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于9月17日、18日连续两天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被控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和受贿四宗罪行。 王立军在今年2月份突然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在中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并导致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政治明星薄熙来的垮台。 据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9月18日）报道，对王立军的审判包括星期一的闭门审判和星期二的“公开开庭审理”，因为第一天有关叛逃和滥用职权罪的审判涉及国家机密。 从轻处罚 检察当局在起诉时要求对王立军的徇私枉法罪和叛逃罪从轻处罚，理由是他在后来对谷开来杀人案的侦破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叛逃后主动投案。 与此同时，检察当局还声称王立军揭发他人重大违法犯罪线索，有重大立功表现，应当减轻处罚。 人们注意到，王立军的辩护律师和检察官提出的从轻处罚王立军叛逃罪的主要理由明显不同，检察官声称王立军在叛逃后投案自首，而辩护律师表示王立军叛逃“事出有因”。 在北京的法律专家金晓鹏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在中国像这样类型的案件绝不是律师辩护或个人申辩就能改变整个诉讼安排的。就这个案件来说，公检法机关，甚至更高层的机关，对审判结果都是有事先安排的。 他说，王立军被控的四宗罪，特别是提到的可能从轻处罚的两宗罪都有复杂的背景，但是又不能不给他定罪。“既要定罪，又要从轻，这就是他们总体的安排。” “事出有因” 金晓鹏在谈到王立军辩护律师有关王立军叛逃“事出有因”的辩护词时说，检察官没有采信这个意见，而是用其他方式解决从轻处罚王立军的问题。 他说，如果王立军叛逃确实事出有因，他的所谓叛逃就不存在主观的故意了，他是迫不得已的，这个罪就不能成立。但是，整个安排又不能让他的这个罪不成立。如果这个罪名不成立，其他人也可以以事出有因为由同样行事。 此外，要证明事出有因，可能会涉及到更高的官员和更复杂的背景。但是，这个案件不愿意牵涉到这样的背景。 金晓鹏认为，王立军案件的审判在有意避开薄熙来。他说，“薄熙来的行为是不是涉及到王立军的犯罪行为，或者这两个行为之间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从现在对王立军审理的过程和整个的安排来看，不太像是往这边发展。” 金晓鹏说，从各种迹象来看，薄熙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似乎变得越来越小。十八大召开在即，如果薄熙来涉及到刑事问题，早就应该有所披露了。薄熙来的案件可能给人的感觉是要做个切割了。

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案一审在成都中级法院审理，2012年9月18日。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9月17日和18日一审开庭审理了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昨天审理的是王立军案的涉及国家秘密的叛逃、滥用职权（非法窃听高官）的部分。今天庭审的则是该案的徇私枉法和受贿的部分，官方声称是公开审理，并称“王立军的亲属、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群众旁听了庭审”。但事实上，中国媒体已经得到禁令，而到场的外国媒体仍如谷开来案一般，无人获得旁听机会。 今天上午庭审结束后，官方通过新华社发布了通稿，并向到场的海外媒体宣读了官方通稿，官方还公布了一段法庭视频，画面上王立军身穿白色衬衣，神态平静。 根究官方通稿，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违背查禁犯罪职责，徇私枉法，明知薄谷开来有故意杀人重大嫌疑而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诉，情节特别严重。王立军作为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外国驻华领馆，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 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先后对多人使用技术侦察措施，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此外王立军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３０５万余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以徇私枉法罪、叛逃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方认定，徇私枉法罪方面，王立军后来要求重庆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对薄谷开来涉嫌杀人案重建档案、调查补证、保留物证；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的问题，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积极协助复查，为公安机关侦破该案起了重要作用，可以对徇私枉法罪酌情从轻处罚。 叛逃罪方面，王立军犯叛逃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叛逃的主要犯罪事实，属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王立军犯有数罪，根据中国刑法，应当数罪并罚。 根据官方说法，王立军对被指控四个罪名的基本事实和罪名“没有提出异议”，王立军的老友，辽宁女律师王蕴彩担任了王的辩护律师，她为王立军做了罪轻辩护。 律师认为，首先，王立军主动向有关部门反应了薄谷开来的故意杀人的问题，对侦破该案有重要贡献；其徇私枉法犯罪系主动投案，应视为自首；其次，王立军叛逃“事出有因”，系“犯罪中止”,其后主动离开美国领馆，并如实供述，属于自首。最后，其滥用职权不属情节严重，所犯受贿最情节较轻。 最令人关注的是，王蕴彩律师提出，王立军揭发了“他人”重大违法犯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办发挥了重要作用。有重大立功表现。 这点在检方的起诉中也有所体现，检方也认为，王立军揭发了他人重大违法犯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办发挥了重要作用，有重大立功表现，根据中国《刑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上海律师张培鸿认为，徇私枉法，从轻；叛逃，从轻或者减轻；滥用职权，无所谓；受贿305万有点尴尬，根据刑法383条的规定可以判30个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近年的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的量刑往往偏轻。 对王立军的“重大立功表现”，以及为“有关案件”的查办发挥了重要作用，究竟指是谷开来的杀人案，或者是王立军的上级，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相关案件，目前外界仍难以查证。 上海律师斯伟江认为应该指的是谷开来吗，而云南律师尧宗梁则认为“重大立功显然不是指谷，在徇私枉法中已作了评价，而且不能利用职务所掌握的信息立功。应当是指薄。” 有网友分析，“重大立功不应是指揭发谷，揭发谷的事在前面已说过了，明确是徇私枉法罪的从轻判处要件；而揭发其它案件，是针对王本人数罪并罚后的判决而言，肯定是其它特别重大案件。” 分析者认为，王立军是公安局长，查办谷杀人案是他的分内职责，明知却不查办就是徇私枉法，哪有因为揭发谷在徇私枉法罪中“从轻”一次，又在总罪判决中“减轻或免除处罚”一次？因此，其它案件绝对不是揭发谷的事。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维权网信息员任长霞报道）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是考验国人的一天，也是福建著名维权人士纪斯尊和福州众冤民组成的保钓敢死队申请在福州五一广场保钓游行的日子。冤民林应强一大早开门就发现，福州3警察和盖山镇维稳官员等十几个人堵住门口不让外出去保钓。 约9点，林应强走出家门要去超市买菜，同样遭拒绝，且在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下，被警察抓上车带到仓山区盖山镇政府囚禁，直至傍晚6点半才获准回暂住处，可仍没有行动自由，处于被软禁中。 福州当局不让冤民去保钓，等于是公然要将钓鱼岛拱手送给小日本，这不是“和谐”时代的汉奸吗！！！ 这些汉奸是否忽视了中国人的力量？不是靠几个警察挡住门口不让民众前去保钓就能抵挡住正义，抵挡住冤民的爱国之情。也许之前他们可以滥权随意打压迫害冤民习惯了，他们自己不敢去保钓，不敢去挡子弹，但我们福州众冤民本就被逼没了活路，凭什么不让冤民敢死队成员上前线抛洒热血，保疆卫土？ 另悉，昨天纪斯尊和福州众冤民一起又到福州市公安局询问有关福州冤民保钓敢死队申请在五一广场游行是否批准事宜，却遭到警方的愚弄。 今天早上除了保钓敢死队成员之一的冤民林应强被限制人身自由外，纪斯尊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冤民张秀屏、林兰英、欧中辉、唐肇兴等保钓敢死队成员也遭监控，无法前去保钓游行。 保钓敢死队成员福州冤民刘玉钗今天早上在福州五一广场游行时被福州仓山区维稳官员强行抓上车押走控制起来。 直到本网发稿时，纪斯尊电话还是无人接听，估计同样遭软禁

一个月前，他做了有生以来一个最重大的决定：成立名为“中国民间保钓会”的组织，召集一支近30人的志愿者队伍，从浙江奉化租用渔船登陆钓鱼岛，宣示主权。不过，当这群保钓“新兵”来到大海之滨，才发现践心“爱国之心”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小人物的爱国梦 　　44岁的盛兴元，身高1.65米，体形削瘦，一头板寸，爱着白衣黑裤，上衣口袋总是插着两支碳素笔。一口浓浓光山方言的盛兴元，平时说话不紧不慢。妻子每每抱怨盛兴元不务正业，他总是报以一笑：“你不懂我的理想。” 　　平素软绵绵的盛兴元，一旦上网，却是热血的爱国青年。 　　盛兴元的最大爱好（也几乎是唯一爱好），是关心“国家大事”。以前，他关心国家大事的途径是每天坚持看新闻联播和本地党报。自从2009年买了电脑学会上网后，每天他都花不下10个小时（再忙也会抽四五个小时）泡在网上。 　　盛兴元关注过的“国家大事”包括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被西方敌对势力妖魔化、包括黄岩岛等在内的领土及领海争端，以及国内反腐动向等。不会打字需要借助手写板发言的盛兴元，会在声讨西方媒体的帖子后跟帖，也会参与联合署名反腐败。 　　今年年初，他发现经常浏览的强国、铁血、西陆军事等网站上，有关保钓运动的话题开始被重点推荐。7月初，盛兴元订阅的手机报上开始每天推送有关钓鱼岛的新闻。 　　将保钓话题推上国内网站重点推荐位置的，是7月6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正式表明将由中央政府出面收购钓鱼岛的消息。此前从未接触过“保钓”概念的盛兴元，渐渐萌生了“豁上性命也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念头，并准备付诸行动。 　　盛兴元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经常通电话的网友邱宿东。现年37岁的邱宿东是安徽宿州的一个建筑承包商。二人都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对对方的评价均为“正直，很有爱国思想”。 　　一个自发组织民间保钓队伍、登陆钓鱼岛宣示主权的计划，由此展开。 　　7月9日，盛兴元和邱宿东联名发表《及时组织中国民间保钓会登岛保护钓鱼岛》的网帖，呼吁自筹路费租船去钓鱼岛宣示主权。文末的落款是“中国民间保钓会”，这是二人共同商量确定的名称。二人的最初设想此次登岛有两项任务，一是插上象征主权的五星红旗，二是刻一块表明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纪念碑。 　　网帖发表后，盛兴元公布在网上的手机号码成了热线，每天都有几十个电话向其咨询保钓事宜。邱宿东的一个老乡常年在浙江奉化经商，可帮忙联系到可供出租出海的渔船。每艘船租船费用大约2万元到4万元之间，二人最初打算凑齐60人、租三艘船出海。邱宿东主动提出承担租船费用，其他人只要带够来回路费就可以。邱宿东在宿州联系到两个石匠，准备雇用二人登岛刻碑。石匠几番犹豫，最终拒绝。 　　7月11日，中国渔政202、204等船只组成的渔政船编队在钓鱼岛遭到日本巡逻船的冲撞和干扰。看到报道后，盛兴元愤怒了，和邱宿东商量后，二人决定立即出发。唯一没解决的问题是还缺一个随队医生，一旦发生冲突、队员受伤，将无法应对。 　　这时，一个叫李继莲的女医生拨通了盛兴元的电话。原来，李和盛就在同一个县城，之前并不认识。现年55岁的李继莲是光山县房管局诊所的医生，今年刚办完退休手续，最近才学会上网。看到盛兴元的帖子后，她认为“给国家做贡献的时候到了”。 　　1994年丈夫去世时，年仅37岁的李继莲开始一人拉扯两个儿子。现在，长子已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小儿子还在上大学。两年前，李继莲终于花7万元购得一间二手老房子自住，由于住顶楼，白天自来水送不到楼上，每天凌晨两点都要起床接水。“日子过得不容易，所以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自己也没精力顾得上为国家做贡献，感到很惭愧。” 　　加入这次保钓行动后，李继莲马上自行采购了一批止血、止痛和降压的药品，塞满了一个行李箱。她带上2000元现金和一张信用卡，走前对小儿子说：“我走了以后，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当时她想的是：保钓是充满危险的，如果回不来的话，娶媳妇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 　　至7月12日，出发前夕，有近30人报名参加这次保钓行动。除了十来个人因为天天跟盛兴元通电话，他相对了解背景之外，一些人连姓名、职业他都没仔细问，仅以“小刘”之类的姓氏记录了一份出海名单。已知的参与者中，以在校大学生、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个体老板和自由职业者居多。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参与保钓，“找不到组织，就盼着有个带头大哥”，以“保钓会联系人”身份张罗这次行动的盛、邱二人总结称。 　 　未遂的保钓之旅 　　7月12日，邱宿东一家率先抵达奉化。他带上妻子和放暑假的儿子、女儿一起来，打算让儿女们实地接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 　　刚到奉化住下，4名穿便衣的公安出现在酒店房间的门口。自称奉化国保大队的警员详细询问了邱宿东整个活动的筹备过程后，看了看他带的指南针和国旗。邱宿东开始不安，预感这次保钓行动可能要泡汤。 　　7月14日，李继莲、盛兴元分头抵达。和邱宿东碰头时才发现，一起出现的还有十多个便衣警察。随后，一行人被带到奉化市公安局分别问话。一名问话者给了盛兴元自己的QQ号，并告诉盛兴元：“你们的爱国行动值得肯定、敬佩，但现在是休渔期，船只出不了远海。而且中日矛盾尖锐，即便登上钓鱼岛，也有可能遭日方渔政船撞击，如果出现伤亡，宁波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毕竟你们是代表全国的民意。” 　　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盛兴元表示愿意配合警方工作，放弃此次行动，“不给各级政府惹麻烦”。在警方要求下，盛兴元给每一个还没赶到奉化的网友打电话，请他们原路返回。几位已在路上的网友，在接到电话后当即折返。 　　凌晨4点，盛兴元被带到一个宾馆休息。他得知，已经到来的20多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宾馆中。但在奉化期间，谁也没有和其他人见上面。 　　7月15日上午，其他人陆续被所在地来的人接走。而盛兴元、李继莲及邱宿东的一家三口，享受了“保钓召集人”才有的特别待遇：在当地警方的陪同下，游览了位于溪口的蒋介石故居。 　　之后，邱宿东一家被安徽宿州干部开车从奉化接走。路过江苏淮安时，离家还有200里地，当地领导亲自设宴请他。“他们说我是爱国英雄，值得敬佩”，邱宿东顿生衣锦还乡的感觉。而光山的盛兴元，则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回乡路。 　 　返回之后的冲突 　　河南光山县政府接到了奉化公安局的通知后，派出文殊乡党委副书记杨以友和文殊派出所所长裴广斌去接盛兴元。官方事后的报告称：“经报请光山县委、县政府同意，裴广斌和杨以友两位同志见到自称保钓人员的盛兴元和李继莲，深入沟通后，二人同意和裴、杨返回原籍。”盛兴元和李继莲则有另外一种说法。盛兴元曾找奉化警方，说自己以前得罪过乡政府，回去恐怕会被殴打拘留甚至劳教。奉化警方安慰他说：“你这是爱国行为，不会的。”最终，盛兴元同意跟家乡来人一起回去。 　　此后，盛、李二人的回忆和后来光山的官方报告，形成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盛说，一出火车站，即被来人掐住脖子塞进出租车里，“他还敲了我几下头”。对此，李继莲的说法是，她在火车站广场看到盛兴元被强行塞进了出租车，有推搡动作，至于有无掐脖子和殴打则没看清。 　　而潢川县公安局关于此事的《情况调查》则称，4人刚出火车站出站口，盛兴元撒腿就跑，为防止盛兴元脱离视线，裴广斌和杨以友一路追过去，直到盛跑不动了，裴广斌上前做他的思想工作，“对其良言相劝，用老乡名义感动他”，最后盛被劝上了出租车。官方强调，派去接人的两个干部一直对盛兴元、李继莲二人“讲政策、讲法律”，向他们阐明“爱国行动必须由政府统一组织”，其间并无任何过激语言，更没有打骂行为。 　　但这个情节遭到了盛、李的一致否认，称官方杜撰了一个公安感动逃犯的故事。李继莲实在想不通：“我们的爱国行为，他们怎么就不相信呢？” 　　之后，盛兴元被留在了光山县公安局的值班室，直到第二天被本家哥哥盛建国接出来。 　　盛兴元在公安局的这段时间，李继莲家里也不太平。凌晨4点左右，李继莲接到了盛兴元妻子的电话，对其骂足两小时，说她和盛兴元去奉化不是保钓，是私奔。原来此前，盛妻接到杨以民的电话，说盛兴元这次出去带了个女医生，打翻了盛妻的醋坛子。盛兴元回家后，两人自然又是一番吵闹。 　　次日一早，盛兴元先去照相馆拍了张脖子受伤的照片，然后去县公安局和信阳市公安局、信阳政法委“讨说法”，但无下文。于是他将题为《因参与保钓，盛兴元被河南省光山县公安局殴打关押》的网帖上传，帖子里称：“一颗爱国心被击碎了。” 　　随后，他在网络世界“火”了起来。24小时内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电话，甚至有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从海外致电声援他。更为去奉化接人的杨、裴二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手机也被各地网友打爆，来电者通常以“汉奸”、“卖国贼”痛骂二人，吓得裴接电话时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 　　不过，两天后，形势意外发生逆转。有网友在“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发帖称，盛兴元曾举报干部贪腐，具有“多面身份”，是“借保钓之名吸引眼球，行举报之实”。随后，保钓者开始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一方认为，反腐和保钓不要混为一谈，否则将令保钓路更难行；另一方则认为，反腐与保钓都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保钓也是一种反腐败，“是公民反对某些腐败的官僚葬送国家利益”。 　　盛兴元开始觉得很委屈，后来看到网上这么多反对他的帖子，便认为是“有人捣鬼”。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事后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的几个负责人曾打电话给盛，希望“加强联系，共同保钓”。 　　接到来自“联盟”的电话，盛兴元“很激动，也很犹豫”。激动的是，自己的行动得到了保钓组织的认可；犹豫的是，“没看清国家、政府对保钓的态度。如果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就会参加保钓联盟的行动，如果不允许就算了。” 　 　保钓新成员 　　被质疑的反腐举报行为，缘于盛兴元曾经的计生工作经历。1990年代，盛兴元进入计生系统，并通过考试成为文殊乡计生办会计。2000年被提拔为乡计生办副主任。之后由于该乡主管计生的一位副科级干部贪污罚没款，导致职工工资无法按时发放，盛兴元领着几名职工去县纪委实名举报该干部，使其背上了“行政记大过”处分。 　　2005年，光山县进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盛兴元被裁减下岗。他自认当时考试成绩不错，之所以下岗是因为之前得罪过领导。下岗后，盛兴元天天找计生办索要自己之前垫付的罚款（该乡计生办采取干部分配罚款任务的管理模式：完不成任务的人，要自己垫付罚款，之后再返还本人）。因为之前被举报的干部一直没签字，钱一直没讨回来。盛兴元又开始去纪检部门重新举报该干部。 　　由于担心盛的举报牵连太多，2006年6月，盛兴元被叫到乡政府，关在一个两层小楼内。盛兴元趁看守睡觉时跳楼逃跑，结果摔断了腿。事情一直纠缠到2009年，盛兴元花3000元购买了一台低配手提电脑，将自己的遭遇发在网上，引来众多媒体采访，他的欠款很快被返还，从此再也没有人对他打击报复了。 　　自此，他就迷上了网络世界。和安徽人邱宿东的相识，就是因为二人在网上喜欢在同样一些网站、论坛活动。邱宿东曾当过煤矿工人，后来当了承包商。他在承包一个市政工程时发现，预算4000万元的工程实际造价只有400万元，于是开始上网举报主管领导涉嫌贪腐。邱、盛二人都因为自己的问题，开始关注网上各类反对贪腐的论坛和网帖，并由此成为朋友。与邱宿东不同的是，盛兴元的网络世界很精彩，现实生活却很窘迫。 　　即便在计生办上班时，盛兴元也要靠种植两亩水稻才能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下岗后，乡政府每个月发给他1000元生活费，他的额外收入只有帮一些包工头管账。这种经济来源很不稳定，多时一年上万元、少时一年仅两三千元。 　　这样的收入，不够他在光山县城里买房。现在的住房，是房东在自己院子里搭建的一排石棉瓦顶简易房，盛以每月200元租下了其中两间。每间平房10平方米大小，一张床、一张吃饭桌和两张木制沙发就把房间塞满了。窗户上蒙着塑料膜代替玻璃，家具都很破旧。 　　妻子谢复荣一直抱怨他不务正业，没钱买房。在一家超市打工的盛妻，每月仅800元工资，得知很多同事都有自己的房子，她觉得很自卑，不愿和人交往。盛兴元有了上网习惯后，每次看到他泡在网上，妻子就“恨不得把网络砸掉”–盛妻所说的“网络”指的是电脑。不过她知道，要是她砸了电脑，丈夫就是借钱也会再买一台。 　　电脑桌上放着一本发黄的书，是1980年代出版的《议论文一百题》，定价1.84元。盛兴元没事时会翻翻，“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在记者赴光山县委宣传部采访后，盛被曾帮过他的本家哥哥提醒：“不要乱说话，把政府惹急了，每月1000元的生活费给停了咋办？”  

2012年9月17日、18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 据新华社报道，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违背查禁犯罪职责，徇私枉法，明知谷开来有故意杀人重大嫌疑而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诉，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王立军作为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外国驻华领馆，情节严重；被告人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先后对多人使用技术侦察措施，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被告人王立军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05万余元，为他人谋取利益。 Jason Lee/Reuters 针对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的审判昨日和今日在成都进行。 Reuters 王立军2012年1月在重庆参加一个会议。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称，王立军的行为已触犯《刑法》，应当以徇私枉法罪、叛逃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数罪并罚。 检方同时也指出，被告人王立军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其中包括对薄谷开来涉嫌杀人案的举证以及协助调查——王立军曾要求重庆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对薄谷开来涉嫌杀人案重建档案、调查补证、保留物证；在犯叛逃罪之后如实供述其叛逃的主要犯罪事实，属于自首行为；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为相关案件的调查起到关键作用。 在庭审结束后的通报会上，成都中院发言人杨玉泉确认，在9月17日、18日两天的庭审过程中，因第一天的审判内容——叛逃罪和滥用职权罪涉及到国家秘密，法庭采取不公开审理。18日进行的审判内容——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采取公开审理。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记者黄安伟(Edward Wong)在成都见到，18日早晨开庭时外国记者仅仅允许在法庭外的媒体区进行等待，并不得进入庭审现场。 18日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分析人士认为，据目前公开的庭审细节，王立军可能不会被判处死刑，有可能是死缓或者更为宽容的判决。 王立军的辩护律师王蕴采在庭审后的采访中表示，王立军当庭对所犯下的罪行表示悔恨，以及他看起来“还不错”。她还表示，王立军保存的血样和其它证据对谷开来故意杀人案的侦破起了作用。 另外，据一位当地和公安机构有联系的消息人士对《纽约时报》说，按照王立军案件的性质，他很可能被判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或较长的有期徒刑。他还补充道，让王立军活着而不是处死他，一些党内人士将他用作薄熙来的“定时炸弹”，因为王立军掌握许多关于薄的秘密情况。

近期反日示威游行相关：
打砸抢
亮马桥（日本驻华大使馆所在地）
暴徒
封校 （网传不少学校因示威活动升级而封校）

焦国标 （原北大教师焦国标近日因在网上发言而遭刑拘 ）
王+成都 （王立军案已在成都秘密开审）
肝癌 （曾有网络传言称习近平的神秘消失是因其得了早期肝癌，但直到习再次露面也未得到任何证实）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2年09月17日 半个世纪以来，大饥荒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而非单纯的历史学术问题；它不时激起激烈辩论，折射出不同群体对现实的不同态度。 近来，中国大饥荒重又成为争论的话题。一年多前，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孙经先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马列所主办的学术理论刊物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上发表文章《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得出结论称，“那种认为我国1958年-1961年期间出现了全国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所谓“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重大谣言”。 这篇长14页的论文通过引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和作者的数学演算，指出，造成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出现户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而是在1960-1964年期间，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漏报了户籍造成的。 此后，他又陆续写了 《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 等数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广为传播，受到中国左派人士的热烈赞扬，并主张参评全国性的社会科学奖。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他所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于2009年5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书中提出，1958年到1962年，中国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此书至今在中国内地仍属禁书，但经过互联网等途径广泛传播，引起强烈反响。大部分反响都很积极，当然也不乏批评之声，但据杨继绳称，“几乎没有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大都是谩骂”；孙经先教授的文章发表后，杨继绳认为“孙经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定理性色彩的批评文章”，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批评”，因此“有责任回答”。 经过近半年的研究和走访，杨继绳写成《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在文章中，杨继绳指出，孙经先依据的原始数据并不可靠，因此从方法论上站不住脚。 孙经先依靠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据杨继绳在文中介绍，这一官方数据是中国公安部三局户籍处（四处）提供的。四处当事人至今健在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张庆五，当年户籍处处长，今年86岁，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另一位是王维志，今年82岁，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攻人口统计学，60年代在四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离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 杨继绳曾就大饥荒死亡人数问题采访过他们。张庆五回答说：“我们户籍处没有统计，没有形成正规的数字，也没有上报。我个人估计2000多万吧。”王维志的计算结果为：1959年-1961年三年里，非正常死亡大约3500万人。 2012年5月11日上午，杨继绳再次采访张庆五。为什么人口数据中总人口增长数和人口自然增长数不一致？张庆五回答：“笼统地说，差额是由统计误差造成的。细说起来，原因很复杂，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同的年代产生误差的情况和原因也不一样。大饥荒那几年的误差主要是死亡漏报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这个差额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 当时，中国人口数由基层单位（农村是生产大队）填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统计表交到县公安局户籍科汇总以后，报省公安厅户籍处；省公安厅户籍处汇总以后报公安部三局四处；四处再汇总成全国数字。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一个人死了，如果上报了，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他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难免会影响仕途。对省级和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 在人口统计中，有一些外人无法得知的操作技巧，如1964年在总人口中消除了800万。据王维志透露：“当年死亡不报，并不是下一年补报，而是一年一年往下拖，拖到一定的时候就一次性注销。……人口普查时会消除一些过去遗留的问题。” 孙经先称其结论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的”，即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人口－上一年岁末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对此常识，杨继绳与孙经先没有分歧。但是，对于孙所宣称的，“人口非正常变化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杨认为，这一论断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 杨继绳指出，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 孙经先在他的文章中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杨继绳就此反驳：这些人吃什么？但孙经先的文章并未回答这个问题。 杨继绳先生的这篇回应文章长达万字，且同样包含许多数据和数学公式。杨继绳说，专业的批评需要专业的回应。  经杨继绳先生授权，纽约时报中文网独家刊登这篇回应文章。阅读全文请点击 这里 。 

汉学新语 欧阳斌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09月15日 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问题研究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中文名字是马若德，但1989年中国大陆翻译他的成名之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时，并未跟他联系就直接将他的名字音译为麦克法考尔。这本包装印制都嫌粗糙的书当年在大陆一纸风行，“麦克法考尔”成了大家，而 “马若德”反而知之者无几。“他们只是给我寄了一封信通知我他们已经翻译了我的书。” 今年82岁的麦克法考尔是英语世界中研究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执牛耳者。但他最初并没有一心作中国研究。1955年，他曾受业于费正清创办的哈佛大学东亚系，当费正清对寥寥五六个学生说中国有一种占据心思的魔力时，他还在心中默默说“不会是我”。硕士毕业后，先生仍热衷于政治和新闻，但是在费氏的鼓励下，他将已经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进行删减，拿到博士学位，亦从此正式走上学术道路。 Melanie Wang 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 与纯粹的学院派不同，先生履历颇丰。早年曾致力于政治，当选过英国议员（他是英国人），同时也当过记者——他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因为只当议员养活不了家。他还创办过至今都是中国研究的重要英文学术刊物《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先生曾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高层会议的议事程序顾问。曾在哈佛任教的李欧梵在其书中写到“开会时遇到程序上的难题，校长都会和他耳语，向他请教，全是绅士派头”。 先生是史学大家，而自己也是历史的一部分。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访华之前，特别向先生请教关于中国的问题。先生建议蒙哥马利问问毛泽东接班人的问题，并猜毛泽东肯定会答是刘少奇。所以他还特别建议蒙哥马利接着问刘之后是谁。是年9月24日，毛泽东便借着蒙哥马利的这个提问， 第一次向外界明确表示，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而“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虽然年逾八旬，先生的记忆力还是很惊人。我作毕业论文时常常和他谈及某段史料，他往往转向办公室那满墙的书山，准确指出某本书的某个篇章会有提及。我曾问他何以能够达到这般本领，他开玩笑说“全靠父母遗传”。 2010年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给另一位教授举办学术庆祝活动。若不是彼时费正清中心代理主任在几百人的讲堂致辞时，说也祝先生生日快乐，大多数人恐怕并不知道当时也是先生的八十大寿。而当时我巧好与先生邻座，坐在讲堂最后一排的边缘，他表情极为平静，和茫茫听众毫无区别。反倒是几天之后，先生欣然和我们十几个学生到一家拥挤的中餐馆大吃一顿，庆祝我们所上他的研究生课程结课。当时天寒地冻，而屋内大家天南地北，其乐融融，此情此景，至为难忘。 先生曾分别于2011年2月和2012年8月两次在办公室接受笔者的采访，本文即由这两次采访组成。 毛泽东既狡猾又浪漫 问: 从个人角度你如何评价毛泽东？ 答： 我认为就像很多中国同行说的那样，毛泽东很明显是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革命者，某种程度上他不像斯大林、列宁那样是一个冷酷的、精准的规划者。因为他在动乱中成为革命者，并陶醉其中。1949年以后，他远离革命，他发动但是不直接参与革命。作为一个政治家，温和地来说，他很狡猾。也许所有的政治家都狡猾，但是他操纵高岗事件的方式、1957年”百花齐放”、”引蛇出洞”和开展反右运动，最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肃清跟随他三四十年的高级领导人，在这些事件中，毛很狡猾。就他和他的同僚们的相处而言，我认为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但是从总的革命来说，他崇尚革命中的人海战术，又是非常的浪漫主义。 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很难把他身上革命者的性格分隔开。但是还是那句话，他某种程度上非常的浪漫。他非常依赖张玉凤，毛泽东把这个年轻的女士带回家并且极度地信任她，他们曾经吵过架，张玉凤离家出走，但是毛泽东倾尽全力把她又找回来。但是另一方面，他似乎一直让自己远离正常的丈夫和父亲的情绪。他在延安时期和江青有过某种形式的爱情，但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这段感情什么时候褪色的。他对抛弃妻子（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没有任何后悔，他似乎也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关心孩子的父亲。我说“似乎”是因为外人无法从远处判断这个，没有人知道这些亲密的事情。或许你就会说所有的革命者、所有的领袖为了他们的事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远离那些普通人的情绪，但是他却比这些人更过分。 共产党不能没有毛泽东 问：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评价毛泽东“七分功三分过”，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功过比例？ 答： 邓小平必须那么说。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犯了一个大错。因为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另一方面他也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名誉，因为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合法性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照片依然挂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原因。但是我想把它反过来：七分过，三分功。 三分功是因为他领导共产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在一个世纪里第一次给中国带来和平团结，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是这之后，两次针对反革命的运动、血流成河的土地革命、打击腐败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所有的这些运动导致大量的人员死亡，具体的数据我们不知道，我们有的数据就是毛泽东说八十万人在这些运动中死亡或者被处决。但是这些运动也没有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制度。 而这些运动比起大跃进的规模来就显得苍白无力，三四千万的人死于大跃进，这些人本不应该死。毛泽东浪漫地相信通过农民的艰苦劳动就能完成跃进，他也不接受大跃进期间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的批评意见，这些都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结果就是很多人死亡，然后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许没有在大饥荒中死的人多，但是整个国家陷入可怕的动荡中，毛泽东和共产党在1949年给中国带来的和平团结被彻底破坏了整整十年。 问： 毛的遗产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还有意义吗？ 答： 共产党也知道因为腐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等，共产党的合法性比起1949年刚执政的时候要削弱很多。但是现在毛还具有合法性，邓小平一直把毛泽东的照片挂在天安门上，他们一直坚持忠于毛泽东思想，当然没有人去查阅毛的作品然后决定他们的政策，但是他们迫切需要毛来让他们的统治显得合法。 只有两件事能让共产党的统治合法，一个是作为建立者的毛泽东，如果他的名声被完全玷污的话，共产党将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第二个当然是经济的发展，只要经济还在发展，共产党就会说：“看看我们为中国做了什么，我们是合法的统治者。” 毛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发展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中国已经持续了特别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终究会有问题，那时候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合法性就会消失，就只有毛主席了。所以你必须让毛主席一直在那。 问： 所以你认为中共领导人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 答： 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方式其实和邓小平1981年决心总结文化大革命，给毛泽东的错误一个评价一样，必须清除坏的东西。经历过苦难时期的人们需要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一个他们为什么那么做的解释。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人们在斯大林时期遭受的苦难必须被消除。 但是赫鲁晓夫和邓小平有很大的不同，赫鲁晓夫运气好，他还可以依赖列宁。斯大林的坟墓最终被挖，但列宁的墓到今天一直存在。如果你拿掉毛泽东，有谁可以代替呢？没有人。如果有天共产党说我们要拿掉毛泽东的像，说我们不再坚持毛泽东思想了，我认为那将是共产党开始消亡的一天。 问： 可以说前段时间的重庆模式是对毛的遗产的另一种挖掘吗？ 答： 我认为重庆模式有点像骗局，但是这个骗局的能量让它变得真实，正是这种能量让北京害怕。我不认为薄熙来是一个毛派，大家都说他父亲是个忠诚的毛派，所以理所当然他也是毛派。但是他父亲曾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我不认为薄熙来或者这个时代中的任何人是毛派。薄熙来利用了两件事：一个是老百姓对腐败和犯罪勾结的愤怒，另一个是在中国社会身份的缺失。这是一个不一样的问题，基督教传播的原因之一就是没人知道要去信什么了。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不再是人们寻求的东西。人们在寻找一些社会的概念，但是至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大家有。我认为薄熙来复兴毛泽东主义的歌曲和他做的一些好事，比如给贫困户提供便宜的住房等等，给了大家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我认为重庆模式是被有意设计去振动北京领导层的。“嗨，看我在做什么，人民喜欢我，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受欢迎，所以你们不能踢我出局。” 但是在北京却造成了相反的影响，他们很担心。首先，中央政府不喜欢被看上去在处理犯罪和腐败上无能软弱。其次，他们把他看成——用中国出名的老话来说——眼中钉，他们想打压他，因为他是领导层的威胁，他可能成为一个绝对的领导者，但是他们对绝对领导者不再有兴趣。他们不想让这个有强大个性的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去施加影响，他可能会成为另一个独裁者。他们喜欢现在的方式，每个人得去适应它，但他不会这样。 也许有一个真正担忧：薄在重庆的这种政治会导致另一场文化大革命，温家宝就曾表达过这种担心。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它以骗局开始，但是一旦让这些事情运转起来，就会有自己的逻辑。温家宝认为，或许胡锦涛也这样认为，这会成为另一场运动的开始，这确实会成为另一场文化大革命。我认为重庆模式确实是一个模式，很多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都觉得把毛泽东主义理想和消除贫困、制裁犯罪结合在一起很好。不仅仅在重庆，在重庆之外也是这样。 问： 那么你怎么看待民间对毛的遗产的态度？ 答： 现在在中国有一个支持毛泽东的新左派，人数众多。他们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的严重腐败问题非常担心，而且他们相信采用一些毛泽东式的方法可以防止腐败，当然这也会阻碍繁荣。理所当然地有人想回到毛泽东领导时期，那个时候国家似乎没有腐败，也被很好的领导着，当然除了我刚才提到的特殊时期。他们相信被带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腐败这样恶劣的社会破坏。 过去一些年我和一些中国人聊过，这些人年龄很大，知道共产主义时代是什么样子，他们说现在的腐败比国民党统治时期严重的多，当然，腐败也是国民党失去城市中产阶级支持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一种对过去浪漫主义的看法。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些中国领导人想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为那似乎是一段稳定的时期，那时候中国正期望按照苏联的经济路线向前发展。所以你可以想象会有人说：“腐败的资本主义社会终会倒塌，我们必须去改变它。” 我在1993年毛泽东诞辰百年的时候看到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毛泽东狂热：毛泽东成为了家庭的守护神。我没有参观过农民的家，但是有故事说农民的家里摆着佛像和毛泽东的照片。他一直被家庭所喜爱。除了沿海的三、四亿人，这个社会大部分人所接受的教育还是非常有限。所以人们把毛泽东当成护身符，向他寻求保护一点也不新奇。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一辆挡风玻璃上有毛泽东照片的出租车撞上了一辆公交车，公交车司机死了，但是出租车上的人都没事，尽管出租车要小的多。所以这也刺激了把毛泽东当成家庭守护神来崇拜。 政权的可持续性 问： 人们经常预测中国共产党将在比如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之后衰落，但是为什么没有呢？ 答： 其实它差不多就要倒了。在大饥荒中共产党还是纪律严明的，否则也不会有大跃进。在饥荒中人们很饿很虚弱，非常想反抗。但是你得去组织反抗，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僚的领导下，共产党还是非常地有组织。受到彭德怀和其他一些人的影响，但是共产党从整体上来说还是纪律严明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本来可能会有真正的问题：不是反抗共产党而更有可能是国家的分裂。 毛泽东派红卫兵下到农村，让军队重新整合国家并把它置于严格纪律之下，他通过这些方式来防止危机，要是没有这些的话，国家就会陷入战争中。所以危险是在于分裂国家而不是发动反抗。 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你看到的是共产党在凝聚力方面是多么的令人绝望，邓小平领导的“八老”不得不决定让解放军去清理天安门广场。但是这表明政治活动已经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一旦依靠武力就表明这个政党多么虚弱。所以我认为1989年确实有危险，但是邓小平看到了，并且动用军队挽救了毛泽东的革命成果。 问： 1997年邓小平去世，中国的强人政治已经结束。那么共产党现在仍然能够全面控制社会的原因是什么？ 答： 中国共产党有超过七千五百万党员，虽然现在没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么纪律严明，很多人加入共产党并不是怀有改变中国的理想，而是想通过关系谋求一个更好的职业或者想贪更多的钱。但是共产党仍是一个非常牢固的组织。受过教育的人要么是害怕要么是被收买了。商人们被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政策拉拢过来，他们被允许加入共产党 。数百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其实非常满意现在的政体。 我曾经问过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学者型高级官员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看民主的可能性？答案非常有趣和令人深省。他说：“民主？过去的50年一直是农民领导我们，如果有民主的话，农民会一直统治我们。”他说文化阶层——如果你想用老的说法，可以说官僚阶层——也对现在的情况很满意，因为在这之前红色背景比专业知识重要，但是现在专业知识变得重要。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文化人，尽管你没有像商人那样赚数百万，但是你还是可以在这个权力结构里受到尊敬，所以为什么要投票反对它呢？ 第三点是共产党在阻止全国性组织崛起从而保护自己这方面一直很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突然察觉到法轮功在全国范围内是那么强大，察觉到它怎样号召从不知名的民众到公安局里的信徒在中南海门口集会后，江泽民动用非常强大的力量去镇压他们。在中国每年确实有上万个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但是都在地方上。只要能控制它在地方，政体就是安全的，所要做的就是阻止任何事情扩展到国家层面。 我认为共产党唯一会有的问题是领导层分裂。中国的领导层和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不同，肯定也会对某些政策有争论，但是领导层知道有一件事情最重要：他们要么团结要么分裂。正是在高层要达成共识的迫切感强化了他们领导的政党。 问： 那么现在呢？这个政权也是可持续性的？ 答： 我告诉我的学生，中国是一个稳定繁荣、向前发展的国家，但是政治制度很脆弱，它脆弱是因为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可以真正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共产党不再像以前那样那么有纪律，腐败也使得这个党不再像毛泽东时期那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不再有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把党和社会团结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脆弱的政治体制，就像一个沙塔，你建造一个非常牢固的沙塔，它一直在那，直到一个浪来打坏它。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浪什么时候来或者带来什么样的破坏。 但是党的领导人确实担心这个。比如你可以从他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反应看出这个。你可以看出共产党是多么紧张，它坚持在任何时候出现的任何危险都必须马上消除。人民也变得难以驾驭了，这让共产党非常担心，因为他们还是想控制住人民，上帝知道他们雇了多少万人去控制网络，但是没有成功，或者只能说部分成功。 坦白来说，我觉得他们会走上允许党内派系的道路，尽管没有共产党曾经愿意这样做，去做日本自民党在当权的四五十年里做过的事。中国有着相似的情况，但是日本有一个强大的安全阀：民主制度。 问： 党内的派系这个观点有点令人吃惊，因为无论是毛还是邓，都对党内派系有着严厉的批评。 答： 所有的政党都批评派系。毛的批评是为了警告人们，要公开，不要搞四人帮。但是他自己一直都和康生、江青密谋。这一点上他很伪善。 问： 你认为中国会成为另一个苏联，逐渐衰弱，然后分崩离析吗？还是它可能像台湾和韩国那样，经济改革后逐渐实现民主？ 答： 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开始执政直到1982年去世，苏联官员腐败、政府瘫痪、经济衰退。同时，还面临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应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下令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的确是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的领导人，这一点在中国仍未实现。他下令进行改革，事实上他的确试图加强苏共的领导力，实现现代化，像邓小平那样让共产党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但是戈尔巴乔夫想要改变整个苏联的局势，他希望建立一个更民主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当时的条件还不允许建立这样的社会，所以他的改革导致了整个政权的瓦解。我记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下令拍过一部电影来总结苏联模式的教训。我认为他们完全吸收了苏联的教训，所以才会避免重蹈覆辙。 中国不走“苏联模式”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大跃进”和文革前的“五年计划”中，中国一直发展的很好。虽然五年计划和公有制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至少它能令中国的经济实现增长。中国社会比苏联社会更有组织性是因为它是中国，不是因为它坚持共产主义的思想。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大批有能力的经济官员。他们的决策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虽然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地压制私营企业，尤其是在私人贷款这方面。但是私营经济依然很繁荣，国营经济也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繁荣。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管理形式比过去要好多了。 我认为中国不会走上台湾的道路。台湾经历经济改革后能实现民主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产生时就说会完成民主进程。孙中山说可能会有一段“训政时期”，这个过程比较长，但在国民党成立伊始，实现民主就是其最终目标。所以接纳这个观念不意味着背叛任何人。第二，国民党是一个不恪守列宁主义的列宁主义政党。它没有一个像共产党那样将所有成员紧密联系的意识形态。所以蒋经国说开展民主要容易得多，特别是在美国的影响下，而且很多台湾人曾在美国接受过教育。这在意识形态上和制度上都没有反对意见。当然，蒋经国有着极高的声望，他能说：“现在是结束训政的时候了。”但现今的中国共产党中，没有人有这种威望。 问： 或许邓小平是有这种威望的最后一个领导人？ 答： 非常正确。他在经济方面大胆改革而在政治方面却非常保守。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1989年的时候那样做的原因。他是有能力进行政治改革的，但是他却不想那样做。那些像邓小平及其同僚那样见证了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少年时期或是二十岁左右）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想要他们否定共产党非常困难。要知道，在邓小平执政的后十至十五年中，赵紫阳和胡耀邦才意识到民主是唯一的道路。 在邓小平掌权之后，共产党就确信只有经济发展他们才能维持政权，所以对快速发展坚定不移，必须一直推进经济发展。现在这个国家已经非常富裕了，但是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规划工作议程去提升另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和印度相比，中国已经做的很好了，但是按照中国的标准，还有几亿人生活贫困。现在也要下功夫去治理河流、湖泊和蓝天，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但是它正遭到破坏。现在的领导人非常擅长去完成邓小平设定的目标：发展。他说让一些人先富起来，但是现在情况变得很糟糕，贫富差距远远超出了预期。现在需要的是不同于过去二十年的领导方式，领导人不应害怕去做一些事情，去做一些改变。 欧阳斌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项目，现为专栏作者。

宋泽是80后青年，因为同情百姓的苦痛，受八九运动的感召，投身公民运动，并成为“公盟”的成员。今年5月初，他因为探访黑监狱，帮助访民，被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之后转为监视居住，连律师也不知道他目前的下落。本文作者是宋泽的律师，他对宋泽的现状充满担忧。为了有助于读者了解宋泽，我们将

印度前外长、现任国会议员亚施旺特•辛哈（Yashwant Sinha）访问印度达兰萨拉藏人社区，了解西藏境内现状，并代表国会对境内外藏人表达了强烈支持。此外，流亡藏人星期天（9月16日）在达兰萨拉通过举行演讲会、诗歌朗诵、培训会等庆祝了“中间道路日”。 印度国会下院议员、前外交及财政部长亚施旺特•辛哈（Yashwant Sinha）在北印度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自上周六至本周一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先后同内阁和议会高层官员，以及非政府组织成员举行了会晤。 上周六抵达当日，亚施旺特•辛哈在藏人行政中央职工会议厅向内阁各部门高层官员和议会议员发表演说，表示他来此地是与藏人分享痛苦与梦想。“我到这里是给藏人的自由事业一点希望的力量。西藏境内外的藏人在数十年来凭着不屈不挠的勇敢精神、信仰和决心，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他们心中燃烧的火焰，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扑灭的。” 亚施旺特•辛哈谴责中国政府对待藏人的行为缺乏人文精神。“对于西藏问题，是像我这种朋友应尽的责任，以加入声援活动并与你们合作，分享斗争经验。我代表我们的党（人民党）和印度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是来告诉你们，印度政府的政策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考虑也许有所不同，但是印度国会和民众只有一个相同的感觉，那就是对西藏人民产生的兄弟般情谊。藏人正争取与中国政府沟通，而这个政府则缺乏人文精神，只信奉独裁专制政权和其镇压政策。因此，我们要尽力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亚施旺特•辛哈星期一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厅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本人透过这次访问，与内阁和议会资深官员、西藏非政府组织、声援西藏组织等就西藏境内局势展开了讨论，对此以这些讨论作为基础，印度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将会很快制定出推动缓解西藏局势的新战略。 他表示：“藏人自焚事件近来频繁出现在各媒体上，引起世界关注。自焚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但这凸现，中国政府对藏人的镇压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印度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方面正从国际上寻求对西藏的支持，尤其积极参加国际议会支持西藏组织大会表达声援。我们的目的是推动国际社会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努力为藏人获取人权与自由。” 此外，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非官方组织“中间道路民众运动”星期天（9月16日）组织数百民众在当地通过举行演讲会、诗歌朗诵、培训会等庆祝“中间道路日”。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议员图丹龙日和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长嘉日卓玛作为嘉宾，在西藏展览馆对面的英雄纪念碑前举行的“中间道路日”纪念仪式上发表演说，一致呼吁藏民增进共识、互动与理解。 内政部长嘉日卓玛表示：“以当前情况来看，中间道路是唯一可行的解决西藏问题方案，但在西藏流亡社区，仍有部分人对中间道路或更改西藏流亡政府名称表达不满，因此欢迎那些不满者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写成文字后，到内阁或议会进行面对面谈话，这有助于消除误解或疑惑。” 仪式上由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表演队等奉献歌曲、流亡西藏诗人朗诵诗歌进行了庆祝，另外还向在尼泊尔被捕遭判的“达兰萨拉至拉萨”徒步游行者次丹多吉颁发了中间道路民众运动授予的“和平斗争奖”，由其母亲代领。 中间道路民众运动还于当天下午3点30分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日校，邀请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议员白玛窘乃作为主讲人就中间道路及达赖喇嘛的有关演说，向民众进行培训，并回答了与会者各种提问。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

用间谍行话来说，它叫“walk-in”（不速而至），意思是主动找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声称拥有敏感情报。今年2月，当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带著有关一名英国公民之死的惊人故事，心烦意乱地走进美国领事馆时，此事涉及的利害关系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据多位知情人士说，在中国警方车辆包围领馆建筑时，王立军把一名同伙的手机号码悄悄递给了美国外交官。他说，根据这个号码可以找到薄熙来妻子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的证据。当时薄熙来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人之一。 在30个小时的对峙期间内，美国官员在两个方面进行权衡：一个是王立军声称拥有的情报，另一个是给予王立军政治避难的话，可能会对美中关系造成怎样的伤害。据外交官说，王立军最后没有正式申请避难，他离开了领事馆，并被中方扣留。 但大戏还没演完。据此前没有披露的消息，美国方面把手机号码转给了英国外交官，并指导他们怎样从王立军的神秘同伙身上获取情报，包括在一个受欢迎的中文电子邮件与信息服务网站上，使用指定名称开设一个电子邮件账户。英国方面开设了账户，并给上述手机号码发送了信息。关于那名同伙有没有回复、什么时候回复的问题，参与其中的人士给出了相互矛盾的说法。英国从未收到王立军承诺的文件，原因不明。 本周二，王立军将在成都受审，据一位庭审官员说，他被控叛逃、滥用职权、受贿和徇私枉法。据官方媒体报道，起诉书指控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包庇薄熙来的妻子、使之不受刑事追究，收受巨额贿赂，并违法使用技术侦察措施。 王立军声称拥有同伙、而同伙仍有可能愿意泄露秘密，这一消息可能会让中国方面更加难以按照其自己的方式来讲述薄、王二人的故事。有关王立军在领事馆停留期间、及过后情况的新细节还让人看到，面对一起引发中国20余年来最严重政治危机的事件，美国和英国有关部门是怎样应对的。王立军曾有可能成为一个知悉中国高层领导人内幕的宝贵情报来源，但人权活动家和法律专家也指责他大范围滥用警力。 上述有关英国所采取行动的说法，让人质疑英国当时是否可以更快采取措施从王立军助手那里获取文件。在美国，一些政治家起初质疑，奥巴马政府为什么不把王立军当作一个宝贵的情报来源和政治避难申请人来对待。 律师和中共内部人士说，基本可以确定王立军将被判有罪，并受严厉处罚，可能是死刑。薄熙来妻子谷开来在8月20日被判谋杀海伍德罪名成立，并被处以死缓，这意味着她可能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预计在王立军受审时，中国将会公布首份有关其叛逃至美国领事馆的官方描述。王立军叛逃美国领事馆一事引发了一连串事件，令中国政坛陷入波动。外界预计中共领导层将在今秋进行10年一次的换届。中共领导人将审判王立军视作他们努力限制丑闻扩散的下一步措施。据中共党内人士、政治分析人士以及外交官透露，王立军案审判结束后不久，中国政府可能就会宣布薄熙来是否将面临刑事指控。薄熙来曾是一位颇有抱负的政府官员，今年4月他被解除党内职务并接受调查。 但检察官陈述的案情不太可能回答有关这一事件的很多未知问题，比如王立军还知道薄熙来的其它什么秘密？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叛逃美国领事馆。 这意味着官方说法不太可能令国内持怀疑态度的人士信服，尤其是中国的微博用户。很多微博用户对谷开来庭审期间官方陈述的案情深表怀疑。很多人无法确定到底是该将王立军视作英雄还是坏蛋。 在微博上颇受欢迎的北京理工大学政治经济学家胡星斗说：王立军做了很多坏事，但他在不经意间拯救了中国。我不认为政府会详细描述他的所作所为。但政府这么做只会增加民众的猜疑，令民众失去对政府的信任。 当时还在重庆酝酿的这场危机于2月2日首次展露出一点迹象。当天重庆市政府网站发布的一则通知显示，王立军前一天已经卸任重庆市公安局长一职，其新职位是重庆市副市长。 知情人士透露，此后不久王立军便要求与英国驻重庆领事馆人员会面，但他最终没有现身。 知情人士透露，大约在同一时间，王立军以希望探讨与其新职位有关的事情为由，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安排了一次会面。2月6日，他驱车200英里（约合320公里）从重庆赶赴成都，进入美国领事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位于成都市中心一个绿树成荫的地方，周围被高 环绕。 知情人士透露，没有意识到政治风暴即将爆发的美国外交官将王立军带到领事馆图书室，而非能够防止中国监视的安全房间。知情人士说，王立军看上去情绪激动并担心自身安全，但他似乎并没有一个事先想好的计划。知情人士说，王立军告诉美国外交官他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闹翻，并向美国外交官描述了不利于谷开来的证据。 在一系列证据中，王立军说他可以提供一份毒理学报告，证明海伍德曾摄入氰化物。但他表示还有少量另一种毒物，不过当地有关部门无法辨认。王立军还表示谷开来已经向他承认自己谋杀了海伍德。 得知此事的知情人士此前的描述暗示王立军随身携带有关证据。但两位更加直接了解此事的知情人士最近说，王立军没有随身携带相关文件。 据直接了解这一事件的人士说，王立军曾一度提出让一名同伴进入领事馆，这名同伴握有书面证据，但是由于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当时已经被中国警方包围，王立军的同伴根本不可能进入领事馆。 至于是什么原因驱使王立军与美国有关部门接触，目前存在多种说法。 与中共领导层有密切联系的几名人士说，在海伍德被害之前，王立军正因为在中国东北和重庆滥用职权的指控而接受调查。 一些党内人士说，王立军被牵扯进了他在中国东北铁岭市所担任的公安局长一职的继任者的腐败调查。中国国有媒体2月份对此案进行了报道。这些人士说，王立军一直依靠薄熙来为他提供政治保护，但他逐渐确信薄熙来已经不愿意保护他了。 据几名知情人士说，1月28日当天或是这天前后，为了向薄熙来施加压力，王立军以谷开来涉嫌谋杀海伍德一事与薄熙来对抗。他们说，但是薄熙来拒绝满足王立军的要求，并在三天之后免去了王立军重庆市公安局长的职务。 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内，王立军要求对方保护其不受薄熙来的打击。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何孟德(Peter Haymond)当时不在成都，但是因为此事急忙赶了回来。颇感震惊的美国外交官通知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又联系了美国国务院。据一些行政官员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也得到了通知，但是在王立军滞留领事馆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得到消息。 对于美国外交人员来说，这是一个棘手的情况。尽管王立军可能提供一些机密信息，考虑到他受到的大量滥用职权的指控，他并没有资格获得庇护。此外，如果为王立军提供保护，可能会在习近平按计划对美国进行访问的前夕激怒中方。外界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天接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职位。知情人士说，美国政府官员似乎一开始就已认定，王立军提供情报的价值不足以让美国去冒政治上与中国闹僵的风险。 据了解相关事件的人士说，美国官员向王立军解释说，在领事馆正式申请政治庇护是不可能的，安排他离开中国也会极其困难。经过一番讨论之后，王立军同意他最好的选择就是向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自首，有关部门可以保护他不被薄熙来手下安全部队所控制。王立军用随身携带的至少三部手机与中共当局进行了协商，协商总共进行了数个小时。 王立军同意被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带走，国家安全部的官员与王立军乘飞机回到了北京。过去几个月，王立军一直被安置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知情人士说，王立军2月7日离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之前，美国官员向英国外交人员告知了王立军所做的陈述。王立军在领事馆内滞留了大约30个小时。第二天，美国方面把手机号码提供给了英国方面，并告诉他们通过电子邮件账户向王立军的同伴索取书面证据的方案。 据两位知情人士说，英国外交人员开设了电子邮件账户，并给美方提供的手机号码发短信告知账户已准备好。对于发短信的时间以及英方是否收到了回复，这两位知情人士说法不一。 其中一人说，从2月9日开始，英国外交人员发了几次短信并打了几次电话，但没有得到回复。另外一人说，英方是在2月9日之后才开设的电子邮件账户，而且从王立军的同伴处收到了两条短信。短信中概述了王立军做出的指控，但并未包含任何证据。 英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说，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确认是否还有更多的信息。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William Hague)一直说，他是在2月7日获知此事的，英国驻华大使馆于2月15日首次要求中国政府对海伍德的死亡进行调查。 据今年3月《南方周末》记者褚朝新发表的一篇微博说，2月15日，他收到了一条概述了王立军做出的指控、使用海伍德中文近似名的短信。褚朝新在微博中说，短信来自王立军的单向通讯手机号码之一。他没有解释这是什么意思，那条微博很快就被删除了。他最近拒绝就此事置评。 一些党内人士、外交人士和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王立军预先制定了计划，一旦中国有关部门拘留他，他将采取相应的行动。一位关注此案的西方官员说，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王立军不是单独行动的。 3月26日，《华尔街日报》最先报道说，英国政府已要求中国当局对海伍德的死亡进行调查，并向其说明海伍德与薄家的关系和王立军做出的指控。 据旁听了8月9日谷开来案庭审的观察人士说，检方在庭审中称，谷开来向王立军讲了自己杀害海伍德的计划，一开始她与王立军密谋，计划诬陷海伍德是毒贩并说他因拒捕而被击毙。旁听人士说，检方说，王立军退出了谷开来的计划，谷开来于是按自己的计划投毒杀害了海伍德。旁听人士援引检方的话说，王立军在海伍德被害的次日与谷开来见了面，偷偷录下了她承认杀人的话。 据旁听人士说，谷开来没有对指控提出异议，但她的辩护团队曾争取推翻王立军提供的证据。其中一位旁听人士说，他们看起来真的尽了很大努力试图推翻王立军的证据。 律师和政治分析人士说，这对王立军来说是不是件好事。不过，他们说，如果他提供针对别人的证据，比如与他负责的打黑行动有关的证据，他应该能够免于死刑。批评人士说，重庆利用打黑行动没收当地企业家的资产。 王立军的律师兼老朋友王蕴采说，她上个月获准在成都见了王立军一面，但不清楚他可能面临什么刑罚。 她说，很难说情况是否乐观，完全没法判断。至于他的身体和情绪，她说，很难说是好还是不好。 Jeremy Page

这是一个人托着160斤药品去地震灾区帮忙的日本人。替我的同胞跟你说声对不起。非常非常抱歉，希望您能原谅他们。中国错误的教育体制导致了一大批流氓无产者，是我们的悲哀。かわいそうですね国と国の事、国民は関係ないよ 在一片盲目的叫打声中，你依然来中国帮助受灾的人们。请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有很多人攻击了你，有更多的人，支持你！

作者： 张天潘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最近，苏州的“东方之门”，成为网上热议的话题。网友调侃其造型就像“秋裤”，有了它，央视的“大裤衩”就不再寂寞了。随后，杭州“比基尼”大楼——杭州奥体博览城体育馆与游泳馆效果图、辽宁抚顺酷似“大铁圈子”的“生命之环”等建筑景观都纷纷曝光，网友也纷纷晒出所在城市的建筑“家丑”。这也再次将人们的视线拉回中国当下各地奇形怪状的建筑之上。 　　从央视新大楼的“大裤衩”到“秋裤楼”，再到“大铁圈”、“比基尼”等等，中国的建筑奇观屡屡被刷新，让网友们的想象力一次次充分地展现。而被网民们戏谑调侃的这些建筑，虽然在网络中被各种解构与嘲讽，但在另一个层面，它们却张扬着权力美学与资本冲动，充满着权力的荷尔蒙激素或让权力的荷尔蒙激素喷涌，成为中国当下城市化狂潮的写照，同时它们也以各种光怪陆离的后现代色彩，在一步一步撕裂中国这个古国的建筑传统，割裂了建筑与人的内在融合，犹如成为城市钢筋水泥森林里的哥斯拉怪兽。 　　 　　建筑是权力的雄辩术 　　 　　尼采说过一句建筑与权力内在关联的名句：“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 　　建筑向来就不是简单的人的寄居之所，人类自从走出洞穴以后，它逐步变成了一种彰显主人身份、财富、权力等一切可以张扬的外在呈现。因此，历代权势者都将建筑作为书写自己权力的道具，以个人的意志与审美建造一个又一个的庞然大物，从宫殿、高塔到高楼，无一不是权力美学下的产物。而反过来，这些因为个人意志与审美拔地而起的建筑，也在构建及强化一个权势者的权力象征。登峰造极是20世纪的狂人希特勒，他就明言建筑是一种宣传工具，他在1937年纳粹党纪念日的讲话中这样说：“我们的敌人也许猜到，但我们的人民必须知道：我们的新建筑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新政权！”在希特勒看来，宏大威严的建筑既可以激励国民，消除德意志民族的自卑感，也可以打击敌人——这个时候，建筑毫无疑问就成为了权力的雄辩术，成为至高权力的图腾。 　　正如《权力与建筑》的作者迪耶·萨迪奇所言：“建筑与权力息息相关。当权者喜欢建筑有其必然的原因：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土木建设可以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吸收剩余劳动力，有助于社会稳定，当权者的决断和魄力也能从中很好地体现出来，而更重要的是，建筑可以作为一种手段，通过它来告诉世人建造者的丰功伟绩”，“建筑的背后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们是个人宣扬身份的利器，是有雄心的城市想全世界宣扬自己的工具，是权力和财富的表达。” 　　也正是因此，建筑成了一种象征，有时候也就会成为象征主体的替罪羊。《记忆的毁灭：战争中的建筑》一书，为我们记述了，从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者将阿兹特克城市夷为平地，到二战对德累斯顿和东京的地毯式轰炸，以及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事，伊拉克清真寺破碎的外砖，9.11世贸大厦的坍倒，都是以对建筑的摧毁来象征对敌人的摧毁。中国同样如此，每一次的政权倾覆或战争发生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一把大火，比如项羽火烧阿房宫、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都被视为对对手征服。作为“图腾”建筑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被蹂躏毁灭，烧毁建筑则象征着权力的终结与惨败。 　　 　　中国的建筑权力美学 　　 　　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迎来前所未有的高潮，正如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唱的“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而这城市崛起是建立在无数的平地起高楼之上的。刚开始，中国的城市，热衷的是高度，各地竞相开始楼层高度的角逐，“中国第一高楼”的易主频率越来越快，高度不断被刷新，从上海421米的金茂大厦到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再到509米的台北101大厦，大有又一次“超英赶美”的态势。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就认为，中国的城市现代化浪潮，从一开始就锁定了高度上的伟大语义。在这种建筑物的崇高顶部，隐藏着严重的“第三世界焦虑”。那些精心仿造西方建筑的高楼，是各地政府的政治名片，用以证明其在“现代性”和“全球化”方面的伟大成就。那些崇高的物体成了喻示政治崇高的代码。 　　直到在800米的迪拜塔拔地而起一骑绝尘之后，大家应该对争夺“第一高楼”热情似乎才有所赶冷却。于是，中国建筑在相对减弱了高度竞赛之后（当然，高度的情节依然存在，只是被超越了），走上风格或者说是外形的迷恋。“大裤衩”、“秋裤楼”、“大铁圈”、“比基尼”、“超短裙”、“小蛮腰”，无奇不有。这些另类建筑，无一不是在背后充满着权力的野心，要让它们或者成为地标或者成为景观，为将中国式的权力美学书写到新的层次。当然，在这种建筑背后，也都有着强赋词的一面，比如“大铁圈”，抚顺市政府网站的文章就显示，“‘生命之环’寓意连接天圆地方，贯通天上人间，无论是高度还是形式都是世界独有的。”而“秋裤”东方之门，尽管是企业投资建造，但代表当地官方态度的《苏州日报》还发评论宣称“没文化就看不懂‘东方之门’”。这些辞藻都如同建筑背后权势者的呓语，宏大、空洞、傲慢，犹如那些冰冷建筑一般。 　　这些辞藻与建筑本身构成的“权力美学”，一直试图让民众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大尺度、大体量和大景观，是衡量建筑的惟一美学尺度，也是评判地方发展、经济发达、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的主要尺度……被如此的“权力美学”打造出的公共建筑，固然可以炫耀权力和资本的存在，但却与公民的幸福风马牛不相及，相反它只能让普通民众望而生畏（朱大可语）。这一点在各地豪华政府办公楼、盛大广场，更甚者如“山寨白宫”、“山寨天安门”等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中国式的权力美学下的建筑，构筑了中国当下现实最强烈的隐喻：民众与权力、资本之间关联的断裂，已经到了难以缝合的地步，正如“智窗”与“大裤衩”，“东方之门”与“大秋裤”等命名一样，存在着水火不容的巨大鸿沟。再伴随着“再造汴京”、大同古城再造、“烟雨凤凰”（投资55亿元、再造一个凤凰古城）、“八水润西安”（西安将新建7片湿地28个湖池）等城市再造，彻底将城市从每一个居住在其中的民众身上剥离开来，而遗忘了“建筑的目的是提升生活，而不仅仅是空间中被欣赏的物体而已，如果将建筑简化到如此就太肤浅了。建筑必须融入人类活动，并提升这种活动的品质”（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语）。 　　建筑不能失去文化传承 　　 　　中国建筑、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但是，“大裤衩”、“大秋裤”、“比基尼”等等这些带着来自民间艳俗外号的建筑，已经将中国彻底打造成了国际建筑设计师的实验场与乐土，不管多么疯狂的念头与意图，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得到淋漓尽致的挥洒。耗资3.2亿美元的“巨蛋”形国家大剧院，它的设计师是法国的保罗·安德勒；赢得了投资总额为19亿美元北京新机场的设计师是英国福斯特；北京还聘请瑞士设计师雅克·赫佐格和皮埃尔·德默龙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设计耗资4.6亿美元的体育馆鸟巢；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是荷兰建筑设计师雷姆·库哈斯设计的；德国的阿尔贝特·施佩尔为上海设计了“汽车城”…… 　　这些建筑设计，确实给中国带来一股新风，让中国的建筑直接步入了后现代的世界最潮洪流之中，但这股新风刮得却有些过猛了，将中国的建筑传统吹得东倒西歪。中国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几十年前就在《中国建筑史》中说到：“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致于消灭的现象。四十年来，几个通商大埠，如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曾不断地模仿欧美次等商业城市，实在是反映着外国人经济侵略时期。大部分建设本是属于租界里外国人的，中国市民只随声附和而已。这种建筑当然不含有丝毫中国复兴精神之迹象。”贝聿铭也更进一步明确地表达了的类似的观点：建筑必须源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根源，就好比是一棵树，必须起源于土壤之中。互传花粉需要时间，直到被本土环境所接受。 　　但遗憾是的，不仅仅各地拔地而起的具有后现代风格的建筑在冲击着中国建筑的民族性与传统，更令人忧心的是，在这样对摩天大厦、异形大厦与新城迷恋的同时，各地历史建筑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无声地堙灭。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激进的否定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的文化倾向中，已经开始显现了它所带来的文化破坏性，但所幸还没有形成规模与灾难。而在1949后的多次的政治运动破坏中，文化再一次被“破四旧”的极端无情糟蹋；进入在现代化与城市化之后，这种摧毁的原始冲动与多年以来的激进思想，结合了日益膨胀的权力与雄厚的资本，更加变本加厉起来，在大胆创新、积极进取的指挥棒下，新式建筑横空出世，中国建筑民族性的逐渐消逝，像广州的骑楼、北京的牌楼、各地历史古城的城墙，也都在残破中呻吟着。是的，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够如此地糟蹋自己的祖传物产与文化建筑，恨不得与自己的历史埋葬了或者都了卖钱才好；再也难以找个一个时代能够如此地迷恋异形与高度，不顾一切地挥霍着资本的原始冲动。权力美学与资本冲动二者合体创造出来的一栋栋建筑，成为中国大地上一个最刺眼、最夸张、最具隐喻的时代符号。 刊2012年9月16日 南方都市报 南方评论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天潘的最新更新： 《神探亨特张》：展示“负能量”的社会图景 / 2012-09-10 22:39 / 评论数( 3 ) 爱国理念成熟才能坚定持久 / 2012-09-03 23:06 / 评论数( 7 ) 城市改建：一场城市生与死的考验 / 2012-08-22 23:19 / 评论数( 8 ) 选美事件背后的身体资本化与权力寻租 / 2012-08-13 23:55 / 评论数( 1 ) 数据造国与量化巫术化 / 2012-08-06 21:33 / 评论数(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