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外连日发生示威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至少20个城市的民众周六（9月15日）因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分别举行反日示威，日本方面呼吁中国政府保护在华日本人。 在北京，连续第5日有民众到日本驻华大使馆外示威。而周六一早8点，已经有数百人聚集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外，手持五星红旗和标语，高喊“保卫钓鱼岛”、“抵制日货”等口号。 中国当局也派出大批防暴警察维持秩序，并试图让示威者分批接近使馆。 但到早上9点，至少上千示威者聚集，情绪失控，占满使馆外的行车线，到大使馆闸外，向使馆投掷玻璃瓶、番茄、鸡蛋等杂物等，并试图冲击使馆，与防暴警察推撞。 防暴警察早前将示威者推到较远位置，并架起高过人的铁栏，并将部分情绪激动的民众带走，但其后仍有民众将铁栏推开出口企图再冲近大使馆。 当局封闭使馆附近的亮马桥路，有直升机在上空盘旋。北京警方也紧急扩大封锁线，把日本大使馆周边1公里内的道路，全数禁止通行，造成周边道路交通拥塞。 到中午过后，抗议人群陆续在警方的劝说下离开，但大批防暴警察继续在使馆门外戒备。 其它城市 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前，早上也发生反日游行集会。 正值钓鱼岛主权争议之际，上海市中午试鸣防空警报。上海市国防教育办公室称，这是为了增强居安思危、国防观念和民防意识。 在广州的日本总领事馆外，中国警方架起多个铁栅栏。数百名警察在领事馆旁边一间酒店外戒备。而抗议民众带着标语及中国国旗环绕领事馆游行，分别用普通话及广东话高呼口号，保卫钓鱼岛、抵制日货及维护中国主权。 珠海上千人参加反日示威，沿途多间售卖日本商品的店铺被破坏。 重庆、哈尔滨、西安、南京、遵义、云南曲靖、湖南岳阳与长沙、广东东莞等至少20个城市都分别发生了规模不同的反日示威。 日本要求 日本共同社说，针对中国因反对日本政府将冲绳县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国有化而采取的措施，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周六（9月15日）上午召集外务省官员开会研究了对策。 报道说，鉴于中国各地发生反日游行、有日本人遇袭受伤，会议决定将再次要求中方加强对在华日本人的保护。 此外，日方估计因为中国的东海休渔期将于16日中午结束，预计将有大量渔船出海。日方认为尖阁诸岛周边海域也可能会有中国渔船接近。 报道称，由于中国政府高官日前对民众抵制日本产品表示了理解，与会者就中国在经济领域可能采取的对抗措施也进行了分析。

北京——中国的既定领导人习近平从9月1日开始从公众视线中消失，至今仍未露面，很多知情人士和人脉广泛的分析人士称，中国的政治航船漂泊未定，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选举大会行将召开之际，各派正在相互争斗，以决定会议走向。 中国政府依然对习近平的缺席保持沉默。网络社交媒体上最初爆发的一波关于习近平的讨论和跟帖，现在已经遭到实实在在的封杀。面对外国媒体铺天盖地的问题，身陷重围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每天都说自己没有消息。 周四，不少从政多年的党内高层人士基本上一致认为，现年59岁的习近平患了轻度心脏病或是中风，不得不取消各种会面。 “我们能打听到的最可靠消息是他心脏有毛病，”一名资深的中国报纸编辑称，鉴于此问题对于共产党领导层来说十分敏感，这个编辑要求匿名。 周四，习近平的名字连日来首次出现在了中国媒体上，报道内容是他对一个最近去世的老党员表示哀悼。但这篇简短的报道只是把他的名字和其他几个领导人一起列了出来，除了正式表达悼念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含义。 “我认为这证明不了任何事情，”香港《开放》(Open)杂志的编辑金钟称。“他并没有出面，只是送出了哀悼而已。” 即便习近平很快就在公众面前再次亮相，他再次踏入的也只会是一个斗争激烈得出乎意料的政治舞台。 几年前就已经计划好的十八大，预计会是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政府换届，大批领导人将在会后退休。人们仍然预计它会于下月或者稍晚的时候在北京召开，届时习近平将取代胡锦涛成为中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虽然有很多派系，人们还是认为，这次权力交接的整体框架已经在过去的一年中大致敲定。 但最近的事态发展，包括习近平神秘取消几次公开亮相的事件，显示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最显眼的不和谐信号在于十八大召开的日期至今未定。北京大多数政治专家预计会期将在10月中旬，但由于没有官方通告，一些人预计会期将会推迟。 “我们听说十八大将会在10月底或者11初召开，”中国南方的一个安全部门官员称。“现在我们就是在按这个日期做准备。” 一些专家称，推迟的原因之一是，8月初在北戴河海滨度假地召开的一次会议，现在看来充满分歧。根据官方日程，这次会议应当是党内各派领导人在十八大之前的最后一次大型会议， 列席成员包括军队代表、大型国企领导人、革命家庭后代、共产党重要机构领导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十八大的各种细节问题本该在北戴河最终敲定，召开日期也应该在8月底公布。 但是，根据逐渐泄露出来的消息，北戴河的这次会议，以及之前在北京召开的其他一些会议，气氛都特别紧张。“气氛很差，斗争很激烈，”与中国共产党神经中枢中共中央办公厅有联系的一个政治分析人士称。 担任领导人的十年当中，胡锦涛一直承受着过于谨慎、缺乏效率的批评。他在会上也显得精神不振，处于守势。 一名出席了北戴河会议的资深党内学者表示，领导人只开了两三天会，敲定了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2000多名代表的名单，但这些代表的名字之前就已经公布了。然而，该学者表示，会上并没有散发下一届领导班子的人选名单，也没有讨论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将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政治蓝图草案。 “我们以为这些大事在那儿就会敲定，但是没有敲定，”他说。 鉴于政府没有给出确切消息，习近平的消失也有可能是因为疾病之外的其他事情。上述党内资深学者曾于上周临近结束的时候同习近平的一个近亲一起吃过饭。据他所说，这名亲戚告诉他，自己并不知道习近平生病的事情。这名学者坚持认为，习近平的消失是因为政治局势尚未稳定。 “还有斗争，还没结束，”他说。 大多数内部人士表示，他们仍然预计习近平很快会再次现身，并将大致按预定计划接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两名担任政府顾问的党内学者表示，习近平可能会在这个周末发表讲话。几乎所有知情人士都说，习近平应该会及时恢复健康，赶得上充分参与全国代表大会。 然而，如果习近平的突然消失的确是因为患了重病，这便引出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的健康状况能不能保证他完成预定的两个五年任期。他接任党的最高领导的事情是2007年定下来的，当时也是个妥协的结果。 “最糟糕的情形莫过于此，”一家政府研究机构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他所在的机构同中央政府有密切联系。“如果是那样的话，就需要对所有那些相互竞争的利益进行彻底调整。” 这并不是说权力交接过程已经彻底中断。大多数密切关注中国政党政治的人预计，大权在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将从九个削减为七个，目的是简化决策过程、化解派系之间的席位争斗，同时加强对资金充足的中国执法部门的控制。此外，大多数人似乎对可能出现的领导人阵容意见一致，分歧只是针对其中的一两个人选 。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计划已经完全确定。列席北戴河会议的那名党内学者称，他没有看到任何可以确证常委成员是七名还是九名的迹象。 一些人认为，这种不确定性表明胡锦涛希望尽可能长久地维持自己的影响力。例如，目前还不清楚胡锦涛将会继续担任多长时间的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位可以保证他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军队总司令。他的前任江泽民卸任共产党总书记之后，还在这一职位上继续待了两年。然而，此前的一段时间里，情形似乎是胡锦涛可能会迫于压力将军委主席职位交给习近平，来帮助新任领导人巩固权力。 “他还想继续待在台上，”一名党史专家称，“但很多人不愿意。”

羅印冲 　大陸國家副主席、中共第5代領導人習近平最近「神隱」，引起海內外媒體諸多揣想。儘管各種猜測如雨後春筍不一而足，但大陸外交部仍維持一貫說法，未作任何具體的答覆，記者會後留下的謎團越來越多。 　有評論指出，這是中國官方對高層人事典型的回應方式，充滿敏感及神祕色彩，數十年如一日。然而，中國大陸已晉身全球第2大經濟體，是舉世公認的強權國家，領導人身繫政局穩定與國際大局，人民自然也會期待得到更透明的資訊，這是全球化時代的必然與趨勢。 　北京當局一定知道，在即將舉行18大權力換班的前夕，習近平連日消失在公眾面前，各國媒體絕對會抓住機會做文章，特別是向來批判中共官場不透明、新聞自由遭打壓的西方媒體，必然會加油添醋，引爆更多話題。 　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如今已是人手一機的網路時代，每個人都能隨時隨地上網蒐集資訊，每天微博上轉發的「帖子」超過百萬條；無論是對商業訊息的披露，或是政府官方的消息，公眾逐漸感覺到，「知的權利」已是基本人權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再過不久，北京就要換上第5代領導班子，外界多半認為新一代領導人將採取更開明、開放的政策，來迎接未來10年「中美共治」的新時代。因此，無論是為回應外媒天馬行空的猜測，還是滿足人民對事實真相的渴求，崛起的中國已沒有繼續隱藏的理由。 台灣 中國時報

香港——两艘全副武装的中国海监船围绕着有争议的钓鱼岛航行，北京外交部也表示“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种情形之下，中日之间火药味十足的恫吓继续升温。 周三，共产党控制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发表社论称，随着日本政府从日本私人所有者手里购岛的行为，“中国人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愤怒昨天全都被唤醒了”。北京方面坚称，此次买卖当然是无效的，因为这些岛屿虽然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但却是中国的领土。 Pichi Chuang/Reuters 台北反日抗议者周三撕毁纸质日本旗。 《环球时报》多次提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掠夺导致的仇恨尚未消退， 并且表示“中日重新成为两个相互仇视的民族大概很难避免”。 “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对众多中国报纸周三的头版图片进行了整理（标题都经过了翻译），这些报纸的报道都对日本进行了谴责，声称那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看起来，官方媒体完全是在传达官方旨意。 海外华人也顺势而动。周三，香港、曼谷和台北都爆发了反日抗议活动。（台湾也声称对那些岛屿拥有主权。） 《环球时报》的周三社论中有一句话很突出：中国的“工作重点应是确保两国关系的恶化过程不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听起来，“核心利益”这个术语可能只是单纯的社论文章标准用语或是外交方面无伤大雅的老生常谈，但自从10年前首次出现在官方公报中以来，这个词对北京方面而言已经越来越重要。将钓鱼岛/尖阁诸岛之争上升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层面——等于是把它提到了与台湾和西藏等安全问题相同的政治高度——预示着北京方面将采取一轮大大升级的行动。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安全问题分析家史文(Michael D. Swaine)撰写了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清楚地描述了北京方面使用“核心利益”这个术语的历史。文章摘要 点此链接 可见，全文 点此链接 可见。 “一些中国官员和非官方观察人士似乎已经断言，中国的‘核心利益’在本质上是不容谈判的，因此就承载着一定程度的强硬甚或是好战涵义，”史文说道。他还补充说，“中国据称正在稳步地将越来越多有争议的国际问题定义为影响了其‘核心利益’”。 除小小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和美国称其为尖阁诸岛）以外，中国还声称对南海(South China Sea)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实际上，中国已经同该地区的几个国家发生了激烈的海权争端，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 当前，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升级行动——不管这种行动是基于钓鱼岛/尖阁诸岛争端，还是其他地方的争端——将是对中国渔民的武装，这是共产党主要报纸《人民日报》(The People’s Daily)最近提出的建议。 “我们应该把渔民民兵化，”谈到南沙群岛附近的对抗时，大型国有企业宝沙渔业公司的董事长贺建斌说。他主张对捕鱼的船员进行军事化训练，“打造海上预备役力量，由这些民兵来解决南海的问题。”南沙群岛也引发了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的争执。 官方和公众尚未明显认可贺建斌这个气势汹汹的武装呼吁。以下是贺建斌讲话的节选，因空间有限，稍有删节： “越南似乎要在南海打一场‘人民战争’。自越战结束后，越南就全民皆兵，加上在海上谋生存的民族，其彪悍程度原就远比陆上民族要强得多。我们中国军队是不打老百姓的，我们的军舰是不打渔船的，而越南不是。越南的渔船上有冲锋枪、机枪，我们的渔民连把刀都没有。如今越南人在南海经常抢劫我们的渔船，把我们价值一两百万元的大渔网抢走，割成小网，分给他们的渔民。 与此同时，我们应把渔民民兵化。在南海只要有5000条中国渔船，10万民兵化的渔民，那么整个南海周边国家的军力，加在一起都没有能力应付中国。我们在每年5月到8月的休渔期可以开展对渔民生存、生产和国防技能的培训，打造海上预备役力量，由这些民兵来解决南海的问题。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后盾，而不是先锋。这不光是为国家减轻负担，因为如果把军队当成先锋，就上了美国政府的套了。’ 贺建斌还建议，中国政府可以把向国有石油、矿产和渔业企业颁发开发许可，由此从商业上控制该海域。 实际上，中国的国有石油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简称Cnooc）已经呼吁对越南近海的大片区域进行开采招标，引来了河内方面的猛烈抨击。

北京，中国——据中国媒体的报道，9月13日上午，位于亮马桥路北日本大使馆附近的12条公交线路在“安家楼”站实行双向甩站通过的临时措施，亮马桥路部分路段的自行车道封闭。 报道称使馆东侧的安家楼站公交站台上，402等10余趟公交线路分别被贴上通知，称“自即日起，每日8时30分至19时，XX路因故在安家楼站采取双向甩站通过的措施，由此给您带来不便请原谅。” 报道称，根据最新通知，朝阳区亮马桥路北安家楼站的公交车采取双向甩站通过的措施，恢复时间未定。同时，民警将亮马桥路中街至亮马桥路中口东向西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全部封闭，东向西的最内侧车道作为临时的非机动车道，供自行车和行人使用。 据悉截至13日上午9时，日本使馆门前仍有众多民众示威。 FMN 引用： 四川新闻网

深圳，广东——新华报业的消息，9月12日上午8：30，深圳富士康观澜厂区宿舍一名男子高坠身亡。经核实，死者是富士康员工，22岁，系自杀。 目击者称，事发12日上午8时30分许，一名男子从富士康观澜厂区鸿翔宿舍9楼坠至一楼地面，当场身亡。 报道指出，死者姓杨，22岁，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为富士康员工。知情人士称，死者居住在8楼宿舍，当日早上在宿舍内割腕，后跑至9楼从窗户跳下。有同事反映，死者有饮酒和上网打游戏爱好，但自杀原因不详。目前，富士康方面和辖区警方介入调查。 FMN 引用： 新华报业网

2012-08-18 西藏修建第三条军用铁路 据巴基斯坦“拉合尔”网站报道，解放军正在修筑一条1500英里长的军事铁路，这条铁路一旦完工，将会为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提供机动，中国将有能力摧毁美国、印度、日本的战略目标。 这篇报道还说，中国正在缓慢地、有条不紊地收紧套在印度脖子上的绳索。 据报道，北京正耗资数十亿美元，修筑第3条也是最后一条穿越青藏高原的军事铁路。这条铁路将会为解放军的以铁路为机动的东风-31A提供完美的隐蔽场所。 就像俄罗斯一样，如果解放军以铁路来机动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每列导弹火车将能够携带30枚核弹头，足以摧毁日本的所有战略目标和美国西海岸的大部分目标。 只要有单线铁路完工，就能够使解放军在30天内向西藏中部运送12个步兵师，而那里已经有解放军提前部署好的装备。因此，这条铁路将会成为印度的巨大挑战。 中国天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6352e101015bu1.html

阳光高杨:刚才欣闻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遇难，希望这样的针对美国官员袭击尽快席卷全球！还可以将袭击目标往上抬高些，比如美国总统、国务卿、副国务卿，以及各部长！让全世界反美反日的人民行动起来！张洲:你这种反人类的阴谋家刽子手居然是“人民政协报·两岸经合周刊主编 台湾问题专家”，国家媒体由你这样的杀人犯主导，和平由你这样的暴徒做使者，是一种退化。光华村： @胡锡进 总编，看看你的同行！是否《环球时报》看多了？寒烟翠999：北京晚报要扔原子弹，人民政协报搞恐怖袭击，天朝威武 无思无彧：这种无知愚蠢的货色居然还拥有话语权！ yanjidao02：艹，什么鸟啊，还自封“台湾问题专家”？发这样言论的媒体人如果不辞职，就是纵容义和团，体制病入膏肓了。

《财经》记者 徐凯/文 　　51颗活体肾脏，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这是迄今为止被公开起诉的最大一宗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此案16名被告包括组织者、中介、掮客和医护人员，他们在全国卖肾网络的基础上，在“四级”专业团队的操作下，通过一家有资质的三甲军医院，将“黑市”器官“洗白”。 　　这51颗活体肾脏尚不包括8颗来自死刑犯的肾脏。根据案卷，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通过伪造死刑判决书和捐献证明，这些肾脏被顺利植入有需要的患者体内。 　　30多岁的郑伟是这个团队的组织者。三年时间内，他从人体器官掮客成长为操盘手。他的“企业”是一家设在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山庄的“黑医院”。2012年2月底，因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郑伟及他的15名手下被海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因被告人患病就医等原因，此案延期至今，尚未开庭。 　　案卷显示，与其他肾源中介组织不同，郑伟团伙的51颗活体肾脏和8颗死刑犯肾脏，都流向了北京一家有肾脏移植资质的三甲医院。通过与这家医院泌尿科主任合作，他对外宣称是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并以该院的名义聘用医护人员。其提供的肾脏也进入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正式记录，而不像他的大多数同行那样只能私自手术。 　　郑伟向警方供述，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一个全国性的肾源中介网络已经成熟，共享资源，互相配合，甚至能相互“扎货”。医护人员、器官受让人以及供主、黑中介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利益共同体。 　　郑伟案只是近年来公安部门严打器官“黑市”的案例之一。公安部今年7月开展专项治理，在全国进行了集中统一的拉网式的打击。据新华社8月4日报道，北京、河北、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18个省市公安机关共打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黑中介团伙2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37名。 　　随着黑中介陆续交代犯罪事实，相关医护人员逐步浮出水面。截至2012年8月，已知有50名左右的医护人员涉案，随着案件侦查的深入，这一数字可能进一步扩大。由于2011年5月1日后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明确规定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此案涉案人员的惩罚力度也会加大。以往公布的涉案医护人员通常只会受到吊销执业许可、处罚、行政处分等，但今后涉案医护人员即可移交司法，最终承担刑事责任。 　　在中国，每年有150万人急需器官移植，而每年记录在案的手术仅为1万例，供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产生巨额利润，刺激着郑伟这样的人铤而走险。背后是以数万元出卖器官的供体、生命垂危的肾病患者、监管缺失的医院以及全国性黑中介网络。 　　“严打”之后，中国器官移植的制度建设仍任重道远。 　　三甲军医院 　　三年前，郑伟陪同患有肾病的亲戚来到位于北京西三环外的上述三甲军医院看病，由此结识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叶林阳。 　　此时的叶林阳，正为科室的任务量而苦恼。他对郑伟提及，自己每年有1000多万元的任务量，恐怕完成不了。 　　今年58岁的叶林阳是一位肾脏移植专家。据医院官方介绍，其参与肾移植工作至今约28年，共完成肾脏异体移植手术500余例，亲属供肾约12例，带教下级医生数十名，帮助外单位开展肾移植四家，培养了一批器官移植的骨干。1994年，由叶林阳主政的该院泌尿外科被评为重点泌尿外科诊疗中心。此后，该院获得了卫生部的肾脏移植手术资质。 　　肾脏移植手术属于高难度的医疗手术。根据2007年3月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医院从事人体器官移植，要向省级卫生部门申请登记，并具备有资质的医护人员、相关设备，成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省级卫生部门进行登记时，还要考虑其区域内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需求和合法的人体器官来源情况。 　　截至目前，经卫生部门批准，全国一共有164家医院具备器官移植手术资质。 　　国内公立医院改革一直蹒跚而行，从依靠财政拨款到自负盈亏，尽管包括人事在内的体制仍然高度行政化，但在药品、检查等收费环节争议颇多。叶林阳所在医院的科室主任聘期目标责任书显示，每个科室主任每年都要完成医院下达的效益指标。 　　郑伟告诉叶林阳，自己可以提供帮助，有办法买到全国各地死刑犯的肾脏。其实，当时郑伟并没有把握能找到死刑犯的肾脏。之前，他做过肾脏买卖的居间介绍——联系需要肾脏的患者，找到愿意卖肾的供体，给二者搭桥并安排见面。但他不介入手术环节，手术由供受体双方自己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每次最多能获得1万元中介费，而且成功率不高。 　　郑伟后来向警方回忆，当时叶林阳对肾脏来源并不关心，他只是对郑说，“你注意点，千万不要给医院找麻烦。”二人随后达成合作的默契，叶林阳对外将郑伟介绍为医院工作人员。 　　这家医院在器官移植监管方面显然存在漏洞。得到叶林阳的承诺后，郑伟开始自己组织人马摘取活人肾脏，冒充死刑犯肾脏。 　　与此相似的是，2011年，湖南郴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未成年人卖肾案，发生在一家地方医院内。该医院将泌尿科室承包给了一家来自上海的企业（相关报道见《财经》2012年第4期“器官旅游移植链”），因卖肾者父母报案而事发。今年8月9日，该案由郴州市北湖区法院开庭审理，九名被告包括中介、医护人员和掮客。此案目前尚未宣判。 　　肾脏买卖 　　此后，郑伟对外宣称是该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招募医护人员、寻找客户等过程中，这一身份给他带来许多便利。 　　2010年春节，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安徽省萧县杨楼镇卫生院医生周鹏。郑伟提出在萧县医院做肾切除手术，但周鹏没有同意。不过二人逐步成为合作伙伴，周鹏在郑伟的授意下，出面承租了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火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手术室，并为郑伟找来了负责外科手术的医生赵健、杨国忠，负责麻醉的医生赵辉。这些都是徐州当地的医生，比如赵健来自徐州市妇幼保健医院。按2000年中组部、人事部和卫生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医生可以在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兼职。 　　郑伟称自己“所在”的医院需要和徐州方面搞技术合作，建立一个透析中心并进行肾脏移植手术。根据警方笔录，赵健等人觉得论技术、资历，自己只是小地方的医院大夫，这项合作令人生疑。但面对丰厚报酬，他们都没再追问下去。在医院他们的工资只有数千元，而为郑伟工作，每台手术郑伟都会给他们大约5000元的酬劳，这极有诱惑力。 　　在郑伟被捕后，周鹏投案自首。海淀检方事后的统计表明，从2010年3月至2010年6月间，在郑伟的组织下，周鹏、赵健等人在铜山区火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共手术摘取了20余颗活体肾脏运往北京出售给尿毒症患者。 　　这些肾脏运到北京后，由叶林阳指派的医生取走。按《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对于尸体器官，需要本人生前或者家属的书面捐献证明，这一规定也涵盖了死刑犯。但医院在这方面的监管存在缺失，郑伟交给对方的都是自己伪造的死刑判决书和捐献证明。他觉得“叶林阳从来不会核对这些”，事实上，这些虚假的文件也从未成为完成器官移植的障碍。 　　这些肾脏的供体，一部分由郑伟自己招募，另一部分则是其他中介转手给郑伟。他在徐州还租了房子，作为供体术前住所和术后疗养场所。 　　死刑器官“行规” 　　期间，郑伟在QQ上遇到了“师傅”赵义，赵义是将郑伟带入这个行当的人。二人在QQ上结识，赵义后来将自己在广州一带做肾脏买卖的经验传授给了郑伟。郑伟问赵义，能不能找到死刑犯的肾脏。对方回答可以，但要遵守“行规”。 　　2010年5月至6月间，赵义发来短信，将犯人的配型告知郑伟。郑伟根据配型，安排好受体。配型主要包含几项内容：血型、群体反应性抗体水平、人类白细胞抗原以及氨基酸残基配型。十多天后，赵义通知郑伟带上钱，去山东省一家地方法院。 　　在死刑执行当天，法院工作人员刘军用工作证将郑伟带至后院，等待犯人被注射执行死刑。在这里等待的，不止郑伟一人。因为死刑犯的器官除了肾脏，还有肝脏、角膜等都会被取出来。与之对应的掮客，同郑伟一并等着。 　　郑伟将钱交给刘军后，会有人拿肾脏出来。依据行规，他不能问刘军任何问题。郑伟并不认识刘军，除了知道他是法院工作人员以外，一无所知。他能搭上刘军这条线，靠的是赵义。赵义是为数不多能接触到死刑犯器官这样重要资源的中介。 　　“没有任何手续，连被处决犯人的个人情况都不能问。问了，刘军就不会再打电话过来。”被捕后，郑伟对警方回忆。案卷材料中并未披露刘军的具体职务以及对其的处理。 　　郑伟先后买到了四具死刑犯尸体上的8颗肾脏，共支付给工作人员73万元，平均每颗肾脏9万余元。而他做活体的买卖，仅需支付给那些供体不到3万元，加上食宿、摘取等费用，也比9万元低。 　　因为对方没有给他文件，拿回死刑犯的肾脏后，郑伟同样需伪造死刑判决书和捐献志愿书，以便医院安排手术。 　　死刑犯曾是中国最主要的器官来源。今年3月22日，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总结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承诺，3年－5年内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他说，取消死囚器官捐献这一承诺，代表了“政府层面的决心”。 　　不过，尽管死刑犯是器官主要来源，却只有极少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涉及死刑犯器官捐献问题。除《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外，在实践操作中，1984年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民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和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得到更为普遍的执行。根据该规定，除了死刑犯及其家属自愿捐献，无人收敛或者家属拒绝收敛的，负责执行的法院亦可自行决定利用其器官。 　　近年来，通过死刑复核权回收、减少死刑罪名等方式，减少死刑的努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针对死刑犯尸体利用的监督机制仍待建立。 　　摘肾基地 　　切下肾后，郑伟还要把肾从徐州送到北京的合作医院。2010年6月，在运输肾脏的过程中，郑伟的运输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车辆受损之外，车上的三颗肾脏也无法使用。考虑到肾脏在夏季不容易长期保存，且长途运输风险大，郑伟开始筹划在北京建立一个基地。 　　郑伟的生意由此升级，其基地设立在海淀区颐和山庄。 　　今年8月12日，《财经》记者来到颐和山庄玉华园145-11号，这是一幢四层白色小楼，一侧攀满了爬山虎，外墙的窗户上都装上了向外伸出的钢框。如今这里已经另有租户，周围的邻居对里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2010年9月，经过长期筹划，郑伟通过房屋中介以每月7000元的价格租下了这里。他按照杨国忠、赵健等医生的要求，花费50余万元，陆续购买了摘肾手术所需的所有医疗器械，比如病床、手术灯、手术刀等。 　　郑伟建立起的是一个甚至没有抢救设备的专做摘肾手术的“黑医院”。这栋四层别墅楼内外没有明显标志，但其实内部一层是医生宿舍和药房，二层是配药室、病房和护士宿舍，三层是手术室和观察室，四层则是餐厅生活区。 　　护士长樊海雁由郑伟招聘，据其笔录，“刚来到这个黑医院的时候，我见负责护理的护士都没有护士服，也没有隔离衣，而且除了我们几个徐州的医生，那儿没有大夫，环境脏乱，设备简单，什么证件、执照、规章制度都没有，必要的麻醉、抢救药物，都是我到了以后，郑伟才按我说的要求去买来的。” 　　在这里，郑伟聘用了两名护士，每月支付3000元工资，此外每台手术支付100元。另外他从徐州聘请了名叫支有光的医生，帮赵健等人打下手，每台手术支付1500元。 　　基地建立后，郑伟从“运肾”改为“运人”。摘肾手术的主刀医生来自徐州各大医院，每次手术之前郑伟都会通知周鹏联系医生早上来京，由郑伟的女友王英接到颐和山庄，手术完成之后再由王英开车送往车站、机场离京。郑伟以上述医院的名义，给赵健、杨国忠等人发出“聘书”。 　　同时，通过互联网及同行转手，郑伟在全国大规模“招募”肾源。他手下的苏振华等人负责给这些肾源买来回火车票和在京食宿。 　　这些肾源，多数是涉世不深、经济困难的青年。其中一名卖肾者向警方作证时称，高中辍学后他离家外出打工，经济拮据得不到家人支援，赌气跟家人说不给钱就卖肾。随后在一个QQ群中与郑伟团伙成员联系，谈好以2.5万元的价格出卖一颗肾脏，并于当天乘坐火车从内蒙古赶到北京。在郑伟租下的房子内，他发现很多供体都在等着配型。 　　目前破获的众多案件显示，许多卖肾者卖肾后遭遇了身体健康的滑坡，也有部分人从卖肾者转变成为肾源中介。如郴州未成年人卖肾案中，被诉中介之一尹申即从卖肾者转变而来。郑伟也有“手下”由卖肾者转变为中介。 　　全国卖肾网络 　　通过QQ群，郑伟和全国各地的同行，尤其是那些养供体的中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备不时之需。 　　据他交代，其合作伙伴包括在河北保定、廊坊地区活动的20多岁的小刘。小刘2007年曾自己卖肾，最多时他手下有100多供体；山东济南30多岁的小陈，在济南市九零医院附近养供体；河南郑州近50岁的老李，2007年左右曾卖肾，其养供体的规模和郑伟差不多大；此外，还有重庆虹桥医院附近的大刘、南京的小王、在广州做港澳台生意的老赵和大宝。 　　这些人以QQ群为主要平台而构建的网络黑市，大大降低了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成本。郑伟将肾源中介分一类、二类和三类。一类能独立组织肾脏移植手术，二类是专门养供体管理供体的，三类是帮助二类找供体、受体跑跑腿儿。 　　郑伟从做居间介绍的三类，成长为独立操作手术的一类，最重要的资源是监管缺失、拥有资质的医院。 　　与郑伟等人提供的线索相印证，来自新华社的消息称，公安部破获了一系列“黑中介”团伙大案，打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黑中介”团伙2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37名，其中非法行医人员18名；解救活体器官提供者127名，铲除移植器官“黑窝点”13处。 　　其中，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侦查发现一个在该市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黑中介”。 　　该团伙与北京、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黑中介”保持密切联系，形成的犯罪网络涉及全国18个省份，“黑中介”团伙之间相互保持联系，共享犯罪信息，通过互联网招募活体器官提供者，并对其进行集中封闭管理，然后在医院、互联网上寻找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再安排提供者体检、与患者配型，最后联系医院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手术，从中牟利。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黑中介”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获刑。而“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如果“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以盗窃、侮辱尸体定罪处罚。 　　四级团队 　　郑伟所组建的16人团队可分为四级，分别负责接洽受体、管理供体和后勤服务，剩下的就是杨国忠、赵健这样的医护人员。 　　第一个团队相当于“销售”，负责接触客户也就是急需肾脏的尿毒症患者。这个团队由郑伟直辖，有赵辉、李晓铭、周倩等销售员。根据郑伟定下的规章，买肾的尿毒症患者要支付的价钱，最低是21万元。多余部分，归赵辉等“销售人员”提成。 　　管理供体的则以“老翟”翟德超为首，手下有“华子”“青春”等人。 　　后勤部分，王英负责财务，苏振华负责买供体的火车票，王伟是司机，还负责处理医疗垃圾。 　　医护人员是专业团队，包括杨国忠、赵健和支有光等人，其中由杨国忠和赵健主导。 　　2010年12月9日，就在被捕的前一天，郑伟的“黑医院”还做了六台手术。 　　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活体器官捐献限于近亲属，即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而郑伟团队的这些供体和受体之间并无亲属关系。为此，对每一个供体，郑伟都伪造了近亲属捐献文件，以便叶林阳登记在案。 　　上述条例还规定，医院要摘取活体器官，须事先获得所在医院人体器官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的书面同意。而该委员会的审查事项，即以是否存在买卖或者变相买卖为主。郑伟所提供的51枚活体器官，并不符合通过审查的条件，但这并未影响手术进行。 　　接受器官的受体直接与郑伟团队谈判卖肾费用，交给郑伟的钱从22万元到25万元不等。但他们在医院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手术费，以及给医生的红包，需要另行支付，不包含在前述款项内。 　　在郑伟的帮助下，叶林阳在2010年底告诉郑伟，“今年的任务完成了。别出事，明年再说吧。”但在这之后，他又做了九个由郑伟提供肾源的手术。 　　严罚趋势 　　据卫生部人士透露，卫生部和公安部目前已明确态度，对涉案的一些医护人员，会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移交司法部门。此外，在进一步明确具体的医疗机构和人员的基础上，亦会对机构进行处罚，对机构的负责人进行行政处罚，同时吊销当事医师的资质。 　　今年以来，卫生部已加大了对医护人员的惩处。据卫生部内部通报，因非法器官移植受到卫生部门处分的医院和医生包括：四川省广元市沙河中心卫生院院长和一位医生，云南省昆明市肾脏病医院数名医生，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中医院外科主任医师。此外，浙江省人民医院在没有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开展器官移植，被责令整改并罚款3000元，该院心脏移植资质暂停五年，相关行政人员受到警告处分；海南省人民医院由于违规开展十多例移植，卫生部责成海南省卫生厅对此进行严肃处理。 　　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此类案件多以非法经营罪起诉，对象主要是肾源中介，涉案的医护人员往往未予追究。事实上，在大多数案件中，医院的合作是非法器官移植链条的关键环节。郑伟曾向警方供述，医院的漏洞加上各方利益，是他们这个行业存在的根源。 　　8月13日，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表示，公安部近期将公布28个“黑中介”涉案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名单。卫生部将对涉案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参见2012年9月1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