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新加坡一个高级商场角落的咖啡厅，我访问新加坡的知名异议人士徐顺全。他在1992年成为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他多次参与选举挑战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没有选上，他也多次挑战法律举办游行。2001年，他因为批评李光耀和总理吴作栋，被告诽谤，几年后被法院判定必须赔偿台币一千万左右。2006年，他因为“无准证演讲”被判有罪，他拒绝缴罚款而选择入狱五周。也在那一年，他被法院宣告破产，无法参与之后的选举，也不能出国。他的小孩在身边快乐地玩着，光鲜亮丽的商场中的行人开心地购物着。他们不会注意到，在这个角落坐着一个新加坡的黑暗故事，这些在全世界都很少被诉说的新加坡故事。​李光耀过世，各种对他巨人、传奇的头衔不断在空中飘扬，新加坡的奇迹故事又不断地被诉说。李光耀确实创造了一个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国家，一个奇异的政治经济体。这个国家从官僚到马路都干净整洁，政府对人民的“微控制”与高度现代化的背景，常常让人想起某种科幻电影。李光耀自己骄傲地认为，当然也有很多人相信，新加坡的模式是成功的，甚至是被人民广泛接受的──新加坡人民和政府有着这么一种社会契约，他们让渡某些自由（不论是政治自由或是吃口香糖的自由）来换取一个高度发展的美好社会。这个社会契约表现在人民行动党一直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选民支持。即使不少批评者批评新加坡模式或者李光耀主张的亚洲价值，但这些批评常常预设了新加坡人真的对此种发展模式有共识。但新加坡人真的都接受、认可这个“新加坡模式”吗？这恐怕是世界对新加坡的重大误解。回顾二次战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南韩是全世界最快速经济成长的经济体，而被称为东亚四小龙。八十年代，台湾和南韩开始民主化，香港和新加坡却仍然维持威权体制。此后这两个地方经济依然成长，然而，他们也恰好是全世界已发展经济体中最贫富不均的两个地方。这是意外的巧合吗？众人常说新加坡发展多好，李光耀也说他最重视人民的生活与福祉，但新加坡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长期维持在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之上，并已从2001年的0.454上升至2012年的0.478；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更是不断恶化。2013年，一个新组织“新加坡人对抗贫穷”(Singaporean Against Poverty)成立呼吁新加坡人重视他们的贫穷问题。他们说：“我们要大家思考新加坡的穷人。他们是谁？为什么他们要过那样的生活？他们如何生存？我们希望展开一场对话。”问题是，这个对话为何在过去无法展开？民主体制在理论上会比独裁体制平等，因为劳工可以透过组织，透过抗争，透过选票，去影响制度与政策（虽然现实上金权政治往往抑制了这个劳工行动的可能），但在新加坡的威权体制却让体制的受害者无法表达他们的声音，而李光耀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也不可能主动去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这涉及到新加坡模式一个最不被人理解的祕密：就是长期来都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体制不满，甚至已经表现在选票上，但是因为制度的扭曲，让这些选票无效。(时代杂志在关于李光耀的讣闻说，人民行动党长期大胜，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执政成绩，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掌握大多数资源──但这完全忽视有许多新加坡人其实是不满的，只是因为下文的制度性原因无法表达。这是对新加坡很普遍的不理解。)事实上，从1980年代以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拿到的选票比例都是三分之二左右，或者说有三分之一的民众是不满的，但由于选举制度的不公平性，人民行动党的席次都超过九成。如1984年，反对党新加坡民主党和工人党拿到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选票，却只获得国会79个席次中的两席。且由于此次选举对人民行动党的警讯，他们更修改选举法律，增加“集选区”，让反对党更难选。1991年人民行动党得票再创新低，拿到 60.97％.的选票，却囊括81席次中的77席。2006年大选，他们获得66%的选票，拿到84个总席次的82席。最近一次大选，2011年，人民行动党获得五十年来最低的得票──但即使它们只获得60％的选票，却仍赢得87议席中的81席，但这个席次已经是反对党历史性的胜利。一个国家有三到四成的人长期对执政党不满，很难说这个国家是接受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统治方式或者和人民之间的契约。更何况，这三成多不满的选票是反对党和媒体自由都受到严重打压的前提下；没有有力的反对党和媒体，自然很难进行有效的社会组织与动员。徐顺全最了解这个，因为他付出了很高代价，而他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更严重的是，新加坡仍保留殖民政府的国家安全法，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自由 。在2011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遭到历史性的挫败，部分原因是因为社交媒体的来临让反对者有新的动员与传播渠道，执政党也表示他们听到了这些反对声音。只是，当李光耀过世后，政府决定将原来唯一合法的示威地点“芳林公园”改成悼念地点，而禁止任何示威行动时，这只说明新加坡的模式的虚假与脆弱。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 观点标签: 体制, 新加坡

2015年2月8日亚洲周刊第29卷 06期 中國媒體人從記者、編輯變為商人，進入以互聯網為主的新媒體領域，自行創業；利用微信公衆賬號等平台發布內容與政經分析，讓讀者或客戶訂閱；既跟資本博弈，也跟政治周旋，在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之間，要奪回被壓縮了的話語權。 剛剛過去的二零一四年，正式成為中國媒體業從舊到新、經歷震盪、發生劇變的「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