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昆明火车站周六晚发生行凶事件，“一伙男子持械冲进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见人就砍”。目前袭击已造成29人被刺死，4名袭击者被警方打死，143人受伤。 中国媒体源引目记者报道说，大批民警和警车赶到现场，火车站内传来枪声。 不久，当地官方的云南媒体援引警方表示“歹徒已被处置”。官方的云南电视台报道说，“几名歹徒已经被击毙”。 警方目前封锁了从昆明火车站往外150米左右的主干道以及火车站内地区，还在对火车站内人员进行排查。...

中国新闻网这篇题为《別了，骆氏家辉》的文章拿 骆家辉 是美国出生的第三代华裔出身做文章，把他叫做是“黃皮白心”的“香蕉”。社论写道：“蕉放久了‘黄皮’总归是要烂掉的，不但‘白心’会露出来，也会变成反胃的‘黑心’。”文章作者不仅把骆家辉称为是一只“烂香蕉”，还说他是陈光诚的“导盲犬”，是个“瘟神”。 骆家辉是第一位有华裔背景的美国大使。因为与很多中国高官形成强烈对比的低调简朴作风，很快就赢得了知名度。媒体惊讶的看到他在取行李区十分耐心地排队等待，自己拿背包的画面。本月中国版《男士健康》（Men’s Health）杂志以骆家辉为封面。照片上的他穿着一件简单的黑色T恤衫。 骆家辉是第一位有华裔背景的美国大使 平民作风受到赞许 骆家辉的华裔背景特别引起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浓厚兴趣。他自己背背包、乘飞机坐经济舱的行为都赢得了公众的赞许。但他的言行举止与中国官员享受的特权排场大相径庭，因此惹来了北京方面的批评。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华盛顿赞扬骆家辉是一个“人权的捍卫者，并是美国价值观的不懈倡导者。”而在本周五（2月28日）被问及这篇评论文章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珍妮·弗萨基（Jen Psaki）向美联社记者表示：“我们不会对一篇出现侮辱性文字的社论做出回应。” 大使任内事件频发 在骆家辉两年半的北京生活中发生了 “王立军逃馆” 、“陈光诚进入美使馆”等敏感外交事件。另外他也发布美国大使馆每小時的空气检测结果，让中国民众知道PM2.5的危害。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的社论也从最初的保留态度转变为不友好，到最终部分放肆轻蔑的态度。 2012年陈光诚从山东逃离软禁，进入北京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美中两国政府经过外交协商后，陈光诚得以前往美国。 中国法律学者郝劲松在谈到此篇社论时表示：“我认为这显示了中国政府对骆家辉的不友善和无礼。这有失大国的尊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非常生气并且感到惭愧。” 署名为王平（可能是一个化名）的作者抨击骆家辉“节流开源”是虚伪的作风，谴责他平日居住的是耗资上亿美元的大使官邸，出行代步的是特制防弹豪华专车。 作者还称，骆家辉不识中文，并指责他不懂中国的法律，在新疆和西藏地区“煽邪风，点邪火”。 文章也暗讽 ：“骆氏來了，北京霧霾也來了。骆氏走了，北京的天空陡然蔚蓝，晴空万里。” 文章以“送雾霾，送瘟神。Farewell，骆氏家辉！”作为结束语。显然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1949年嘲讽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的启发。 中国网民反响激烈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民众震惊，许多人表示了厌恶和反感。知名网络评论人士姚博表示：“中新网這篇文章，是我见过的最臭不要脸的文章，沒有之一。……骆家辉其他事咱不说，沒有他咱们到今天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PM2.5。难道雾霾是他带来的？农夫与蛇的故事里，你们扮演了那条蛇。” 另外一名评论人士Fastop Liu表示：“你尾送瘟神，一失邦交之礼，二损大国之仪，三丟华人之脸……！” 文章也激起众多网民的痛斥回应，有网易网友表示：“发表这么不要脸的文字，把我们这些见惯了不要脸的事情的中国人都惊呆了。”也有网友说：“发表这篇文章的作者用实际行动让我们见证了一个畸形政治环境下变异出来的无耻文人！”名为“可可西里好漂亮”的网友称文章作者是“从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小丑”。 64岁的骆家辉本周四(2月27日）出席了他作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他的继任者是前蒙大拿州参议员、72岁的 鲍卡斯（Max Baucus） 。 综合报道：文木（美联社/法新社） 责编：石涛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发表关于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鹏之女、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琳的深度报道，包括李小琳涉不久前 落马的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 案，获得冀当时批出的超过百亿元的海南地皮。而另一则深度报道，就不久前国际记者调查同盟曝出的 中共最高领导层家族在海外设离岸公司 ，以隐藏巨额财产的消息，详细追踪”李小琳王国的离岸秘密。” 有关李小琳拿下海南地皮的深度报道中，指”电力一姐”华丽转身，转战地产市场。她出任董事的私人公司香港绿色健康发展有限公司，去年十一月获海南省发改委批出博鳌乐城的五幅土地，发展医疗中心等项目，价值逾百亿人民币。批出土地的是最近接受调查的时任海南副省长、此前曾长期担任周永康秘书的冀文林。 这家获得地皮的公司注册时间为2013年4月，为购置空壳公司改换名称而成，注册地址与李小琳任职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是同一地址，另一董事为香港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尹炼。尹炼曾任海南电网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海南省电力行业协会会长。目前尚不确定香港绿色健康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力新能源的关系。报道也对李小琳国家外派官员、央企高管、私人公司董事、政协委员、香港永久居民等多重身份的合法性质疑。 同一天，纪硕鸣还在报道中揭密了李小琳的离岸公司，指香港绿健公司物业持有人是一家在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注册的离岸公司，注册时间是李小琳被派驻到香港任职两年后，但无法查到该公司的持有人。1994年经中国主管部门批准，电力工业部在香港注册了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李小琳受命到香港任职。报道指出李小琳任职的国企和李小琳名下的私人公司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互相投资关系， 还有不少离岸公司穿插其中。 “电力一姐”身涉多个丑闻 “电力一姐”近年各种丑闻缠身 被称为”电力一姐”的李小琳，与曾任华能电力集团董事长、现任山西省省长的兄长李小鹏一起，成为中国电力命脉的掌门人。李小琳在2012年两会时，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当年中国两会上提出”应该给每个公民建立 道德档案 ，以约束大家”，引公众嘘声一片。 英国《每日电讯报》于2013年10月10日刊发消息，称获得一份美国诉讼案件的法律文件显示， 李小琳在1995年曾将世界保险业巨头苏黎世保险的高管介绍给三位新华人寿控股商人，成为促成新华保险向苏黎世出售近四分之一的股权的掮客 。李小琳所在的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于当月12日晚间，通过其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发布声明否认该消息。 今年2月18日 长江三峡集团网站发布消息 ，称中央第九巡视组巡视情况显示，该集团公司部分领导人员亲友插手工程建设，在项目招投标中进行暗箱操作。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曾表示，李鹏家族垄断电力系统多年，公众期待查清他们在电力系统腐败案中的作用。 李鹏被认为是镇压“六四”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中共对李小琳腐败的关注夹杂了对李鹏的痛恨” 中国学者、”八九民运”前学生领袖马少方向德国之声表示，因为李鹏在”六四事件”中的镇压历史，25年过去，中共当局在该问题上从未有过突破，因此当李小琳涉及腐败或其它任何丑闻出现时，公众掺杂了这些历史情感在内，更加期待中共当局对李小琳做出惩治。 但马少方分析，目前中共当局是策略性反腐，是对不属于同一阵营的政治势力的反腐，而李小琳父亲的政治污点于中共当局的态度来说，却是政治功绩，加之不久前的离岸公司丑闻中，习近平和李鹏家族同涉其中，因此中共当局是否能对李小琳动手尚未可知：”这个战船上几乎没有干净的，这也是中国制度和腐朽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我对（动手）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现在的反腐变成了一个权斗的工具。” 对于一些网友提出的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查处李家的腐败来为解决’六四事件’做铺垫”，马少方认为：”希望当局通过解决李家的腐败问题来达到解决’八九’的问题，我想中共当局都不会有这个思路，大家对李家的痛恨是因为李鹏在’八九’时太恶劣了，但从中共十八大后，新执政层一步步做出的事情，我们看不出解决25年前这个问题的迹象。” 作 者：吴雨 责编：洪沙

2014年2月26日上午10点，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在公共场所遇袭、身中六刀，重伤入院。事件引发全港甚至世界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在犯罪率逐年下降的香港，此类残忍的袭击并不常见，更是因为这是不到一年内，第四起针对持自由派立场传媒高层（其余三间传媒为《阳光时务周刊》、壹传媒、《AM730》）的暴力事件。 没有人能证明这一连串事件是出于某种阴谋，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一切，与阴谋无关。 在「事实」与「真相」待定的时期，「空穴来风」的猜忌、恐惧却强有力的证明了另一个事实：回归16年后的今天，香港对中国的信任度正在降到冰点。 其中一个例子是，去年初，一位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一位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以及一名牧师——三个本应该是最理性、最温和的人，提出「占领中环」构想，期望通过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向北京展示香港人要求落实普选的决心。 这是最好的年代，198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将出现另一次大规模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这是最坏的年代，不论刘进图遇袭的真相如何，都让人意识到，杀戮原来可以成为或者一直是一种选项。 但无论好与坏，随着2017年的逼近——人大承诺香港「可以」普选的年份，香港终于来到一个「摊牌」的年代。 2012年6月4日，被烛光照亮的维园 本文作者张洁平，原文刊于香港《号外》杂志2014年2月号 2013年12月4日，香港政府宣布启动为期5个月的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政改咨询，就届时的提名委员会、选民基础等问题征询公众意见。在政府主页上公布的《2017年行政长官及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咨询文件》，文件的名字叫做「有商有量，实现普选」。 如何理解「有商有量」这四个字？我们所处的当下，一边是香港民间不惜以激进的公民抗命死守「真普选」底线，另一边是北京通过各种管道不断放出的强硬信号：定义模糊的「爱国爱港」必定成为普选门坎。把时间轴再拉长到30年，从「一国两制」设想的提出到中英谈判，从工商绝对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到邓小平说「中英谈判不是三脚凳」—香港人的声音由中国代表，对于最核心的政治命运，香港真正有过商量的余地吗？ “占中”发起人之一——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戴耀廷 2013年初，由法学教授发起的「占领中环」行动，将「普选」议题提前抛进漩涡般的舆论广场，搅动起全城关注：终于等来的「民主」，应该如何发生？可不可以有门坎？你可以接受的门坎在哪里？这些直接关乎香港未来命运的问题看似摆在每个人面前，但是所谓「民意」，在最后的谈判桌上，又有多大「商量」余地呢？ 2004年人大对《基本法》的释法，明确了普选方案的产生步骤：特区政府提出方案，立法会三分之二票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这个流程里，特首、政府、立法会的一半议员，均非民主普选产生，他们是谈判的一方，而另一方是北京。与三十年前一样，「两脚凳」商量的民主普选方案，能代表多少民意呢？ 「有商有量，实现普选」，如果这不是一个煞有介事的玩笑，它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一、 香港的民主化是一个难题。在读到研究了全世界15个国家民主转型经验的耶鲁大学著名社会学者 Juan J. Linz 在1996年对香港民主转型的判断时，我才最终意识到香港当下的困境几乎是无可逃脱的。（详见 文末引述 ） 现实政治中，它并不像民主派所期待的那样顺理成章：公民社会、言论自由、法治完善、行政高效、经济富足……种种社会基础都已具备， 民主转型理应水到渠成。可惜上述只是充份条件，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却是：香港有能力决定自己可以怎样做。但是香港没有。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决定将香港的立宪权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法》的框架决定了香港特区的所有权力来自中央下放及授予，换言之，「自治」并不是本质性的，自治边界的最终决定权牢牢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 讽刺“普选”的漫画 97回归以来的政治实践，让香港人大致摸清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如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岳的总结：「一般社会和经济事务决策，中央绝少干预，但在政制发展问题上，中央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其最终决定权。」 比如民主化这件事，实际上中央从没有放松过主导角色。也因此，回归以来，民主派人士或者有远见的政治学者在谋求香港民主化改革时，都只能通过「劝谏」的方式进行，用「民协」创始人、80年代最早的民选市政局议员冯检基的话来说就是「又倾又砌」（又沟通又批评）。 十数年来，这一边，苦口婆心的劝谏重申着同一个道理：如不尽早建立民主制度，香港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曾在《明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香港已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活跃的公民社会、批判性强的传媒和议会内外的政党政治令管治日趋困难。在这环境下必须建立民主，才能驾驭政治局势。若不建立民主制度，就会出现政治滞差，即政治制度无法应付社会的政治要求……民众或者变得犬儒冷漠，或者就容易走向民粹主义，各方利用群众运动及情绪来支持其政治路线，社会会更不稳定。」 这篇文章发表于十年前，2004年6月。每一年，每一个月，公开的报章、私下的平台，你都能看到香港学者们力促民主改革的拳拳之言。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眼看着理论推演中的代价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逐一变成现实，却无能为力。 而那一边，三次人大释法默不作声地将普选时间表推到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出现的第一个「民主特区」是不是令北京疑虑重重，乃至感到恐惧？ 二、 对北京来说，「民主香港」同样是个意料之外的难题。 它并非「一国两制」的本意，后者的要义指向经济，是为了保障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而基本法中关于司法独立、社会自由等安排也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在这些配件下继续茁壮成长。在马岳看来，「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思是「在主权统一的情况下，透过政治制度安排，赋予香港特殊的地位，在回归后继续以资本主义都会的角色来贡献国家经济发展」，其实是49年中共建政之初「长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对港政策的延续。 换言之，北京需要，且只需要香港「马照跑、舞照跳」，而不是什么政治民主。 另外，在中英谈判之时的香港社会，也确实没有表现出「民主」意识的集体自觉。当时香港的主流民意既不求民主，也不愿回归，而是希望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即「维持现状」；或者主权回归中国，治权留给英国。（其时的英国并没有给香港政治民主，多数港人要求于殖民政府的，也只是由一定的经济与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带来的繁荣稳定。） 当时只有很少数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喊出「民主回归」的口号，并获得了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积极响应：「民主治港，理所当然」。然而三十年后回看，这段对话几乎像是错置了历史时空，尽是美丽的误会与一厢情愿的天真。 那是1983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港元暴跌，市民到超市抢购日用品，人心惶惶。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鉴于事态严重，先后致函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信中，他们反驳主流社会对殖民统治的眷恋，支持「民族回归」，同时要求给予香港「民主自治」，来稳定香港局势。港大学生会的去信中这样表述「民主治港」的要求：「坚持港人民主治港的原则，而中国不干涉香港内部事务，将来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长应由市民普选产生。」 四个多月后，学生们竟然收到赵的回信。1984年3月，赵紫阳覆信中大学生会，承诺：「中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一定会符合香港同胞的愿望和利益」；5月，覆信给港大学生会：「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 学生会给赵的信件其实难以代表多数学生的意见，此事曾在港大及中大学生内部分别引起极大争议。但略过不表，赵紫阳的信函在本港传媒引起轰动，被视为中国政府首次以书面方式表明对香港民主化的肯定态度—英国给不了的，我们可以给—这种表态，为当时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的中方，开创出有利的局面；另一方面，「香港大学生支持回归」被大陆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等作为港人渴盼回归的代表声音广泛报道，亦同时在本港亲中媒体刊登，成了抗衡主流保守舆论的重要旗帜。 以论政团体「汇点」为代表的本地知识精英与「进步学生」站在同一立场，他们表态支持民族立场的回归，同时向中共换取港人自治的民主制度。 「民主」承诺所换来的舆论支持，就这样给了「回归」最后一把推力。 三、 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 1982年9月到1984年9月，中英之间的22轮谈判，最终决定了香港530万人的命运。关于这场如上帝之手般的谈判，英方谈判小组成员卫奕信（David Wilson）有个有趣的回忆：「我们希望制定出犹如《大英百科全书》般详尽的协议，但中方想要的，却是一份两三页A4纸大小的文件。」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声明正文部份，只有1536个字，恰好两页A4纸。 其中，有关「民主」的内容，联合声明的文本中只有一行字：「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附件一中则简短注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 从中英谈判开始，到《基本法》1990年最终出台，期间经历了七年半的时间。这七年半之中，风云变幻，关于「一国两制」与「高度自治」，北京和香港各自有了更深刻、也更警醒的理解；而《联合声明》的笼统含糊，给这些新的理解在《基本法》的最终定案，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这一段时期，港英政府一反常态大力进行民主化改革：1982年区议会引入选举、1983年市政局选民资格扩充至全港市民、1984年发布香港代议政制发展绿皮书、1985年立法局引入间接选举……同时，中国大陆也进入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年代。支持「民主回归」的本地知识分子发展为香港的民主派，一面热切关注中国的变化，一面在香港民间推动启蒙，为97后的「港人治港」做准备。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当代史的一次急转弯，也急煞车般地中断了香港对于回归的浪漫想象。承诺「民主治港理所当然」的赵紫阳被迫下台；而发生在北京的杀戮，通过电视画面一帧一帧钻进港人心里。在这之前，他们在香港游行、捐款、唱歌，热切地支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前所未有地认同这个青春热血的祖国；这之后，他们悲愤交加，捐血、捐款给受伤、逃亡的学生，从国语学校退学，去中国银行大规模提款希望它垮掉，然后集体移民…… 八九事件让香港人明白，回归中国不只是中央领导人笑谈的「换旗换歌」，在一个政治独裁的中国，必须有更具批判性的民主自觉与行动，才可能尽力维护「港人治港」。 80年代「民主回归」的主要倡导者、学者罗永生回忆：「八九事件把整个香港社会都动员起来了，香港人到那时才真的知道专制是什么，通过看到民主的反面，才真的去想民主是什么，然后才大规模地去思考什么是政治。八九之后，『民主』脱离了『爱国』，变成了一种对中国、中共更强的批判。」 而此时，也正值《基本法》草案刚刚出炉的公众咨询期。排山倒海的批评投向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六四事件之后，报人查良镛和圣公会大主教邝广杰退出草委会。民主化最积极的倡导者、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创办人李柱铭和司徒华，则被中国政府撤除草委会的职务。中方更不顾巨大争议，在草案中加入新的条文：第二十三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在多数条文称得上显示了足够诚意的《基本法》里，第二十三条却如同埋进美丽肌肤的定时炸弹，提醒香港「一国两制」的边界，也不断刺痛着港人的神经。 四、 《基本法》最终给香港制定了一个代议制选举行政长官的方法：经由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候选，再由选举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并报中央政府任命。并规定这种选举委员会产生的办法适用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此后如要改变选举办法，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003年香港七一大游行 2002年底，北京提出希望香港尽快落实第二十三条立法，这条明显危及到香港社会自由的法令唤醒了深藏在港人心中的焦虑，并在2003年引爆了97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7月1日的回归纪念日，50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23条立法，并同时提出可以长远保障香港自治权利的民主要求。自此开始，民主派人士全力投入争取200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努力。但04年全国人大对基本法释法，否决了07年普选的可能；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再次宣布，2012年普选行政长官亦无可能，「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漫长的等待让民主派人士与北京之间的信任度降至低点， 而人大07年决定中，含糊其辞的说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实行普选产生的办法时，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可参照选举委员会的现行规定组成。」—更引发了猜疑。 选举委员会按照功能界别划分，构成规模由1996年的400人循序渐进增至2002年的800人、及2012年的1200人，一直被诟病为「小圈子」选举。对功能界别做了专题研究的马岳认为，以功能界别为基础的选举设置，直接扶持了香港的工商界力量，削弱基层声音，并弱化了立法会作用，本意是加强特首对香港施政的控制力，但反而大大减低了特首的认受性及支持度，令政府管治频现危机，长期来看，更令香港的产业结构失衡，助长地产霸权，伤害民主根本。 人大决定中「可参照」这个暧昧说法，令民主派人士担心提名委员会可能成为一个不公平的预先筛选机制，「北京不喜欢的人无法进入选举程序」。 会否真的存在这样的筛选？若果真如此，普选的意义又在哪里？怎样保障一个符合多数民意的普选？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在「我们要什么样的普选」这件事上，在现有格局下，「我们」究竟怎样才能登上谈判桌，真正去谈一谈呢？ 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信报》的专栏文章中写道：香港民间要争取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那么，「公民抗命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他的方案是「占领中环」，并表示会身体力行：该手段非法，所以如果被捕，行动者不抗辩，甘愿坐牢。 这样写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在之后的一整年里，「占领中环」的具体行动尚未发生，这四个字已凭空造出一片蔚为可观的虚拟广场，并提前摊开底牌，以相当决绝的姿态，试图强行登上已宣告客满的谈判桌。 （未完待续）   附录： 著名民主理论学者 Juan J.

上海——中国于周四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着一个负责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的新设工作小组。此事标志着共产党视这个问题为中国最紧迫的战略问题之一。 中国政府称，习近平和其他两位高级领导人，即李克强总理和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将协助起草该领域的全国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其目标可能包括保护国家机密和发展网络防御。 据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称，该小组于周四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习近平在会后的声明中称：“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 宣布这一消息时，习近平正在巩固权力，发动对党内高层 腐败的大力打击 ，同时推动旨在加强和重组中国经济的改革。 在执政的第一年，60岁的习近平似乎决意表明自己牢牢掌控着局面，将多项权力集于自己一身。一些分析人士称，他揽到的权力让人想起了邓小平以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份统治中国的时代。 去年年底，习近平被任命为一个负责全面改革的领导小组的组长，以及一个负责国家安全的委员会的负责人。一些专家称，该委员会是效仿为美国总统充当顾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此外，习近平领导的政府还加强了对新闻媒体和互联网微博的控制。 新成立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可能旨在应对习近平执政第一年出现的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网络袭击引发的中美争端 和围绕国家安全泄密事件产生的争论。 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对美国人和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进行了网络攻击，并在过去几年对中国发动了猛烈抨击，以期遏制这种现象。他们的担忧之一是，可能受到了政府赞助的中国黑客一直在窃取美国的企业和国家机密。 北京方面回应称，中国也频繁遭受网络攻击，而且许多攻击都来自美国。此外，中国政府坚称自己反对任何形式的黑客攻击。 去年6月，习近平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兰乔米拉的“阳光之乡”(Sunnylands)举行了峰会，此事成为了峰会期间最敏感的议题之一。分析人士说，自从相关披露显示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间谍活动，监听对象甚至包括美国盟友以来，这两个大国间的对话已变得愈加复杂。 专家说，此事将对美国和中国的大型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要在对方国家的通讯及网络安全等领域做生意，这些企业可能会面临阻碍。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络用户群，其人数超过了6亿人。但是，中国官方抱怨称，中国的科技能力远远不如发达国家。 中国政府周四的声明并没有详细说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所包含的内容，但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它决意加强自己的能力。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习近平周四说，“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翻译：陈柳、陈亦亭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