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中国

“国家用以血洗血的法律，想要建立的秩序，最终培养的人民，却越来越走向以暴易暴的品质。我不知道那些冷血的判官们，会不会偶然还能看见，那些悬浮在空中的不瞑的眼睛。” 本文节选自野夫的作品《绑赴刑场的青春》，文章记述了他在看守所期间结识的一位刚刚成年的死刑犯的故事。 中国每年处决死刑犯的数字远远高于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合（资料图片） 一 武汉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在汉口宝丰路的背街里面。这是一个令湖北所有的刑事犯闻之色变的地方，只要听说是送到“一所”，就知道最好的结果可能将是无期徒刑了。江湖行话称这里是——死、缓、无的码头，不死也要脱一层皮。政治犯也送这里，只是因为这里重要且看守严密，所以武汉很多大学生也在这里受过教育。 看守所的概念很多守法公民一直不懂，简单地说，就是等待开庭判决的嫌疑犯被羁押的地方，简称“号子”。蹲号子的人犯比劳改队的犯人要苦十倍，因为除开放风一刻钟之外，吃喝拉撒以及繁重的手工劳动，都得在狭小的房间里进行。号子是不能接见亲友的，也不能写信看书和抽烟等。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密闭的罐头，所有人在这里渴望死亡和早日判刑。人的尊严和权利意识，不需要到监狱，先在这里就把你摧毁掉。全国普遍发生的各种躲猫猫死亡事件，一般也都是发生在号子里。 我住的六号监舍，正对着值班室，是重中之重的犯人呆的地方，于是我得以近距离接触不少死囚。我们号子的面积大约是三米宽四米深，一张通铺占半间房，上面要肉挨肉睡六个人。另外一半面积是劳动洗漱吃饭和排便的地方，没有任何隔离。厕所是蹲坑，却不是冲水式的，而是在上方半尺高的地方，安装了一个冷水龙头。号子里的全部用水，都得在这个便槽里解决。因此洗衣洗碗洗脸洗澡和冲厕所，大家都要在蹲坑里解决—— 这里被犯人们每天擦洗得像六星级饭店一样干净。 六个人都是重刑犯的话，谁来掌握号子的话语权呢？谁又来干洗厕所的苦力呢？江湖当然有一套规矩，这个另文专述。在一般的看守所，死囚多有做牢头的。但是在一所，因为死囚太多，大家司空见惯，也就要凭另外的本事了。90年代的初冬，我们号子刚刚送走了一名死刑犯，大家正在盼望来一个新犯人洗厕所；这时，铁门被哐当打开了。 二 推进门来的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唇上没有胡子，还有一抹茸茸的胎毛。面相很端正，低眉顺眼的透着清纯和质朴。穿着单薄的衣衫，里面却又套着一件梦特娇的毛衣。他无需开口，这些老犯人基本就能看出——他来自农村，年纪不到二十；肯定不是街头混混，人很老实。那他为何会来到恐怖的一所呢？小偷小摸坑蒙拐骗都来不了这里，那他一定是杀人了。 新来者一般都要接受老犯人的讯问，他很知道规矩地蹲在厕所边，不敢正眼看床上坐着的五个前辈。询之，他一一嗫嚅着回答。他叫罗小毛【姑隐其名】，刚刚十八岁半，老家是郊区黄陂县某村的；因为杀人罪被捕。老犯人笑道，你这逼样还能杀人么？为什么杀人啊，杀死了吗？杀的谁啊？他吞吞吐吐地说，因为打架，他打我，肯定杀死了。追问对方是谁，为什么要打你，他却忽然哭了起来，哭得十分伤心。大家看他确实太小，就没为难他了。 罗小毛确是穷人家的孩子，看起来很懂事。由于转来一所之前，已经在分局的号子里呆过几个月，所以完全不需要指点，就知道自己去做卫生。常常做着做着自己就忘记了自己是杀人犯，独自用黄陂腔哼起小调来。大家便笑，他顿时脸红，打住不语。我们的手工活是糊火柴盒，每人每天必须完成3500个，一般要到天黑才能收工。白天干活大家多是谈笑风生，或者互相讲述犯罪经历以及江湖故事——行话叫“混点”，也就是打发时间。到了收工之后睡觉前，才往往是各自陷入自身命运思考的时候。我经常发现这时的罗小毛，会独自悄悄对着铁窗流泪。 闲来犯人们喜欢互相分析案情，预言各自的结局；这些多年混迹江湖的人，几乎胜过法学专家。只要拿着某人的起诉书一看，便能判断大抵的刑期或死活。由于罗小毛的起诉书没来，而他自己又始终回避详述他的案情，所以大家无法猜测他的下场。有时故意逗他，说杀人偿命，他肯定是要判死刑的，否则不会送到一所来。他开始还很自信自己罪不至死，说着说着，忽然孩子般哭泣起来，大家看他可怜，便不忍再玩笑了。 看着这个十八岁就要面对生死，而渐趋沉默和成熟的孩子，我禁不住开始自忖——他真的会被处死吗？我和他一样在焦渴地等着他的起诉书的到来，因为在那里，他的案情才会在我们这里真相大白。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使得他不肯坦言自己的案情。 三 元旦之前，他被带出去了。这是法院来人的提审，我们知道他的起诉书到了。有经验的犯人说，罗小毛肯定完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这个时间发起诉，一般是为春节“杀年猪”准备的——我国一直有一个很残忍的制度，那就是在重大节假日之前，要枪毙一批人以示惩戒。【此恶习不知近年是否有所改变】。 果然，罗小毛一送回号子，就扑倒在床板上抽泣起来。大家也不催他起来完成劳动份额，见惯了这些生离死别的场面，也没有人劝慰。一个老犯从他兜里抽出起诉书阅读，看罢脸色陡变，给大家传阅——原来他杀死的是他的堂兄，且杀了三十几刀，其中九刀致命，堂兄当场毙命，也就是说其兄断气之后，他至少还补了几刀。 一个如此温和的小孩，得有多大的仇恨，才能这样杀红眼而不知住手啊。他们兄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要怎样辩护才能免其一死呢？ 大家等他哭累止住了，才喊他起来吃饭。然后讲各种黄段子逗他，他终于破涕为笑。这时有人出主意说 ——根据你的起诉书，你可能脑袋要飘了。野哥是前警察，你最好详细讲讲你的案情，请他帮你分析一下，看怎样才能保住脑袋。 他求救似的看着我，我问他家里给请律师了吗，他摇头说，他没有妈妈，父亲也没钱，再说他杀的是堂兄，家里肯定是不会请的。法院说了，由法院指派一个。 我又问，你愿意详细给我们讲讲你的案情吗？因为细节决定死生，我们虽然救不了你，但是也许可以帮你分析利弊，教你如何在法庭上自己辩护，以便争取一线生机。 他低头沉吟很久，他知道我们是真诚想帮他的，但是他实在太难以启齿了。犹豫半晌，最后还是嗫嚅着叙述起来，眼泪不时地从他稚嫩的脸上淌下…… 四 罗小毛幼年丧母，他初中毕业便被送到汉口的堂兄那里打工。堂兄是武汉长大的“街痞子”，那时正好开了一个做香肠的加工厂，需要大批切肉的伙计。十五岁的罗小毛，就这样成了一个每天在血淋淋的车间玩刀弄叉的刀客。 说到这里，罗小毛还顿住叮嘱我们——各位大哥要是活着出去，千万不要吃市场上买的香肠啊，那都是死猪肉做的。我们每天有专人去各个养猪场收购死猪，因为这样的猪肉便宜，我们的利润就大得多。 专门做死猪香肠的堂兄当然发财很快，厂子里的事务基本不管，长期在外面吃喝嫖赌。堂嫂独自打理着这一切，每天累得死去活来。罗小毛因为寄宿在堂兄家，因此常常看见嫂子一个人偷偷抹泪。 他算自己家里人，包吃包住之外，堂兄只给他一点零花钱。嫂子见他辛苦可怜，总是暗中给他买一点衣服鞋袜，尽量让他比别的工人好吃好喝一点。就是这一点叔嫂恩情，便让这个乡下孤儿感到了一些珍稀的母爱。 有犯人插话问——你嫂子漂亮吗？因为其表情有些猥亵，罗小毛这个平时老实巴交的孩子，突然生气地翻脸不讲了。扔下手中的火柴盒，跑到窗边哭泣起来。我把那犯人臭骂一顿，然后过去哄他半天，这才又重新回来低低地讲述。 但是，我已经能猜出他杀人背后的隐情了。问题是细节是怎样的呢？是叔嫂合谋，还是兄弟决斗？是蓄谋已久，还是一时起兴？因为这决定他的生死，我不得不鼓励他继续这对他而言肯定残酷的回忆。 五 嫂子确实漂亮，比他也就大十来岁。因为娘家贫困，于是嫁给了这个屠夫出身的暴发户男人。堂兄对他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多坏，反正就当个长工在用。但是嫂子对他，却是内心生疼的。看见他衣服脏了，就帮他洗；破了就帮他买。逢年过节给他塞一点私房钱，让他回去看看父亲弟妹。平民人家的温情，也就是这么一点简单朴素的爱惜。但是放在他这样一个童蒙未开的苦孩子身上，那就是天高海深了。 堂兄越来越少回家，那时正是这个国家黄业初盛的时代；有钱的男人有了嫖赌的去处，家里放着娇妻也当着败柳了。夫妻为此不免口角，而堂兄又是粗鲁之人，一言不合即老拳相向。嫂子娇弱之躯，常常被打得像熊猫一样满身青紫。当弟弟的他，连劝架的胆量也没有。对嫂子的怜悯和尊重，也只能在堂兄走后，去帮忙送一方擦泪的手帕。 渐渐嫂子的万千柔情，再也不寄放在自家男人身上了。男人回不回家，她也无心过问。转而对这个未及弱冠的小叔子，多了无限的疼爱。某个酷热夏夜，嫂子浴后喊他帮忙擦擦后背，懵懂的他第一次看见女人圆润的身体，惊慌失措而又手忙脚乱。嫂子因擦拭而舒适的呻吟，令他魂飞魄散，身体也开始走样。但这毕竟是嫂子，未经人事的他何敢有半丝邪念。嫂子见他呆若木鸡，一时情不自禁，便多了几分少妇的鼓励。那一夜的死去活来，竟然从此埋下了他们一生的悲剧。 此后的嫂子焕然如新，青春娇艳复归于脸上，再也不似从前的苦情满面了。而他，从最初的犯罪感到暗怀的愧疚心，再到理直气壮的初恋情怀，完全变了一个人样。嫂子也从最初的偷情，慢慢走向恋爱感觉。虽然年龄相去十来岁，但十七岁的他和二十几岁的嫂子，放在红尘世界，那实在也可谓金童玉女，叫人看不出一点不谐。 他们相爱得如火如荼，甚至白天，他在满眼死猪血肉模糊的车间，只要听到嫂子的声音，就会冲动反应。他像一个恋母的孩子一样迷上了嫂子的一切，每天下班之后都要抢着帮嫂子家务，贪婪而又痴情地挥霍着他刚刚开始，却又要很快结束的青春时光。 六 堂兄并未觉察这一切，依旧是偶尔醉归，时不时打骂一顿老婆再扬长而去。嫂子因为心有所属，对丈夫的薄幸已不在意。而他却因为情怀初开，在为嫂子抚伤擦药之际，多了更多怜惜和愤恨。然而堂兄毕竟是哥哥，是把他从乡下弄到城里来给一碗饱饭的恩人。他对嫂子纵有万般迷情，说出来终归是不伦之恋。而嫂子，虽然身心都迷恋这个健美淳真的小叔，但自知出墙春色，岂能久贪。因此，他们相爱是相爱，却从未探讨今生归宿。更谈不上密谋弑夫，性命相搏地换一种活法。 问题是一个少年心中，开始因为爱而纠结起了仇恨，这种恨又因为对堂兄的天生畏惧而无处发泄，他渐渐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但凡堂兄回家，他便尽量回避，他怕他自己的目光泄露出隐秘。 人世间许多事，真正是兰因絮果，在劫难逃的。一天中午，他的堂兄醉醺醺回来，似乎突然对老婆动了欲望。早已厌恶了的嫂子自然拒绝，这似乎极端惹恼了丈夫，顿时暴打开始。嫂子极力挣脱从房间跑出来，向人多的车间跑来；丈夫一路追打，嫂子的哭声喊声响彻工棚。正在切肉的罗小毛忍耐着，不敢看一眼缠打着的他们，刀在他手上发抖，寒光刺伤着他的泪眼。 就在这时，实在经不起拳脚的嫂子，本能而绝望地喊了一声——小毛救我啊。就是这一声要命的呼喊，像死亡的冲锋号一样吹响了。他压抑已久的愤恨终于听到了宿命的召唤，叛逆的鼓角连同青春的狂怒，顿时使他恶向胆边生。他持刀冲向堂兄的背后高喊一声——你放手！堂兄看着他乖眉顺眼的长大，何曾把已经变成男人的他看在眼里。回头骂一句你滚一边去，继续对他心爱的嫂子痛下辣手。 面对这个威猛的男人，他颤抖着在背后扬起了利刃。他知道这一刀下去，他和堂兄一世的恩怨都了啦。如果他不能制止住堂兄，那他和嫂子的命也都休矣。那一刻，完全是不由自主，刀锋沿着命运的轨迹必不可免地在空中飞向了堂兄的颈项，鲜血——他每天都熟悉的红和腥，刹那间喷薄而出。堂兄回身夺刀，生死恩仇一念间，他像《新龙门客栈》那个耍刀解羊的小伙计一样，一顿乱挥像一个电锯。可怜一世凶横的堂兄转眼倒地不起，他那一刻完全疯了，继续骑在堂兄身上猛砍，直到他嫂子反应过来，拼命抱住了他。 七 嫂子一看丈夫已然没有呼吸，知道大祸降临。她一边喊看傻了的员工叫救护车，打110，一边拖着罗小毛进屋，赶紧换下他一身血衣，塞给他一把钱要他逃命，这里由她来担着。神智还没完全清醒的他，从未出过远门，哪里有可逃之路。只好像梦虫虫一样出门搭车，向老家的农村走去。刚到家见到父亲，警察就进门了。 之后分局，再市局，简单的案情没有任何麻烦，直接就送检察院起诉了。我看起诉书，其中完全没有提到他和嫂子的“奸情”，当然也没有认定他们预谋。显然老实巴交的他早已坦白的杀人动因，并没有得到嫂子的承认。 嫂子在起诉书上被起诉的原因，是包庇罪，因为资助他逃亡。我分析她之所以坚决不承认和小叔子的私情，是担心让小叔子担上奸情杀人的罪名——这个性质要比一时激愤杀人严重。另外，当然还有女人的名誉问题，她如果承认了，就意味着她要承担害死人家两弟兄的恶名。就算不判她罪，那她也无法面对罗家的仇恨和今后的生活。 开庭在即，十八岁刚过不久就犯案的罗小毛，在法律上已经不属于未成年。到底是认定有爱情对他有利，还是不认定奸情对他有利？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些老犯人，也都成了个大难题。如果因为爱，一个年轻人出于冲动而杀人，可能放在有陪审员制度的国家，可以获得一些宽恕。但是在我国，自古奸情杀人都是重罪，更不要说是和嫂子的不伦之恋了。 当年的起诉书有个不成文的规律，凡是行文用了两个“特别”词汇的——比如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毒辣——那就是必死无疑的了。罗小毛的起诉书已经赫然两个特别，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年轻的生命朝夕难保了。 八 问题是他还深爱着他的嫂子。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嫂子也已被捕，且现在更因为包庇他，而要被送上审判台。他哭着祈求来送起诉书的人，他愿意承担全部罪名，愿意为嫂子去死，希望他们不要判他的嫂子。 在我看来，他的主要罪过在于乱刀杀人，如果仅仅是一刀毙命，他肯定还有生机——因为不存在杀死的故意，更没有谋杀的情节。假设放在今天，最高法来终审生死，那他也可能活命。但是在那个八九之后的湖北，近乎中世纪的黑暗年代里，罗小毛这样毫无背景的草根青年，多半要命如草芥了。 终于一审开庭了，下午押回的他面如纸色，进门就钻进被窝哭泣。老犯人都同情他的遭遇，任他不吃不喝地埋进自己的绝望里——这是谁也无法劝解的绝望啊。 次日起床，大家小心翼翼地询问昨天开庭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这是他唯一可以见到嫂子的机会了。半年的生死茫茫，我们也想知道他嫂子究竟怎样面对与他的法庭重逢。 他还没有开口，就低头抽泣起来，然后像一个委屈的孩子，断断续续地哽咽着说——我对不起嫂子啊，她一见我就哭。之后他用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讲清楚他和他嫂子的庭上苦痛。嫂子在号子里拆了几件毛衣，给他编织了一条毛裤，托法警给他穿上了。嫂子在法庭上依旧坚持，他们没有奸情，他只是心痛她而去劝架，出于年幼激愤动手的。动手之后丈夫要夺刀，他完全不是丈夫的对手，为了自救而乱刀杀人的。 其实，所有的法官我相信他们都会在内心认定，这一对叔嫂之间肯定是有爱情的。罗小毛的律师也试图从这个角度，站在人性的立场辩护，以便打动法官，尽量给一个死缓。因为罗小毛此前的供述已经交代了全部细节，这是他这个年龄的孩子，绝对编造不出来的两性画面。但是不懂法律的他，完全不理解他嫂子为什么要拒绝承认。真正对他打击的是这个，他被善良嫂子的谎言惊得一时瞠目结舌，他觉得嫂子背叛了他们的爱。 对他而言，死不足畏，但是如果怀疑他的爱，否定他和嫂子的真情，那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没有机会串供的他们，在庭上自说自话；一个说有爱，一个说没有爱，场面一时极端残酷，彼此内心的情爱使得他们互相不敢看对方一眼。 不知法官是故意，还是别有深意，最后问了他一个致命的问题——你说你们有爱情，发生过关系，那你有什么证据呢？事关隐私，事关爱人，在他看来更事关他的生死，十八岁的他柔肠寸断，艰难选择，最后还是愚蠢而胆怯地低语——嫂子的那里有一颗痣。 他一说完，公诉人和法官们露出了下作的笑，而他的嫂子则顿时面色惨淡，泪如雨下，几乎晕厥在审判台上。对这些法官来说，判决早已成竹在胸，根本是无需鉴定他的指证的。因为在从不考量人性的法庭，这个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猥亵笑话而已。 他们在分别带走之时，他看见了他嫂子的泪眼，眼中含有一丝幽怨，更有无限的怜惜。他突然后悔他庭上的辩白，他不该说出他和嫂子的隐秘欢乐和悲伤。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再见他的嫂子了，从此幽冥长阻，他们只能隔着忘川相望梦魂了。 九 我们知道，罗小毛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春节就在眼前。 根据当时武汉公检法【各地大同小异】的恶习，他会在春节前被带出去开二庭宣判——我们称之为“卷铺盖”。也就是说，狱警再来提他的时候，开门就会说把被子带着，意思是要换到死囚号子去了。所谓二庭，就是直接宣读判决死刑。读完之后，犯人并非马上就杀，而是要转移到更加严密的单人囚室羁押。从这时开始，犯人就更加不是人了。死囚会被戴上脚镣，然后平躺着将四肢锁在一个硬板床上。每天有专门的轻刑犯来帮你吃喝拉撒，等待你的上诉期结束。 上诉期是十天，如果十天后你不上诉，那就可以择日执行了。如果你上诉，那就要等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只要终审没有下来，你就得一直被钉在这个床板上。有的人案情复杂，终审时间很长，也有偶尔改判死缓的；那整个这个阶段，你就得饱受困卧之苦了。这个刑具在普通人看来不就是终日睡觉吗？但所有过来人皆知道，三天之内就会让你生不如死。 没有谁知道，等待终审判决犯人的这种煎熬。在警方看来，是防止死囚自杀，但其中的不人道，实在残忍难言。我不知道今天的看守所，还是不是保留着这样的恶法。因为在今天终审权收归最高法之后，回复的时间会更加漫长。假设还这样虐待，我相信必有冤屈的人，也愿意放弃生机而选择速死。 罗小毛似乎还是不相信他会判死刑，时而高兴时而悲伤。而我们都已经看见了他的结局，看见他有时还在幻想服刑之后去向嫂子道歉，我们都感到恻然。那时的号子不许犯人有任何娱乐，无聊的犯人便自己找乐，他们称之为“死亡演习”。我也觉得这种残酷的临终关怀，未必是一件坏事，因此也参与他们的游戏。 具体方式就是叫可能处死的犯人，模拟已经在刑场一样跪在床上。大家排队在后面，听口令举枪，然后射击。犯人倒下装死，大家再上前用被单覆盖，然后围坐在他身边，给他一本正经地三鞠躬，开追悼会。悼词会像模像样地回忆夸张他战斗的一生，追溯他为何奋斗致死的事迹。总之，一切按央视的规格整，类似遗体告别和鲜花之类。也要口头朗读某某领导虽然没来，但是也献上了花圈等等。 通常这样的游戏能够冲淡临刑者的死亡恐惧，使得即将到来的枪毙，变得不那么突然。很多犯人躺着躺着，常常被貌似悲伤的悼词弄得哈哈大笑；我们称之为诈尸了，那还得重新枪毙一次。 罗小毛虽然不相信末日在即，但还是乐意配合大家的游戏——黑色的床单终于覆盖在他稚嫩的胎毛未尽的脸上。这次的悼词由我主持，我尽量轻松但音调沉重地按罗京的路数哀悼——罗小毛同志是党的好儿女，是祖国的优秀花朵。其短暂的一生，始终战斗在我国的死猪前线。其人出身贫困，心地善良，勤劳勇敢，在追求爱情的路上误入歧途…… 我们煞有其事的追悼刚刚开始，被单下的罗小毛已经开始抽泣；他的身体哭得抽搐着，我们忽然都变得严肃起来——五个奇形怪状的各类重犯，在那一刻内心真的庄重和充满了悲怜。我们掀开被单，看见他好看的大眼一直睁着，像两个泉眼一样地汩汩淌水。 他在那一刻，可能才真正看见了死亡的模样；看见了幕天席地的黑，是怎样压迫在他单薄的身上。他似乎那时才意识到，他将再也见不到他的老父和弟妹，再也见不到唯一疼她爱他给他的那个嫂子了。 十 未几，铁门一声响——罗小毛，卷被子。 正在说笑的他，骤然脸色煞白，一时手足无措。我们帮他卷好被子，他夹着走到门边，慌慌张张，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身，对我们深深地一鞠躬，然后出门远去…… 一个十八岁半的孩子，就这样走进了他的长夜。二十年过去了，我依旧常常想起他清纯的笑，偶尔的发恼，对着铁窗的默默偷泣。 国家用以血洗血的法律，想要建立的秩序，最终培养的人民，却越来越走向以暴易暴的品质。我不知道那些冷血的判官们，会不会偶然还能看见，那些悬浮在空中的不瞑的眼睛。 猜你喜欢 洪民生和他的春晚 抑郁症女孩赛娜 肖像中国：飘来飘去的年轻人 肖像中国：八零后 肖像中国：北京病人

这篇文章的刊于3月7日出版的 Aeon Magazine ，原题是 The balinghou ，作者 James Palmer，由王立秋翻译成中文。 James Palmer 是一名英国作家，生活在北京。他与中国记者工作来往密切。最新的作品是《毛之死》(The Death of Mao, 2012)。以下是《八零后》全文： 中国父母哀叹他们子女的懒惰和贪婪，但这代年轻人已经受够了 上海，2012年7月。相片：Bruno Barbey/Magnum 2004年，刚下飞机，我就被叫去给一次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英语竞赛当评委。我的两个评委同伴是犬儒得令人愉快的中年社会学家，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在听过无数次关于中国过去是如何贫困，而今又是如何富强的演讲之后，我对他们中的一个评论说，学生看起来有点取巧。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她啐道。“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们如何生活。这代人都不知道。他们都给惯坏了。” 在过去八年里，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种观点，中国的媒体也从不厌烦这种观点。左右两派都这么说。但就在一月这一个月里，鹰派少将和媒体评论员罗援（罗青长之子）就谴责年轻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不健康，他说：“阴柔之气上升，阳刚之气下降。以这样的品德意志、以这样的体格魂魄何以担当重任？” 同时，作家和社会批评家慕容雪村也在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上大骂他们，因为“被可口可乐和汉堡养的白白胖胖……的年青一代只相信官方的声明；一些人甚至认为与官方路线相悖就是异端。他们都懒得去检查细节。” 这些批评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我到北京的那年，在我在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和编辑之前，还在以几近于义务性的外籍雇员的身份熬日子的时候，我曾被迫强行在一个大发脾气，在地上打滚并拒绝离开的熊孩子拉出教室。慕容的主张，即年轻人不知不觉地吞下政府的陈述在官方的公信力已被社会媒体工具粉碎的时代站不住脚，但我们却可以看出，罗援的主张来自何处。讽刺的是，军官的孩子们看起来尤其矮胖。一个陆军基地的附属高等学院的教师们对我说，他们（军官的熊孩子们）看起来就像“粗短的摇晃的鸡*巴”，他们还私下里打赌，哪个学生最适合做肉肠。 食物的隐喻很能说明问题——老一辈的中国人想知道：“为什么一切对他们来说来的如此容易，对我们来说却如此来之不易？”这一攻讦的主要目标是中国所谓的八零后——在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食物的定量配给，并且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后长大的。这里我说的（只）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作为买主和消费者支配着中国的媒体。这漫山遍野的批评与年轻人实际的失败无关，而毋宁说是中国城市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之间正在打开的、史无前例的鸿沟的症状。 张君（音译，Zhang Jun），一名二十六岁大的博士生，这样描述这一情景：“这不仅是代沟。还是价值的鸿沟、财富的鸿沟、教育的鸿沟、关系的鸿沟、信息的鸿沟。”林没脸（音译，Lin Meilian），一名30岁的记者，坦率地说：“我和我母亲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没法谈论。她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这样）过我的生活。” 把自己二十来岁的青春年华花在偏远农场里的劳动上的父母的子女，却用商场、苹果手机和随随便便的约会来衡量他们的世界 这种距离对中国来说并不独特。但大多数其他国家都可以在代际之间获得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的连续性。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曼彻斯特度过的青春期在程度上，而不是种类上，不用于我父母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布里斯托和悉尼度过的青春期。但中国八零后一代人的父母（他们在1950年和1965年间出生）确实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子女的，农村的、毛主义的世界中长大的。在他们的青春期，一个村只有一部电话，大学关闭了，工作是上面分配的。如果你想象西方许多父母在涉及互联网及其在他们的子女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时的混乱，再加上约会、大学生活和职业选择的话，那么，你（大概）就已经接近这种代际的窘境了。把他们二十来岁的青春年华花在偏远农场里的劳动上的父母，不得不和用商场、苹果手机和随随便便的约会来衡量他们的世界的子女打交道。 老一辈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现已五六十岁的那一代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经常看似移民。他们有那种同样的混乱感，有那种同样的，与他们不是很理解的社会规范和习俗斗争，以及，死守他们自己的小天地的感觉（意识）。在他们与他们的子女的关系中，他们总叫我想起和我一起长大的印度和孟加拉小孩的父母——他们力图建议他们的子女做他们绝不会做的选择。然而，就地理错位创造的全部混乱而言，孟加拉的农村与曼彻斯特的城郊之间的距离，如果有的话，也还是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与现代的背景之间的距离小。 移民往往会有一套来自他们家乡文化的，稳定的价值观——他们从中获取支持——不论是宗教的还是文化的。但对中国文革（那一代）的儿童来说，这种连续性是没有的。他们打小就相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革命的毛主义，然后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青少年的时候，被告知在青春期灌输给他们的一切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接着，社会又喂给他们社会主义的，迅速被致富的冲动扭曲的涓涓细流，最终，给他们的，是在被天*安*门*事件夺走前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的反传统文化的暗示。同时，在他们年轻时被谴责为“反革命”的传统价值观，又被当局重新抛光、打磨、树立为社会的新基石。 年轻人因为他们所谓的物质主义而遭到猛烈抨击，但它（物质主义）却又是他们的父母最为珍视的一套价值观，因为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安全感的一个持续来源，一直是钱。钱——至少对它的幻想——从没有抛弃他们。“中国人爱钱，”张博士生告诉我，“因为它没有历史。”在经历了中国向钱猛冲的强盗资本主义之后，老一代人的无限凄惨的，对怎样讨生活的非道德态度可能令他们的子女震惊。黄怒波，一位年已五十的诗人、攀岩者和地产开发商，是少数公开谈论这个之一，他在与中国《财经》杂志的一次访谈中说到了这个“遭到破坏的社会生态”。但黄这样的人罕见，且他有他自己的财富垫背；更多的父母关心的是，他们的子女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 尽管移民梦想他们的子女成为医生、律师或教授，但在国内的中国人的野心，往往在别处。医生工资不高，工作累，不受欢迎——多亏了那个恶名罩住的、腐败横行的医疗系统。律师要与不断变化的司法系统的反复无常打交道。教授们拿着最低的收入，依靠外面的工作过活。中国父母的优先关注不是职业的位置或公共的成就，而是钱和安全感，而无论那工作涉及什么。 上海，旧的给新的让路。相片：Bruno Barbey/Magnum 张是一个经常参加高层外交和安全会议的年轻的学界直升机。（在我访谈过的人中，她是唯一一个要求使用化名的人，意识到她自己的谷歌敏感性。她说：“我母亲不能理解我做的事情，特别是因为它和‘津贴’不沾边。去年新年，我回家，我表哥也在那里。他是一名医药代表(pharmaceutical rep.)。意思就是说，他与医生合伙，卖假药或高价药给医院，瓜分利润。我妈不停滴说：‘哦，你为什么不跟你表哥一起干呢！他赚的钱多多啊！’她知道他的工作所涉及的事情，但她绝不会认为那是错的。” 中国的父母把钱大把地花在他们的子女的教育上，但他们也把钱花在捷径上。大多数人，在他没能考进清华大学的时候，做不到相识的煤老板家庭所能做到的事情：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给他买个国籍，这样他就能以“外国学生”的身份上清华了，而他唯一的资格限定，不过是钱而已。（一般人做不到这点）但他们可以做张的母亲做的事情，每个学期都贿赂她的老师让她坐在教室的第一排，这样她就不会埋没在别的五六十个学生里了。 在中国，基于成绩来打造职业依然是可能的，尽管这变得越来越难，因为有钱人和有关系的人把梯子抽走了。以艺术为例，只参加国家级的舞蹈比赛就要求至少两万或三万的元的最低支出（在一个城市居民人口平均收入在每月五百美元左右的国家，这笔钱约为三千到五千美元）。 “实际的优胜者是根据才能选出的。但你需要给评委钱来打点。这样，女孩们要么不得不依赖他们的老爸，要么，他们就不得不去找新的‘干爹’”，一个二十一岁大的舞者告诉我。在音乐领域，这个国家顶尖的音乐学院之一，曾是孕育伟大的摇篮，如今却需要学生花钱让主任开小班，价格为五千元（八百美元）每次。如果别的人都在玩阴的，那么，甚至最诚实的父母，在他的子女的未来面前，也别无选择，而一些人确实也为他们自己的理想主义而感到后悔。韩素贞（音译，Han Suzhen），一名57岁的退休教师评论说：“我没有以适应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培养他们。我教给他们已经灌输在我们身上的理念，一种纯真。但今天，每个人都在追逐我们被教导不要去重视的东西：我们被教导要回报社会，而今他们却被教导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两个极端。没有人谈论观念和自由了。” 就像对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代来说那样，最具吸引力的（职业）前景，是官方的工作。在账面上，这些工作的工资很低，但在官场的广大的等级制度中，甚至一个不重要的工作，也会带来津贴和生活安全感的保障，即所谓的“铁饭碗”。（政府中的）一个中层职位就是勒索和牵线的许可证。张告诉我：“我表哥，那个药贩子，一直缠着我问。‘为什么不去当官？这样我就可以告诉我的生意合伙人我又一个当官的亲戚，我们就都能赚钱了。’” 巨型国企，如石油巨兽中石化或“四大银行”的工作，是第二好的东西。这些有国家做后台的工作也是体制内的，“体制内部的”，有与慷慨的报销账目相应的津贴，强大的社会安全感，以及，在适当的水平上的，常规的工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也有了价格标签，无论是用现金还是关系——一个用来表示影响力、礼尚往来（你帮我我帮你）和裙带关系的中国日用语——来表示的价格标签。在这方面起步需要父母的支持。在十二月，一个省级国有企业中的一个初级水平的工作的候选人名单在网上曝光的时候，名单上还列出了每位候选人最有影响力的亲戚。 不是每个职位都是可以买的。李翔（音译，Li Xiang），一个二十五岁大的怪帅哥，正在经历成为中央政府官员之前的考试和面试过程。“但对我来说这困难重重因为我父母都为中央政府工作”，他说，“法律规定你不能和你的直系亲属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中央政府的用人体系要比地方政府或国企清楚的多；你不能靠买或影响力混进去。” 在我们享用四百元的牛排午餐的时候，他陈述了他跳槽的利弊。“这对我来说意味着收入的锐减，从我现在工作的一万元到，也许，六千元，税后。前一两年是试用，只拿得到百分之七十。但分给官员的医院是最好的，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工作也安全。社保给力。我也很想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为什么申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顾问职位。我父母被我气疯了！他们因为我去寻求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职位而骂我。” 和李一样，许多八零后——与他们贪婪的物质主义的名声相反——想帮助别人。志愿者的层次也比以往更高，尽管比在西方要低得多，而大学生活年轻的白领工人则是非政府国际组织的主要成立者。但对他们的父母来说，慈善可能是一个肮脏的字眼。“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生了病，家里很穷”，张，那个博士生说。“我想给他五百块帮助他，但在我等着和他见面的时候，我可以在脑海中听到我母亲的声音，她告诉我，我是个傻瓜。每次我给别人钱，我都觉得我被骗了。”我采访的另一个人说：“如果我告诉我妈我给别人钱，她会骂我因为我甚至不能负担我自己的房租。” 不能赡养你上了年纪的父母可能给你带来牢狱之灾 而对父母——他们的梦想被历史挫败——来说，强迫他们的子女走上他们自己想走的路的诱惑甚至更强。在我第一次见到罗惊情(Luo Jingqing)，和她的自信与轻微的厌世感的时候，我设想，她比她的实际年龄，24岁更老。我们在新元素(Element Fresh)，一家在像她那样的年轻职业人那里很流行的，基于上海的高端连锁店里边用午餐边聊天。 “我的母亲想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她告诉我。“她上了一所外语高校以避免被下派到农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毛的一项政策，来自城市的‘知青’被派去和农民一起生活。（不被外派的选择只有）那个或者参军。从那里，她得以使自己在大学重新开放的时候进入大学，接着，在毕业后她被分到日本使馆工作。后来，在27岁的时候，她在那里遇到了我父亲。他们结了婚因为他让她怀了孕，至少这是我爸爸的说法。现在他们离婚了。” “她总是告诉我我毁了她的生活”，罗继续道。“她告诉我别要小孩，因为他们会把一切弄糟。她告诉我怀孕毁了她的职业而她的生活在那里停步，和她最终以捆在我父亲那里而告终是我的错。从我能记事起，她就这么说了。这难道不荒谬么？”她小了，就像人们有时在告诉你很久以前的恐怖之后会做的那样。“但是，实际上，她只是想让我成为她，那个她不能成为的人。她想成为博士，所以她真的想让我成为一个博士。我记得我对她喊，‘我不是你想我成为的那个人，我也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人。’” 但试图抵抗父母的指令是艰难的。讽刺的是，一个少有的，在中国所有的混乱的岁月后幸存下来的，一贯的观念，却是子女对父母的极度的欠付，这在儒家哲学中得到最清晰的表达，并在一千个寓言和虔敬的故事中回响。“孝顺是所有德性之源（百善孝为先）”，就像俗话说的那样。“爱你的父母所爱的，尊重他们所尊重的”，另一则谚语这么说。这给女儿带来了特别的负担。儒家民族主义组织在1935年发布的一本到的手册教导说，“女子出生便是不孝和伦理上的债务。所以，她们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清除这项债务。” 没有一种文化会尊重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的毒牙，但在现代西方，很难想象一个大学校长会因为回老家给他的母亲洗脚而上报纸的头条，或学童被迫跪下感谢他们的父母。甚至法律也支持这代人的忠诚；不能赡养你年老的父母将给你带来牢狱之灾，尽管这个，和大多数中国的法律——它们不会直接给政府带来好处——一样，很少得到执行。甚至还有人尝试使探望年老的父母成为一项强制的义务。 这些儒家的理念从来都与现实不符。中国也有关于子女不孝的习语，如对一个“忽视他的父母然后给他们一个厚葬”的伪君子的描述。而确实，老人也经常遭到遗弃和忽视。隔壁，在具有世上最漫长的、未被打破的儒家文化的，繁荣的韩国，老人也经常更穷，更容易持续工作，并比已经倾向于自杀的韩国青年更可能（可能性是前者的四倍）自杀。中国老人的自杀率仅低于韩国，并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两倍。但在韩国和在中国，对父母的不顺从，在理论上都被认为是所有可能的罪过里最严重的。 麻将。2012年，上海。相片：Bruno Barbey/Magnum 父母对子女的权威经常为棍棒所强化。对小孩的一句标准的咒骂是“我要打死你！”蔡美儿(Amy Chua)2011年出版的臭名昭著的《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提出的，“虎妈”的概念可能已经在西方引起了惊慌。但作为回应，大部分中国媒体却在表扬“狼爸”萧百佑，一个广东生意人，他写过一本书，原名叫《把他们打进北大》(Beat Them into Peking University, 2011)，在这本书中他的异地吹嘘他强加在他第四个儿子身上的，极权主义式的施虐环境，包括因为随意的冒犯而毒打他们，和不让他们交朋友、玩乐。在北京的一家法国餐馆里，张，那架博士直升机，向我展示了她的小腿，透过她的长袜，可以看到上面有白色的长痕。“我小时候，我母亲常常用棍子打我”，她说。 人口结构加剧了家庭压力。过去，父母期望的负担分担在多个兄弟姐妹身上。今天，计划生育政策把八零后一代留在一个突然翻转的金字塔的底部。这对稍微赋予的城市中产阶级打击最大。在农村，计生政策足够宽松，大多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有一两个孩子，而富人则有能力负担再生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带来的罚款，尽管有时生育间隔时间较长。但在年轻的白领工人那里，每对夫妇都得负担两边年老的父母，再加上活的够长尚还健在的祖父母。而社保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可靠，这样，父母在老年时只能从他们的子女那里寻找安全感。 不奇怪，这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购置房产。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房，但他们在年轻时就买了房——在二十七岁中间。建造中国新居的农民工永远住不上他们自己盖的房，但我认识的北京大多数二十岁左右的白领工人都有自己的房，这通常要花一百万到两百万人民币，而他们的收入大约在每月五千至一万元之间。 “我宁坐宝马哭不坐单车笑” （购房的）钱来自父母，他们经常倾尽他们的全部积蓄，再加上从朋友、其他亲戚、有时甚至是非法的银行，来在首都为他们的子女买房。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这时股市暴跌而房市依然火爆——（购房）资金投入的过程也相应见涨。房屋所有权的执念，两代人都紧抓不放：对城市中产阶级来说，在没有一方家庭为新人提供新房的情况下，结婚是不可能的。 “看看这些”，一位朋友在我们走进一家书店的时候，指着满是给年轻人提建议的书架对我说。“所有这些说的都是一回事；在二十七岁之前结婚、买房，安定下来，生孩子。这些是我们的父母为了让我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设下的圈套。”陈晨晨，我的一个机灵的记者同事，则不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我们变得越来越接近于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被财产绑在一起，结果我们也变得更加保守。首先，我认为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接着，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父母是对的，铁饭碗是金科玉律。2008年我还在抵抗父母叫我在北京买房的压力当时她24岁但2010年我屈服了，我很高兴我及时买了房。现在我们知道，金钱是最重要的东西。”刘俊成（音译，Liu Juncheng），现年六十岁的退休出租车司机，也响应这种转向感。“看起来我的孩子们，和我们一样，对社会抱有太多的希望，但他们的观点因为社会而变得很快；他们迷失了。” 但父母的期望也可能进一步磨损关系。“我有个和我一样大的朋友”，罗，那个年轻的职业女性说，“她父母刚给她的房子付了首付。但她母亲从十一月起就和她住在一起了，她还想一直住下去。那是个一居室的楼房。”给他们的子女买房对父母来说不仅是一项投资，也是一个保障，至少在他们看来如此，保障他们年老时能在他们子女的房子里生活。这曾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因为大家庭和社区家庭而变得松弛的社会规范，但随着空巢老人数目的增长，与他们的子女的财产的财务关系，（在这方面）提供了额外的筹码。 房也是约会游戏不能解脱的一部分，特别是人到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对中产阶级来说，如果新人还没有房子，那么，新郎的父母就得给他们提供一套房。和许多租户一样，我不止一次地在我的房东的儿子确定婚礼日期后租不到房。“我们说男孩是‘中国建设银行’，因为你得给他们盖房，而女孩是‘中国工商银行’，因为你们可以卖掉她们”，我的朋友闵(音译，Min)评论道。 媒体经常以2010年的马诺——一个相亲节目上的常客——为例，探索年轻人的爱情的商业化了的本质；在被一个失业的竞争者问到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骑单车，坐他自行车的后座的时候，她回答说：“我宁坐宝马哭，不做单车笑。”确实，相亲网站和牛逼哄哄的博客上那些得意洋洋的拜金女的金光闪闪的快照着实让人厌烦。但父母给媒人设定的标准，或广告标版——其中一些在周末扛着这些标版在公园里晃悠，为他们未婚的子女寻找适合的伴侣——确实只是以工资、车和房为中心的。 另一位朋友，她用的英文名是萨莉，她的恋爱经历展示了今天约会舞台的商业与阶级现实。和中国的许多故事一样，她的故事听起来也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教育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寓言，只不过没有如今被解放了的女性加入共*产*党这个幸福的结局。在大学，萨莉和一个身为学生代表以及，极不寻常地，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者的农村男孩约会。“他是如此地诚实”，她沮丧地告诉我。“他甚至不会从学生会办公室拿铅笔来给自己用。” 但他并不符合萨莉和她的父母预期的标准。她想要一个能给她买她渴望的电话和手包的男盆友，而她的父母则想要一个来自富有或人脉深远的家庭，能够在大学毕业后步入有保障的职业生涯的人。她不久后就甩了他，在一个她母亲雇佣的探子的帮助下，在校园里钓到了一个富有的男孩。 然而，这段新关系开始几年后，她发现地位反转了。在被引见她的男朋友的父母后，他带来的消息是残忍的。“我不能娶你”，他坦率地告诉她。“我父母希望我娶一个和我一个阶级的女孩。”但是，他向她保证，他很高兴让她做他的情人，而他家财数百万贯的父亲也同意拿出一些钱来养她。 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这笔交易是说得过去的。但除安全感和舒适外，萨莉也想要点浪漫——至少是浪漫的幻觉——而不是赤裸裸的商业交易。所以她断了这段关系，又开始寻找。“但我会说实话”，她无限凄惨地说，“我母亲告诉我：‘不要觉得你还能钓到那样的男孩，因为你已经不是处女了。’我在没有拿到可能的最好条件的情况下就卖了自己。” 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处在一个富有野心的位置。计划生育和性别选择性的堕胎引起的性别不平等——这使得在一些地区，男女比例高达120比100——对她们有利。但她们也面临在27岁——一个老一辈严格执行的，任意固定的目标——时被打上“剩女”标签的障碍。 甚至全国妇联，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官员负责的，理应是女性主义的组织，也在它的网站上发表了警告人们注意未婚女性的社会危险和二十八岁单身人士面临的可怕命运的文章。“我母亲一直打电话给我提醒我我只有两年时间来找对象了”，一位疲惫的，二十五岁的朋友评论说。“当然，她想让我在她不停给我安排的那些无聊的卢瑟中选一个。” 只要苦苦寻求的结婚戒指一到位，父母的压力就转向了生孙子。这次中国新年期间，一个犬儒得惊人的流程图四处流传，它展示了亲戚们对假期回家的年轻人提出的要求和批评的炮火。如果你单身，那你为什么不约会？如果你在约会，那为什么你不结婚？如果你结了婚，那为什么你不生小孩？如果你有小孩，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来给我们表演表演？然而，在孩子降生的时候，姻亲又来了，在父母、孩子、祖父母挤进一居室的住房时又带来甚至更多的摩擦。 中国人对婚姻的预期经常被媒体描述为“传统的”，但它们是后毛主义时期对安全感的追求和西方商业浪漫的陷阱——钻戒、白婚纱——的古怪的混合。回应社会和父母把物质的关注放在第一位的刺激，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发明了一个新的术语，“裸婚”，意思是，纯粹为爱而结婚，不买房、不买戒指、不办婚礼不买车。这个观念许诺了浪漫，但（人们对此的）意见肯定是混杂的，甚至年轻人也一样（不都赞成这一观念）。2010年搜狐网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年轻女性反对这一观念，把它看作男人规避他们的责任的一种方法。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大多数年轻男性支持这一观念。 “我祖母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年代长大，当时中国和世界近得多，所以她理解我看待事物的方式” 完全避开习俗需要相当的勇气。罗，那个年轻的职业女性，看不到任何搞约会游戏的必要，相反，她和一个有些贫困的，三十多岁的外国人一起生活。“我母亲已经不再为此而难为我了，但我知道，她倒宁愿我去找一个有房有车的普通中国人。我父亲说还好因为我男朋友是英国人，不是老美或小日本。但我见证了他们整个不幸的婚姻，所以，我对男人很悲观。我放弃了一切组建家庭的抱负。我没有能力给孩子幸福。我甚至不能给自己幸福。但我不想又不得不去考虑留给下一代人多少套房。” 然而，尽管八零后一代和他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充满了苦涩——无论是在职业、房子还是婚姻上——但有趣的是，他们和他们的祖父母之间的距离，却要小得多。“我祖母把我想当一名记者的抱负当回事”，林没脸说，“她是第一个教我英语的人，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和她的共同之处比和我母亲要多得多。” 林继续说：“我祖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长大，当时中国和世界近得多，所以她理解我看待事物的方式。”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不仅是因为通常的对祖父母的爱慕。在中国关闭它的大门之前的那个时代的世界主义和潜力，在代际之间假期了桥梁，但祖父母乐于谈论他们的过去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张告诉我她的祖父是如何因为受迫害而发疯，而留下她的祖母一人独自抚养四个儿女。“我祖母是一个工厂老板”，罗，那个年轻的职业女性说，“所以她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这很滑稽，因为实际上我祖父才是地主的孩子。他（小时候）骑着仆人的脖子去上学。他在军队里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军官，但在群众来要我祖母的时候，他倒和他们连成一片了。接着他们把她拉走，在‘牛棚’临时监狱里锁了她几年。” “所以你母亲在她五六岁的时候看到她自己的母亲被拉走，并被她丈夫背叛？”我问道。 “我想是这样。我祖母就这样消失了几年。当时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姐姐的照顾他们全部。她才十四岁。” 这则信息并非来自罗的母亲，她，和大多数她那代人一样，对她自己在儿时所受的苦难保持沉默。在文革期间，有知识分子或地主的血统意味着在学校要遭到迫害、随意的毒打、更少的供给配额，和被拦在一切机会之外。出卖自己的父母不像在苏联那样被推崇——苏联尊崇殉难的学童巴夫里克‧莫洛佐夫，据说，1932年，他因为告发他自己的父亲而被他的家人杀害。但这样的事情确有发生。我的一个中国熟人，现在已经五十岁了，他曾经描述过不得不杀死他自己的兄弟来阻止他告发他们的父母窝藏禁书的事情。即便其他人也可能告发他们，但子女必须表示谴责——“即便她生下我是我的母亲，她也是反革命分子并且是我的敌人”。成百万上千万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父母被骚扰、羞辱、毒打、监禁或杀害。 李，那个抱负不凡的官员，和他父母的关系比我访谈过的其他人更近也更健康，这部分地是因为他努力去理解他们。“在我这个年纪时他们在斗争。他们努力成为我以后可能尊敬的人。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只是工人，所以她努力进入大学。而我的祖母则不认为她配得上我的父亲。她真的从阶级的角度来思考，即便她改了名，搬到北方去逃避文革的迫害。她是知识分子的孩子，而她的整个家族都在上海。在她回去试图寻找他们的时候，她却找不到一丝痕迹，一切都没了：父母、兄弟、姐妹、侄儿侄女。” 关于父母的虐待，我听说过的最糟糕的故事来自一位要求隐去她的名字的年轻女性。我将称之为丽丽。聪明、成功、美丽——然而这一切却是脆弱的——的丽丽与她母亲的关系，一直是母亲的污蔑和冒犯——她被骂丑陋、懒惰、愚蠢——这，在她二十四岁时的一次事件中达到顶点。丽丽收到一封来自她母亲的长信，这封信告诉她，她是被收养的，她的种种缺陷证明她不是她母亲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她母亲一直不能爱她，也绝不会爱她的原因。丽丽哭着打电话给她父亲，想知道为什么他一直不告诉她。“你在说什么？”他说，“你出生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啊。” 最后，丽丽的母亲含糊地承认那封信是骗人的，是在一时发作的仇恨和悲哀中捏造的。但怀疑的种子还在。她真实的父母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丽丽认为，是她的卷发。它来自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出生，母亲是一个与一名来中国寻找机遇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短暂有染的寡妇的母亲。 “这么说你母亲是在一场对一切外国的东西的政治迫害期间中，以外国杂种和私生子的身份长大的”，我说。“我不能想象那对她来说得有多艰难。” “也许吧”，丽丽说。“我们从来不谈这个。” 猜你喜欢 洪民生和他的春晚 盛世一景 2-16 抑郁症女孩赛娜 “90后”农民工群像 61398 is spying on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