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 | 习近平访西柏坡赞毛泽东“两个务必”

西柏坡是中共中央执政前的最后一个农村驻地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星期四(7月11日)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参观,赞扬了毛泽东当年在那里发表的“两个务必”的讲话。 据中国媒体引述习近平的话说,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西柏坡是中共中央在进北京执政前的最后一个农村驻地,也是中共领导核心指挥自己的军队在军事上最后击败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所所在地。 1949年3月,中共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为执政进行准备的讲话,提出了“两个务必”。 毛泽东在讲话中形容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还表示,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既定路线 一般认为,习近平参观西柏坡和发表赞扬毛泽东“两个务必”的讲话只是遵循了其前任的做法。 1991年9月,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曾参观西柏坡,并且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002年12月,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参观西柏坡并发表讲话,强调“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从自身做起,……” 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自去年11月就任中共总书记以来,曾多次表现出坚守中共既定路线并且维护毛泽东地位的立场。 人们特别注意到,他曾在今年1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试图阻止批评毛泽东的行为。他说,如果完全否定毛泽东,共产党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天下大乱。 他还在去年12月发表谈话,谴责前苏联领导人放弃了信仰。他说,前苏联垮台教训非常深刻,“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 (撰文:跃生/责编:东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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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 太子党在中国金融业布局

如《华尔街日报》所说的,中国的“太子党”建立起来的私募股权基金多半会遭到炮轰,被批评不专业和随意投钱。 这一说法也许有些狭隘,无论西方或者中国,官员二代自然有发展其事业,无论在政治或者财经领域发展的权利,因出身环境高贵,其见识能力有出类拔萃之辈也是屡见不鲜。 在目前中国权力难受制约“瓜田李下”的情况下,一些在金融行业发展的太子党,享受更快的升迁,更便捷的审批,更大的投资回报,甚至进行利益交换和输送,似乎并不罕见。 公平起见,限制他们在金融、财经界的发展,既不可能,也并不公平,似应是将这些政商血缘关系置于阳光之下,更为现实。但这在当前中国新闻管制的现状下,难以实现,只能以民间“英雄谱”的方式隐秘流传。 据公开报道和业界传闻,本台简要整理了在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行业(PE/VC)发展的太子党红二代,列出“英雄谱”,以供参考。 据港媒报道,吴官正之子吴少华1964年4月出生,曾先后在武汉,江西等地任职,先后担任江西省审计厅综合指导处主任科员、通达审计师事务所所长、商贸处处长、经贸处处长。 2002年,吴官正进京升迁,吴少华随其父调到北京光大集团,任光大银行总行营业部副主任,后升任光大银行总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目前是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党委书记,系吴官正之子。 光大国际原董事会副主席李学明(化名)为薄熙来兄长薄熙永。薄熙来事件后,李学明辞去了公司职务。 成立于2010年1月航天产业投资基金系央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旗下,该公司总经理马乐,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马凯之女。该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封闭式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的形式,总规模50亿元人民币,存续期为10年。除了创始人投资30亿外,航天产业基金还引入了20亿元的外部投资。基金发起人为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市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李瑞环之子李振智 (George Li),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MBA学位,曾先后就职于美林(Merrill Lynch)和瑞银(UBS)。 李瑞环另一个儿子李振福(Jeffrey Li) 2003年任诺华制药(Novartis)中国区总裁,离职后,2009年创立德福资本(GL Capital Group),主要的投资方向是中国医疗健康行业的成长期企业。 冯绍东(Wilson Feng)1970年出生,曾任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现出任总资产达100亿人民币的国有产业投资基金——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裁,而且身兼上海百联集团董事。冯绍东是吴邦国的女婿。 李彤,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银国际”)首席执行官,掌管着香港中银国际(Bank of China International)旗下的一家私募股权基金,业务集中在媒体行业,其父李长春。 曾之杰(Jeffrey Zeng)系日本长崎大学经济学学士,斯坦福大学管理学硕士,创立了一家隶属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基金——开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公司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开信创投为国家开发银行与中信资本共同设立的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曾之杰于2001年加入华登国际,供职开信创投之前一直担任华登国际董事总经理,负责华登国际在中国及亚洲地区的资本投资。曾之杰系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之子。 刘乐飞曾担任国企中国人寿(China Life Insurance)的首席投资官,管理着1万亿元人民币(合1470亿美元)的资金。后任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Citic Private Equity Funds Management)董事长、CEO,现任中信证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刘乐飞系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之子。 在金融业发展的太子党还有现任中金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Levin Zhu),朱云来系朱镕基之子,中国银行(香港)发展部总经理朱燕来,系朱熔基之女。以及控制着上海联和投资的江泽民长子江绵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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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总局】孙悟空答央视记者问

记者: 孙悟空老师,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悟空:千万不要称老师!“老师”这个称谓曾经很神圣,但现在妓女见嫖客都叫“老师”,您还是换个称谓吧,就叫我“大圣”好了。 记者:好的。大圣先生,《西游记》开篇,说您是从仙石中迸裂而生,是真的吗? 悟空:这是一个谎言,是无视最起码的生物学、生理学常识而编造出来的一个谎言。您想想看,石头再怎么灵通,怎么可能化为生命?……实话告诉您,我的父亲叫李刚。 记者: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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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国再吹限购风 汽车工业叫冤

中国汽车制造业对地方政府为缓解城市拥堵和治理空气污染而出台限购政策感到不满。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汽车协会秘书长董扬日前接受采访时,反对地方政府通过采取限购政策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做法。 此前,有报道称,为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继北京、上海、广州、贵阳等城市先后实施汽车限购政策之后,未来天津、深圳、杭州、成都、石家庄、重庆、青岛、武汉等八个城市均存在实施限购的可能。 限购政策对汽车工业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新车销量下降,以北京为例,在实施限购政策后,新车销量减少了52万辆,同比下降了56%,汽车商品零售额下降了25%。 如果未来八个城市的限购政策一旦实施,将造成当地汽车销量25%左右的下降,直接减少汽车销量40万辆左右,约占全年汽车销量比重2%。 中汽协秘书长董扬认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空气污染需要制定科学系统的解决方案。 他认为,限购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作用有限。限购政策限制最多的是私人购买的汽油车,但是据统计,汽车排放的尾气对于增加PM2.5的贡献不足10%。 英国布鲁乃尔大学高级讲师刘芍佳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董扬的说法是个保守的说法,因为他是站在维护汽车工业发展的立场上看问题的。 刘芍佳说,即便汽车尾气排放对增加PM2.5的贡献不足或只占10%的话,那也意味着空气中每一百个有害颗粒中就有10粒来自汽车尾气,肯定是很显著的。 他在分析各地出台汽车限购政策的原因时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环境保护主义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的财政收入之间相互博弈的阶段。 他说,以往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是要求发展、发展、再发展,3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水平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严重雾霾现象导致人们的环保意识的提高,从而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决策。但不排除政府为了忽悠百姓而做秀。 想买车的消费者和汽车生产商都对限购不满,那么除了限购,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治理汽车尾气带来的环境污染?比如提高油价、增设城市拥堵费、提高市区停车费等让人有车不敢开,是否都可以达到类似效果? 刘芍佳认为提高油价非常对治理空气污染最为有效。他以英国为例,英国天气之所以特别好,不光是因为它多风,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征收的燃油税使英国的油价昂贵。 他说,英国油价含税比例奖金达到油价的70%,每10块钱的油价里将近七块市政府税,三块钱是成本和生产商及零售商的利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限制人们对驾车的盲目消费,保护空气清洁,减少空气污染。 刘芍佳认为,与其出台各种限购措施,不如提高油价,改变人们的消费理念,鼓励大家使用公共交通,从根本上治理空气污染。 (撰写:尚清 责编: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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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特供菜在毛时代就有 一党传承源远流长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中央领导人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一个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这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张宝昌,此前回忆了食品特供制度的开端。 先搞“土”的,以后再搞“洋”的 早在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中南海多了两位苏联客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警卫和卫生专家,主要搞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香山农场初建时,专家对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等。 洋专家的设想蓝图,是地地道道的苏联规范化模式,非常现代,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过对当时经济落后的中国而言,实在是太超前了。 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主席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 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个以荒地、土墩为主体,近600亩的农场就这样迅速上马了。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生动地告诉我们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和房舍、道路、深井及粪场的方位。如: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等。 农场食品专供副总理以上领导 时间不长,香山农场基本建成,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并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这种包括领导、生产、购销为一体的三级管理体制,是十分安全和顺畅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国家花钱少,又要东西质量好,成了农场一项非常突出的硬任务。 在供给制年代,首长没有工资,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证“五大书记”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金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公派厨师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农场领导想方设法加强田间管理,减少损失,并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到多产多销。 在较长时期里,首长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浓醇飘香的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等蔬菜,也是虫害少、长势好,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 不久,香山农场东西好、价钱便宜的赞扬声逐渐传开,有的首长开始前往视察参观。很快,朱德的秘书通知警卫局:总司令说,农场的同志工作时间长,文娱活动少,建议由局服务科,每月1-2次去农场放映专场电影,影片租费由首长开支。 中央机关干部每年须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赶上农忙时候,香山农场单凭40余名在编人员,很难完成任务。警卫局就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这种做法非常管用,没有影响机关正常工作,也解决了生产中劳动力的紧急需要,还能拉近同单位不同部门,特别是机关干部与农场工人之间的距离。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大家的感情更好了。 一次,颐年堂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刘少奇、陈云指出: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年纪轻的,几乎都是“三门出身”(即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走的是一条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变成了公职人员,而且是终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经不起风吹雨打,容易摔跟斗。警卫局组织干部轮流到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倒是个好办法,要坚持下去,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毛主席表示同意并说:“在延安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成绩很大。全国胜利后,当官的多了,官气也来了,这就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克服官气,才能平息群众怨气!现在应当从中央机关做起,凡是‘三门干部‘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下去,在劳动生产第一线补上这一课。” 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专门开了厅务会,研究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为了便于考核、检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劳动生产办公室名义,印制了《劳动记工本》,人手一册。内有姓名、日期、劳动项目、劳动时间、记时人签名等详细栏目。当时原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要有20天时间,到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至1956年后,国内安全形势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有一批精干的专业队伍“供应归口”,香山农场的转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为了不影响生产和供应,警卫局事先还专门从部队挑选20余名战士,转业到农场熟悉情况,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交接。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同志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新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栽种“甜心白薯”,其中一部分窖藏起来,这白薯是周恩来总理最爱吃的杂粮之一。 玉泉山管理处的同志,利用绿化改造机会,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 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为:“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权力特供由来已久 中国的饮食文化历来是与权力挂钩的,先秦时期的饮食礼政已相当完备,从肴馔品类到烹饪品位,从进食方式到筵席宴飨等,都对等级之分有严格的规定,食品的消费也有严格限制。《礼记·王制》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那意思分明是,珍馐美味不是你想吃就吃的。礼仪虽在不断改变,但总的原则是不变的:我的官做得比你大,我的权力比你大,就要吃得比你好。孙中山先生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中国饮食文化之所以如此登峰造极,是因为它是极权的产物。 关于特供食品争论已久,以前的领导层特供,跟普通食品差别不大,然而现在的“特供”俨然成为了权力阶层的划分。政府机关热衷于搞特供,其一是基于现实农产品的安全问题,为能最大程度的获取利益,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往往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甚至还违法使用一些国家禁止使用的药品或者添加剂。此种模式下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虽然具备数量和产量上的优势,但在质量上却难以得到保证,甚至危害到公众健康。正因为如此,处于对健康的考虑和对市场中农产品质量的普遍不信任,各地的政府机关才热衷于搞“特供”。 另外一方面主要源于政府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尽管从法制和社会伦理角度而言,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政府手中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公众,所有开销似乎都应该用在服务公众上,也应该征得公众的同意。但在现实中,权力缺少制约,政府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搞一些特供,花高价采购优质农产品给自己享用。由此可见,权力有特供,借权力之手,借公共资源之力,却只给部分群体享用,这本身就是对社会法纪和公平正义的伤害。 顺道推荐萝卜网友阅读 神秘国企掌管中央特供,某些部门不放心中国食品 来源:http://news.ifeng.com/shendu/zgxwzk/detail_2013_07/10/2735961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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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广 | 从业委会十年变迁看中国基层民主自治崛起

2013-07-11 08:19 荷兰在线 2001年到2013年,从业委初创时无法与物业平等对话,到民众捍卫自我权益迫使物业还权,再至如今业委的规范民主自治,成都府河竹苑业委会十余年的变化,不仅是一部业委会的成长史,更是一部中国公民意识、民主自治的成长史。 文/Echo Chen(特约撰稿人) 业委初创:服从、妥协意识根深蒂固 2001年刚搬进小区,业主陈栋和大家一样,都习惯性服从开发商指定的物业公司,按时交物管费,也未没思考过业主的权利。3年后,成都推动基层民主建设,要求各小区必须成立自己的业委会,让业主学习自治,陈栋便与其他8位热心业主,仓促成立了第一届的业委会。 陈栋所带领的第一届业委会基本是委曲求全,还无法和物业公司平等对话。业主们一旦和物业产生分歧,他们最终都选择让步妥协,因为他们总是担心:“要是物业不管我们了,怎么办?” 那个时候,虽然身为业委会主任,陈栋和业主一样,都错误地认为,物管就是来“管理”他们的。而这种认识,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种普遍现象。彼时,在由单位统管的集体住房向社会流通的商品住房过渡中,大量的物业管理公司都没认清自己的服务属性。而无法平等对话的结果,便是2007年第一届业委会任期结束,几位成员心灰意冷地退出。自此,业委会陷入了长达3年的瘫痪状态。 二创业委: 学会捍卫自我权益 沉寂三年后的业委会,被一纸告示引爆。 2010年9月13日,当时的府河竹苑小区物管红帆物业管理公司突然贴出告示,宣布物管费要涨价。这张毫无征兆的涨价告示,引爆了业主多年来对物业不满,也触动了民众捍卫自我权益的神经。 陈栋决定提出动议,再次成立业委会。而这次,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和即将成立的业委会,肩负着代表全体业主,让物业全面还权的使命。这一次成立业委会,陈栋完全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走正常渠道,进行选举投票,他明白,只有选举通过成立的业委会,才具有法律效力。 令人欣慰的是,当年业委会“老人”也愿再度出山为业主争取权益,业委会选举筹备组也很快成立起来了。与第一次初创时不同,这一次,每个筹委会成员都在筹备细节中严肃对待,因为他们知道,有法律效力的业委会是捍卫业主权益的有效平台。 业委重生:公民意识崛起 2010年12月2日晚上,府河竹苑小区162户业主,通过选举成立了第二届业委会,60岁的陈栋刚被选为府河竹苑小区新一届业委会主任。时隔3年后业委会的“重生”,也逐渐展露了基层民主自治的规范。 此次选举,整个府河竹苑知晓率几乎到达家家户户,有效投票率高达80%以上。第二届业委会的新班子五位成员中,有四位还是第一届业委会原班人马。在随后的业委会工作中,业委会作为业主代表,请出了原本小区的物管公司,引进了新的物管,不仅给小区安装了全景的监控系统;还把破烂的大门更换成了新的电动大门等实事。 从2001年到2013年,成都府河竹苑这十余年业委会的变化,不仅仅是业委会的成长史,更是一部中国公民意识的成长史。而与物业的博弈过程,正是中国基层民主自治正在日趋走向成熟的过程。 题图与本文内容无关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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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暴雨洪水已致逾50人死亡

北京——中国西南地区大面积遭受了被称为是50年来最严重的暴雨的袭击,暴雨冲垮了桥梁,引发的 泥石流掩埋了几十人 ,并摧毁了一个为2008年大地震遇难者修建的纪念馆,在那场大地震中四川当地的大部分建筑被夷为平地。国家新闻媒体周三报道称,从上周末开始的暴雨,已在全国范围内导致50多人死亡,并打乱了200万人的生活。 受洪水影响最严重的四川省山区有着中国最迷人的风景,山洪的暴发则突显了在这种经常遭受暴雨袭击、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地区,鼓励修建所面临的挑战。一些专家指出这里地震频发,而且森林砍伐导致水土流失,不应该在流经该地区大峡谷的岷江、涪江、湔江等沿岸继续搞城镇开发。 遭受最严重破坏的看来是都江堰市,那里一片被雨水浸透的山坡在周三崩塌,掩埋了11户人家,最多有40名居民被埋。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从省会城市成都派出的救援人员和搜救犬已紧急前往该地。都江堰刚刚从2008年大地震中恢复过来。那场大地震造成8.7万人丧生或失踪。周三晚间,国家广播公司中央电视台报道称,泥石流还将数百人困在连接都江堰与汶川的山区公路的一个隧道中。 国家媒体报道称, 通口河上的一座桥在周二垮塌 ,使6辆汽车坠入水中。至少有12人仍未被找到,估计已经死亡。 北川县城已完全被洪水淹没,这座原有2万人口的城市在5年前的大地震中被摧毁。据国家媒体报道,约7米深的洪水淹没了一个最近才开放的地震遇难者纪念馆。北川的地震幸存者早已搬迁到了一座新城,官方在老城中留下约26平方公里的面积修建纪念馆。 上海《东方早报》呼吁政府 更好地保护纪念遗址 ,那里掩埋着上百名遇难者的遗体,因为未能从废墟中把他们挖出来。 该报文章说,“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保护,再过10年或20年,老县城地震遗址恐将不复存在。 ” 据《人民日报》援引事故发生地晋中市政府的声明报道,在四川以北的山西省,周二夜间一场暴雨导致一个未竣工的煤矿车间倒塌,致使12名建筑工人死亡。倒塌事件发生在中国北部在本周内遭大雨袭击期间,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大部分地区被雨水浸透。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Mia L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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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宪政讲坛|荣剑 蔡霞 苏小玲:宪法实施的意义 (蔡霞)

 主题:宪法实施的意义   主讲人:蔡霞(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荣剑(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   苏小玲(资深媒体人、作家,影响力中国网总裁)   时间:2013年6月19日(周三)晚7-9点   地点:北京大学图书馆南配殿报告厅   主持人:张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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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白志强:一九七六九月九号之后几天的记忆

1976年9月11号,那一年我在部队仍是现役军人。领袖逝世后的两天。部队领导给我和小张一个任务,让我俩去托一下朋友关系,买一台电视机。小张是干部儿子,应该是红二代子弟。他在兰州有干部关系网。本来这任务是给他一个人的。但小张无论干什么事,总要拉上我。我俩是西安的兵,又全在创作组,住一个房子。我俩好的没法形容。   我俩接受了任务,去找兰州铁路局公安处长。(现在升为局级单位了,因为一个铁路局管辖的面积太大,太长,像兰州铁路局东西长度就是近三千公里,她的路段是东自陕西的宝鸡进入秦岭山区,也进入了甘肃境内,而西面要到河西堡,再往前一大站为哈密,如此的长度由数千干警执勤,数不清的铁路小站全有铁路公安派出所。一个处长是管不过来的。各个铁路分局设有公安分处,兰州路局下设公安局,为副局长单位。)   小张的父亲在三十多年前是西安铁路局公安处长,还是一位建国后就转业至地方上的老资格的处长。他爸是八路时期的干部,随着彭德怀和王震的西北野战军一路打下去,解放西安后铁路上军管,他爸就留在了铁路军管会,再之后他爸就转业至铁路局当了干部一直到他离休。   他爸和全国铁路系统的公安处长全熟。而铁路和部队差不多是一个管理模式,无论电话再难打,铁路系统的全国电话不会断,也不敢断线了。   我俩出了部队师部大院门。匆匆地往兰州铁路局公安处走去。   出了门,小张就有想法了。他眨巴着眼睛,看我。   我俩当时是以眼神交流,我俩的眼神对方全能看懂。   我说,咋着,有想法?   他说,这任务完成不了,咱趁机回老家一趟?   我说,哦,想你老爸老妈了?   他点点头。他也知道我同意了,立即捶我一拳头,说,我请客,咱吃牛肉面去?   我俩就兴奋地去吃牛肉面了。那年我二十二岁,小张二十岁。我们当然想回老家,也想老爸老妈了。部队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想老爸老妈那日子太难熬。   此前小张总让领导布置任务买火车卧铺票,小张也完成过数不清多少次任务,为部队领导买回来不少卧铺火车票。   那年头的干部子弟们全是夹着“尾巴”活人,全不敢说他们的父亲是干什么的,说了就得倒霉。当年的干部子弟让归入了另类。好在他爸七二年就让“解放”了,仍是任现职公安处长,仍是管理着西安铁路局的数千干警们。   所以小张的背景只有我知道,也只有领导知道。他谁也不敢说,怕给他自己惹事儿,更怕给他爸惹事儿。   小张总比别的兵干得多,也聪明还有灵气。他的一手行书钢笔字写的潇洒飞快,让我跟着学了数年,但就是学不像。我也极快发现写字是功夫,有窍门儿,得有人指点,用笨方法学,不灵。我把小张写出来的行书字儿,全拆开了掌握一类规律,把他的字儿偏旁部首及间架结构搞通,就学得有些入门儿了。现在我俩的硬笔书法能拼一下,那是在部队相互切磋出来的。   有一次吃了晚饭,他拉着我出了部队大门,说给领导请过假了,咱今天晚上去排队买卧铺票。我俩穿着军大衣,冷,得排队一夜呐。   我俩就真的排队买了几次火车票。郭冬林演的小品《有事儿,你找我》,和小张及我的事儿一模一样。不过我们比郭冬林的小品真实生活“演出”早了二十多年。   小张明着答应了人家部队首长能买火车卧铺票,但实际却得可怜巴巴地排队去买。   小张咕哝说,铁路局又不是我家开的,我用人家铁路公安处三次以上就不灵了,现在不敢去了,去了人家一准躲我。   所以我俩得排队给部队首长买卧铺票。谁让我俩年轻呐?我们当时是小兵娃子,稚气未脱,领导和首长的话是命令。   我俩掂了两个部队学习坐着用的小马扎,在寒冷的夜晚一个人坐着,一个人睡在地上,排队。   饿了一人回去让炊食班烙饼炒咸菜,再跑着回来包着热饼和咸菜,吃的极香。我们部队设在兰州的总部某地距离火车站只有几站公交车的路程。我们的总部大院就在市中心,总部占地面积大得惊人,也处处是草坪和前苏联专家设计的楼宇。   到了第二天早上卖票的开了门,我们能买上两张票或者是四张票。   回去了给领导汇报,说再别让上面的首长让小张买票了,领导听了才说,我真没办法,咱官儿小,上面的首长让身边的干事来布置差使,我敢推?咱谁也推不掉。   而1976年9月11号这天去买电视机这样的差使,还是领导布置下来的任务。非得买一台电视机不可了。因为9月19号领袖追悼会实况转播,我们部队宣传队的全体人想在电视机前观看。   这样的日子我记得准确,我从十六岁一直坚持记日记,我坚持了四十多年了。   此前我们哭过数次,为领袖逝世。军区布置了好几个灵堂,在大军区一次,我们排队去哭;在省军区一次,我们仍是排队去哭;在我们师部集体一次,有几个小战士还有我们宣传队一位女战友哭晕过去了。   在领袖追悼会全国转播的时候,我们想集体再沉重悼念一回。   但是,当年我们印象中师部基地仅有三台电视机,一台是师首长们看的。放在政治部大办公室;一台在师部大院的卫生所,这里总有首长打吊针得看电视,首长家属们也想看,这台电视机就放在了卫生所的楼道大厅里了;另一台是师直机关党委大楼里,这里的干部战士们只能在重要节目转播时,才把电视机搬出来,干部战士排列整齐地坐在党委大楼的小礼堂里看。   我们宣传队要是有一台电视机,那就是师部大院的第四台电视。   这个任务就太不一般,太重。它是政治任务。   而当年买一台电视机,要凭“购机票”。这是特殊购物卷,这票太难搞,有了票还得等待,什么时候到货,是接到通知,有了通知拿上票和通知及款项,去一个特殊交易场所才能把电视机搬回来。   那时候每个省会城市全有一个特殊购物处,这个购物处是专卖店形式,但比今天的“专卖店”气派也神秘,还阔大。   这类特殊购物处在中国大城市存在的时间大约是十年左右,也大约是自1973年至1983年。   这个地方专卖控制烟酒、食用油、白糖、各类罐头、过年节时还供应冷冻的肉食品。   后来人们给这类特殊购物处简称了,叫做“特供处”。如果搞不清这样的名称还以为是个“特务机构”或者搞地下活动的场所。   当年谁要是有这里的特供品购物卷,那很神气。这里只供应紧俏物品和食品,后来把进口电视机也放在这里供应,再后来这里供应飞鸽、永久、凤凰等名牌自行车,再后来这里供应进口摩托车、冰箱,再后来这里就供应进口也来路不明的汽车了。   当然这里一直是特权人士购买物品的场所。   再后来特供处就顺应时势地关门了。   到了1985年之后,我们国家珠三角及长三角一带把这里的所有物品翻了几十倍生产全卖给了原产国,似前苏联和日本及东南亚一带和非洲一些国家饱尝了我们在生产这样的物品及食品方面的万分厉害。中国的制造业一旦放开,一旦进入市场经济,她占领的地域不是中国,是全球,她所暴发出来的能量让全球惊讶,全世界的小商品制造业只要和中国产品遭遇,一准得关门或者转产。   我当年就和小张到了兰州特供处转悠了一圈儿,了解些信息,回去了。到了特供处才知道电视机根本买不到。而一张购电视机的票证当年转手就可以卖五十元,五十元当年一家七口人可以吃一个月。   那年头的黑白电视机只有从日本进口,国内还无法生产。一台黑白17寸的电视机售价为五百元左右。   给领导汇报了,说买不到。小张立即自告奋勇说,回西安就能买到。   领导听了眼就亮了,说你们俩立即上火车,买去。   就这么轻松,我们可以回一趟老家西安了。   领导让炊食班紧急烙了葱油饼,炒了咸菜,我和小张背着黄色军挎包,也背着水壶,去了火车站。   几个西安的战友争先恐后地送我俩,他们全有东西往家里带。但也不过是信、口信儿、军用鞋、发的军用毛巾等小零碎。当年物资太匮乏,没什么可带的。但有些钱让我俩给西安的战友们家里带去。   这样我和小张仍是轻装,没什么东西。给战友们家里的带的钱和买电视机的钱我缝在了大裤衩里面了,那是巨额款项七八百元之多。当年没有百元伍十元及贰拾元的票子,最大面额是十元,那是一大摞钱,掖在裤裆里鼓鼓囊囊的。我到现在还是喜欢穿大裤衩,军用大裤衩结实肥大,总也穿不烂还好洗。而我们的军裤也肥大更结实,往内裤里藏些钱谁也看不出来的。   到了火车站,我和小张眼直了,只见火车站像是巨大的难民营。我俩没票,想着上车补票的,这车怎么上呐?   好像是和战友们议论了几句,这么多的难民们往外跑,去哪儿呐?又是在领袖逝世的举国悼念期?   但是没有结论。当年的火车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满员也加倍超载。   没时间了。我们是临时决定走,也决定上立即出发的列车。   挤。   刚开始挤,几个逃难一样的老乡就埋怨我们,说解放军叔叔,你们别挤啦,让我们先上车!   小张和我全让挤出来了,那列车没办法挤上去。   战友们有办法,立即决定往前跑,上另一节车厢。   但见人山人海地挤,一个战友扒开了一个车窗,喊叫让我们俩从车窗里爬进去。   好在当年年轻,我们立即从车窗往里钻,几个战友从后面把我俩往里使劲推,进去了,也占了两个靠近车窗的座位。   车开了。车厢里面挤得瓷瓷实实的,人和人全是站着也得站直了,把它的了——不敢想那些年的挤火车。我后来在全国到处出差,已经挤出了“经验”挤出了窍道,我不怕。我上车就找三种人,车长警长和餐车主任,见了这三种人悄悄地塞钱立即就补上卧铺票了。   我和小张觉得坐了个座位挺兴奋。   可我和小张压根坐不实。   一个抱孩子的妇女硬是往我们身边挤,他的男人扛着极大的包袱,像是准备把家搬到另一处逃难的地方。当年的流民及盲流们就是这样四海为家,哪儿能混饭吃能吃饱就在当地扎下根不走了。   孩子哭喊,我和小张无奈地让座,人家是妇女,还有孩子。   把妇女安顿好,我和小张就挤得一身汗水了。   热,汗水味儿,烟味儿,脚臭味儿,加上孩子的哭声和火车的噪音,让人回忆起来无奈加上不耐烦。   就那么闷着,熬着,也像是思索着什么的神态。但是那年头的国人充满了耐性和被封闭久了的麻木……   这满满实实的一车出门旅行的人去往何方?不知道。他们只是寻求活路吧?   我有些埋怨此行了,小张也叹气,说哪儿知道这么挤?咱要是晚走一天,我得托人给咱买上卧铺票。   倒霉了,遇上了,下车也下不去了。   又硬撑了几个小时后,我实在站不住了,浑身抖,我缩下身子钻进了车厢地板。我从座位下的缝隙中钻了进去,下面还有地方,能躺平了,不敢抬头,但那样躺着比人挤人站直了稍为舒服一些。我拉了一下小张的裤角,他也照我的样子钻了进来。   我们让了座位的那一对小夫妻这时也帮忙,让我俩躺舒服了。   就这样躺着吧。我说,我们这样窝着,实在像狗啊!   小张说,当狗就当狗吧,熬过去这一夜,没办法。   咣咣当当声,混杂的车厢齬龊味道弥漫开来,我们躺着的地方味道越发刺鼻也几乎让人窒息,好在那时候年轻,身体倍儿捧。   但是却饿了,吃,也喝水。我们有干粮还有不错的葱油饼和水壶。   就那么躺在身子不敢翻的车厢地板上,我俩吃喝也说笑。   而这样的经历丝毫没有虚构,就是实写也觉得还没写出来味道,但车厢里的味道实在不敢回想了……   第二天中午时分到了西安。   到了西安就是我们的地盘了。小张下车就迷迷怔怔地找一个值班警察,咕哝了几句就让警察带着我们去了车站铁路公安所。我现在回忆那时候我俩穿着军装,但和难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一身的脏污,满脸的让煤烟薰出来的灰头土脸那样的神态,那有损军人形象但也像是经历了一番战火硝烟地出了列车。我俩跟着警察去了进了铁路公安所。也有警察立即打了电话,小张他爸立即知道我们回家了。   我俩进了公安所先找厕所。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说哪儿有厕所啊?厕所出了咱所的门往右跑五百米远再钻一条巷道出站到候车室上二楼左边才是男厕所……哎呀算了吧,来来来,先在这儿方便吧。说了那位干部拿了一个痰盂放进了他的办公室里间屋里。   门关上了,我俩开始尿,我俩全憋毁啦,那泡尿把一个痰盂尿满了还没有尿净,小张端了溢出了痰盂的盆子出去把尿水倒进了下水道。之后跑进来我俩继续尿,外面的干部喊叫说,咋呀?这是黄河发水啦?   我俩在里间屋里边尿边窃笑。   之后我们在公安所洗脸刷牙,还把身上的脏污整理一番,立即有一辆三轮摩托警务车就把我们送回了小张的家。   小张的父亲是一位乐呵呵地永远笑着的慈祥老干部。   他看到儿子像个逃难犯人一样回家了,一直在乐呵呵地笑。小张说到了买电视机的事儿,他父亲就不笑了,说,提前打个电话回来么孩子,电视机不是几天就能买到的。   但小张一下就发现了他家里摆了一台崭新的电视机。是一台日本原装黑白小电视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48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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