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部】安徽宣城村民聚集乡政府掀翻公务车
中宣部:对近期安徽宣城村民聚集乡政府掀翻公务车事件,各媒体若报道须采用正规来源的稿件,不炒作渲染,不自行采访报道评论。...
阅读更多2013年8 月15日
中宣部:对近期安徽宣城村民聚集乡政府掀翻公务车事件,各媒体若报道须采用正规来源的稿件,不炒作渲染,不自行采访报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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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媒体曝光“因无注销措施,身份证挂失后,即使补办,原身份证仍可正常使用。”大量遗失身份证被用于掩护洗钱等活动,对此公安部回应,将在全国采集指纹来保证身份证安全。在国外,指纹采集早就争议颇多,即使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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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中国中部一座中型城市的副市长南下深圳与我会面,我是深圳市政府一个顾问小组里的成员,这个小组关注的问题是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他来是想让我帮个忙。他问道,“你能帮忙给我们的体育中心安排融资吗,它会成为华中最大的体育中心之一。” 又是一个烂尾楼工程亟需更多资金的悲惨故事。我以前就听说过类似的故事。 雷曼兄弟(Le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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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于1966年在中国爆发的历时10年的“文革”仍然是网上热议的话题。说起“文革”常常会提到“红卫兵”、“红八月”。1966年8月18日曾经被称为“‘红卫兵’的节日”。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日子?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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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应该祝贺您今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尤其在这个国家亟待伟大变革的时刻。但我也为您感到深深的忧虑,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个国家存在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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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网站在中国长期遭到当局的选择性封杀。该信息库网站创始人威尔斯近日在香港表示,“永远不会配合中国政府有关限制信息的要求”,他并说接受知识和教育是一项人权。此外,维基百科中文网站管理员已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多年。 近年每当“六四”纪念日前夕,中国当局便会加强对维基百科中文版网站的封锁。其创始人威尔斯近日在香港参加维基媒体国际大会时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维基百科永远不会配合中国政府有关限制信息的要求,接受知识和教育是一项人权。 长期遭选择性封杀...
阅读更多2013年8 月14日
8月15日,学习时报刊文(原标题为: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政治灵魂。不少身份是共产党员但不信仰”共产主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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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成杰这个事,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援助,替他把这两点儿多个亿还上,可能人就不用死。”8月13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曾成杰案分析——中国民间金融与企业家生存环境研讨会”上,万科董事长王石做出上述表述。 王石说当前环境下企业家已经不能避免引火烧身,沉默是躲不过去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让自己的声音成为时代洪流的一部分,才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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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6日新疆鄯善发生暴力事件之后,我打电话给在鄯善县城工作的一个亲戚,确认她的安全。“没事了,单位已安排了24小时值班,警力也加强了,”她说。 我在乌鲁木齐郊区的兵团长大,从小唱着《娃哈哈》,课堂里学习美丽的新疆,56个民族是一家。可是身边并没有几个少数民族同学。以至于1987年我转学回到父亲原籍上海上小学时,同学们要求我表演“动脖子”、说维语,我不得不让他们失望。动脖子是维吾尔族舞蹈的一个动作,是内地孩子对那个遥远而神秘地方不多的印象之一。 清末,随着左宗棠大军西征,天津杨柳青货郎随军营做生意大批来到新疆。1913年的某一天,因为贫穷,我的曾祖父母也随着村里人出外谋生,来到了这里,从此落下了脚,至今我母亲的家族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个世纪。 这可能是新疆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战争、政局更替、民族起义,1944年山区革命期间(1944年发生在伊犁、塔城、阿勒泰的少数民族暴动),外祖父的弟弟某天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段经历给他们带来的阴影多少影响着他们对下一代和第三代的教育。我至今仍记得,小时候不吃饭不睡午觉时,外祖母会用“大胡子的老维族”威胁我,当然可能还有我的表弟表妹们。 然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除了知道男孩子打架,往往会有“巴郎子”(维吾尔语里对男性青少年的称呼)参与,我对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陌生的维吾尔族邻居们并不了解。新疆各地维汉混居情况很不同,和不少汉族一样,我生长在一个少数民族不多的地区。父母、亲戚单位里的维吾尔族同事很少,学校里的维吾尔族同学也不多,在我的印象中,维吾尔族多数开饭店、摆小摊、搞旅游。之后很多年的印象都是如此,虽然新疆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听仍住在新疆的家人谈起公交车炸弹,谈起安全问题,谈起“东突”,谈起民族问题,但对于偶尔回去一次的我来说,这些看不见的威胁是遥远的,新疆还是那个“好地方”。直到2009年7月,新的记忆刷新了外祖父母去世后第二代,第三代人的担忧。从那之后,安全成了我们常谈的话题。但那个7月的缺席,对我来说,似乎从某种意义上割断了我和这片土地的联系。我不知道它发生的原因,不明白这种残忍杀戮手段背后的理由,更无法切身感受我的家人们经历的一切,我突然就成了一个旁观者。在它令我猝不及防并带来如此后果的时候,在人们讨论是恐怖主义还是民族矛盾的时候,我对于我的白卷感到不安。 在新疆,民族印记从来都比在内地要深刻,然而7·5事件后两个月的某一天,当我站在乌鲁木齐市中心的大街上,我的“汉族”身份却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清晰。 此时,几个手持针头的人又刚刚挑动了人们紧张的神经,令这座城市沸腾。最初的震惊已经褪去,一种隔阂似乎经过沉淀已渗入泥土,遍布到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砸碎了橱窗的维吾尔族小饭店,二道桥空荡荡的大巴扎,商场入口处的大棒,就如同那些所谓的“艾滋病针头”一样,更多“无形的威胁”在空气中传播,给人们带来不安。 四年过后,“暴力事件”似乎已成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出点儿事”,而讨论却和过去几十年一样,围绕着“恐怖主义”或“民族矛盾”这两个大标签,掩盖了许多更具体而真切的担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国际中心主任罗韩·古纳拉特纳(Rohan Gunaratna) 在电话里告诉我,“恐怖主义催生社会不稳定,而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又营造了恐怖主义的土壤。”他认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是支持新疆恐怖主义的一股力量,以及其他“分裂组织”。 但英国杜伦大学教授、《新疆:中国西北边陲的穆斯林》(Xinjiang:China’s Muslim Far Northwest)一书的作者迈克尔·狄隆(Michael Dillon)却在邮件里写道,中国政府借用了美国人定义的“恐怖主义”,这么做是将新疆问题的简单化处理。狄隆教授认为一些维族人从长期来说有独立的渴望,但绝大多数人并不参与任何武装反对汉族人的活动,对他们来说,眼前更急迫的问题是宗教信仰问题、子女教育问题、语言文化留存等更现实的问题。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代表、学者伊力哈木·吐赫提最近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提出维族人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体现在失地、就业困难、分配不公、歧视和打压。他表示,“当局只强调压、压、压,高压再高压,形成恶性循环。高压在新疆只能得到一个高反弹。像这样下去,抗争就会形成一种文化,将不仅仅是一个抗争的事件,或者一个村子出了问题,而是整个民族可能会形成一个抗争的文化。” 在狄隆教授看来,多数维族群体被排除在中国飞速的以占多数汉族人文化为基础的发展之外,是问题的一个根源。 正如7·5事件清晰地勾勒出一条深深的民族分界,之后的这些讨论在将一个民族放在聚光灯下的同时,也将这一条线越描越清晰。这样的分类是7·5事件后汉族人报复的源头,也因为这样的分类,“针扎事件”演变成游行和更多暴力,四年前的9月,我因此在公交车上看到两个民族的小心翼翼,人们眼神中相互的警惕。甚至有人开玩笑地说起公交车乘务员提醒乘客不要把手插在口袋里。 微博上的红人、维吾尔族青年柯木在谈话时始终没有提到“民族”这个字眼,他说“民生工作”。他来自南疆和田,是新疆第一批赴内地读高中的学生,在完成了高中大学学业后,在杭州工作了几年,于去年回到了新疆,在乌鲁木齐工作。他告诉我,就像不该看到蒙面纱就说是原教旨主义,也不该轻谈“恐怖主义”还是“民族矛盾”。“我个人认为更多是地方问题,”他说。但是作为生活在新疆城镇地区15%维吾尔族人中的一员,柯木说,他不能代表更多维吾尔族的声音。“1000万人口,那是各方面的民生问题,”他说。 正如柯木所说,“维汉太不一样了。”在情感表达、生活习惯上都有太大的不同。他告诉我,和田造第一批安居房的时候,因为洗手间的设计,维族人没法使用,“因为一些马桶的方向是朝着麦加的。” 这种种构成了新疆错综复杂的矛盾。而强权政治和历往的不当政策又加剧了民族之间本已存在的分野,并将它推向极端。我这个曾经的“新疆人”,也不知道究竟应该站在哪边。常常是一种无力的感觉。但对仍生活在那里的亲人的安全担忧,却变得越来越真实。 四年前的9月,我站在乌鲁木齐市中心的大街上,行人稀少,全副武装的士兵静静站在岗亭下,举枪面朝四方。在秋日的阳光下,我感到一丝寒意。这样的平静在告诉我“不平静”。 曹莉是纽约时报中文网翻译编辑。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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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四川省红原县色地乡一名藏人在上周被毒打致死引公愤,警方不得已认错并赔偿;此外,大批采矿工人星期二再度抵达青海省杂多县三个乡,引发藏民集体抗议,当局随后派军警在整个县实施严管严控,使局势陷入紧张。 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拉木嘉星期二告诉本台,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一名藏人在上周四(8月8日)被警方指控“涉嫌偷窃”而遭拘捕,随后被毒打致死。 拉木嘉说:“根据阿坝州红原县多个消息来源证实,该县色地乡年约29岁,名叫古扎的藏族男子被乡派出所所长仁青为主的部分公安人员指控涉嫌偷窃案,于本月8号遭到拘捕,然后他被带到当地看守所,在遭到严刑拷打和审问后当天不幸去世。” 拉木嘉表示,警方不但不负责任,还谎称古扎是自杀,引起数百民众聚集抗议,最终警方被迫认错并赔偿给死者家属一笔钱。 他说:“古扎被毒打致死后,公安人员向他的家人和乡亲谎称他是因偷窃被捕而自杀,并摆放一些物品作为罪证给藏民看,却无人相信,随后500多名藏民聚集在看守所前,要求警方承认古扎是因遭受他们的毒打而死亡,当时藏民强调如果警方不承认,将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最终警方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还给亡者家属五万元人民币作为举办祈福法事的费用,另加五十万元人民币作为死亡赔偿金。” 据介绍,古扎的父亲名叫日罗,母亲名叫米罗,他的小名叫希楚,遗下妻子和两个孩子。 此外,流亡印度的青海杂多县藏人贡觉顿珠星期三向本台表示,大批采矿工人星期二分别抵达青海玉树州杂多县的阿多乡、吉杂(音译)乡和扎青乡准备开矿,引起民众抗议。 贡觉顿珠说:“8月13号,几百名采矿工人分批抵达杂多县三个乡,其中在阿多乡有100多人,扎青乡有约150人和吉杂乡有200多人正准备开矿时,扎青乡的藏民坚参和丹唯,阿多乡的藏民索多、那嘎普孜和查波,吉杂乡的藏民普查不顾当局早前已发出过拘捕警告,在各自所在地带领民众,统一发出‘齐心协力,誓死护土,绝不允许开采一块矿物’的口号展开抗议示威。当时参与示威的民众在扎青乡有1000多人,在阿多乡有约1200人,在吉杂乡有1500多人。” 贡觉顿珠表示,由于杂多县藏人阻止采矿,当局随后派遣大批军警对整个县实施严管严控措施。 “杂多县三乡藏民的集体示威,引来了当局的打压。据消息人士通过发送图片透露,目前县城所有街道有大批军警驻守监控,还不时列队巡逻,给当地造成紧张恐怖气氛。不过,藏民的抗议还在继续,而军警的管控力度不断加大,令当地局势陷入紧张。” 贡觉顿珠表示,中国当局一直有计划开采杂多县境内珍贵的矿产资源。他说:“自政府地矿部门探矿人员在杂多县阿多乡、吉杂乡和扎青乡境内发现储量丰富、价值连城的白金刚石矿物之后,当局启动了采矿项目。去年7月,一批采矿队伍抵达扎青乡,当时政府人员还召集民众警告说,‘对阻止采矿者将予以拘捕’,后因采矿机器出现故障而被迫中止。事后,当局一直怀疑是藏民所为,不过据当地藏人说,其实是雷击所致。”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
阅读更多2013年8 月14日
讨伐宪政是中共中央当前的主旋律。从年初开始,它调子越来越高。最初是隐晦地暗示,中国梦不是宪政梦。后来日渐亢奋,明指宪政姓资不姓社。八月进入了声讨阶段,由新华社发文,宣布西方的宪政正在引发中国的动乱,而中国若动乱,一定比苏联更惨,总而言之,事关生死存亡,不得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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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新书《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首发式举行,已卸任十年的中国国务院前总理再受关注。书中披露其在上海执政期间推进改革,曾批示“不改革、就完蛋”。 (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12日,朱镕基新书《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在北京举行首发仪式。这位已经卸任10年的前中国国务院总理再受关注。书中记述朱镕基于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期间,在上海主政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信件、照片等,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出版方透露,该书由朱镕基参与审定。该书是继他于2009年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和2011年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的第三本书。 同一天,本书在中国多个城市发行,书中内容也推至公众面前,透过文件性讲话稿等,朱镕基1987年至1991年出任上海市长期间所发生关于市场化改革、”八九民运”、与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交往等内容罕有的曝光。在朱镕基初入上海时,正值上海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朱实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举措。1991年1月他曾在一份关于外商投资的文件上批示:”不改革,要完蛋”;提出”廉洁政府”、”整顿干部作风”以及指出”空谈误国”、”党权未受监督、分配政策等不利于党群关系”等。另外本书还有关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朱镕基称”和学生领袖和谈,缓解了紧张局势”及他拒绝军队进入上海等内容。 朱卸任后,一直颇为低调,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也避免公开谈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或其政策。中国媒体《南方都市报》在专访出版方”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时抛出重磅问题,指朱当时任职上海时的背景与中国当下背景颇为相似,如改革停滞不前、经济滑坡、官场腐败之风等,新书选择在此时出版是否有影射”时局”之意涵?黄书元表示”本书是历史再现,但书中很多内容和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契合,是一部很好的教材。因此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八九民运’期间,朱镕基拒绝军队进入上海 ” 朱镕基新书不仅涉及中国当局敏感的改革话题,其中关于”八九民运”中的内容也成为本书最大看点。新书全文刊登了1989年5月22日《稳定上海、稳定大局》、6月8日《上海不能乱》两篇朱镕基对上海市民的电视讲话,以及6月5日至7日上海市委干部会议上朱镕基的讲话文稿,披露了当时朱力主用不同于北京军管的手法,拒绝出动军队和警察,以避免将矛盾激化。他表示:”上海乱的程度与北京不同,我们从未想过要动用军队,上海有508万工人,还要军管干什 么?……不要引起群众恐慌。” 中国学者、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前研究员姚监复向德国之声表示,这些内容成为本书最大看点之一,学生提出的主要诉求,其实和朱当时在上海提出的一些问题是相同的,朱在本书中没有回避该事件,其作法应该对现在的执政者有所启示:”这点刚好是和邓小平不同的决策,这点要肯定朱镕基的处理方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他说’历史会把事实弄清楚的’,能出这本书也希望新的领导对此有很好的思考。不但是朱提到的问题,当时学生提出的也是当前领导人号召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追求的目的,所以学生们有什么错?当局为什么要开枪对待学生?” “朱镕基是带有计划经济影响的经济改革者” 姚监复回顾,朱镕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任职中国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是带有计划经济思维的一个”改革者”,因此他在上海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也有计划经济的影响,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他是在党的领导下,提经济方面的改革,因此邓小平是支持的。但经济改革他也不是彻底的,基本还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里改革,比如在农民问题、粮食问题方面他主张’统购统销、统市统价’。一直到现在他还认为他提出的是正确的。他是国家计委出来的干部,对计划经济是热爱的,也是计划经济脑袋,但是他也认为不应该象毛泽东一样瞎指挥。” 姚监复也回顾,尽管有着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朱镕基于上海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开放的基础,他和江泽民一起决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进入到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体中。 “朱的角色是政治傀儡,不敢触及政改” 在采访中,姚监复认为,朱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公众所称道,但他的政治暗色部分既是他从未敢触及政治体制改革:”他没提政治改革,因为要进入政改得触及一党专政,他没敢提。他的缺陷就是政治改革没有走到该走的那一步,其实以他的身份他应该多走几步,就象温家宝一样,只能说说而已,要是他多走几步,也许会象赵紫阳一样就得被赶下台。等于他们是傀儡型的,就是工具,就是为政党服务的。” 新任国家总理李克强会不会重复前任总理们的政治轨迹?还是会有所突破?姚监复表示观察到目前习近平将实施具体经济改革措施的权力分配给李克强,而李克强也从不过问政治,二人已经达成某种政治默契。即使这样,不知道未来李克强想锐意推动的深化市场经济会不会遭到习近平的反对:”也有人担心李克强主张市场经济,但习近平会不会允许私营经济发展那么多,他坚持社会主义和毛的一套,两个人将来会不会在公营、私有化、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发生矛盾?” 作者:吴雨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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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靠近北京西站的北蜂窝南路昨天上午发生集体自杀事件。现场目击者描述,有十餘人喝下农药试图自杀,警方和救护车及时赶到,将自杀者送医。中国媒体透露说,这10人目前都在急诊室打吊针,部分患者靠在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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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驻上海记者在中国七夕情人节周二(13日)发表文章,谈中国大城市的大龄高薪女性面对的婚姻难题。 文章开篇就提到一位叫许嘉洁(音译)的31岁的上海女性,说她5年来为寻找一个男人结婚而相亲无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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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一个高档住宅小区的居民发现,遇上一个有巴比伦空中花园情怀的邻居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据中文媒体报道,图中所示的这幢北京市中心的居民楼屋顶的私建别墅已经在建6年。 这位邻居花了六年时间,在自己的顶层复式小楼周围加盖了800平方米的违章建筑,除了拓展自己的公寓面积,还点缀了假山和树,从远处看像一座小山堆在了26层高的大楼上面。8月12日,海淀区城市管理部门在这家人紧闭的铁门上贴了一张通知,限他15天内自行拆除。 这个空中花园是压在100多户居民头上的安全隐患。小区物业公司、居委会与城管部门,却都宣称无力阻止房主的大兴土木。 这栋违章建筑自周一开始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起关注,因为它几乎集中了网民最关心的中国社会热点问题:权力滥用、迷信和普通民众在权贵面前的无奈。 据新华社报道,这位被网友称为“最牛房主”的张必清曾经是北京某区政协委员。他对外介绍的资料里说自己是医生,“奇经堂”的堂主。这家在北京有六家门店的公司声称用类似于针灸和点穴的神秘技术为人治病。 这栋26层建筑的其他居民住着每平方米高达八万元以上的公寓,却忍受着漏水、垃圾和装修噪音的困扰,有时半夜10点多钟还能听到楼上卡拉OK的声音。26层以上的楼道里,堆的几乎全是建筑材料与垃圾,还有一些假山和树木的碎片。 一家在上周末遇到了张先生的当地记者引用了他对居民起诉的反应:“我既然敢住这,我就不怕谁告。一些名人来唱歌你不能不让他们唱吧。”当被这位记者询问到平台上到底盖的是什么时,张先生称:“这和你们没关系。” 加盖的建筑和张先生的这些言论在新浪微博上引起了网民的强烈反应,楼顶别墅已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不少网民质问,为何违章建造六年却没人过问?还有网民搜索出了张先生宣称能“点穴治病”的视频以突出他的荒诞。 周二张先生告诉中国的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他将会一周内拆除这些建筑。他补充说,那些假山看起来很重,却是用很轻的材料建造的,还能隔热,对居民们都有好处。 人济山庄小区物业管理公司4号楼的楼长张鸿说,她常听到居民的投诉,却只能在碰到张先生家的管家时提醒一下。“该做的工作我们都做了。”张鸿说。 张鸿从来没有进过张先生的家,也不知道里面违章加盖的面积有多大。一个月前她曾经带城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去张先生家约谈,也没有人开门,所以800平方米的面积也是城管部门估计的。张先生的公寓本身只有340平方米左右,张鸿说。 “拆掉!应该全都拆掉!”家住23层的郭典正说。尽管隔了三层,郭先生还是常常不堪忍受楼上的装修噪音。他认为,加盖这么重的房子和假山,也给全楼的人带来了安全隐患。 而这样的违章建筑在海淀区的人济山庄不止一处。小区另外一栋楼的住户刘明剑拿着将近一寸厚的法律文件告诉《中国实时报》,他们楼的业主也把顶层房主告上了法庭。刘先生指着一排顶楼的低矮房屋,声称那也是另一栋楼的房主违章搭建的。 这个小区的每栋楼顶都有一套三层复式公寓,张鸿说顶楼的露台有一部分是赠送给业主的。该小区附近的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的肖先生确认,有一栋楼的顶层复式公寓即将被售出。根据该地产商的广告,这套371平方米公寓的售价在3000万元左右,还会赠送1080平方米的露台。 而张先生的“空中花园”,若是售出,价值可能更高。“他装修都花了几千万,”另一家地产中介公司的黄先生说。人济山庄的高层公寓,若是朝向东南面的紫竹院公园,售价普遍高达每平方米七八万元。 相关日志 2013/08/06 — 航班延误背后的人情空管 准点新政会再次落空?
阅读更多2013年8 月13日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副主任彭波表示,手机等移动互联网的增加正强化中国社会的动员组织能力,信息传播速度也在大大加快,这对加强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表示,中国互联网使用方式发生变化,反映了目前普通公众对信息及网络终端产品的市场需求: “信息使用途径是一个最好的、市场的反映,这个市场就是指信息市场以及表达的需求。所以,这本身就构成了市场上的信息交换。” 贾西津教授认为,中国虽具备庞大的人口基数但利用网络获取、交流信息,以及使用网络的方式日趋灵活、快捷的原因,与中国特殊的信息传播途径有关: “传统的信息管理、尤其是政府的信息管理,还是非常计划性的。 需要首先有终端,然后统一发布。所以这样人们能够去寻求的方式就是,利用新技术实现他们的市场需求。如果我们正式的信息管理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话,那么人们只能去寻找自己的替代方式。这种替代方式最好地和现代科技结合,就是移动性的包括象“微信”这样接收和发布平台。” 在广州的唐荆陵律师则指出,中国网民总数中手机用户占到主导成分,这对中国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及民间舆论表达都是一场社会性的变革: “中国互联网早期,能够使用互联网的人是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好、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一些人士。但现在中国网民数量极大扩大,很多上网者变成了普通低收入的民众。中国最近这十年当中,民众收入发生了很大程度的两极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传媒和言论生态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唐律师指出,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信息的管控方式,经过了其早期“防火长城”等集中对海外信息的屏蔽,而目前则转而针对国内热点事件及对发言者的言论删除。目前中国网络舆论的表达方式则更多是基于意识形态及传播方式等两方面的变化: “现在网络上的舆论基本是以推行普世价值、要求保护人权的呼声为主,原有的一套意识形态在网络领域是基本上破产的。传统领域象报纸、电视、广播、纸媒体,对民众的影响会逐渐地削弱。” 出席2013年中国互联网大会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副主任彭波星期二当天,还就中国的互联网管理表达了忧虑。他认为,手机等移动终端与用户身份关联性更强,发布的信息均可溯源,由此有利于抑制违法信息的传播。彭波还认为,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信息传播的门槛进一步降低,目前网络上的“垃圾和口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唐荆陵律师就此表示,当局控制互联网信息的方式也正在随着公众维权意识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而发生变化。他认为,彭波的观点更多是基于其自身的政治立场: “认为民众会吐口水或者散布谣言,这个说法完全是对民众的污蔑。一般民众都是自己遭受冤屈之后,将自己的冤屈表达出来,很少有人会刻意捏造谣言。网上被当局认定为谣言的,往往是人们被当局侵害后构成人权事件,有关当局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声称是造谣的事件。所以,他(彭波)这更多是政治立场上的发言,而不是面对事实的。” 清华大学公共问题学者贾西津表示,基于中国网民成分及交流途径等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国政府对于网络信息的管理意识也需要与时俱进: “对于政府的管理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是正常的、信息供需市场。政府需要管理的是什么?我觉得,如果基于的是保障每个人的信息获知和隐私平台,那么这种管理相对而言就是适应这个信息市场的管理,就会变得非常通畅。但如果信息管理更多是基于政治管理,在这个层次上政策应尽量开放,能够让体制适应开放信息,而不是反过来要求大家的信息适应我们的政治正确性。” 手机上网用户去年6月在中国首次超过了使用台式电脑的网民数量。仅仅一年,移动灵活的手机目前已成为中国民众最主要的上网工具。此外统计还显示,更适合手机网民交流的“微信”使用者在中国已超过4亿,而新浪、腾讯等微博注册帐户目前均超过了5亿。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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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网传上海特警总队政委兼总队长李征静涉嫌违纪事件和上海金山区副区长公安局长马淮海涉腐一事,各媒体暂不作报道评论,届时按新华社通稿和当地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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