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执勤民警开枪击毙庆安当地人徐纯合，此事持续引发热议，当地检察机关也已介入。死者家属向南都记者透露，哈尔滨铁路公安方面向家属一次性发放了一笔“补偿款”，随后徐纯合遗体被火化。徐...

中国雾霾严重，导致很多有钱的国人和在华工作居住的外国人想“移民”海外。中共日前派出政治局委员刘延东抓足球。有学者提出问题：雾霾还是足球好抓？显然是前者。前者可以在几年内见成效而后者则不得而知。上星期，中国成立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刘延东任组长。这是中共执政以来第二次委任一名政治局委员主抓单个体育项目。3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确立了中国足球的近期、中期和长期三大战略目标。足球与雾霾可比否？那么，到底是雾霾还是足球好抓，哪个更容易立竿见影？中国学者李稻葵说，当然是前者。这位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五月初在新华网主办的思客(Thinker)论坛上发表文章说，雾霾应该比中国足球好抓，而且可能会在五年内就出现很大改善。李稻葵的理论是，要搞好足球就必须说服上亿家长让孩子少学习、多踢球，这会非常难。相比之下，雾霾的来源比较集中，所以可以很快解决。他说，“遇到考验政治体制国际声誉的大事，高层决策者的决心是有的，而且由于下手的对象比较集中，有关政策会很快出来，我相信5年之内就能看到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大气得到明显改善。”但华盛顿智库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中国项目经理、长期研究中国环境问题的马海兵反驳李稻葵这种把雾霾与足球相提并论的说法。 “我不太认为这两个东西具有可比性。首先他用‘抓足球’这个‘抓’字来讲，这一看就是很典型的中国官方思维，因为足球在世界各地不是靠抓才能抓起来的，”他对美国之音说，“这和环境不同。环境是公共问题，雾霾属于公共问题。公共问题是天然存在的，必须要求政府去介入、去管理，用更好的政策去推动。”有专家认为，足球由中央政府“抓”与不抓，并不直接影响全民身体健康和素质，而雾霾则直接对每个居民健康和安居乐业造成或带来多方面的负面效果。中国新闻学者、原北大新闻与传播教授焦国标认为，中国当然有能力“抓足球”，但与足球相比，雾霾更需要抓，而且中国需要抓的问题还很多。他对美国之音说：“需要抓的还有其它方面，比如国民的基本福利、教育、还有国民保障等等。”北京的空气好了，上海的空气差了北京的空气质量或许的确在改善。据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整理的数据，随着整治污染的各项措施收到效果，北京的雾霾在今年第一季度出现大幅好转。绿色和平发表的报告说，今年前三个月，北京PM2.5悬浮颗粒物人程度同比下降13%。与北京临近的河北省的PM2.5浓度更是下降了31%。不过，在北京及周边地区PM2.5下降的同时，上海PM2.5指数却上升了13%。绿色和平东亚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张凯表示，中国沿海城市的PM2.5将逐渐好转，但这将被中西部城市PM2.5不断上升抵消，甚至超越。中国新闻学者、原北大新闻与传播教授焦国标表示，治理雾霾对习近平来说应该也是不难的。他说：“如果有些地方污染的程度还是很重的话，很可能是地方政府对这个问题抓得不够紧，也不像北京和周边地区这么关注空气的问题。地方政府是可以通过行政上的努力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的。”绿色和平的张凯表示，北京、河北空气质量的改善的确是因为“政府控制空气污染的严格措施，以及大规模降低了当地的重工业污染。”他说，在没有类似措施的中西部地区，空气污染问题将持续恶化。这凸显治理空气污染绝非一朝一夕。“雾霾移民”划不来？去年7月，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错误地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后报道说，北京的空气质量有望在2030年达标。该报道引用的PM2.5平均浓度24小时内不超过每立方米35微克是世卫组织为污染极其严重国家设立的过渡标准。世卫组织所建议的是不超过25微克/立方米。李稻葵在他的文章开篇建议那些“雾霾移民”三思而行。所谓“雾霾移民”是指因无法忍受空气污染而选择移民到海外的中国人。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雾霾问题而移居海外目前不得而知，但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在刚刚发布的《2014年商业信心调查》报告中说，空气质量问题是在华欧盟企业留住人才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在美国留学并工作六年的海归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北京工作两年后她现在打算再回到美国。她说：“并不是事业不顺利，也不是无法融入新的环境，而是一轮又一轮的雾霾。小孩常常无法到室外活动，每天只能关在屋子里。”新闻周刊(Newsweek)上海分社社长布鲁克·拉尔默(Brooke Larmer)最近在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撰写了一篇题为“如何让你的小孩在雾霾下的中国健康成长”(How Do You Keep Your Kids Healthy in Smog-Choked China?)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当他全家2010年初次抵达北京时，大多数中国人对空气污染仍然持否认态度。当时，他的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好友坚称笼罩在城市上空的一片灰色是“雾”，就像旧金山一样。但现在，本地居民比外国人更加关注空气污染。拉尔默说，像很多人那样，我们也时常准备逃离中国，因为没有人知道严重的空气污染会给儿童的肺带来什么样的长期影响。但中国前卫生部长陈竺在2013年底曾说过，空气污染造成中国每年有35万-50万人的生命提前结束。雾霾、足球同属系统性问题习近平自上任以来以其强硬作风“拍蝇打虎”让李稻葵等一批人士对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力量解决任何难题抱有信心。但华盛顿智库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马海兵认为，治理雾霾需要标本兼治，而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他说：“雾霾要治本，‘本’就是工业化要完成，你的能源消费是不是能够减少，或者说能源消费结构能不能得到重大改善。如果没有这些，那么雾霾的基础是一直存在的。你只能是说，这个城市控制的严一点，那个城市控制的松一点。但雾霾本身的问题有时候也不是说控制的严就一定能够得到治理，因为雾霾是可以移动的。”李稻葵想说的是像足球这样的系统性问题，政府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也不一定能够很快得到效果。然而，治理空气污染将被证明也是个系统性问题。中国或许能够实现他所说的5年之内让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的空气得到明显改善，但很有可能是这些地区的雾霾被赶到了河南、湖北、四川这样的内陆省份。

毫无诗意可言 制衣厂的流水线一年到头都是灰的，每天踏进来，邬霞都感觉眼前粘了团蒙蒙的雾，就像总也睡不醒。14 岁开始，她就进了厂，拿一把剪刀，重复剪线头的动作，站在流水线的最后一环。母亲在同一条拉线几个人开外的地方做工，但她不敢和母亲交谈。管理人员常常藏在成堆的衣服底下窥伺，抓到工人说小话，立刻就要揪出来收罚款。满厂房的人，个个面无表情。 厂里有很多很多的规矩。不能说话，不能随意上厕所，不能在工作时间坐着，不能穿自己的衣服。工衣是深蓝色，毫无美感的直筒式，对一个小姑娘来说实在太不合身。邬霞喜欢她在夜市上25 块钱一条买来的裙子，晚上冲过凉，等大家都睡熟了，蹑手蹑脚去洗澡间穿起来，把窗玻璃当镜子，悄无声息地美一会儿。每天在流水线上站十几个小时，她知道或许永远没机会穿上自己生产出来的吊带裙，只好把幻想写在诗里：‌‌“而我要下班了/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吊带裙它将被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那个时候是，很想很想通过写作改变命运。‌‌”如今32 岁的打工诗人邬霞坐在出租屋的硬板床上对《人物》记者讲述自己写作的缘起，它源于生活的愁苦，毫无诗意可言。她说，在那些‌‌“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的日子里，写作是她所能想到的、逃离工厂的唯一希望。 邬霞是第一代留守儿童，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四川家乡，双双去往深圳西乡镇打工。通讯不便，他们大半年往回寄一次照片，背景是深圳当时最高的地王大厦。那建筑总共有69 层，高大极了，漂亮极了，邬霞满心以为父母在大城市过上了‌‌“体面的生活‌‌”。直到14 岁，她辍学，南下，来到母亲所在的日资制衣厂做了一个童工。这时她才知道，父母根本没有见过地王大厦，那只是照相馆里的一块背景布。 1980 年代起，打工潮席卷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离开家乡和土地，进入工厂。到南方去，最早离开的老乡这么诱惑他们，那里黄金遍地，小小一个镇子都能有两家发廊。1980 年出生的打工诗人池沫树，来自江西宜丰的一个小村庄，1996 年他读高中时，村里已经看不到什么年轻人。池塘边洗衣服的妇女，谈论最多的是儿女在哪里打工，写信来了，寄钱来了。她们见到还留在农村的青壮年经过，眼里满满都是瞧不上。池沫树成绩很好，喜欢写诗、画画，语文和数学常考前几名，梦想成为一个艺术家。然而高中毕业那一年，滚滚浪潮还是把他和堂哥一起，稀里糊涂地冲到了珠三角。十几年来，他做过搬运工、印刷工、橡胶打料工、送货工，也做过质检员、编辑和仓库主管，兜兜转转，最后又回到家具厂。池沫树是笔名，他与过去梦想唯一的连结只剩下写诗，坚持了许多年，总算没断。 很少有人注意，打工者们在生产‌‌“中国制造‌‌”的间隙里也生产了大量的诗歌。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邬霞以为打工族里只有她一个人有这样的念头，她常常幻想自己将成为打工族里出现的第一个作家。直到2013 年，西乡镇计划给打工作家出一套8 册的丛书，居委会的人来找她的时候跟她说，仅仅在他们街道的这些厂里，就有100 多个人竞争这8 个名额。中国的2900 个大大小小都市县城里存活着2.3 亿农民工，再加上有城市户籍身份的产业工人，总数约3.1 亿。2014 年5 月，诗评人秦晓宇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邀请下开始着手编一部《工人诗典》，他发现，这个群体所创作的诗歌数量惊人。可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声音都隐匿在工厂巨大的轰鸣里。 池沫树和邬霞是网上认识的文友，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2015 年2 月，北京郊区举行了一场不算起眼的工人诗歌朗诵会，包括他们两人在内的18 位来自工厂的诗人从全国各地受邀赶来，在摄像机和观众面前朗诵了他们的诗歌。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聚在一起，很多人头一回面对镜头，显得羞涩、拘谨又隐隐兴奋，一边背诵，一边把小抄攥在手心里。两日的活动，行程安排非常紧，他们的个人交流仅仅是去往机场路上一起吃了顿早饭，坐了一坐。也许是出于某种说不清的默契，邬霞记得，大家只聊了些生活琐事，谁都没有提到诗歌和工厂。 工厂，牢房 从邬霞的出租屋出来，穿过一座天桥，再转过一条小路，就到了她最初打工的制衣厂。整个路程步行不足10 分钟，但如果不是《人物》记者提出想去看看，邬霞已经有近10 年没回去过。 ‌‌“朝着工厂的方向，想起来就觉得烦……我称那个工厂为牢房。‌‌”紧接着，她又重复了一次，‌‌“我说是牢房。‌‌”经济危机之后，原先那家日资厂在2008 年底搬去了越南，旧厂房现在被好几个小厂占领瓜分。2000 年从那家厂离开之后，邬霞辗转多个制衣厂、电子厂，也做过前台，摆过小摊，直到孩子的出生让她不得不放弃工作。故地重游，邬霞从一扇老锈的铁门穿进去，告诉记者，这门从前是锁死的，里面的工人出不去，家人想来见一面只能隔着铁栏杆，就像探监。 她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个少女，身材瘦小，眉眼也没长开，一望便知是非法童工。母亲问表姐借了一张成年人的身份证，又托了关系，好不容易混进厂里。为了防止两人说话，邬霞和母亲分别被分配在拉线两端，线上的老人凑在一块儿嘀嘀咕咕，这孩子真可怜啊，小小年纪就出来打工。而她只觉得厌恶—每当管理人员发火说线头没剪干净，她们的怜悯立刻消失了，毫不犹豫把责任推到邬霞身上。对邬霞来说，除了普工之外的所有人都是‌‌“管理人员‌‌”：经理、拉长、总查，甚至还有保安。他们可以毫无道理地辱骂工人，邬霞甚至不愿意回想具体的用词，‌‌“总之就是不把你当人看。‌‌”一天，有个经理在走廊踩到水滑了一跤，他恼羞成怒地爬起来，当场宣布，从今天起，谁洒水在地上，罚200 块。保安每抓到一个，罚款和厂里各分一半。当时一个普工的月工资只有600 多元，每天下班，保安们都像搜寻猎物的狗，轮番到女工的宿舍区打转。 ‌‌“那些负责人就是心很毒的。‌‌”走在破败的厂区，邬霞指着一栋灰色的宿舍楼说，因为忍受不了管理人员日复一日的羞辱，她曾经试图在这里自杀，一只脚已经跨到了窗外，又被母亲狠命拽回来。 仅有的快乐时光属于夜晚。所有人都睡了，她悄悄爬下铁架子床，拎上塑料泡沫做的小凳子，躲到厕所，就着昏黄的灯光开始写作。在那之前，她日日在工厂里翻着从地摊上租来的言情小说，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念头：为什么她们能写，我就不能？ 她在臭气熏天的蹲坑边上编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写漂亮小白领和多金大老板的恋爱，‌‌“在明媚的春光下/我的身姿开始吸引你/我早穿上漂亮的裙子/那是我最美之时‌‌”。4 年里，邬霞写了几十首诗歌，6 部小说，每天凌晨三四点和衣而睡，第二天早上7 点又站到流水线上。‌‌“那个时候没想这么多，那也不知道对身体不好，反正就是觉得很想写，写了然后宣泄之后呢，心里好受一点。‌‌” 池沫树也睡得很少。他更习惯趴在床上写，本子搁到被子顶上。跟邬霞不同，到东莞打工时，他的脑袋里没那么多不着边际的幻想。在工厂里，他逐步适应并且遵从丛林法则，小心遵守各种规定，用心同管理人员搞好关系，时而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帮领导写报告和发言稿。他长得高大白净，性格开朗，很多工友愿意跟他玩在一起。 有一次他在厂刊上发表诗歌，同宿舍的一个湖南大哥看见了，拿起来在屋里大声朗读。‌‌“哎呀，你真的了不起，你可以去教书！‌‌”他对池沫树说，高兴地追着聊天，说着说着，忽然就没声儿了，池沫树发现他在默默地哭。回忆起来，池沫树感到悲伤，‌‌“我后来发现他只读了小学一年级，字都写不了几个，就很自卑那种，很自卑。‌‌” 1990 年代的打工者大多是1970 年代生人，很多人像湖南大哥一样，没读过多少书。那正是打工潮最汹涌的时候，珠三角的工人数量远远超出需求，工厂大门口攒动的人头好几个月也不散，大街上到处是找不到工作的人。文凭成了卡人的关键，有些工厂开始在招工的时候考算术和26 个英文字母。没有文化，找到的工作只能是底层中的底层，但他们不敢轻易丢弃饭碗，哪怕有些时候需要用尊严去交换。 在工厂里，普工和白领的伙食有别。过去十几年，池沫树在至少10 个厂工作过，给普工的汤永远没有油腥，漂几片青菜叶，盐却放很多，‌‌“因为出汗出得多‌‌”。有一次吃饭，厂里的王大婶走过去白领通道那打汤，保安斜刺里冲过来凶她，你一个流水线员工，来人家白领吃饭的地方干什么？像驱赶牲畜一样，王大婶被赶走了，但池沫树看到她既不愤怒，也不难过。当天晚上，他写了一首题为《王大婶》的诗，纯的白描，任何修辞都没有用。‌‌“诗写到这儿/其实王大婶我不认识/只是写诗时给取了个名。可以肯定/在她的家乡/王大婶是几个孩子的妈。‌‌” 绝大多数打工者都经历过几次罢工。池沫树觉得那通常是一种完全没有组织性的反抗行为，食堂饭菜太差是最常见的导火索之一。大家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相互打好招呼，站在院子里把饭盆敲得当当响，‌‌“快出来，谁还干活谁就是小狗！‌‌” 邬霞压根不关心罢工是为了什么。她只知道，罢工的时候，那扇常年锁着的铁门会被打开，这是她唯一的机会，可以偷溜出去给一家远在大连的艺校打个长途电话。那是她好几个星期前就在一本杂志上看好了的，她想去学编剧，然后永远逃离工厂。 等到邬霞打完电话回来，罢工已经结束。工友告诉她，带头的几个人被经理开除了，第二天早晨还得照常上班。 吊带裙 邬霞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最后把裙裾展开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 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 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但 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 带着弧度 像花儿一样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 我已把它折叠好 打了包装 吊带裙它将被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市场 某个时尚的店面 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  

（泡泡调查）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提出，“互联网+”是创新2.0下的互联网发展新形态、新业态，要为全面发展信息经济做好开局，“互联网+”能让“中国经济飞起来”。据同期央视报道，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

“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所谓“互联网主权”的概念，为中国控制网络制造理论依据。 去年中国政府挟权力与资本的威风，发起并在浙江乌镇永久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会上提出所谓“互联网主权”的概念，为中国控制网络制造理论依据。今年在审议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中，又把网络与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增加了“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的规定。以此确立管控网络的法律依据，对外可以辩解，对内可以威慑互联网公司和用户。在此背景下，近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10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网信办“约谈十条”的出台，表面中国官方开始新一轮的互联网管制。从公司到用户的网络监控实际上，自从有了互联网，伴随着它的巨大影响，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管控就不断升级。除了技术上臭名昭著的互联网长城外，还不断出台法律、政策和规定，从网页、博客到微博、微信，一路审查监控过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影响增大，此前已推出“昵称十条”、“微信十条”，加上这次的“约谈十条”，从各个角度加强控制。互联网的影响越大，越会加剧“三个自信”的中共的政治恐惧，未来还会出台更多的限制规定。尽管所有这些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35条所对抗，该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限制互联网自由，更是和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相冲突。该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可是为了权力和利益，哪会顾忌宪法和脸面呢？此次“约谈十条”和以往的限制有所不同，它是针对互联网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服务商，而不是针对网络用户和网民。此前针对网民有常态的删帖、销号、抓人，公安在搞“净网运动”，最高法、最高检出台谣言500转发就要治罪的司法解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一阵风式的运动并没有吓倒亿万网民，他们想方设法突破审查和技术的限制，争取信息自由，寻找政治真相，保持信息时代的同步发展。比如，为了躲避内容审查，网民会使用拼音、同音字代替所谓的“敏感词”。有些甚至会直接用民主、自由等象征词作为网络昵称，结交同道。如果昵称审查通不过，除了设法变化，他们还会用特殊含义的图片作为头像。这些年来每遇上如天安门政治纪念日，或其他公共事件，微博上都会有一大批相同的头像，以示关注和声援。对于审查和销号越来越严的微信公号，如变换字眼仍不能发送，就采取回复关键词后台调取的方法；或把文章转换成图片发送；或在其他地方发布，通过微信公号后面的“阅读原文”，提供点击链接。公共号受限制、互动性差，还有大量的微信群可以讨论公共话题。也可以把微信私人号的朋友圈作为公共表达平台，发布信息，留言互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又回到对网络服务公司的打压，重新加强对源头的控制。实际上像“双规”一样，“约谈”这种于法无据、中国特色的东西，早就存在。之前国家网信办就通报过对新浪、网易公司违规的约谈。现在出台规定，就是想把约谈这种形式常态化、制度化，从警告、罚款、年检审查、吊销牌照等方面打压控制。“约谈十条”的模糊与腐败约谈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模糊、任人解释的管控办法。尽管约谈十条的第四条，规定了9种约谈情形，但第九种“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约谈的情形”最为模糊，像一个大口袋一样，把所有当局不满的言行都可以装到里面，进行处罚。约谈还为权力寻租，为从中央到地方的网信办官员提供了刁难、说情、以权谋私的制度保障。什么样的情况和公司可以约谈，可以不谈，约谈时的关系、态度，是警告还是罚款，罚款的多少，年检时的打点，平时的关系维护，都有巨大的腐败空间。朋友创办了一个微信公号，只发布外国的社会文化、旅游留学的文章，从不谈论中国的政治和问题，有时会用暗示和比较的视角由读者去体会，倒也赢得了几十万订户，倾注的大量心血开始有了广告回报。但是今年“两会”期间，只因发布了一篇美国如何开议会的文章，遇上敏感期的严管就被销号。申诉到腾讯公司，告知是网信办直接下令销号。请托到国家网信办某位人员，酒足饭饱后说只要北京市网信办报上来，就可以解封。再找北京市网信办的人员，既不拒绝，也不上报，只说这事他还需要找其他人，有些人不好说话，需要做些工作。明白人都能听出这是暗示索贿。在中国不管是为官方说话的“五毛”，还是商业上的水军，发帖要花钱，公关删帖同样也要花钱。直接管理网络公司的各级国信办一些人员，政商结合，权力寻租，受管受气又要运营的网站，只能就范。上网还是上街中共一直希望网络在商业和生活娱乐上使用，除了歌功颂德的“正能量”，不愿意网络在政治和社会舆论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害怕由于社交媒体的助推，出现类似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的权力更替。因此不断加强限制和监控上网，防范像天安门那样的上街。为了维护一党的统治之利，在全球信息共享时代，对互联网的野蛮隔绝，对内容的严格审查，对网络公司的不断打压，对网民的监控抓捕，肆意的删帖销号，正在招致越来越多人的不满。他们中的许多人思想活跃，想获得新鲜平衡的信息；还有些人对政治并没有那么热衷，上网只是为了相互联系、自我表达、娱乐、网购、信息消费等，但是也一样受到各种网络审查、管制和防火墙的阻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历史教训和别国的事件表明，封锁网络、限制传播最终会比不限制还要糟糕。埃及开始的时候，只是少数人上街抗议专制腐败，多数人则上网牢骚抱怨，发泄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穆巴拉克政权害怕这种情绪越演越烈、危及统治，于是关掉社交网络。因为不能上网表达诉求、娱乐网购，激起更多的人走上街头抗议，包括许多宅男淘女。上街的人越来越多，政局由此变换。不让上网，只有上街，人总要表达交流。这是封锁网络的教训，也是限制传播的代价。时代的进步和各国的教训一再表明，统治者愚民的最终结果是，让自己愚蠢地成为历史的笑话。（责编：董乐）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自从在1970年代晚期开启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以来，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已一再挑战有关其即将倾覆的预言。其成功的关键在于采用了或可称为“威权主义的顺势而为”（authoritarian...

德国之声Bobs新媒体大赛的国际评委会已经选出了本年度的获胜者。除了他们选出的跨语种大奖外，网友们也为14个参赛语种的新媒体公众奖选出了最后的赢家。...

曾以一篇《博士春节返乡记》引起举国关注的王磊光博士，与一名乡镇公务员隽儿做了一番对话。这篇文字，或许会让你对乡镇公务员这个群体有更深的理解。我们很好奇：你那里的基层公务员是怎么样的？或者，你自己就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