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客 | 2013年就要过去了 我有点害怕它

一周语文‖2013〈51〉‖2013-12-16~2013-12-22 右 为本周单字“决”。本周选择此单字预感全无,突兀而 惊悚 。按学者罗昌平先生的 说法 ,这是“一个岁末突现的新词。它混杂着暴力与恐怖的双重基因,衬托出朝鲜少主金正恩的强硬形象:恐龙的胃口与猎豹的速度。” “犬决”亦称“狗决”,其衍生词有“鼠决”“霾决”等很多,均为网友所创,内里投射着各自现实经验的黑重阴影。其传播之广、想象之盛,有着鲜明的现代民间传说色调。不过,尽管有着无法确凿的消息源乃至证实之据,但有一点确凿无疑——即它与朝鲜高官张泽成瞬间落马成寇的新闻密切相关。而所谓“狗决”,不过是平民百姓对所谓当代极刑一种合理却尚无正面回应的自由想象? 回顾历史,罗昌平 写 :“历来君臣刀刃相向的处决方案,以车裂、宫刑、斩首、诛族为盛,可谓政治文明的低谷。萨达姆被绞死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认为‘没有尊严’,并建议‘适当谨慎’对待两名同犯。显然,告别权力交接中的暴力,应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追求,所以,‘犬决’是人类不能再接受的权斗方式。” 而说到“犬决”在中国的瞬间热传,罗昌平分析 说 ,它多半与近似记忆相关:这个稍显陌生的新词“唤起了国人的文革记忆,以及反对剽窃的强烈冲动。甚至有人提出,想想几十万中国青年埋骨朝鲜半岛,却是为了白头山血统的世代相袭,何其不幸!但话又说回来,当年不打过去,现在或许是平壤网民在看毛三的视频笑话……隔壁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同时也在警示我们的明天。” 汉字“决”为会意字,本字写作“決”,《说文-水部》的解释说,決,行流也,从水,从夬,本义为开通壅塞、疏通水道之意,引申义有水冲开堤岸、被水冲开的缺口、断开、破裂、打开、张开、分辨、判案、断案、判处、执行死刑、处以杖刑、杖击、鞭打等。 ————————————————————————————————————————— ● 「 大脑就不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 语出评家西闪刊载于《南方都市报》书评,原题“复杂的启示”。评介引进版新书《心灵之扰》,西闪认为,该书启示是,“认知错误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误把大脑当做一个单纯的处理信息的工具或场所。然而就像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说的那样,人的心灵不是一块可以任意涂写的光滑白板。事实上,我们一生下来, 大脑就不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或者一台什么‘程序’都没装的计算机,很难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之。”据此,面对帕金森氏症、图雷特氏症、克莱拉鲍特症等才会不满足一般性解释或极简化解释,因为“复杂的事实,只能以复杂的态度待之。” ● 「 生鲜电商 」 网络熟词,指那些主要贩卖生鲜商品的电商网站,如农人网、优菜网、本来生活网等。2013年,“生鲜电商”引发关注和探讨。 ● 「 每一位保安都有机会走上红地毯 」 语出评家李京蔚本周娱乐快评。言及近日艺人刘德华因普通军大衣而成为热议话题一事,快评说:“每一个成功明星背后都有一件军大衣,每一个横店人肩头都有一抹土豪绿。华仔不是第一个穿军大衣的,但他是第一个把军大衣的潮点挖掘出来的,只需裤脚轻轻一挽, 每一位保安都有机会走上红地毯 ,东北范儿在娱圈也有了立足之地!虽然都说长得好看才有时尚,但你我凡人也不妨从父辈手里讨一件旧的穿穿,娱乐今冬,重在参与。” ● 「 此通知,年月日 」 语出饭友贾行家本周饭文:“请北京电视台迅速掀起学习1977年2月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热潮,点灯熬油,入脑入心,领会精神,真抓真炸,不仅以实际行动给郭胖子添堵顺便连26号的毛主席也纪念了。 此通知,年月日 。” ● 「 好吧不认就不认了吧思密达 」 来自知乎网有关北韩最新政治歌曲《除了他我们谁都不认》简要讨论。其中有两派格外有趣:学术派如朱炫——在分析前苏联以红色美学为基座的政治歌曲时,朱说:“片面来说,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洗脑歌曲,亦符合曲调激昂,催人脑热的特点,更兼曲调优美,词句无逻辑……苏联的《红军无往不胜》,1944年唱,是豪情,在柏林唱,是锐意,在卡廷唱,是卑劣,91年唱,是悲情,在莫斯科唱,是哭声,在美国唱,是戏谑。朝鲜的《除了他我们谁都不认识》,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唱,都是病”;戏谑派如谭健文——他认为:“适合放在朝鲜KTV的歌单里每日受人们反复颂唱,同时引起人们激烈地反省:‘爹娘也不认吗思密达?真的不认吗思密达?确定不认了吗思密达?’最后得到答案:‘ 好吧不认就不认了吧思密达 ”。 ● 「 时间国家化 」 又称“时间国有化”,语出学者冉云飞周二博文,原题“楚门的世界与中国人放假”。冉文自时下热议“放假”话题切入,进而引出对于时间惯用语思考。“只给民众植上‘忆苦思甜’的芯片是不够的,还应该时时提醒并给他安装对未来有信心的芯片,那就是无比美好又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建国前’‘建国后’‘解放前’‘解放后’的称呼,是将时间意识形态化——使“ 时间国家(有)化 ”成了得鼎后就必须高屋建瓴地完成的任务。当你看到报刊杂志上在“十一”的时候大张旗鼓地说“祖国某某岁了”、“恭祝祖国某某华诞”,不知不觉的“时间政治学”,由此完成了你对现实政治的信息重新组装,你甚至丝毫不觉其间的不适。” ● 「 所有的记忆都是肚脐眼里的污垢 」 语出饭友9度秋裤诗:“天还未亮/我就已经想好了抛弃你的理由/我用力地捻灭烟头/不愿再回答你的鼻孔是否温柔/ 所有的记忆/都是肚脐眼里的污垢 /你许愿爱情可以天长地久/只不过是一瞬间的执着/你擅长一杆清台/我选择让8号球进袋/我跑过了所有的野兽/才明白/风是从北方吹来。秋裤诗选-黎明前的复仇”……在9度秋裤诗作意向里,“记忆”变得如此不堪,想了想2013,大致如此吧。 ● 「 精神年货 」 来自评家吴小毛周一刊载于《新京报》短文。短文针对上班族年关当口难躲难逃的“年关焦虑症”开出疗愈思路,虽则其中诸如“众多焦虑症患者不妨备一点‘ 精神年货 ’,如参加各类运动减压、与亲朋好友畅谈等,以保持生活平衡,缓解焦虑情绪”之类不过一厢情愿,可毕竟菩萨心肠,算是一番美意。 ● 「 妈妈再打我一次 」 又称“ 妈妈打脸图 ”,是本月网络微博热门搜索关键词,最早来自微博网友“黄博楷bk”自发的四格漫画,瞬间引发广泛围观,继而无法阻止的仿效、复制、恶搞、翻新风起云涌。它像近年造句惯性的一个漫画版,跟随者几乎涵盖全社会各行各业。 ● 「 公务性唠嗑 」 语出饭友稀饭的饭饭文:“ 公务性唠嗑 中,很多类似的情况,说起过往,发现对方仿佛跟某个知名人物曾经同事过,提起这位,对面脸上都浮起飘渺的微笑,‘那会儿闹婚外情的时候……’,要不就是‘这人挺差,谁知今天混成这样……’老话说‘身边无英雄’或者‘英雄怕见老街坊’,其实,老街坊毛病挺大”……将俗词“寒暄”升级为“公务性唠嗑”不仅让熟词“寒暄”更细节,更场景,也让这个渐次抽象的熟词复现其热络熟稔的一面。 ● 「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知识的山洞里 」 语出学者何帆周一撰写的书评,原题“跳来跳去的狐狸”。推介即将出版的译著《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何帆先生将专家分成“刺猬”“狐狸”两类,他们各有长短。文末,何帆写:“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知识的山洞里 。在一个领域内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解决方案,对另一个学科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公共知识,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隐藏了起来。只有当这些知识被全面认识和利用之后,新的理论才能创建。但这不是靠一个学科内部的学者大量阅读文献就能实现的,促进创新的最好办法就是有很多狐狸,从一个领域跳到另外一个领域,腿上沾着各种花花草草的种子,把他们传播到各地。再假设土壤和气温适宜,这些种子就可能在新的地方生根发芽。” ● 「 互不为菜 」 语出作家东东枪本周饭文:“昨天新学了个很有用的成语,叫‘ 互不为菜 ’。意思是:彼此都不是对方的菜。例句1:小明和小红互不为菜,所以才能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谊。例句2:小宝和小虎明知道互不为菜,还是努力挽回,结果才傻逼了。例句3: 三胖诛杀老姑父的行动并不只是互不为菜那么简单”……这个四字自创词新鲜度、通俗度、普适性都杠杠的,有望成为小众新成语。 ● 「 2013年就要过去了,我很害怕它 」 来自《新京报》记者吴立湘周三报道,语出本周上线的导演冯小刚贺岁新片《私人订制》,是该片为主演葛优设计的一句台词,后略有改变。“《私人订制》原本的结尾和《甲方乙方》有着呼应。在《甲方乙方》的结尾,葛优扮演的姚远说:‘1997年过去了,我有点怀念它。’《私人订制》的结尾,本来是葛优扮演的杨重说:‘ 2013年就要过去了,我有点害怕它 。’冯小刚说,‘这句话是就杨重眼前被污染的环境说的,但既然是贺岁片,「害怕」一词不太好,所以做了修改。’” ● 「 良汰效应 」 语出资深媒体人罗昌平近日文章,原题“于幼军与‘ 良汰效应 ’”。阐释“良汰效应”,罗昌平说:“在一个自上而下并封闭运行的‘官市’中,‘劣官驱良官’‘劣胜优汰’成为定势,由此体现的逆向淘汰替代律法秩序,可谓当下人事通则”……这个判断残酷而冷峻,可它就是现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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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賦稅人權希望工程 全民站出來

人民有納稅義務,有沒有”依法”納稅的權利?從小教育國人納稅是義務,非常罕見在師大附中與光復高中的公民考卷,把「賦稅人權」列入考題,根據統計去年全台約有54場賦稅人權相關議題的研討會、公聽會,財政函釋多如牛毛,甚至凌駕於法律之上,呼籲政府要回歸「以民為本 以法為規」的精神,看到民間掀起一場賦稅人權的希望工程。   中華人權協會賦稅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天財律師指出:「執政者最不喜歡的人權議題,就是賦稅人權。」政府財政來自於民膏民脂,沒有人民的血汗錢,政府就無法運用,歷史上,當人民繳不出錢時,就是國家動盪的開始。林天財談到近年民間組織的許多努力,包括國內重量級稅務學者及專家重新撰著稅法相關教科書,期望從教育紮根,以稅務稅制「服務行政」觀念掀起革命性影響。   根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統計101年全年度台灣欠稅、欠費總金額逾485億元、超過596萬宗待執行案件,以全台總家戶數818戶換算,等於每四戶家庭就有三戶有欠稅、欠費的問題。台灣稅捐機關停留在威權戒嚴時代,以方便稽徵為主,尤其隨國家財政困難,各種爭議課稅案例層出不窮。12/17在立法院舉辦「烏龍稅單,稅災民怨如何解」公聽會,由立委黃文玲舉辦,中華人權協會賦稅人權委員會、台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合辦,邀請各界專家建言,現場還有一百多位稅災戶,司法委員會召委吳宜臻委員也前往支援。   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范文清談到稅務機關抱持”保護國庫收入”優先的角度,盡可能多收一點稅。「法治國家當然可收稅,但是稅務機關不能”愛收稅就收稅”,我們沒有道理供養這樣的國家。」台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理事長陳志龍教授直指四大問題癥結:一、稅務指導立法、行政、司法,根本沒有三權分立。二、行政機關函釋太多,「依法行政,不是依自己內部的意思來行政。」要盡可能變成立法。三、行政法院依附於稅務機關,失去了獨立性。四、稽徵機關認定事實要有證據,不能靠臆測。陳志龍教授強調:「我們很難讓行政機關改變想法,要用立法、司法去協助。」   各界專家學者紛紛呼籲,現在是稅務體制急需迫切改革的歷史關鍵時刻!日前立法委員黃文玲與中華人權協會、台大財稅法學研究中心啟動一項賦稅人權調查,目前公佈於台灣賦稅人權網(www.tpccool.url.tw) ,鼓勵民眾上網做問卷,預計於司法節時公布指標調查結果,藉此督促政府改進。隨社會各界不斷發出改革聲浪,民間正掀起一股賦稅人權的希望工程,號召全民一起站出來。201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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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哈维尔的童话

在今天的“小政治”背景下,甘地和曼德拉这些伟大政治领袖的故事看上去犹如童话。现在是另一位巨人、捷克不同政见者和政治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去世两周年之际,让我们来讲讲他的不凡经历。 这个故事确实有它的童话元素。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辉煌而古老的城市,有一座辉煌而古老的城堡,里面住着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国王。自柏拉图以来,所有哲学家都落败的一件事,这位统治者却成功了:他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可以和西方勤劳民族所在的国家媲美;在贫困的斯拉夫区域,它是唯一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国家。 这个创建于1918年的国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而这座城市,就是布拉格,它的哲学家国王名为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是极少数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被权威主义蛊惑的国家之一,对马萨里克感恩戴德的人们尊称他为“国父”。 很多年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又发生了另一个童话故事。击败共产主义的黑暗势力后,谦逊的哲人瓦茨拉夫·哈维尔在1990年成为了这个国家的领袖,住进了捷克的权力中心赫拉德恰尼城堡。 在回忆录中,哈维尔描述了自己从罪犯到四任总统的生活轨迹,并将它与洪扎(Honza)的故事相提并论,后者是很多捷克童话中的一个常见角色:“小洪扎——虽然每个人都告诉他毫无希望——用头撞墙撞了这么久,墙壁最终坍塌了,他成了国王,统治国家13年之久。” 虽然哈维尔通常十分谦虚,但他明白了自己的例子对其他人的意义:“为什么这样一个结局幸福的故事不应该被宣扬呢?对于那些还没有经历过墙壁倒塌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希望的源泉?”看了当前时事新闻的人,立刻就会联想到在基辅进行反政府示威活动的勇敢的乌克兰人,或者联想到俄罗斯的政治活动家。 现在和未来的新教徒们,沿着自己的信念勾勒出来的路径前行,成功的希望并不大,而异见者的传记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慰藉。它与异见者的宣言不同,因为一旦战斗结束,后者就迅速到了过期之日,被埋葬在历史的档案中。在这个方面,哈维尔仍然属于极少数的例外。 正如波兰反共产主义活动家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最近所说,“我认为,对于我的异见者朋友们来说——以及对我来说——仅有异见哲学是不够的。对哈维尔来说是不够的。” 带着类似于孩子们第一次去玩具店的那种天真,以前的异见者进入了新时代;事实证明,在西方的所有东西中,市场的无形之手是最诱人的。但哈维尔不一样,因为他没有简单地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在他看来,这两个制度是同一场文明危机的两个版本。 在自己1978年的著作《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哈维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观点,该书也许是反共产主义异见人士最重要的宣言。现代民主社会“没有给技术文明和工业消费社会的无意识行为提供根本的牵制,因为,他们也在被这种行为无助地牵着走”。 哈维尔在他2006年的自传《请简短些》(Briefly, Please)里确认,他自己刚刚当上总统,就在“现实”面前屈服了,所以,这些绝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 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书名,是要把它当成自己反抗商业化媒体蠢行的一个标志,后者为了追求迅速的传播效应,把所有出版物都转换成了毫无头脑的陈词滥调。这本书的美国出版商不经意地印证了哈维尔的观点,他们把书名改成了更畅销、更平庸的《布拉格城堡的一个来回》(To the Castle and Back),此举还同时确认了,书中的故事在本质上是一个童话。 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新诞生的资本家对资本主义的信仰如此狂热,就连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的成员,看似都像是小心谨慎的理想主义者,这些人匆忙赶来充当顾问,建议捷克该如何在几近一夜的时间里,跨入自由市场阶段,与此同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几乎被避之不及地当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 然而,哈维尔看到了新的危险。“我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反对者,有鉴于此,挖苦大军”已经把我归为左翼人士。“挖苦大军”是哈维尔的专用词,指的是“对觉得不够资本主义的所有东西都予以挖苦的记者们”。 哈维尔指出,全球都陷入了对短期利润这个毒品的毒瘾中,它提供了一时的愉悦,但在长期内却对发展构成了威胁。他指出,意见和货品都存在伪造出来的多元化表象。“迫切地获得毫无灵魂的统一性,对所有形式的独特性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今天,这种统一性随处可见,尽管你可以在假装各不相同的、看似无穷无尽的种种产品中,做出似乎无穷无尽的各种选择。” 在政治上也能发现类似的现象,所以,他认定有必要寻找一个替代物,来替代陈腐的、极端技术官僚化的政党,手段是“采取措施去除被他们隐藏的、微妙的、无处不在的权力”,这种权力本身就背离了代议民主原则。 哈维尔相当重视被许多老牌异见人士认为纯属浪费时间的运动,即在后社会主义东欧国家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比如女权主义运动、或者全球司法运动。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对环保主义产生了兴趣,远在城市问题变成所有人都无从逃避的问题之前,他就把它当成了优先的政治议题。 每个体制都是以无处不在的顺从思维为基础的,它意味着我们都是牺牲者,也都是执行者。我们可以不闻不问,接受我们面前不完美的现实,也可以一同挑战它。哈维尔向往一场“存在主义的革命”,就像在他之前的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向往“心灵和思想的革命”一样。他们都同样地不信任制度,却信任无权者的力量。哈维尔已表明,这种力量不再只是存在于童话中。 斯瓦沃米尔·谢拉科夫斯基(Slawomir Sierakowski)是社会学家,政治批判运动(Krytyka Polityczna)发起者,以及华沙高等研究院院长。本文由Maria Blackwood译自波兰语。 翻译:土土、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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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西藏再傳 自焚身亡事件

外電報導,又有一名42歲的藏族僧人19日在西藏安多甘南州境內點火自焚,成為2009年以來第125名以自焚抗議中國政府的藏人。 以印度為基地的西藏新聞網站phayul.com報道說,次成嘉措是阿木去乎寺僧人,當地時間星期四下午2點30分在阿木去乎鎮街道上點火自焚身亡。西藏phayul.com網援引消息來源的話說,他的遺體被送往阿木去乎寺,大約400名僧人為他舉行了超度法會。 這家網站發表了次成嘉措屍體燃燒的照片,屍體的顏色已經燒成炭黑。 藏人自焚事件在去年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的一段時間裏達到高峰,但是在最近幾個月顯著減少。 據自由亞洲之聲和西藏人權組織報告,本月早些時候曾有一位名叫貢確才丹的30歲藏人為抗議中國政府自焚身亡,留下兩名幼子。上個月,一名藏族僧人在青海藏區自焚身亡。今年4月,兩名藏族僧人在西川阿壩自焚身亡。 北京指責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要為這些自焚事件負責,聲稱達賴喇嘛利用這些自焚者推動分離主義活動。 但是藏人和人權組織表示,自焚抗議是北京破壞西藏宗教自由觸發的反應。 達賴喇嘛曾表示,這些自焚行動是藏胞走投無路的舉動,他無力阻止。201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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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总局】敖评:“妈妈再打我一次”之地铁涨价篇

“孩子,听说地铁要涨价了。如果按里程分段计价,你上学会贵好多。”
“报纸说香港就是按里程分段计价的,最低4港元最高46港元。”
“人家香港洗碗工月薪都三万,你妈我三千都赚不到。”
“孩子,听说地铁要涨价了。要是在高峰期涨,正赶上你上下学。”
“报纸上说伦敦就是高峰期票最贵”
“人家人均GDP是咱的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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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 毒霾罩西藏 淨土失守

布達拉宮前天籠罩在霧霾中(左圖,CFP),與過去的清晰景象(小圖)差很大。 【大陸中心、李姿慧╱綜合報導】被視為「人間淨土」的西藏,竟也遭霧霾襲擊!西藏首府拉薩市前天出現霧霾,昨仍持續不散,知名景點「布達拉宮」掩沒在一片灰濛濛中,網友感嘆:「那不是最靠近天堂的地方嗎?天堂都是霧霾!」海拔3569.5公尺的拉薩「貢嘎機場」也航班大亂,不少遊客受困機場,一臉無奈。 中華民國旅行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許高慶昨表示,目前拉薩因氣候太冷,是旅遊淡季,台灣旅行團很少,未獲通報台灣團因霧霾受困。觀光局說,未接到旅行社通報有台灣旅行團受困消息。 西安知名古蹟大雁塔在霧霾中消失(上圖),網友調侃:「被發射了」。下圖為晴空時的大雁塔。翻攝網路 網諷導彈打不到 根據拉薩市政府「空氣質量實時發布網站」顯示,前天下午,拉薩市的PM2.5(大氣中直徑小於或等於2.5微米的細懸浮微粒)檢測指數達到每立方公尺146.6微克,比「污染臨界值」每立方公尺75微克多1倍。放眼望去戶外一片灰濛濛,布達拉宮幾乎看不見,與過去的藍天晴空「差很大」,街頭也有民眾戴口罩,匆匆而過。 網友無奈地說:「最後一片淨土也失守了!」還有人諷刺:「這下我國任何地方導彈都打不到了!」此外,霧霾也造成拉薩航班大亂,前天共有7個航班被迫折返、5個航班延誤,1個航班轉降四川成都機場。拉薩機場人員透露,這樣大規模的航班延誤,近年「非常少見」。 大雁塔「發射」了 西北部另一城市陝西省西安市,連日也受霧霾侵襲,1300多年歷史的唐代古蹟大雁塔,慘遭霧霾掩沒,宛如消失般,有網友調侃:「熱烈祝賀大雁塔成功發射!」還有網友打趣:「有霧霾拍照不用PS(電腦合成)了,自動就能抹去建築物!」 更多文章,都在【蘋論陣線】 有話要說 投稿「即時論壇」 onlineopinions@appledail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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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州|张维迎反“思想垄断”被禁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最近在荣获“网易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颁奖典礼上发表反对“思想垄断”的言论后,他的微博、博客被删号禁言,他的演讲稿也在网上被删除。 张维迎在12月16号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经济学家须有真正独立的精神》的获奖感言。 他说,我们真正需要的反垄断只有一种,这就是政府强加的垄断,因为自由竞争不会产生持久的、真正的垄断。 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必须反对“思想的垄断”:“也就是有一种思想要主导一切,要统治一切,使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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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 | 纪事中国2013(未删节版)

蒋方舟 /文 2013年的中国以一个“梦”开头。年初,领导人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地方成立了“中国梦办公室”,中宣部说:“要让‘中国梦’进教材、进课堂、进入学生的大脑。” 这让人想到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小说《梦幻宫殿》,他虚构的国家中,有一个叫做“梦境管理处”的部门,用以搜集、解析、审查人民的梦,以防有对国家不利的潜意识出现。 人们被规定做梦,却不知道该梦些什么,四顾心茫然。直到5月份,各大网站上出现一篇《专家解读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七大特征》的文章,指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 人们才恍惚明白过来:我有一个梦,不过它和我没什么关系。 在梦的笼罩下,这一年过得“像雾像雨又像风”。世界变得破碎了,人们的经验不再连贯,人们的记忆变得模糊。 2013年并非是不热闹的,发生过四川雅安地震、H7N9疫情、石油管道爆炸、济南中院的世纪审判,然而人们对它们遗忘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快,讨论的热情前所未有地低。公共议题的讨论,随着微博等公共话语空间的萎缩,迅速地黯淡下来。 2013年是矛盾的。胡萝卜和大棒齐飞,威吓与让步共存。人们分不清是该失望,还是该再度燃起希望。各种政策与趋势似乎是朝着好的方向,然而生存的焦虑又确凿地存在着。一头雾水中,沉默的人成为了大多数,另一部分的人,学会了隐蔽的双重表达: 喜(rén)大(jiān)普(bù)奔(chāi), 城市生活的失败 2013年11月22日,青岛黄岛的中石化地下输油管道发生爆燃,一共造成了62人遇难。 在随后发布的新闻照片里,爆炸后惊魂未定的老百姓神情焦急询问着每一个外来者 :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泄露?为什么爆炸?是否还会有爆炸的危险? ——在看似稳固而沉默的水泥地下,到底有多少错综复杂的线路?它们隐藏着怎样的危险?青岛居民在石油管线爆炸事件中表现出的恐慌,只是人们无知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不能细想的问题:我们对于自己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到底知道多少? 我们的父辈,当年如摩西出埃及,厌倦农村生活的简单而单调,跋涉至城市,换来的是城市生活溃败与风险。 焦虑最大的来源是未知。雾霾今年由华北蔓延至半个中国的国土,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城市。 对于确切的污染源是什么,专家没有统一的认识;雾霾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危害,暂时没有权威的报告解释;如何能够抗霾,人们当下能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来自卖空气净化器的厂家。 在无可奈何的阴翳之中,人们只能从冷嘲的幽默感,以及患难以共的共同体中找到些许的安慰。 治理霾本身也是一团雾霾,它涉及利益集团、地方、企业、公众情绪等诸多因素。虽然如此复杂,但政府治理雾霾的动力依然很大,除了平息公愤以外,另外一个治理动力在于:雾霾甚至导致了国家管理危机。 1 1月,香港《南华早报》发新闻称:北京斥巨资建起全国性监控网络,使警方得以监控主要城市的每一条大街。但随着雾霾天气出现得愈发频繁,监控头甚至无法穿透漂浮物。这引起了很大的治安危机:老大哥看不清你啊! 在真正的改变来临之前,人们寄希望于每一次大风,心中存在侥幸:“霾很快就会过去。”愚蠢的事情并不会因为其愚蠢而消失,不合情理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它的不合情理而绝迹。或许我们应该珍惜“雾霾”仍然是关键词的日子,当它正式跨入生活的门槛,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时,或许那才是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时刻。 不要小看遗忘的力量——年初,黄浦江上漂浮900多头死猪,人们在淡忘这个新闻之前,依然不知道到底是谁把猪们逼上了绝路。 环境问题在2013年集中了所有的公众不满,但是暂时没有一种变为公民运动的契机。成都作家西闪因为环境问题批评成都市政,导致多次被警方问询,最后只能从家乡移居。成都从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变为了“你批评了就得走”的城市。 ——或许是因为这样,让市民们觉得闭嘴、戴上口罩才是最好的选择。 恶棍列传 2013年,公众愤怒被分解,成为了个人恐怖主义元年。 这是城市底层的绝望与疯狂爆发的一年:从“厦门BRT公交爆炸案”的嫌疑人陈水总;到纵火烧了黑龙江敬老院 、 致死11名老人的王贵;再到成都公交杀5人的李年勇。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生活来源,有严重的心理和性格障碍,孤独、贫困,一身病、一身债。选择成为个人恐怖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绝望,不是通过“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就能够平复的,而是要摧毁整个由仇恨和屈辱构建的环境。 生无可恋,是因为无以为生。贫民谋生之路,除了打工,就是摆摊。在中国,摆摊这条路被城管这样一个模糊的执法机关堵住,今年,城管和小贩之间的暴力升级,湖南临武城管打死瓜农,广州城管执法被砍7刀 ,沈阳杀城管的夏俊峰在今年被判处死刑。 在杀与被杀的循环当中,仇恨是唯一的增量。而城管与小贩,只是城市生活中紧张与对立关系的极端体验。除此之外,外地人与本地人、“杀马特”和“洗剪吹”与城市白领和精英、无权者与有权者,都是对立的存在,是彼此的恶棍——前者企图融入城市生活,后者拒绝他们的融入。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 、 缓慢进行的战争。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环境中,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如同在北京井底生活了10年的王秀青,人们看不见他的悲惨,就侥幸地以为那并不存在。 中产与底层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向往稳定生活的中产,敏锐地从底层无法挣脱的困境中间嗅到了不安定的暴力气息。 中产阶级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社会阶层中,金字塔尖的人有30多套房,20多个身份证,10多本护照,因为有众多的选择而无所担忧。金子塔底的人,被微薄的收入困于生活的牢狱之中,无从选择。而金字塔中最庞大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处于最尴尬的位置:选择还是被选择,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Tyler Cowen称,经济衰退时,60%的失业者属于中产阶级。那么,在经济结束衰退开始复苏的时候,新增就业中有73%属于低收入工作。 中产阶级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可悲的事实:无论是稳定和混乱,自己都无法从中获益:稳定的社会现状,他们面对的是经济衰退、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压力;社会变革,他们担心“打倒土豪分田地”的幽灵重现。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无法保全自己积攒的财富。 于是,一时间,移民取代了房价,成为了饭桌上的第一大话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与故土一拍两散。或者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重归故里,来到一个更接近理想中精神故乡的地方。 一走了之、一拍两散,并不像表达上那么容易。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重活一遍,而更加有可能的是在社会当中丧失位置的失落。你消失在人群当中,不再重要,孤独而疏离。 大多数人在自己不符合移民条件的情况下,选择让自己的子女出生在国外,铤而走险,自己如侧畔千帆过的沉舟。 精英离去,其势滔滔。若移民潮继续下去,那留下坚守的,就只有既得利益者与无从选择的社会底层,社会的不公并不会消失而会愈加巩固,越发让人丧失信心,焦虑与失败感越发深重,如同一块早已不适宜耕耘的贫瘠土地,种了一茬又一茬的庄稼,总有什么也种不出来的一天。 年底,各大门户网站猛推网文《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也不是》。然而,更多人的心态类似于昆德拉语:“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反转剧 2013年,许多调动大众情绪的案件,进入了“最终季”,那些主角:薄熙来、王书金、丁书苗、李天一、夏俊峰,也都迎来了各自角色的大结局。 在“the end“的字幕出现之后,有时仍然会有出乎意料的反转。 因为女儿被逼卖淫愤而上访,被送去经劳教的悲情母亲唐慧,起诉湖南永州劳教委,她获得胜诉之后,《南方周末》发文,斥责唐慧的谎言与偏执,妨碍了司法公正。 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另外一个悲情的女性:夏俊峰的遗孀张晶。质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认定夏俊峰儿子的画是抄袭或者代笔——这些画曾经作为儿子怀念父亲的载体,提供了对夏俊峰温情与同情的慰藉。另一部分,是遗孀张晶转发的一条微博,照片上被标为“夏俊峰”的人实际上是击杀城管的退伍兵小贩崔英杰。 随着质疑声浪提高,舆论也发生了偏向。人们怀疑遗孀张晶在欺骗舆论,一夜之间,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利用,而迅速收回了自己的同情。 人总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来寄托所有的同情:冤屈、诚实、高贵。而真实的情况 可能 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受害人眼里只有一个抗争的对象,他们同意忽略的事实是:观众同样在审判着他们的人性。受害人一旦被挑出道德瑕疵,那么他们就不再有伸冤和控诉的权力,而必须首先澄清和证明自己。 公众一旦觉得受到利用和欺骗,便迅速倒戈。 2013年最后的反转剧,是10月《新快报》以头版大字“请放人”“再请放人”为其被抓的记者陈永洲请愿,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支援和同情。3天之后,剧情一转,陈永洲承认收50万元的贿赂。 这件事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如今已经无法得知。人们忽略了办案过程中的程序正义这些“小节”,而沉浸在“原来他才是坏人”的恍然大悟中。 记者曾经是掌握着提问这个神圣权利的人,如今,他们丧失了提问的道德正义,变得灰头土脸。 从唐慧到陈永洲,2013年对于舆论场中的“弱者群体”与“受害者”,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他们在呼召公众同情之前,首先面对的是严格的道德检查和质疑。 2013年,对于公知与媒体人来说,也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煽情、问责、发表异见,都变成一件要承担多重压力,且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过于喧嚣的沉默 2013年,是公共议题的讨论热情迅速黯淡的一年。 关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定格在5月份,微博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上。自此之后,大众娱乐、绯闻、商业营销占据了重要的版面。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公共空间或许和私人生活存在着某种此起彼伏的关系:当人们不再依赖虚拟空间时,朋友与家人的重要性或许得到凸显;当人们不再谈论生活的时候,他们在真正的生活。 当人们逐渐回归电视、家庭、正能量的时候,异见人士们正在经历一个最漫长的寒冬。 组建“公盟”的许志永博士7月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拘禁,并被正式起诉。商人王功权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 被以强硬姿态对付的,不仅有这些以理性、耐心、建设著称的“温和派”,还有以言论为生的“大V”们。八月,千万粉丝的@薛蛮子 因嫖娼被抓。大V的厄运由此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被抓的被抓、被封的被封、生病的生病,失业的失业。剩下仅存的大V们,皆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 1970年中期,哈维尔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后门世界”中:他发现自己以及一系列有名气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可以被叫做大V),从来不曾被捕,而另一些不那么有名的人却受到当局迫害,他公开发言,拒绝这种特权,并于1977年因《七七宪章》被捕,成为唤醒公民意识的转折点。 如今的大V被抓,自然不能与30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提并论。然而,天真的知识分子期盼着,它或许可以类比“美丽岛事件”:把自己投掷,换取平静水面上溅起的水花以涟漪。 令人失望的是,这些事件并未引起如想象中大的震撼,反而加速了公共议题的边缘化。不仅没有刺激公民社会的孵化,反而加速了它的瓦解。 大V的退场,并不使普通人成为英雄,“谣言转发500次被拘”发令的发布,把所有普通网友都放置在和大V一样的恐惧之中。 被动的缄默,成为主动的缄默。 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其自传《我所缄默的事》中,把缄默分为不同的形式:“专制国家强迫百姓所保持的缄默,不但窃取他们的记忆,改写他们的历史,还把国家认可的身份硬塞给他们。或见证者的缄默,他们选择忽视或保持不说出真相。或被害人的缄默,他们的默契,有时反而使他们成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 回忆起过去一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少年。甘肃张家川的初三学生杨某,因为发微博经质疑该县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内情,被公安拘留,成为“转500次”被抓的第一人。幸运的是,他在被关押后不久获释。 我们无须在这个少年身上加诸太多溢美之词。对美德的过分赞美,反而会成为对罪行的间接歌颂。对他人勇气的夸奖,其实是为自身怯懦找了托辞。 杨某获释当天,他的父亲说:“你没做错事,干嘛表现地像犯了罪,把头抬起来!”把头抬起来,尊严的恢复,或许是对抗恐惧的一个解药。 一锤定音 11月7日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何说中国可能在本周末永远改变》。文章把将要到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看做几十年来中国可能出现的最大事件。 根据文章的分析,改革并非没有动力。官民双方有着共同的不满:对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的不满是共同的;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更是共同的,还有,无论官民,都缺乏安全感。 官员的没有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百姓更甚。济南中院对于薄熙来的审判直播,是一年下来全国收看率最高的剧集:桃色、谋杀、腐败,甚至连里面 “ 一块昂贵的、可以生吃的肉”都成为了人们好奇的词。 根据最高检察院公布的报告,从1到8月,129名官员被立案侦查,平均2天,一个厅局级以上的官员落马。 9月,河北省省委班子连开几天大会相互揭发和自我检讨,开得热火朝天,开得涕泗交流。 对贪腐的惩治既是对百姓的安抚,又是政治需要。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是一次协商与让步。 “废除劳教”“单独二胎”“自贸区”这些决策,让许多“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把这次大会的重要性、改革力度之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比较。 本次改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有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但目的不同,上次改革启动了经济上的腾飞,这次改革,考虑 的 则是如何平滑 地 着陆。上次改革解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而这次改革之后,很多知识分子都被销号了。 在社会发展的火车上,老百姓关心的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知识分子关心的是打左灯还是打右灯。而开车的人清楚:他不能同时满足两类人的要求。 “中国梦”照进现实并非在路边立几个招牌画那么简单。改革空间是狭小的: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巩固的统治基础,同时又要控制通胀、戳破泡沫,来赢取稳定的社会秩序。既要打击利益集团,又不能放松对社会的管理。 矛盾与撕裂显而易见。 傅高义在今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拥护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个人自由、更独立的媒体和司法、惩治腐败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在2013年底,与其等待着如何改革,或许回答傅高义的问题更为迫切: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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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拆借利率飙升 中国央行注入流动性

上海——本周四,中国货币市场利率飙升,拉高了短期借贷成本,并且带来了重现今年6月重创市场的钱荒的风险。 为了缓解忧虑,中国的央行将周四的银行间市场交易时间延长了30分钟。 闭市后,央行在其官方微博上发表声明称,近期已向市场适度注入流动性。 利率飙升之时,正值中央政府努力推行改革之际。这些改革将迫使金融机构提高效率和更市场化。 多年来,中国政府人为地将利率保持在超乎寻常的低水平,助长了投资热。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这种投资热导致了通胀,并且使得地产和基础设施等行业出现过度投资。 现在,通过推高利率,政府正努力要让投机者不去依赖低息贷款。 有迹象表明这一点正在发生,那就是今年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猛增。 央行间或出手干预,以维持市场的平稳运行,不过它今年已发出信号,市场将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驻香港的经济师高路易(Louis Kuijs)称,中国政府希望用偏紧的货币政策及较高的利率来限制信贷增长和银行杠杆化。不过,他也表示,央行往紧张不安的市场中注入流动性是必要之举。 “这应该会有助于纾缓紧张并安抚市场,”他说。 翻译:黄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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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你想捐我还不敢要呢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一份《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其中要求党员、干部去世后“一般不成立治丧机构,不召开追悼会”,“在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火葬区,党员、干部去世后必须实行火葬”,并同时“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这则意见书在网络上迅速引来大量的调侃和揶揄,许多网民表示“不敢”接收官员们“酒经考验”的器官。也有不少人调侃称,水晶棺材内的毛泽东应该起带头作用,率先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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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负资产

作者:章立凡 编者按:12月26日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诞生120周年纪念日。 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就任一年多来,整治党风、推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等等,习执政中的毛元素屡见不鲜,其意图和实质则各有评说。 BBC中文网特推出系列报道,分析评论毛泽东对今日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神化在文化大革命年代达到顶峰,改革开放后,这种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崇拜逐渐被抛弃。 然而近年来毛泽东再度成为一种政治诉求的符号被高举和颂扬,中国国内对于毛泽东是非功过的争论日益激烈,论战不断。 这种论战中,自由派人士站在一边,左派和所谓毛派人士站在另一边,观点针锋相对。 毛泽东的拥戴者称毛泽东带来了今天中国的稳定和统一,毛泽东时代代表着“公平”、“清廉”;而反对者则强调毛泽东给中国社会、人民和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创痛。 毛泽东诞生120周年之际,BBC中文网采访了中国国内代表截然不同观点的两位学者,中国现代史学者章立凡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乌有之乡网站发起人之一韩德强。同这两位学者的访谈分两天发表。今天登载同章立凡先生的访谈。 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在其推特上说要“还原历史” 章立凡: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负资产 章立凡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章乃器之子。章立凡称自己是“五毛公敌,说破皇帝新衣者” 。 今年6月章立凡在中国网上发起了一个对毛泽东的投票。投票持续了4个月后被封。这个投票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否定了毛泽东中国将天下大乱。第二个选项是,否定了毛泽东,中国的明天更美好。结果是在参加投票的18000多人中,投第一个选项的有约20%,有80%则是支持第二个选项。 章立凡认为毛泽东中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把中国引入了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死胡同。他在同BBC中文网访谈中首先谈到中国目前对毛泽东的评价为何会出现如此针锋相对的争论: 正反两方面意见各自有其不同原因。所谓‘毛粉’们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体制的肯定。他们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其实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边缘化的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受害者。这些人没有别的参照系,所以他们认为平等就只有回到毛时代。这些人实际上并不赞成现在的这个体制,只不过他们的解读方法不一样。通常来讲,民粹主义往往是在被边缘化了的人中会有市场。然而他们是一群很可怜的人,被卖为奴还帮着数钱。 中共领导层一方面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但另一方面,对于公开大唱毛的赞歌也加以限制,如何解读中共的这种做法? 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处于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一方面,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负资产。但这个负资产他们又不能丢弃。因为是毛泽东带领中共建立了这个政权。如果否定了毛,他们担心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敢舍弃毛。 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可以说是决定性影响的一个历史人物。您如何评价他的功过?过去中共对他的评价是三七开。后来又有传记说应该是倒三七开。 我认为毛的罪恶在于他中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他把中国引入了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死胡同。 章立凡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导致大饥荒 中共在获得政权之前所有的民主和宪政的承诺都被他背弃了。这是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本来承诺要发展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在建立政权4年之后他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把经济上的承诺也推翻了。而后,毛泽东搞土地改革,用一种均贫富的办法来获得农民的支持,得到了政权。但最后受害的还是农民。他用农业合作化的方式,又把这些土地收走。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通过对资本家改造和农业合作化,中共变成了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现在。 而由此造成的经济灾难就是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政治灾难就是从反右到文革,把全中国人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 您讲到毛泽东将中国拖入灾难,但毛泽东作为一个开国元勋,他对中国是否也有功劳? 我想不出有什么功劳。对共产党毛泽东是有功劳的,但对老百姓来讲我想不出他有什么功劳。我看到的记载都是他所带来的灾难。 有一种说法是,大跃进,文革等灾难并非毛泽东的主观意愿,而是他在探索中国道路上的失误,不能说是罪。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是一个最迷恋权力,最喜欢玩弄权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最自私的人。为了能够保住他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惜把全国老百姓都拖入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和血海之中。因此毛泽东也是一个最无情的人。 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把毛泽东同中国历代的君主比较,您能得出什么结论? 毛泽东同历代的君主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开国君主。一般来讲开国的君主,他建立的这个王朝只需养活君主的一家人和政府。但是毛泽东建立的王朝是一个集体的君主制。中国的老百姓不但要养活政府,还要养活党,养活一个集体的君主。成本要高得多。此外,我们看历代的君主,一般不会对前朝所用的人有过分的报复,一般是加以利用。而毛泽东上台以后,镇反运动一下子就杀了7、80万人。毛泽东对以往的前朝或政敌的报复毫不手软,非常血腥。再有,毛泽东通过文革造反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道德。他通过党化的细胞完全置换了中国原有的家族和宗法社会的细胞。中国社会发生的这种惨烈的巨变都同毛泽东的统治有极大关系。这点直到今天,虽然我们在毛泽东逝世后走出了计划经济的牢笼,我们还是没有走出斯大林主义的牢笼。 按照您的说法,毛泽东掌权将中国人推入了灾难。但俗话说得人心者方能得天下! 欺骗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毛泽东用自由民主的一套手段赢得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然后他又用给农民土地的承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毛泽东还说无产阶级要做国家的领导从而获得了工人的支持。然而我们要看的是毛泽东取得政权后的表现。其实,这些阶层都是被毛泽东所利用了。他们并没有得到毛泽东所承诺的好处。 对于今天的执政者来说,毛泽东的遗产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毛泽东有任何遗产的话? 真正的遗产就是毛泽东所建立的这个政权。所以目前的执政者所要追求的根本不是什么历史的正义,他们的目的就是保住这个政权。为了保住政权,当政者就必须要保住毛泽东。然而要保住毛泽东,他们就不能清算毛泽东的那些历史罪恶。 结果是,毛泽东所建立的这套体制的弊病就依然在这个政权中存在。毛泽东是令共产党无法自我解脱的一个魔咒。 如果说去掉这个魔咒,否定毛泽东的话中国又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出现大乱? 中国目前的执政者担心会这样。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在共产主义世界引发了地震。而戈尔巴乔夫公开性的结果是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政权。中国共产党只是从负面吸取这种历史教训,他们实际上关注的只是这个党的私利,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公共利益。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数次强调不能以改革开放的后30年否定毛泽东执政的前30年。但同时继续走邓小平的经济路线。对中国民间赞扬毛泽东的声音也时有限制。如何解读这一做法? 我认为从‘红二代’来讲,他们是在毛时代的教育下成长的。因此毛泽东对他们的影响巨大。也许他们的内心都还有一个毛泽东。此外巨大的权力诱惑是很难阻挡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本人或家庭成员都曾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但他们还是把毛泽东奉为神。这就造成了他们的一种历史局限,令他们只是站在中共党的角度,而无法站在全民和国家利益 的角度来看待毛泽东 。至于说中国目前执政者对所谓‘拥毛’或‘毛左’人士有所打压只是一种平衡术。他们知道如果高调纪念毛泽东会非常不得人心,因此就只有采取抹稀泥的办法,一方面不许讲毛泽东的罪恶,另一方面也不希望那些高调纪念毛泽东的人能够成为一股势头。因为那样对政权也有威胁。 你认为中国国内对毛泽东功过评说的争论今后会不会更加激烈? 由于毛泽东的很多问题都没有说清楚。没有反思,那么毛泽东遗产中的这些负资产就会继续存在并且在这个体制内发生作用。这种争论也就会继续下去。 相关日志 2013/12/18 — 鲍彤:且看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和纪念毛泽东如何同台演出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7 — 马列主义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7 — 从毛泽东的言行看毛泽东的人品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7 — 冷战谍魂:皮特逊同志蹭饭记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5 — 宋石男:我的家族“土豪”痛史—— 我爷爷与1951年镇反运动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1/26 — 鲍彤:习近平以毛风格走邓路线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1/21 — 再探林彪事件幕后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07/22 — 李洪林:理论求真 风云图辩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2/11/06 — 中共中央全会闭幕 确认开除薄 习主修党章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1/12/09 — 编程随想:如何解读朝廷要员的盖棺定论?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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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四月的“叛徒”一家民族主义网站的成立与分裂

一家源于一场“爱国主义运动”的网站,一个因应时势走上前台的创始人,一群主张“中国认同”与“挑战西方媒体霸权”的年轻人,试图在网络上完成一次由草根民族主义者向爱国青年领袖与商业精英的转型。但他们寄予光明前景的网站以持续低迷和经济丑闻收场,曾经惺惺相惜的同志,最终互相将对方驱逐出队伍,这仿佛《1984》中的结尾:“在遮阴的栗树下,你出卖了我,我出卖了你。”

“舍我其谁”

唐杰第二次见到饶谨是在上海,这是两个“年少成名者”的会面。那是在2010年,与如今对比,会面算是惺惺相惜——这完全不同于三年后的现在:唐杰一再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不愿再“和饶谨个人扯上口水”;饶谨则在个人微博上回忆其创立经营“新爱国主义网站”四月网的历程:“创业者……几乎都曾被一些烂员工伤过”。“一些烂员工”指哪些人呢?饶谨没有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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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广 | 外国青年遇上中国城管

2013-12-19 10:56 荷兰在线 20 岁的荷兰新闻专业学生 Steven Piek 今年带着学校的报道任务前往中国,他眼中的中国 是一片复杂、未知且奇妙的广袤大地。 Steven 对城管的话题一直很有兴趣,因为在荷兰,不存在城管这个概念。此次中国之行, Steven 终于有机会和城管来了次亲密接触。“中国增长了我的见识,我一定会再回来。” 文/Steven Piek 编辑翻译/荷兰在线 在谷歌中输入“城管”这个词首先找到的是与暴力相关的事件,比如“城管,粗暴和可恶的地方警察”,“城管欧打街头卖瓜小贩”或是“街边小贩和城管发生冲突后死亡”等等。 数据统计,目前中国各大城市共有城管局656个,而城管人员在民众眼里的形象极差。西方观察人员的调查报告显示城管在中国实行的是暴力执法。那么这种暴力执法,尤其是针对街头流动小贩的暴力执法是如何形成的呢? 暴力执法问题棘手 走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摆摊的流动商贩比比皆是,其中多半都是无证非法经营者。为了便于管理和监督,中国有关部门规定街头小贩必须要到管理部门注册和申请执照,并且只能在指定地点摆摊。可是申请执照对那些通常都是外来流动人口的小摊贩来说费用昂贵。正如中国当前存在的许多其它社会问题,整治市容规范流动商贩也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如果不是在检查的风头上或者不妨碍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商管理部门对流动商贩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过问。然而城管人员还是会来强令他们离开并没收他们的东西,之后流动商贩不得不向城管付罚款赎回自己的东西。 “大约下午4点城管来到我们摊位要没收我们摆摊儿的车。我老婆护着车就是不给。结果那三、四个城管抓住她的胳膊拧,硬是把她的胳膊拧断了。我们的车和卖的玉米全被没收了。” 这是一个36岁的北京街头小贩的遭遇。 据人权观察的不完全统计,在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中就有18个街头小贩因城管暴力执法而最终死亡。 城管职业素养不达标 尽管上司不让谈论有关城管的问题,可是上海市静安区城管部门的秘书李德新还是愿意和笔者悄悄会面谈了他对此的观点。他说:“ 城管和流动商贩之间的冲突问题是有的,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城管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合格。从城管的建立到发展的今天我们一直缺乏对城管人员的专业培训。” 李德新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用手做比划:“城管发展加速,职业中介公司负责在社会上招募新的城管从业人员。尽管被招募的人员作为“助理”城管上岗,可是实际上他们做的工作和其他受过正规培训的同事没有区别。这些新的城管人员没有受训和接受测试就上岗,对城管的规则也一窍不通。实际上是一群乌合之众。” 成立于1997年的城管正式名称是“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因为中国的城市规模急速扩大,为了协助公安管理城市市容市貌、治理占地摆摊的城管由此诞生。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管的权限也不断扩大,职能也不断增加。现在的城管说白了除了抓人之外什么都管:从上街搜寻无证摊贩到规范流动商贩经营等。城管的职能不断增加下属部门也越来越多,其中一个部门是城市市容和环保监督,俗称“白帽子”。这个部门专门管理流动商贩。在执行公务中这个部门常和暴力联系在一起,因此“白帽子”的名声很臭。 猫捉老鼠的游戏 现年46岁的王小德穿着笔挺的城管制服,头戴白色的城管执法头盔。他在街上推着自行车告诉笔者:“我以前在街上摆摊卖水果,最后自己也加入到了城管。”作为助理城管王小德从早上6点半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半,其中包括两次半小时的休息。他的工作地点就是上海的街头。当笔者问他为什么不在街口的角落偷闲一下时他对笔者说:“平常街上都是城管的同事,哪能那么做!”王小德来自外省,两年前他和妻子撇下两个孩子来到上海谋生。老婆在人家做家务他上街卖水果。想到当时的情景他说:“上街摆摊卖水果非常幸苦,每天都要和城管打交道。他们虽然对我没有用过武力,可是他们总是看不起人,赶我走还骂人。我的东西也常被没收,之后还要的总局去付钱把自己的东西再买回来。” 有一天正当他踌躇满腹的时候王小德看到报上一则招募“市容和环保助理监督”的启示。极富戏剧性的是他决定自己也加入到城管队伍中去,他说:“经过短期培训立刻上岗。现在虽然工作幸苦可是我每月能挣到3600块。比我卖水果挣得多多了。”他做过小摊贩的经历对他现在当城管的工作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他接着说:“我对流动商贩都很客气,在执行我的工作任务的同时我对他们都很尊敬。其他的同事就不这样,跟他们说也没用,我的城管同事不会明白做小摊贩有多辛苦。” 流动商贩们私底下也会相互通气,如果一个摊贩见到城管会马上传信给其他人,这样他们还有逃脱的机会。黄花骑着她的小货车急匆匆地对笔者说:“听说城管就在附近我得赶紧走人,没时间啦。我和他们已经打过很多次交道了,每次都要罚款,金额从50元到500元不等。有一次城管要没收我的小货车,我不给还被打了。” 客客气气和笔者道别之后黄花急忙骑着她的小货车远去。 少了城管谁来管 上海静安区城管局的李德新表示:“对城管来说要有好的名声是很难的。就拿警察来说吧,他们的工作很光荣,受到尊重是因为他们的职责很鲜明,抓坏人维持公德。而城管的职责有的时候却不是很明朗。驱赶贫穷的街头小摊贩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大多数小摊贩也就是想在大城市里赚点钱混口饭吃,也不想招惹谁。可是换个角度讲他们有可能销售不健康的食品或者质量恶劣的商品。有的时候是周围的居民向城管反映要我们去没收流动商贩的东西驱赶他们的。” 他认为中国政府有意识地纵容媒体对城管进行负面报道,他的解释是:“政府想把城管当成人们发怒的对象。媒体是不允许对警察有负面报道的。这事不是没有,如果有警察透露民众和警察的磨擦你在中国的媒体上是不会看到的。可是如果城管在街上一有事马上就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政府想用这种方式提高警察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使他们的威望远远高过其它执法部门。” 说话时李德新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名为《上海行政执法规则》的书:“这本书,这里的行为规范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只有真正受过很好的专业培训的城管人员会遵守这里面的条例。这样的城管人员太少了!” 当笔者问他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愿顺其自然让流动小贩自由做买卖时李德新答道:‘如果你是政府的话你会这么做吗?让小贩们随处摆摊、无证经营?你愿意担当不安定的风险吗?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僵局,如果我们让流动商贩们随意经营,市面上会出现混乱。我们必须对此进行监督管理。目前也只有按照城管的方式了。” 注:本文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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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宣部整顿十大新闻学院 记者证考试重马克思主义

近日,有学者陆续证实,中宣部下发通知,将直接派宣传部官员进入高校担当新闻学院院长,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改变新闻系学生日益增长的“自由主义观念”。另外,下月开始的全国记者首次“国考”,着重考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合格者才能取得记者证。有学者担忧,这是当局为加强新闻管制而采取的控制意识形态的新手段。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吴飞、《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清华大学副教授贾西津近日在微博披露,中宣部将着手改造大学新闻院系。事缘中国当局因不满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西方传播学思想和自由主义泛滥”,名单包括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排名靠前的十大新闻专业,将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以掌握其意识形态方向。 目前,相关通知已经发到这十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并且建议参照“复旦模式”,明确要求高校新闻学院管委会主任或院长,需由省委宣传部人员出任。 对于这一消息,外界强烈关注,普遍认为,当局这一举措意图进一步加强对新闻的管制。 《大河报》原常务副总编马云龙周四对本台记者表示:“对所谓新闻队伍的政治素质的管理,实际上一直在强化,马列主义新闻观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他违背真实。对这个,新闻界的绝大多数从业者早就已经反感了。每一个网民、每一部手机都可能是信息发布源,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已经越来越感觉到捉襟见肘。我相信这不是一两次整肃和所谓的新闻观教育就能解决的问题。没有新闻自由,这个矛盾永远解决不了。” 新浪微博大V“作家天佑”发文称:“有人要搞什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这让人感到他们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无所不能的包装纸了,为此,有人评论:只有盗窃者才会持有和使用万能钥匙。” 还有大量网民引用和转发马克思在1842年担任《莱茵报》记者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的话:“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以示抗议。 导演闫宇彤在新浪发微博称:“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办报纸,那应该看马克思本人是如何说的,否则就是欺骗:‘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书报检查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根本否定——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对此,原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周四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其实他为什么不说是‘马克思新闻观’,而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呢?他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各种对新闻媒体的掌控的垃圾思想、反普世价值、反新闻自由的思想都放进去了。至于说他这样做的结果,我认为只会增加这个世界的笑柄。这些年他们也从来没让别的思想去教育新闻学院的学生,那么为什么还有意识形态危机?他浇灌的是大粪,但收获的是小麦,倒行逆施的程度也就是当局失望的程度。因为世界的进步有另外的规律,那就是人心。” 此外,广电总局将在2014年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换发新版记者证。从今年10月开始,中国大陆25万名新闻采编人员均被要求参与《马克思主义报道观》集中培训,他们将在下月参加“国考”,及格者才能继续从业。近日来,不断有正在备考的新闻专业的师兄、师姐借此机会向在学的师弟、师妹谏言,表达对新闻专业的失望和当局日益打压新闻自由的不满。 网民“华科树上的一头老鸟”称:“新闻学院走出来的人全是宣传工作者,哪见新闻人?”有新闻从业者评论和留言称:“不要学新闻。” 对此,马云龙说:“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之下,做新闻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忍受痛苦、要冒风险,如果没有这些准备不要轻易选择。但从整个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现在的状况来看,就像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两只手捂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没法挡住太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忻霖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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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彭博新闻社驻中国记者获发记者证

美国彭博新闻社表示,该社驻中国大陆的外籍记者已全数获发外国常驻记者证。 此前有消息称,包括彭博社在内的美国新闻机构驻华记者因调查报道中国领导人的个人财产而被报复,申领与续签记者签证遭到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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