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唯色 | 昨日,壤塘县牧女秋措自焚牺牲;藏人自焚119人!

在自上而下、杀气腾腾地开展“反自焚运动”、“严厉打击自焚违法犯罪行为”的全藏地,继3月26日在安多碌曲(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28岁的僧人贡确丹增自焚牺牲,昨天又传出在安多壤塘(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0岁的母亲秋措自焚牺牲。从2009年至今,藏人自焚人数升至119人,其中在境内藏地自焚的人数为115人。 目前得知的是,2013年四个月内,有18位藏人自焚:1月3人,2月9人,3月5人,4月1人。 中国政府对自焚藏人定性“自焚违法犯罪行为”,并实行连坐的“严厉打击”方式,一人自焚全家全村全乡全寺被株连,抓捕拘留审讯判刑不一而足,不但没有扑灭火焰,反倒使火焰还在燃烧。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加强社会面管控”,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了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的情况,还出现了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的情况,还曾出现过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自焚事件可能不止114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比如3月底传出在康玉树(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有藏人妇女抗议房屋被强拆而自焚的消息,但因更多情况不明,尚未被确认。 115、秋措 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中壤塘乡)牧民,20岁。 2013年4月16日下午3点左右,在壤塘大寺附近自焚,当场牺牲。藏人们将她的遗体送往寺院,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然后将她的遗体送回她家。 当局要求立即处理后事。数百僧俗聚集在她家中准备葬礼,显示了不惧压迫的团结和关切。 秋措的父亲名叫丹科,母亲名叫卓吉。秋措已婚,有一个3岁的孩子。 她是2009年以来自焚的第119位藏人,第18位女性,已知其中100人牺牲(境内98人,境外2人。2013年2月24日自焚的藏人彭毛顿珠,刚传出他已牺牲的消息,及生前照片。) 秋措还是壤塘县第6位自焚藏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补充:昨日还传出两位自焚藏人的生前照片,他们是: 2013年2月19日自焚并当场牺牲的索南达杰,是安多左格(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降扎乡人。这是他生前照片刚从境内传到境外。 2013年2月24日自焚的彭毛顿珠,是安多巴燕(今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查甫藏族乡人。刚传出他在自焚后已牺牲的消息,及生前照片。 以下,是119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4月16日,在境内藏地有115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4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19位藏人自焚,包括18位女性,已知其中100人牺牲(境内98人,境外2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39位自焚藏人(境内36人,境外3人)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3月,18起自焚(境内藏地17起,境外1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4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3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95人,康19人,嘉戎3人,羌塘1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3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今夏河县)15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58人:阿坝州阿坝县33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6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3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 青海省藏区25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甘肃省藏区27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5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西藏自治区8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1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01人,女性18人。 最年长的为64岁,最年轻的是16岁。 僧尼:3位朱古(Rinpoche,活佛),30位普通僧人,5位尼师。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3位是宁玛派僧尼,1位是萨迦派僧人;需要说明的是,在安多壤塘自焚的4位藏人,属觉囊派所在地区。 农牧民:61位。有些人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也有人属还俗离寺。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有一位是著名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4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3位生意人;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19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00人牺牲(境内98人,境外2人),其中72人当场牺牲,22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2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和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1人在家人送往医院的路上牺牲。 另有15人被军警带走,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家中,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还有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还有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说他已回到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养伤,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 还有1人,即2013年2月24日自焚的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县农民彭毛顿珠,被家人送往西宁市医院救治中被当局控制,目前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但在境外即加德满都自焚的竹泽朱古,于2013年2月13日自焚,当晚牺牲于当地医院,此后他的遗体被尼泊尔政府扣留,拒绝交给流亡藏人社会依照传统西藏葬俗火化。3月26日,尼泊尔政府以“无人认领”为理由,在加德满都帕舒帕蒂地区阿里亚加特(Aryaghat)火葬场,将竹泽朱古的遗体轻率火化,连骨灰都被清洗处理。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自焚后,先是被藏人僧俗送到医院,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多月后牺牲。 5、自焚者名单: (1)115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17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 (2)4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1人)——竹钦泽仁。 (另,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拉巴次仁。) 补充: 5位试图自焚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久谢杰身亡),以及印度流亡藏人达瓦顿珠。 ——唯色记录。 延伸阅读: 图片回答“为什么在阿坝有这么多的自焚事件?”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3/blog-post_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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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与怀:中国,每一头死猪,仿佛都丢掉你的尊严!

“就是这样,染病的猪大部分还是死了,显赫一时的杏园猪场土崩瓦解。死猪的尸体堆积如山,无法焚烧,只好挖坑埋掉。坑也无法挖深,半米就出水。无计可施的人们,在兽医们走后,便趁着夜色,用平板车,将那些死猪,拉到河堤,倾倒到滚滚的河水中。死猪们顺流而下,不知所终。”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在他最喜欢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所描写的一段情节。真想不到,莫言八年前所构思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轮回故事,竟准确预测到今天中国社会的“生死疲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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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橄榄枝的飞鸽 : 小伙台湾自由行 发现两岸大不同

一位背着背包、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穿着运动紧身衣,骑着一辆颇专业的变速脚踏车,看起来像是一位环岛自行车行的乐活族。他在路边摊停下车来,看了看墙壁上的菜单说道:“老板,来碗卤肉饭!”一开口,大陆口音马上引起老板的注意。 “哎呀,您是大陆来的呀!一个人吗?”老板一边准备餐点一边问道。 “是呀!我来环岛旅行!” 路边摊老板闻言不禁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是一位陆客骑着自行车在台湾自由行时出现的场景。 住在台湾著名景点的居民们,也许早已习惯陆客团穿梭不息的景象。但在著名景点以外,台湾一般民众见到陆客的机会还是不多。随着台湾开放陆客团来台两年半后,越来越多陆客发现,相对于“团进团出”,“自由行”才是能真正深入了解台湾的机会。 陆 客自由行今年清明节上路,每日限额500人,初期只先开放北京和上海的居民。但其实早已有大陆人士用商务签证先行进入台湾,体验“不跟团”的旅游;也有许 多大陆学生借由交换学生的方式来到台湾,一边上课,一边利用周末旅游。这些在台自由行的陆客深入台湾的生活,除了摆脱购物站的消费限制外,还感受到两岸生 活型态的强烈对比。 陆客观点1:在台湾,找回中国丢失的一些东西 一位中国所称八十后(1980年代出生的)、来自北京的网页设计师──Liu Xliao,也是一位业余的旅游玩家。2006年,他开始环游世界各地,并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写游记,记录旅行时的点滴。 去年9月,Liu Xliao申请商务签证,从香港转机到台湾。来台12天的行程里,他以“顺时针”方向进行环岛之旅,独自骑着自行车跨越东台湾,然后搭火车到屏东、高雄再坐高铁绕回台北。 旅程中,Liu Xliao信手写下图文并茂的游记。出乎意料之外,网友反响热烈,单天网页浏览量曾暴冲到239万。Liu Xliao一夕暴红!以至于他计划把游记整理成书,预定5、6月在台湾发行。 在游记里,Liu Xliao开头就写出一般中国年轻人的心声:“我保证你跟团去台湾会非常非常失望,因为你跟团根本无法体验到台湾之美。” 对 于一个走遍世界各地的旅游玩家来说,到台湾来和到世界其他国家旅游感觉有何不同?Liu  Xliao在电话的另一头想了想,说道:“作为一个大陆人去台湾和到其他地方,心态有根本上的不同。台湾和大陆同样都是讲汉语,两个文化如此相近,但却是 在两种社会形态下,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不一样吧!我去中东、尼泊尔这样的国家时,更多的是一种旅游的心态,但在台湾,却带有更多的观察,更多的是做两岸 间的对比。” “我看台湾,会寻找大陆丢失的一些东西,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一些待人接物的方式,这是我去台湾之前就一直比较关注的方面,也带着比较高的期待去台湾。台湾也没让我失望,所以这点让我感受很好。”Liu Xliao补充道。 那他观察到什么?又找出什么两岸间的对比呢? 讯 号断断续续的电话一头,Liu Xliao认真说道,在台湾,他发现了大陆遗失了的“中华传统的美德”:“大陆文革后,老祖宗留下来的生活方式、礼仪,都磨耗掉比较大一点;再加上改革开 放后,一切都向经济利益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那种赤裸裸的利益摆在那里,会让你很不舒服;台湾可能也经历这样的阶段,但没有经过洗脑的、那么严重的过 程。所以最大的感受是,时时刻刻让你感受到做每件事情你是受到尊重的,这是很难得的。在大陆很多时候,你去做一件事情,很容易被人忽视掉,感觉真的很冷 漠!” 他举服务业为例:“在台湾,每受到的服务都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不像日本做得那么过,台湾的服务业让你觉得更温暖一些。” Liu Xliao在抵达台湾的第一天,出了海关搭上往台北的巴士,就观察到了两岸的差别:“坐大巴到市区,深刻感觉什么叫服务与尊重──会有工作人员主动热情地 问你要去哪里,并帮你买票。收钱的时候对你说谢谢,找钱的时候会再跟你说感谢惠顾;见你行李多会帮你拿并带你到站牌。大巴司机会问你去哪里,之后把你的行 李依线路先后顺序放在让你好拿的位置──这在大陆根本不敢想像!不止大陆,香港也一样,只会用一副刚死了爹的表情收了你的钱!之后你就与他没关系了!你询 问他会让你感觉你欠八辈祖宗的债……在台湾你能深刻感觉什么叫做服务!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台湾人可能觉得稀松平常的事,Liu Xliao 却深感不可思议:“车站大家会自觉排队;在台湾连乡下四面没车的路口大家都会等红绿灯!台湾的城市是没有垃圾桶的,但是街道非常干净基本没有垃圾。我去 7-11买电池会问你需不需要帮你把电池包装扔掉、你换下来的电池需不需要帮你回收。你买奶茶会问你需要加多少冰或是不加冰、需要什么甜度;之后会把纸杯 包装上的露水擦干净双手递给你;之后吸管的外包装会帮你扔掉。不是说什么品牌培训成这样,而是所有的商家都如此。连你去原住民小店吃碗卤肉饭,受到的礼遇 都是一样的!让你时时刻刻感觉自己是备受尊重与重视的。你会觉得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这才是中华五千年应该积淀下来的美德!可是大陆在经历了 各种浩劫之后,各种祖宗留下来的美德都抹杀了……” 陆客观点2:总是有听不完的“谢谢” Liu Xliao指出的传统文化美德,是很多深入台湾生活的大陆人感同身受的。来自天津的一位到新竹清华大学的交换学生也说,在餐厅买饭时,不管是在付钱还是在 点餐时,总是有听不完的“谢谢”,说得他很不好意思;一旁来自浙江的交换学生点头笑着附和道:“我就觉得明明是我该说谢谢,怎么变成服务员在说谢谢了!” 另一位来自大连的交换学生迫不及待地跟着说:“我现在就是跟他(服务员)一起说谢谢,觉得好一点。刚开始服务员说谢谢,我不说话,一时傻掉,感觉自己待在那不太好,所以现在一起说谢谢。” 来 自天津的交换学生想起旅游台湾时一件难忘的经历。一天,他到苗栗三义游玩,当地有商店出租机车、脚踏车。他惊讶地发现:租车根本不需要押金或证件!他觉得 难以想像:“感觉这边商店对顾客都很信任。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把脚踏车骑丢了或是扛回家,店家也没办法,因为连姓名电话都没留。我就问那店家,他说:‘ 难道你大老远跑来这里,就是为了偷这脚踏车吗?’”言毕学生自己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陆客观点3:见证华人也可以拥有民主与自由 另一项引起Liu Xliao注意的台湾特色是“选举文化”。去年9月底他来到台湾时,正值五都选举造势阶段,马路上到处是国民党、民进党候选人的竞选看板。目睹这些,Liu Xliao 感触良多:“作为一个大陆人,看台湾的选举文化很多的是好奇。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光棍汉儿在大街上看一对情侣吵架,看得很热闹!转念一想,自己却连这个吵 架的机会都没有。这表明一个大陆人的心态,表面上看台湾可能更多的是看热闹;但转念反思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无奈,尤其对现在大陆这种状况。 ” 他 在部落格上更是感叹道:“千万别被人家立法院打架的假象蒙骗。其实人家社会安定,贫富差距比大陆小多了,医疗、住房、教育都是有保障的。我们大陆媒体只会 报导人家打架,貌似想证明什么。其实我想说,政客们不打架一团和气那才是真的可怕。参看我们的和谐你就明白了,真正的和谐不是喊出来的,只有不和谐的地方 才每天高喊着我们要和谐呢!当政客们不再互相指责,把精力都放在怎么折腾老百姓这事上的时候,那才真是悲剧!” 一位南京来到台湾的交换学生,一次看到候选人把政见条列在自己的选举看板上,感到印象深刻,她说:“选举信息满公开的,我觉得这个(跟大陆)满不一样的。” 台湾的民主与自由,在中国政治学者眼中,更是学习的好榜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曾经利用来台湾学术交流十五天的机会,深入了解台湾民众的生活,走到哪就问一般民众一个问题:“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 如此问的原因是,中国大陆民众的房产属于公有,被政府暴力强制拆迁的情况严重,人民“维权抗争”事件层出不穷,造成中国内部极大的“不和谐”。于建嵘因此想知道台湾是否有此问题。 没想到,99%的台湾民众被问到此问题时,回答都是一致的:“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 于建嵘会继续追问下去:“如果真的被拆了怎么办?” 台湾人会回答:“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照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 于建嵘不罢休:“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 台湾人开始不耐烦了:“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要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假如法官腐败了呢?” “我就找我的议员去告他啊!” “如果议员也腐败呢?” “你这个大陆人真奇怪,老是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如果议员也腐败,那我下次就不选他啊!” 短 短十五天,于建嵘和台湾基层民众接触,问著同样的问题。结束行程回大陆后,于建嵘如此总结:“我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我想了很多问题。台湾社会也许 存在许多问题,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 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待我的问题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为什么讲 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以许多理由,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来否定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血缘、一样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为什么台 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 本文引用自爱喝咖啡 《小伙台湾自由行 发现两岸大不同》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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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植荣:背着30万亿公债谈减税纯属空谈

背着 30 万亿公债谈减税纯属空谈 作者:刘植荣 最近几年,一些专家、教授和政府官员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结构性减税”。我不禁要问,在政府开支逐年增加、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政府债务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减税空间究竟有多大?我认为,不削减政府开支并清偿政府债务来谈减税纯属空谈。 2013 年 4 月 6 日 ,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上提出,截至 2011 年底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是 30 多万亿元, 2012 年债务数量比 2011 年增加了几万亿元。又根据 2013 年 3 月 5 日财政部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201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到 2013 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为 91208.35 亿元。由此可知,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超过 20 万亿元。 政府债务是当政府财政收不抵支时,借钱弥补财政收支差额形成的,这个差额就是财政赤字。政府每年财政赤字的积累就形成了政府债务,也就是公共债务,简称“公债”,因为这钱借来是购买公共物品的,是为所有居民服务的。中央政府的公债也叫国债;地方政府的公债也叫地方债。 从国家统计局历年编纂的《中国统计年鉴》来看,中央政府从 1979 年以来一直执行赤字财政政策。中央政府 1979 年借债 35.3 亿元, 1994 年借债突破 1000 亿元大关,为 1175.25 亿元。根据历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财政赤字 2009 年为 9500 亿元, 2010 年为 10500 亿元, 2011 年 9000 亿元, 2012 年为 8000 亿元, 2013 年安排为 12000 亿元。 读者会问,政府理财,怎么理出赤字来?其实,政府理财和居家过日子是一样的道理,只是规模大小的不同。家庭收入如果不能满足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就必须借钱,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家庭成员如果遇到大病而又没有医疗保险,就不得不借钱救命。如果要购买住房,自己的储蓄不够交房款,也必须借钱补足房款,否则就住不上舒适的房子。政府也是如此,如果遇到战争、自然灾害、大范围瘟疫等情况而财力不支时,就必须依靠借债渡过难关。政府的一些经常性支出就像家庭生活必需品,如国防、公共安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债付息等,有的项目甚至连一分钱也减不下来,如公债付息支出。 2013 年,中央本级预算总支出为 20203 亿元,几项大的支出分别是:国防为 7177.29 亿元,占 35.5% ;国债付息为 2294.4 亿元,占 11.4% ;公共安全为 1289.89 亿元(其中武装警察为 1006.3 亿元),占 6.4% ;教育为 1121.65 亿元,占 5.6% 。从目前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看,这几大项支出未来几年不会有明显的削减。 但也有一些支出项目并非是必须的,或至少说不需要支出这么多,被百姓深恶痛绝的公车使用、公务接待、公款出国(境)这“三公消费”就是如此。早在 2008 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就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1+1 》栏目中披露,“社会上有个说法,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使用的‘三公消费’,就接近 9000 亿元人民币,占总行政开支的 30 %。”中国每年的“三公消费”大致等于财政赤字,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财政赤字就是“三公赤字”,中国公债就是为“三公消费”欠下的债。 由于我国的财政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由国会控制,国会给政府设置一个公债上限。所以如果没有大的制度性改革,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政府做到财政平衡或清偿公债的可能性极小。 目前 30 多万亿元的公债,如果利率按 3.5% 计算,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就是 1.05 万亿元,即使地方政府停止举债,每年新增的国债也有 1 万亿元左右,背着这么大的债务负担谈减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所以说,中国目前最应该考虑的不是减税问题,而是减少政府开支问题。因为在政府开支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实质性的减税。要想减税,必须首先减少政府支出,政府支出减少 1 元钱,才能减税 1 元钱。 不少人认为,政府借钱与个人无关。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政府是个抽象的概念,政府的任何经济行为,都要由其国民承担,债务也是如此。现在中国政府有 30 多万亿元的债务,人均分摊 2.3 万元的公债,公债即使在我们这一代不偿还,也要由我们的子孙后代来偿还。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利益借债,享受了更好的生活,让子孙后代增加了负担,让他们的生活更艰难。 综上所述,不减少政府支出,就没有讨论结构性减税的基础;政府不清偿公债,就很难有真正的减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17 日在会见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时表示,“ 1-2 月份,中央财政的收入增幅只有 1.6% ,可以推想,未来财政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中国赤字财政已运行多年,现在有必要调整为平衡财政,进而实现财政盈余,逐步清偿公债,把幸福还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本文发《 新金融观察 》2013-04-15第06版,发表时的题目是《 削减政府开支 加大减税空间 》)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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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应有顶层设计

胡伟: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应有顶层设计 进入专题 : 民主政治 顶层设计    ● 胡伟        内容摘要 社会动荡、社会溃败和社会分裂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危险,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都寓于现代民主政治之中,同时中国必须通过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摆脱政绩合法性的困境,这些都需要民主发展的顶层设计。然而,民主理论在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亟待在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统一的视野中加以梳理与整合,形成一种非西方式党际竞争的民主理论模式。中国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要走出边缘式的改革,从体制内的“中心”入手,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为突破口渐次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   关 键 词 民主政治发展 顶层设计 政治体制改革 党内民主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都面临严峻的问题和挑战。在理论层面,目前各种观点鱼龙混杂,是非不清,给决策者和民众造成了困惑,甚至产生了误导。在实践层面,各地的民主试验形形色色,明显带有零敲碎打、各行其是的问题,民主政治建设的科学化程度亟待提高。总的来说,中国的民主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存在不少误区,在“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之间畸轻畸重而走向非此即彼的两极化,对公民参与的不适当的动员大大超出目前制度化水平的吸纳能力,以及理论上过高的“民主”定位与实际具体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严重滞后的矛盾等,都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而这些问题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政治工程学告诉我们,政治发展是应当也可以进行制度设计的,从而使预期的结果有效达成,进而规避风险,少走弯路。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来说,当务之急是进行顶层设计,有目标、有计划地推进我国的政治改革,解决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和威胁。      中国社会内部面临的三大威胁及其解决出路      目前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评价,有“滞后论”和“适应论”两种观点。无论是“滞后论”还是“适应论”,其逻辑前提是一致的,即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发展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目前中国的状况是有适应的部分,也有不适应的部分。就民主政治发展而言,目前的基本态势是社会民主超前于党内民主、基层民主超前于高层民主、网络民主超前于代议民主、参与民主超前于选举民主,这样一种民主发展的格局存在很多隐患,值得予以理性的分析和检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有一种日渐强大的反民主声音,甚至有种观点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本来,“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一条不言而喻的公理,但在我国,原本的一个常识性命题却变成了一个扑朔迷离、争辩不清的难题。因此,谈论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不得不首先为民主进行“正名”,弄清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首先必须认识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目标之一。   但光有这样一个认识还是不够的,必须从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深刻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角度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逐步积累了严峻的内部张力和社会矛盾,包括腐败普遍化、贫富两极化、干群白热化、价值空虚化、改革内卷化等。由此,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稳定压力,“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将不堪重负,并会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就在于把“高压锅”变成“炒菜锅”,至少要多一些“安全阀”和“出气口”,让社会内部的张力能够释放出来,这就意味着要扩大社会的政治参与,特别是要有制度化的渠道,这正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但我们目前通常的做法不是这样,而是把“高压锅”进一步加厚加固,这样成本自然不断升高,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进一步说,与目前朝野上下广泛关注社会稳定的问题不同,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提出: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社会溃败集中体现为权力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他提出要对过去30 年的改革进行总结和反思,以此作为发展的新起点;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其根本缺陷是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改革的真正意义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那么,新文明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尽管孙教授没有明确指出,但民主政治一定是其题中之义,政治改革一定是其必由之路。   如果说与对“社会动荡”的担忧不同,“社会溃败”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点到了中国目前的要害问题,那么笔者还想提出一个新的巨大威胁,即“社会分裂”。随着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凸显,利益结构分化不断加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于是出现了贫困者与暴富者、有权者与无权者、得益者与失益者不断加剧的裂痕。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裂痕在近年来开始反映到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左”与“右”的尖锐对立,两者不共戴天,不仅在知识阶层形成对峙,而且逐步扩展到整个社会,并影响到政治高层和政策走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左”与“右”的对立日益白热化,已经发展到结党结社的程度。目前,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左”与“右”的分野已经到了难以弥合和驾驭的地步,整个社会正在走向分裂性失控。而在民主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双方无法正常沟通,而是采取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的方式进行对决,形成恶性循环,造成更大程度的社会分裂。社会动荡、社会溃败、社会分裂———这就是中国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危险。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都寓于现代民主政治之中。   问题在于,目前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很不充分。以往我们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后来发现单纯的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于是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命题,把民生放在重要地位,近年来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中,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乃至生态文明建设都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唯独政治发展少有人问津,这就形成了“短边效应”。而且,政治发展和民主制度对于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尤为关键,其作用是经济和民生所无法替代的。如果政治发展跟不上,民主滞后,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堵塞,社会内部的张力就无从释放,各种矛盾和威胁也难以化解和消除。我们往往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民生改善了,社会就稳定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况且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也离不开民主,国际上的一般经验基本是先民主化后福利化,至少要同步进行,其逻辑顺序值得三思。上述问题换一个角度,可以从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复杂关系得以进一步审视。      合法性 VS.有效性:如何走出政绩合法性困局?      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所谓“合法性”,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所谓“有效性”,是指政治体系在大多数民众及集团中满足其基本需求的能力。合法性一般可以从多种途径获得,包括意识形态、个人(魅力领袖)、政治结构与体制、传统等;而有效性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绩效或者政绩。目前有些人把合法性理解为政权的合法地位,因而拒斥合法性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使用,认为中国不存在政治合法性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另一种更为深刻的误解,是把有效性视为合法性,或者认为有效性必然带来合法性。人们在合法性的问题上往往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只要政府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就能够维护自身的合法性。这实际上是把合法性与有效性混为一谈,而有效性并不具有合法性所蕴含的道义和信念力量。政治学家李普塞曾对政治体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加以区分并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除了合法性与有效性同时存在和同时缺失的情况外,还发现一个国家有效性高但合法性低或有效性低但合法性高的情况,这说明有效性并不一定带来合法性,而合法性也不必然需要有效性。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政治生态就生动展示了合法性与有效性这一非线性关系。当然,政治体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也有一种正相关性,正像有学者所说的,如果政治体系能长期满足成员的需要和利益,也可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同时,即使一传统的政治体系完全拥有统治的合法性,但如其长久以来表现得昏庸无能,亦会慢慢蚀耗其统治的合法性。只是,合法性的来源包括意识形态、传统、法理、结构和个人品质诸方面,其中非物质因素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现阶段,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它们所面对的也是同一个问题———如何维护和保持政治的合法性。有关研究表明,在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威权体制下,合法性通常与政绩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合法性维系在执政者的政绩特别是经济绩效上面,只有高经济增长率才能换得民众对政治统治的支持和认可。由此必然的结果是:政绩的不足特别是经济危机就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问题恰恰在于,经济总会有起有落,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持久地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更不用说是永远了,因为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和周期,它通常是不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把合法性与政绩挂钩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危险,一旦经济上出现大的滑坡和危机,无论是否执政者有责任,都会导致合法性的丧失,最后引起政治统治的崩溃,由此形成了亨廷顿所说的“政绩合法性困局”。政绩与合法性的联姻犹如一把“悬顶之剑”。[1]   令人担忧的是,这把“悬顶之剑”已经悄然出现在中国社会之上。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以及文化的世俗化和国家的法制化,意识形态和领袖个人魅力因素的作用受到不可避免的削弱,合法性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政绩特别是经济增长,“给人民以实惠”成了保持稳定和秩序不可缺少的杠杆,甚至是基本的杠杆,经济增长已成为当前维持合法性的一个关键途径。于是中国目前也逐渐陷入到了“政绩合法性困局”之中。如果经济上出现了偏差和滑坡,就会直接威胁到基本的政治秩序。   既然来自政绩的合法性可谓是一把“悬顶之剑”,那么出路只能是靠制度创新来汲取和维持合法性。政绩与制度相比,政绩是暂时的、不稳定的;而制度是长久的、稳定的。制度比政绩更可靠。目前世界各国能够比较成功地、长久地解决合法性危机的办法,就是依靠一种巧妙的“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把领导人的选择权赋予民众,从而解决政治支持和认同问题;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把统治秩序与具体的统治者分开,合法性由统治秩序(制度)提供,而政绩则与具体的统治者相关联,从而使合法性与政绩脱钩。政绩不好,人们只会对具体的统治者产生怀疑,重新选择领导人,而不殃及基本的统治秩序。这样体制永固,国家也就能够长治久安。人们通常把这种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归功于以多党竞争为表象的民主制度,即认为政党的轮流执政可以让人们所不满的掌权者下台,从而平息民怨,转移视线。但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是多党竞争,而在于通过领导人的选举和更迭把统治秩序与具体的统治者分开。多党制只能说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一种途径(尽管从经验上看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途径),而在多党制之外理论上还应有其他途径。   当前需要探讨的是,在保障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中国可以采取的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和途径是什么。这是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回答。      民主之殇:当下中国凌乱的民主政治主张      遗憾的是,在当前的中国,不仅对于民主是好是坏争论不休,而且对于什么是民主以及中国需要什么民主在学界内外也是众说纷纭,凌乱不堪。民主理论在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不但起不到指导实践的作用,反而产生了诸多误导;民主实践更是无所适从,五花八门,收效甚微,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目前,学界内外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主张和流派众多,各执一词,缺乏共识。概括起来,至少有自治民主 (重点是推进村民自治和基层自治)、宪政民主(重点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党内民主 (重点是以党内民主为突破口带动国家民主)、经济民主 (重点是实现劳动者参与生产决策并分享经济成果)、法治民主(重点是先推行法治再实行民主)、行政民主 (重点是通过行政民主化推进政治民主化)、社团民主 (重点是发展公民社会作为民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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