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郭宇宽：政府卖土地 企业造学校 进入专题 ： 地产城镇化    ● 郭宇宽 （ 进入专栏 ）   　　 　　现在经常有报道，一些地方中小学学生超额严重，媒体的普遍解读，一是城镇化带来的人口聚集，再一个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 　　但最近我到河南调研时发现这样的解释并未触及问题关键。 　　河南郑州的中小学校教室非常拥挤。拥挤到什么程度？一个学校的一个班级人数能达到七八十人，有的班级甚至达到上百人的规模。我们小时候教室里每列摆两张桌子，学生上下课出入都很方便，而在郑州的这些学校，教室里一列摆三、四张桌子，中间的同学要出来上个厕所都很不容易，而且连讲台的旁边都摆满了桌椅。 　　表面上看造成拥挤最直接的原因—-河南省是人口大省，郑州因为是省会城市，城市化比较厉害，加上外来人口涌入，这是造成学校拥挤的原因，当地人也是这么理解的。 　　但是在我看来，人口多并不是造成学校班级人数多的主要原因。河南省并不缺土地，郑州的人口密度再高也比不上香港、日本东京的人口密度，但是郑州的学校一个班级的规模居然能到七八十甚至上百人，本质上应该是城市的规划出了问题。我们看到郑州新的城市建设，建的高楼非常多，都是几十层的，而且非常密，一片区域里面盖楼的密集程度比香港还要密，前边一栋楼挡着后面一栋楼的阳光，据说按规定后面那栋楼每天只要晒到两个小时的阳光就算合格。这种情况并非仅在郑州存在,很多大城市在城市建设中都有类似的问题。 　　政府以土地出让可以获得很多收入，但是为什么把一些原来较矮的住宅楼推倒，建了这么多密集的高楼以后，学校布局却没有大的改变。原来的区域都是平房、或者四、五层的低层楼，有几所学校，进行城市化改造后，盖了几十层高的大楼，可想而知能吸纳的居民人数比原来至少翻了几倍，但是在这一片区域里，小学、中学校还是有限的几所，学校一个班级里的学位肯定是供不应求，那么出现拥挤的情况就不奇怪了。 　　我问一些政府官员：为什么在这地方搞这么多的房地产开发，使这个区域的人口密度大大的增加，而学校的建设却如此滞后。如果说学校建设都是如此，那么对一个区域的公共绿地及其他的一些配套设施来说，不用说也是非常成问题的。政府官员显得很委屈，做出的解释是：由于开发商唯利是图。政府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考虑到了学校的需求，比如每一万居民区的建设需要配套一所学校，结果这些开发商通过很多手段进行规避。本来要建一万人居住的社区，开发商分两期来建设，一期建五千人，二期又建五千人的标准，这样单个看就不需要配套学校了。通过类似的手法，使得原来规划区域中的学校总是被修改。 　　官员的意思是政府已经做出了规划，有教育预留用地，由开发商来建。但是开发商在执行中，一旦把土地拿到手，就通过各种手段来改变。不用想，这其中有很多灰色地带。为什么有关部门能够对规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然是其中有人拿了好处，最后更改了实际建设中的规划，原来的学校不见踪影，于是就造成居住人口密度大，而配套的学校却没有。成为一个只有居住，但是配套设施不足的实际建设情况。 　　房地产开发商作为企业，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给一个规则让他发展，在这个规则下去追求利润就可以了。问题是按照当前的土地出让制度，政府出卖了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作为政府的收入，而把提供公共建设这个要求变成企业的责任，由企业要求房地产商在盖小区的时候，配套建学校，然后再把学校提交给政府。当然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愿意这么做，假如能引来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在小区里盖一所学校，可能使得这个小区成为学区房，更加有利益小区房价的提升，这是一些非常有头脑，而且也需要一些外部条件配合实施的案例。对于更多的房地产企业来说，缺乏经营学校资源的能力,最快回笼资金的方法，就是尽量能在批给他的土地上多建商品房，因为他们是按住宅商品房的面积销售来回笼资金赚取利益的。让这样的企业来承担建学校的责任，即使是建了，在这种不情不愿的情况下难免会偷工减料，所以这个事情一开始责权利就不匹配。 　　按理来说，政府卖了土地，那么他对于一个区域的规划，就应该提供具有公共性的设施和服务。而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普遍做法是只卖土地，卖完土地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的一干二净，要求房地产商不仅要配套绿地和规划中的公共设施，连学校的建设都要由企业来承担配套。这种责权利不匹配的政策安排，是使得在郑州这样的地方，虽然房地产发展非常的迅速，远看林立的高楼比香港还密集,但配套设施却远远跟不上。这种布局配套的恶劣造成的恶果一旦形成，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延续下去，在郑州的孩子，和很多全国其他地方的孩子，要上学很长时间内都还会继续挤在七八十人的一个班级里，这不是城镇化和人口流动造成的问题,而是追求土地出让收入的城镇化政策不能与“人的城镇化”相匹配，这种利益与责任不匹配的不科学的政策造成的恶性后果。 进入 郭宇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地产城镇化   

公共话语危机中的“公知” 背运 徐 贲   文艺复兴持续了大约两个半世纪，到十六世纪晚期，已经进入了尾声。这个时候，在那些有影响的作家那里，如蒙田和莎士比亚， “ 对古典的热忱已经在不断衰退 ” ，虽然古典的影响依然存在并起作用，但已经 “ 远不是像以前那么似的深深执着 ” 。许多人文主义者 “ 虽然对古典任抱有真挚的感情，但已经成为冷眼的旁观者（ ironical observer ） , 他们不再信任前辈们的那种热情兴奋和夸大的希望 ” 。这种变化明显地反映在这个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古典的新的选择上，而对古典的选择则又反映在他们新的修辞选择上。 不过是在几十年前，十六世纪早期的人文主义者还在以罗马共和的西塞罗为他们的修辞典范。西塞罗式的修辞四平八稳、格调高雅，体现了罗马的公共生活和法庭威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崇拜罗马共和，要恢复它的高贵传统，认为西塞罗的修辞是最为合适的楷模。这样的古典修辞本身就是一种掷地有声的 “ 雄辩 ”,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话当众说出来，讲清楚。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体现的是一种尊严的，光明正大的政治生活。它不使用阴谋诡计，不两面三刀，不口是心非，不使用骗术伎俩；它是一种个人的言为心声的表述，也是一种基于相互信任的公共关系，听众对说话者信任、尊重，而不是随时提防他说假话，行欺骗。西塞罗的修辞代表着公共话语的良好状态（当然是理想化的），这是一种公共话语的信任和荣誉机制没有遭到破坏，有荣誉也有信任的状态。 但是，到了十六世纪晚期，这样一种公共话语状态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生活已经不再存在，讲究公共说理的逻辑话语也就被其他的话语形式所代替。人文主义者们开始转向罗马帝国时代的文体家塞内加和历史学家塔西陀（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公元 56-117 ），他们在塞内加和塔西陀那里找到了一种令他们心仪的 “ 私人 ” 话语。塞内加在《致 卢西利厄斯（ Lucilius ）信札》中运用一种私人之间亲密而放松的说话方式，相比之下，西塞罗的修辞就显得一本正经、严肃沉重，甚至还有官腔。塔西陀的写作风格机警锐利、生动灵活，善于旁敲侧击。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中，争斗的双方都用西塞罗体来做压倒对方的冠冕堂皇文章，变成了一种 “ 宣传 ” 体，败坏了西塞罗体的公共作用。与这种冠冕堂皇的公共文体（就像 “ 文革 ” 时的 “ 两报一刊社论 ” 体）相比，塔西陀的文体成为受人喜爱的另类。在绝对君权政治的新政体下，西塞罗的 ‘ 雄辩 ’ 被塔西陀的 ‘ 谨慎 ’ 所取代。法国宗教战争造成的思想氛围起先将西塞罗式修辞用于政治辩论，但是，随着战争的加剧，西塞罗式的公民积极参与和辩论变得不合时宜，西塞罗式的公共话语也就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文艺复兴后期的公共话语变化影响到了人们对古典作品的重新评价。法国宗教战争以后，包括蒙田在内的许多人文主义者们对塔西陀历史著作都更加重视，这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现实生活世界的态度。生活在罗马颓废时期的塔西陀不仅文字风格与西塞罗不同，他写历史的角度和素材选择也不同于较早时期的罗马作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所阅读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 Titus Livius 公元前 59 BC- 公元 17 ），他写的是罗马的兴起和辉煌胜利。塔西陀写的是罗马的颓废和衰败。在马基雅维里之后 60 年，蒙田喜爱塔西陀的历史和他的文体风格，与其说是一种 “ 学术 ” 选择，还不如说是因为塔西陀的历史和文体风格更能折射身受宗教战争之害的蒙田所熟悉的那个世界。 文艺复兴晚期时代，民众对政治越来越厌恶，对不能起到约束权力作用的公共话语也越来越不信任。就连公共话语这样一件 “ 公器 ” ，它本身也成了人们厌弃的东西。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强权控制了公共话语，公共话语发生了重大危机的时候，另类的私人话语都会受到欢迎，这不仅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在其他历史时期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坛上出现了 “ 私人化写作 ” （又称新状态文学、晚生代文学、个人化写作），还有各种以半色情、白日梦、隐居或犬儒为特征的写作，这类写作因其“去公共化”而受到许多作者和读者喜好。与人们以前熟悉的公共化写作相比，它的作者角色从群体、人民或公众的代言人转变为自我膨胀甚至变态的私人欲望载体。 这样的作者是许多读者能够认同，也愿意亲近的普通个体，因为他们同样热衷于感官刺激、本能满足和肉体享乐，同样对自己眼中的虚伪公共角色——人生和思想的启蒙人士、灵魂和价值的关注者，或者阴暗现实的暴露者与批判者——充满了不屑和鄙视。这样的公共角色于是不幸成为今天被讽刺、挖苦和嘲笑的“公知”。其实，“公知”背运错不在公知，就像西塞罗文体的衰微错不在西塞罗一样。当人们很渺小地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低俗的隐私能让他们找回自己，并给他们换一种心情，安顿自己焦虑不安的心灵，并心安理得地将此当为一种正常而快乐的人生。    

http://finance.ifeng.com/news/industry/20130413/7902133.shtml 汪静：自媒体会成为“先烈”吗 2013 年 04 月 13 日 04:59 来源：中国经营报   “ 传统媒体人就像是 汽车 时代来临时，那些钉马掌的人。 ” 日前，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向传统媒体人发布警告，提醒传统媒体人要时刻关注变化，掌握变化，适应变化。 而与此同时，以移动媒体、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的 “ 小宇宙 ” 仍在不断爆发。 新媒体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斌预测， 2013 年将成为移动新媒体最为关键的一年， “ 现在整个 中国移动 用户数量已接近 5 亿，微博用户超过 5 亿，基于移动终端的微博、微信、 APP( 微平台 ) 将成为新媒体传播的三驾马车。 ” 不可否认，当下基于移动平台打造的新媒体正层出不穷。他们以开放性、互动性见长；以时效性、即时性取胜；同时相对传统媒体而言，他们似乎更愿意放低姿态来倾听读者的需求。 过去 15 年，传统互联网平台更多只是作为媒介 ( 渠道 ) 存在，他们的大部分内容仍是向传统媒体 ( 即报纸、杂志、电视等 ) 购买的。因此，传统媒体在早期互联网阶段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而以移动互联网兴起为始才真正将内容传播带入了 大众 消费时代。 “ 移动互联网到底改变了什么？其实就是两个：一是时效性更强，它比传统互联网的更新速度更快；二是内容的产生方式更丰富，比如微博和微信均可以自动生成内容。 ” 布丁移动创始人徐磊认为。 但这是否说明那些依靠移动互联网生长的自媒体到了发力的时候了？ “ 我的观点是，自媒体没有想像中那么强大，而且很有可能变成先烈。 ” 徐磊认为。 综合来看，自媒体目前普遍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内容充分性不足。一个写书的作者如果用 5 年甚至 10 年写一本书，那一定是一本有深度的书。而作为自媒体，你需要每天更新内容，这将是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而与此相对，传统媒体则是靠一批编辑和记者团队来完成内容制作的。 第二，传播性不足。微信、微博平台的影响力是否足以承载自媒体的传播需求？目前来看仍显不足。而像虎嗅、 36 氪等平台，严格上讲，只是传统媒体向新媒体适应的一种过渡形态。 第三，精准传播的转化率不足。 精准不是一个新词汇，比如 亚马逊 ，通过后台的计算和识别，它可以了解用户买过什么书，喜欢什么书，与其有相同喜好的人在关注什么书？但这些精准是嫁接在用户给出了明确信息的基础上的。而在用户没有提出明确需求的情况下，比如对于内容的需求，做精准推荐就不如做主流推荐。 举个例子，将广告信息精准推送给 10 万人，或者广泛推送给 1 亿人，哪个现金转换率更高？可能是后者。这一方面是源于品牌影响力扩大，带来的从众效应；另一方面，则源于一些用户并不明确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在目前信息过载严重的前况下， “ 精准 ” 的内容反而有可能被忽略掉。 “ 精准的目的是为让人消费，即有人愿意为此买单。以我们目前的广告形式来看，主流推荐仍是现金转化率最高的。 ” 徐磊说。 而事实上，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主流推荐在嫁接了新的传播渠道和互动功能之后，同样也在准备着迎接新一轮的发展机会。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间一场双向改造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谁能最终胜出，取决于谁能更加秉持 “ 用户为王 ” 的 理念 ，并运用新技术落实到行动中。  

请购票支持《大堡小劳教》和《小鬼头上的女人》五一“网络公映”。 票价：30元人民币一张，购票张数无上限； 售票目标：5万元人民币； 售票时期：2013年4月12日-5月1日； 票款去向：所得所有票款平均分成两份，分别全数付给纪录片导演，由其自由支配。以覆盖其创作成本及支持未来的纪录片创作； 购票付款管道：paypal: zengjinyan@gmail.com ，支付宝：zengjinyan@yahoo.com。付款请注明《小鬼头上的女人》或《大堡小劳教》。付款者可打印网络支付凭证或发送电邮到实地放映研讨活动的组办方，作为入场券。 2013年4月14日23时已通过支付宝和paypal分别售票4981.20人民币和589.59美元，现金付款售票约千元（未统计完全），两笔Chinese Independent Cinema收藏金共2000港币（尚未入账）。 片花，海报、各国际媒体的报导、世界各地实地放映的时间地点、网络公映平台、收藏单位等信息，将陆续在 http://zengjinyan.wordpress.com/ 公布。请TWITTER跟进@zengjinyan以获取最新消息。致力于发行出版推广独立影像的“爱拷贝工作室”将五一后发行DVD。“爱拷贝工作室”由香港“公民媒体研究及发展中心”运作，购买渠道： http://acopy.net/chi 。影片质量因传播媒介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 — 顺便说一句@aiww已购买20张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