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很诡异，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正是央行为了防范银行发生金融危机所采取的银行间市场整顿。 中国的中央银行是一个奇怪的机构，表面上看它是一个独立的决策机构，实际只是一个高层政策的传声器，是一个政策的发布机构。也正因为这样，商业银行对央行一直是略带蔑视的态度，商业银行更在意银监会的一举一动，而非央行。不过央行决不甘心被人瞧不起，一方面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央行要夺回对商业银行的控制权，这就是6月初开始的银行间市场整顿。 6月初流动性突然紧张的一个原因，热钱流入速度大幅度放缓，新增外汇占款狂跌77%。另一个原因是央行面对流动性紧张视若无睹，不再放水激活流动性。热钱并未完全停止流入中国大陆，人民币还在升值，甚至有时候央行的人民币中间价贬值，外汇市场即期汇率还是升值的。 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对峙就此拉开，在上周四端午假期结束以后，市场再次感到惊讶，因为央行只是选择让正回购到期，而没有主动地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去稳定市场情况。而20亿央票的发行更是明确表示，无论你们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有多紧张，我央行是不会放水激活流动性的。周二又传出四大行高管施压央行要求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四大行一向是不缺资金的,他们一向是给别人拆借出钱的,如今罕见的四大行联手施压央行求资金,足见资金面紧张程度。不过央行可不会轻易投降，央行主办的报纸金融时报在周一的报道中否认中国货币市场可能出现流动性危机，并且认为个别银行遭遇融资问题是因为其严重依赖在银行间市场借入短期资金以及超过贷款的限制。该报道还称银行需要自己解决融资问题，不应该依赖央行介入提供流动性。 四大行出现资金紧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6月底7月初是香港上市的四大行发红利的时间段，6月底7月初，四大H股银行都得派息，工行207.44亿，农行48.11亿，中行146.34亿，建行最高达644.32亿，四大行合计1046亿，与大陆不同，大陆派发股息还是将资金汇到了券商托管帐户也就相当于存款账户了，H股就不同了，四大银行需要买汇,你不能给H股股东发人民币吧。 流动性紧张的本质原因就是银行们一方面大搞理财产品，把3-4万亿的银行信贷隐藏在银行间资产里。另一方面是银行的放贷是肆无忌惮，毫无风险意识的疯狂放贷。6月上旬信贷总量超5月整月，商业银行，尤其是像光大、兴业、民生、华夏、中信、浦发这样的股份制中型银行，基本上是能发多少贷款就放多少贷款，四大行还稍有顾忌，尽管如此斗已经很疯狂，6月1日至9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贷款发放量分别为750亿元、580亿元、380亿元和460亿元，总计2170亿元，已超过四大行5月份整体信贷投放量，也远超四大行去年6月份整体信贷投放量。今年5月，四大行信贷投放量为2080亿元，去年6月则为1800亿元。常情况下，四大行信贷投放量占银行整体信贷投放量的35%~40%，以此推算，仅6月上旬，银行信贷投放量可能达到5425亿元~6200亿元，逼近5月份全月信贷投放量。如果按照当前的信贷投放节奏，6月份银行信贷投放量很可能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远远超过5月份的信贷总量。在四大行信贷投放增加的同时，存款状况却不乐观。6月1日至9日，四大行存款负增长1400亿元。 不仅是这一个月的贷款很疯狂，2007年以后的银行放贷都很疯狂。显然，疯狂放贷是不会有什么高质量的放贷的，这也是为什么1季度新增贷款天量却无法刺激经济增长。高层和央行对此已经深感焦虑，4月底起，央行就表示不会接受过快的信贷扩张，相较短期利率，央行仍然更关注信贷质量和货币供应。换句话说，如果银行让信贷过快地增长，央行为了保持对它们的控制，是不会理会银行间市场利率的上升的。最近发生的事件，可能已经导致银行削减了它们的信贷敞口，从今以后更谨慎地管理流动性，虽然这样仍存在出现短期信贷紧缺的小规模风险。正因如此，我认为，降息降准恐怕都不是大可能的，那样等于央行向商业银行无条件投降了，还没怎么对峙就投降，央行决不会这么做，即使投降，也得在1年甚至几年以后。 不给商业银行们点颜色看看，央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过流动性的突然收紧，导致的后果可能让央行都大跌眼镜，极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流动性收紧带来的滚雪球效应将向各个领域快速蔓延，恶性循环要开始了。 6月底，商业银行们的第一次大考就要开始了，特别是中型商业银行，3月底以来银监会对理财产品进行规管，13万亿(元)的理财产品中很大一部分将在6月底到期，给银行带来很大的现金支付压力。过去3年，中型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规模占存款规模的比例从2010年的10%左右升至今年3月的近30% 外汇领域，流动性收紧跟加息没有区别，人民币升值不停，周二周三人民币中间价都是贬值的，但是外汇市场即期汇率贬值幅度都只有人民币中间价贬值幅度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不过由于外贸渠道严查，即便人民币铁定升值也没有太多热钱能溜进大陆了，而升值进一步打击中国的出口经济。 股票领域，中国的股市严重依赖资金，虽然银行资金进入股市是非法的，但是操作主板和大股的主力，都是从银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取得廉价资金。收紧流动性，对股市打击尤为明显，特别是主板和大股。创业板的主力还多是自有资金。IPO重启不是近期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因为IPO重启早已是妇孺皆知，利空早就消化了，近期11个交易日，上证下跌超过9%，逼近2100点的大跌主要还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紧张。 金融领域，可能触发一连串地跑路事件，昨日暴出的江阴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江阴城建)董事长许才良失踪，再次震动了江阴。截至上周末，许才良仍未回国。该人士称，当地政府已介入协调债权人和公司的关系，初步统计债务在7亿-8亿元，主要为下属公司银行贷款担保负债。江阴城建为江阴农商行法人股东，许才良与江阴农商行间也有过贷款往来。中国有相当大一部分贷款，都是借新钱还旧帐，但流动性收紧，每家银行都缺钱，优先照顾大客户，小客户就可能借不到钱，那也很简单，溜到美国就OK。 债券领域，国债罕见流标，上周五，财政部发行了2013年记账式贴现（四期）国债。本期国债计划发行150亿元，期限为273天。但实际发行面值金额95.3亿元，投标倍数仅为0.64倍。根据财政部的公告，本期国债经招标确定的发行价格为97.283元，折合年收益率3.76%。与上一期同类型同期限的国债相比，上周五发行的国债认购倍数萎缩，其收益率也大幅上行了87个基点。相比之下，5月10日财政部发行的第三期记账式贴现国债，计划发行150亿元，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亿元，认购倍数为1倍。经招标确定的发行价格为97.903元，折合年收益率2.89%。 国债流标，接下来地方债也要流标，而地方政府的投资就会受到影响，没钱项目自然就没法开工，固定投资就要减少，而固定投资是中国GDP最主要的贡献来源，也就意味着GDP要下滑。地方债近期逐渐扩大，6月19日中央还新增了山东和江苏两省自行发债试点，无须财政部代发债券，山东和江苏的城市商业银行恐怕必须买自己领导发的债券。为什么选择江苏和山东，因为1季度银行40%的不良贷款都在江苏，光伏、造船、钢贸是高发区，地方政府急需资金来维持。 流动性紧张推高资金成本，这就加大了那些高资产负债率企业的负担，中国的企业，资产负债率一向很高，尤其是房地产企业、大型国企或地方政府企业、所谓的新技术高科技行业（实际都是一点科技含量都没的）、高速公路、机场、开发区，资产负债率都在70%以上，现金流为负，且不断萎缩，近期房地产企业好一点。这些企业每月都要借新钱还利息，流动性收紧，这些企业就可能破产，并且这些企业也很乐意破产，因为有政府财政兜底，破产再变卖资产还可以从中大捞灰色收入，也可以避免继续向银行哀求资金，何乐而不为。 6月底，商业银行们的第一次大考就要开始了，特别是中型商业银行，3月底以来银监会对理财产品进行规管，13万亿(元)的理财产品中很大一部分将在6月底到期，给银行带来很大的现金支付压力。过去3年，中型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规模占存款规模的比例从2010年的10%左右升至今年3月的近30% 如果央行在下半月继续紧缩流动性，推测至少有两家以上的中型商业银行面临某银行60亿银行间贷款违约的情况，那么就会引发一发小型金融危机，可能有小型的商业银行破产或者说需要政府援助，估计山东或江苏背景的某银行,最近江苏地区占了中国新增不良贷款的50%,频现跑路潮,山东和浙江占了10%左右,光伏ed生物科技钢贸造船是重灾区,那些所谓高科技的基本都是靠骗贷靠银行承兑汇票过日子,特别是led,扬州尤其多.并且有可能将来导致将来更大的金融危机 流动性收紧如果持续6个月以上，将出现跑路潮、破产潮、经济大滑坡这样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如果央行在对峙中输了，降准或增加流动性，那意味着更大的危机在酝酿中，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个会刺激房价继续飞涨，加剧通货膨胀，更多的呆帐坏帐出现，更多的金融黑洞。 这就是中国的两难，央行和政府都在走钢丝，万一掉下来呢？地球上可没有那么强的保险绳能拉得住。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当时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所说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这无疑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不宜录取”执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从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下达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该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条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将为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这个不能升学的10％，主要成分是政治条件不合格的预估人数。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学习成绩上等、胸怀报效祖国志向的人才苗子。 　　就全国看，“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也有较宽松的。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聂荣臻语）的蒋筑英之所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当代英雄”，和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有父亲被劳改的家庭问题，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他的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开封育才中学前校长，在天津某中学读高中时也是老师喜欢的高材生，他报志愿时，因有家庭问题，老师曾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不要报一流大学，他报了第二批录取的洛阳农机学院，被顺利录取，他至今感激老师对他的爱护。类似这样的例子相信在全国也不少。 　　本文提到的江雪、范天成、吕延梅均在日后的工作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其中两人入了党。 　　1998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获奖的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学同窗感慨不已。因为崔琦是我们的同龄人又生于河南，更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相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此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反差，显然不是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有保证。 　　十分有趣的是，开封作为古都汴梁，一千年前曾是宋朝的都会，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出自宋朝，这是因为北宋的高等教育当时在世界居领先地位。我国太学始建于西汉，经过隋唐进一步发展为教育体系完善、学科设置齐全的国子学，到了宋朝已成就了一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队伍，才推动了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繁荣。使汴梁成为十一世纪时举世向往的科技文化中心、也是举世稀有的拥有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抚今追古，这一段“不宜录取”历史对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培养科技人才队伍方面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