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傅芮岚评论文章：连日来，网络大V、前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连续遭到千龙网、中国青年网、环球网的舆论批评，引发民间震动。北京市委所属的千龙网以《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一文，直接给任志强扣上了“反党”的帽子；而紧随其后《人民日报》辖下的环球网转载了中国青年网的评论文章《任志强，你把那条“党章”吃掉了吗？》，痛斥任志强对立党和人民的关系、反对媒体姓党。...

新京报快讯 记者25日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获悉，2015年，全国网信系统依法关闭严重违法违规网站4977家，并与多部门密切协作，严厉查处涉恶性政治谣言等违法违规信息。 据统计，全国网信系统全年依法约谈违法违规网站820余家1000余次，依法取消违法违规网站许可或备案、依法关闭严重违法违规网站4977家，有关网站依法关闭各类违法违规账号226万多个。...

BBC：中国与香港之间的“繁简矛盾”2016年2月25日墙外仙减小字体 / 增大字体简体中文在香港使用的情况越来越多，引发了对北京扩大在当地影响力的担忧。许多香港居民担心这可能会令香港的特征消失无影无踪。繁简之争中国最早在1956年开始推行简体中文，简化了原先复杂的笔画，令书写中文简单化，而且也被说成是提高中国识字率的主要原因。但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继续使用又称为整体中文的繁体中文，另外使用繁体中文的地方包括了台湾和几乎所有的华人侨居地。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给了中国。推广使用简体中文的人士认为，使用简体中文有助于学习中文，并且说，简体中文“比较实用”。但是反对者说，繁体中文比较“正统”，并且可以让使用者与中文的根源更好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看得懂繁体中文，再看古典文学和推行简体中文之前所出版的书籍时就不会那么吃力。教育的建议香港的企业通常以简体中文来吸引中国旅客，但是这种做法却也招来了本地居民的批评。2015年12月，香港政府建议学生在学会了繁体中文之后学习简体中文，目的是“扩大的学生的阅读面，还可加强内地与海外各地的沟通”。但是反对派说，没必要特别致力于学习简体中文，而且认为政府可能是打算完全取消在学校教授繁体中文的课程。香港《苹果日报》在2月14日引述中国导演冯小刚的说法，称许多简体中文是“不合理的简化”，而负责香港教育的官员则是在“对抗这股浪潮”。社交媒体辩论最近几年繁简两派的争论越来越政治化，例如英国时装设计师、知名球星贝克汉姆的妻子维多利亚宣布要到香港访问，却在Instagram上成为热门话题。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以简体中文和英文在Instagram上宣布2月14日到香港。但是有网民留言说，“贝克汉姆太太，如果你要到香港做生意，请用繁体中文！”、“要是你继续使用不文明的简体中文，我就不会买你的产品”。繁简之争原本就是网民们在推特Twitter上的热门话题，在香港无线电视台突然在2月22日开始在普通话新闻中搭配简体中文字幕之后，这场议论更为热烈。在上述的节目播出之后，主管广播电视业务的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就收到了一万多则投诉。推特上有网民形容无线电视台的做法已经成为港府“盲从”北京政策的部分措施。“无需大惊小怪”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加入了这场繁简之争，呼吁港人不要将此议题“政治化”。《人民日报》在2月23日刊载文章说，“把繁简强分优劣甚至当作身份标签，只能说太过浅薄无知。”《环球时报》则是发表评论说，“两岸三地的交流角度而言，内地学生认读繁体字和港澳台的学生认读简体字，都有必要，完全无需大惊小怪。”不过有些中国网民坚持使用简体中文的风潮已经是“无法阻挡”。例如网民闽都传人在环球网发表的评论下留言说，“推行普通话和简体字是大势所趋，港台固步自封，必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标签: 香港

烦请所有得知我去世消息的人，如果你们觉得不能理解我，请给予我基本的尊重，不要拿我借题发挥，像对江绪林一样，那种行为挺卑劣、愚昧的。我实在不想虚伪地以令人作呕的谦虚把自己“留与后人评说”——以我自己的解释为准就好了。 林嘉文： 最后的话...

原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许永盛 作者：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昨天（2月23日），原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许永盛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根据今天《财经》的报道，许永盛对其涉嫌受贿的指控当庭予以否认，称自己从未收受他人给予的钱款，并表示自己在侦查阶段所做的有罪供述是源于办案人员对他进行了非法取证。...

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买房？亲戚在伦敦买的房，比我在北京的小破屋还便宜；老朋友的父亲为了买房来北京，东转西逛，看了又看，最后把儿子召回了老家。 “我一想到这事儿眼泪都要落下来了，我用一辈子积蓄给儿子换来的婚房，比我结婚时候的房子还要破！”...

“优秀共产党员”任志强又开炮了，而且直指习大大说的“党媒姓党”。他在微博上说，“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还说，“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任志强发表哗众取宠的言论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他还博得了“中国少有的说真话的人”的名号。但任志强生造出“党政府”的概念，搞出一套党民对立论，绝不仅仅是哗众取宠，其用心险恶。...

中国新闻媒体对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几次公开露面的报道，极尽吹捧之能事，犹如对待一个神明般的人物。 全国各大报纸以头版头条大肆宣扬习近平上周五对三大党报和官方媒体机构的视察。照片显示，一群阿谀奉承的记者围绕在习近平身旁，后者则坐在一间演播室的主播台上。一名媒体官员还给习近平写了一首表达崇敬的诗。 这些铺天盖地的报道反映了习近平在这次精心安排的视察活动中所宣布的无所顾忌且触及范围甚广的媒体政策：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必须效忠于习近平。...

导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强烈反响和广泛热议。本周刚上班，中央网信办迅即组织总书记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座谈会。座谈会气氛热烈，各方发言极富代表性。传播君现场观察，为你做忠实记录。...

民间网站六四天网创始人黄琦（六四天网）四川成都“六四天网”始创人黄琦，上周五带领三名日本记者采访“5.12”地震后重建工程丑闻时，被治保大队人员以“非法聚会”为由干预，双方爆发冲突，随后遭当地警方拘押。黄琦告诉本台，当局因害怕将地震中的豆腐渣工程，及重建工程中出现的强征、强拆等丑闻曝光，而对他们进行严厉打压。与黄琦同时被抓的三人，包括来自都江堰的维权人严塔凤、严塔兵，以及邀请黄琦前往绵阳的维权人士杨秀琼，四人至周日才陆续获释。黄琦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黄琦：“2月18号的时候，我和三个日本记者一起前往都江堰龙池镇采访了“5.12”灾后重建中的一些工程问题。我们大约在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共同抵达绵阳杨秀琼家，采访绵阳当地打着抗震救灾旗号，征用杨秀琼家土地，并且把她老公弄进班房的事。我在七点钟的时候到了杨秀琼家，晚上22点的时候，突然间就冲了进来5个治保大队的人，他说你们在这非法集会。我一听就知道他们是来构陷了，因为我们去绵阳之前，就预计了当局会采取手段阻止我们对灾后重建问题进行深度揭露。这五个人都不愿意出示证件，把他们的红袖套亮给我们看，说这个治保大队的徽章就是工作证。我说你在搞笑，公安局执法大队需要有警官证和相关的传唤手续，我就叫杨秀琼马上打电话报警。警察接通电话之后治保队员就往外面冲，杨秀琼就把门堵住不让他跑出去，双方就发生肢体冲突。不到一分钟时间，屋里屋外就冲出了40多位特警、便衣，就把我们双方斗殴这个理由把我们带向防暴警车，拉到了绵阳城郊派出所分开关押。晚上9:30的时候，成都的三名国保开车把我往成都送，同时杨秀琼在释放出来以后也被当地的三名国保押往成都大邑县，一直到今天是到了西昌卫星基地被旅游。在回来的途中日本记者告诉我们，他们在当天傍晚在北川县灾区进行采访的时候被二十多个人抓住，送回来成都。”记者：“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有国保介入？”黄琦：“中国大陆对于512工程灾后重建是非常注重的。众所周知，在2008年的时候512地震刚刚发生28天，当局就把我判了五年。他们主要担心的是我会把这些豆腐渣工程问题，特别是灾后重建当中的征地、拆迁，还有关押农民判刑等等很多腐败问题揭露出来。此次日本记者他们采访的主题，是日本大地震的重建工作和中国大地震的重建工作对比，我想这个对比的数据和相关的情况出来的话，会让世人对中国大陆灾后重建机制产生重大的质疑，也是当局对我们迅速采取措施进行打压的主要原因。记者：“日本记者的采访还能继续下去吗？”黄琦：“他们还会把这个工作继续下去，当局也没有资格去驱逐这些日本记者，他们这种做法也是违反国际惯例。我想当局在这个问题上面，也不愿意闹的满城风雨，所以我想，日本媒体还是会就此事继续关注报道。当然我们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在地震以后，前前后后有十多名义工入狱，我们也不会放弃的。特别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灾后重建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新的受害者，并且受害者的总人数在中国四川境内是非常庞大的数字。据中国民间调查数据显示，汶川发生的地震，造成约30万人死亡，21.6万间房屋倒塌，其中包括6898间校舍。2009年，黄琦因调查灾区学校豆腐渣工程，曾被当局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判刑3年。

如何定义今天的中国，海内外知识分子莫衷一是：是共产主义，还是威权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还是裙带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似乎没有哪个概念像一件合体的衣服，可以穿在中国的身体上。夏明以“红太阳帝国”来命名之，虽然这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对中国现状的描述却栩栩如生、绘影传神。仍是人治的中国，领导人的性情与心理特征对政权模式影响甚大。中共建政以来，想当“红太阳”的中国领导人，除了毛泽东，就是习近平。毛果然成了炽热的红太阳，烤焦了整个中国；而习正在成为红太阳的路上，他的敌人和朋友都在拭目以待。所以，夏明在《红太阳帝国》一书中对中国现状的分析，首先就从对习近平的分析开始。有人万分崇拜地将习近平看作中国和中共的救星，也有人轻蔑地将其当作小丑和笑话。这两种看法都离真实的习近平甚远。若要透视中共官方尚未出台的“习近平主义”，可将问题转化为“习近平的精神导师是谁？”我曾将“习近平主义”概括成马克思加毛泽东，以及孔子加普京。香港评论人卢斯达敏锐地发现了习近平与汉武帝在创制个人专权体制上的相似性，而更多网友干脆用“习特勒”的绰号表明习近平是“中国版的希特勒”。在《红太阳帝国》的序言中，夏明如此分析说：“习近平作为一个没有理论根基、没有意识形态完整体系的机会主义者，关心的是自己和他所代表的党的权力，因此他会杂糅人类历史上最黑暗和残暴的权力术。对他来说，不仅毛和邓的三十年可以打通，毛主义、邓学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史达林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都可以杂交生良种。这是习近平最大的破坏力所在，值得人们警惕。”夏明发掘习近平帝国的特性，集中在习近平的三个精神导师身上：朱元璋、东条英机和施密特。习近平与朱元璋文革以后至今，中共政权形成了一个新传统，用习近平的说法就是“后三十年”，比如集体领导、最高领导人两届任期限制、军方不再有常委代表、各大山头尤其是元老家族均分肥缺等。江泽民和胡锦涛谨守邓小平的遗训，习近平却不甘心“萧规曹随”，第一届任期还未过半，以上新传统就被其一一推翻，用夏明的话来说，这是一场“宪法政变”。夏明指出，这场“宪法政变”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全面颠覆中共自己制定的八二宪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基本废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理的权力交给国家主席”。关于“十三五”的经济发展规划，一反此前由总理出面作报告的惯例，改由习近平赤膊上阵，从头讲到尾。据说，就连本应由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习近平也常常突然出现，趾高气扬地发表“最高指示”，让李克强在一旁沉默不语。李克强虽然还在位，但总理的传统权力基本被剥夺殆尽。习近平从李克强手上夺权，跟朱元璋借助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制如出一辙。朱元璋留下的遗诏中明确宣布：“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明朝的制度与汉唐宋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君王亲自独裁。然而，宰相没了，并不意味着政治就清明了。朱元璋废寝忘食处理政务，倒还能勉强维持庞大的帝国的运转；而此后他的后代大都是不肖子孙，把权力委托给太监头子，遂酿成大祸，正如明史学者孟森在《明史讲义》中所说：“太阿倒持，终不可免，权相之外，又有权阉，事固有出于所防之外者矣。”其次，习近平以中纪委为铁拳，掀起反贪运动，震慑官僚集团。这跟明朝的皇帝任用宦官主管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等特务机构，控制文武百官非常相似。明朝的皇帝认为太监没有子孙后代，故而忠心耿耿地为朝廷服务。习近平信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是因为王岐山没有子女，故而可以做到铁面无私。但是，明朝的皇帝重用特务机构，践踏法制，扰乱行政系统和军事指挥，带来更大的弊端，孟森评论说：“明以诏狱属锦衣卫镇抚司，遂夺法司之权，以意生杀，而法律为虚设，盖弊在诏狱，尚不在缉事也。至设东厂以宦官领缉事，是即所谓皇家侦探，其势无可抵抗，诬陷栽赃，莫能与辩，其所谓有罪，即交锦衣卫治之。于是诏书狱超法律之外，东厂缉事又绝裁抑之门。成化中以一东厂为未足，更益以西厂，而缇骑倍之，校尉所至，遍南北边腹各地，又绝非都城地方巡徼之事任。此所以为明代独有之弊政也。”今天习近平掀起运动式反腐、选择性反腐，同样无法拯救党国的衰亡。当官僚集团失去理想与方向、深陷于贪腐的泥沼，最高统治者不是启动民主与宪政改革，而是不断设置新的监察和特务机构，于是，公检法、监察部、反贪局之外，还有政法委、中纪委，乃至又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叠床架屋的特务机构之间彼此争斗无休无止，将所有人都当作敌人对待，这就是警察国家的“维稳”特征。最后，法治的根基被破坏无遗，整个政权不可遏止地走向自我毁灭。夏明点出了习近平与朱元璋在施政上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也来自于两人极为类似的早年经历。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论及朱元璋时指出：“朱元璋的所有诏令听起来都好像与他糟糕、贫穷和暴力的幼年生活有关。”习近平何尝不是如此？习近平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使他成年后始终沉浸在惊弓之鸟的感觉当中，这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让他每每以攻为守、先下手为强。习近平与东条英机夏明所谓的“红太阳帝国”有两重涵义，一是文革时代的毛泽东帝国，二是军国主义的大日本帝国。习近平打着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旗号在北京大阅兵，等于向世界宣布，他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理念的继承者。夏明从习近平的重要智囊、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沪宁的文章中发现了这个秘密。毛时代的文胆如陈伯达曾跃升龙门，位居五大常委之列；但在邓小平时代之后，只会摇动笔杆子的御用文人一般很难再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沪宁是惟一的例外。他先后服侍过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个主人，看成不倒翁。他被习近平重用，不仅因为他是新权威主义的鼓吹者，更因为他是“红太阳帝国论”的始作俑者。夏明发现，王沪宁在其早年的著作《美国反对美国》的最后一章中，论及八十年代日本对美国的新一轮挑战，并断言美国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必然输给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的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体制。然而，十年之后，日本在经济泡沫中倒下，美国依然是惟一的超级强国，王沪宁的判断成为泡影。不过，王的另一个判断，“在下一个世纪里，必然会有更多的民族也向美国提出挑战”，则由今天习近平执政的中国来实现。王沪宁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心思意念是，中国将替代日本，以红太阳帝国的态势，“试图把美国，或者说美国赖以立国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箴言，推向危机和失败”。这个想法，与习近平不谋而合。二零一四年五月，习近平宣布了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安全观”，其内容包括“四个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也就是说，要建构和西方主导的安全观相反的“中国价值观”和“中国模式”，并进一步延伸为“亚洲观念”。习近平以“三个归根”总结：“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有分析家说，这有点像当年美国的门罗主义，但实际上它更像日本的“皇国史观”和“大东亚主义”。日本“皇国史观”之核心思想是：神化大和民族、日本天皇和日本宗教及文化，宣扬“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圣战”、“正义之战”。它由持国粹思想主义之学者如大国隆正之流打造，进而演变成类似中国民族主义般、自命为高人一等之天朝观念。而东条英机只是一个被这样的思想观念洗脑的无知军人而已。近年来，许多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对大东亚共荣圈背后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作出深切反思。比如，日本学者堀幸雄在《站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一书中指出：“席卷日本的疯狂，其最大的源泉是从近代延伸下来的日本主义思想。”他认为，日本主义的问题在于不能作出逻辑性解释。这种导致日本破灭的国家主义运动，一方面旨在通过建立国家社会主义来改造国家；一方面，连绵不断地维持着日本精神的日本主义骄横跋扈之时，所有的人都被疯狂的波涛所吞灭。又如，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致力于破除东亚这个概念的迷思：“东亚绝非不证自明的地域概念。它于一九二零年代的帝国日本作为文化的地域概念被建构起来。从一九三零至一九四零年代，伴随着帝国日本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展开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有知识上的经营策划，东亚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意味和地缘政治学色彩的概念。为了得以重构这个东亚概念，我们必须弄清楚与帝国日本一起诞生的此概念的谱系，必须看清楚它的消亡过程。不如此，我们就无法保证新兴的东亚概念，不会成为由帝国日本主导的亚洲广大区域之幻想的死灰复燃，不会再出现帝国亡灵式的话语。”子安宣邦对“东亚”这一充满帝国主义色彩的概念的批判和解构，不仅是针对日本，亦是针对中国。可惜，从王沪宁到习近平，都不愿倾听这些逆耳之言，而宁愿重蹈东条英机之覆辙。习近平以东条英机为师，在处理南海问题时，耗费比新建三峡大坝还要多的军费修建人工岛，罔顾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庭，使得南海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引爆场，学者杨鲁军置疑说：“我真的不知道耗资巨量南海工程的真实目的和综合价值究竟何在？为什么不将这笔钱用于七千万中国人的脱贫？”习近平与施密特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成立国家意识形态中心，其目的是“打赢新三十年意识形态的斗争”，特别要压制和打击近年来网络新媒体中占上风的自由派言论。此前，中共官方的宣传机构在习近平的默许之下，推出若干御用学者的充满文革遗风的种种谬论。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夏明称之为“新四论”的荒诞言说：杨晓青的“宪政属资（资本主义）论”、刘亚洲的“党性神性论”、《解放军报》的“宇宙真理论”、刘小枫的认毛为父的“新国父论”。而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甚至致力于“将西方民主知识从普世降为地方级别”的学术研究。八十年代率先将西方基督教思想引入中国而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刘小枫，突然华丽转身，尤其让人瞩目。当然，这不是刘小枫一个人的问题，同样华丽转身的还有甘阳等人。单单从“被招安”的利益诉求来分析他们的突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细密的学理层面的分析。刘小枫的转变，从他十多年前钟情于纳粹法学家施密特就开始了。这也是夏明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热捧倡导“开放社会”的英国思想家波普尔，而最近十多年来，德国的施密特却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新宠？夏明对施密特的思想体系作出四点简明扼要的概括：其一，施密特认为个人主义和国家利益形成内在矛盾，议会民主议而不决，无法打造强大的国家；其二，宪政需要“主权者”行使决断权，“紧急状态权力”则成为一种超宪政权力；其三，“敌友之分”是政治的核心概念，政治的目标就是阻止“敌人”获得政权；第四，主权者或领袖成为满足上述要求的重要条件。所以，施密特会义无反顾地为希特勒服务，甚至在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之后，也从不认罪和忏悔。毛时代之后，中共无法生产出富有活力的意识形态，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只要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猫论”和“摸论”，只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常识，不足以构成激动人心的“精神原子弹”。虚荣浮夸的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谨小慎微的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都只是在邓小平给他们划定的疆界内“守成”而已，他们没有动用巨大的资源营造一套自圆其说、乃至向西方普世价值挑战的“江泽民主义”或“胡锦涛主义”。但习近平跟他们不一样，习有重塑中国官方精神符号和意识形态的雄心壮志。为了成为人民的精神导师，习近平首先需要塑造习近平主义或习近平思想。他不仅向中国两千年专制主义传统汲取养料，不仅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求帮助，也不排除向施密特这样在西方被唾弃的思想家取经。于是，作为施密特代言人的刘小枫，从在西方漂泊的边缘人成为在北京享受高等华人待遇的“红人”。刘小枫与王沪宁之间是否建立起了一条“思想热线”，外人不得而知。但王沪宁显然从刘小枫和施密特那里拿来若干思想资源，呈送给习近平，并被习近平转化为中国新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原则。当年，蒋介石拼命向希特勒学习，却画虎不成反类犬；如今，习近平从施密特那里拿来纳粹的思想精华，或许能够让枯竭多年的官方意识形态重新生机勃勃。至于“红太阳帝国”最终能否在习近平手上打造成形，我和夏明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当中共宣传部的内部文件中命令，将“习以为常”这样的成语作为“禁用语”的时候，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不义之徒”，不可能带领中国平安地“出三峡”。夏明通过梳理习近平与朱元璋、东条英机和施密特三个精神导师的传承关系，点中了习近平的死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