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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乌兰 、易丽君 译,广西师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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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锢的头脑

文|崔卫平

在某种意义上,米沃什的这本《被禁锢的头脑》,比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更加富有意义。奥威尔的那本是预言幻想小说,重在描写人们在巨大的外部压力及恐惧之下,如何思想变形,完成了从属和归顺的过程。身在英国的奥威尔,并没有亲身经历俄式极权主义,没有看见它是如何从一个社会内部成长出来。实际上任何被称之为“怪胎”的东西,都不可能仅仅是外来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文化及人性的根源。米沃什写在1951年的这本,重心放在了当时人们如何从自身的处境、困厄及个人野心出发,自觉并入强势力量,最终变成了压力的一部分。书中所见所闻,为作者本人亲身经历。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当他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时,他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斯拉夫语系教书,在波兰故乡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不能在课堂上被提起,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加以流传。曾经有人运用气球,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从美国降落在他母语的土地和山峦上。他被隔离的原因在于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早些时候,他从波兰驻法国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上离任出走。

巴黎很少有人理解和接受他。时值冷战初期,巴黎的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娃正陷入与斯大林主义的调情,这书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品”。巴黎的波兰侨民不相信“新信仰”的建立,不是出于恐惧和投机,是由于有人真心相信了某些“真理”,指责他在为共产主义“做宣传”。一位巴黎的心理医生认为,一个人已经在现有体制中拥有体面位置,居然还要流亡他乡,一定是疯了。在极度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他支持的人中有两个光辉的名字:法国作家加缪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后者为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的德文版写了序言。

他本人之倔还在于尽管饥寒交迫,但是他不拿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去赚。他是唯一一个不给“自由欧洲”写稿的流亡作家。很多年内他为自己出走的选择,感到“罪过”和“羞耻”,这种感觉伴随了他的一生,认为那除了是一个灾难,而不是别的。1960年他去了美国一呆三十年,一边教书,一边坚持波兰语写作。“忠实的母语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总是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命运铺开一面红地毯,在一出道德剧的罪人面前”。(《我忠实的母语》,绿原译。)

冰冻解除之后,米沃什于90年代初回波兰,病逝于克拉科夫。他的诗歌与其他散文作品在中国一直有出版。80年代末,老诗人绿原译出了米沃什诗选《被拆散的笔记簿》,成为许多中国诗人的最爱。近些年,陆续有《米沃什诗选》、《米沃什词典》、《诗的见证》问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在人们翘首以盼很久之后,终于有中文版面世。

“被禁锢的”一词在波兰文里,有“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如果存在奴役,它也并不仅仅是强迫的,而是有着心甘情愿的意味。新信仰也许带着迷人的微笑,令人折服而不仅是压迫,这使得这本书拥有了极为丰富的阐述空间。

这本书也会让年轻的中国读者,面对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那批人们,有一个平行的了解。

米沃什来自立陶宛一个贵族家庭,他出生的年代,立陶宛属于波兰。他的家族属于说波兰语的上层社会。当时的立陶宛首都维尔诺,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城市。米沃什有一位堂兄,为立陶宛驻法国外交官员,用法语写诗。米沃什与他的年轻同伴之间,也有一个先锋诗歌的小圈子,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候一个维尔诺的年轻诗人头脑中所想的问题,与一个法国年轻诗人没有什么分别。在当时国际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青年米沃什为自己的富有家庭感到羞惭。

如此美丽一个的地方,却再三被外来强权占领与蹂躏。米沃什在书里这篇《伽玛,历史的奴隶》的开始写道:“最近半个世纪它曾轮流属于不同的国家,人们在街道上见到各国的驻军,每改变一次政权,油漆工的工作量就会增加很多,因为他们要把政府门前的牌子和名称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换上新的护照,努力适应新的法律和法令。维尔诺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

1936年米沃什便出版了诗集,在当地享有文名。他与他的朋友们把自己的诗歌流派叫做“灾变论”,年轻人已经清晰地感到灾祸就在不远处。1939年,德国与苏联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瓜分了波兰,立陶宛归属苏联,红军开进了维尔诺。1940年米沃什从维尔诺逃到华沙,参加了左派的地下抵抗组织。1941年这个地方被德军占领。1944年,苏联军队从德军手中重新夺回和占领了这个地区。两次目睹苏联军队占领,米沃什将某种看似势不可挡的力量称之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也粉碎了每个国家人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

维尔诺的命运是整个波兰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写。今天的人们想要在脑海中再现那种场景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战争结束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是前进中的歌声、旗帜。这一回,闯入者最大的擅长还在于,将自己描绘成历史进步的代表,有一套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学说,以“新信仰”的名义,要求人们服从。即使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仍然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在演进,处于当事人的视野之外,而新信仰则把客观发展的“历史”替换成了“第一人称”,声称他们这些人正好代表着历史运行的方向。

在这种总体形势下,实际上并无选择。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如何不要被甩下来,如何适应这种形势,如何与眼前的局面达成妥协。米沃什用“开船前的恐惧”来形容这种精神状态。社会危机和个人身家性命的危机,使得人们忘记了他们自身的精神道德危机,忘记了他们的道德困境和道德上的要求。人们把这个事实轻轻地压下了。耻辱印在他们的脑门上,他们尽力想要忘却。

该书第一个章节的标题为“‘穆尔提—丙’药丸”。它来自一位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发表于193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永不满足》,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热门哲学人物胡塞尔、卡尔纳普的话题均在其内,然而书中的气氛却是诡异不幸的,人们陷入了虚无主义,深感一切都没有意义。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据说是来自蒙古哲学家的药丸,吃了这种药丸人们就会变得安详和幸福。往日争论不休的问题,会变得非常肤浅和无关紧要。米沃什借用小说中“穆尔提—丙”药丸这个比喻,来形容新信仰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稳定作用。这种药丸之所以生效,在于人们呼吸的空气中有这样四种元素:

一、空虚。在精神上失去依靠。失去对于世界的统一解释和统一图景。这个东西原来可以连结一个社会里不同人群——农民、马夫、工人和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辩证唯物主义正好提供了一套新的对于世界的完整解释,让孤独人有了依靠,感到自己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让觉得自己百无一用的人们,重新对社会有用。

二、荒谬。无意义感。原有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生活被打碎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生存行为: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看不到任何理想前途,感到缺乏人生意义。某种情况就像我们这里曾经命名的“小资产阶级的苦闷”。米沃什强调,那些以传统社会看来的“异己分子”,更容易被吸收进新体制。相反,那些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人们,却不太容易受到这套东西的蛊惑。

三、必要性。在上下文中,米沃什指的是一种徒劳感。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工作是无效的,他担心自己写下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力,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和需要,不能与现实的运动保持同步。在种种干扰之下,“他写作冲动的源泉早就已经浑浊不清”。那种叫做新信仰的东西,据说既能够反映社会新的变革,还能够指导这种变革。这就好像一下子骑到老虎背上去了。人们愿意为此赌一把。

四、成功。不仅是获得未来人生的成功,正在发出召唤的未来,也需要一个当下的行为,就是成功地克服自己。某个作家需要接受一些“手术”,而他周围已经有人经历过了,他们现在正以同情和鼓励的眼光看着他。跨进一个新的大门对他并非易事。从前习惯了绝望与否定的语调,现在的任务是要换一种肯定的和歌颂的。他突然发现,这是能够做到的。于是,他终于“度过了转折期”,一条金光大道似乎在他面前无限展开。

表面上人们更多表现为喜气洋洋,像被集体施了催眠术一般,脸上挂着那种沉默诡异的表情,从此不再开口。米沃什的观察力是惊人的。他强调,在波兰作家当中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件比较晚的事情。而在短短不到两年之内,他已经感到不能忍受,意识到了后面即将到来的一劫不复的精神灾难。

对于西方列强的失望,也是为东欧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分享的共同经验。书中有一章叫做《看西方》,作为今天的一名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也能够找到许多共鸣。稍微拉远一点看,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遭遇到的这些问题,由战争的暴力与破坏一下子摔在人们脚面上的重负,也是一个现代性的遭际。人们从一个自洽的、受庇护的传统社会,被抛入需要个人承受巨大压力的现代社会,许多传统文化并不提供这样的支持。

米沃什设想后来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人们没有就黑格尔式的历史运行观做出一番讨论吗?他的回答是:议题是人家设计的,对方有备而来。“在武装好的理论家和应战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现象,就像坦克跟步兵决斗一样。”某种情况与中国一样:一个人即使熟读四书五经,掌握了唐诗宋词这样精美的文化,但是对现代社会如何组织起来的,什么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也仍然一无所知。结果是,运用前现代的方式去解决现代性的问题,本来应该往前一步,结果却变成了往后一步,甚至是好几步。

读到这些章节,我的脑海中会浮现出许多前辈的面容,想起他们说过的许多话。一位我尊敬的前辈,曾与我谈起过最初接触“社会发展观”所产生的巨大心灵冲击,他感到有人能将历史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全部说透,真是了不起。王蒙先生也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自己早年的选择无怨无悔。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感受,尊重前人的道路,我自己的父亲所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但是米沃什告诉我们,任何选择不是凭空产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看似自由的选择其实未必自由。再者,选择也是建立在自身现实与思想基础之上,而这些基础本身可能是十分薄弱的。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头脑更多是危机的产物,它释放危机以及复制危机。

米沃什揭示了某个晦涩的深层心理结构:深层是个人前途及道德危机,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服膺(臣服),他没有把这个过程说成是出于外在压力。面对一场“精巧的辩护”这种批评,米沃什的回应是,他只是诚实地写出了自己看到的东西,将不同声音、不同人们自己的解释、理由写进书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声部叙述,而没有为了仇恨或怨恨,将事情简单化、符号化,更没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里的人们的需要。

每本书有其自身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淘洗,该书的第三章“凯特曼——伪装”,显得越来越有意义。它不仅适合极权主义的早期,而且对于后期极权主义,同样有着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锐地指出,在来自欧洲东部的人,会发现西部的人们,不管是搬运工还是出租车司机,看上去表情坦然,轻松而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没有那种内心的紧张、晦涩和难言。受到“辩证法压力”的人们则充满了矛盾。人们必须演戏。必须戴上面具。在大街上、办公室里、会议厅、工厂、甚至在起居室,人们说每一句话必须考虑后果。战战兢兢的状态,并没有培养起人们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不能中断,那么只有越演越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国驻波斯外交官的一项发现,它被称之为“凯特曼”。按照这位外交官的描述,穆斯林世界的某些人们认为,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伤害,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公开羞辱和贬损自己,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语言,出席一切在他看来是荒唐的仪式和表演,争取加入到对方的阵营中去,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误。

如此,人们在强权面前的潜台词就变成: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正好是你要的那个东西,我是你的逻辑,你的立场。这下你没有什么可说了吧。如果犯错误,那是你的错误,你的不幸和无力,与我无关。你的错误由你来承担,我的错误也由你来承担。因为我就是你。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被迫撒谎,现在变成了一项主动的策略。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欺骗者,反而认为自己是欺骗对方的人。他不是失败者,而成了是得胜者。在这种貌似欺骗中,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人眼睁睁地从任何责任感中逃脱了。

某种情况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说里发生的。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王二,作为在豆腐厂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输送豆浆的低空管道上行走,乃至这成了他的一桩爱好,很难说这仅仅是因为工作的需要。革委会主任老鲁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须不断逃离。读者或许产生这样的印象,老鲁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现实,变成了他的内在要求,这样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鲁,以对方的逻辑,借此戏弄对方。他东躲西藏却又抛头露面,他在空中飞来飞去却又不断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鲁抓住了衣领,但那个领子是白纸画的,轻轻一挣脱就被撕成了两半,他本人就如断了尾巴的壁虎一样逃走了。还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鲁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气绝身亡。老鲁吓得赶紧把他往医院送,送出厂门他就活蹦乱跳了。气得老鲁说,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

在小说里幽默一把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在现实中,重复他人的逻辑和错误,并不意味着找到自己新的起点,而恰恰会掩埋自己原来的立场,歪曲自己的感情。让人性停留恶作剧的水平之上,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进来,富有意义的东西仍然被排除在外。长此以往,策略也会长成人的面具,戴在脸上拿不下来。以一种空洞去对付另一种空洞,一种虚无去对付另一种虚无,一种同样是掩饰来对付原来的掩饰,这当然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只要顺势就行。

米沃什抱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兴趣,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凯特曼—伪装”。

民族凯特曼。既然你们说苏联是最伟大的,那么我让你没法找茬的做法就是——每说一句话,都称赞一下俄罗斯的伟大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着俄罗斯歌曲,在俄罗斯艺术家演出时,报以热泪的掌声。而实际上,我可能认为那是一个野蛮国家,对此只有无比藐视。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人们全身心地被“圣火”、“英雄”的神话所充斥,又被彻头彻尾的仇恨所灌满。憎恨把人们的人性拉向比较低矮的去处。

美学凯特曼。一个人在家里坐拥广泛收藏的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及各种现代艺术的唱片,他已经从这种东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味,但是却随时准备抛弃和牺牲它们,加入到正在流行的恶俗趣味中去,并因为自己拥有这些伪装的技巧而感到暗自满意。

职业工作凯特曼。一个学者能够做到严格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个要求的报告。

怀疑论者凯特曼。即犬儒主义凯特曼。

形上学凯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理解新信仰带来的处境,觉得这未必不是一场新的、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

伦理凯特曼。人们摇身一变,披上了“新人”的外衣。他们表现出根除了旧社会的恶习,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常常表现得欢天喜地,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米沃什认为,伦理凯特曼,是一种最为强劲的凯特曼,包括能够做到对原先的朋友铁面无私,告发周围的人得到鼓励。

“凯特曼”遍地,则是伪装遍地,谎言遍地。事情的真相被一层层覆盖了起来,被无数次地折叠在里面,无从打听。结果是人们患了各种精神分裂症,重度和轻度的、长期和短期的。一个人与他自己相分离,与他自己之间隔着一条大河,他弄不清楚在他自己身上那些是真实的,那些是重要的;弄不清什么是该喜欢的,什么是该抛弃的。事情原有的界桩被一再移动,他日益变成含糊含混。

对一些人们来说,他们一开始也许并不是故意要撒谎和作恶,他们本性上也许是善良的,但因为拥有某个不谨慎的开头,继而步步迈向谎言的深渊,越走越深,难以自拔。如果说最初还有良知的愧疚,知道自己的良心在什么地方,渐渐地,他变得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因为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模模糊糊地认为能够蒙混过关就是真相本身。即使他原来是一个普通人,结果照样也可以挑战社会和他人:打着真与善的旗号,兜售他本人的假和恶,与他的大环境处于互为辉映“镜像关系”当中。

不难想象,也许有一天人们对这些厌倦了,想要重新开始,却不知道从何开始,源头在哪里。人们离事情的本源久矣。不知羞耻成了新的道德观。

米沃什承认,他本人也玩过被要求的“游戏”,也妥协让步过,因此该书既是与他留在波兰的朋友之间的对话,也是与他自身的对话。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正是我们今天特别匮乏的。在溯本追源的今天,也应该包括通过审视自身的道德状况,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以自身的道德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复原。一个人起码要坚持住自己,不能让自己成为一块仅仅是遭受损失的大陆。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1946——),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想起了诗人米沃什的诗句。1982年米奇尼克写道:“当你独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泪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动着手枪——在这漆黑的、没有星光的夜晚,多亏了你最爱的诗人,你能够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切·米沃什)。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书中还有四个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应该都是有现实原型的,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原先他的同行、朋友,甚至是一些思想气质十分边缘的人们,如何逐步进入了“历史”的大门。在一个宏大背景之下,他又提供了具体的个案。其中《阿尔法,道德家》是最有深度的一个。这个人本身追求完美、纯洁,力求无懈可击,这使得他的选择带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这是一位作家,在战争期间也会以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创办了地下文学刊物,写作有关“受难”、“忠诚”主题的小说,表达了与纳粹决一死战的抵抗战士的精神状态,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祖国和荣誉高于一切。然而,还存在着个人信念之外、比个人信念更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现实”。实际情况是,地下抵抗带来了重大牺牲,同时更多的人在集中营里被枪决。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时,仅仅个人拥有的“忠诚”概念便显得远远不够。

1944年的华沙起义,将这个问题推至极端。这是由远在伦敦的波兰“地下国家”发动的。其时苏联军队已经到了易北河对岸,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的马匹在河边喝水和洗澡。

情形的复杂性在于,波兰人对于俄国人同样忧心忡忡,深知其吞并或或瓜分波兰的野心不死。因此,对于指导起义的流亡政府来说,便期盼能在红军到来之前,有一个已经运转的波兰政府,这样才有可能将主动权掌握在波兰人自己手里。这个思路有其道理,然而现实却不允许。

米沃什形容为“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其中一个巨人(俄)比另一个巨人(德)更有耐心,等待着苍蝇被一个巨人杀死之后它才出场,始终按兵不动。结果是,两个月内华沙上空浓烟滚滚,手中武器为手枪、手榴弹、燃烧瓶的人们,完全不能抵挡来自德军的轰炸机、坦克和重炮,二十万人痛苦地死于残酷的巷战,华沙变成一片废墟。幸存者逃进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诚于他的波兰祖国,而不是屈服于苏联红军,会被当作“起义的法西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死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忠诚”,便显得无效、愚忠、狂热甚至可笑。

米沃什回忆了他本人与这位道德小说家,一道迷失在华沙起义后的废墟瓦砾中的情景,他们“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幻想中的月球景观。这里一片沉寂。”一个意想不到小木板出现了。它吊在一个金属栅栏上,上面用红色的漆写道:“兹比舍克中尉的受难之路”。谁是这位兹比舍克中尉?有谁知道他到底遭受怎样的折磨?他所携带的是什么样任务?他是谁的儿子?或许是一个邮政官员的儿子?没有人知道这些了。那块木板上的字,就像是“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呐喊”。一对朋友同样承受了这个来自死亡边缘孤独声音的巨大冲击。

那些走向新秩序新信仰的人们,便怀着这样无边的绝望。而这也是米沃什本人曾经的思想道路:“他们能做什么?逃到森林里去?上吊?可是他们想活着,并且乐于接受重建国家的口号,最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说话时,他几乎是是带着疼痛喊出来的。

那么米沃什从什么地方开始走向“歧路”?他与朋友的分歧出现在何处呢?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通过他的叙述完全可以找到线索。这位被他化名为阿尔法的朋友拥有一种天生的抽象性,对于概念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具体人们的兴趣,他的小说中具体的人们及其生活背景,常常被概念所扭曲的,变成服从概念的需要。此类需要也是建立权威的需要。而对于米沃什来说,具体的、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们,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方向)要重要得多。

阿尔法写出了他的新小说,关于纳粹期间的华沙生活。米沃什这样评论道:“阿尔法在被蹂躏的城市中给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当时那可是‘热门的话题’,却让我们时常有一种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觉。他竟然这么快就利用这些题材做文章,而且处理得如此顺畅。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致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这里指的是,对于那些身体还未凉透的人们,要有一种敬畏和距离,而不是马上给他们涂上胭脂。宁愿站在沉默一边,也不要站在喧哗一边。宁愿失语,也不要背叛心中悲哀肃穆的感觉,更不要马上去学会强权者的语言和腔调。

书中《波罗的海》这一章,他发出一生中少有的尖锐批评。1944年,包括立陶宛在内波罗的海三国再次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加快了“改造”的步伐,所谓“强化农村阶级斗争”的,使得战后拥有散落武器的人们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进行反抗。结果是更多的人被装进闷罐车,被送往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劫掠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这时候西欧人开始享受平缓的和平生活,没有人注意这一切。东方和西方的舆论没有人关注这些。

他尤其提到自己手中拿着的一封信,它来自原先生活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家庭,一家三口母亲与两个女儿,于194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信中以干巴巴的简短语言叙述了她们在集体农庄工作的情形,而信的每一行最后一个字母都很粗,将它们连在一起看,就出现了“永恒的奴隶”这个字样。这是被抹杀中一声悲苦的叫喊。米沃什从中想到了“还会有多少人想写信却没有写出来?还有多少可能会写这种信的人,因饥饿和过度劳累死于冷酷的北极地区,死时仍然在不断重复这句令人绝望的话‘永恒的奴隶’?”

炫耀的强权与被沉埋的人们在诗人身上进行拉锯,就像曾经不同的力量在争夺和分割他的家乡,他的祖国。他自己经历的下面这个故事,同样体现了他面前世界的分裂。1949年夏季的一个夜晚,作为锦衣玉食的外交官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凉,他看到了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在场的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的军大衣,而那些囚犯们身穿夹克,冻得浑身哆嗦。“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

米沃什决定停下来了,他不能再跟着时代的步伐往前走了。有人将“人”和“历史”对立起来,经过迟疑斗争,米沃什最终选择了“人”:具体的、生活在某处的人们,有着熟悉亲切的面庞。他决定背负来自出身地的无边苦难,承担那些永远沉埋地下的人们的痛苦。他选择站在了失败者一边:“我是站在未来的胜利还是被战胜的人一边,我的将来是赢还是输,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将尝到甜美的胜利果实,如果地球经过长达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这几句话表明,米沃什同样拥有奥威尔那样的预言能力。这种能力并不神秘,是一个艺术家对于人类事务的关心,所拥有的穿透性目光。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说得对。

实际上,这个世界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显出两副面孔:一方面是华美的和欢快的,另一方面是被掩埋,是痛苦的喊叫。这是米沃什写在1943年的一首著名的诗《菲奥里广场》,其中一边是在美好欢笑中度周末的人们,不远处的另一边便是犹太区着火的房屋、被风吹散的黑色碎片。前者对于后者全然没有感觉。然而,暴力正是在人们的忽视中开始变得流行,悲剧在人们的轻率中一件接着一件发生。

一个晴朗的春夜

在华沙按狂欢的曲调

旋转木马旁的我

想起了康波·代·菲奥里

兴高采烈的旋律淹没了

犹太区屋墙传来的炮弹齐发声

双双对对高飞

在无云的天空

有时从火堆吹来的风

把黑色风筝吹过去

旋转木马的骑者

抓住了半空中的花瓣

那同一阵热风

还吹开了姑娘们的裙

人们开怀大笑

在那美丽的华沙的星期天

(绿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