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北京欢迎你”。七年后的今天，中国针对境外机构草拟的一部法案显示，北京已经不再那么好客。这部草案规范的对象涵盖了大学、博物馆、体育和文化团体、行业协会，以及所有在中国大陆以...

由六四事件难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表示，去年以来遭到当局强力监控和压制，已成“新常态”。他们在六四前夕再度发表公开信，对当局的做法进行谴责。...

北京晚报｜网络低俗语言排行发布 “尼玛”位居第一
祖npc：呵呵，啥都是低俗，这是逼网民加速创梗，简直就是no zuo no die

stehingis：妈蛋，土肥圆矮矬穷是低俗，高富帅就高雅了？

不一样的美少驴：你妹怎么低俗了？你妹低俗不找你爹妈怨网友了？

软箱女神雪代桂：砖家叫兽也算？怪不得你们得叫砖家叫兽 你们就这点能耐

香菜狂魔秋小喵：砖家叫兽哪里低俗啦，戳中某些人的点了吧呵呵

扑式蛋疼：别的不说，傻逼这词儿绝不是有网络之后才出现的，别什么都赖网民啊臭傻逼

关于“东方之星”旅游客船翻沉事件，各地方媒体不要派记者前往当地采访，已经派出的记者立刻撤回。所有报道以权威媒体发布的消息为准。...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中国50个省市公安机关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建立“网警巡查执法”统一公开标识，对网络进行24小时巡查，称将及时制止网络违法犯罪和网上不良言行。此举引来民众担心言论将更不自由，因言论被抓的人可能会变多。网警设立统一名称24小时监控中国公安部宣布，从6月1日起，大陆50个省市的公安机关，将以统一名称“网警巡查执法”在微博、微信和百度贴吧等网络平台建立账号。主要工作有网上24小时巡查，及时发现并打击各种违法和有害信息，制止网络违法犯罪和网上不良言行。对情节轻微的网民进行私信一对一教育警示并要求改正，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则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同时接受民众投诉和举报。公安部指出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已经“清理了75.8万余条网上违法信息，查办网络各类违法犯罪案件7万多起”。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涉毒涉枪、诽谤、寻衅滋事等利用网络违法活动频发，淫秽色情及低俗等有害信息滋生蔓延。并称有的网民并不知道他发表的信息“不得体，不得当”。环球时报也发布评论《网警公开巡查，什么人才会不高兴》为新措施护航。针对有人认为“网上言论自由”可能受到损害的质疑，环时对此辩解：“公安机关对社会的全面安全负有责任。绝大多数人看到警察都有一种安全感，只有极少数人在这种时候产生的是不安全感。个别网络活跃人士如果因为网警公开巡查而感觉到‘不自由’，或者额外的‘风险’，那么他们就有必要对自身言行和一些习以为常的认识做些认真反思了。”因言获罪者恐变多新措施公布后，表态支持和反对的民众都有。支持者认为这样能为青少年创造健康安全的上网环境，孩子上网时可以更放心，也有人说网上谣言蔓延，对社会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加强公开执法，净化网络环境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大多数的留言却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许多人的支持论点十分相似，甚至连字句几乎一模一样，因此有网友就讽刺说五毛也应从幕后走向前台。反对的民众认为如同克格勃（苏联的情报机构）重新启动，对于什么是不良言行，让人感到害怕。历史作家草军书在微博表示可以预见以后因发微博被抓的人会越来越多：“从浦律师必须有罪，到屠夫（吴淦）被南昌警方行政拘留再到福建警方趁便将他转为刑事拘留，这一切表明，官方已经完成控制了微博，不过用的不是辩论说理，而是暴力机器。当然，法律赋予了他们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个人无法抵挡。微博诞生才5年，就从当初的热火朝天到现在的门可罗雀，这是害怕微博的官方最希望的。”管理网络言论成了中共近年来的治理重心之一，管控方法更一再升级。因为一些如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已成了另类的申冤平台、官媒口中的死嗑派律师发表案件最新证据及调查进度的场所，同时也是民众讨论中共视为敏感话题的地方，甚至是爆料传播地。目前被刑拘的维权人士吴淦就擅长利用网络平台来吸引民众对案件的关注。徐纯合案件同样引来大量网友讨论，并从官媒报导中找出各式不合理之处。这类平台俨然成了少数可以体现民意动向的地方，只是中国当局却选择封起网民的嘴巴，像公安部在这次常见网络犯罪中提到寻衅滋事罪，这项用来打压异议份子的口袋罪名，目前已有许多人因此获罪，轻一点则是被请去“喝茶”。虽然环球网在这篇评论的最后，要求民众“都应为中国网警的公开巡查点赞，并让自己成为这一制度的受益者，而不做它的对立面。”但目前看来，效果似乎会是相反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历史从来没有成为过去，它只不过是由原来的纸书变成了现在的微博。”法律界人士高木下在论及浦志强律师因微博系狱的文章中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新词——微博狱。

第十四届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落下帷幕。《法兰克福汇报》认为，南海主权争端使中国比起往年更加被孤立。《柏林报》则关注了北京最新的禁烟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第十四届香格里拉对话上周末在新加坡举行，南中国海议题不出外界所料成为会议关注焦点。《法兰克福汇报》周一在政治栏目中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中国比起以往更加地被孤立。“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最重要安全会议’香港里拉对话’多年来走的都是同一个套路：第一天开幕式后，美国防长首先发表演说，批评中国在临近地区的侵略性举措，并且承诺美国将加强对地区事务的参与。在随后的提问时间里，一名身穿制服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会发言，驳斥所有指责。会议的第二天会有一名中国代表出面，全方位驳回指控，并且强调中国的和平理念。接着他会面对来自各方代表的盘根究底的问题，而他避重就轻地给出答案。媒体则能对这场’唇枪舌战’进行报道。”文章接着写道，今年各界预期中美的“唇枪舌战”会比以往更为激烈。“数月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遭岛的行径已经引起邻国的担忧。中国在该地区填海造岛，部分设施显然是为了军事用途。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的主权申索重叠。在香格里拉对话上依旧无法找到实质的解决方案。一名高层级的与会者透露：’不知所措是显而易见的。’”美国防长卡特呼吁中国停止填海造岛“就连美国似乎都在此事上缺乏周密计划。为了向中国表明，中方不能随意制造既成事实，华盛顿在几天前派遣了侦察机飞跃环礁，并且带着CNN电视台的成员一同前往。记者们见证了美国如何被中国海军要求离开争议地区。虽然这无法改变现状，但CNN的报道为美国防长卡特架设了一座舞台，让他在周六能要求中方停止填海造岛，并且表达了美国的’极度担忧’”。“不只是美方，多数与会国家的代表也表达了其政府的担忧，当然不包括中国。卡特说，其它国家也在该地区设置军事前哨，但是中国的活动规模却是’前所未有’。他清楚表明美国不会因此被吓退。从美国的角度看来，该地区珊瑚礁及环礁周围属于国际海域。”文章指出，正如千篇一律的公式般，中国解放军代表赵小卓周六严词驳斥了卡特的南海言论，声称中国的行动是“合理正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周日重申了这个论调。根据他的说法，中国填海造岛的措施只是无害的建筑工程，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总体而言，这次中美之间的过招并没有往年那般激烈。当时美国防长哈格尔指责中国造成地区局势的不稳。这次的会议气氛富有建设性，但是中国比起过去几年更加孤立。”北京自6月1日起实施严格禁烟令被钉上耻辱柱的烟民《柏林报》周一关注了中国的禁烟措施。“烟民们应该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自本周一开始，北京颁布了全球最严格的禁烟令：餐厅、酒吧、戏院、大众交通工具、办公室、博物馆、文物保护区和公众场所全面禁烟。北京政府希望借此一举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近四分之一的中国民众是烟民，而北京拥有2000万人口。在中国，吸烟是饭桌上以及社交应酬的一部分，就像啤酒之于德国人那般。”文章接着介绍道，触犯禁烟令的烟民将被处相当于30欧的罚款，未执行禁烟令的餐厅业者必须缴纳约1500欧罚金，而且可能失去营业执照。除了常规警察外，还将有上千名志愿者在市区里“巡逻”禁烟。此外，若有人违规三次，其姓名将会被政府网站“张榜”公布一个月。作者写道：“这些措施令人想起共产党过去的运动，组织居民委员会肃清’反革命活动’。但此次的新政策获得许多赞赏。世界卫生组织全力支持北京的禁烟运动。’新法规非常好。它将能对全国性的禁烟法带来正面影响。”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Bernhard Schwartländer）如是说。中国约有7.4亿人受二手烟的危害。问题在于，禁烟令是否能被贯彻执行。”

一艘从江苏南京开往重庆的客船在长江湖北监利段翻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全力搜救。...

王岐山会见学者讲话被封杀五月中旬，网上传出一份由中信证券总经理德地立人整理的，王岐山四月二十三日会见弗朗西斯‧福山、青木昌彦、德地立人的讲话记录。这是一场以现任政治局常委为主角的公开会见，按中共宣传报道常规，应由官方媒体对外发布消息，但这场会见被中宣部消声，半个多月之后讲话内容曝光，却不循正式渠道，没有官方通稿，而是以私人记录、网上发布的方式公之于众。这种现象在中共非常罕见，或有“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之嫌。讲话记录随即被官方封杀，王岐山、德地的言论权与民众的知情权悉遭践踏，这倒是符合党管网络的黑规矩的。那么，王岐山说了什么值得封杀的言论呢？难道他一不小心透露了敏感消息或“国家秘密”？当然没有。这是一篇宏观、抽象、务虚、空洞的讲话，话题很多，谈历史、文化、宗教、政治，论中西异同，析“中国特色”，貌似高深、复杂，其实既乏新意，更无“干货”，内幕消息、重磅炸弹之类，是一句也没有。德地写道，“岐山说，你什么都可以思考，可以思想，但说话就不同了”。王岐山不是毕福剑，即使有怨气，或者有猛料，也定能做到滴水不漏。福山开门见山，向王岐山表明“希望就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与您交换意见”（可惜按目前体制，除了习近平，其他常委都未必有机会与王交流“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青木感兴趣的话题则是“新常态”下的企业改革（王岐山虽曾长期主管经济金融事务，但眼下经济改革却是别人的奶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王岐山并未满足两位客人的愿望，一直顾左右而言他。会见结束后，德地评价说，“几年，甚至十几年以后，回过头再看今天的会谈，它一定是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会谈”。但福山明显有些失望，他的评价是“像玄学讨论”。王岐山滔滔不绝大谈政治文化在中共高层，王岐山无疑是口才最佳、学识最优的人。年轻时就因为口才好、擅说服而担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也是因为口才好被选拔进城，只当了两年知青就进入陕西省博物馆去当了解说员。他的好友习近平则是老老实实在黄土地上当了七年知青才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王岐山是学历史的，早年无意从政，甚至不肯入党，只想当一个学有所成的学者。后来进中枢，当智囊，又转行搞经济，当银行家，当“救火队长”，最后平步青云，成为中共高官，主要是沾了他岳父姚依林的光。（王岐山从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调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依从姚依林的意见。闹SARS那年孟学农倒台，王岐山接任北京市长，此二人其实是一家人，都是已故常委姚依林的女婿，似乎是有意安排，这个职位非姚家莫属？）以王岐山的为学、为政经历，他是可以与国际顶尖级学者进行思想对话而不必因见识短浅而心慌的中共高官，但是，一场一个半小时的会见，王岐山一人滔滔不绝讲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面对国际著名学者，或者会被人觉得有些班门弄斧。中国历史文化有现代政制DNA？王岐山的话题主要围绕福山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而展开，但是，他似乎没有读完这本书（也许只读了第一章），当他不容置疑地说出“（对着福山）你讲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说明中国文化里有这个DNA”时，福山一定是如坐针毡。因为福山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有这样的观点，但是出于礼貌——再说也没有从容插话和辩论的余地，只能听之任之。《政治秩序的起源》用了很大的篇幅专论中国，在讨论其他国家时也都将中国列为重要比照对象，但福山从不认为中国“都有DNA”，反而认为中国从无法治、问责制的“DNA”。福山将中国作为最早建立现代国家的典范（此处“现代国家”是按马克斯‧韦伯的定义，拥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和科层制官僚管理机构的国家），这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福山也不下二十次写道“中国没有法治”、“中国没有基于宗教的法治的历史基础”、“（中国的）法律只是皇帝自己金口玉言所颁布的制定法”，而不是最高统治者也要受其约束的至上规则。他还说，“法治和政治负责制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制度中唯一的责任只是道德上的”、“制度中唯一正式的负责制是向上的，即对皇帝负责”。王岐山认为福山的现代政制三要素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皆有“优秀DNA”，并将这一王氏观点安在福山头上，这不仅让福山很无奈，也与他自己关于“中国特色”的观点自相矛盾：如果中国“优秀DNA”全有，何以“（习近平）他完全理解邓小平说的：中国需要几代、几十代才能实现现代化”？何以“rule of law并司法独立”在当代中国反而“不可能”了呢？福山以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负责制的极致是现代民主制）三种制度的有无、多寡及其组合的均衡性来比较不同的国家与文明。在他眼里，中国建国第一，但没有制度化的法治和负责制；印度的国家孱弱，却有不太成熟的法治和负责制；欧洲的国家姗姗来迟，但英国（及其衍生品美国）、丹麦因其扎实的法治基础而成为现代自由民主政制的优等生。很难判断王岐山是否了解、是否赞同福山的自由民主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王岐山既然自称爱好王阳明，将这句格言用在他身上，用在所有那些以“中国特色”搪塞“普世价值”的人身上，都是合适的。王岐山的信号王岐山说，他的讲话“也算作信号”，那是什么信号呢？他说：“长期执政的党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压力很大。……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啊。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网上查到，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与去年八月在全国政协作反腐败报告时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相比，与今年初在中纪委、监察部春节团拜会上作即兴演讲时的轻松幽默、自信满满相比，这段话已是语含沧桑，略显疲态。两会以来打虎节奏明显放慢，表明“治标为主，打大老虎”的习、王反腐战略进展不顺。但所谓“难啊，自己监督自己”，让人联想到年初落马的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的“为官不易，做一世好官更加不易”。据说，习近平批示“做好官不易是什么心态？你可以不做嘛。”“自己监督自己难”又是什么心态？你可以开放报禁、党禁，让别人、别党来帮忙监督嘛。在回答福山“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并司法独立”时，王岐山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再说宪法是党，也不就是人写的吗？”至此，王岐山的“信号”真相大白，如果说“自己给自己开刀”意指反腐败治标不易，那么，这段最无玄学意味的坦诚之语所发出的“信号”便是：反腐败治本无望。人治助长了腐败，司法臣服于党政权力放纵了腐败。如果法治和司法独立“不可能”，那么，除了服务于权力斗争、政治报复，反腐败运动还有多少正面意义？《争鸣》2015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