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我们的旅游巴士停内卡河南岸，从这里我们开始了短暂的海德堡之旅。   内卡河北岸       海德堡老城位于内卡河南岸，主街为豪普特街（Hauptstrasse），与内卡河平行，全长三里多，西段是俾斯麦广场，东段是集市广场，是一条步行街。我们在集市广场和圣灵教堂坐了一会儿，我对俾斯麦广场却几乎没有印象   俾斯麦铜像？ 集市广场 圣灵教堂          圣灵教堂 （Heiliggeistkirche）于1398建成，这里也是历代选帝侯的墓葬区，据说教堂里有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惨况为题材的彩绘玻璃，当时不知道，也没注意看。这是座很美而温馨的教堂，不给人以压抑感。教堂的对面是骑士之家，又称圣乔治骑士之屋（Hauz Zum Ritter St. Georg），乃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也是城里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据说，这里于1592年经德国布商查理斯·贝利尔改建而专营来自中国的绫罗绸缎，1705被改造成为酒店前也曾为私有民宅，至今仍作为酒店在经营。       海德堡古桥 （Alte Bruecke 或 Karl-Theodor Bruecke）是座石桥，有9个桥拱，连接内卡河南北两岸，于1786─1788年间由Elector Karl Theodor所建造。河南岸的桥头堡有两座圆塔，塔下面的门洞原来是海德堡老城的入城口，圆塔也曾经作过牢房使用。桥上有两座雕像，靠南面的是选帝侯卡尔特奥多(Kurfuersten Karl-Theodor)，靠北面的是智慧女神雅典娜(Pallas Athene)。古桥与城堡一样，是海德堡的标志，也是老城的点睛之笔。 古桥上的动物铜像，您说这像什么呢？       我们中午前到达这里，从内卡河边通往山顶城堡一路上十分幽静，几乎不见行人。老城的建筑古朴美观、洁净如新，道路也一尘不染，十分干净。几百年前的建筑，不得不感佩，认真建造房屋的人，后人也必然懂得珍视吧。   城堡下一栋气派的古典建筑           坐落在内卡河畔树木繁茂的王座山（Koenigsstuhl）上的海德堡城堡（ Heidelberger Schloss ），是海德堡的标志。主要使用红褐色的内卡河砂岩筑成，城堡也呈红褐色。该城堡也是选帝侯宫邸的遗址，始建于13世纪，历时400年才完工。在17、18世纪的战火中被毁坏之后，城堡的部分石材开始被取走作为修建Schwetzingen城堡的建筑材料，在选帝侯Karl Theodor成为巴伐利亚统治者并且搬到慕尼黑之后，就连海德堡的市民也开始在城堡搬取石头，木材和铁器去修建他们自己的房子。最后经过反复讨论，在1897年到1900年间，只有Friedrich Building被修复。我们只来得及参观未修复部分的残垣断壁，匆匆之间我甚至没发现修复后可以使用并供游客参观的城堡主体入口。正是秋日，城堡残垣之间的绿地上，金黄色的树叶坠落翠绿的草地，十分华丽。海德堡城堡，虽然残破却依然美丽而气势雄伟，令人难忘。 我们就从这个伊丽莎白们进出，腓特烈五世在1615年为爱妻伊丽莎白的生日而建   从城堡俯瞰海德堡      在战火中被毁的胖塔楼，据说最厚的墙面有7米，直径30米            匆匆到此一游，无缘参观内卡河北岸，也就错过了久负盛名的海德堡大学和哲学家小道。据说歌德“把心遗在海德堡”，马克吐温称其为“最美的城市”，维克多雨果为其“不能自拔”，确实，海德堡也是我到过的最美的地方，有一种巴黎和布拉格这些欧洲最美城市无法比拟的典雅和幽静。当我想到我正走在几百年前的人们曾经走过的同一条道路上，站在他们曾经驻足的同一片绿地，仰望他们曾经仰望赞叹的建筑、桥梁和河流，心里就暖洋洋的..

最近一周，关于”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事情在网上引发关注。本周转载一些相关的评论和照片，让大伙儿了解一下党国鼓吹的和谐社会，背后是怎样的阴暗和恐怖。 ★”马三家”的曝光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曝光，首先得感谢《Lens视觉杂志》和勇敢的记者袁凌。 这篇2万字的长篇报道在 《Lens视觉杂志》的官方网站 刊登不久，就被和谐掉了。国内有多家网站和媒体转载了这篇文章，可惜大多没逃过河蟹的钳子。 俺把此文转载到 G+ 上，算是留个备份（请翻墙看” 这里 “）。 希望大伙儿能耐心看完这篇长篇报道。然后你对党国构建的”和谐社会”，必有更深刻的认识。 下面是这篇报道的相关照片（由 LENS 记者袁凌拍摄） 马三家劳教所的大门 大门上挂着”思想教育学校”的牌子 雷锋雕像下面写着”雷锋精神永恒”——真是莫大讽刺 盖凤珍述说”上大挂”和关”小号”经历 刘华的《劳教日记》，写于防雨布上，藏匿于 阴道内 带出 赵敏的门牙。在”死人床”上灌食被抹布塞掉 赵敏的小腿，带有坐”老虎凳”留下的铐痕 李平在劳教所里三级残疾加重为二级 梅秋玉的撤案证明书。梅秋玉被释放当天立即就被关进劳教所 没有公章的劳教决定书 ★对”马三家事件”的相关评论 下面是几篇相关的评论（需翻墙）。 女子劳教所虐囚日记震惊中国 @ 纽约时报 艾晓明：阴道在咆哮——直面”马三家” @ 中国人权双周刊 ★官方的调查组靠谱吗？ 此事曝光后，朝廷一方面抓紧网上删贴，另一方面也做出姿态，号称要派调查组彻查此事。 那么，官方的调查组靠谱吗？对这个问题，其实你用膝盖想一下，就明白是不可能靠谱滴。 先看这张截图，图片比较小，帮大伙儿念一下。 标题是： 关于对网上刊载《解密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坐老虎凳绑死人床》一文反映问题的调查工作实施方案 第一段是”关于调查工作的目的”，里面有一句： 积极应对和处置网络舆情，确保劳教场所和警察队伍稳定，促进劳教制度改革健康发展，防止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网络进行炒作 。 再看这张 这就是调查组的组长，原先就是马三家教养院的院长。搞笑吧？ 另外，辽宁警方已经开始上门恐吓那些爆料的被劳教人员，请看如下报道： 揭马三家劳教真相 李文娟遭警察砸门威吓 @ 美国之音 ★”劳教”和”判刑”有啥区别？ “劳教”的手续很简单，也无需经过法院审理。公安机关想关你，随便找个借口都可以把你丢到劳教所里面。比如前面那张照片里，”劳教决定书”连公章都不用盖，其随意性可见一斑。 而”判刑”相对比较正规，需要经过法庭审理，有律师介入。 关于劳教的随意性，最典型的大概是 一元劳教案 。 当年江苏常州有三个老百姓去北京上访。事后，江苏警方为了对付他们，找了个借口说他们乘坐公交车没给一元车费，然后把几个访民送去劳教。 ★被劳教的都是些什么人？ 很多网友可能以为劳教是用来对付坏人的，其实不然。 50年代设立劳教制度，关押的主要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当年的”反革命”并不一定是坏人，其家属就更不一定是坏人了。 到了最近10年，劳教所关押的，相当一部分是上访民众。前面说了，劳教的手续很简单，用来对付上访民众，实在很顺手啊。 另外，还有 一些有正义感的民众，也被关到劳教所里面 。 比如前面提到的”李文娟”。她是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举报国税局的领导贪赃枉法。没想到，受理举报的纪检部门直接跟被举报的领导串通。结果捏，被举报的领导继续升官，而李文娟被单位辞退，然后被送到劳教所干了一年苦力。 最后再附上一篇评论： 劳动教养离你有多远？ @ 腾讯新闻 看完这篇你就明白，劳教对象的范围是很广的，理由也是很随意的。连”无理取闹”、”诽谤他人”、都可以成为劳教的借口。 以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作为本文的结尾： 劳教是我们身边的一颗地雷，如果不小心，下一个走入马三家的人，或许就是我们自己。

本文发表于《阳光时务周刊》44期 。 身份、声音及其他 文/唯色 1、 身份 1959 年改变了藏人的身份。 之后，从未有过的，在藏人的文学史上，出现了以多种文字表述的声音：除了以母语写作的声音，也有以中文和英文等文字写作的声音，说起来多么地丰富多彩，却是百味杂陈。 每次听到尊者达赖喇嘛在印度或在其他国家对藏人讲话，总是反复提到“詹却”（藏语，流亡）和“詹却巴”（藏语，流亡者），这两个词就像烙印，成为 1959 年以后的西藏民族的显著身份。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是用母语写作，还是用中文、英文或者任何一种文字写作；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是寄居在达兰萨拉，还是寄居在纽约、伦敦或者北京；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仍然留在自己的多（安多，今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卫（卫藏，今西藏）康（今西藏、四川、青海、云南等地）老家；——都是流亡者，身体的或精神的流亡者！ 历时半个世纪的流亡，不但在地理上造成人为的阻隔，致使以漫长的边境线为界，西藏民族被划分为境内藏人和境外藏人两大群体，在文字上造成的阻隔更是明显的，虽然出现了能够双语或者更多语言的写作者。 2、 声音 声音，这是一个重要的词汇。发出声音，这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在西藏的寺院，经常可以听到僧侣们辩经时双手击掌发出的声音。而辩经所发出的声音，象征伟大的佛法犹如真金不怕火炼。除此之外，在西藏本土，还有什么样的声音呢？ 一个人，一群人，从内心发出的声音，倾注着对这块土地赤诚情感的声音，凝聚着这个民族宝贵精神的声音，并且针对自身生存处境以及历史记忆进行思考、追溯和表达的声音，一旦发出并且传播，多么不容易啊，从深深的压抑中冲出喉咙的声音，为什么，一出口就奇怪地变了调？更经常地，是不是，还未来得及发出一个音节，便被那劈面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禁令，给惊吓得生生咽下，不敢吭声？ 几年前，一些在拉萨的藏人画家，把他们的展览命名为“发生发声”，表达了他们希望用艺术来记录和揭示当今西藏的状态、希望用艺术来发出当今藏人的声音。“发生发声”，既是一种因果关系，又是同步的、交错的再现。 3、 讲故事 讲故事，是很重要的。它不但可以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而且，在本土出现任何一个事件之时，讲故事可以使得日常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件变成经验，赋予它们可以为人们共享和记住的故事形态，进而形成民族的记忆和传统，而不仅仅只是被胜利者独白的故事。 那么，由谁来“讲故事”呢？或者说，谁讲的故事更接近“事实”或“相对的事实”呢？具体到西藏而言，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殖民者，还是丧失了话语权的被殖民者？讲还是不能讲？如果讲的话，有多少可以讲，又有多少不允许讲？而被允许讲的，有多少是想当然的，又有多少是有意被修改过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曾在报社当过记者，在杂志社当过编辑，也写过 “主旋律”的“报告文学”，我太清楚如此这般“讲故事”的规则和潜规则了。 某种权力在“讲故事”这一范围内的体现，犹如某种暗中行使的戒律，我们只能心照不宣地接受、遵守，若越雷池一步，对不起，这权力的大棒就会落到冒犯者的头上，得到的惩罚包括令其噤声，或者使其消声，如著作被查禁，文章不能发表，更严重的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而这也是一种警示，提醒其他人，只能在这权力允准的范围内“讲故事”。 4、 结构与处境 在西藏，除了僧侣阶层这批传统知识分子之外，大多数接受过现代教育的藏人基本上被囊括在体制之内。多少年来，西藏的文化空间几乎全被体制掌控，西藏自身的文化市场又非常狭小，因此西藏知识分子的表述备受限制。 在西藏，官方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说法：藏文程度越高，宗教意识越浓厚，思想越反动。这一方面造成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轻视藏语文的学习和普及，导致藏人中汉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使得藏人知识分子惟有被动地接受现状方能自保，倘若敢于发声，要求当局重视藏文化、尊重藏文化，轻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重者则是民族分裂主义者。因此很明显，在西藏，用中文写作的文化人相比用藏文写作的文化人，所感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小。 就发表作品的空间而言，在中国各地相比藏地要宽敞许多，比如西藏自治区内的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只有区区数家，且受到意识形态部门相当严格地看管，而中国各地在言论方面的审查制度虽然也很严厉，但如此庞大的地域以及不计其数的出版物有时候会给真实的发声一些空间。 涉藏题材的书稿甚至需要上报中共统战部审查，而且审查之严之细难以想象。所幸中文世界并不局限于中国境内，在海外有着虽然不大却比较自由的文化市场，对于我来说，从 2006 年起，我的书主要在台湾出版，并因此被译成多种文字。 5、 彼此与共的空间 所有事物都是互相依赖的，所有人都是互相依存的，我个人的经验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互联网的出现，乃是伟大的转折点。互联网为异见者的声音提供了另一个空间，那是一个看似虚拟却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空间；互联网的力量，使得权力者再也不可能一手遮天，也使得民主的未来不再是梦想。 如今，四十多岁以下乃至更为年轻的藏人，在这个多元化的充满变数的时代正在发挥作用，其理性的、敏锐的、自信的程度令人欣慰，其民族意识并没有因为洗脑被减弱反而变得清醒，同时又掌握了用汉语、英语等表述民族意识的能力，使得声音传出很远。曾有一位年轻藏人写信告诉我：“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发出内部的声音，目的是一致的。” 西藏不是无声的。尽管是在普遍的沉默中，然而互联网会为失去声音的人们重新争取存在的空间，事实上，互联网已经为被分隔已久的境内外西藏建起了一座桥梁。 【作者： 唯色，1966年生于拉萨的藏人，中文写作。诗人，作家。曾就职于《西藏文学》编辑部，后因散文集《西藏笔记》被解职，现为独立写作者，居北京、拉萨二地。 】   延伸阅读： 《阳光时务周刊》44期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4/44.html

                                                        同文馆的风波                                                               张鸣 同文馆跟总理衙门一样，都是清朝同光新政的组成部分。后世一提起洋务运动，中央政府的改革，似乎也就是这两项内容。但是，跟总理衙门不一样的地方是，总理衙门被逼的成分多一点，办这个衙门，清朝政府方面，积极性有限。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糊弄鬼子的意思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洋人讲，这就等于你们要的外交部，对国内人讲，看，我们总理各国的事务，还等于天下的老大。而且衙门里的人，从一溜儿总理衙门大臣，到办事的章京，都是从别的衙门临时凑来的，等于偌大的一个机构，没有人员编制。安着心，等形势转好，不怕洋人的时候，就将这个衙门给撤了。 但是，同文馆稍有不同，这是所学校，要人学习西方学问的学校，聘请的教师都是洋人。当初办的时候，指定从翰林院和其他衙门里正途出身的人员挑选，也就是说，打算让中国当时科举制下的精英人士，一群年轻的科门高第，进士翰林来学的。主事的恭亲王奕，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和英法联军的入侵，所得教训深刻，明白西方来的洋人非同小可，怎么也得跟人家学点什么，才能应付未来的变局。虽然打的是学习天文历算的招牌，实际上，就是学西学。对奕来说，给洋人刀架脖子上建一个专门跟洋人打交道的机构，多少还是一种耻辱，但学人家东西，算是知己知彼，绝对有必要。让中央政府里的年轻精英来学，起点高，学生素质也高，可以立竿见影，速见功效。 然而，这样的如意算盘，却遭到一个人的强烈阻击，这个人就是倭仁。倭仁，蒙军旗人，科举出身，是当年旗人中少有的饱学之士，跟曾国藩一样，一路从翰林庶吉士、编修，侍讲，侍读，学士这样走过来，属于标准的词臣。也同曾国藩一样，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讲究修身明性。以人品好，学问优长，领袖士林。只是，在时代的大变局面前，曾国藩的选择是与时俱进，面对西方，而倭仁则抱残守缺，固守中国本位，对洋人深恶痛绝，把屁股对着西方。在同文馆酝酿期间，他同时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深受东西两宫太后的信任。无疑，来自他的阻击，是来头挺大的，但阻击的子弹，却只是土枪里的铅沙。他说，中国人不需要学西洋的东西，我们的忠信仁义即可以为干戈舟楫。如果实在要学，也无需聘请洋人，因为中国地方大，人才多，找国产货即可。然而，奏章一上，马上有诏书说让他推荐这样的人才。当然，倭仁就是那么一说，自己夹袋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才。没法子，只好不再做声。这时，上面又有旨意，说要倭仁随时留意，发现这样人才，即刻推荐。接着，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讨厌跟洋人打交道的倭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作为众大臣之一，跟着奕和文祥，一起办洋务。有近代史论者，说他接到这个任命之后，故意从马上跌下，以足疾为由辞掉了差事，其实并不确切。当年的倭仁，的确差点从马上栽了下来，但绝非故意为之，而是真的郁闷生了病，所谓的痰厥之症，小中风了。这病的确跟让他做总理衙门大臣有关，但并非装的。过了没几年，倭仁还真的因为这个病，一病不起。 倭仁没有斗过奕，不止是两人地位上有差距，也是他的道理讲不过奕的道理。西太后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却是个明白人，忠信仁义可以做干戈舟楫的鬼话，无论如何，没法让她相信。倭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有人说是奕戏弄倭仁，其实未必，要是倭仁真的上任，有这样一个同事，奕还真的很难受。况且，这种大事，尽管当时奕是首席军机又兼议政王大臣，按清朝的规矩，他也说了不算。更大的可能，是西太后想要借倭仁牵制一下日渐“跋扈”的奕。 可惜，倭仁是个真性情的汉子，讨厌洋人，还真就身体力行，实践到底，顺便把自己气病了。只是，倭仁阻击失败了，但同文馆却也没有办好。当日倭仁的阻击，背后有强大的舆论支撑，京师上下，同文馆非议纷纷。翰林院加上各个衙门的精英，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做“鬼谷先生”弟子的。一时间，跟洋人学习，成了大逆不道的事儿。一个个进士出身的“孔门弟子”，集体抵制同文馆。即使有个别想进的，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也只能缩了。 无奈，奕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又因为舆论压力，强调“政治正确”，出身可靠，只能在贫苦旗人中选人，即使这些人，也是看在同文馆优厚的待遇才来的，管吃管住，山珍海味，每月还有八两银子津贴。就这样，第一批，也仅仅只有 70 人报考。这些人入学之后，毫不客气地将旗人散懒的习气带了进来。吃喝玩乐都行，就是学习糊糊涂涂。据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说，他们同学，学了九年俄语的，连俄文字母都背不下来。而学英文学的最好的张德彝，后来派到中国驻英国使馆做翻译，据严复讲，连日常用语都翻错。张德彝在西方转了好些年，写的游记，居然纪录了大量西方的儿童游戏，没多少正经事。 国家用重金请来外教，花大笔的银子办学，最后办成了这个样子，连所外文学校都资格不够，离奕当初的意图，差到了不止十万八千里。同文馆兴办之初的一场风波，还真的吹掉了这个中国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让它有名无实，直到最后并入京师大学堂。

李景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领袖、群众与社会矛盾 进入专题 ： 政治发展 领袖 群众 社会矛盾    ● 李景治   　　 　　摘要: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处理好领袖与群众、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领袖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要求党组织进一步强化民众在选举中的作用，扩大人民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影响力，听取人民群众对党内选举工作的意见。领袖们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防止社会冲突的激化，这就要求领袖们必须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平常的功名心和强烈的责任意识。领袖要树立正确的群众观，这要求领袖在工作中进一步强化与群众的相互沟通机制，健全人民群众的权利与利益表达机制，逐步建立利益平衡机制，完善社会管理和矛盾化解机制。 　　关键词:领袖; 群众; 党政主要负责人; 社会矛盾; 权力观; 群众观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一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的不稳定。对此，中央及各级政府采取了各种解决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未能处理好领袖与群众、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导致了一些干部思想观念淡薄、理论认识模糊及政府管理体制建设滞后。因此，要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转变观念、创新理论，加强体制与机制建设，处理好领袖与群众、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就要求领袖们应当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和群众观。 　　 　　一 　　 　　“领袖”是一个使用比较广泛但内涵和外延又相当模糊的概念，一般而言，它可以界定为国家、政府、政党以及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领军人物。但本文拟借用美国著名学者伯恩斯在其《领袖论》一书中所使用的“政府领袖”的概念，以政治领袖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又以广义的领袖为视角，即不局限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而是广泛涉及中央和各地方、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一把手”。 　　领袖们掌握着国家的权力，他们依据法律组建政府、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成为国家的统治者、领导者，成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领袖”。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也是国家与社会的主人，从西方学者的“主权在民”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国家观都承认这一点。洛克在其著名的《政府论》中指出，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所有者和“委托人”，他们把国家权力“委托”给国家领导者，但这种委托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可以“撤销”并归还“委托人”，“由他们重新交付给他们认为最有利于他们安全和保障的人”［1］。领袖们是人民群众选出的“代理人”，他们代表人民所以才拥有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力。因此，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人”［2］12－13，而领袖们则是为其服务的“社会公仆”［2］12和“勤务员”［2］57。在这里，国家权力的归属、使用和授受关系是十分明晰的。“在代理人追随团体的意义上，代理人可以被称为代表;如果在团体追随他们的意义上，他们又可以被称为领袖。”［3］ 　　然而在现实中，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并非如此地简单明确。尽管领袖是人民群众的“代理人”，但他也是国家权力的掌控者、社会权力的化身，这使其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强势地位。而人民群众则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整体概念，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现代化大公司”的“董事长”，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往往是分散的个体，是“现代化大公司”的“持股散户”，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领袖和人民群众这一对矛盾中，领袖无疑是矛盾的主导方面。 　　领袖具有双重性，他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代理人”，而另一方面又是国家权力的掌控者。当他们淡化乃至忘却了作为人民“代理人”的身份，而强化乃至只记得自己是国家权力的掌控者时，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就会失衡，乃至扭曲;在权力的行使中，人民群众权利与利益被侵犯的现象就容易发生，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就会因此而激化。 　　为防患于未然，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中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对于领袖的制约以及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制约，其核心是领袖必须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诚然，各国的国情不同，具体的做法也存在差别。但是，国家元首、中央和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都必须由相关范围内的人民群众选举产生却是共性的。选举既涉及国家和政府的领袖，也涉及议会民意代表，民意代表既是被选举者，也是选举人，在实行内阁制的国家，政府领袖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选举是选民对领袖们的一次总评价和总“报复”，即选民用选票来肯定或者否定原来的领袖，选择新的领袖。凡在执政期间无端侵犯选民权利及其切身利益的领袖，都会遭到选民的“报复”，甚至因此而下台。所以，领袖们对人民群众、对选民应怀敬畏心理，即不管其执政理念如何，都必须顺应民意，至少不能侵犯选民的权利和利益。这样，领袖与人民群众、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关系，就趋于相对平衡，从而能够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防止社会冲突。此外，舆论监督，包括媒体和民间组织所推出的针对领袖们的民意调查，在制约领袖的行为举止、权力运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关于支持率的民意调查，是任何一个领袖都不能忽视的。人们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方针政策和重要举措的受欢迎程度，也可以看出领袖和人民群众相互关系的好坏程度。 　　当前，中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领袖与群众的关系被一些表面现象所模糊、乃至扭曲。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领袖形成了错误的权力观，忘却手中的权力是谁赋予的，应该为谁服务。一些领袖因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而往往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甚至违法违规，侵犯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切身利益。但由于所谓的政绩，这些领袖能够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仍然可以继续当官，甚至不断升官，而社会对他们的批评、群众对他们的意见似乎并不起作用，也不影响他们继续当官、升官。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选举制度还不够完善，人民群众没有充分机会使用手中的选票对他们提出批评、警告，乃至罢免。选举制度完善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能否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在国家与社会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能否充分体现国家权力的授受关系、人民群众与领袖的“社会主人”与“社会公仆”关系。虽然中国的选举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但距离这一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选举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选举民意代表。在中国，就是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二，选举政府官员。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不直接选举政府官员，政府主要领导人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人大代表是代表民意进行选举，但毕竟不是直接选举，应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选举制度。同时，在一些地方选举中，没有把“有序性民主”和“自主性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候选人的提名到候选人的正式确定以及进行选举都是在相关部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虽然有利于保证选举的有序性和行政班子换届的稳定性，但代表的“自主性民主”和广大民意却难以充分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国的选举形式未能直接而充分地体现人民群众在领袖选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使一些领袖们错误地认为决定其升迁的不是人民群众的选票，而是上级领导的赏识———民意只是参考，选举仅仅是走过场。这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常常表现为只注意博取上级领导的赏识，而忽视群众的意见，甚至有些人认为只要有上级领导的支持，就可以保官升官，人民群众的意见、看法并不重要。因此，他们敬畏的是上级领导而非人民群众。这样，他们掌控和运用权力时很容易导致有恃无恐、为所欲为的局面，而这恰恰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在中国，党委书记是党政领导班子的“班长”、“一把手”，但党委书记是由党内选举产生的，人民群众无权直接参与，而为此征求群众意见的机会和平台也很少。这就使得人民群众进一步远离了权力的中心，国家权力的授受关系以及“社会主人”和“社会公仆”的关系也被淡化，甚至变得模糊起来。 　　中国各级各类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基本上都采用任命、聘任以及向社会公开招聘的方式选拔，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人民群众特别是本部门、本单位的群众有机会直接参与这项工作。长期以来，这项工作都是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选拔干部的决策权又集中在少数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手里，人民群众、本单位本部门的群众鲜有机会直接参与。这就难以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主人”地位和作用，模糊了权力的授受关系，也助长了一些干部一心博取领导赏识而忽视群众意见的错误行为。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从根本上端正领袖们的权力观，使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人”，而自己是“社会公仆”;使其真真切切感受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其职责是运用好手中的权力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此，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进一步增强人民在选举中的地位和作用。要试点并逐步推广基层政府领导班子直接选举工作，其指导思想是，使人民群众有权直接选择、决定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政府官员任免，让基层官员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升迁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从而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人”的地位、功能和作用，以及领袖们的“社会公仆”意识，把被模糊、乃至被扭曲了的权力授受关系、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重新恢复过来，真正做到官敬民，而不是民畏官。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4］52，这项工作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已广泛进行试点。同时，中央强调“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5］，我们应遵照这一原则，积极试点并逐步推广基层政府领导班子的直接选举工作。第二，进一步扩大人民群众对选拔任用干部的影响力。要创造有利条件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机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例如，让人民群众参加对候选人的民主测评以征求其对选举的意见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民主测评的结果要采取一定的方式公开，民主测评的内容应更加丰富多样，可增加主要候选人支持度和满意度的情况、候选人的家庭财产等内容以供人们作投票参考、测评的主体可以多元化，既有上级机关组织的民主测评，也允许媒体和民间组织就上述内容进行测评。职能部门干部的选拔既要多听取本单位、本部门群众的意见，也要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4］52已收到实效，应在政府各级职能部门试点推广。第三，进一步听取人民群众对党内选举工作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所执掌的是国家权力、社会公共权力，这种权力的授予源自广大人民群众。各级党委书记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一把手”，其如何运用权力不仅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各地区各部门工作的兴衰成败，也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切身利益。因此，我们不能把各级党委换届、选举或者换人视为纯粹的党内事务而在完全缺乏群众的参与下进行，应当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使广大人民群众有充分的机会、有合适的渠道参与党内干部的选举和选拔任用工作。人民群众既应当享有相关的知情权，又应当拥有必要的参与权。党内领导班子成员、尤其是“一把手”候选人的确立，不仅要征求党内的意见，而且要广泛征求党外各界人士的意见;不仅要征求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也要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要真正做到党内选举出来的领导干部也为人民群众所拥戴。在这个问题上，党内的意见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应该是协调一致的。例如，法国社会党为了密切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使当选的领袖同样受到党外群众的拥护以备战2012 年的大选，便在 2011年党的领袖选举中邀请党外群众参与党的领袖选举。这在欧洲政党乃至世界政党历史上都是一个首创。正是通过这样的选举，不仅奥朗德当选为法国社会党的领袖，而且出乎人们意料地战胜萨科齐当选为法国新一届总统。因此，在党内选举中广泛听取和吸收党外群众意见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二 　　 　　领袖们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防止社会冲突的激化，这就要求领袖们必须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平常的功名心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中国的多数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具有一定的使命感。从宏观上，他们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而努力拼搏;从微观上，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工作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大发展。领袖具有崇高的使命感是值得肯定的，一个缺乏使命感的领袖就不是好的领袖、甚至不配被称为领袖。一个具有功名心、上进心的领袖在工作中总是力求比别人做得更好、更加出类拔萃，因此他既能成就辉煌的事业，又有更多的升迁机会，这本无可厚非。(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政治发展 领袖 群众 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