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 | 被软禁上海主教“每周政治学习三次”

去年7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上海圣依纳爵主教座堂为马达钦祝圣(资料照片)。 BBC记者获悉,去年被中国当局撤消主教任命的原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马达钦,被当局送去参加政治学习班。 马达钦亦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近18个月。他实际上被当局软禁在上海附近一个修院。 BBC驻上海记者沙磊说,上海辅理主教马达钦从公众视野消失的事件显示,中共控制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梵蒂冈之间存在很深的隔阂。 去年7月7日,马达钦在上海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为其举行的祝圣仪式上公开宣布,他今后不再方便担任爱国会的成员。 互联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马达钦宣布这一决定后获得在场人士的热烈掌声。但他的决定令中共当局感到愤怒。 此后不久,马达钦被当局撤消了主教任命。最近一年半以来,马达钦极少露面,有报道称他被软禁在上海的一所修院。 马达钦的朋友对BBC记者表示,马达钦被当局送去政治学习班学习,每周三次。 最近几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梵蒂冈方面经常出现摩擦。 梵蒂冈曾经承认中国任命的一些主教,但是近年来对中国自行任命主教表示不满。 (编译/责编:萧尔)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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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网友声音:我们不是傻子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丁来峰:强拆只需一夜,禁吃鱼翅却需三年;涨价只需一周,财产公开几十年没结果;延迟退休只需半年,养老并轨至今没提上议事日程。。。如今神州大地,雾霾密布,大城小镇,PM2.5横行,为政者不思GDP政绩导向造成污染之危害,却谓责在市民烹饪、出行。稍改一句古语形容肉食者:宽以待官,严于律民。 201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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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反腐败和高房价下的“钱荒”

德语媒体于年底前关注中国两个行业的“钱荒”,一个是受政府反腐运动影响的礼品制造业,另一个是受房地产泡沫威胁的金融业。这两种“钱荒”虽然起因不同,但都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在线”(www.faz.net)日前在社会版发表了题为”在中国行贿 红色危险”(Bestechung in China Die rote Gefahr)的文章,指出:”在中国,一个红色的信封总是象征着里面有贵重的内容。生意伙伴之间用它来表达情感。现在红包被禁了:因为国家领导人从中嗅到了腐败的味道。” 作者在文章开头写道:”圣诞老人和圣婴耶稣都不会来到这里,但对于中国来说,新年到来之际也是赠送礼物的时候。按照老传统,人们会用’年终礼’培养和生意伙伴的关系、表达对上司的敬意和对朋友的感谢。人们在买礼物的时候也很大方,因为不用自己花钱。工作单位和政府机关会为这些礼物买单。但现在这种做法行不通了。自从党主席习近平一年前开始了反腐运动后,出台了一个接一个的禁令。首先是针对公职机关在宴请和出差时的浪费行为。现在,公家出钱为过节购买的礼物也成为被禁的目标。” 小礼物在中国早就“弱爆了”,会员卡、现金、代金券才是“王道” 文章写道:”对于政府机关,特别是国有企业来说,这些’小礼物’意味着一笔巨额支出。现在早就不流行传统意义上的茶、小吃、和烟酒作为礼物。人们在阳历新年以及随后的中国春节期间赠送的礼物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奢侈。这也催生了一个完全以生产包装考究的贵重礼品为主的工业。当许多政府机关和企业还在赠送茶杯和钢笔的时候。许多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花起公家的钱时更加舍得。中国媒体报道称,这些企业在年底时会购买大量昂贵礼物,这些单件价值数百欧元的礼物包括皮包、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iPad。” “官职越高,礼物越贵” 作者随后在 的小标题下关注中国腐败的另一种形式:各种专业会议。其中写道:”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许多年底举行会议的邀请。这些会议召开的地方大多都是旅游胜地,议程也安排的并不紧张。对于许多与会者来说,刚开始的签到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在此领取的’会议材料’袋中会装着礼物。官职越高的人,礼物也就越贵重。” 作者观察到:”中国媒体对私人向官员奉送的巨额礼物报道甚少。因为很难证实,但其中确实涉及巨额资金。对于高层干部来说,他们更喜欢高尔夫球俱乐部,SPA的会员卡以及超市和网购的代金券。装有现金和代金券的’红包’,已经取代了名贵手表……手表行业最新公布的信息显示, 今年豪华名表的进口额下降了三分之一。 而且,中国生产小礼物的企业也怨声载道。就连日历以及贺年卡的销量也有所下降。不少观察家们讽刺说,中国今年的低经济增长率是由于政府发起反腐运动所致。” 文章最后写道:”今年,中国政府机关以及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们识时务,做法有所收敛。安徽的一些干部甚至公开美言自己不收’红包’的做法。四川省更是以安全起见,向党员干部的手机上发送短信,提醒他们注意新的节俭风气。” 银行”钱荒”依旧 不仅仅是中国各种礼品生厂商因政府取消购买礼品而”钱紧”,中国的金融系统也正在继续面临”钱荒”的考验。”法兰克福汇报在线”本周一以”钱荒–中国面临银行破产威胁”(Geldmangel In China droht ein Bankencrash)为题,关注中国各大商业银行面临新一轮资金紧张的局面。文章指出:” 虽然中国央行出手数千亿, 但市场利率仍然继续上升。人们对金融系统崩溃的担心情绪日益增加。” 中国央行要端平高房价和银行“钱荒”这碗水 作者认为:”如果中国的银行陷入困境,就有可能在本国引发金融危机。届时中国企业也会感到资金紧张。这不仅仅会让全球股市走低,也会让实体经济,特别是大量向中国出口的德国企业陷入低谷。” 文章随后分析称:”中国央行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不愿意让银行破产,但另一方面也希望限制现金流量,因为太多的资金会让中国的房地产价格继续上升。目前,许多人都担心出现房地产泡沫。所以,央行在12月份的前两周里收回了银行的部分资金。” 文章最后援引一位中国金融界人士写道:”‘它们(央行)了解目前的情况,但希望迫使银行在房地产价格高涨的情况下减少负债。’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曾报道称,中国政府机关已经勒令媒体温和报道,避免使用’钱荒’这样的字眼。” 摘编:任琛 责编:苗子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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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 | 夹缝中的舆情分析师

实习记者_李爽 主笔_文涛 北京报道 为企业、政府或个人提供专业网络舆情分析、预测舆情走势、提供网络舆情处理意见的专业网络舆情管理人员。他们活跃在许多党政机关、企业以及专业学术机构中,每天浏览成百上千个网页,预测舆情走势。 每个工作日的清晨六点,邢岑(化名)就得从床上爬起。从睡梦中到走出家门面对现实世界,他只用了匆匆半个小时。在这个城市的交通还未完全苏醒前,花一个多小时倒两趟公交车,到达他工作的人民日报社大院。 邢岑是在今年下半年才开始这份“朝八晚五”的工作的,他是一名网络舆情分析师。这是随着互联网不断发达涌现出的新职业,却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庞大队伍。 据《新京报》报道,目前中国有大约200万人从事这一职业,这一数字后来也被国内外媒体广泛引用。这个职业从产生起就伴随着无数争议。有人将舆情分析师比作“网络特工”。或许是背负这样的“名声”,从业者们似乎都不愿意主动谈及他们工作的内容和程序。《南都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多次碰到被采访者的婉拒,某大型舆情监测机构的负责人透露,他们不但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其主管部门也打过招呼,让他们保持低调,“不要宣传网络舆情分析师”。 绩效和奖金挂钩 “舆情分析在中国的出现与自媒体的兴起一定是分不开的。”邢岑这样认为。很多国内的舆情公司都是在微博的一片繁荣景象中成立的,他所在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可以说是行业中发展较为成熟的一支。 人民网舆情频道,每天都会推出舆情解读。负责这个频道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成立于2008年,是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舆情监测、研究的专业机构之一。目前有200多名工作人员,大多数从事销售、技术开发、客服这些周边工作,真正的网络舆情分析师只有30多个。这30多人又分为两个组,分别负责政务舆情和企业舆情。 在人民网,舆情分析师分为几个级别:见习分析师上有助理分析师,再往上才是分析师,分析师之上还有主任分析师。 “如果说网络舆论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温度计’和‘晴雨表’,那么舆情分析师就是‘气象员’和‘预报员’。”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说。 作为舆情分析师,邢岑的工作是撰写舆情分析报告。人民网的舆情报告通常分为两部分,一是数据,二是分析。数据来自舆情监测平台,分析师根据数据做出解读。 业内人士介绍,一般来说,一个事件的舆情过程包括话题设置、发展、平息几个阶段,遇到极值或拐点就得特别注意。但是对一件事的判断不仅靠数据,还要有丰富的感知。 邢岑说,这个行业的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替领导看网”那样轻松。分析师们半个月一次的报告,通常要涉及几个案例。案例选题自己想,并逐个统计数据、做分析。这就相当于几个专题,再加上综述内容,体量甚至超过几个普通报告。这样的半月报最多可以需要一周。邢岑最忙的时候要两个报告交叉进行,上午处理了一个急着要的小报告,下午继续把半月报收尾。 “我今天中午就没吃饭。”他说。 邢岑一般,有时候还需要晚上或周末加班。现在赶上年末,客户更多了,不光是签约的,还有些试用的。 作为刚来几个月的新人,邢岑的任务还不算多。除了固定负责的半月报,他也会偶尔接手一些专题和周报。他之所以要抓紧时间工作还有一个原因,舆情分析师的每份报告都要根据工作时间换算,每月有绩效考核。绩效考核和工资关系不大,但是和奖金挂钩。 舆情生意经 人民网舆情部门通常会通过竞标的方式揽到生意,中标后,公司一般都是打包签合同,比如一年约定好出多少报告。不同报告的费用也都不一样,通常一年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今年2013年9月5日,人民网与人社部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启动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计划。而作为获得人社部授权的惟一培训机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负责在全国开展规范的培训和考试工作。这不仅意味着今后这门新兴职业的从业人员将要持证上岗,还意味着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得到了一个业务大单。 根据人民网舆情频道网站上的培训通知,五天的培训费用总计9800元。《南都周刊》记者以咨询者的身份拨打人民网的报名咨询电话后得知,大多数学员的学费都是由所在单位承担。 国家质检总局信息中心办公室主任周新在11月份参加了培训班第二期,他说自己是单位唯一参加舆情分析师培训的人,“我是自愿报名的。”周新说他的工作属于IT部门,参加培训的目的仅仅是丰富阅历和经历,了解新媒体的相关知识。 目前为止,由人社部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管、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承办的CETTIC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目前已举办了两期。10月份的第一期有205人参加,11月份的第二期共有168人。这两期的考试通过率分别为82.5%和80.6%。 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相比,其他舆情监测机构的规模要小得多,但吸金能力不弱。成立仅有一年多的荆楚网舆情中心目前只有8名员工。它编辑出版湖北省唯一的舆情内参《网络新舆情》。这本周刊定价800元,目前发行近5000份。发行对象以县处级以上党政机构为主,也有少数企事业单位。 荆楚网有专门面向企业的“个性化舆情服务”。它的服务范围更广,包括定点监测、协助舆情处置和危机公关、对职工进行舆情培训等。荆楚网的分析师颜陈估计,这部分业务可以占到盈利总额的四分之一。 此外,国内很多高校也引入了“舆情分析”的项目,比如北京交通大学的网络舆论安全研究中心, 苏州大学有网络舆情分析与研究中心,网络监控科技“重镇”——北京邮电大学则设有高校网络舆情研究中心。 北邮的这个中心的性质更像一个实验室,“人员主要由校内的研究生组成,以兼职的形式存在,‘工资’来源于科研经费。”它的主要业务是分析高校网络日常舆情以及专项舆情(比如四六级舆情等)。一位该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读研究生)告诉《南都周刊》,该中心负责对社交网络中的非常规事件进行数据挖掘、分析以及技术开发。 微博与舆情 荆楚网在2013年年初合作研发了专门的微博监测系统,根据监测需要灵活设置关键词,系统自动刷新。这使得分析师们在微博上获取舆情信息变得更加及时、细化。荆楚网的舆情分析师颜陈告诉记者,从微博上获取的信息可以占到该机构业务的三分之一。 人民网的工作人员告诉《南都周刊》,现在规模大一些的舆情分析公司基本都有自己研发的舆情监测系统。这个平台依附于网络,有点类似于搜索引擎。但区别在于它的搜索是被动的,需要自己设置关键词,然后把需要的信息抓到服务器上。 关键词的设置要根据客户的需求而定,邢岑管这叫“定制服务”。通常会有一个几人小组负责某个关键词,在搜索过程中,一旦发现监测遗漏,或者有垃圾信息,就及时调整。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曾说,舆情分析师是独立的第三方。“就好比你和一个人有什么矛盾,找第三个人评评理,”邢岑这样解释。客户有什么问题,舆论有什么问题,信息来源有什么问题,哪点好,哪点有不足,舆情分析师们都会呈现在报告里。“但我们只做提醒,不管监督。最多是提建议,至于怎么拿主意,看领导的。” 对于负责政务舆情的分析师来说,他们的客户上到国家部委,下到地方政府。如何将网络舆情呈现出来,也蕴含了很多或明确或不能言说的规则。邢岑说,有些重要会议,可能需要信息采集或存档,会明确告知有些报告里不要有负面的内容。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网友的批评会在报告中如实呈现。分析师们自己的分析,则会选择一种更温和的方式表达,“算是一种默契吧,毕竟是人民网。” 荆楚网的颜陈还提到,除了客户设置的关键词,还有一部分属于固定设置。比如“城管”、“领导”、“医生”这类敏感词,一般在100个左右,有时也会根据业务情况进行调整。这些敏感词还会随着时间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每年春节期间的敏感词多是爆炸、火灾、交通事故、救援等等。 所谓的敏感词未必都带有负面的感情色彩,也有较为中性的。颜陈透露自己最近在做的就是城市建设、食品安全、供水供电、交通安全这些关键词。“嫦娥三号也有舆情嘛,大家对探月的鼓励、期待、憧憬、赞扬、肯定,也是舆情。” 监测还是监控?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谷文杰曾撰文称:“发达国家对互联网信息的分析早就已经成熟了,相关职业也是广泛存在,只不过不叫网络舆情分析师,而是其他名称。” 然而,从国外网民在各英文媒体报道下的评论来看,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一新兴职业似乎并不买账。只不过相对于“五毛”,很多人更倾向于将中国的舆情分析视作一种监控。 对此,邢岑表示:“我们领导强调的是监测,而非监控。”在他看来,舆情分析师的工作都是纯技术,不掺杂任何意识形态。网络上的意见也不去干涉,就是把数据扒下来,做好分析。分析师们监测到的东西,都是新闻媒体公开发布的,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监听隐私手段。 荆楚网的颜陈显然有不同的观点。他说自己的微博账号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舆论引导。尔后,他也一直将“引导”这个词挂在嘴边。“舆论引导,本身就是舆情处置的一个环节。”他这样理解。 今年8月,一条“官员公款吃喝称‘你尽管报’”的新闻被多家媒体转发,在网络上引起众多网民关注。邢岑通过搜索了解到,这条新闻最早由一家叫“新湘报”的记者爆出。但是根据他的经验判断,这篇稿件内容极其含糊,发布的时间也不太符合常理。邢岑当即觉得,这个监督行为的动机十分值得怀疑。 经过进一步的核查,新湘报是几个新闻工作者合办的电子报,微博没有蓝V认证,粉丝也只有1000多。 在邢岑看来,因为消息源不可靠,所以没法保证内容真实可信,也就很难保证公众的知情权不受到侵害, “也没有单位为这种行为负责。” 邢岑在当月的舆情报告中分析了这起事件。这样基于经验的分析判断是他认为数据平台无法代替完成的工作内容。 邢岑前两天刚领的工资,只有不到五千块,因为还在试用期。“就没这么惨淡过”,他说即使转正后工资也就六千左右,还没有在原来的单位高。邢岑透露自己最近有点想回原单位。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即便工资不尽如人意,似乎仍然有新鲜血液注入到这支队伍中。网络舆情分析的一线工作人员,很多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网络舆情这份工作似乎和人民日报社大院这座“围城”捆绑在一起,入了很多年轻人的法眼。 本文免翻墙链接: 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Shop Amazon Gift Cards – Perfect Gifts An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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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洪果 | 辞职公开声明

亲爱的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生和校友们、尊敬的西北政法大学的领导和同事们: 请宽容我公开发表辞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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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公会 | “主席头”的起源、发展与定型

@大象公会:【“主席头”的起源、发展与定型】在中共高层中,毛泽东曾留有最超然不羁的发型。1943年,毛泽东成为真正的中共领袖,这一年,他也终于有了合适发型的范本。毛泽东的发型成为了权力的象征,这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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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31222】躺着的毛泽东有这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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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法国维族人谈新疆暴力事件

我们请法国 维吾尔族协会主席 Erkin埃尔金先生向我们谈谈他的感想。埃尔金先生在法国生活已经十二年,能操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也没有忘记他在中国国内学过的中文。 法广 : 请您首先谈谈您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您觉得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埃尔金: 这些事件都是由中共的政策所导致的。中共应该对这些事件负责。如果中国是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今天的维族人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找工作,找不到,因为企业招聘时公开提出不要维族人。做生意,又会被城管管着。如果要讲道理,就会被认为是恐怖分子。年轻人还不能去清真寺做礼拜,否则就会非法没收他们的土地。土地被没收了还没有地方上诉。因为法院都是他们的。法律是他们的工具。一个国家没有公平的法律,叫老百姓怎么办?现在维族人只有两条路,要不就是入党,成为汉人,要不就只好去拼命。我们还有什么出路? 法广: 还是有一个问题非常令人费解,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海外的观察家们都注意到中国当局最近多年来对新疆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新疆的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维族人为什么还会如此的不满? 埃尔金: 因为只有极少部分的维族人从发展中获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得到利益。当然,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新疆比以前发展得好得多了,但是,大部分的维族人都没有得到好处,不仅没有获得工作,反而,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如果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就会被当作分裂分子或者是恐怖分子。难道维族人整个民族都是恐怖分子吗。这怎么可能呢? 法广: 说到恐怖分子,您一定注意到北京当局将10月28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撞车事件定性为是在海外恐怖组织东伊斯兰运动组织的推动下的一次恐怖攻击,您作为海外的维族人对此有何看法? 埃尔金: 我们当然十分关注这一事件。但是,我们实在不相信这一事件同恐怖组织有什么关系。这死去的三个人之间是母子和夫妻,怎么会组织这样的恐怖攻击。再说,维族人会这么傻吗,海外的人一个电话打过去叫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他们就会按命令去做?他们难道神经有毛病?这是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国政府就不想去了解一下这些维族人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中共就只会镇压,开枪杀人,最近喀什十六人死亡事件又是一个例证。 法广: 说到喀什发生的造成十六人死亡的暴力事件,海外有媒体说被枪杀的维族人中有不少妇女,不知你们有没有听到类似的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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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一句话证明你是网编

以下评论是“#一句话证明你是网编#稿件不上要闻区标题不加粗关闭评论请马上执行”下的跟贴,由数字时代编辑选自新浪微博:   外国友人V:回复@小眼昏花:请各网尽快转载《*&@¥%*》一文,位置放在两首页中下部,挂到明天早晨。 转发2月19日 21:38 夏天的夏夏:哈哈人在呢 //@幸知:一红到底  //@波波波:一红到底,参考淫民网… //@媒体人张庆龙: 换头,领导顶不住了。 //@李啸天003: 人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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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杨继绳: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

从“人口总量动态表”中可以看到,临夏回族自治州1959年总人口为89.48万人,至1961年降低至84.33万人;从“人口死亡率”表中可以看到,1960年的死亡率高达55.08‰,为其他年份的数倍至十几倍。两方面的数据证明,当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发生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图表采自:《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198页)    林强《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一文部分内容。    1982年人口塔图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对孙经先各项指责的回答    孙经先说:“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注1《墓碑》长达90万字,写到死亡人数的地方有上千处,他们“反复阅读”,对“每一个”重要之点“逐一查证”,可见工作量之大,投入之多。“我们”当然不是孙经先一个人。他们“反复阅读”、“逐一查证”的“成果”是:“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极为荒谬的数据”。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从《墓碑》全书的上千个数据中找出了十个证据。且不说这十个证据是否足以证明上千个数据“都是虚假的”,仅就这十个证据而言,孙先生也未必站得住脚。下边,我先引用孙先生这十条证据的原文,然后逐一回答。    一、《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页的内容。《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墓碑》391页已写明:“据《常熟市志》1030页数据计算,三年非正常死亡11000人。”孙先生是教数学的,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数据已经摆在那里,具体的计算方法也不妨讨论,怎能断言无此记载?    二、《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页的内容。《溧水县志》有这个县1949-1985年的人口变动统计数据。我在《墓碑》中已经指出,“据《溧水县志》1990年版第94页数据推算,三年间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逐一查证”中或许又没有查到,或者查到了不肯推算。如果孙先生愿意再次查证,建议多翻两页,在《墓碑》第10版第393页上,还引用了江苏省委、镇江地委溧水工作组1960年10月19日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溧水县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可以作为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的佐证。    三、《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1页的内容。《高邮县志》1990年版第161、160、162页有这个县历年的人口数据,用这些数据可以算出1959、1960、1961年三年死亡6.28万人,其中3.78万人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第162页说:“1959年至1961年,死亡人口中72.5%为成年人,27.5%为儿童”,即1.727万是儿童。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墓碑》第10版第391页至392页,引用江苏省档案馆保存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比上述三个例子更为严重的死亡数字有十多处,孙先生却没有“逐一查证”,或者查证之后不肯“举证”。孙先生举证当然可以十里挑一或百里挑一,但是,即使真挑出了错误,也不能断言“《墓碑》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那叫以偏概全。    四、《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这是《墓碑》第10版第575页举的一个例子,是引用著名作家郑义的《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悲剧——江口事件梗概》,该文发表于《争鸣》杂志1993年1月号。郑先生的数据是否准确可靠,可以讨论。说我伪造数据,这近乎诽谤,而不是学术讨论。如果孙先生愿意做学术讨论的话,我这里可以补充一个证据:当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晏乐斌的文章注2中也提到1959-1961年贵州省饿死250万人,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口。    五、《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这是《墓碑》第10版第146页中的一个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是早年徒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多年担任甘肃省妇联主任,大饥荒年代她任临夏州委书记处书记。李磊在这本书中说,这个数字来自“中央派到临夏的工作组1961年3月18日的报告”。    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临夏市是自治州人民政府驻地,是一个县级市,以城镇人口为主。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第197页人口变动表里,可以查到1959年、1960年全州总人口、死亡率。将1957年的12.36‰作为正常死亡率,可算出1959年、1960年两年非正常死亡4.96万人。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还有一个来源可靠的证据是:1961年3月,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的专题报告中说:自1959年1月至1961年1月,全州农村正常、非正常死亡65193人,占1958年初总人口的7.93%。    六、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他说的是《墓碑》第10版61页第2行的数字。由于官员的隐瞒,随着调查的深入,信阳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他在“逐一查证”时没有看到同一页第5行的死亡549171这个数字,也没有看到同一页第11行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60年12月6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800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他还没有看到同一页第15行“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100万人,可能更多”,更没有看到《墓碑》第71页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振海花了三个月调查得出的105万的数据。李坚还健在,住北京万寿路,我曾经两次访问过他,他当年的调查报告还存放在档案馆里。徐子荣、李坚等当年的调查,是揭露大饥荒的严重后果,他说的“死亡数字”不可能是包括“正常死亡”的“总死亡人数”,这一点,李坚已向我当面说过,105万就是饿死的,他还对我说,地方官员为了减轻责任,总是把基层报上来的“饿死人数”说成是“死亡总数”。    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孙先生如果多读几份这样的调查报告,就会明白。    七、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他们说的在《墓碑》第10版第266页。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是揭露凤阳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正常死亡人口没有什么可检讨的。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时不愿意看到,在《墓碑》第266页第1行:1990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注3即9.5万人。孙经先们还不愿意看到,《墓碑》第266页第14行,在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全县死绝8404户,占总户数的3.4%”的记载。    八、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6278人”。    这段内容在《墓碑》第10版第285页,这个数字引自杨金声写的《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杨金声不是伪造,我也没有篡改杨金声的文章。根据《无为县志》记载的人口数据粗略计算,该县1958年至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为10.97万。谢贵平在《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上发表的《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一文中说,全县饿死20万人。    如前所述,孙先生一再强调总死亡人数和饿死人数的区别,这并不错。我也再次强调,在我引用的史料未做区分之处,我只能照录原文。更何况所引史料又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支持。这种态度是否属于孙先生一再断言的“篡改”,敬请读者评判。    九、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这段出自《墓碑》第10版第591页。首先应该指出,孙经先先生说“《宁德县志》记载”是错的,因为记载该内容《宁德县志》,我在国家图书馆想找到孙先生所说的《宁德县志》,(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6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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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马家楼暴力事件继续 多人遭殴打受伤入院

北京关押访民的马家楼接连发生暴力事件,有女访民深夜遭四人殴打后带上车。同日山东访民也遭地方政府派遣20余人到马家楼殴打,并造成三人受伤,目前已住院,家属称伤情严重。 月前北京集中关押上访访民的马家楼发生访民与截访人员激烈冲突的恶性事件,巩进军刺死了一位截访人员。类似的暴力事件在星期六继续在马家楼上演。 马家楼凌晨多男殴一女 据六四天网的报道,周六凌晨在马家楼的多位访民深夜突然被惊醒,他们起身看见马家楼门口有四名男子正在对一名女子施暴。据一位目击访民的介绍,当时现场停着一辆天津车牌的车辆,那名遭殴打的女访民被强行拖上车后带走。当时马家楼内的工作人员也目击了事件,却未对暴力行为进行阻止。 目击事件被关押在马家楼的访民张继新周六告诉本台记者:我们当时被惊醒了,我们就往楼下看,当时就看到了车牌号,就是天津的汽车,具体因为离得太远看不清楚,但是那个女的挺坚强的就是不上车。后来他们人太多,都是年轻人(她)就被抬上去了。我们屋里就有人喊他们没有人性,这么多人打一个女的。 本台记者多番打听,但直到截稿前仍不知道该名被台上车的访民下落。 山东多访民遭20人殴打入院 在同一天中午,山东省乐陵市化楼镇郭市村多位村民在马家楼的大堂遭到20多人殴打。据了解,这20多人是化楼镇李书记所带,现场一度发生混乱,访民郭宗山、郭宗水等三人被团团围住殴打,下午三人已经住进北京南苑医院中。被殴打的访民之一,郭宗水的家人周六下午告诉本台记者,因为伤情严重无法接听电话,他的侄媳妇告诉本台记者:他现在不是很清醒,一睡一醒的。 另外一位目击了现场,同村的访民郭先生也向本台表示:在接待中心,我们地方政府来接,来了20多名不明人员,还有我们那边的一个局长,还有一个书记,这些我们认识。进来就没说别的,就拉人,拦也拦不住,现场相当激烈,大厅里有录像,什么都记录了。 据了解,该村来上访的访民多姓郭,他们来北京是控诉当地政府非法侵占土地及贪污腐败等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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