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许多专家学者一直呼吁政府放松独生子女政策 在中国，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允许生育二胎的呼声日益强烈。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发言人毛群安周一在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正组织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将提出完善生育政策的思路。 调研主要是研究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的关系。 毛群安还称，所谓完善的生育政策就是既要考虑维持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也要考虑民众的生育意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等因素。 不过，毛群安表示，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情况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改变，因此必须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呼声 中国平均生育率（女性一生所生孩子数量）目前是1.7，远低于维持人口正常状态的2.1。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越来越明显加剧。 许多分析人士称，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劳动力供应减少，防碍了经济增长。中国目前的劳动人口大约为9.3亿，但在2025年将开始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专家和学者不断呼吁当局放松一胎化政策。 观察人士注意到，在去年11月的中共党代会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在讲话中去掉了“保持低生育率”这样的字眼，认为这显示中央希望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卫生计生委发言人毛群安虽然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必须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但他所做的“政府正在组织调研”以及“关注群众生育意愿”的表示更加吸引了注意，也体现出中国政府的确在对目前的一胎化计生政策进行反思。 fullrss.net

11月10日，百名新人集体乘坐“韶山一号”列车来到红色圣地韶山，参加“2013中国(韶山)红色集体婚礼”，在毛泽东铜像前许下“拒绝婚姻随意化”的誓言。被誉为“中国第一幸福伉俪”（编辑注：原文如此）的蒋...

  图为彭博社曾刊登过的习近平相关报道 一天傍晚，挤在香港某会议室的四名记者接到了一个电话决定。电话来自12个时区之外的纽约，打电话的是他们的老板、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华盛顿 — 路透社派驻北京的一名资深记者申请常驻记者签证，近日被中国政府拒绝。他成为最新一名被中国政府拒绝签证申请的外国记者。 *被中国拒签 没说明理由* 路透社驻北京资深记者慕亦仁（Paul...

中国华明——三年前，上海世博会把这个新建成的小镇作为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城镇化国家转变的典范。100多万名游客参观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展馆，在那里，他们了解了农民是如何通过公平的交易，不花分文便过上了新生活。 如今，华明可能又是另一场变革的代表：中国新兴城镇的贫民区化。 社会失调的迹象比比皆是。在网吧和台球厅消磨时间的年轻人说，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工作。为了维持生计，上了年纪的人则不得不从事卑微的工作。社区和家庭结构遭到破坏。 最令人担心的是自杀现象。当地人说，自杀时有发生。 中国正在推进由政府牵头的城镇化，这项计划预计会在周六开幕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到认可。在此之际，许多人担心，这里大量的新住宅开发项目可能会落得与西方国家战后住宅项目同样的下场。它们本来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但却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可能会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困扰中国城市。 “我们说的是几亿人，他们正往这些地方搬，但这些搬了新家的人的生活水品实际上是下降了，”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研究搬迁安置地区的政治学者王慧玲(Lynette Ong)说，“首要问题是建筑物的质量，其中存在大量腐败现象，他们偷工减料。”华明还远远算不上危险的贫民窟。这里没有黑帮、吸毒现象或街头暴力。镇上近一半空间是绿地。通往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街道两旁树木林立。 但新居里，墙壁裂缝、窗户漏风、电梯间的地板锈迹斑斑。对那些被要求用自家祖传的土地换公寓的农民来说，生活条件的下降更让他们觉得自己上了当。 “那是他们的土地，”35岁的失业母亲魏颖（音译）说，“你必须要了解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她的父母住在一个粗制滥造的公寓里。 绝望和疏离感透过自杀事件浮现了出来：深夜从阳台跳下、喝农药或卧轨。 “我会出现焦虑症发作，因为我们没收入、没工作，啥都没有，”40岁的冯艾菊说。她有两个孩子，以前是个农民。2008年，她被迫搬到华明。她说自己买抗抑郁药物已经花了1500美元（约合9100元人民币），以当地的消费标准来看，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从来没有发言的机会；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什么。我想回家。”这些新城镇里的情形与其他一些流动人口居住的简易房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简易房都是那些选择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去城市工作的农民建的。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研究流动人口社区的社会人类学家项彪说， 尽管窄小凌乱，但这些简易房里充满了活力和上进的希望。 “大城市里的这种流动人口社区通常被称作贫民窟，但相比之下，要让那些新的安置社区振兴活力就更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和所有生产性经济活动都不沾边，”项彪教授说，“社区居民往往也是同一类人，都是弱势群体。” “无序拓展” 但华明背后的思路却是截然不同。2005年，华明镇被选做成功的、规划良好的城镇化典范。在中国，镇是介于村和县之间的行政单位。华明镇总人口4.1万，居民分散居住在该镇管辖的分布在60平方英里（约合15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2个村子里，其中大部分为农田。对中国北方而言，这里的农田异常肥沃，因为水资源很丰富。华明位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港口城市天津的郊区，以当地的手工艺品，比如装饰性剪纸，和蔬菜而闻名。在天津，华明产的蔬菜很畅销。 然而，城市规划人员却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一份解释为何要进行改变的宣传稿件称：“自然形成的村庄空间无序拓展，居住建筑密度低，产业空间布局杂乱分散。”（官员拒绝了采访请求，但已发表了大量和该项目有关的文章，让外界得以洞察他们的想法。）村子里没有污水处理设施，“脏、乱、差”。 当时的想法是，把所有村子整合到一个叫华明的新镇上。和之前12个村子占地三平方英里相比，新的小镇占地不足一平方英里。其余的59平方英里中的部分土地将被卖给开发商，以支付工程费用。这意味着，新楼不用农民和政府出一分钱。剩下的土地依然用于农耕，但要由剩下的少数农民用现代化方式耕作。这又会实现另一个目标：不减少可耕种土地的面积。对一个人口众多且历来担心无法自给自足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目标。 华明镇从2006年3月动工建设，到完工仅花了短短16个月时间。镇上大多是六到九层的楼房，十来栋这样的楼房就组成了一个封闭小区。商业设施按官方要求集中在两条街上，其他地方则是安静的住宅区，围绕在新建的公立学校周围。镇上还有一个漂亮的公园和湖泊，供居民晚上跳舞和休闲社交。 官方文件上，华明镇最大的亮点是房屋面积的分配方式。 农民农舍里的生活空间有多大，就有可能在华明镇换得多大的公寓。连农舍周围的院子也会计算在内。 实际情况却没有这么简单。大多数家庭每人应该得到322平方英尺（约30平米）的公寓面积。比天津市人均居住面积多出22平方英尺，但华明镇大多数公寓面积只有800平方英尺，达不到一个典型三口之家的配额。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自己再添些钱，用剩下的配额多换一套公寓，但大多数人最后的居住面积都比在农村时少。 还是有一部分人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方案。在采访中，对这个新方案最满意的人往往是已经找到了非农业的工作，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拥有现代化公寓的机会。 “这就叫优胜劣汰，”25岁的电工兼黑车司机杨华帅说。他家有三套公寓。“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你就不配过上好日子。” 但是有很多人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土地。到2008年，政府的这项方案收效不大，只有一半的人选择迁居。但是，在当时的宣传中，政府还是说华明镇项目非常成功，准备让它参加两年后举办的世博会。 “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搬，就会影响世博会，”69岁的前官庄村居民贾秋福（音译）说。“他们说到2009年必须搬过去，因为第二年就是世博会。” 求职碰壁 当地政府施以重压，迫使农民们离开自己的村庄。他们毁坏了村里的道路，切断了水电供应。即便如此，还是有数千人留了下来。他们使出最后一招，拆除了学校——每个村庄有一所学校。由于断水断电，孩子也没法上学，大多数农民都投降了，搬进了华明镇。 除了对他们将得到的公寓面积不满之外，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就业——这在其他安置项目中也比较普遍。官方文件说，华明镇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相对于偏远的农村地区，比如陕西省南部的搬迁项目，华明镇位于交通要道京津高速公路旁边。而且它附近的天津大型机场物流中心也正在扩建，将会新增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 但是，很多农民说自己不能胜任这些工作。 “我们知道怎么种地，但不知道怎么做办公室里的工作。”魏都申（音译）说，他是前官庄村居民，现在居住在华明镇。“那种工作是读书人做的。” 华明镇居民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们能找到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前途，地位低下，比如打扫街道或者当一般的保安。这些岗位的工资差不多每月有150美元。 就算是这样的工作岗位，竞争也非常激烈。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贫困农民工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这常常因为他们生活成本更低。比如，华明镇几乎所有公共花园里的园艺工人都来自内陆省份河南，他们在这里工作很短一段时间就会离开。 举例来说，在华明镇精心管理的公园里，正在修剪灌木丛的工人说，他们的工资是每月100美元，对此他们很满意。 “跟河南的标准比，这就是好工作了，“今年58岁的庄伟说，他跟其他5个人合住一个房间，吃的饭菜很简单，是委派他来华明镇工作的公司提供的。“我还会在这里待几个月，然后就回家。” 其他地方的农民工——多数来自山东——则主宰了华明镇的出租车行业，因为他们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技工、司机和调度员。 “你竞争不过他们。”本地司机魏真说。“他们都很专业，干这一行已经好多年了。” 华明镇的村民本来应该通过再培训掌握技能参与竞争。官方文件显示，政府为每个居民拨了1500美元的再培训资金。但是，根本找不到接受过再培训，或者谁听说过有人接受过再培训的居民。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问题尤为严重。 大多数居民都说，即便他们能找到那种收入不错的粗活，每月薪水150美元，生活还是入不敷出的。上托儿所的费用每个孩子每月需要100美元，这就占去了一对普通收入夫妇薪水的三分之一。和在农村不一样的是，很多家庭不是住在彼此邻近的地方，所以很难把孩子留给他们的祖父母照料。 生活成本也很高。通胀导致米价上涨了将近一倍，有些居民对此格外恼火，因为在以前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种的。 很多年轻人似乎已经放弃找工作了。网吧里坐满了玩游戏的年轻人。虽然它们本来都只能开在商业街，但很多住宅区里也有用公寓改建的网吧。 28岁的张伟在一间网吧里说，他花了4300美元用于装修房子和装配电脑。公寓里原为客厅的房间现在挤着很多趴在电脑前的年轻人，其中有不少是在玩《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之类的游戏挣钱。 “他们都是本地没工作的人，但是没有文凭他们能干什么呢？”张伟说。 62岁的刘宝华（音译）住在附近一套房子里，他原本是农民，现在也没有工作，他说这些楼到了冬天几乎是不宜居住的。 “这些房子外面看上去挺现代，但其实不行，”刘宝华说。“这是质量最差的房子了。” 刘宝华的公寓天花板漏水，他说维修队的人说没办法修，因为墙上有裂缝。窗户用了双层玻璃，但是质量很差，密封条已经破了，导致窗户上面结了一层雾。他说暖气片里基本上没有热水。他还出示了一月份维修队上门时留的单据，证明当时朝北的卧室温度为55度（合12.7摄氏度）。 “我们要去买取暖器才能在这里活下去，”刘宝华说。他的妻子是马路清洁工，两夫妇另外还拿着社保，每个月有额外的60美元。 对很多人来说，失望的情绪已经促使他们产生自杀的念头。居民们说，最近有一个患有癌症的19岁男子在早上5:30从自家的三楼阳台跳了下去，落在楼下的停车场上，旁边停着两辆卖早点的面包车。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靠社保维持生活，家里实在太穷，无力承担进一步的癌症治疗费用。此事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先后从多位居民口中反复听到。 荒芜的良田 老年人无法适应新生活，没过多久就病死的故事就更为常见了。新住宅楼的居民们反复用的一个词叫“憋死”。 “我很累，太累了，”一位只愿意透露自己姓魏的老太太说。在过去，中国农民希望要儿子，因为他们会住在家里，而女儿会嫁到别人家去。如今情况出现了反转，因为帮儿子找房子或工作是一个负担。魏女士说他儿子用家里的积蓄买了一辆车，但开车是亏钱的。家里的积蓄已经快耗光，她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养个儿子太困难了，”她一边无声地哭泣一边说。“真希望是个女儿。” 有的居民表示不理解，既然几乎看不到什么开发，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周折。在镇子外，原来的老镇大多是空荡荡的。机场物流中心附近造了一些酒店和办公楼。但多数时候看到的还是一片片的空地——这些曾经是耕地，现在都闲置着，有的地方会用铁皮栅栏挡住，上面刷着繁荣和发展之类的宣传标语。 “看看这些空地，”原官庄村村民魏乃巨说。“这些都是良田；很容易种的。” 驾车和前村民一起穿过一片片被毁的村庄格外令人神伤。有些街道还能用，但多数看到的都是已被拆除、炸毁的地基，上面长满了杂草和小树。 从这么多的荒地来看，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影响的说法是很难相信的。官方宣传材料上可以看到种蔬菜的温室。事实上的确建造了一些温室，但六月份去那里看到有数十座温室是空置的。门在风中剧烈摆动着，为了采光而使用的透明塑料膜已经破破烂烂，被风吹得哗哗作响。有两座温室看起来是在用的；当地人说里面种的东西是用来送给前来视察的领导的，作为一种波将金(Potemkin)式的证据，证明这里的农业生产依然充满活力。 镇上建了一座博物馆，用来纪念昔日的村镇生活。这座博物馆很少开放参观，但今年夏天里的一天，它的大门虚掩着。里面有原尺寸的村屋和人物模型，重现了旧乡村的生活，精细到挂在屋檐下的风干玉米都没落下。一块牌子上写着序言：“沧海桑田。” 黄淑琳(Sue-Lin Wong)自天津华明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亦亭、经雷 纽约时报中文网

《纽约时报》报道，彭博社因为担心再次激怒中国而进行了自我审查，主编毙掉了多篇记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完成的中国调查报告。彭博社因为去年的一系列调查报告而被中国屏蔽，中国业务也因此历尽重重磨难。彭博社最重要的收入源是金融信息终端订阅，据称一些中国公司收到命令不要订阅彭博社的服务。彭博社新闻主编Matthew Winkle在上月底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告诉香港的记者和编辑，刊登敏感的调查报告可能会导致彭博社被驱逐出中国。Winkler表示，他阅读了大量记者在第三帝国的工作经历，希望能制定尽可能长的留在中国的策略——也就是实施自我审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薄熙来的支持者成立“中国至宪党”。 “中国至宪党”的发起人、女教师王铮是闻名的公开“挺薄”者，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副教授，她曾因公开号召挺薄被拘。...

三中全会开幕，当局不断加强安保工作。各地维权异见人士及作家遭当局上岗盯梢，互联网相关讨论也被维稳筛选。另有大批访民深夜被关久敬庄。 星期六，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将讨论新一轮的改革方案。而当局针对此次会议的安保也是做足了工作。据了解，天安门靠近人民大会堂路面都有许多警车和编队的警察在巡逻，周围也都有警车随时候命。 维权异见人士连遭上岗 因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当局针对全国维权、异见人士及学者加强的监控。在湖北的目前仍被取保候审的作家杜导斌，近日国保和警察频繁造访他们家，要求其最好在三中全会期间不要出远门以及不准在网络上发表文章。 杜导斌周六告诉本台记者：我现在去哪里都要通过警方，他们具体就是说三中全会期间，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写什么，意思就是小心注意点。今年比去年感觉宽一点，去年我这里的话会被旅游，和他们一起去宾馆住起来，感觉比去年宽松了点。现在我可以自己在自己家中，还没有警察站岗，但我本身就是被管制的状态，出门还都是被监控的。 广东维权人士徐琳也被警告要求呆在家中，周六开始他的住宅楼下有两名国保人员对他进行盯梢，要求其活动范围都要在其监视下进行。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周六也遭8名当局人员上岗，若要出门只能乘坐驻守人员的的车。 另外据了解在广东的作家野渡、北京学者张祖桦、维权人士李海及李智英、湖南维权人士黎建军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 网络皆遭维稳 有关三中全会的网络消息也都十分火热。在新浪微博，财经相关话题中“三中全会”获得热搜榜的第一名，而相关内容却是遭到审查和过滤，本台记者透过“自由微博”网站检索出大量与之相关的讨论遭到了删除和屏蔽，这些内容有的在批评继续经济改革，完全忽略民主、民生的诉求。还有的则质疑习李新政领导下得共产党将会更腐败。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告诉本台记者，政改实现保障人权是当局唯一的出路，一味的经济改革将加深中国社会矛盾：他们（当局）造了很多舆论，就是要在经济上改革。中国要改革必须在政治层面，就是司法、社会层面。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会非常的困难，也不会持久。经济的发展必须在一个保障人权，法律能够公正，法治的环境中，而这些都牵扯到政治改革。 当局紧急抓捕访民 另一个被当局视为最大“隐患”的访民群体也都趁着三中全会期间到北京上访，本台日前报道当局集中遣返一批关押在黑监狱的访民。据维权网的报道，从周五开始，北京警方及保安又大规模的在北京南站，访民集聚最多的地方进行统一抓捕，据悉有150人于周五晚间被关进了黑监狱久敬庄。本台记者周五多次致电，被关押在久敬庄包括陕西访民康素萍等人但电话一直都无法接通，不少人认为他们可能会被拘押到三中全会结束后。 此外，六四天网以及民生观察工作室网站也都有报道近日间有大量访民在北京被抓。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