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evin Carrico（凯大熊），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 译者：黄潇潇  @xiaoxiaom 文章来源：《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学刊特刊 标题：Chinese State Media Representations 时间: 2012年3月28日 原文网址： http://culanth.org/?q=node/531 上一次图伯特/西藏的大规模抗议在2008年春天爆发时，中国中央电视台向观众滚动播放拉萨出现的“打砸抢烧”（ 原注汉语拼音：da za qiang shao )。画面上的藏人暴动者掀翻警车，投掷石块，殴打路人，焚烧中国国旗，同时还有仔细剪辑过的武警受伤或躲在防暴盾牌之后的景象。 我不仅在事件刚发生就看到电视上将其作为新闻播报，还看到之后数月内，这些画面被无端反复重播，甚至集结成DVD在街头售卖。三年后我在中国都市地区做民族关系的田野调查时，发现这些画面已经铭刻在集体意识里。 这些铺天盖地的画面可以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媒体宣传攻势，旨在巩固西藏问题上的官方立场。它们为一个强加于复杂事件的简单叙述提供了看似不容否定的视觉证据：无理取闹、凶残暴力的“西藏分裂者”，突然毫无来由地向那些一心只想要“帮助西藏发展”的汉人居民施以残酷暴行。在这种描绘下，抗议的根源就必须从西藏以外寻找（即“达赖集团”the Dalai clique），或者完全归因于据称抗议者混乱的头脑（即“流氓”），以确保不从历史积怨或当前被占领下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寻找到起源。 此举形成一种脱离背景的受害形象与道德胜利形象的叙述。该叙述置身于历史和政治的真空中，把“中国”描绘成“暴力分裂者”的猛攻和西方媒体“有色眼镜”下的双重靶子。假如人类历史曾证明过什么，那就是，简化的叙述极具吸引力：这在2008年又得到证实，当时“I ♥ China”的标志迅速传播，简直覆盖了互联网、公共空间，甚至个人身体，成为当年春夏季最畅销的T恤衫。 与这种疯狂的图像播放相比，对于近期藏地一系列自焚事件，官方媒体的反应最异乎寻常之处就是其相对沉默。尽管这些抗议持续时间长，性质严重，相关报道却很少，即便有，往往也很笨拙。哪怕是以坦率发表国家民族主义观点而闻名的 《环球时报》 ( 原注汉语拼音：Huanqiu shibao ），看来也找不到适当言词描述最近的事件，该报在 一篇离奇的社论 中声称：“不必为小骚乱操心（ No need to sweat over minor unrest ）”。越来越擅长将一切事件纳入官方话语的国家媒体，此时却似乎骤然语塞。 因为2008年的事件有潜力被简化成“忘恩负义、暴力的藏人”和“愚蠢的西方人”这种国家民族主义式的叙述，使得当年春夏季就该事件展开了近乎强迫式的讨论。相比之下，最近这一系列自焚事件却让持各种立场的人都哑口无言。自焚是非常公开的抗议行为，其所传达的含义极不容易被改造。这样的行为不会屈从于简化的叙述，反而强迫这种叙述改造自身；它们传达出极大的苦难，让辩驳徒劳无功。那些 Anti-CNN（四月网 ） 式的攻击，如官方网站 “中国西藏网”（Tibet.cn） 最近引用匿名“网友”表达他们希望 达赖喇嘛自焚的观点 ，相形之下就卑劣已极。当别人在引火自焚时，这种回应只有失败。 落伍的政治与文化控制依然在中国和西藏大行其道，一个常被援引的理由是，普通国民的“文化低”（ 原注汉语拼音：wenhua di ）。但在Twitter等超越审查的平台上进行的对话显示，这种宣称不过是政府及其支持者老一套的自我麻痹。然而，即使将此话当真，一个问题仍然存在：这所谓的“文化低”，会不会正是持续占据官方媒体的简化叙述之产物，而不是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呢？当官方媒体 把达赖喇嘛与希特勒相比 时，人们可能会问，究竟什么才是“文化低”？ 中国官方媒体对当前图伯特/西藏形势的回应，其彻底扭曲之处就在于：人们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找到希望达赖喇嘛自焚的公开言论，却需要翻越坚固的防火墙，才能获得近期图伯特/西藏事件中哪怕最基本的信息，而公开讨论要么已被屏蔽，要么已被随意删除。简化的官方叙述向来是对中国和西藏民众的伤害，但最近数月的悲剧程度之深，已将这些叙述的本质暴露无疑：它们使人难堪，以至于在一种又一种说辞中碰壁的政府及其喉舌，似乎也已经含蓄地承认。 Chinese State Media Representations Kevin Carrico,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When the last major uprising in Tibet occurred in the spring of 2008, viewers of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were treated to repeat screenings of the “smashing, beating, looting, and burning (da za qiang shao)” in Lhasa. Images showed Tibetan rioters overturning police cars, throwing rocks, beating passersby, and burning PRC flags alongside carefully edited images of military police reliably injured or hiding behind riot shields. I watched while these images were not only broadcast as news soon after they occurred, but were then gratuitously rebroadcast over the months that followed and even sold en masse in DVD format on the streets. And during fieldwork on ethnic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three years later, I found that this imagery remained engraved in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

1997年春天，在四川德阳的一家小旅馆中，我遇到了一位赵先生，他的箱子很破，衣服很旧，一脸愁苦的表情。刚攀谈几句，他就问我认不认识当官的，能不能帮他搞到工程。我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在一家国营公司担任低级法律事务专员，从来没接触过什么工程。赵先生大概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才会求助于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陌生人。他说的工程就是当时的城市道路建设，在中国，这种工程极少有真正的招投标，大多通过关系和贿赂取得，然后层层分包下去。赵先生是这长长的利益链条的最后一环——真正的建设者。按他的说法，什么样的工程都可以接，再高的价格都可以承受，反正价格越高，他用的材料就越便宜，最后总能赚到钱。为了鼓舞我的热情，他开出了一个天价：只要能帮他搞到工程，他就给我每公里10万元的回扣。我没这个能力，也不太相信他的大方，甚至把他当成了骗子。后来渐渐明白，这种事十分平常，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规则”。赵先生也不是骗子，只是一个没关系、没门路的小承包商，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既受着腐败的损害，同时又热切地盼望加入腐败。交谈结束的时候，赵先生用一句话概括他的发现：在中国，没有一条路是清白的，都吃了回扣。 走在这宽广而污浊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肮脏之物。在当下中国，腐败不仅是不言而喻的制度，它甚至成了法律和信仰。它无所不在，你不去找它，它就会来找你；你躲到天边，它就会追到天边。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都能看见这只肮脏的手：记者写稿要收车马费，教授参加论文答辩要收指导费，医生做手术要收红包，连爱心捐款、寺庙的香火钱都有人贪污。几乎没有人可以清白脱身，再正直的人也必须学会邪恶地生存。有位检察官朋友曾这样描述他的困境：领导在里面抱个小姐，我抱不抱？不抱，还想不想混了？ 1997年秋天，我所在的公司发生了一起携款潜逃案，我和我的上司陪两位警察去江西景德镇调查，按照中国惯例，他们的一切花销都由我的公司承担。一天晚饭后，一位警察提议去夜总会消遣一会儿，这是文雅的说法，实质就是嫖娼。我的上司答应得不够爽快，那位警察大为愤怒，他喃喃不绝地咒骂了几十分钟，在酒店的床上跳来跳去，大声指责我的上司“不够意思”，他说：“我为难你了吗？我跟你要钱了吗？看你那小气样儿！”我和我的上司无言以对，但在心里，我们能够理解这位警察的委屈，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也能够理解，那就是中国警民合作的规则：如果警察肯帮我做事，我就有责任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尽量让他开心。“收额外的钱，做该做的事”已经不能叫作腐败，而是理所应当。那位伤心的警察连钱都没要，只不过想去夜总会“消遣一会儿”，按情理说，已是过份的清廉。 如果腐败不可避免，人们就会强迫自己去习惯它、适应它，甚至为它辩护。20年前，当我听说有官员贪污几千万，就会感觉极度震惊，心里想：怎么可以这样？10年前，听说有人贪污几亿，我依然震惊：怎么可以这样？但现在，即使面对更庞大的数字、更离奇的情节，我都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惊讶。从震惊到习惯到麻木，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腐败的态度。人们只痛恨过度的腐败，却把适度的腐败视为天经地义之事，如果有哪个官员很少收钱，甚至不收钱，那就会被当成是“青天大老爷”。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中国人对腐败的容忍程度：2010年，广西有位烟草专卖局长因收受钱物近80万元被捕，事发之后，中国年轻的意见领袖韩寒在网上发起调查，有近21万人参与投票，其中超过96%的人认为这位局长“是个好干部，应该继续留任”。 2001年，我在广州的一家公司任职，新年前的某一天，有两位工商局的官员上门拜访，一是感谢我们一年来的支持，二是征询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我的老板是一位聪明人，知道其中规则，吩咐我准备了两个信封，一个2000元，送给那位科长；另一个1000元，送给科长的随从。我们陪两位官员喝了茶，谈了些工作上的事，相见甚欢。把他们送走之后，我的老板告诉我，这样的事她已经做过很多次，在她看来，这3000元不能算行贿，只能算“一点心意”，用个中国式的术语，那叫“正常的人际交往”。 2003年，我开始申请我人生的第一本护照，按照程序，我先要向居委会申请一份证明，证明我既不是法轮功学员，也没有参加1989年的学生运动，否则就没有资格申请护照。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午后，我在一间低矮简陋的办公室前等了两个小时，终于见到了那位公务繁忙的居委会主任，他姓黄，大概是中国级别最低的官员，可依然像大多数中国官员一样严肃且难以接近。他问我：你怎么证明自己没练过法轮功？怎么证明自己没参加过学潮？我跟他解释：1989年我只有14岁，根本不可能参加学运，我也从来没接触过法轮功，而且，一个人很难证明自己没做过什么，只能由别人来证明他做过什么。黄主任不为所动，坚持要我先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不能证明，那我就是个可疑分子，不配拥有护照。还有一个理由是，万一我出国后做了什么不利于国家的事，他要跟着负责任，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帮我出具证明。谈到最后，我屈服了，按照中国规则给他买了一条中华烟，大约值400多元。黄主任收下这条烟，开始不那么坚持他的原则了，用5分钟的时间写完了证明，并且郑重其事地盖上了代表权威与责任的大印。我对他说谢谢，他回答：不客气，应该的。但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应该”到底指什么，应该为我开证明，还是应该收我的贿赂？ 这些都是久远而且微小的往事，不足以代表中国的腐败现状。从那之后，我听过、见过许多更肮脏、更恐怖的事：一个村长可以贪污几亿，一位省长可以贪污几十亿，一个女人仅凭出卖肉体就可以当上高官，一个律师会向法官献上未开苞的处女……但正如前文所讲，我不会再感觉震惊，这是肮脏的河流，如果在其中生活太久，就会把肮脏当成生活本身。 在我很天真的时候，曾以为中国的高层是真心反腐，只是他们的下属执行不力。后来，当我看到贪官的家产越来越惊人，看到各级官员都反对申报财产，看到媒体报道贪腐案件时的种种限制，我终于明白，这个国家没有人真心反腐。这个政权需要腐败，甚至鼓励腐败，腐败就是它天然的润滑剂，一日无腐败，则一日不得运转。它相信“水至清则无鱼”的古老格言，却不明白，有一种水本是喝的，不可以拿来养鱼。 2009年夏天，重庆市公安局通过朋友向我发出邀请，说我对中国司法腐败的描写“淋漓尽致”，希望我能去重庆再写一本，我揣测其用意，大概是想宣传他们“打黑”的重要意义，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但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已经明白：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做保障，腐败将不可避免，“反腐败”的口号叫得再响，也只不过是戏台上的表演。 权力的腐败曾是全人类的难题，但在今天，大多数国家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当我们研究中国的腐败原因，需要诚实回答两个问题：中国的权力在哪里？在北京。谁来监督？北京来监督。这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作者: 慕容雪村，民主中国

《日报》认为，中共内斗激烈，尤其是薄熙来的下台，使中共领导层一片混乱，有关江泽民的消息表明，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这场斗争胜负未定。 《日报》5月10日评论说，对于86岁的江泽民为新落成的扬州泰州机场题名，中国官媒 “高调报道”。”题名本身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姿态，但却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大部分中国人立马就明白了，江泽民想籍此显示他的健康状况良好，准备在围绕未来党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中着实地干预一番。 “这是因为，中国领导集团的内部正激烈地争吵。在10月初召开的中共18大上，代表们应该对早就安排好的领导人更换乖乖举手赞成的。” 文章写道：”然而，美国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林洸耀（Benjamin Lim）在星期三写道，这次党代会’很可能推迟1至2个月’。他举出的原因是’对于政治局9人常委会的未来定位和规模不统一’。这个机构是中国的真正权力中心。这位常驻北京多年的路透社负责人可是出了名的为数不多的外国记者之一，有关系通到党的最高层。 “两位党和国家的最高位置没有争议，迄今的副主席习近平将在2013年任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从而成为中国的真正统治者。迄今的副总理李克强确定任总理。但是，围绕政治局常委会的其它位子，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尤其是顶级政客薄熙来3月份的突然下台，权力集团被搅得一片混乱。” “这场斗争胜负未定” 评论认为，”本来只在幕后活动的江泽民现在公开显示自己，被视作这场斗争胜负未定的迹象。据说，因薄熙来的突然下台，仍有相当权势的江泽民在党内严厉批评现任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甚至还流传政变的谣言。政治学家如汪晖称之为’1989年镇压民运以来的最大政治危机’。 “尽管中国过去10年的高速增长率，胡锦涛依然被视作政治上虚弱，现任总理温家宝虽然许诺不少，比如加强社会平衡，可是事实上贫富悬殊在他任内继续扩大。胡锦涛在卸任国家主席后是否可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已经有了质疑。批评者要求胡锦涛应该将这个职务连同其它职务一并都交给习近平。” 作者认为，如果党代会推迟到年底，”对习近平和李克强来说，届时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间，他们最后在2013年3月的人大会议上接任国家职务，如果这个会议也推迟的话，就会是完美的政治危机。” “改善形象的倒退” 针对最近发生的所谓”人肉胶囊”事件，《法兰克福评论报》5月10日写道：”现在韩国海关也证明了这种胶囊的存在，让中国当局陷入难以解释的困境。” 该报认为：”对中国而言，在其多年来致力于在全球改善’中国制造’形象的努力中，这个案子是进一步的倒退。就在不久前还公布，中国的甘蓝菜被喷洒甲醛，为了在运输时保鲜。4月份多家制药厂从市场撤回药品，因为明胶药囊含有致癌物质，是用废旧皮革生产的。” 报摘：林泉 责编：李鱼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四（5月10日）报道了中国首次在南海海域开始深海石油钻探的消息，形容这是北京对国内压力做出的回应。 报道说，“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是中国第一个自主设计的深海钻井平台，位于香港东南方大约320公里的南海海域，于星期三正式开钻。 《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水域是不是存在领土争端的水域。 报道援引一位南海专家的话说，这个钻井平台位于中国和越南存在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越南称“黄沙群岛”）与中国和台湾都声称拥有主权的中沙群岛之间。 报道说，在“海洋石油981”开钻之际，中国和菲律宾正就菲律宾西面的南海黄岩岛海域主权争议发生严重对峙。 《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的一些人，包括能源公司、军方和政府智囊人员一直抱怨北京不批准在有争议水域钻探石油。 报道说，中国外交部过去一年为缓解中国与南中国海邻国关系所作的努力导致了更大的国内压力。 中国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张海文日前发表文章说，在中国保持克制的情况下，越南和菲律宾却悍然推进在有争议水域的开发活动，而不受惩罚。

骆家辉同志是美国驻华大使，六十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受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政府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今年春上到北京，4月初在博鳌因住不起五星级套房，降格住四星级。4月中偶遇奥巴马保镖在五星级宾馆买春。

环球时报： 5月6日，环球时报英文版刊登了一篇司马平邦的评论文章（虽然司马平邦在其微博上称自己连英文字母都认不全），该文将陈光诚比喻为美国手中的一张“牌”，并称陈光诚在村内用英国方面给的钱挖了一口很深很深的井，把别村的井水都吸过来了，由此实质上掌控了水源，在当地口碑非常不好。此言一出，不少网友指出司马平邦缺少地下水方面的常识，挖井深度与其他地下水源并无关联；新成语“司马挖井”由此出炉。...

英媒继续深挖杀害英商的嫌犯、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庞大的经济实力，英国《每日电讯报》周日版的报道指出，谷开来和法国商人以及价值4千万英镑巨额欧洲房产投资公司紧密关联。 这名法国商人就是代表谷开来，在英国居中代表和英国商家购买热气球的法国建筑师派特里克.亨利.大卫里尔斯。 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周日版在上周的报道，这个热气球交易共60万英镑，不过交易期间谷开来建议要多支付20万英镑，目的是转移去支付出他儿子薄瓜瓜在哈罗上学的学费。 1990年代看过谷开来和法国建筑师大卫利尔斯的不少英国人，都不怀疑这两人关系密切。目前没有人知道这名法国人大卫里尔斯的下落。 包括大卫利尔斯的前妻，名古筝演奏家关杰，也在报道中表示双方没有联络已经很久，关杰说2003年离婚之后，就独自抚养两人的儿子。 目前在大学教音乐的关杰教授，有一个声名显赫的叔公关向应，是满族也是共党早期的军事领导人。 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周日版的报道中，认为1992年随妻子关杰返回大连的法国建筑师大卫里尔斯，应该是因为妻子的家世，而有机会结识当时担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和其妻子谷开来。 关杰教授不愿重提往事，也否认离婚是因为谷开来和前夫关系密切影响。 对于英国商人伍德之死，关杰不愿置评之前是否认识伍德，而是说很多人都听说了伍德的遭遇，非常令人同情。 传言中，英商伍德多年来也协助薄家转移资产到海外，不过在多塞特郡的英国商家和谷开来交涉生意过程中，法国建筑师大卫里尔斯显然是主要的谷开来代表，并且代表谷开来在商业文书上签字。 《每日电讯报》在周日版披露，过去的五年，法国人大卫里尔斯在谷开来北京的私人办公室经营着一个利润丰厚的地产投资企业，主要投资都在法国。 这家企业D2注册在卢森堡，企业下有一系列房地产公司。2009年卢森堡当局将这家企业列在“灰色名单”，意思是银行往来有疑问。 法国人大卫利尔斯的住处登记，是北京一个可以俯瞰鸟巢体育场的公寓单位。 他在2006年向卢森堡注册公司时，所有官方文件都填上这个地址为住家，最近一次的账册申报是去年的10月，也就是伍德死亡前的一个月，法国建筑师还是使用这个地址。而这个地址也和谷开来的法律事务所“昂道”的注册地址一样，谷开来也在名片上使用这个地址。 在 卢森堡的账务资料看来，这家D2地产投资有着丰厚的利润，账册显示去年营业额超过６３万英镑，过去两年都有１３万５千英镑的净利。账册显示获利来自通过投 资１０家法国地产公司的股份获利，而这１０家房产公司总共控制至少３５００万价值的租赁房产，以及房屋中介和其它法国地产开发项目。 法国人在北京谷开来的私人办公室经营的地产公司，法国人和登记为其父亲的法国公司都拥有主要股份，总共价值在４千万英镑。 《每日电讯报》也尝试和昂道法律事务所的人联系，但是上周已经没有人应门，上个月还有一个自称姓李是法国人朋友的负责人对英国媒体表示，法国人以前常常会来，但是现在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而里头还有职员说三年没有看到法国人大卫里尔斯。 近日根据同一个商办大楼内的一名律师对《每日电讯报》表示，这间事务所的经理已经被抓，法律事务所已经关闭，很多曾经跟这家事务所处理过事务的律师都很害怕，因为很多跟他们有关的人都被抓。 代表Ｄ２的卢森堡律师史提夫．比为拒绝回答任何与客户有关的生意问题，也不回答牵连中国的事情。（在《每日电讯报》的报道中注明，卢森堡被认为是秘密的避税天堂）。 目前中国当局还未公布英商伍德命案的调查结果，在中国官方公布的指控中表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因为财务纠纷，涉嫌杀害英国商人伍德而被移送法办。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张安安发自英国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