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 ，中国学者金辉 (1993) 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1996, 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Chang and Wen, 1998, Peng, 1987, pp.639-70, Kane, 1988)。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 (1993) ，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 (1996，pp.37-86) ，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 (1962,pp85-88)。这些运动後，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按张欣和文贯中 (Chang and Wen, 1998) 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 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 由於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 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 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 (农业八字宪法) ，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接著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 (丁抒，p47)。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於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 (实物农业税)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 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 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 (丁抒，p.220-221)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 (丁抒，p.222)。例如河北张北县，1958年粮食产量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徵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徵购数几乎相当，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土豆(《中共党史资料》, 第99集, pp74-76)。如贵州实产70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150亿斤，安徽凤阳县1959年粮食产量是1.54亿斤，县委宣布是4.05亿斤。广西上村县委将实际产量1.44亿斤夸大为2.57亿斤 (丁抒，p.222)　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 1959年春播面积9千万亩 (丁抒，p.222)。同时在9月上海会议，中共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徵购 (丁抒，p.223)。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徵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Chang and Wen, 1998)。 　　在饥荒已表面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後，1959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甚至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 (丁抒，p.225)，使饥荒更迅速蔓延 (丁抒，pp.223-228)。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乱抓人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 (丁抒，pp.145-147)。过去史家对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pp　225-257页) 记载，卢山会议结束後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安徽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信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 (伍仁编《共和国大事件纪实》，第9卷，pp.64-65)。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 (丁抒， p195, p242, pp151-152)。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61年，这也与“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 (丁抒，pp152-154)　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後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农村基层干部大跃进中犯下的罪行成为早期四清运动清理的重点。根据高华的文献记录 (2000，pp.56-62),　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就汇报到北京，1960年3月毛泽东对缺粮问题作指示，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甯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959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导致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年2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肿蔓延”的内部通报。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1960-1961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饿死 6万 (近1/3)，发生 63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档後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於1994年3月号 (pp.45-51) 刊出。1960年4月後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略有不安，6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 (高华，p58)。 　　1961年初毛泽东作出判断，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一方面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但死人现象继续蔓延。毛泽东支持高级干部下去调查，认为特大困难是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彻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补课。这时周恩来也支持这一判断 (高华，p.62)。1961年危机已趋顶点，据不完全资料， 1961年6月前，福建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5万，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4，500人　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 月份饿死人 16700人，9 月份上升到 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 10 万， 卖儿卖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高华，p.60)。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他本人不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後，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此後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散 (高华，p.62, 房维中, p.992)。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很多省区农村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即自行解体，甚至自发搞起了大包乾。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 (高华，p.60)。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泽东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脑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侵犯人权的办法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後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後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森(Sen,1977,1981) 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 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於他们的生活， 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 林和杨 (Lin and Yang,1998) 用中国大饥荒中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假想。大饥荒表面化以後，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 (丁抒， p242)。 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 (房维中,p.275)。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後。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 因为最需要粮食维持生命的每个下层人民由於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 (高华，p.64)。这也说明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 (战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这种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饥荒後更重要的恶果是触发领导危机，导致政治动乱。由於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被迫作检讨 (房维中,p323)。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1961年下基层调查後不再支持毛的政策。 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的罪行不相容，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而在1949年消灭了反对党国民党，1957年镇压了民主联盟等反对党，及1959年镇压了党内反对派後，党内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高级干部却再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 　　1961-1962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开明派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中央政策的错误导致百姓无数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少奇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668.html

爱与黑暗的故事—刘晓波的文学与人生 作者：余杰       《爱和黑暗的故事》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带有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也是我这几年来读到的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我很少用伟大这个形容词来定位一本小说——而《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当之无愧的，它既是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民族史与国家史。那里面，有爱，也有仇恨；有黑暗，也有光明；有绝望，更有救赎。   “我在楼房最底层一套狭小低矮的居室里出生，长大。”小说从这个句子开始了长达五百多页的讲述。这不是一个绚丽而惊艳的开头，但绝对是顺畅而清澈的，如同大河的源头，而且必然具有一种平静的气质。一部作品能称为伟大，绝不会因为它的控诉、愤怒与无助，就像作者的祖母曾经对他说的：“当你哭到眼泪都干了，这就是你应该开始笑的时候了。”   阿摩司·奥兹说过：“你可以回避历史，历史不会回避你。你可以逃离，或者转过身来回顾以往，但是你不能消除他们……我们不可以成为历史的奴隶，但是在欧洲这片土地，人们必须跪下，将历史扛上肩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在承受苦难、珍惜记忆、捍卫历史的维度上，华人跟犹太人非常相似。有时，历史需要像闸门一样扛在肩头。刘晓波就那样谦卑地跪下来，将当代中国苦难的历史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的历史扛在肩头上。我在写作《刘晓波传》的时候，恍然觉得自己也是在写一个关于爱与黑暗的故事，描述刘晓波的文学与人生，没有比这更为妥帖的说法了。       二零零五年，法国具有领袖地位的知识分子索尔孟访问中国，走遍大江南北，访问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写出了《谎言帝国》一书。索尔孟为西方读者描述了一个被谎言重重包裹的中国，也表彰了若干与谎言战斗的、值得尊敬的中国人，其中就有刘晓波夫妇。有意思的是，这位目光敏锐的知识分子，在采访刘晓波夫妇之后，并没有将刘晓波作为“传主”，偏偏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选为“传主”。   刘霞在作为犹太人的索尔孟面前，将自己形容为“中国的犹太人”。索尔孟认同这一严重而真诚的比喻，并以此作为书中这个章节的题目。经过两千年的颠沛流离和二十世纪纳粹屠犹的惨剧，“犹太人”的身份不再是作为上帝选民的荣耀，而隐喻着必然经历无边苦难与羞辱的“贱民”。“犹太人”不再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概念，它涵盖了所有被压迫、被凌辱的人群。刘霞“中国的犹太人”的概念，言下之意就是将中共政权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索尔孟引述刘霞的话说：“对她而言，作为犹太人，就是要设身处地地想像一位犹太人如何在纳粹德国压迫者统治下存活。她明确指出，共产党体制与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并无什么不同。谁是所谓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异议分子、自由心灵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工会分子、带头反抗的农夫，以及独立自主的神职人员。上述均是共产党随时随地处心积虑，想自社会中铲除的‘毒草’，他们就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先被锁定，贴上标签，密集监视，最后斩草除根。”   刘晓波和刘霞的命运被索尔孟不幸而言中。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刘晓波因发布零八宪章而被中共当局秘密抓捕。警察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刘晓波本来示意刘霞用手机通知朋友，谁知刘霞不会用手机，平时她打手机都是晓波帮她拨好对方的号码。这个电话未能打出去，他们的告别是心照不宣的无言的苦笑。二零零九年圣诞节，中共故意选择这个西方国家欢乐休假的日子，将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一年的重刑。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同日，刘霞被非法软禁在家，与世隔绝，一直至今。中共当局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妻子实施如此残酷的迫害，连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独裁者都望尘莫及。   在刘晓波被捕以后，我就有了为刘晓波传写作一本传记的想法。不过，那时我并没有预料到，因为这本书，我也成为中共当局必须拔去的一颗眼中钉。就在诺奖颁奖典礼前一天，我被中共秘密警察用黑头套绑架到北京郊外，酷刑折磨至昏死。最终，我携妻子和孩子从中国出走，而且“君问归期未有期”。           铁磨铁：我与刘晓波十年的友谊           我的一本文集的名字叫《铁磨铁》，来自圣经中的话：“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回顾我与刘晓波十年的友谊，“铁磨铁”是一个最好的比喻。   我与刘晓波的结识，有一些颇为戏剧化的细节。       一九九八年，在北大中文系刚上硕士班的我出版了处女作《火与冰》。一夜之间，洛阳纸贵，这本书尤其受到青年学生的喜爱，差不多每个大学生宿舍都有一本。那时，刘晓波还在狱中，那是他的第三次入狱。刘霞听说了《火与冰》，就买一本送到狱中给晓波阅读，希望他看到年轻一代人对八十年代自由思想的承接并由此得到感到欣慰。刘晓波在八十年代以对前辈学者和作家的激烈批评而一举成名，被称为“文坛黑马”；而我在《火与冰》中也直言不讳地评点了不少名流先贤，也被称为新一代的“文坛黑马”。       然而，让刘霞没有想到的是，刘晓波在狱中读了《火与冰》之后，给予的评价不是赞赏，而是否定。主要原因是我在书中对北大的一批中年教授有颇多赞誉，而这些人大都是刘晓波在八十年代就很熟悉的同学和同侪，很多人他并不放在眼中。他看他们的视角，当然与我这个有几分仰望的年轻学子不同。他据此认为我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少年人。当时，刘晓波对我的批评固然有失严苛，但后来事实证明，当我选择在真理的道路上奋然前行之后，我确实与很多北大的师长渐行渐远，而与我一起“出道”的孔庆东和摩罗更是堕落为权力的帮忙和帮凶。若不是我后来成了基督徒，若不是我后来与刘晓波成为挚友，我是不是也会堕落如斯呢？想起来也有些后怕。       刘晓波行事为人的原则，向来是“对事不对人”。一九九九年，他第三次出狱后不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时，我还是一个韩寒式的、少年成名的文化名人，围绕着我已经有了不少的争议，但我还可以在媒体上露面、在大学里演讲，我的“敏感度”还没有亮起红灯。那一天，恰好是中国警官大学请我去他们学校演讲，校方专门派车来接我。为表示对我的尊重，还有两名穿警服的老师随行。那时，我根本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参与对我和刘晓波的迫害的警察，有不少就是从这所大学毕业的。正在路上，我的手机响起来，对方结结巴巴地说：“我是，我是刘晓波！”这个电话不是向我示好，而是直率地批评我不久前在一个电视台的访问中的一段谈话。第一次通话，就如此直言不讳地批评对方，这就是刘晓波直言不讳的风格。在车上，左右都是警官，我不便与刘晓波深谈，哼哼哈哈几句就说再见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共同的朋友、作家廖亦武来到北京，他认为刘晓波跟我该见一面，便安排我与刘晓波在一个朋友家会面。刚见面，我还心存芥蒂，话不多，刘晓波似乎也没有多少兴致与我交谈，场面一时间显得很冷清。一刻钟之后，我妻子下班赶来，她才打开了冷淡的局面，我跟刘晓波慢慢找到了一些共同的话题。之后大家一起吃饭，朋友家的阿姨来自四川，做得一手好川菜。刘晓波比我这个真正的四川人更能吃辣，我记得那天他大口吃泡椒鸡杂、水煮鱼，满头大汗，风卷残云。大家都吃完了，他还用汤泡了一大碗米饭接着战斗。我们边吃边谈，逐渐发现彼此对许多人和事都有相似或相近的看法。告辞之后，我们刚上出租车，手机就接到了刘晓波发来的一个短信：“今天很高兴认识你们。”一句话，言简意赅。冥冥之中，一切就已经注定。       在此之后将近十年时，我们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碰面，通常是在餐馆里一起吃饭，偶尔也到对方家中享受自己做的“私房菜”。对于中国人来说，民以食为天，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出来的。我们一起起草各种有关人权问题的签名信，一起为入狱的良心犯家属筹措救援金，一起推动独立中文笔会在国内的公开活动，最后一起修订零八宪章的文本和联络签名人。可以说，最近十年以来刘晓波从事的所有人权活动，我都是亲身参与者。当然，除了人权活动之外，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最多的话题还是文学。刘晓波在骨子里不是政治中人，而是文学中人。他最关切的是人性，而不是政治。           传世与觉世：文学的“野心家”与人权的捍卫者           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枪声，改变了刘晓波的一生，也改变了我的一生。那一年，刘晓波三十四岁，是天安门广场上坚持到最后的绝食四君子之一；那一年，我十六岁，在四川偏远的小镇上，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听到沉闷的枪声，一夜之间我就完成了我的成年礼。然后，刘晓波入狱。三年后，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大学，在我们偏远的县城，每年一千名高中毕业生中，差不多只有一个人能考入北京大学。       在八十年代，刘晓波是一位文学的“野心家”。张爱玲说过一句名言：“出名要趁早。”青年刘晓波是一名怀着出名的渴望来到京城的外省青年。他野心勃勃，野性难驯，他不把前辈和权威放在眼中，打倒他们并取而代之是他梦想。他首先说出中国当代文学一无所有的真相，然后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奴性，接着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一样，说出了一个人人心知肚明却又相顾无言的事实“毛泽东就是混世魔王”。那是一个文学爆炸的时代，作家是万人迷，诗人比后来的歌星影星更受追捧，刘晓波果然成了中国最出名的文学博士。那时，他研究的题目是美学，那是八十年代中国的显学，而刘晓波本人也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他爱看电影，听古典和摇滚音乐，流连于北京的美术馆和画廊。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一直写写文学评论和艺术评论，他会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文学教授和一言九鼎的文学评论家。       但是，没有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即便强悍如刘晓波也不能。“六四”的枪声终结了刘晓波的文学梦，他的人生更换轨道，驶入惊涛骇浪的出三峡之旅。一九八九年之后，他出入于监狱内外，很多时候他的家也变成临时的监狱。中国日新月异，物欲横流，人们以忘却作为升官发财的前提，而刘晓波将自己定格在那个恐怖的夜晚，跟“新时代”和“大国梦”格格不入。他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安慰那些良心犯的家人，而他们大都是在压力、迫害和困窘之下的忧郁症患者，中国人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于是刘晓波便兼任起心理医生的职业来，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来抚慰和鼓励他们。他为一桩桩的人权事件拍案而起，尽管由于严密的监控，他很多时候无法身临现场，但笔下的文字却如泉水般汩汩地流淌。他几乎是一人敌一国，单枪匹马地对抗党国强大的宣传机器。一个“文学”的刘晓波，转换成了“政治”的刘晓波。       我在北大念硕士的时候，论文是关于梁启超的。我的导师夏晓虹教授是研究梁启超的专家，她写过一本名为《传世与觉世》的梁启超的传记。梁启超的一生都在“传世”与“觉世”之间挣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使命却是多重的。是写曹雪芹的《红楼梦》或钱钟书的《管锥篇》那样的巨著，还是写如鲁迅形容的“匕首”和“投枪”的杂文和时政评论？前者是传世之作，后者是觉世之作。对于既有天才也有野心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梁启超看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王纲解纽，百废待兴，民智未开，歧路亡羊，他放弃了写作那种可以“藏之于深山，传之于后世”的巨著，而写作那种开启明智、启蒙大众、传播常识、警戒危机的报刊文章。       刘晓波也是如此，一九八九年之后的二十年，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也没有写过结构严谨、规制宏大的学术论著，他结集出版的几本书都是有评论汇编而成。他以写作传世之作的才情来写觉世之作。这是不是大材小用呢？“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曾经问刘晓波，为什么不写理论专著，而专写那种会惹麻烦的文章？刘晓波回答说，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开口说话的人太少了。看到身边的朋友以及那些无辜的百姓，遭到强权的迫害、凌辱、剥夺，我能保持沉默吗？在这样一个基本人权和自由不得保障的境遇下，追求文学梦和学术梦过于奢侈了。那时，刘晓波大概也没有想到，他失去了实现文学梦的机会，却成为尊崇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其实，这也是我近十年来的选择。二零零一年出版的《香草山》是我最后一本所谓“纯文学”的作品，那是一本长篇自传体的爱情小说，在一个人们普遍不再相信爱情的时代，我重申了爱情的可能与爱情的伟大。但在此之后，我也像刘晓波那样，集中精力写作那种“速朽”的政治评论。由此，我的书、文章乃至名字在中国全面被禁，我与刘晓波一样成了在祖国“隐形的人”。           因为爱，所以痛：刘晓波的爱情以及对世界的大爱       刘晓波的尖锐和坚韧，是因为爱和不忍。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国际笔会第七十六届代表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纪念会，特別纪念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中国作为监禁作家数量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开幕式上播放了刘霞的一段视频讲话，那是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消息传出之前的一个星期，日渐消瘦的刘霞平静地讲述说：       这是刘晓波一九九七年一月给我的信，也是几百封信中仅存的之一。   “亲爱的，我们爱的首要和最后的依凭就是一种坚韧的宗教情怀，彼此的信任和决不放弃未来的希望。或者说，我们生活的首要的和最终的意义来自我们的爱。……爱会使我们在充盈的感情的温暖中过饱满的心灵生活，爱使我们有勇气、有信心秉持人类正义，向极权挑战，保持人的尊严、诚实、自由。   你的信，你遥远的思念，使我努力向着完美的境界靠近，从另一种维度走向终极的存在，我会在充分的内省之中，批判地面对世界和自我，谨慎而又坚定地做出选择，对生命始终保持善意的基本信任。   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拒绝，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我们永远不会是现存秩序的认同者和辩护士，我们以永远的爱来拒绝。”   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到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晓波被劳教三年期间，我给他写了三百多封信，他给我写了两、三百万字，几经抄家，他的文字基本消失。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谢谢大家给我时间，与我一起分担刘晓波不自由的日子。       我想，听过这段讲话的朋友，一定就能理解刘晓波为何要为人权和自由奋斗。为了自由，他付出了不自由的代价；为了爱，这个宣称“我没有敌人”的人，成了专制政府最大的敌人。   《刘晓波传》是我写的第一本传记。在刘晓波于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失去自由之后，为刘晓波写一本传记成了我的心愿和我的使命。在写作传记之前，我在香港出版了评论集《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收入几十篇探讨刘晓波的思想和呼吁关切刘晓波案件的文章。写评论我是轻车熟路，写传记对我则颇有挑战。首先，是资料搜集的困难，比如我想采访刘晓波历次坐牢期间的狱友和狱卒，以及与他的案件有关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但在目前中国的政治情势下根本不可能，刘晓波的狱中文稿仍被官方封存在档案馆中。其次，是我与传主之间有着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我如何能在倾注情感的同时又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不至于将传主神圣化，而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有缺点、有局限、有冲突的“人”来？   那就必须全面呈现刘晓波对待爱情和真理的态度。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考察知识分子对待真理的态度，他们寻找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方法。他们对待特定的人，而不是对待人类整体的态度；他们对待朋友、同事，尤其是对待家人的方式。”有些知识分子宣称他们爱人类，但他们爱的是一个抽象的、群体的概念，他们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不爱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这样的人是虚伪的。刘晓波有过一段不懂得爱、不珍惜爱的放荡不羁的时期，像五四时代的小说家郁达夫那样“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终于导致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他的前妻携他们唯一的儿子远走美国。他对前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致使此后他们基本断绝了联系，甚至当刘晓波第四次入狱和荣获诺奖之后，他的前妻和儿子都不曾对媒体说一句话。   正是因为曾经失去，经历过那刻骨铭心的痛，刘晓波后来才倍加珍惜与刘霞的爱情和婚姻。他对刘霞体贴入微，每次过马路的时候都牵着胆小的刘霞走，每当在外面的餐厅吃到好吃的菜都会给刘霞打包回去。刘晓波对我说，一个不爱自己的妻子的人，是不能做朋友的。这是他选择朋友的首要标准。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刘晓波，他对世界的爱是从对妻子的爱开始的。           出黑暗，入光明：刘晓波与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           多年以来，刘晓波屡败屡战地与外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黑暗战斗，他不仅批判共产党的独裁制度，而且否定中国两千年来儒法互补的专制主义传统。他热烈拥抱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和商业文化带来的“单向度的人”不无忧虑。他从时代的脉动中捕捉到“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信息，但又对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充满警惕。所以，刘晓波的思想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反共人士”，他看到了许多“反共者”与共产党之间不自觉的“精神同构性”。所以，我将刘晓波看作是“异议人士中的异议人士”。   与外在的社会结构性的黑暗相比，人内心深处的黑暗更加可怕。思想史家张灏提出“幽暗意识”的观点，认为正是儒家性善论中“幽暗意识”的缺乏，使得中国未形成强大的民主传统。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对人性的乐观看法，导致暴君肆无忌惮地施行暴政。作为传记的写作者，我当然不回避刘晓波生命里真实存在的黑暗。刘晓波本人也从未否认自己内心的黑暗与虚无，除了应对警察以及异议人士阵营中的批评者之外，他更多的是在“天人交战”。他有过虚荣、傲慢，有过软弱、退却，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那些黑暗，在他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在第一次入狱的时候，刘晓波在父亲的劝说之下写过悔过书，客观上配合了当局的宣传——他说自己没有看见广场上死过人，虽然他确实没有亲眼看到死难者，他并不是在说谎，但这句话却被共产党当局大肆利用，成为对死者和家属的第二次伤害。由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拷问。大屠杀之后，刘晓波活了下来，出了监狱，但把十字架永远背在背上。别人试着背一下，背不动，就轻轻地放下了。可是他偏不，一直背着。   刘晓波不是生而成为圣贤，而是不断地忏悔与反省、修补与超越，向着圣贤的方向迈进。我也深信，第四次入狱的刘晓波，会做到他自我期许的那样“爱狱如家”，正如刘晓波的好朋友、政论家胡平所说：“二十年来，晓波通过更坚定的抗争，更从容的面对苦难，包括一次又一次的坐牢，为自己赢回了尊严，从而也使得自己的精神境界进入到更高的层次。……圣人，就是不断努力的罪人。”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亲眼目睹了刘晓波如凤凰涅槃一样的升华，他也带动着我向前走。有一句英国谚语说：“跟我们同行的人，比我们要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能够与刘晓波同行，是我一生的幸运。尽管因为与他的友谊，因为写作《刘晓波传》，我的生命的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差点失去生命，被迫离开中国，但我并不为此感到后悔。   今天，在大国崛起的肥皂泡之下，中共的独裁统治已呈现出严重的危机。不管中共当局是否承认和接受，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不可避免。作为一名从天安门屠杀以来持续二十多年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奋斗不止的知识分子，作为非暴力抗争的原则和“我没有敌人”精神的倡导者，作为惟一一名身处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必将在这一变革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民主化，不仅将使得十三亿中国人告别共产党暴政、基本人权受到法治保障，而且将带动新一轮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北韩、伊朗、古巴等独裁国家的变化必将加速。在此意义上，刘晓波对人类历史的推动，将不亚于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维尔、韩国的金大中和缅甸的昂山素姬等人。他应当像曼德拉、哈维尔、金大中和昂山素姬那样获得其同胞和全世界的支持。   我很喜欢的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铃写过一首题为《向着明亮的地方》的童谣，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向着明亮的地方   向着明亮的地方。       哪怕一片叶子   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       灌木丛中的小草啊。       向着明亮的地方   向着明亮的地方。       哪怕烧焦了翅膀   也要飞向灯火闪烁的地方。       夜里的飞虫啊。           是啊，我们都是灌木丛中的小草，我们都是夜里的飞虫。我把这首童谣送给在冰天雪地的锦州监狱的晓波，也送给每一位热爱真理、正义、和平与光明的朋友。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August 15, 2013 关键词: 刘晓波 特别专辑: 百年华人杰 趙紫陽的遺產——祝贺趙回忆录出版 胡适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界（2001年） 谢韬追思会在打压中进行 文明交融的奇葩——悼华叔 民主自由 人心所向 四川作家冉云飞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刑事拘留 忍看朋​辈成新囚 存亡继绝 自我救赎 冉云飞成为首名因茉莉花集会被拘捕人士 为民发声一天一拱的作家冉云飞 今天，人人都​可以成为艾未未 长平为冉云飞鸣不平 超越时空的对话——「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随笔 艾未未入选时代周刊百名人物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研讨会》综述 迟了半个世纪的臧家祭奠 中国刮起“独立参选”风 《北京之春》创办人之一刘迪病逝（附：刘迪简历及悼诗） 村 “四五英雄”刘迪先生“追思会”在北京召开 王佩英之魂兮归来 “若有人兮山之阿” 金婚年感恩节致友人 《王若望傳》22日在香港面世 “獨一無二的反叛者”典範長存 汤飞凡 ——因遭整肃至死而与诺贝尔科学奖擦肩的中国科学家 歷史長河 百年一瞬——《百年不風流》編後 北大北大(阿平漫画) 我们受过太多苦难(组图) 陈光诚或将被送往美国就医 妻儿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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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认领的历史遗产 张鸣 以 1940 年 2 月，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为标志，中共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宪政运动。这场运动，在 1944 年中国军队豫湘桂大溃败之际，达到了顶峰。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造成这样的溃败，原因就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文化、教育，新闻和产业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制，实行宪政。这个运动，到抗战结束，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大陆史学界称之为旧政协）召开，结出了果实。 1946 年 1 月 10 日到 31 日，经过 22 天的艰苦谈判，国民党、共产党和作为第三势力的民盟，终于达成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政协决议。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党派平等合法”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共识。首先按三三制的比例，改组国民政府，然后实行大选，成立立宪政府，国共双方交出军队，实行军队国家化。实行地方自治，党军分治，军民分治，使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立宪的国家。 这场宪政运动，中共是当之无愧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在运动期间，中共的报纸《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宪政的文章，猛烈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请客式的民主，全面阐释的民主宪政的意义，高调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民主的价值。将国民党内部那一股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思潮，还未成曲调，就打了回去。 1946 年初的政协决议，虽然谈判中共付出了绝大的努力，但决议却基本上体现第三方的意志。将要实行的宪政，是一个标准的欧美式宪政，属于充斥了新式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中人多年的梦想。政协决议达成之后，民盟无论左中右，均皆大欢喜。 比较起来，中共对政协决议，还是大体满意的。中共领导人，对记者表示，要到南京参加联合政府，由于南京比较热，今后可能会常住淮安。而且，中共控制的区域，部分军队开始复员，也开始着手取消军队中政工干部，为军队国家化做准备。显然，这样的一个民主党派化的决议，跟当年的中共所谓现阶段主张，差距并不大。毛泽东即使在中共七大的内部讲话中，也反复提及组织自由民主的联合政府。当年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跟 1949 年以后的提法并不相同，实际上跟孙中山的宪政观念，没有多少区别。反倒是当年的执政者国民党的右翼对政协决议非常不满，也正是右翼的强烈反弹，加上接受了大量英美战后剩余武器的刺激，使得国民党最终撕毁了政协决议，导致了内战。 虽然，今天看来，当日的国共内战，中共方面也早有准备。但是，战争的准备，只是一套方案而已。毕竟，世界大势，苏美两家都不乐见国共开战，国内则打了八年，所有人都希望休养生息。逆势而动，无论国共，都会丧失民心。中共方面毕竟属于弱势的一方，若能有和平途径，也是可以接受的。内战全面爆发之前，国共双方，谁先开衅，谁失败。上党战役、大同战役和四平战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不幸的是，国民党方面还是错估了形势，推开了全面内战的门，让大好的宪政机会，从国人的手中溜走。 1978 年以后，大陆的改革开放，虽然经济改革意味明显，但改革也意味着政治上更加开放和民主，这一点，即使执政集团最保守的成员，也无法否认。而且宪政一直也没从中共领导人的话语中消失，尽管像民主一样，前面有个“社会主义”的前缀。虽然说，中共对于 1940 年代宪政运动的政治遗产，到底如何看待，还举棋不定，但毕竟没有人公然抹掉这段历史，即使在中共权威机构出版的党史著作中，仍然会正面提及那段宪政运动。笑蜀先生十几年前，将当年宪政运动中《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发表的部分相关文章汇集起来，重新出版，遭遇封杀。但当局毕竟没有像奥威尔《 1984 》里说的那样，销毁档案，烧掉报纸，将那段历史清零。只是到了眼下，才有人公开提出，当年的宪政运动，只是一时的权益之计，是为了打败国民党使用的策略。言外之意，当年中共的所作所为，都是蒙人的，根本没打算实行。这样赤裸裸的宣示背后，是一股暗流，认为眼下只能说宪法，不能提宪政，而宪政是境内外反动势力搞垮中共的一种阴谋。这几天，原来的暗流，也流出了地面，由某些官方媒体上的文章，公开说了出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相信，中共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抛弃那段历史，把自己领导的宪政运动视为负资产加以遗弃。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等于公开说自己是一个玩阴谋的党，说过的话，可以完全不算数。对自己的国际国内形象，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接受这份遗产，则意味着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革。这样的改革，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都没能做到，今天的中共，可以做到吗？即使中共的最高层有这样的决心，所要克服的阻碍之大，恐怕局外人难以想象。这一步之艰难，远远超过蒋经国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犹豫动摇，才是当下大陆政治的真面目。 其实，笑蜀先生编的这本《历史的先声》，从书名到内容，实际上充满了对那时的中共的赞美和称道。之所以被视为别有用心，是因为中共还没有下决心到底认领不认领当年的那份遗产。世界两百年，中国一百年，大趋势如此，宪政不可回避，做鸵鸟，把头埋在沙里，宪政还是要来。自己做过的好事，说过的好话，不认账，只认领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恐怕不智。 （“拇指博客”客户端已登陆苹果app store，百大名博，一手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