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日，台北，工会和市民团体成员参加国际劳动节游行。各劳工团体根据自身工作的不同特点，表达不满，提出诉求，所提口号虽然“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希望减低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网易图集 以下为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评论： 网易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网友：你们这些人真是让灵道好头疼，别人发这新闻本来用意是揭露资本主意人民水深火热。 网易福建省泉州市网友：台湾的高度文明兹有，证实了华人并不下贱！...

一花一带：模仿经济合作概念“一带一路”的说法，指花千芳和周小平。这两位在2014年10的文艺座谈会上作为御用青年网络作家代表受到习近平接见后迅速蹿红。不久后，周小平就成为了共青团中央青少年新媒体协会常务理事，而花千芳当选了抚顺作协副主席。

但由于两人作品里充斥大量指鹿为马的内容，甚至有时连简单的成语都无法准确运用，因此引来大量网民的嘲讽。

花千芳也被网民称作“花碧莲”和“花司马”；周小平则通常被戏称为“周带鱼”或“长鱼侯”。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前部长令计划被指控贪腐以及严重违纪而被双规调查。尽管令计划遭到拘禁已有半年，但对他的调查仍然没有结案。新的调查指控，令计划透过各种手段，搜集前任以及现任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材料。 据东网消息引述博讯周刊最新一期爆料，令计划落网前至少盗取机密文件2700多份，而且这些文件中部份已被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带到美国。...

安徽大学官方微博近日公开推荐花千芳的《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并引用该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师黄志高，称之为“一部风格独特的中国近代史作品”，引来网民一片哗然。

@安徽大学：#书香磬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花千芳：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中国近代史作品。主要讲述了1840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建设情况，并以此为主轴，穿插着写了中、美、俄三国斗法的趋势。本书试图告诉读者，我们国家能从近代屈辱史逐渐走向昌盛的原因。（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师黄志高推荐）

大陆国信办早前指将启动5大专项行动，全面打击、封堵境外媒体资讯及出版物；近日更要求各地网管办和大中院校团委组织的网评员，加大舆论引导和举报力度，重点关注与港台有关的资讯。（卡帕/林静报道） 大陆传媒界人士指出，这次专项被称为“净网2015”、“固边2015”、“清源2015”、“秋风2015”和“护苗2015”，国信办在向互联网企业负责人解释有关行动时说，将运用多种手段重点打击港台主要“反动传媒机构”。...

记者曾遭死亡威胁

傅才德本人在写了第一篇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后曾收到很多死亡威胁。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傅好文在该校《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撰文指出：“第一个威胁是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者转的，这位学者把从一位中国熟人那里听到的谈话传给了他，含糊地警告说傅才德最好小心点。后来，傅才德接到了通过北京一位外国新闻同行转达的类似讯息。”

中国政府宣布成立“足球改革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任组长。有评论认为，中国政府对足球运动的政策，和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酷爱足球有关，但中国足球水平短期内不可能靠政府重视就会提升。中国足球报4月30日报道说，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副总理刘延东任组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任副组长，足协主席蔡振华任办公室主任。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足球改革总体方案”，领导小组的成立显示中国政府对足球改革的重视。不过，在中文网络上，民众对政府的这个领导小组是否能改变中国足球落后君面并不看好。在北京的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体育部主任汪大昭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就坦率地说，中国的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没有意义”。不过，北京某大媒体体育记者汤先生认为，政府重视增加投资，可能短期内可能会对足球业产生影响，“出个副总理去领导，投一大笔钱，从欧洲请最好的教练，短期内可能会有些效果。但长期来看，不敢说绝望吧，但恐怕还是很难。”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权力主导一切的国家，政府规划对很多事情都非常重要。他举例说，中国城镇化建设中对普通民众能够承担的体育设施不重视，可能是中国足球水平无法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城镇化建设，很少考虑这些，比如很少有给普通人的足球场和其他设施等等。就算你现在去建起来，真正起效果发生作用，恐怕也得十多二十年了。”刘先生表示，目前中国最高领导层中，有多人据传都是足球迷，这直接反映在目前中国政府的政策上，很多商界人士都已经闻风而动，“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三个人，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据说都是足球迷。尤其是习近平，有人说看中国队输球还会拍桌子丢茶杯。所以现在对足球的这种重视，就是一个政治任务了。民间很多商人都在说，未来十年八年和足球有关的会是一个好生意，政府计划建几万个足球学校，还有其他设施。在中国，什么都是政治。”据一些中国体育网站的调查，足球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体育运动，每年吸引观众最多，观看足球比赛电视传播的观众人数也排在各类体育转播之首。然而，虽然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足球水平多年来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某家网站对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 的投票者认同中国足球的问题出在体制。汤先生表示，足球需要从小进行职业训练，但这种训练不仅是体能和技术，也包括竞赛精神与集体合作，“我在英国，看到那些孩子，七八岁、五六岁，家长陪着，教练带着，有专门的裁判，进行比赛。就是从小就进行半专业的训练和比赛了。这种素养不是短时间培养出来的，中国到了最近十年，才开始有这些概念。”汤先生认为，即使在中国政府的全力推动下，对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但要大幅提升水平也需要20年时间，届时掌权中国领导人是否还爱足球谁也无法保证，这是中国政府主导体制存在的一大问题。记者:石山  责编：嘉华

毕福剑「辱毛」贾祸，遭到毛左派和官方媒体的肆意围攻而不敢自辩，或将被迫辞职；高瑜揭「七不讲」蒙难，被当局以所谓「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重判七年。今夕何夕，今世何世？江湖如此险恶，政治如此黑暗！　　这两个人的身份与履历很不一样：一个是家喻户晓的央视著名主持人、八面玲珑的「国民姥爷」，一直「吃共产党的饭」，以讴歌盛世、谄媚当局为职业。表面看，毕福剑似乎在体制内如鱼得水，挥洒自如，混得有头有脸、风光无限，谁知一句酒后真言，「别提（毛泽东）那个老Ｘ养的，可把我们害苦了」，他曾经拥有的一切光荣与梦想、成功与幸福，便顷刻间如梦一般变作往事、化为泡影。　　另一个是早已脱离了体制，且被体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女记者，八九年曾慷慨赴国难，因推动召开人大特别会议以破解民运困局而被政府秘密囚禁，此后又因坚守监督权力、揭示真相的记者天职而两入牢狱，后半生吃尽了共产党的苦头。如今高瑜已年逾七旬，却不料因为揭发「七不讲」这一愚蠢、丑陋、恶毒、荒谬的「国家秘密」而遭到「依法治国」者流的无耻报复。习近平不是自称尊重儒家传统吗？岂不知《周礼》言「赦老耄」，《礼记》曰「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除了贪、盗、抢、伤、杀等重罪之外，中国历代刑律对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是网开一面的，七年徒刑就是习近平的「仁政」「德政」吗？　　虽然毕、高二人的身份不一样，但这两件事情的性质却是一样的，这就是：宪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遭到了粗暴侵犯。经过净网络、清媒体、整律师、谈文艺、肃高校等「意识形态亮剑」动作，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已进入言论自由的冬天。言路已经冰封，自由正被冻结，体制内外，惟余莽莽，党国上下，早失滔滔。　　毕福剑谨慎一世、大意一时，他的全部「错误」，不过是酒后忘形，一不小心忘记了要「吃共产党的饭」，就必须白天在节目里「装孙子」，晚上在饭局里继续「装孙子」。不错，他言语「不雅」，爆了粗口，但是，第一，他是在私人饭局里爆粗；第二，他爆粗的对象，乃是千古未有之大暴君、大独裁者、大刽子手，是在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犯下了严重罪孽、欠下了累累血债的毛泽东。对于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伟大领袖」，普通语言有所不逮，或许也只有爆粗口才能表达人们内心的真实感受。毛泽东既然亲自把「脱裤子」、「操娘」、「拉屎」、「蠢猪」等粗话引入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把「放屁」直接写进诗词，也就怪不得人们以彼之道还诸彼身。　　「辱毛」事件被炒得太大，对于为保饭碗而有苦难言、不敢置辩的毕福剑来说，这不公平。他已经道歉了–想必内心是委屈的，可央视仍然不依不饶，《中国纪检监察报》仍然以所谓「党的纪律规矩」施以欺压恐吓。除了辞职，毕福剑还有别的选择吗？　　此事件的实质当然不是「不雅」，也不是「告密」，而是言论自由的缺失。一个酒桌段子，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表达一点想法和意见，即使他说的不对–何况并没有什么不对，那也仅仅是行使其宪法保护的言论权利而已。美国最高法院最著名的法官霍尔姆斯说过，言论自由的涵义是，即使「那些为我们所痛恨的思想，也是自由的」，那些为人们所难以接受的表达方式（比如焚烧国旗或损毁政治与宗教象征物），当然也是自由的。一九七一年，约翰?马歇尔?哈伦法官针对一位加州小青年公开展示T恤衫上书写「操你妈的征兵」的「过激行为」，认为这仍然是一种应受保护的政见表达方式，他写下了如下精彩判词，「一个人的粗话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将这句话用在毕福剑事件上也恰如其分。　　包括《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在内的媒体一窝蜂地谴责「告密」，当然，告密是可耻的，但人们仍需谨记，告密是果不是因，而且，要切忌将善意传播与恶意告密混为一谈。善意地传播他人的思想和观点–即使是通过某段「不雅视频」所表达的思想和观点，也是言论自由题中应有之义。袁腾飞的学生传播了老师痛骂毛泽东的讲课视频，人们并没有指责学生告密，反而将袁腾飞捧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这才是正常的社会反应。迄今为止，尚不清楚毕福剑饭桌视频是如何流出的，但无论如何，对于视频流出所产生的不利后果，人们最该谴责的似乎不应该只是「告密者」，而应该是毛左派和官方舆论对个人权利的不尊重、对非毛化言论的不宽容。先有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坏制度，才有刺探和举报公民私下言论的告密者，这个逻辑不是一清二楚的吗？比告密者更加可耻的，是鼓励告密、接受告密的黑暗政府、阴暗社会，这个逻辑不也是一清二楚的吗？　　而高瑜事件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中共当局对宪法的蔑视和对言论自由的仇视。现在，「七不讲」已经自动升级成了「八不讲」：不准讲「七不讲」。因为「七不讲」已经传达到市地师级，早已满城风雨，早就无所谓「秘密」可言。高瑜不同于一般人之处，是一般人满足于传言，而高瑜则将最严格的真相呈现给大众，这正是一位优秀记者的天分和职守所在。从来源讲，「七不讲」是党内文件，无关国家秘密；从内容讲，「七不讲」公然违宪，而无关军事、外交、反恐等主权、国安等秘密事项；从后果讲，高瑜揭露了「七不讲」，国土未失一寸，国权未丧一分，国库未损一文。这算是哪门子的国家秘密？高瑜揭此种秘密何罪之有？　　新闻自由既是言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国家的结构性设置–它是确保国家体制正常运作、政府不至胡作非为的制度结构之一。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新闻自由理应置于比保守秘密更加优先、更加重要的位置。在人民的知情权与政府的保密权之间，诚然需要有所兼顾、有所平衡，但无论如何，前者是本，后者是标，后者服务于前者。那么，即便「七不讲」确实是所谓「国家秘密」，但因为它是肮脏的秘密，是违宪的秘密，是不应该向人民隐瞒的秘密，高瑜揭露了它、批判了它，此举实在是为民谋利，为国立功。　　毕福剑事件差点引爆民间新一轮评毛潮，高瑜事件则映照出新闻自由在中国的现实窘境。某种意义上讲，毕、高二人都是以自身行为冲破「七不讲」禁令的英雄。体制内外有此二人，乃中国之福。来源：争鸣转发此新闻:

作者：王霄 今天网络上很集中地介绍最近一期的《人民论坛》杂志组织的一个专题讨论，专题的名字很是耸人听闻：“如何解决低薪和繁重工作引发的公务员心理失衡”。杂志的导语极富煽动性地说：“县委书记权力巨大，工资却多在3000-5000元，加上奖金、福利，年工资仅有8-10万元；而县城经商的个体老板一年能收入10万以上，更不用说国企老总和企业CEO了。低薪和愈益繁重的工作任务日益引发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