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崔卫平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57 岁的她虽然从北京电影学院退休,但仍活跃在中国的诸多公共领域。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娄烨评价说,“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AP)崔卫平(AP)

本文原刊于《人物》杂志六月号,原题为《疏异者崔卫平》,作者谢丁;文中小标题为奇闻录编辑所拟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崔卫平女士不是个明星。走在大街上,没人能认出她的脸。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她独自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入北京南锣鼓巷胡同时,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那让我下车吧。”她说,“我就是去拍那部电影的。”

她看起来也不像个演员。一头短发,没有化妆,大约50岁年纪,穿一件紫色的中式开襟。此前,崔卫平有过一次从影经历。她在《颐和园》里扮演她自己,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在那部电影中,她和郝建、张献民坐在80年代末期的酒吧里,讨论捷克的知识分子。这3人都是大学老师,因为思想行事都非主流,被戏称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三朵奇葩”。

在娄烨的电影《花》中,崔卫平扮演了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在娄烨的电影《花》中,崔卫平扮演了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

那天下午,她要拍的电影,是娄烨的新片《花》。娄烨曾是崔卫平的学生。因为《颐和园》,他正处于5年禁拍期。《花》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在电影里,女主角要到北京采访几个知识分子。崔卫平再次扮演她自己。因为演员们不懂中文,娄烨问她,能否先自己写好台词?

这和她近年来撰写的文章不同。那些文章散落在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络上,其中有文学和电影批评,更多是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接受娄烨的邀约后,崔卫平着重考虑的是,如何让一个外来记者迅速了解中国。在台词里,她首先解释了中国目前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然后她模拟外国记者的身份,对自己发问:“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她写道,“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在南锣鼓巷的一个院子里,娄烨开始拍摄这段访谈。崔卫平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真的,电影录音用,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的知识分子用,假的。在夏日的阳光下,画面是明亮的,头顶没有遮盖。两年后,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这个场景时,不禁笑出声来。它似乎从头至尾透着一股秘密的快感。一个被禁的导演,一部题材不合适的电影,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一群令人不放心的人,凑在北京最热闹的胡同里展开严肃讨论。在不到一分钟的镜头里,崔卫平的“自问自答”像在发表一种宣言:

“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知出发。”

告别主流意识形态

在中国,崔卫平仍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独立思想者。她在报纸和杂志都开设专栏,也是一名微博活跃分子。她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可以展开公共讨论的机会。

多年来,在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2011年,55岁的崔卫平从电影学院退休。对学校来说,她也许是个令人棘手的包袱。

崔卫平回到北京顺义首都机场附近的家。每天上午,她固定在狭小而整洁的书房写作。宽敞的客厅用来看投影。她家有一套严格的观影仪式—不准吃零食、打电话,也不允许中途换片。我问她是否已看过自己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她哈哈大笑,说那更像是对娄烨的一种支持。

她的声音很尖,像个小女孩。“我的声音和我的思想是不匹配的。”她说,“这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公开说话的原因。”但在郝建的印象中,崔卫平在公开场合总是谈风很劲。他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她说话很急,也很冲,快人快语。”他说,“你好像能看到她的思想不停地迸出火花。”

崔卫平曾多次在文章里提到她思想的起源。那是一长串外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但她却很少谈起早年的生活经历。“我比较回避这个话题。”她说,“但不代表我不去审视自己。”

她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地方干部家庭。父亲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母亲则是个“新潮女性”,从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家里有5个孩子,她排行老三。她说,自己的童年是浑浑噩噩的。“文革”将家庭生活粉碎。那些印刷厂围墙上的大字标语,游行、示威,以及一个同学妈妈的自杀,她不理解这些事情的含义,除了茫然便是茫然。她后来写道:“如果有所谓‘文革一代人’,那我们就是‘文革’的‘半代人’。生活是从一个巨大的断裂开始的,毫无思想准备,什么也不理解。”

1969年,崔卫平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每天早上,她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地里的蚕豆又肥又油,玉米地像青纱帐。到了晚上,她听着哥哥和姐姐轻声谈论村里的人和事,月光一步一步移向屋子的中央。她发现自己的感觉在大自然里完全打开了。16岁那年,崔卫平回到城里。农村的经历仿佛开启了她的智力,学习成绩猛然提高。高中毕业后,她原本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但她不喜欢进工厂,“光线不足的车间,单调重复的工作”。1974年,当她再次下放时,她带了一套鲁迅杂文集去农村。在鲁迅的世界里,崔卫平渐渐了解到有两种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启示的和理性的。前者就像“先知”,像《狂人日记》中的疯子,他们能够于黑暗中发现真理。“比较起来,理性的方式更适合我。”她写道,“它从一个平等的前提出发,诉诸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理性能力。”

1978年,崔卫平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那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她说,“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除了阅读经典文学,她还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她有个好朋友是哲学系的,本科4年将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而她却相反,想尽一切办法去听哲学系的课。在南大,她也成为许多话题的积极讨论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掀起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那时没有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人道主义就像这些学科的替身。崔卫平迷上了这个话题。在研究生的食堂饭桌上,她经常一人舌战11个男生。她后来说,那可能是她离“主流思想”最近的时刻。

1983年秋天,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矛头指向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他是人道主义话题的重要参与者。崔卫平听说,她喜欢的某个哲学系教授,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批评了王若水。她非常失望,也对这个话题掀起的讨论失去了兴趣。她察觉到一种无力感,认为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那场运动对于我个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她说,“从内心里,我开始和主流意识形态告别。”

第二年年底,崔卫平毕业去了北京。在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办公室,系主任说,她可以在三个工作中任选一种。她说,“我怀孕5个月了”。她什么也没选,回家生了孩子并休息了一年。在北京,她立志要当一个“灰色人物”。

从时代最强音中的放逐

电影学院导演系八五届的学生,“是帮有点轻狂的老愤青”。但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比如娄烨。崔卫平是他们《艺术概论》课的老师。“那个女孩很年轻,站在讲台上,是一副干体力活的样子,很多学生都比她年长。”娄烨说,“她上课自由,可以随便发言,插嘴,质疑,她毫不在乎。”

娄烨每开拍一部新片,都会给工作人员准备一份需要阅读的书目,崔卫平总会在必读目录里。“如果你想从一个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开始你的工作,读崔卫平是个很好的选择。”他说,“因为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说,她其实是和八五届学生共同成长的。他们正好赶上了一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尤其是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卡夫卡、萨特、加缪,这些人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情绪,表达和世界的疏异关系。“他们非常对我的胃口,帮助我接近自己的生活。”

在课堂上,崔卫平给学生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在现实中,她似乎也成为一个“疏异”的人。她很少参加学校会议,不爱搭理人。多年后,电影学院一提起崔卫平,仍是那个“一到学校就怀孕”的女孩。学生们都说她很酷。她似乎在寻求一种“主动的被边缘”,而艺术院校也刚好提供了及时的供养——她看了大量的电影,伯格曼、安东尼奥尼,他们的作品都是一些内心或精神危机的信号。

在生活的另一面,因为丈夫唐晓渡的关系,崔卫平的家正成为80年代“新诗”的接头地点。诗人们常去她家聚会,喝酒、谈论诗歌。但崔卫平谨慎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诗人们似乎也认为她不是一个合适的参与者。她慢慢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更理性的人。“有歌颂英雄的诗人,也有被诗人歌颂的英雄。”她说,“但我发现那时很多诗人把自己变成了英雄。”

1988年秋天,崔卫平开始在课堂上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一种观点:那些标榜出身于乌托邦的人,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会突然掉头去追求现实。她似乎看到周围许多人都是如此,那些人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庸俗不堪。“那些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崔卫平后来写道,“结果是将我从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在她看来,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

崔卫平此前积累的情绪似乎终于在《罪与罚》里找到了出口。在那些情绪中,她曾感到迷茫,太多东西不确定,似乎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她知道,迷雾中一定有某种确定性。她写了大量的日记、随想和信件,包括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然后突然在这一年,她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一个生长点,并随之确定了思考的方向。

她变成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她甚至不能分辨出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面孔。“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深表怀疑。”她说,“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然后是1989年。

接下来那年,女儿生日的那天,突然问她,家里怎么没人了?一个冷清的时代即将来临。崔卫平的许多朋友下海了,但她对生意实在没兴趣。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领域中去,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1993年春季的某天,她无意中从书架上翻出一本红色封皮英文书,是个加拿大朋友读完后扔下的,哈维尔的《Open Letters》。

“我那时不知道哈维尔是谁。”她说,“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总统,我不会去翻看哪怕一页。”

从哈维尔到阿伦特

我第一次读到《哈维尔文集》,已是2003年的冬天。墨绿色的封皮上,是哈维尔的头像,封面左下方写着“崔卫平译”,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那年早春,学者李慎之先生去世。但他之前已为这本书写了文章。在序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李慎之指出哈维尔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哈维尔主张人人凭自己良心说真话,做实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哈维尔曾说,“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回复。”李慎之写道,“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崔卫平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文集崔卫平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文集

对崔卫平来说,阅读哈维尔首先给她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将长远利益和做人的尊严都抛在脑后。她尤其看重哈维尔提倡的良心。“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她说,“我在他那里找到了道德的力量。”

1994年,因为肺结核在家休养,崔卫平开始翻译哈维尔。那时她正处于压抑中,不愿见人,不想出门,肺病也让她感到胸闷。她甚至找不到语言去描述这种生活的闷。但哈维尔却让她有深呼吸的感觉。她在阳台上搁了个小桌子,晒着太阳工作。“我的肺部难以喘息,但头脑却在大口大口地吸氧。”

翻译了大约八九万字后,崔卫平校对打印出60份,然后邮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人无动于衷,但更多人为她叫好。到了1990年代末,通过哈维尔的传播,崔卫平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朋友圈已逐渐从文学扩展到了学术领域。但她的个人生活也在此时陷入危机。1999年,她和唐晓渡离婚了。

“那时我对她有点担心。”作家徐晓说,“她似乎不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我担心她性格里面那些偏执和感性的东西会强化。”徐晓记得第一次去崔卫平家时,听说她怕开窗,怕吹空调,感觉她是个比较柔弱的女性。她们在那段时间常通电话。

但崔卫平很快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到了力量。2000年,她得到一本《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译本。在阿伦特身上,她看到了很多和哈维尔相似的东西。他们都以很深厚的个人经验,进入公共领域对抗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崔卫平对此深感认同,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不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她说,即使你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心中仍然有一处是空洞的。而汉娜·阿伦特对此提出的响亮忠告是——站到亮起来的公共生活中去。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

徐晓敏锐地看到了崔卫平身上的变化。有一次,崔卫平对她说,我们要把自己打扮得妩媚一点。没多久,徐晓就去了美国。她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当她回到北京时,发现崔卫平快要结婚了,爱人比她小9岁。从那时起,她发现崔卫平在个人上变得柔软起来,但另一方面,她也开始在公共讨论中到处看到崔卫平的身影,而且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尖锐。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生态。2001年,在“世纪沙龙”论坛,有场关于“福柯是不是诗人”的辩论。一个昵称“snoopy”的网友在争辩中突显出来。“喧宾夺主的snoopy,几乎成为沙龙的女主人。”学者王晓渔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她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舞会。每一次的主题都出人意料又水到渠成。”他后来得知,snoopy就是崔卫平。

那年临近暑假,崔卫平突然贴出一张邀请函,请一群陌生的网友到北京参加一场“夏令营”。在一篇《有关Snoopy夏令营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里,她写下4条规定。比如:“免费提供早餐一顿,吃完饭各自洗碗,snoopy抹桌子。时间:8:00。”“单独外出者晚间12点前回家;临时决定不回家者,请于11点前打电话告知snoopy;但不必(和不许)告知他/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那就像一次小型的公共生活实践。网友们住在崔卫平家,书房被改造成营房,大家互相以网名相称。23岁的王晓渔参加了那次夏令营。“有崔卫平的地方,就有笑声在……提醒我们不能对苦难视而不见,但对苦难感又要有所节制。”他在文章里写道,“后来读《汉娜·阿伦特传》,总有一些章节似曾相识,仔细想想,原来闪现着她的身影。”

2012年7月12日,在《今天》诗刊编辑徐晓老师家,徐晓、崔卫平与立人大学学员包饺子、读诗歌。2012年7月12日,在《今天》诗刊编辑徐晓老师家,徐晓、崔卫平与立人大学学员包饺子、读诗歌。

到了2004年,崔卫平翻译的《通往公民社会》开始在知识分子圈流传。作者是波兰的米奇尼克,和哈维尔一样,他也被视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缔造人之一。与此同时,崔卫平开始在媒体和网络上发表社会批评,提出看法。她还发表了几封公开信。她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名声。

在微博上,崔卫平有11万粉丝。她给自己填写的身份是学者和作家。“她的文章特别真实,都是以她的生命体验作为支撑,很容易打动人。”学者徐友渔说,“但这也可能成为她写作的缺点,因为对整个社会来说,个体经验仍是特殊的。”

徐友渔和崔卫平是多年的朋友,他们还一起去捷克见过哈维尔。他对崔卫平的那次布拉格之行印象深刻,因为需要鼓起勇气才能迈出那一步。他说,崔卫平有一种道德上的直觉和天生的良知,那驱使她不得不去。

崔卫平当然清楚,公共发言可能带来麻烦。这些麻烦不仅来自暗处,也有部分来自知识分子群体。除了道德上的指责,还有人质疑她的学术能力,认为她“浅”——从专业上看,她也不是政治理论的专家。但崔卫平认为,这可能和她在公共领域中给自己任命的角色有关。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她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

有一次,崔卫平组织了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去娄烨家看《颐和园》。放映之后,大家坐一起聊天。有人很喜欢,也有人完全不能够接受。讨论中,崔卫平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与他们产生很大的分歧。

那次放映会结束后,崔卫平给娄烨写了封邮件。她提到一个词,叫“自由主义主义者”,用来指那些把自由当成理论来处理的人。她说:“对那些人来说,自由主义只是书本上崇高、美妙的东西,自由主义个人也只能是光滑、单纯的,那些晦涩的幽暗的个人及其经验就不算啦。”

娄烨后来对我说,那才是崔卫平思想中最具魅力的东西,也很清晰地使她与她的那些同志拉开了距离。而这需要一种敢于身体力行的意识和精神的冒险,那并不像提出一种政见那样简单和目的明确。

“就像一次通向自己灵魂深处的旅行,而是否能够穿越灵魂深处的‘荒野’,安全到达那片平静的‘林中空地’,我们没有人能预先知道。”娄烨说,“但旅行早已经开始,这是崔卫平的勇气。”他引用了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的核心概念,“林中空地”就是开放性真理的终极之境,为人类无蔽的心灵而存在。

“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

2012年中秋,崔卫平和几个朋友去郊区游玩。那正是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她对连日来的街头暴力很忧虑,也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感到不满。她认为,也许是时候回应大江健三郎在日本发起的联署了。几个朋友讨论出一份文本。

几天后,崔卫平通过邮件和网络发起了公开信《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她说:“我们的社会不乏理性的考虑,但是需要将它们大声说出来,让人们能够看见和听见。”

公开信一共10条。她认为其中有两条同样重要:一、不希望目前的争执影响经济、文化和民间交流;二、反对战争和街头暴力。她希望发出一种“理性中国”的声音。签名联署的人,似乎五花八门。有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也有农民工和个体户司机。有持异议者,也有毛左派。

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一些自由派的朋友认为她靠官方太近。而更多网民和社会批评,则认为她对日本太温和,像是汉奸言论。

在一篇名为《在今天如何理解爱国》的回应文章中,崔卫平写道:“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她认为,担心爱国会妨碍启蒙,主权的要求会压倒人权的要求,是没有必要的。就像她在给朋友的邮件里写的那样:“让我们通过行使对于主权领土的发言,把主权换到自己手中。”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崔卫平看到一条网友转给她的微博,说新任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话:“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那位网友好奇地说,这不是崔卫平说过的话吗?

她转了这条微博,但只打上了一张笑脸。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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