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一日不变，企业家的信心就难以恢复；虽然新一轮改革的信号已经释放，但如果落实不利，未来仍难预料 　　改革红利已经吃尽 　　《中国慈善家》：近几年，国有企业继续向竞争性行业扩张，例如电信运营商施压微信收费；同时，企业家与法律的摩擦格外严重，例如浙江的吴英案。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 　　许小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在恶化，他们的经营空间受到挤压，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需要尽快扭转、尽快改变。除了你提到的迹象以外，重庆事件对企业家的信心造成非常大的打击—不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度就逮捕企业家，没收企业家的财产，甚至不经过国家的正式法律程度就判刑，乃至判极刑。这样的做法是用人治替代法治，极大动摇了企业家的信心。 　　与此同时，央企、国企强势扩张，依靠它们的政策优势、资金优势、市场准入优势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向各个行业进行扩张，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困难，生存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家们普遍感到信心不足，怎么办？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就只好移民，把现金带走。 　　《中国慈善家》：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提出，改革的红利已经吃了25年，快结束了。改革红利是比较热的一个词汇，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改革红利是否要结束了？ 　　许小年：我同意王健林的观点。应该说，邓小平的改革红利已经耗尽，已经吃光了。新的红利在哪里？现在还没看到。只有新的改革出台，才能产生新的改革红利。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的精神核心是创新，但这个创新和企业家生存的环境可能息息相关。 　　许小年：的确是息息相关。 　　《中国慈善家》：制度环境的变化，对20多年来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有什么样的影响？ 　　许小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具体案例除了重庆事件以外，还有山西的煤矿。当时，政策鼓励企业家投资开发煤矿，但等煤挖出来、煤价上涨以后，政府发现里面油水太大，就开始实行国有化。这是什么行为？是剥夺，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这样一来，企业家怎么可能有长期经营的打算？怎么可能在研发创新上下功夫？在创新研发上所做的投资，一旦将来形成财富和资产，都不知道自己能否保住。正如你刚才所提，微信做得很好，国有企业做不出来，于是伸过手来收钱。这不是拦路抢劫是什么？哪还有人想去搞创新。 　　所以，要想发挥企业创新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产权和财富的保护。否则，企业家就无法做长期打算，就不愿意再创新投资。因为他们不知道，对于投资所获得的回报，需要承担多大风险，在市场回报产生之后，财富能不能安全，自己能不能保住。 　　《中国慈善家》：1980年代，有以“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为代表的商人敢于冲破当时的制度环境，积极创造财富。而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很少见了。对此你的观察是什么？ 　　许小年：企业家还是一样的，企业家创新精神都在，这帮人都在，经济中创新的机会也都在，关键是政府发生变化了。 　　当年地方政府把年广久抓起来时，邓小平出面干预，他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什么都可以试”。如果不是邓小平干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能不能成长起来都难说。这种干预使得企业家精神没有在其新生阶段就被压制和摧毁，才能通过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以保存和光大。当然，这不是一种法制保护，在当时的环境下，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不得不依靠领导人的力量。 　　《中国慈善家》：改革已有30多年，企业家生存的制度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哪个时代更好些？ 　　许小年：小平在世的时候，环境比较好，应该说，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制度环境都不错。不仅制度环境好，舆论环境也不错，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和讨论。 　　 企业家要推动制度改革 　　《中国慈善家》：在当前的制度环境面前，大部分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只要做好自己的企业就行了；也有企业家公开表示要推动变革，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你怎么看这两种声音？ 　　许小年：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确实是把自己的企业搞好，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要做好长期坚持下去的准备。无论企业家，还是像我这样的研究者，都无力改变政府的政策，无法左右政府的思维方向，因此，企业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这是第一位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第二位是什么？是要和政府、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和沟通，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向前走。但是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所以，改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的改革，这对企业家来说是第二位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现在有人拿中国和美国对比，说美国的企业家就只关注企业而非外在的制度环境。这种对比有意义吗？ 　　许小年：两者背景不一样。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比较完善，他们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整个制度体系、制度保障都比较到位——毕竟它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我们的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完全像美国企业家那样不大可能。 　　《中国慈善家》：推动创立一个可以让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最终实现法治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是不是企业家阶层应有的责任？ 　　许小年：我不认为(完全)是他们的责任。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如果不参与，制度环境就没法得到改善。 　　《中国慈善家》：一些人士曾期待拥有财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企业家，主动参与到改革中，成为一支改革力量。 　　许小年：这是一种搭便车的社会心理。持这种心态的人质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家们理应为制度环境的改善做贡献，但跟他本人没关系。这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大众心理，经济学上叫“搭便车”，就是让别人负责环境改造，自己只管生活其中。事实上，改造环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当前阶段，企业家拥有了巨大财富，有学者指出要警惕他们本身成了既得利益者，对改革形种阻力。你怎么看？ 　　许小年：我不这样认为。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愿意继续推进改革。我刚才说过，官商勾结的经营方式对企业家来说风险非常高，因此，他们也希望在一个法制的环境中经营，而不愿去做政府公关，以获取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 　　《中国慈善家》：今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多次提出要推动改革，减少审批，这是不是一个制度环境发生改变的积极信号？ 　　许小年：从信号变成现实，距离还很长。新一届政府给出的关于改革的设想，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设想如何落实。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听起来就很不现实。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 　　《中国慈善家》：有人提出要重新建立类似1980年代的体制改革部门。 　　许小年：对，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向党中央汇报也行，向国务院汇报也行。它手里没有利益，不像现在的各个职能部门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如果让现有部门去设计改革方案，削减自己的利益，这可能吗？这就好像让你自愿同意降工资降福利，你能同意吗？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改革只是信号而已，只要改革的措施不是出自独立的部门，而是出自利益部门，我就不相信这些改革会落到实处。

对中国人而言，酷热的夏季高温令人难以忍受。而全社会弥漫着的戾气与不安也同样令人窒息。 自从6月7日一名叫陈水总的厦门市民进行公交纵火之后，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就不断发生。7月20日，一名叫冀中星的残疾人在首都机场引爆炸弹，更是令人震惊。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戾气日渐浓烈，不时发生个人报复社会的极端暴力事件。如2001年4月18日，案犯靳如超为报复社会，制造了震惊海内外的石家庄特大爆炸案，108人死亡；2008年7月1日，上海发生了杨佳袭警案，由于对警察执法过程中严重不满的杨佳持刀杀死上海六名警员，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为杨佳的行为辩护，批评警察执法存在问题。 除了那些纯粹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之外，最近些年来发生的个人报复社会事件，包括最近发生的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和冀中星首都机场自爆案，都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案件中的施暴者都是底层民众，都遭受过不公正待遇，并且艰难维权后无人过问，最终被逼铤而走险，甚至自戕以引起社会关注。 众所周知，愈演愈烈的底层暴力并非简单的“孤立事件”，而是因社会不公所造成的被边缘化了的社会弱势群体在遭遇长时间的司法无助之后的无奈之举。或许，所谓的中国模式便是中国戾气的总根源。 政治和经济体制决定了国家前途。2012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勒(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提出了“包容性体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与“榨取性体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这对概念。前者意味着在国家权威的保证下，私人产权得到尊重，市场运行良好并向社会开放，人们享受法律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反映在政治领域，则是公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中，和在权力制衡基础上建立有制度性问责的政府。与之相对的“榨取性体制”，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均反其道而行之：统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权力染指与控制经济，统治者不仅不愿与大众分享经济成果，而且会采用政治制度来榨取大众，与民争利。这在经济上具体表现为国进民退，相应地，在政治上则是彻底地封闭与固化，绝少有竞争和参与。 中国模式很难说是符合该书作者所总结的“包容性体制”，反而更接近“榨取性体制”——事实上，将中国作为“榨取性体制”是该书的潜在命题。在该书作者看来，中国模式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在榨取性的政治体制下发展包容和开放性的经济体制的结果。榨取性的政治体制可以把新的财富不断用于强化少数人的特权，强化榨取性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政治和经济间的恶性循环。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取得，与包容性体制下的增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这种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会导致民主和包容性的政治体制。应当承认，在短时间内，无论是包容性体制还是榨取性体制，都有可能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后者不可能保证持久的经济激励，更严重的是，它缺乏政治合法性，所以必然会导致崩溃，即国家的失败。而中国当下的民怨上升与戾气弥漫，实际上榨取性的中国经济发展投射与支持政治恶性循环的必然反应。 贫富悬殊的巨大鸿沟与权贵阶层的傲慢短视造成了强烈的社会对立。近来一系列底层暴力事件的频发，其实是在警示中国可能面临社会冲突全面爆发的危险。 之所以做此判断，我们可以从上述案例中得到印证，无论是厦门纵火案还是首都机场爆炸案，当事人均经历了漫长的维权之路，面对强大体制所造成的不公与控诉无门，试图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讨个说法，虽非壮烈，亦堪哀怜。 如果说造成数十人无辜陪葬的厦门公交纵火案是不折不扣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恐怖事件，从而必须批判与否定的话，而首都机场发生的爆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爆事件，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刑事案件。首都机场爆炸案的起因是冀中星因在广东东莞被当地的治安队员殴打致残，司法部门推诿拖宕，求助无果，致使其铤而走险。事发首都机场，涉及北京颜面，当局亟需给出合理解释和事实真相。然而，原本不难查明真相的事情，却一再歧义迭出。作为冀中星籍贯所在地的山东与案发地的广东互相推诿，中央束手无策，更有甚者，由广东省公安厅责成东莞市公安局查明事由，违背基本的回避程序，无异纵容诿过。而东莞警方似乎也心知肚明，一味否认自己的责任。这也突显了中央集权政府的无能为力。 榨取性发展的中国模式在政治方面又可视为作恶授权模式。中央为了换取全国性的维稳局面以及各个地方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不得不纵容地方强化维稳机器，纵容地方在维稳过程中暴力执法甚至枉法。而各地政府在维稳和经济繁荣的政绩目标之下，也就不担心牺牲社会公平和扼杀个人的权利了。 由此，我们便看到了在面对愈演愈烈的社会戾气与暴力犯罪时的拙劣应对术；厦门公交纵火案发生后则实行汽油买卖实名制；担心持刀行凶则实行刀具买卖实名制（如为确保第十六届亚运会广州市公安局要求对危险性刀具实行实名制购买、定点销售制度；2012年1月媒体报道称，北京一些大型超市出售刀具的区域贴出通知，提醒市民，根据公安机关的要求，在店内购买所有刀具都要出示身份证进行登记。）；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专家们将恶性案件频发归咎于季节，炎热的夏天使人容易发怒，情绪失控；虽然气候决定论被社会学家们应用在很多领域，但如果用在解释中国的上述案件中，则显得尤为滑稽。 其实，过去多年来，当局都是以高压态势威慑暴力犯罪以及上访民众。此种高压态势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两大困境：一是将维稳体制变本加厉；二是令法治力量削弱，而令权力更加泛滥。 针对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国政府的反应是继续延续多年的权力威慑。7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解释开始实施。该解释第一条规定：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可以看出，这样的法律界定过于宽泛，很易造成量刑过宽，出现枉法；该解释第五条对诸如车站、机场、医院、商场、运动场等特殊场合的起哄闹事行为做了界定。称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显然这种界定也过于宽泛。 7月25日，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夏秋社会治安整治工作会议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强调，对扬言实施放火、爆炸等极端暴力行为及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的，要依法严肃处理。此语杀气腾腾，显失章法。因为每个案件都有具体语境，只有深入考察各种具体情境，才能对案件性质做出准确判断，罔顾具体情境的一刀切式执法很可能制造冤案。 笔者认为，当下中国社会戾气的弥漫是中国社会危机总爆发的前兆，数十年来建立在榨取性的中国模式所造成了社会不公与贫富分化，堵塞了底层弱势群体通过司法途径实现社会正义之路，割裂了社会，形成了对立和对抗。而集权主义下的中央政府试图通过逐级作恶授权换取地方政府的经济回报又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治理危机。以乱世用重典的刑罚威吓主义解决社会戾气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回避了对于体制之恶的反思，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治理危机。如果不改弦易辙，与民更始，可以预料，法律必将会随着中国社会的准战争状态的持续而归于沉寂。唯有回归常识，才能消弭戾气，实现祥和。 王进文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弟刘晖被控欺诈一案在北京二审宣判，法院维持有罪判决，监禁刘晖11年。 宣判星期五（8月16日）早上在北京怀柔区法院进行。代表律师尚宝军对BBC中文网说，刘晖不服判决，在听判后高喊“涉案款项并非赃款”。 当局指控43岁的刘晖与其副手赵军天合谋骗取他人300万元人民币，法院于6月一审判处两人有罪。 尚宝军还说，刘晖的二姐刘霞因身体不适没能到庭旁听，目前仍未知道判决，但应已有心理准备。...

今年5月，中国中部一座中型城市的副市长南下深圳与我会面，我是深圳市政府一个顾问小组里的成员，这个小组关注的问题是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他来是想让我帮个忙。他问道，“你能帮忙给我们的体育中心安排融资吗，它会成为华中最大的体育中心之一。” 又是一个烂尾楼工程亟需更多资金的悲惨故事。我以前就听说过类似的故事。 雷曼兄弟(Lehman...

维基百科网站在中国长期遭到当局的选择性封杀。该信息库网站创始人威尔斯近日在香港表示，“永远不会配合中国政府有关限制信息的要求”，他并说接受知识和教育是一项人权。此外，维基百科中文网站管理员已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多年。 近年每当“六四”纪念日前夕，中国当局便会加强对维基百科中文版网站的封锁。其创始人威尔斯近日在香港参加维基媒体国际大会时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维基百科永远不会配合中国政府有关限制信息的要求，接受知识和教育是一项人权。 长期遭选择性封杀...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四川省红原县色地乡一名藏人在上周被毒打致死引公愤，警方不得已认错并赔偿；此外，大批采矿工人星期二再度抵达青海省杂多县三个乡，引发藏民集体抗议，当局随后派军警在整个县实施严管严控，使局势陷入紧张。 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拉木嘉星期二告诉本台，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一名藏人在上周四（8月8日）被警方指控“涉嫌偷窃”而遭拘捕，随后被毒打致死。 拉木嘉说：“根据阿坝州红原县多个消息来源证实，该县色地乡年约29岁，名叫古扎的藏族男子被乡派出所所长仁青为主的部分公安人员指控涉嫌偷窃案，于本月8号遭到拘捕，然后他被带到当地看守所，在遭到严刑拷打和审问后当天不幸去世。” 拉木嘉表示，警方不但不负责任，还谎称古扎是自杀，引起数百民众聚集抗议，最终警方被迫认错并赔偿给死者家属一笔钱。 他说：“古扎被毒打致死后，公安人员向他的家人和乡亲谎称他是因偷窃被捕而自杀，并摆放一些物品作为罪证给藏民看，却无人相信，随后500多名藏民聚集在看守所前，要求警方承认古扎是因遭受他们的毒打而死亡，当时藏民强调如果警方不承认，将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最终警方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还给亡者家属五万元人民币作为举办祈福法事的费用，另加五十万元人民币作为死亡赔偿金。” 据介绍，古扎的父亲名叫日罗，母亲名叫米罗，他的小名叫希楚，遗下妻子和两个孩子。 此外，流亡印度的青海杂多县藏人贡觉顿珠星期三向本台表示，大批采矿工人星期二分别抵达青海玉树州杂多县的阿多乡、吉杂（音译）乡和扎青乡准备开矿，引起民众抗议。 贡觉顿珠说：“8月13号，几百名采矿工人分批抵达杂多县三个乡，其中在阿多乡有100多人，扎青乡有约150人和吉杂乡有200多人正准备开矿时，扎青乡的藏民坚参和丹唯，阿多乡的藏民索多、那嘎普孜和查波，吉杂乡的藏民普查不顾当局早前已发出过拘捕警告，在各自所在地带领民众，统一发出‘齐心协力，誓死护土，绝不允许开采一块矿物’的口号展开抗议示威。当时参与示威的民众在扎青乡有1000多人，在阿多乡有约1200人，在吉杂乡有1500多人。” 贡觉顿珠表示，由于杂多县藏人阻止采矿，当局随后派遣大批军警对整个县实施严管严控措施。 “杂多县三乡藏民的集体示威，引来了当局的打压。据消息人士通过发送图片透露，目前县城所有街道有大批军警驻守监控，还不时列队巡逻，给当地造成紧张恐怖气氛。不过，藏民的抗议还在继续，而军警的管控力度不断加大，令当地局势陷入紧张。” 贡觉顿珠表示，中国当局一直有计划开采杂多县境内珍贵的矿产资源。他说：“自政府地矿部门探矿人员在杂多县阿多乡、吉杂乡和扎青乡境内发现储量丰富、价值连城的白金刚石矿物之后，当局启动了采矿项目。去年7月，一批采矿队伍抵达扎青乡，当时政府人员还召集民众警告说，‘对阻止采矿者将予以拘捕’，后因采矿机器出现故障而被迫中止。事后，当局一直怀疑是藏民所为，不过据当地藏人说，其实是雷击所致。”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