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 | 菲美将在黄岩岛以东海域举行联合军演

1951年菲律宾与美国签署了《共同防御协定》。双方每年都要举行军事演习。 菲律宾海军周四(20日)说,美国和菲律宾下周将于吕宋岛和黄岩岛间举行联合海军演习。 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法比克少校告诉法新社,这次联合演习将于6月27日到7月2日在黄岩岛以东约108公里处举行。 中国与菲律宾2012年在黄岩岛发生对峙,后来菲律宾撤退,据信目前仍有中国官方船舰在周边海域巡逻。 法比克说,这次演习目的在于加强双方通讯、海面作战、联合反恐以及海上安全能力。他澄清,这场演习早在3年前就已开始规划,与黄岩岛紧张局势无关。 菲律宾与中国政府船舰去年4月在黄岩岛海域发生对峙,中国稍后封锁了黄岩岛泻湖的出入口,并实质控制了原本菲律宾渔民可以自由出入的海域。 今年1月,菲律宾外交部单方面把南海主权争议提交国际仲裁。 法比克说,菲律宾海军、海军陆战队及海岸防卫队人员将参加演习,美方则有海军和陆战队人员参与。 最近,菲律宾与中国再因仁爱礁之争陷入紧张,美国海军部长马布斯17日抵菲访问3天,与菲律宾国防及军事官员讨论了包括南海争议在内的区域安全议题。 (编译/责编: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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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崔卫平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57 岁的她虽然从北京电影学院退休,但仍活跃在中国的诸多公共领域。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娄烨评价说,“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AP) 本文原刊于 《人物》杂志六月号 ,原题为《疏异者崔卫平》,作者谢丁;文中小标题为奇闻录编辑所拟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崔卫平女士不是个明星。走在大街上,没人能认出她的脸。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她独自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入北京南锣鼓巷胡同时,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那让我下车吧。”她说,“我就是去拍那部电影的。” 她看起来也不像个演员。一头短发,没有化妆,大约50岁年纪,穿一件紫色的中式开襟。此前,崔卫平有过一次从影经历。她在《颐和园》里扮演她自己,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在那部电影中,她和郝建、张献民坐在80年代末期的酒吧里,讨论捷克的知识分子。这3人都是大学老师,因为思想行事都非主流,被戏称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三朵奇葩”。 在娄烨的电影《花》中,崔卫平扮演了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 那天下午,她要拍的电影,是娄烨的新片《花》。娄烨曾是崔卫平的学生。因为《颐和园》,他正处于5年禁拍期。《花》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在电影里,女主角要到北京采访几个知识分子。崔卫平再次扮演她自己。因为演员们不懂中文,娄烨问她,能否先自己写好台词? 这和她近年来撰写的文章不同。那些文章散落在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络上,其中有文学和电影批评,更多是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接受娄烨的邀约后,崔卫平着重考虑的是,如何让一个外来记者迅速了解中国。在台词里,她首先解释了中国目前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然后她模拟外国记者的身份,对自己发问:“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她写道,“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在南锣鼓巷的一个院子里,娄烨开始拍摄这段访谈。崔卫平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真的,电影录音用,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的知识分子用,假的。在夏日的阳光下,画面是明亮的,头顶没有遮盖。两年后,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这个场景时,不禁笑出声来。它似乎从头至尾透着一股秘密的快感。一个被禁的导演,一部题材不合适的电影,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一群令人不放心的人,凑在北京最热闹的胡同里展开严肃讨论。在不到一分钟的镜头里,崔卫平的“自问自答”像在发表一种宣言: “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知出发。” 告别主流意识形态 在中国,崔卫平仍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独立思想者。她在报纸和杂志都开设专栏,也是一名微博活跃分子。她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可以展开公共讨论的机会。 多年来,在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2011年,55岁的崔卫平从电影学院退休。对学校来说,她也许是个令人棘手的包袱。 崔卫平回到北京顺义首都机场附近的家。每天上午,她固定在狭小而整洁的书房写作。宽敞的客厅用来看投影。她家有一套严格的观影仪式—不准吃零食、打电话,也不允许中途换片。我问她是否已看过自己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她哈哈大笑,说那更像是对娄烨的一种支持。 她的声音很尖,像个小女孩。“我的声音和我的思想是不匹配的。”她说,“这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公开说话的原因。”但在郝建的印象中,崔卫平在公开场合总是谈风很劲。他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她说话很急,也很冲,快人快语。”他说,“你好像能看到她的思想不停地迸出火花。” 崔卫平曾多次在文章里提到她思想的起源。那是一长串外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但她却很少谈起早年的生活经历。“我比较回避这个话题。”她说,“但不代表我不去审视自己。” 她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地方干部家庭。父亲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母亲则是个“新潮女性”,从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家里有5个孩子,她排行老三。她说,自己的童年是浑浑噩噩的。“文革”将家庭生活粉碎。那些印刷厂围墙上的大字标语,游行、示威,以及一个同学妈妈的自杀,她不理解这些事情的含义,除了茫然便是茫然。她后来写道:“如果有所谓‘文革一代人’,那我们就是‘文革’的‘半代人’。生活是从一个巨大的断裂开始的,毫无思想准备,什么也不理解。” 1969年,崔卫平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每天早上,她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地里的蚕豆又肥又油,玉米地像青纱帐。到了晚上,她听着哥哥和姐姐轻声谈论村里的人和事,月光一步一步移向屋子的中央。她发现自己的感觉在大自然里完全打开了。16岁那年,崔卫平回到城里。农村的经历仿佛开启了她的智力,学习成绩猛然提高。高中毕业后,她原本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但她不喜欢进工厂,“光线不足的车间,单调重复的工作”。1974年,当她再次下放时,她带了一套鲁迅杂文集去农村。在鲁迅的世界里,崔卫平渐渐了解到有两种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启示的和理性的。前者就像“先知”,像《狂人日记》中的疯子,他们能够于黑暗中发现真理。“比较起来,理性的方式更适合我。”她写道,“它从一个平等的前提出发,诉诸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理性能力。” 1978年,崔卫平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那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她说,“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除了阅读经典文学,她还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她有个好朋友是哲学系的,本科4年将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而她却相反,想尽一切办法去听哲学系的课。在南大,她也成为许多话题的积极讨论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掀起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那时没有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人道主义就像这些学科的替身。崔卫平迷上了这个话题。在研究生的食堂饭桌上,她经常一人舌战11个男生。她后来说,那可能是她离“主流思想”最近的时刻。 1983年秋天,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矛头指向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他是人道主义话题的重要参与者。崔卫平听说,她喜欢的某个哲学系教授,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批评了王若水。她非常失望,也对这个话题掀起的讨论失去了兴趣。她察觉到一种无力感,认为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那场运动对于我个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她说,“从内心里,我开始和主流意识形态告别。” 第二年年底,崔卫平毕业去了北京。在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办公室,系主任说,她可以在三个工作中任选一种。她说,“我怀孕5个月了”。她什么也没选,回家生了孩子并休息了一年。在北京,她立志要当一个“灰色人物”。 从时代最强音中的放逐 电影学院导演系八五届的学生,“是帮有点轻狂的老愤青”。但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比如娄烨。崔卫平是他们《艺术概论》课的老师。“那个女孩很年轻,站在讲台上,是一副干体力活的样子,很多学生都比她年长。”娄烨说,“她上课自由,可以随便发言,插嘴,质疑,她毫不在乎。” 娄烨每开拍一部新片,都会给工作人员准备一份需要阅读的书目,崔卫平总会在必读目录里。“如果你想从一个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开始你的工作,读崔卫平是个很好的选择。”他说,“因为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说,她其实是和八五届学生共同成长的。他们正好赶上了一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尤其是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卡夫卡、萨特、加缪,这些人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情绪,表达和世界的疏异关系。“他们非常对我的胃口,帮助我接近自己的生活。” 在课堂上,崔卫平给学生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在现实中,她似乎也成为一个“疏异”的人。她很少参加学校会议,不爱搭理人。多年后,电影学院一提起崔卫平,仍是那个“一到学校就怀孕”的女孩。学生们都说她很酷。她似乎在寻求一种“主动的被边缘”,而艺术院校也刚好提供了及时的供养——她看了大量的电影,伯格曼、安东尼奥尼,他们的作品都是一些内心或精神危机的信号。 在生活的另一面,因为丈夫唐晓渡的关系,崔卫平的家正成为80年代“新诗”的接头地点。诗人们常去她家聚会,喝酒、谈论诗歌。但崔卫平谨慎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诗人们似乎也认为她不是一个合适的参与者。她慢慢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更理性的人。“有歌颂英雄的诗人,也有被诗人歌颂的英雄。”她说,“但我发现那时很多诗人把自己变成了英雄。” 1988年秋天,崔卫平开始在课堂上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一种观点:那些标榜出身于乌托邦的人,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会突然掉头去追求现实。她似乎看到周围许多人都是如此,那些人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庸俗不堪。“那些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崔卫平后来写道,“结果是将我从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在她看来,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 崔卫平此前积累的情绪似乎终于在《罪与罚》里找到了出口。在那些情绪中,她曾感到迷茫,太多东西不确定,似乎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她知道,迷雾中一定有某种确定性。她写了大量的日记、随想和信件,包括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然后突然在这一年,她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一个生长点,并随之确定了思考的方向。 她变成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她甚至不能分辨出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面孔。“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深表怀疑。”她说,“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然后是1989年。 接下来那年,女儿生日的那天,突然问她,家里怎么没人了?一个冷清的时代即将来临。崔卫平的许多朋友下海了,但她对生意实在没兴趣。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领域中去,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1993年春季的某天,她无意中从书架上翻出一本红色封皮英文书,是个加拿大朋友读完后扔下的,哈维尔的《Open Letters》。 “我那时不知道哈维尔是谁。”她说,“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总统,我不会去翻看哪怕一页。” 从哈维尔到阿伦特 我第一次读到《哈维尔文集》,已是2003年的冬天。墨绿色的封皮上,是哈维尔的头像,封面左下方写着“崔卫平译”,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那年早春,学者李慎之先生去世。但他之前已为这本书写了文章。在序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李慎之指出哈维尔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哈维尔主张人人凭自己良心说真话,做实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哈维尔曾说,“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回复。”李慎之写道,“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崔卫平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文集 对崔卫平来说,阅读哈维尔首先给她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将长远利益和做人的尊严都抛在脑后。她尤其看重哈维尔提倡的良心。“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她说,“我在他那里找到了道德的力量。” 1994年,因为肺结核在家休养,崔卫平开始翻译哈维尔。那时她正处于压抑中,不愿见人,不想出门,肺病也让她感到胸闷。她甚至找不到语言去描述这种生活的闷。但哈维尔却让她有深呼吸的感觉。她在阳台上搁了个小桌子,晒着太阳工作。“我的肺部难以喘息,但头脑却在大口大口地吸氧。” 翻译了大约八九万字后,崔卫平校对打印出60份,然后邮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人无动于衷,但更多人为她叫好。到了1990年代末,通过哈维尔的传播,崔卫平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朋友圈已逐渐从文学扩展到了学术领域。但她的个人生活也在此时陷入危机。1999年,她和唐晓渡离婚了。 “那时我对她有点担心。”作家徐晓说,“她似乎不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我担心她性格里面那些偏执和感性的东西会强化。”徐晓记得第一次去崔卫平家时,听说她怕开窗,怕吹空调,感觉她是个比较柔弱的女性。她们在那段时间常通电话。 但崔卫平很快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到了力量。2000年,她得到一本《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译本。在阿伦特身上,她看到了很多和哈维尔相似的东西。他们都以很深厚的个人经验,进入公共领域对抗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崔卫平对此深感认同,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不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她说,即使你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心中仍然有一处是空洞的。而汉娜·阿伦特对此提出的响亮忠告是——站到亮起来的公共生活中去。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 徐晓敏锐地看到了崔卫平身上的变化。有一次,崔卫平对她说,我们要把自己打扮得妩媚一点。没多久,徐晓就去了美国。她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当她回到北京时,发现崔卫平快要结婚了,爱人比她小9岁。从那时起,她发现崔卫平在个人上变得柔软起来,但另一方面,她也开始在公共讨论中到处看到崔卫平的身影,而且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尖锐。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生态。2001年,在“世纪沙龙”论坛,有场关于“福柯是不是诗人”的辩论。一个昵称“snoopy”的网友在争辩中突显出来。“喧宾夺主的snoopy,几乎成为沙龙的女主人。”学者王晓渔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她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舞会。每一次的主题都出人意料又水到渠成。”他后来得知,snoopy就是崔卫平。 那年临近暑假,崔卫平突然贴出一张邀请函,请一群陌生的网友到北京参加一场“夏令营”。在一篇《有关Snoopy夏令营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里,她写下4条规定。比如:“免费提供早餐一顿,吃完饭各自洗碗,snoopy抹桌子。时间:8:00。”“单独外出者晚间12点前回家;临时决定不回家者,请于11点前打电话告知snoopy;但不必(和不许)告知他/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那就像一次小型的公共生活实践。网友们住在崔卫平家,书房被改造成营房,大家互相以网名相称。23岁的王晓渔参加了那次夏令营。“有崔卫平的地方,就有笑声在……提醒我们不能对苦难视而不见,但对苦难感又要有所节制。”他在文章里写道,“后来读《汉娜·阿伦特传》,总有一些章节似曾相识,仔细想想,原来闪现着她的身影。” 2012年7月12日,在《今天》诗刊编辑徐晓老师家,徐晓、崔卫平与立人大学学员包饺子、读诗歌。 到了2004年,崔卫平翻译的《通往公民社会》开始在知识分子圈流传。作者是波兰的米奇尼克,和哈维尔一样,他也被视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缔造人之一。与此同时,崔卫平开始在媒体和网络上发表社会批评,提出看法。她还发表了几封公开信。她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名声。 在微博上,崔卫平有11万粉丝。她给自己填写的身份是学者和作家。“她的文章特别真实,都是以她的生命体验作为支撑,很容易打动人。”学者徐友渔说,“但这也可能成为她写作的缺点,因为对整个社会来说,个体经验仍是特殊的。” 徐友渔和崔卫平是多年的朋友,他们还一起去捷克见过哈维尔。他对崔卫平的那次布拉格之行印象深刻,因为需要鼓起勇气才能迈出那一步。他说,崔卫平有一种道德上的直觉和天生的良知,那驱使她不得不去。 崔卫平当然清楚,公共发言可能带来麻烦。这些麻烦不仅来自暗处,也有部分来自知识分子群体。除了道德上的指责,还有人质疑她的学术能力,认为她“浅”——从专业上看,她也不是政治理论的专家。但崔卫平认为,这可能和她在公共领域中给自己任命的角色有关。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她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 有一次,崔卫平组织了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去娄烨家看《颐和园》。放映之后,大家坐一起聊天。有人很喜欢,也有人完全不能够接受。讨论中,崔卫平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与他们产生很大的分歧。 那次放映会结束后,崔卫平给娄烨写了封邮件。她提到一个词,叫“自由主义主义者”,用来指那些把自由当成理论来处理的人。她说:“对那些人来说,自由主义只是书本上崇高、美妙的东西,自由主义个人也只能是光滑、单纯的,那些晦涩的幽暗的个人及其经验就不算啦。” 娄烨后来对我说,那才是崔卫平思想中最具魅力的东西,也很清晰地使她与她的那些同志拉开了距离。而这需要一种敢于身体力行的意识和精神的冒险,那并不像提出一种政见那样简单和目的明确。 “就像一次通向自己灵魂深处的旅行,而是否能够穿越灵魂深处的‘荒野’,安全到达那片平静的‘林中空地’,我们没有人能预先知道。”娄烨说,“但旅行早已经开始,这是崔卫平的勇气。”他引用了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的核心概念,“林中空地”就是开放性真理的终极之境,为人类无蔽的心灵而存在。 “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 2012年中秋,崔卫平和几个朋友去郊区游玩。那正是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她对连日来的街头暴力很忧虑,也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感到不满。她认为,也许是时候回应大江健三郎在日本发起的联署了。几个朋友讨论出一份文本。 几天后,崔卫平通过邮件和网络发起了公开信《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她说:“我们的社会不乏理性的考虑,但是需要将它们大声说出来,让人们能够看见和听见。” 公开信一共10条。她认为其中有两条同样重要:一、不希望目前的争执影响经济、文化和民间交流;二、反对战争和街头暴力。她希望发出一种“理性中国”的声音。签名联署的人,似乎五花八门。有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也有农民工和个体户司机。有持异议者,也有毛左派。 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一些自由派的朋友认为她靠官方太近。而更多网民和社会批评,则认为她对日本太温和,像是汉奸言论。 在一篇名为《在今天如何理解爱国》的回应文章中,崔卫平写道:“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她认为,担心爱国会妨碍启蒙,主权的要求会压倒人权的要求,是没有必要的。就像她在给朋友的邮件里写的那样:“让我们通过行使对于主权领土的发言,把主权换到自己手中。”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崔卫平看到一条网友转给她的微博,说新任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话:“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那位网友好奇地说,这不是崔卫平说过的话吗? 她转了这条微博,但只打上了一张笑脸。 猜你喜欢 刘伯勤:红卫兵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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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 | 打不开的逃生门

特约记者_慕容雨侬  吉林报道 每当想起和自己同住一个宿舍的弟弟和另外两个工友,王占军就忍不住流泪。 他进入吉林德惠宝源丰禽业公司只有半年,6月3日上午5点20分左右,有点低血压的他叫醒其他三个人起床上班,说自己今天太难受,让他们给请个假。临走前,弟弟王宇和另一个工友刘强像以往一样逗着玩说:“我走了老大,我走了就不回来了。” 6时6分,他们所在的车间发生火灾,截至2013年6月10日,该事故造成121人死亡,77人受伤。 关于火灾原因,出现了很多版本。有的说是由于液氨泄漏引发爆炸,进而引发火灾,一些当地村民也表示,事故发生时曾听到爆炸声音。6月6日国务院“6·3火灾”事故调查组确定这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但事故原因尚未有权威的定论。 王占军因为临时请假躲过一劫,着火后,他第一时间参与了现场的救援,但最后,他还是没能救出弟弟和另外两个同事。“我没想到,他们真就是没有再回来。” 要命的是二车间和安全通道的门都被锁了 南都周刊:着火的时候你在哪里? 王占军:当时我请了病假在宿舍,刚吃完药喝点热水,就听下面喊救火,当时还以为是别的地方着火了,没想是厂房。我趴在窗户上往外看,第一个眼就看到女更衣室的前面,就是南面二线对开的地方,从厂房蹿出来的火苗有三四米高。厂里的保安队长,在厂房前拿着铁锹在拼命地砸门。 南都周刊:砸门? 王占军:对。车间的中间有一条参观通道,也是消防安全通道。安全通道的左边是两个车间,一车间和二车间,右边是更衣室和厕所。这个通道两头各有一个门,参观人员可以在通道一直前往车间,但一直是锁着的。除此之外,一车间和二车间分别也各有一个门,其中一车间通往外面的是开着的,唯独二车间这边的门是锁的,两个门都锁了。 南都周刊:为什么要锁上? 王占军:这个具体原因,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我们做食品加工,外面是空旷地,如果起风的话风沙灰尘很容易进来;二个是苍蝇有可能进来,发现死苍蝇在里面也是不行的,(注意)产品卫生嘛。 南都周刊:有人说出事那天,整个厂区有六个门,锁了五个? 王占军:这个不准确,很多人说更衣间那边的门也锁了,其实那个门是开着的。我有什么说什么。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6月3日当天这几个门锁没锁? 王占军:开着,我本来还想进去,但那时火已经很大了,不敢进。我怕我进去救不来人,反而死在里面。真正要命的是二车间和安全通道的门不通。 南都周刊:你和保安队长砸开门以后看到什么? 王占军:砸开以后就看到里面浓烟滚滚,门口有几个人,这些人的面目已经看不出来谁是谁,全身上下全是黑的,就是黑人也不如那个黑,有的人已经烧伤,烧坏了。 南都周刊:他们当时是站在那儿,还是躺在那儿? 王占军:什么样都有。门里面就是一个不到70厘米高的台阶,一个坎儿,我们把人往下扒,往下拽。我拖着一个女的到了草坪,那女的还在问我,我的手机呢,我说你能活下来是幸运的,我弟弟他们还在里头呢。 南都周刊:人多吗? 王占军:不太多,我们拽出来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在这儿躺着,脸朝天躺着,再想拽他的时候已经不赶趟了。 南都周刊:你当时怎么找你弟弟的? 王占军:我就问每一个跑出来的人,我说有没有看到王宇,都说没有。出来的每个人全身上下都是黑的,什么样的伤都有,那种场面太难受了,太惨了。有一个叫马振的,他现在在长春烧伤医院的ICU,喉管已经切开了,正在抢救。我当时看到他时,他的脸部让火烧了,头发也都烧了,他要再进车间,这个车间有他的对象,他要进去救他对象。我抓住他的手,拦着不让他进,他手上的皮,一下子就脱下来了。 南都周刊:皮脱了? 王占军:嗯,他的手已经烧伤了。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无助。整个厂房能看到的就是火和烟。我那时候想老天爷能不能下场大大的雨,把这个火赶紧浇灭了。 大约在7点过几分的时候,就听见厂房里面一声巨响。从房上拱出一个大的火球,之后就持续浓烟,很黑很黑的浓烟。我跪在地上哭,我说,完了全部都完了,我喊我弟弟,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那几个小孩的名字,每个人名字都喊了,可没有人回答我。 先着火再爆炸 南都周刊:有人说火灾最早可能是氨气泄漏造成的? 王占军:我觉得不可能。氨气泄漏得遇到明火,因为车间里没有明火,而且火是从房顶先着的。我在这之前另外一个厂子,经历过一次氨气泄漏中毒。那次泄露是预冷池的排管憋漏了,工人大量吸入氨气,当时眼睛嗓子非常难受,想吐、恶心,我好悬没死掉,送到医院就昏迷了。我上次已经捡一条命,这次又是死里逃生,又捡一条命。 南都周刊:你问过那天从里面逃出来的工人没有,他们那天有没有闻到里面有氨气? 王占军:他们没有闻到,他们就说前车间着火了。 南都周刊:你怀疑是因电导致的? 王占军:我不能说怀疑电,我只能说不是氨气爆炸引起火灾。现场是先着火有一段时间才引起爆炸,我肯定地这么说,我亲身在这个现场看见,而且在现场经历的。打死我也是这么说,对任何人都是这么说。 南都周刊:你们上岗的时候给你们做过安全培训吗?老板有没有给你们讲过哪个门是逃生通道,如果发生火灾该怎么样? 王占军:没有,反正我来之后没有,不知道之前有没有? 南都周刊:你过去打工的禽类加工厂,他们门也是锁吗? 王占军:不是。消防通道、安全逃离通道全部是打开的。按规定逃生通道不允许堆放任何障碍物,(这边是)堆放东西,门又上锁。 南都周刊:你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王占军:不但是我不原谅,所有的遇难者家属,都不会原谅。门锁上就是最大的错误,也是导致这么多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南都周刊:老板平时对你们怎么样? 王占军:老板人都很和蔼说话。还有我们车间的张经理,他们每个人给我的印象都是对工人特别的和蔼,包括我们已经失去的这个蒋厂长,还有颜主任。 南都周刊:在你看来这些人也是不错的人,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 王占军:有时候怎么说呢,指定有原因,平时不太注重这些,他们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火灾发生。 这些责任,你现在找也没用了,我们的主任也在里面没有出来,厂长也是(没有出来),说是出来了又进去救人了,太惨了。6月3日那天,中间有一段时间救护车在拉尸体的时候,我在现场,我一直在那儿,都是白袋子出来,什么形状袋子都有,有直的,有弯曲的,什么形状的都有。我看救护车一会儿拉走一批,一会拉走一车。我快40岁了,那种场景我这辈子都抹不去。 “走了就不回来了” 南都周刊:你对后续的处理有什么期待吗?毕竟你弟弟也遇难了。 王占军:我也不去吵,凭良心吧。对于很多人来讲,要懂得这一撇一捺你才叫人。你就看怎么样去做了,这是生命,是120来条生命,他的生命之外还有生命呢,有的扔下孩子,有的扔下老人,有的一家几口都在这里,这也给各个私企老板敲响最好的警钟吧。 今天我回了一次厂子,给我弟弟取DNA鉴定结果。我到屋里头,忍不住流下眼泪了,我想到我弟弟是特别难受的,还有那两个小兄弟。3号早晨,我招呼他们起床,我喊我弟弟,“小宇,你们该起来了,该上班了。” 南都周刊:那是几点? 王占军:5点20分左右,我们(规定)5点50分进车间点到,我把他们叫起来,对他们说,“我起不来了,你们愿意吃饭就下楼吃点饭,不愿意吃饭洗漱刷牙上车间了”。我当时还想让弟弟他们两个陪我去看看病,但想想算了,我说我今天不去(上班),太难受了,你们俩给我请个假。 我弟弟和刘强,他们两个(跟我)说,我走了老大。他们管我叫老大。“我走了就不回来了”。刘强就这么逗着玩,我们平时也好逗着玩,我说走吧,走吧。我没想到,他们真就是没有再回来,他们没有一个人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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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 失业青年与社会动荡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国年轻人为何喜欢上网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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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曲新闻 | 卫计委开微博被网民要求取消计划生育

中国——在发布369条微博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布了他们开设微博的消息,蜂拥而至的网民纷纷要求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卫计委微博因此大规模删除评论。 卫计委的微博名为“健康中国”,今年“两会”后,卫生部与国家计生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卫计委),因此民众对计生政策的不满转移到了卫计委。人们批评卫计委代表的并非“健康”,而是剥夺他人生育权的“刽子手”,更有激烈评论称“祝计生工作者断子绝孙”,在中国文化中这是相当严重的诅咒。暴力计生行为在需要达成计生指标的地方普遍存在,比如诸多被强制流产的母亲就是极好的证明;在发达地区,强制计生手段更是多样,比如开办校园餐厅需要出示校长的计生情况证明,孩子入学、落户需要家长进行绝育手术并开具证明,未婚妈妈需要缴纳近十万的社会抚养费等等。与严厉计生手段形成对比的是,超生现象普遍,甚至党员、知名人士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而当初响应号召的父母成为失独父母,政府养老不力令这部分人群陷入困境。计划生育也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和未来的中国经济等等方面。 声称聆听意见却遭到大量反对的卫计委选择大规模删除评论,有网友肯定卫计委主动与民众交流的做法,但卫计委似乎成为了继红十字会之后再一个遭到普遍批评的部门。FMN 部分网友评论: 西楼茶坊:取消让千万人痛苦的计划生育法! 建筑电气设计师:取消计划生育,取消这反人类的措施! 罐头外的梨:取消计划生育!关注失独老人! 小月金夆:80年代: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90年代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新世纪后,养老不能靠政府!一个孩子的倒三角人口结构下,独生子女的一生将是:无比幸福的童年、无比沉重的中年、无比凄惨的晚年。还有就是:再老也得养政府! YoungComa:不平等便是计划生育的本质   小兔儿麻麻:一个以杀死中国妇女腹中胎儿来赚钱的部门。大家可以来骂娘了。 胡萝卜土豆师:习总刚刚讲话,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看看计生委微博的评论就知道党的人心向背了。这还只是一个部门。   秋日枫叶1980:希望杜绝必须上环才给孩子落户口,应该自愿的 来自广东惠州的网友“寻找美好的梦”:我们这里要罚1万元啊,剩下的罚款10多万分3年还。大家说靠谱吗? 徐歪歪歪:请公布超生罚款数目和去向   丹在动: 这是来帮红柿子会分担压力的? 黄山殷志丁律师: 和红会的微博有一拼了,336条评论,几乎都是反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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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 | 成败刘志军

梦中国(No5) by 新浪微博 @漫士-SIMON 古人云: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辉光。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虽然还没死,但政治生涯已经终结,与铁路事业也已基本告别,故而其人虽然还没盖棺,提前做个论定大概还是可以的。 当然,这里的论定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如何判决,这是法官、检察官和和律师们的事,笔者既无这方面的知识,也无职权和能力去妄下法律上的结论。 不过,说说刘志军的一些犯罪事实总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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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张维迎:近10年腐败增长速度严重超过GDP增长速度

过去十年,中国腐败的增长速度,可能严重超过GDP增长的速度。由于腐败增长速度很快,所以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机会不均等,在这个情况下,我想人们的道德观念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当这个社会不公平的时候,你让人们有很好的道德观念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现在矛盾的激化,可以说是过去我们没有进行真正的平等的机会的市场改革所导致的。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张维迎   我认为社会的变革最重要的力量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领导力,第二个就是理念。理念呢当然包括每个人的理念,但是在变革期间非常重要的,就是处在领导位置上的理念。那领导力呢,它是指的,是一个掌控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的一种远见卓识,也包括他的技能。这样可以接下来划分,理念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领导力也可能强,也可能弱。所以有四个象限。第一你有正确的理念,也有很强的领导力。第二是有很强的理念,但是领导力是弱的。第三是你的理念是错误的,你的领导力也非常弱。第四就是理念是错误的,领导力又很强。   应该来说,最好的是第一个,就是好的理念,强的领导力。最糟糕是第四个象限,观念很错误,但是领导力很强。我们看过去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可以总结在这样一个图里面,首先从1949年到1976年,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是最高领导力,他是有很强领导力的人,在人类历史上也很少的,但是他的理念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邓小平呢,我认为是在第一个象限,他有正确的理念,也有强的领导力。在过去十年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发现我们一些理念不再正确,但是好在领导力还比较弱,所以还不是特别灾难性的,尽管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   下面这个例子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过去的十年,从经济增长到各种指标,增长率,中国的国际地位等等,都是进步很大,但是我们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呢,我们中国的社会矛盾是越来越突出。但是十多年前,政府提出了和谐社会,但是大部分人都同意,现在的和谐程度比十年前低多了。另外从体制改革角度,无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叫做基本停止,甚至倒退的。那么大家问,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是停滞了,而经济又取得了最好的增长。这是因为我们有改革前25年的红利,这个红利包括私有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特别是朱?基时代,国退民进的改革,还有2001年,在江泽民朱?基手里的,加入WTO,如果WTO,过去中国的十年不可能这么增长。在2001年的时候,中外汇储备就两千亿美元,我们知道是三万四千亿美元,都是加入WTO之后实现的。并且我认为,如果没有WTO,中国过去的十年改革会倒退得更厉害,所以开放对中国改革非常重要。   但是正因为过去十年没有经过改革,所以我们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腐败非常严重。我记得1992年,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跟学者讨论中国腐败,他们都非常担心,我说只要腐败增长的速度低于GDP增长的速度,这个问题不会太大,但是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过去十年,中国腐败的增长速度,可能严重超过GDP增长的速度。由于腐败增长速度很快,所以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机会不均等,在这个情况下,我想人们的道德观念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当这个社会不公平的时候,你让人们有很好的道德观念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现在矛盾的激化,可以说是过去我们没有进行真正的平等的机会的市场改革所导致的。   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前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改革的理念和它的领导力。我们现在好多人讲到改革有各自的利益,所以改革非常难。好像邓小平80年代改革很简单,没有什么阻力,这个观念是错误的,80年代的改革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这种阻力包括意识形态的阻力,也包括既得利益的阻力。特区的开放也是相当艰难的,一开放了,就出现走私,也出现了腐败。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重义经常会拉到北京来做检查,但是呢,他的理念和领导力使他仍然推动了广东的开放。   加入WTO是很重要的过程,因为关税的趋减和好多配制,使很多既得利益受到了很大的危险,但是朱?基很坚强,那时候朱?基被骂为卖国贼,那时候朱?基压力很大。李鹏比较保守一点,在WTO上面,李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争论很厉害的时候,李鹏说,管他的,先加入再说。实际上的话也是有底气的,作为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就不会这样去做。   我经常举个一个例子就是高考,邓小平一上台以后,管两个事,一个教育,一个科技。教育的第一个事就是恢复高考,恢复高考,教育部部长很不同意,他们就跟邓小平汇报工作,这个高考很复杂,邓小平回答很简单,如果你们做得了就做,你们做不了,我知道谁做得了。所以这个问题呢就给解决了。   大家看到我们过去的十年,我们的理念大大倒退了,我们从相信市场,更多的相信政府。从相信更多的企业家精神,转向相信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所以导致了国进民退。改革前二十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过去十年强调的是和谐,其实关键注意的是过多注意财富的分配。改革前二十年,特别是九十年代注意什么,建设法制国家,过去是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其实法制大大倒退。所以这些理念,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今天各种社会矛盾的重大出现。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成长很好,所以出现了中国模式,这个模式,有些官方领导人也很喜欢,我觉得这个中国模式是完全错误的,它强调的是国家和国有型企业主导。我的简单的感想是,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国家干预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而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国家企业仍然很多,国有企业仍然很大,这是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   所以未来的改革,我们要有总的目标,那这个目标呢,我认为呢,就是建立一个公正、自由、法制、民主的社会,这是大目标。未来经济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重,而且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仍然是建立一个平等的自由的市场,这里边我觉得,实有产权制度是最有重要的,在座有很多我们国有企业,我很抱歉我必须批评他。我们现在国有企业,从效率的角度,我想我们在座的经济学家做很多计量模型,这个很重要,但是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知道它,而且我们看看中国的统计年表就知道,在2010年,工业部门,国有资产占的资产的42%,但是的创造的产值是27%,创造的增加值是30%,提供的就业是20%。就是我们的投入和产出做一个比较,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效率是相当低的。   当然大家,在座经济学家需要注意的问题,国有企业最多的问题,还不在它本身的效益,而是它带来的外部性,这个外部性,使得企业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话,我们这个社会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我们有些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国有企业不重要,只要有公平竞争就行了。我可以回答这个事,只要国有企业主导,不可能有公平竞争,至少中国的经验呢证明得非常聪明。国有企业一定是靠特权维持的,而这种特权,名企业家就不可能真正去创造,他们可能要花好多的精力,或者国家分配的资源,他们也没有安全感。   还有一个外部性,就是导致的道德文化,我刚才讲到,如果我们人们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我们不可能有道德。如果有大学生就业的时候,如果他能找到工作,不是靠他的能力,不靠他的成绩,而是靠某一个关系的话,凭一个优秀的大学生,有很好的正义精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   我最近有另外一个观点,国有企业大规模存在,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的就业,也就是使大学生就业为什么更难了。因为国有型企业创造了不同等级的工作,在国有部门工作叫铁饭碗,比较地位高、身份高。所以凡是大学生,只要在国有部门工作单独就业,不在国有部门不单独就业。我看到好多人托人找工作,我问他,你现在在哪?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地方,一个企业工作,我说那就不是工作吗?他说这个不算工作,因为这是个私人企业。私人企业当成一个临时性过渡,这样就使大学生就业变成一个突出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它唯一的原因,还有好多其他的原因,那我觉得从行为意识上讲,这是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未来十年,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降低到10%,我指的是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在GDP当中的比重,而不是它的企业的数量。而且我认为呢,一个经济,如果国有经济的比重超过10%,不能叫做市场经济,所以我们中国现在不能叫做市场经济。    (以上为张维迎在6月8日西南财经大学举办的2013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上的部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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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一场敲诈官员的“人民战争”

中国双峰——一般来说,这样的照片会通过电子邮件附件的形式发送过来,或者是老办法,一个没有寄件地址的信封。 而且很少会是什么好照片。 照片拍下的常常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官员和一个女人之间的龌龊行为,而二人并非夫妻关系。或者是一名穿戴整齐的官员,但却戴着一款靠他的政府工资永远也买不起的昂贵手表。 紧随其后的便是要求:给钱,或者成为下一个在网上大范围传播的轰动事件的主角。 近来,中国很多官员发现自己落入了勒索阴谋的陷阱,这些阴谋利用了公众对官员不当行为日益强烈的不满。但即便是那些抵挡住诱惑,不做坏事的官员也难以幸免。在计算机软件的帮助下,勒索者有时会利用复制黏贴的手段将勒索对象的形象嵌入到那些工作场合不宜的照片上,其中的图像往往代表了对权力的滥用。 这一波勒索风潮的出现,正值许多共产党员极不情愿地参加一场由习近平主席本人推动的节俭运动之际,这一运动要求党员不能再用纳税人的钱享用昂贵宴会或配有司机的豪车,而这些曾被看做是中国官员的天生特权。根据中国最高反腐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消息,从2012年底运动开始到今年4月底,已有2000多名接受调查的官员因违反规定而受到惩罚。 现在,公务员除了要小心反腐人员之外,还必须与勒索者周旋,后者则利用了美人计、摄像头,或者更糟的:Photoshop。 在湖南省农村的双峰县,当局已经逮捕了几十个勒索者,其中一些人利用了真实发生的官员违法行为来进行勒索,而另一些人则只是利用电子手段来伪造罪行。 陕西某省级部门的一位副职官员说:“当官真是一个高风险职业。”为了避免引来关注,他要求不具名。 这名官员说,多疑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很多同事都生活在恐惧中,害怕自己被抓现行的照片会出现在网上,断送了前程。 他说,那些参与伪造照片这一地下行业的人,有的是肆无忌惮的、想快速赚钱的犯罪团伙,也有试图取得有利商业合同的个人,而追逐权力的官员勒索同僚,以榨取政治利益,也“很常见”。 这名官员说:“最可怕的是,一旦有人说你干了坏事,政府什么都不能说。到最后没有人会在意是真是假。” 而一系列高调的勒索案更加突显了这种担忧。 上月,《郑州日报》报道,河北省警方破获了一个由80个假记者组成的犯罪团伙,他们在过去五年中利用要发布负面消息来威胁官员和企业,牟利110万元人民币。 4月份,有关部门发现,湖南省三名公职人员给当地县委书记胡佳武办公室的饮水机上安装了窃听设备和秘密摄像头。之后,他们被起诉。检方称,他们录下了胡佳武“违反党纪”的行为——这通常是受贿的一种委婉说法——之后威胁胡佳武,如果不提拔他们就要公开这些录像。胡佳武没有屈服,而是举报了他们。目前,他仍然在任。 双峰县政府已经开始打击这种勒索行为。多年来,似乎没人在意那些给当地带来恶名的电话诈骗者。直到2011年,当地的诈骗者开始用Photoshop软件改进诈骗手段,并将目标瞄准官员,人们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3月份,当地政府开始张贴海报和标语,用以前宣传计划生育和歌颂共产党的言辞来为这次打击行动造势。 “全社会行动起来,掀起一场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的‘人民战争’,”他们大声疾呼。 这场宣传攻势拉开序幕的同时,双峰县警方还宣布,他们抓获了与127起敲诈案相关的37人,涉嫌敲诈的金额达730万美元(4500万元人民币)。据双峰县政府网站的信息,在策划这场打击行动的会上,当地县委书记发誓要“背水一战”。 虽然他们打造的口号为网络上的讽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地居民却承认,这场打击行动很成功。但没多少人认为这就会彻底根除这一产业,当地人认为,多亏了这一产业,双峰县的郊区才出现了许多新建的三层住宅楼。“这被称为一场‘人民战争’,但老百姓为什么要帮助政府?”一名商店店主说道,据他估计,这里近一半的村民都与敲诈勒索有关。“谁都知道,政府官员沉迷于美食、性和金钱。”他补充道,“这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 去年11月,一位中国调查记者在网上发布了一些视频截图,其中是重庆一位区委书记、54岁的雷政富与一位18岁的女性发生性关系,从此敲诈官员案件开始进入公众的视线。 她后来告诉调查人员,是当地一位房产开发商付了她300元人民币,要她秘密录下他们发生性关系的过程。这位开发商后来企图利用这些视频来勒索雷政富,要他给出建设合同。 随之而来的丑闻至少让10位官员下马,其中包括雷政富,他涉嫌腐败,正在等候判决。 “‘艳照’敲诈缘何成为官员的‘软肋’,”这是重庆事件后,一家党报网站上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 据首先发布这些图片的记者朱瑞峰说,社交媒体的急剧扩张令这种困扰中国官员的敲诈勒索变为可能,给了反腐人士和那些不太走正路的企业家一个绝好的平台,来曝光公职人员道德上的过失。 对于那些成为这场大众运动目标的官员,朱瑞峰并不是很同情。“如果他们没干什么坏事,为什么会成为勒索的对象?”他说。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他还补充了一句生动的中国俗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他和其他一些人表示,可能成为目标的那些人已经改变了他们娱乐活动的方式。官员们已开始亲自预定午间幽会的酒店房间,并在脱衣服之前,搜查女伴的钱包,看是否有录制设备。“官员们现在越来越警惕了,”他说。 以兵马俑闻名的西安市的一位中层官员近来透露,最近出现了一张对他不利的照片,显示他戴着一块自己很少在公众场合佩戴的豪华手表,这使他提高了警惕。 随照片还附有对封口费的要求,慌张的他悄悄地找了一位信任的同事,而那人则感到很惊讶,这竟然是他第一次收到敲诈信。“你才收到敲诈信?”那位同事问。 这位官员要求匿名,以免他的话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该官员表示,最终,他决定对勒索者的要求不予理睬,但他在显露财富和关系时已变得愈加小心。 那块问题手表已经安全地藏起。甚至他的家人也尝到了自律的苦果。当这位官员的儿子最近准备结婚时,他决定,一场规模巨大的豪华婚礼风险太大。“那样做太公开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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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习近平整顿“四风” 洗澡能治病?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习近平担任中国新任领导人之后,提出“中国梦”的说法,让国人耳目一新。但是,很快几个月下来,不少人是失望大于希望。6月18号,习近平在一个会议上要求党员“洗洗澡治治病”、扭转不良风气,又被民间舆论批为“空话套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18号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 习近平说,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现在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集中表现为“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习近平提出,党员干部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进行“大扫除”,自我净化,摒弃不良风气。 海外中文媒体从习近平讲话嗅出新动向,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活动是习近平整风运动的开始。 原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秘书、政治分析人士俞梅荪先生表示,中国每届新领导人上台都会开展整风运动,结果党员干部的风气是越整越糟糕。 “1957年,毛泽东就提出整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什么的,当时也都提出过的。包括江泽民三个代表等等,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是越整越遭。权力左右整风。” 俞梅荪先生以陈希同案为例说明,中共高层历次开展的整风和反腐败运动往往沦为权力斗争,被揪出来的贪腐官员不过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担任过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的陈希同1998年因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被判16年刑期,后来保外就医,今年6 月初去世。 俞梅荪先生说:“陈希同贪污治罪,他实际上是因为他是六四打手,或者跟江泽民之间的权力斗争失败了,被经济治罪了。陈希同的罪实际上是激化学潮、镇压人民,那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所以靠党自己整风,是不行的。包括陈良宇,不是因为经济上的罪,而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了。” 记者18号晚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发现很多网友对习近平的讲话嗤之以鼻,认为他的讲话是“搞形式”、“空大假话一套一套”,与习近平“中国梦”说法刚出来时的很多赞赏之声截然不同。 对于习近平这次提出的“大扫除”、扭转“四风”的说法,有的网友发微博问道,大家彼此彼此,谁扫?扫谁? 还有的网友感叹说,已经病入膏肓了,想治好谈何容易! 197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俞梅荪先生说,当年朱镕基刚担任总理时,也曾发出“准备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的豪言壮语,但几年下来结果党内不良风气更严重了。 俞梅荪先生认为,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道路才可能根治当前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 “只有宪政、民主才是国家的出路。习近平刚上台时说宪政梦、这梦那梦,现在都过去半年多了,大家越来越看不出希望了。习近平看来是回到老路上去了。” 习近平上台后,还提出过“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败要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这些高官贪腐案件涉及资金之巨大,令人瞠目结舌。 甘肃兰州曾独立参选社区人大代表的余男先生认为,只有允许百姓和反对党监督政府,中国才有希望。 “习近平说的这些,是新鞋走老路,不可能有效果。靠自己整自己、靠威慑力,没有监督、没有其它政治派别的监督,是没有效果的。” 也有小部分新浪网友对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6月18号要求党员“洗澡治病”讲话的微博表示赞赏。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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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我问问我的税款是不是被公污猿拿去打炮了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我是二黑媳妇:【我问问我的税款是不是被公污猿拿去打炮了,这也给河蟹?有图为证】http://t.cn/zHEA9Jl 2013年06月17日 13:46 红色澄清:这是谁?茅道临,他旁边是妻子,四代女儿。 2013年06月16日 22:58 千年之唐妃:再次穿越时空! 2013年06月17日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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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胡德华在《炎黄春秋》聚会时的发言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会,每次我参加所有的会都没有参加《炎黄春秋》的会有激情。一开始包括杜叔叔还有很多同志都讲了在网上流传的中央领导的讲话,我也是看了这个讲话后心情非常沉重。目前我也没有任何消息来源,我所知道的新闻基本上都是从网上得来的,但网上的东西据说有真有假,但愿这是假的。为什么我的心情这么沉重呢?因为我对网上的观点有保留,甚至有的不同意。但是今年春节前习总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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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标:合法性危机

在国家合法性来源中,依照现政权的特点,求取合法性主要有意识形态建构、执政绩效这两大途径。反宪政的几篇文章自然属于在意识形态上的捍卫,试图击退其他意识形态的入侵,划定界限。在经济状况下行的阶段,这方面的合法性会显得特别焦心。

至少和五年前不一样,在这些可以相对自由谈论自由主义的年代里,无论是理论交锋还是文宣抑制,都还没有提高到合法性有无的高度。为什么到了现在,这个问题会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争锋的所在?简单来说,国家在维稳强化下,令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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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月度视频】十二月之声(2025)——“请自觉放弃一切自由”

【年终专题】“尽量与审查赛跑,不断接力与审查赛跑的接力棒”……2025年度播客

【404文库】“至于划拨给了谁,调剂去了何方,答复中没有说明”(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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