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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封闭小区为开放街区，毫无意外，引发轩然大波，有党媒甚至出面声称“拆除小区围墙，不是拍脑袋决定的”。
以往的政策，争议不少，来自官方媒体的辩护也不少，大多拿出国际惯例、援引专家观点，但直言“不是拍脑袋”的却不多见，这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政治风向。
问题仍然存在，既然不是拍脑袋决定，为何十多年前房地产市场化时，街区模式未能成为主流选择？有官员说是国人文化观念落后。然而，十多年前，除了机关大院之外，封闭小区并不多见，封闭小区恰恰是这十多年房地产开发的产物，是现实在前，观念在后。
是什么现实影响了观念？首先是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迫切需求。相比于细分地块的街区模式，大范围出让土地，既能减少工作强度，还能最大程度攫取土地出让收益。当初为土地收益而鼓励封闭小区，如今为了“集约更多土地”精打细算，转而推广街区模式。前前后后，都是自身利益衡量，至于缓解拥堵只是附属产物。
其次，封闭小区最令人青睐的莫过于私密、安全和完善的公共配套。业主之所以愿意为这些服务额外支付更多成本，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小区之外治安保障不力、公共配套失衡。离开小区，既无公园，也无街头休闲空间，高容积率建筑密布导致城市天空大范围消失，至于治安形势更是不如人意。这里的结论是，先有政府推卸治安责任和公共配套责任，然后才有封闭小区的自我保护机制。
再次，就在政府提出变封闭小区为开放街区的同时，北京广州等地都在四处推广城中村封闭式管理。这足以说明，政府对于自己的治安管理能力缺乏信心，否则何必以封闭式来保障城中村安全？相比于小区道路为业主所有，城中村中不乏市政道路，不顾市政道路公共性而封闭城中村，内内外外，从无半点法治考量。
所以，封闭小区，既是当初“大盘化”开发的必然结果，也是休闲空间、公共配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必然选择。究其根本，政府追逐短期利益推卸公共责任，小区业主不得不寻求自我防护，并为此支付额外成本。
有人说，追逐小范围的安宁，是中国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居住模式。这话说得有点含糊，在知乎上有人更加直言不讳，封闭小区是富人掩盖贫富差距的规划产物。且不说封闭小区的房奴，有多少列入富人基层？这两种观点，无不把问题推给小区业主，一如政府把交通拥堵和土地浪费的责任推给封闭小区。
还有人说，开放街区是国际惯例，独独中国“华南新城”之类的大型封闭小区大行其道。从规划科学性上说，开放街区当然优于封闭小区，原因不仅在于土地集约利用和道路资源优化，更在于社区融合。但规划是否科学，从一开始到现在，都不由规划专家决定，更不由公众决定，只有 政府，才有大笔一挥的权力霸气。显然，”造城运动”的根源不在规划而在权力。
还有人说，想要开放小区，首先开放机关大院。道理显而易见，小区产权属于私权，归业主所有，而机关大院产权属于单位所有，机关性质又决定其公共属性，开放机关大院，恢复街区功能，自是义务所在。但业主因为私权而反对，机关单位更会因为利益而反对。
如今开放机关单位公厕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完全开放机关大院。广州3岁女童借用司法局公厕直接被拒，司法局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作为回应。市民借用机关厕所，都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要想从机关内部通过，岂不是翻了天了？
机关大院红墙深锁，业主矮墙不堪一击。权力与权利的对垒，结果或许是料定的。但鸡蛋与高墙（eggs-walls），永远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