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 | 越南称中国巡逻舰骚扰其石油勘探船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路透河内5月27日电—越南一名官员周五称，中国巡逻舰在南中国海驱逐越南一艘石油勘探船，损毁後者的设备，并警告称该船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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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把他逼上绝路，钱明奇的微博曝光
有网友质问： 钱明奇，一个因为强拆遭遇十年冤屈的中国江西抚州人；一个懂得开实名微博抗争的网友；一个曾经为贫困山区孩子买上33份爱心午餐的爱心人士；一个自愿死后捐献全身器官的志愿者。也是一个制造了惊天连环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钱明奇？还会不会有更多钱明奇出现？ 是谁把他逼上“以身试爆”绝路？ 新华网南昌５月２６日电 记者从江西省公安厅获悉，江西抚州“５·２６”爆炸案犯罪嫌疑人已确定在爆炸中死亡。２６日９时１８分至９时４５分，江西抚州市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临川区行政中心东边区药监局旁边的马路先后发生三起爆炸。截至记者发稿时，爆炸案共造成２人死亡，６人受伤。死亡者中，１人为当场死亡，１人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经警方现场勘查和鉴定，已确定当场死亡者为犯罪嫌疑人钱明奇。钱明奇，男，１９５９年生，系临川区居民，无固定职业。钱明奇制造这三起爆炸是因为其对正在审理中的一案件不满。 爆炸事件发生后，微博上也炸开了锅，网民们议论纷纷，大批记者赶往现场采访，有记者因为拍摄现场照片，被警方给带走。后来，又有人在网上爆料，称死者在新浪网开了微博。 看了微博爆料消息后，我在网上搜索到了钱明奇微博。 http://weibo.com/1773401361 钱明奇微博的头像，用了一张站在天安门广场照片。 他在简介中写道：我身体、精神一切正常，至今也无违法犯罪、非法上访行为，因合法新建的楼房，被非法拆除，给我造成巨额损失，十年诉求未果，逼迫我走不愿走的路。 他在简介中流露出了要走上绝路原因，“合法楼房，被非法拆除，造成巨额损失，十年诉求未果”。 钱明奇的微博，于2010年7月12日注册，截止到2011年5月25日凌晨1时05分，他发最后一条微博消息止，总共发出微博消息362条（包括转帖评论）。微博中粉丝有25787（截止5月27日早上七时，不知是出事后被很人加关注，还是出事前就有这么多，现关注人数还在不停增加）。他在微博中关注了248人。绝大多数是普通人，但也几个名人。在他关注的微博中，还有“抚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钱明奇发的362条消息，绝大多数是谈论拆迁案，也转帖别人发的与拆迁有关消息。 在他要走上绝路的五天前，即5月21日晚，他在微博中又连发三条与强拆案有关消息。 第一条消息，是在晚上22时07分发出，内容是：求见检察长反映，江西抚州市临川区政府现任区长习东森在2002年任区纪委书记时，非法拆除房屋，经市法院判决，法官故意枉法裁判，至今已近十年，8名原告中两位老人家先后离开人间，到死也没有讨到结果！我不想等到那一天！也不想做第二个温州的钱云会。恳请大家关注。 在这条微博中，还配发了他站在检察院门外，在地上放着“要求见第一检察长反映重大违法行为”横幅的照片。 晚上22时11分，他发出了第二条消息，内容是：钱明奇特大冤案：江西省抚州市中级法院审判长张俐（现任审监庭长）在审理房屋拆迁补偿纠纷案（2005）抚民一终字第77号判决书中，存在故意错误认定事实．故意错误适用法律．适用失效法规条款，并隐匿．灭失．伪造变造证据数份，用会议纪要代替法规判决本案，给我造成实际损失200余万元，至今未纠正？ 晚上22时13分，他发出了第三条消息，内容是：江西抚州市临川区原纪委书记习东森（现任区长）在2002年5月借修建京福高速公路之名,擅自降低补偿标准,克扣征地拆迁款约计1000余万元以奖金私分,给我造成损失200余万元, 至今十年向有关部门及领导反映未果。（ 有确凿证据）恳请网友关注。 这三条消息内容，他是以转发形式发出，因为他在以前曾经发过。 他在转发时，前两条上写了“钱明奇特大冤案：恳请关注、感谢转发！”，在第三条中，则写着“恳请关注、感谢转发！钱明奇特大冤案至今十年未果，最后我会用实际行动讨回公平、正义。”。 这三条消息，是他走上绝路前的最后呐喊。此后几天，他发出的消息，都是转帖别人的内容。 他在转帖别人发的与强拆有关帖文时，写道“去天堂也要带上几个敌友同行”、“早知是这样的结果，当初就应该杀死几个”、“又是被逼”。他给别人的评语，已流露出他会走绝路心态。 钱明奇在微博中发的消息，向我们展现了他不幸遭遇和抗争之路，尽管他还学会用网络举报违法行为，但他的呐喊又是多么地无力，执法者们哪能听得进去。他在执法机关眼皮底下还抗议过，但官员们就是视而不见、视而不管。 这三起爆炸案，使两名无辜者丧命，多名无辜者受伤，但这起惨案的发生，责任能全部推到钱明奇一人身上吗？ 这起惨案的发生，“炸药”是“违法强拆”，“导火索”是“司法不公”。钱明奇和无辜遇难者，其实都是强迁强拆、司法不公的牺牲品。 在此，强烈要求复查钱明奇当年的拆迁案件，并追究违法拆迁、枉法裁判人员法律责任。 这些年来，拆迁户用“自焚”反抗强拆的事件有很多，但是象钱明奇那样制造爆炸案的极少。拆迁户从“自焚”走向“恐怖袭击”，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钱明奇案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不解决好民众的维权问题，只是一昧靠强权压制维稳，我们社会更会是危机四伏。
阅读更多钱明奇家一处卧室挂着的大照片上写着5个字：难忘上访路
抚州警方勘察钱明奇住所取证 早报记者 李云芳 2011-05-28 04:15 东方早报 钱明奇家一处卧室挂着的大照片上写着5个字：难忘上访路。 钱明奇家的一张“京福高速公路临川段征地拆迁动员大会议程”上显示，习东森在会上作报告。 早报记者 王辰 图 江西抚州“5·26”爆炸案件死亡人数昨天增至3人。新增死者系26日晚经抢救无效在医院死亡。警方昨天还对钱明奇家里进行了仔细的现场勘验和物证提取， 多位领导也到钱明奇的住所和其经营的冰棺租赁店察看，民众纷纷追赶递送上访材料。 此外，有消息称，被钱明奇点名举报的抚州市临川区区长习东森已被“双规”。临川区宣传部长余凯昨日告诉早报记者，称昨晚8时习东森还在主持“四套班子会议”，并称爆炸案还在进一步侦破中，目前尚无详细信息发布。 照片留言：难忘上访路 昨天下午，多名穿有“现场勘察”制服和戴有“公安”字样警帽的人员，在钱明奇家里进行勘察取证。 钱明奇位于抚州临川区邓家村的住所非常大，共有两幢楼，均为两层，大大小小有近20个房间，厨房就有三个。房子二楼基本是毛坯，堆放货物杂物；一楼简单装修过，但多数房间看似长久无人居住，里面的物品都积着厚厚一层灰。只有钱明奇所住的房间还有些“生气”，堆着很多日常用品。 勘察人员仔细翻检、查看钱明奇卧室里的各种杂物，并进行拍照。 房间里挂着一幅大照片，正是他的微博头像：钱明奇侧对着镜头微微笑着，背景是北京天安门城楼。照片上还有5个字：难忘上访路。 除了这张照片外，钱明奇甚至还保留着北京的交通地图，地图中间夹杂着几张记录上访事情的日历： 2008年1月14日，“到市检察院，陈副检察长签名，今不见第一检察长。” 2008年1月15日，“到市检，由童处安排到区政法委黄书记 先交下 星期二签名” 2008年1月29日，“今见政法委邹书记，未得回复。” …… 钱明奇或有3台电脑 卧室的桌子上，有很多法律书籍，包括《新编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法律手册》、《拆迁安置补偿索赔技巧和赔偿计算标准》、《房屋拆迁、补偿和安置》、《侵权赔偿法律试用全书》等法律书籍十余本。除此之外，还有《机动车驾驶员常识问答》、《别让心态害了你》以及药材鉴别的书籍等。 桌上留有一块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上面还贴着白底红框的标签：钱明奇。桌上还有一个车载逆变电源，特别手写道：“在小车上用电脑 好的”。桌上还有一本“学电脑就这么简单 3天学会上网”的书籍，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瑞星杀毒软件。而他在去年11月底还办理了中国电信“我的e家-e8套餐”，一年缴清费用是798元。 他也确实很会上网，在新浪、天涯和腾讯都开有微博，且经常发帖或转发、评论他人帖子，甚至在微博上一再暗示自己可能制造大事件。 钱明奇的卧室外还有两台台式机显示器，一台是飞利浦，一台是三星，且均有电源线和数据线，但主机箱却都已不见。 区长被“双规”消息不实 昨天下午，网络上流传消息称，爆炸案发当天（5月26日）晚上10点，抚州市临川区区长习东森被“双规”。资料显示，习东森，男，196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在职大学学历，现任中共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副书记、临川区人民政府区长。 此前钱明奇的上访举报和微博，矛头都直指习东森。其微博自称：“江西抚州市临川区原纪委书记习东森（现任区长）在2002年5月借修建京福高速公路之名，擅自降低补偿标准，克扣征地拆迁款约计1000余万元以奖金私分，给我造成损失200余万元， 至今十年向有关部门及领导反映未果。” 昨晚早报记者致电临川区宣传部长余凯。余凯称这都是谣言，并没有（习东森被“双规”）这回事，“晚上8点还在主持会议，四套班子会议，研究当前的有关工作。” 而抚州市委组织部最近的县（区）领导班子换届公示显示，拟提名习东森继续担任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政府区长。公示还提供了举报电话，称如对拟任用有什么意见，请于5月31日前来信来电向抚州市委组织部反映。 早报记者另向余凯询问爆炸案情进展，包括钱明奇的作案方式、炸药来源、有无同伙等。余凯表示，案件还在侦破中，有情况会及时通报。 ◎ 钱明奇家事 子女常年在外 与邻居七年没来往 此前，警方在介绍制造爆炸的犯罪嫌疑人钱明奇时，称其“系临川区居民，无固定职业”。据了解，出生于北京的钱明奇“文革”伊始随母亲回到临川区章家村，总共只读了三四年书便辍学，先是当学徒做篾匠，后来又开了个小饭店，跑过大货车，如今则经营着冰棺租赁生意。 钱明奇妻子已去世多年，他有两子一女，都已成家育子。关于三个子女的情况，说法不一。钱明奇岳母唐水娇说，钱明奇大儿子一直带着妻女在外打工，二儿子和钱明奇住在一起做冰棺生意，女儿则外嫁他村。但钱明奇的一位邻居则说，钱明奇大儿子的妻子带着女儿走了，大儿子几乎不回家。二儿子在外打工，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钱明奇基本一人住在家里。“七年了他没来过我家我没去过他家，他家做冰棺生意，那个东西拉进拉出很脏的，我都不去。”而另一位邻居也表示，认识是认识钱明奇，但只是见面时候点个头或者寒暄一句。 有村民表示，钱明奇二十年前就开始做冰棺生意，他是第一个。“一年（赚）十几二十万元呢。” 来源： http://www.dfdaily.com/html/33/2011/5/28/610554.shtml 分享： 环球时报社评：反对报复性杀戮是真正普世价值 《华尔街日报》记者手册 穿越边境：周四在加沙地带南部，一名巴勒斯坦妇女正等待通过拉法边境大厅进入埃及。埃及临时政府周六称，该国将永久开放与加沙地带接壤的边境地区。 循环利用：周四，菲律宾奎松市的一个河边社区，一个男孩正在一堆未分类的垃圾中筛捡可回收材料。这些“垃圾山”已成为当地在雨季洪水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 码鱼：周四，缅甸仰光，一名工人正在巴浩(Baho)市场将准备出售的鱼堆好。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阅读更多要选票，还是炸弹？
警惕“沉没的声音”爆炸 祝华新 2011年05月28日 03 版 中国青年报 警惕“沉没的声音”爆炸 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引起好评。文章寄语当今官场：“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网友盛大林在博客中称赞，文章有“人”味，为“民”言；接“地气”，达“天听”，让“人微言轻”的底层民众感到欣慰。“沉没的声音”如果得不到倾听和回应，就有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甚至演变成“爆炸的声音”。天涯网友“于是乎”认为，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过于忽略甚至压抑了弱势群体的诉求和声音，冤情和怨恨情绪缺少宣泄的渠道。“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放大他们的声音，增强他们在这个社会继续生存下去的信心？”胡星斗教授曾经警告说，要警惕“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中的绝望者可能沦为暴力群体”。 这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系列文章“关注社会心态”的收官之作，此前4篇是《“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和《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天涯社区推出“天涯观察”指出：面对太多群体性事件，执政者该如何处置，确实考验其政治智慧。当百姓心死之际，就是惨剧发生之时，前车之鉴，血迹斑斑。若政府能够及时倾听到那些“沉没的声音”，同时，能切实解决网民所反映的问题，惨剧一定能避免。 新浪微博网友坦言：要做到真心的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其实，说穿了，就是执政者一方面对自己有无信心，一方面是对自己管理下的黎民百姓有多少信任而已。网友“言朔”感叹：党报这次发声振聋发聩，真要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构建利益表达机制，比任何时候都要急迫。网友“平凡旅程2010”相信：要让“沉没的声音”被倾听，重要是“表达管道的铺设、通畅和制度化”，为此需切实加大“民意、公共理性在基层选举中的分量”。 参选人大代表须循法律轨道运作 近日，知名网友李承鹏、五岳散人（姚博）等在网上宣布参选所在社区人大代表，在微博客上引发热议，《羊城晚报》、《扬子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于建嵘教授在微博客上议论：这是公民按照法律规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通过适当的宣传引导，让更多的公民了解自己的法定权利和义务，积极行使宪法规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利于社会政治发展；但此事不宜娱乐化炒作。所有宣布参选的网友公布真实姓名、年龄、户籍所在地等与选举资格有关的资料。网友“平平之民”批评道：“喊几个口号就要参选的人，是不是真把民主看得太廉价？请证明出你是否有能力、值得大家信任。”另一位网友平国实提醒：直接选举由县区、乡人大选举委员会主持，且受县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如何提供个人信息并向选举委员会推荐自己和向选民介绍自己等一系列法律程序，“并非打横幅、喊口号般简单”。网友“棍客”补充说，还要“防止有些人娱乐起哄”。 网友“一地鸡毛空间”建议：有条件的人先从竞选自己小区的业委会委员开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先学会解决最基本的事儿，再尝试解决广众的事儿”。 越南国会选举引关注 5月22日，越南举行了5年一度的国会选举，由6200万名选民直接选举国会这一越南最高权力机构，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决定权和监督权。这次选举差额数较大，从827人中选出500人，还出现了十几名自荐候选人，候选人须公示个人财产。选举结果，越南共产党牢牢掌握了国会的控制权，媒介称之为一项“执政党可控民主实验”。 王占阳教授在财新网表示：越南“民主化推进有一定惯性”，党内对民主原则有“某种尊重和敬畏”。网友“翔雕”相信：公权需要公众监督，否则就滥用公权为私用。北京海淀区网友称：“这是一种基于社会安全性的探索，越南人对历史的发展有考虑。”网友“小红妹”说：“越南的民主肯定层次太低，毛病特多，但重要的是——它已经开始了。”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f8cfd01017jjx.html 要选票，还是炸弹？ 章文 2011-05-28 10:14:10 前些天，江西新余钢铁厂职工刘萍参选人大代表，虽然最终因所谓的“联名推荐人数未达法定十人要求”而未能进入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但此事经网络、媒体广泛关注后影响颇大，后续效应正在显现扩散，全国各地陆续涌现独立参选人。 其中尤以上海市民夏商的参选宣言，明明白白，堂堂正正，体现出了一个公民的尊严，他在微博上这样说：本人参选静安区人大代表，将完全以公开方式进行，而不是朋友们所告诫的低调。在自己的国家履行公民责任和义务，是光荣和高尚的行为，没有任何见不得阳光，无须遮遮掩掩。我在这里宣誓，一切程序将严格遵守中国选举法，成功与否取决于人民的选择。若当选，一定为选民说话，若落榜，也不气馁，下届再来。 看后为之击节，他说的每一字我皆赞同，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像夏商这样去参选，践行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任何国家中，无论民主还是专制体系下，与民众打交道最多、因而也最攸关民众尊严和幸福的是基层政权。中国古语云“郡县治，天下安”，讲的就是治理良好的基层政权对于皇权以及百姓的双重意义，可以巩固皇权，可以安抚百姓。 现在又到了决定基层政权未来五年命运的关键时候了。此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完成后，将由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组成人员。据有关部门统计，这次换届选举将产生县乡两级人大代表200多万人，涉及县级政权两千多个、乡级政权3万多个。 上面这组数字，看似简单组合，实则关系你我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按道理，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质量优劣，直接决定新一届基层官员是俯视百姓的“父母官”还是听命于百姓的“公仆”了。 固然，鉴于人大这个所谓的“最高权力机关”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名不符实，还不能对官员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对于人大换届选举虽不宜寄予过高之期待，但在现有框架内，此举是在宪法保护之下最可行最具实际意义的。 我寄望于人大换届选举，还因为我觉得这是中国困局的一个突破口。当下的中国，不复30年前改革开放时“发财致富”的共识，贫富阶层分化，官民矛盾激化，社会已经失去往前进的合力了。 有人唱红打黑，有人反左批毛，斗得不可开交。我不相信温家宝总理多次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作秀，我也不认为一些百姓怀念毛泽东是想回到过去。令人忧心的是，不管是总理还是草根，似乎都不满意于现状，却都又无能为力。 人人皆在困局中。幻想一夜变天不现实亦不负责任，就此消极将更加无望。人大代表选举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可以成为上下寻求破局的一大途径。今日中国人，无论体制内外，教育背景、经济实力以及社会地位有多悬殊，都面临着（私）权利被（公）权力侵害之虞。 我们多见的是无权无势者遭遇公权力侵害的案例，但也有巨贾富豪被公权力行驶者构陷入罪，以及公权力的行驶者被公权力侵害的案例。警察、法官上访并不鲜见。即便高官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在落马后曾对一位记者吐真言，“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那段时间，程维高自制了一张名片，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程维高。 基于人性的自私本能，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远在江湖，都首先是注重自身各种权利的，诸如人身安全和言论自由不受侵犯，诸如私人财产权不受侵犯。而要保障这些权利，就必须从制度上对公权力进行有力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并有权任命其组成人员。人大代表们肩负着行驶上述权力的责任和使命。人大代表选好了，人大的监督功能自然就会强一些，公权力侵害私权利的现象就会少一些。 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公民的私权利，而且因其能化解官民矛盾从而有利于社会和谐，从根本上讲有利于增强执政者的合法性。 因此，我要告诫当局上下各级首脑们的是，切莫将公民独立参选视作“洪水猛兽”，不要学新余那样对待刘萍，而应因势利导，对独立参选人同等对待，保障他们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若此，他们赢是民主进步，他们输亦是民主进步。 5月26日，人民日报呼吁“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默的声音’”，并说“让舆论哗然的事件，都肇始于被忽视的声音。不可倾诉、不被倾听、不能解决，如果不主动打捞，太多声音沉没，难免会导致矛盾激化。” 仿佛是为了给这段话做注解，当天江西抚州临川区政府大楼和检察院同时发生爆炸事件，导致2死7伤。实施爆炸者钱明奇因不服房子被强拆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投诉，他的声音“不被倾听”，他的问题“不被解决”，最终“导致矛盾激化”。 坦白地讲，让执政者（各级官员）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默的声音”并不现实，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他们无此迫切需要。当任免、升迁决定权操之上级之手，而非百姓所能影响时，官员们的耳朵和眼睛习惯向上听和看。 只有当代表人民的人大代表能够决定这些官员的命运时，他们才会虔诚“倾听”人民的声音，尽力“解决”人民的问题。这样，很多矛盾才不至于激化，不至于爆炸。 特别想强调一点的是，人民要选票，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为的是监督和制约执政者的权力，是“阳谋”，千万不要像新余政府以所谓“外国势力幕后操纵”的“阴谋论”去应对，那样只会适得其反，引发更强烈的反弹。 要选票，还是炸弹？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越来越迫切的两个选项，100年前的清政府也曾面临过，结果处置不当丧失政权。我希望主导局面的执政者能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作出利国利党利民的决策来。可供借鉴的例子古今中外历史上很多，现在不用说远的，对岸台湾以及邻居越南，都在用“选票”拆除“炸弹”上行之有效，值得我们学习。 来源：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567115.html 苹果筐：周四在江苏省南京市的一个批发市场，一名供应商正将一筐筐苹果装上卡车。 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Jose Manuel Barroso)、法国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日本首相菅直人(Naoto Kan)。八国集团领导人将商讨帮助阿拉伯国家建立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措施。 一名反全球化抗议者在巴黎街头吹小号时被法国防暴警察带走。多维尔全城部署了数千名警察，并设立了多个检查站，以防示威者潜入。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阅读更多法广 | 公民广场: 邵江：从中国地下民刊发展看民间抵抗极权的过程
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在一个极权社会里，存在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不受党团资助的民刊，如果存在，它们是以何种形式存在，是以何种方式传播，办刊者又承担了多大的风险？他们为什么要承受生命危险办刊，民刊的意义何在？民刊在网络时代的发展前景又在哪里？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型？邵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刚刚完成有关中国地下民刊的博士论文。 法广：我想请您简略地陈述一下，您为什么要研究民刊？ 邵江：中共统治大家可以把它叫做极权制度或者党国制度。它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屏蔽、边缘、甚至摧毁民间那一段独立的历史和反抗的历史。同时它提供一个关于这段历史的主流的叙述版本，使得一代一代人遗忘或者根本不知道这段历史的不同叙述。我的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想还原这一段存在于民间的独立的历史，一个反抗的历史。我觉得所谓的主流的历史叙述不仅包括中共对历史的释义，实际上也包含了一些主要汉学家的历史叙述。比如费正清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就把这一段历史整个叙述成是中共政治运动造成的，或者说成是这种政治运动的一种产物。民间完全成为中共政治运动变化的被动接受者。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史观问题。所以，我觉得研究这段历史，会给我们现在怎么去看待我们自己的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怎么认清我们自己现在的历史位置，怎么去为未来的变革去做一些准备。 法广：您研究的民刊领域很广，我们今天就把话题范围限制在中共统治下的民刊好吗？请您先简略地界定一下概念，您所研究的中国大陆出版的民刊，这里的民刊，主要指的是官方禁止的地下的民间刊物吗？ 邵江：大致是可以这样说的。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自发的、独立的办刊，不接受中共党团组织的指导。但民刊的发展在1967年和80年代出现了一些灰色地带。什么意思呢？比如67年所谓的群众办报，这是在当时党团组织遭受了很大冲击，控制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但问题是当时办刊者的自觉性，他们怎么去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有一个独立的反思？这方面可能做得很差。80年代有一个特征，就是办刊者有可能利用体制内的一些资源，比如挂靠。但办刊又有相对的独立性。虽然引起争论的是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审查，但是他们有很强的意识，知道边缘在什么地方，知道什么时候要打擦边球。总体来说，我的民刊的概念的定义就是你必须要独立自发办刊，你有意识地要超越共产党给你设置的限制。 法广：中国大陆民刊的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民刊出版最辉煌的时期是什么时期？ 邵江：我在研究的时候没有发现从49年到57年这一段有真正的民刊。那我就把57年到61年划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利用官方号召的百花齐放和整风运动，大学生起来自发地办起了一批民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第一次发生如此大规模、自发的去反思自己整个的历史，尤其是共产党的问题。第二段是62年到68年。这个时期的特征比较明显，尤其在60年代早期办刊的这些人实际上享受一些信息上的特权。比如他们可以很早地接触到『灰皮书』『黄皮书』等等。在17年中处于被压制的中青年人利用67年共产党控制能力下降的机会，就办出了一批刊物。最突出的是遇罗克他们,强调的是权利平等，这也是与民主问题最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总体上这个时期跟57年的那些讨论上是一个断代。 第三阶段是67年76年，这是共产党控制最严厉和镇压最残酷的一个时期。经过多年的统治，共产党基本上把油印机等办刊工具的来源渠道堵死了。虽然在45运动期间， 民间有不少交流，但是办刊人在大部分时间内很难借助一个公共空间让公众直接看到异议文字，同公众直接进行交流。他们主要是依靠地下的办法。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下时期，基本上是靠通信，靠其他的一些封闭的小圈子来做这个事情，很多都是手抄本。第四个阶段就是77年到80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社会各个阶层在这个时候能够最全面地去看民刊。通过大字报，通过民主墙、通过办油印刊物等种种形式去互相交流中共统治几十年的问题。虽然他们讨论的未必很深，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 从80年到89年是第五个阶段。这一时期民刊的特点刚才我提过了它有灰色地带的特征，还有一个比较强的特征是可以说是并行的、地下的、可以被称作是二渠道。我们一直在谈传播的二渠道，这个发行的二渠道其实就是在这个时代固定了下来，比较成型了。还有出现了海外刊物。就是这些刊物或者办刊人在国内遭镇压后，到海外发展，比如『中国之春』等等。由于国内发展地下刊物非常困难，他们就把过去国内的投稿人、民刊参与者的稿源组织起来。在这类刊物上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深，因为它有国际视野。最后一个时期如果只谈纸媒的话那就是八九年镇压之后、到九十年代中叶，互联网出现之前。这个时期有一点像五七年镇压之后，五九年林昭，张春元他们办『星火』的那种模式，而且也有文革控制最严的时期的那种特征。但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因为有了前期的经验和准备，海外刊物发展起来了，所以虽然国内的很多刊物被镇压了，但海外的这些刊物一直可以顺利地通过地下渠道进入中国大陆。这又有点像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70和80年代的情况，刊物是在海外印刷的，但实际上是异议刊物，有很多稿源可能是从内部组织的，然后再返回去。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互联网阶段。互联网带出来一种技术上的革命，但从民刊的角度看，它又借助这种形式，逐渐利用它几个时代的特征，然后把民刊发展起来。 法广：您的研究跨度是从1949年到90年代，这个时间跨度本身就很特殊。大家知道，49年共产党掌权后，实行一党专制，所有的民刊都是被禁止的，尤其在80年代以前这段时期。但是，您的研究显示，恰恰在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仍然存在着地下民刊。人们不怕吗？ 邵江：这几代人大致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首先希望自己把事情搞清楚，你可以把这叫自我启蒙。他们从自己生活的经历，或者从自己思考的一些结果出发，对这个制度产生了质疑。产生质疑的人多了，大家可能形成了一个共识，就可能决定要做点事情，要办一个东西，把疑问探索清楚。即使有风险，也觉得有必要把自己探索的东西拿去跟别人交流，他们不想让中共的这种高压和信息封锁把所有人的信息来源都封住。希望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这就像林昭在她诗歌里阐述的普罗修斯盗火的精神。60年代的办刊人在刊物中引用的高尔基笔下的丹柯也是一个盗火者。他把自己的心拿出来，捧在手上然后带领众人走出黑暗的世界。他们这些人实际上受到很多中外的、四九年以前的许多刊物的影响。因为他们要探究自己这段历史，为什么自己不断的受到这么多的迫害？为什么社会出现这么多悲惨的事情？他们思考的时候就会从前面提到的历史阶段中找参照，他们可能想到了那一段历史中有民间的东西。当然他们也可能受到另外的影响。比如，共产党当时也宣传，讲列宁在流亡期间办一些刊物；共产党还宣传邓小平在巴黎如何办刊物，毛泽东如何办『湘江评论』。他们也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首先让民间了解他们思考的问题。他们需要有一个交流的平台。他们觉得民刊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即使他们知道有风险，也愿意去做一个盗火者。 法广：这类民刊是怎么出版的？又是怎么传播的？各个时期有何不同？它的传播范围，它的受众是谁？哪些民刊比较有代表性？ 邵江：我觉得从五七年到六一年，这两本杂志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本是北大学生1957年6月26号办的『广场』。他们办刊的主旨很清楚，就是共产党是在做整风运动，但他们自己要重新定义自己，要有一个自我的界定，因此叫五一九民主运动，办的这份刊物叫『广场』。直接援引的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那个广场。这同北大的传统有关。共产党一直强调“红楼传统”，说五四的来源是红楼的，红楼传统意思就是五四运动诞生了共产党。但是这个红楼是封闭的、代表一种官方叙述版本的；而广场恰恰是当时五四运动爆发时学生集聚的地方，是开放的。所以学生们的这个参照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就想把自己的刊物办成这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们把一些重要的大字报，比如“三害的根源”、“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法制”，包括赫鲁晓夫报告都是用大字报形式张贴出去，其中有分量的拿去重新油印，传递到北京高校，然后把油印刊物卷起来，从这个滚筒的外形， 起名叫民主接力棒，名副其实。这种传播方式是非常有力的。同事借助广场，这是一个公共空间。然后又通过大字报，油印刊物把广场和其他整个的传播渠道都接起来。五七年官方发动反右运动，对广场这一形式是非常惧怕的。所以它用官方组织的大字报去占领这一空间。 另外一个刊物是『星火』，『星火』是在极端困境下办的，完全是地下状态。传播渠道是靠同仁。办刊的很多是兰州大学的学生，然后结合其他大学的学生，包括跟北大被划成右派的学生，等于是一个跨地区的交流。他们还发展了一些当地的地方官员，当地的农民帮助他们做这件事。这两份刊物其实为后来的刊物提供了非常多的借鉴作用。 62年到68年有三份比较有影响的刊物：『X档案』、『太阳纵队』、『湘江评论』、』、『扬子江评论』、还有一份是遇罗克他们办的『中学生文革报』。当时那个时代是社会分层分割最严重的时期，共产党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把社会分成了不同的派别，然后不同的派别互相仇视。这样就必须要有一个跨越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遇罗克的东西特别重要，虽然他使用的是毛式的语言，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要求平等。虽然没有像五七年提出那样广泛的问题，他提出的主要是平等的问题。但平等问题是民主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遇罗克强调平等，这个平等就是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虽然他使用的框架，分析语言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他给后来的民刊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来源。 六八到七六年实际上是一个准备期，为此后一直到八零年这一时期的民刊的蓬勃发展做了准备。到八零年这个阶段，民刊蓬勃，选一可能漏百。全方位封闭的社会、共产党的高压、文革的暴力、以及他们本人在社会中的遭遇，这些都迫使一代人进行探思。这个时代有很多杂志值得一提：像贵阳 『启蒙』、北京 『探索』、『中国人权』、『北京青年』， 『北京之春』、『四五论坛』、 『 群众参考消息 』、 『今天』、 上海的『民主之声』、广州 『人民之声』、青岛『海浪花』、 杭州『 四五月刊』 , 长沙『共和报』、 和多家民刊共同创办的『 责任』、 等等。 八十年代民刊的发展有几个方面，一个是陈子明所讲的“以书代刊”，用这种形式找体制的空隙、漏洞，然后把东西出出来。还有一个渠道是地下刊物。民主墙和地下刊物被镇压下去之后，仍然有地下刊物存在。再一个就是海外的刊物。整个民刊传播的渠道既通过广场的、民主墙的，有地下网络的，有通信的，甚至有占领官方发行渠道的。还有建立二渠道的，比如八十年代自己办的书店书摊也是一种传播的形式。 法广：根据您的研究，地下民刊或者半地下民刊，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对中共掌权以来这样一个社会，它的存在究竟有多大的意义？ 邵江：这个影响是很难评估的，我们可以从你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去谈。那就是受众是谁？五七年直接的受众就是学生和城市的一些居民。六十年代，比如六七年，办了大量刊物，很多写大字报的，参与的很多，这样他可能在公共辩论的时候都可能互相受到影响。这些参与的主要是城市青年，但有可能他们当了知青后，就把这些想法带给一些农民。在这个事期，大学基本不招生了，工人也是很活跃的。这些是主要的受众。还有就是不能功利性的去讲，以到底存在多久来评判，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种潜力。比如『星火』，它的这种潜力在九十年代就出来了。可以看到，互联网有很多东西在传这个东西，甚至办刊的方法都从像『广场』『星火』等刊物中吸取了不少东西。还有比如杨小凯当时那一份『湘江评论』，他写的“中国向何处去”那篇很出名的文章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至少我们可以说对当时广大的年轻人来说，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和信息来源是不足的，他的整个的视野是很不足的，但他也是在反思。他本人经过了一个极特殊的阶段，就是在监狱里，他接触到过去的一些办刊的、其他的抵抗人士。他把这些总结出来，然后写成『牛鬼蛇神传』。而这一个东西在九十年代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我觉得影响是逐步加强的，越来越强的。如果你去仔细分析，有意识地去了解中国民间抵抗的过程的话，你能发现这个过程其实是越来越强。这个过程既是民间思想形成的过程，同时还提供了一个形式。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办民刊，又可能跟组织连在一起。在中国大陆，任何组织都被严格禁止存在，那他们办刊物，想用这种方式来形成一个准组织的形式，准组织的一个实体。 当然，从办刊者或他们的文章来看，这一时期也始终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主要的趋向就是它是非常功利讨论问题，语言使用的是共产党的语言，用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比如强调“举着红旗反红旗”，这大概是文革期间最常见的一个东西。但是你举红旗本身就把它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标杆了。而不是建立你自己的东西，长远来说，对民间社会的成长是非常有害的。然后还有分析框架的问题，尤其是文革期间办刊物的一批人。基本上受的教育整个都是在四九年以后。所以他们有一个面对未来怎么去发展的问题。他们很多人当时提出很好的观点，但后期他们怎么去总结自己，怎么再去学习？这些年就已经看出来非常多的问题，就是说，许多民刊参与者由于坐牢，与外界隔离多年。他们需要继续学习，开放对话，理解不同分析的框架，去继续反思，在广泛的平台参与辩驳，这对他们是另一种挑战。 法广：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网络时代，在中国，网络封锁同样很严重。网络和民刊是一种什么关系？民刊发展的前景是什么？ 邵江：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城市年轻人。那你看网络的一个特点，很活跃的东西也是跟年轻人的一些文化是相关的。网络实现了一个非常有效方法，就是虚拟和现实的结合。虚拟它可以隐身。办刊物的时候风险就不像以前那么大了。过去办民刊的人可能被枪毙，或者全部被抓起来。现在使用虚拟的方式，可能把自己隐藏起来了。所以安全性高，同时容易超越地理限制和形成多中心。然后另一个特点就是快速传播和复制。民刊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是一个纸的东西，你把它毁了，就全部毁了。你很难恢复。但网络你弄掉了它还可以提取，还可以恢复。它克服了纸媒的弱点，是非常有效的。但它有一些泡沫化的问题，有一些布朗运动的问题，消费和八卦导向。 不过对有心人，网络上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比如跟草根组织，跟现实的结合呀，你可以从阿拉伯革命中能看出这种特征：快速组织社会运动呀。因为在极权国家最难的就是成形的组织，那网络恰恰实现了这些东西。那民刊利用网络的这种形式，实际就是虚拟和现实的最好的结合，这样就可以把民间社会的弱小和无组织的缺陷克服掉。所以概括来讲，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民刊提供了一个独立社区、多元政治，提供了一种潜能，促成专制国家的转型。然后克服民主国家的一些问题，然后超越国家主权。实际上是在跟全球的公民社会对话。然后最后使得中国也成为全球公民社会的一员。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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