钰洲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还未完成，因此我们有发达的生产力，也有落后的生产力，企业由此的决策也不一样。对于纺织服装行业来说，要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产品，通过对商业模式的正确把握来提升生产方式以及技术水平。 　　互联网时代下的新模式 　　著名金融学家朱武祥教授表示，解决企业发展问题有五个方面，一是调整战略定位 ; 二是创新产品服务，提升产品品质和客户价值 ; 三是改善经营管理 ; 四是善用金融策略 ; 五是重构或升级商业模式。 　　朱武祥认为，重构商业模式很重要。据他介绍，在 1998 年到 2007 年晋级财富 500 强的 27 家企业中，有 11 家认为关键在于商业模式重构， IBM 对企业首席执行官调查表明，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首席执行官都认为公司的商业模式需要调整。 　　另外，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变革，我们的研发制造和渠道都产生了重大变化。而一些基础产业借助了 IT 技术，产生了很多非常好的商业模式。朱武祥认为，创新商业模式一定要考虑是不是能提升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高客户价值和利益相关的收益 ; 二是降低成本，在搜索、信用、资金、监督等方面有提升 ; 三是降低风险。“服装企业可能需要借助 IT 技术，重购服装商业中客户、供应商和经销商等交易方式”。 　　近年来，随着社交技术的日益发展，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与社交技术联系紧密的年轻人，正在从企业内部影响企业的结构模式，以更灵活的网络，为客户创造和实现价值。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体批评者胡泳表示， 2010 年《连线》杂志发表了一篇叫做《万维网已死 互联网永生》的文章，该文章认为过去几年里，数字世界最大的一个转变在于从开放式的万维网到半封闭平台的转移，通过后者，用户不需要通过浏览器就可以进行互联网数据传播，比如以 iPhone 为代表的移动计算模式。这个模式带来的变化是智能手机已经无所不在，完全只存在于移动设备之中。它们不受 HTML 语言规则的束缚， Google 也没办法抓取它们的数据。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这些平台，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 Web ，而是因为这些有特定功能的平台对他们来说更有用，或者更方便他们使用 ( 他们可以自动获得信息，而不用主动寻找信息 ) 。企业更容易在这些平台上获得商业利益，这更加助长了这种趋势。 　　早上起床你打开身边的 iPad 查收邮件———这是一个应用 ; 吃饭时登录 Facebook 、 Twitter 和纽约时报———这也是应用 ; 工作的时候，用 RSS 阅读器阅读信息，用 Skype 和即时通讯软件聊天———又是很多应用……你这一整天都在上网———但并没有使用 Web 。而且像你这样使用互联网的人还有很多。 　　胡泳表示，“移动”现在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核心成分，手机正在成为快速沟通和群体参与的工具，因为青少年越来越多地开始以有创造性的方式来使用手机，手机已经由通讯工具变成了娱乐中心。 　　 21 世纪价值的定义正在经历重塑，想要个性化的产品，想要参与到价值过程中去，要参与创造，最主要的推动力便是年轻的一代，因为科技的普及让消费者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生活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向。比如，当下微博等自媒体的兴起，都是这种趋向的鲜明代表。 　　第一财经频道总策划罗振宇表示，传统时代的媒体逻辑是，媒体产生注意力，它们写文章播电视剧，产生大量注意力，然后再对外出卖这种注意力的产值，媒体和产业间是一种横向协作关系。而在互联网时代扑面而来的时候，所有传统大众传媒的渠道价值正在化为泡影，互联网的本质就是消解一切强制性的相邻关系。 　　据罗振宇介绍，他本人做了一个自媒体叫做《罗辑思维》。有评论说《罗辑思维》是一场自媒体的试验，它是一个网络视频脱口秀节目。在运营这个自媒体过程中，罗振宇体会很深，他表示自媒体不是新媒体，自媒体是超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我认为中国自媒体的先锋，不是那种草根大号，也不是养出几百万粉丝的大号，而是郭德纲、周立波等人，这些人从来不放弃传统媒体。自媒体最大的好处是以人格为核心，所以传统媒体的核心基本上是路径，有准确的入海口，有清晰的地图，自媒体更像是座雪山，当冬天来的时候，只管在山顶堆上厚厚的积雪，怎样的具体路径下山其实并不重要，它一定会实现自己的商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