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因一份建议给公务员涨工资的提案引来网上铺天盖地的骂声。尽管何香久表示，他建议的是给“基层公务员逐步涨工资”，而非给所有公务员加薪，但只要提到公务员涨薪，人们就火冒三丈。这是...

@伯通李：美国人，你们会玩微博了吗？...

王力雄著《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写作历时近九年，2007年10月台湾大块文化出版。 王力雄在昆明事件后发的推特 有人问我关于昆明事件的看法，我觉得已经没有多少可说。问题不在事件本身，在事件后面。那其实很早就在发生。我在2007年出版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一书中，该说的都说了。在这里陆续做些摘录，当做回答。 什么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释是“新的疆土”。但是对维吾尔人，那片土地怎么会是他们“新的疆土”，明明是他们的家园，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对占领者才是“新的疆土”。维吾尔人不愿意听到这个地名，那是帝国扩张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时是当地民族屈辱与不幸的见证。 新疆——即使对中国也是个尴尬地名。既然各种场合都宣称那里自古属于中国，为什么又会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学者绞尽脑汁，把“新疆”解释成左宗棠所说“故土新归”，却实在牵强，那明明应该叫“故疆”才对，怎么可能叫“新疆”呢？ 有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写的场面让我难忘：一个七岁的维吾尔儿童每晚把当局规定必须悬挂的中国国旗收回时，都要放在脚下踩一遍。怎样的仇恨才会让孩子做出如此举动呢…的确，从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达到的程度。如果连孩子也参与其中，就成了全民同仇敌忾。 巴勒斯坦的暴动场面总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这一点。我将这种民族主义的充分动员和民族仇恨的广泛延伸称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来，新疆目前正处于“巴勒斯坦化”的过程，虽然表现上不似巴勒斯坦那样外在，但在民族内心中却不断发展。 新疆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一旦需要镇压当地民族时却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 新疆当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军阀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计程车司机看见我手拿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的敬佩，夸赞“那时的政策才好”。 继续沿着今日中共的道路加深新疆民族关系敌对，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失掉转回良性互动的可能，唯有恶性循环，矛盾不断激化，把双方越推越远。而一旦进入那种不可逆的进程，新疆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古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家园还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 而汉族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日他们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但是一谈到新疆问题，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杀”字。如果靠种族灭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不动声色。 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改变政治，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是可以在一起共建新社会。而若少数民族认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会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这对中国的政治转型会非常不利，因为改变政治制度不仅不会使少数民族留下，反而会借转型期的国家控制力衰弱追求独立。 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场面—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然而平衡不会无限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地架高，总会有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架得越高，垮得越狠。 中共执政的半个世纪，人文传承被割断，人文教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即使是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强大蔑视弱小。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镇压，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饮鸩止渴。 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面对文化、历史、信仰、哲学等更为深入的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诡诈却单薄，只能以应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民族问题恰恰首先是人文问题，必须具有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展望未来，也难以指望中共能够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 新疆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东土耳其斯坦国”，但上个世纪的中国也出现过各种旗号的割据，包括共产党也曾建立过“苏维埃共和国”，并没有导致中国分裂不断。事实上新疆问题的愈演愈烈，和北京在新疆开展的“反分裂斗争”几乎同步，因此有理由认为，新疆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预期的自我实现”。 中共曾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七号文件”  ，其中一个关键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话在句式上模仿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国际关系转向民族关系，成为中共在新疆实行强硬路线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为什么镇压加强了，恐怖活动反而增加呢？这种恐怖活动和镇压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一些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可能正是被“预期”造就的。北京没有思索最重要的问题，中共缔造者毛泽东早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造成新疆之恨的缘和故到底是什么？ “七号文件”把“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样一种逻辑的结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让他们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 汉族理所当然成为北京治理新疆的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被推倒敌对一方。少数恐怖分子并不是最大问题，如果新疆的本土民族从整体上成为敌对，才是新疆最大的危险所在。 以发展经济稳定新疆的思路，基本错误就在于，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高压还在继续不断地加强，民族问题怎么可能得到解决？ 北京标榜给了新疆多少钱，当地民族反问却是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第一号工程的“西气东输”，就是开采新疆天然气送到中国内地。新疆人质疑是开发西部还是掠夺西部不能说没有理由。只要人心保持对立，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经济上所做的一切都免不了会被贴上殖民主义的标签。 占近四成的新疆汉人掌控了大部分新疆的权力、经济和知识资源，他们有足够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新疆经济依赖中国内地，仅一个汉语使用，就使当地民族处于劣势。今天在新疆找工作，不会汉语往往是被淘汰的第一理由。高层次的职位大部分都被汉人占据。 新疆失业严重，当地民族青年经常找不到工作。汉族人还可以去内地打工，当地人只能在家。我在新疆旅行时，常能看到到处是当地民族青年成群而聚，闲聊或打闹。看着那种情景不由得产生一种恐惧，这么多青年无事可做，不能把精力升华释放，同时不断积累仇恨，未来会发生什么危险实在很难预料。 一位维族朋友对我说：“你看，在这种小饭馆里吃饭的99％是维族，99％是自费，而去那些大饭店大吃大喝的99％是汉族，99％是公费！”少数民族的很多失落正是源于这种直观的对比。的确在新疆的高档消费场所，很少看得到当地民族，那里几乎跟中国内地一样，周围都是汉人，说的都是汉语。 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一个临界点，没有达到临界点前还有挽回余地，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结束的民族战争。我无法准确评估新疆离那临界点还有多远，但按照当今政权的路线走下去，无疑越走越近。 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为，无需顾忌无权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把王震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视为从神圣的天山流下，穆斯林又特别重视洁净，不仅是物理上的，还包括意念上的洁净。骨灰是不洁的，王震又是异教徒刽子手，把王震骨灰撒在天山等于弄脏了所有穆斯林的水。 治理新疆这么多年的当局颟顸到如此程度，为了满足王震的愿望，一千多万新疆穆斯林的意愿必须让位，而且还大肆宣传。新疆穆斯林对此的确没办法，水还得照样喝。但是一千多万穆斯林每次喝水时，眼前都会闪过不洁净的阴影，随之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独立的，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让清真寺开办教授古兰经的学校，但是宗教怎么可能不传教？不让在新疆办学，学经者就会去巴基斯坦、阿富汗……最终可能被训练成塔利班，不光接受古兰经的学习，还有圣战思想与恐怖主义训练，最终再返回新疆从事恐怖活动，为新疆争取传教自由。 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的时候，说明他们对解决问题还抱有希望，当他们什么都不再说和做的时候，那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乃是至理名言。遗憾的是他的后人没有真正领会。今日当权者甚至为此得意，维吾尔人敢流露一丝不满，立刻就会遭到迎头痛击。 把全部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萌芽状态并不能真实显露矛盾的性质，很可能许多积极因素也被同时消灭掉。那不是真地消灭了矛盾，只是压抑和加深了矛盾，并且积累起来，早晚会被无法预料的事件引发，从无声中响起惊雷。 如果新疆汉人比例小，只要有发生动乱的风吹草动，势单力孤的汉人就会往中国内地撤；反之，如果汉人移民数倍于当地民族，占有绝对优势，则会使当地民族比较谨慎，不会轻易起事。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就是目前这种汉人与当地民族势均力敌的状况。 汉人数量上是新疆第二大民族，相当一部分在新疆扎了根，甚至在新疆生活了几代，他们在内地一无所有，因此会把新疆当作自己的家园来保卫…这决定了新疆汉人在面对民族冲突时，不会采取克制和退让姿态，而是利用所掌握的武器、财富、技术和中枢位置，以及背后大中国的支援，与当地民族进行战争。 虽然新疆汉人总数比当地穆斯林人口少（二者比例约为7:10），控制的资源却要多得多。尤其新疆驻军几乎全是汉人。所以即使中国内地陷入混乱，一时不能西顾，仅靠新疆汉人自己也不会手软，甚至可能对“分裂主义势力”主动出击。 当维吾尔人打起脱离汉人统治的圣战，其他穆斯林—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战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会不会投入呢？东土人士很清楚只靠自己对付不了中国，因此从来在世界一盘棋中考虑问题。听他们如数家珍地谈论新疆地缘政治、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时，常为他们的广阔视野感叹不已，自愧不如。 那时新疆会同时出现有组织的起事和无组织的闹事、有准备的军事行动和盲目发泄的恐怖袭击，几十万海外维吾尔人会参与，国际穆斯林势力也会介入，汇合在一起，冲突必定愈演愈烈。汉人搞定新疆绝非轻易之事，而仇恨一旦被调动是无止境的，仇杀一旦疯狂，残酷程度难以想象。 当年波黑战争很多情况，包括穆族和塞族的人口、资源比例，塞族与大塞尔维亚的关系，国际社会对穆族的态度等，都和新疆维汉状况相象。还有波黑的克罗地亚和新疆哈萨克。波黑人口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那场战争足以成为前车之鉴，也是强烈的提醒—新疆会不会在未来变成一个三倍大的新波黑？ 一位新疆的乌孜别克族教授对我说，中国将来肯定要出事，中国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时，他一想起那种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不能让他们留在新疆。 此書譯成 My West China,Your East Turkestan 正是我的原意，当年曾为此与出版社争论，出版社坚持译成 My West Land,Your East Country，可能是怕敏感吧，虽然出版社在台湾。 Excerpts from “My West China, Your East Turkestan” — My View on the Kunming Incident By Wang Lixiong, published March 3, 2014 (On the evening of March 1, 2014, several knife-wielding men and at least one woman killed 33 and injured more than 140 in the train sta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city of Kunm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blame Uighur separatists for the terrorist att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