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铁腕反腐，成效有目共睹。然而，随著反腐运动继续推展，打击面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高。2015年被称为中共反腐运动的关键年，除了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等几个「大...

中国公布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总体定位 2015年 4月 20日 分享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统一适用于4个自贸试验区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中国国务院周一（20日）正式发布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根据方案，包括上海自贸区在内，四个自贸区有各自战略定位。当局同时把自贸区对外商投资的限制的负面清单统一，由139项缩淢至122项。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在北京发布会上表示，广东、天津、福建和上海四个自贸试验区将新推动公平竞争、权益保謢等试点内容。王受文表示，整体上四个自贸试验区继续以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以及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目标，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原来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创新措施。四个自贸区各自战略定位：广东自贸试验区立足推动中国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天津自贸试验区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自贸试验区立足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上海自贸试验区继续在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环境规范等方面担当“领头羊”。“负面清单”是上海自贸区政策中较受争议的议题。“负面清单”是指自贸区对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对某些与国民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以清单形式公开列明，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列出的投资“禁区”。2013年，上海公布了第一版的负面清单共190项内容，被业内人士指清单的开放度不够，至2014年，上海自贸区对“负面清单”作出了调整被缩减至139项。国务院办公厅周一公布了统一适用于四个自贸试验区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小了限制的范围，对于外商投资的限制措施条数由原来的139项缩淢至122项，增加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意味政府进一步放权。广东自贸区挂牌广东自贸区挂牌仪式将于本周二（21日）举行，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将为自贸区挂牌，香港特区政府周一下午公布特首梁振英周二(21日)将前往南沙出席广东自贸区挂牌仪式。据广东省副省长徐少华在发布会上公布，广东自贸区面积116.2平方公里，分为三个片区：南沙片区重点面向先进发达国家，建设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前海蛇口片区重点推动粤港深度合作，建设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世界服务贸易重要基地和国际性枢纽港；横琴片区重点推动粤澳深度合作，建设文化教育开放先导区、国际商务服务休闲旅游基地和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载体。2013年9月底，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并承诺在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和实行自由利率等方面进行金融改革。不过至今有些承诺仍未兑现。法新社引述上海美国商会报告说，在接受该商会调查的377家公司中，73%受访公司认为，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并无实际的好处”。（撰稿：陈志芬　责编：叶靖斯）如果您对这篇报道有任何意见或感想，欢迎使用下表给我们发来您的意见：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今年初指出，要加强对中国高校的意识形态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更多中国问题学者对中国政府失去了信心，而香港和台湾的“殖民焦虑”更加严重。中国问题专家贝澹宁(Daniel A. Bell)的著作《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被认为为中共专制统治辩护，但是他于本周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我在中国大学教授西方价值观》，批评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控制。贝澹宁说，中国政府最近要求大学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并下令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这种规定实属荒谬。贝澹宁说，他会经常性地讨论政治上敏感的话题，讲授弗朗西斯•福山、密尔等思想家的着作，“唯一的一次例外发生在我2004年到北京后不久。当时，我想教授一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但却被告知这个想法不可取，因为我的解读可能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人权和民主都可以，但马克思主义不行”。贝澹宁谈到自己的著作出版受困，查找资料也很困难。“我为了查找资料撰写新书，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讽刺的是，这本书基本上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正面的描述。我不得不离开中国几个月，搜集阐明观点所需的网络资料和被禁的中英文书籍”。但他仍然认为，“中国式的民主贤能政治，是自由民主体制之外，唯一可行的替代制度”。他说，“我有信心，限制最终会放松。然而我要承认，十年前的我甚至更有信心”。“勇武地等待中共灭亡”？知名评论人梁文道在香港《苹果日报》撰文批评香港右翼本土主义，认为其有三套论述：城邦建国论、香港独立论和回归英殖论。这三套主张众多共通前提之一是“中共崩溃”。梁文道说，“要知道八九以降，几乎每年都有人预言共产党快要完蛋，最近的例子是一向看好中国前景的美国学者沈大伟。这些预言或许有据，或许荒诞，重点是这三派人是打算把他们心目中的香港前途押在这类预言上吗？”香港“雨伞运动”学生自制路牌如果右翼本土的“实际”主张并非赌局，梁文道说，他们大概就得协助促成中共统治的瓦解了。“可是右翼本土主义与传统泛民的最大区别之一正是拒绝‘北望神州’，就像陈云所说的，‘井水不犯河水’。连支联会纪念六四，或者其他‘左胶’那样子关注李旺阳等内地维权案件，都会被他们打成‘出卖香港’的叛徒作为，他们又怎能主动投入到更激进的反共运动里去呢？”梁文道讽刺说，他们和期待中共会自我改革、又或至少实现对港诺言的传统泛民的区别，在于传统泛民还会为内地自由派人士及维权运动敲边鼓，而他们却是单纯坐等预言的兑现，也可以管把这个策略叫“勇武地等待中共灭亡”。“香港仍像一个殖民地”香港《明报》发表对政治学者邝健铭的访问《北望，不如南看》。文章说，愈来愈多人怀缅港英时期，时见龙狮旗在游行和雨伞运动中飘扬，甚至于邝健铭的新书《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封面也是大大一张米字旗。邝健铭说，“香港仍像一个殖民地”。他想起泛过去年代非洲的“反殖宣言”，人民有自我管治的能力、需有新闻及言论自由，“这些宣言，和今日香港人的想法有所共呜。”他认为，香港现今的政治处境，不止是停顿，而是大倒退。邝健铭认为，香港人对港英政府的念念不忘，其来有自，他以地缘政治的方法研究，发现“中英两个宗主国最大的分别，是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分别”。中国这大陆国家讲求中央集权，而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因着地理位置，发挥香港作为一个海洋城市的优势，效果才能相得益彰”。邝健铭认为，“弱政府、强社会”是香港的资产，香港有很强的自理能力。但香港现在开始有一种顺民文化，还有电视不发牌、出版业受制等。北京这套“大陆国家”的文化会危害香港，即单向效忠、缩窄自由空间、更加行政主导，没有制衡机制，可以想像社会的自我生存、自我空间更细。“最和平”还是“最麻痹”？台湾《自由时报》发表社论《六十六年来最麻痺的状态》，批评马英九接见瑞士联邦前总统顾胥班等一行时说“两岸目前处于六十六年来最稳定与和平的状态”。社论说，倒是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陈永康比较务实，指出“中国这只狮子不但已经醒过来，而且是一只会吃肉的狮子”，“两岸目前表面上情势和缓，但中国从未放弃武力侵台的打算”。社论说，目前台湾的状态代价甚大，“把台湾矮化为中国的地区，在国际组织沦为中国的小跟班，国防整备竟成军官的社交工具，统战、共谍如入无人之地，资金大量流往中国，台湾产业萎缩、失业率居高不下、实质所得倒退十五年，唯有红顶商人获得暴利”，“更何况，最稳定与和平的状态根本是假象”。2010年黑箱签署的ECFA，“不仅没有带来马英九先前宣传的马上好，还种下台湾产业经济慢性恶化的病根。接下来的黑箱服贸，终于引爆公民之怒，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议场，从而导致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崩盘”。

薄熙来、曾庆红和习近平都是红二代、太子党出仕者中的佼佼者。自薄熙来“出事”以来，媒体和坊间一直对曾与习之间的关系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师兄曾庆红是师弟习近平上台的幕后推手。正是在曾的力荐下习近平才得以力压李克强，成为第五代的核心。另一种观点认为：力推习近平上台的是江泽民。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自李鹏淡出政坛后，曾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党校校长、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就成为红二代、太子党的精神领袖。直至习近平上台后大力反腐，曾庆红才心有不甘地让出了精神领袖的神主牌位，但他仍是红二代、太子党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上世纪90年代末，曾庆红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该部负责各省级官员、部长和央企主要领导的甄选和委派。在这一重要职位上，曾庆红主持制定了太子党家族瓜分省级官员、部长、央企高管职位的规划。而中共开国高级将领的家族“一家至少出一名将领”的军内“潜规则”，则是军版的曾氏规划，曾庆红是开启中共党政军“血统接班”的最大推手。在曾氏规划下，一批批“红色贵族”的后代未经任何从政从军历练，纷纷顺利走上“领导岗位”并成为庞大既得利益集团的中坚，如李鹏的儿女李小鹏、李小琳等。历史正在证明：这些“领导岗位”上的红色贵族不是“红色江山”的守护神，而是撬动“红色江山”基石、真正威胁中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瘟神。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上，作为江泽民长期以来最信任的亲信和智囊，曾庆红成功策划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十六大上产生的中共政治局九大常委中，三分之二是江泽民的亲信。2007年退出政坛后，曾庆红仍积极协助江泽民插手中共高层的人事安排，以致2007年在中共十七大上产生的政治局九大常委中，仍有超过一半的五大常委是江泽民的人马。十六大、十七大的江系常委秉承江、曾的旨意，各唱各的调，在“胡温十年”对胡温施政横加掣肘干扰。2012年在中共十八大上产生的七大政治局常委中，仍有超过一半的四大江系常委。江泽民2002年在中共十五大闭幕时已“正式”退出政坛，但其后连续三届中共党代会（总任期长达十五年）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仍被江泽民操控，这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见，影响极为恶劣，曾庆红对此“居功至伟”。除了插手中共高层的人事安排，曾庆红还一直想成为中共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有消息说：为了能长期实际掌控权力，曾设计了一个方案，即既让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同时又扶持另一位太子党政治强人薄熙来成为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局内形成总书记被一位强势常委牵制、二虎相争的局面，这样曾庆红才能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角色，才能成为太上皇。有消息称：周永康被抓后交待的第一件事，就是在2011年春夏之交江泽民病危期间，周在北京与曾庆红密谋并达成协议：一旦江泽民死亡，立即把薄熙来召回北京，钳制甚至取代习近平。换句话说，薄熙来、周永康的政变阴谋，背后离不开曾庆红的支持。另外，曾庆红家族长期掌握石油、能源、化工等行业，已非法赚取了几百亿身家，民愤很大。曾庆红本人近些年不甘寂寞，不时高调露面、小动作不断，早已引发了政治老人和部分红二代的强烈不满，举报他的人很多。曾庆红举荐的薄熙来、周永康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大危害，曾至少负有举荐失察的责任。因此习王在拿下周永康之后乘胜追击，拿下更大更老的老虎曾庆红，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2015年2月25日中纪委及监察部网站刊登的《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就是一篇讨曾檄文。这不仅因为庆亲王与曾庆红官位、红N代的血统身份相似，更因为“庆亲王”和曾庆红的名字中都嵌有一个“庆”字，中国人是最善于以字暗喻某人某事、以字揣摩“圣意”的。那么，曾庆红最终会否入笼？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中国，这个问题不仅外界不知道，恐怕连习王自己都不知道，或没有下最后决心。在习王曾关系中被外界忽略的一点是：在同是“红血贵族”出身的习近平、王岐山看来，周永康官当得再大也是平民出身，不能与“红血贵族”出身的曾庆红相提并论。同为“红血贵族”是习王曾三人的最大交集，同为前后任国家副主席则是曾习的另一大交集，这些是曾不入虎笼的最大优势。依笔者看来，如今导致习曾交恶的薄熙来、周永康都已是昨日黄花，曾庆红是否会成为继周永康之后的又一只大老虎，不取决于“反腐形势的需要”，只取决于曾庆红的态度和抉择。因为习王手中现任的老虎都打不完，过气的老虎不是主要目标。如果曾庆红识时务，能及时服软、检讨、退赃，更重要的是私下与习王达成“永不干政”的协议，习王可能会让曾躲过反腐风暴、颐养天年。如果曾仍不识趣，继续在背后搞小动作，由于中纪委掌握着曾和其家族足够的贪腐证据，随时可以将这些证据抛出来，置曾于死地。另一方面，习王的难言之处是：再轰轰烈烈地放倒一个上上届的前常委和前国家副主席，也不是什么好事和值得大肆夸耀的政绩。它不仅昭告天下共产党里早已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弄不好习近平就成为中共的“末代国家主席”，王岐山成为中共的“末代中纪委书记”，双双成为“红色江山”变色易帜的最大罪人。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一场大地震摧毁了玉树县90%的建筑，2000多人丧生之后，修复的代价是牺牲身份。这位喇嘛身体前倾，翻阅着照片。那是2009年秋季拍摄的，是在地震发生之前——10月份一个普通的日子，当时我在寺院里见到了他。以前的学生，旧的教室。他的目光徘徊在他的一个脸部特写，仿佛回到了那一天，那个阳光明媚、微笑的日子。他难以置信般地摇了摇头：“我看起来这么不一样了吗？”一切都不一样了。自7.1级地震袭击了位于青藏高原上的玉树县以来，已过了5年。那时，玉树是一个藏族小县城，一个有着尘土飞扬的市场、寺院以及低矮的乡村住家的地方。地震几乎推翻了所有的结构，数千人被困在废墟中。当山谷停止晃动时，这名喇嘛和他的学生们从他们依然矗立着的学校里出来，徒手挖掘幸存者。由于距离、坏路和海拔高度，救援人员花了几天才抵达玉树县城。但他们抵达时，是大批的到来。一队队绿色的军用卡车载着帐篷、毯子、水泥和士兵，从省会西宁南下。中央政府在当地媒体和外国媒体面前，承诺会重建玉树——他们做了，虽然有时很难辨认这座他们建出来的城市。北京已投入了超过70亿美元来改造这个县城。游客们不再需要经历17小时连夜汽车令人筋疲力竭的旅程。现在有了一座飞机场和新铺设的公路。主街上有一座崭新的学校，带有非常洁净宽阔的操场。每个家庭都被给予足够的资金来修建一个80平方米的新家。而且，在每一个转弯处都有标示牌，提醒：感谢人民解放军、国企和共产党的官员。一面旗帜上写道：“知恩图报。自强。创新。和谐”。另一面写着：“开展活动，促进民族团结”。在进城的路上，大幅的红色广告牌上画着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驾驶员们挥手：“​​团结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执政的共产党对该地区的梦想一直与当地许多藏人想要的不一样。这是中国人统治的边疆，这里的任何事物都有着两个名字、两个历史。藏人称之为殖民地化，执政的共产党称之为“农奴解放”。虽然藏族僧人用自焚来抗议北京的统治，但国有媒体在为改善藏人生计（修路和水处理）的运动“吹喇叭”。在这个意义上说，玉树的故事感觉就像在快速地讲述当代西藏的故事。这次地震的破坏加速了非藏人涌入到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受到中共支持的士兵、官员和想发财者带来了金钱和物资——首先是铲子和水，然后是脚手架和起重机。但这种帮助并非无条件的，已提升了国家对该地区的控制。拿住房来说。几乎城里的房子都被摧毁了，中共誓言会帮助每个家庭建立一个新家。很慷慨。但他们是根据他们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计划在做。在过去五年里，当地居民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称他们被广泛地没收了土地。他们说，他们在地震中失去家园后被赶了出来，为新的宏伟城市规划让路。这种建设热潮是否有利于藏人也存在疑问。当地人几乎鲜少使用过机场设施、所铺设的公路及快速建设的政府办公楼。在过去，旅游者们住在家庭旅馆。如今，据香港万年青酒店集团的宣传手册，那里有了 “精品五星级酒店” 格萨尔宫（Gesar Palace）。它拥有“18个中国餐包间”，13台卡拉OK机，并极少有客人。至于所有关于团结之说、崭新的建筑物和平整的道路，在中国那个公然无神论的政府和普通藏人之间差距之大似乎一如既往。你可以从那名喇嘛的脸上看到这一点。地震的创伤，外地人大量涌入，他居住了26年的小镇被批发般地改头换面，这些已令他衰老。他深知这一点。虽然他才刚刚步入中年，走起路来比从前慢了许多，讲话更为谨慎。他让我不要使用他的名字，我也不会张贴他的照片。对于他的学校来说，这是一个敏感时期。寒假的时候他给当地学生提供免费的宗教教育时，麻烦开始了。来了五百人，吓坏了地方当局，他们把藏人聚集在一起视为威胁。他被监禁了七天，但他计划继续他的教学。他继续穿着僧侣的长袍，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当被问及未来、这座城市和他的学校，他似乎不太关心政治，更担心的是信仰问题。他所挚爱的达赖喇嘛近期承认他可能结束转世，在玉树仍有许多人在努力去理解。这位喇嘛俯瞰着重建后的玉树，冷静地思索着，“我唯一的愿望是他能在某个自由的地方重生。”（本文译自Emily Rauhala 于4月14日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文章，题为：Yushu: A Tibetan Town Rebuilt in Beijing’s Image）

摘要“这是我的一份质疑书，我质疑的对象是湖北省人社厅。我不知道这样的文字是否被允许，但我还是决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