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诚 | 捞月亮的猴子

我一直觉得最近几篇反对宪政的文章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不知道为什么微博上哀鸿遍野,一副宪政已死、改革无望的样子。好像以前宪政没死、改革有望似的。以前虽然“要改革,要民主,要宪政”的呼声一直不断,各种关于宪政的必要性、可行性乃至顶层设计这种路径问题的讨论都数不胜数,但其实迫于敏感性,很多关键问题根本就没有点到,甚至还刻意回避,大多讨论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比如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宪政之后,党怎么办?是要一直一党专政下去?还是“训政”一段时间再鼓励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还是马上就要换党换人,全民直选?这些问题几乎没人认真讨论,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你提出了后两个选项,可能就离山巅罪不远了。可是这又是最根本的问题,绕开它回避它而讨论宪政,就很像雾里看花,让人看不明白,你的宪政主张究竟是怎样? 而现在党率先出牌了,把事情挑明了,宪政和一党专政不可共存。这其实很好啊。如果党不先抛出这个话题,追求民主的公知们可能永远也不敢讨论宪政与党的去留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民在此问题上不知还要耗费多少无谓的口水,表面上很多人都在追求宪政,但他们追求的不过是一个模糊幻象的镜中水月的宪政。现在好了。党把这个最耗费时间精力谁也不敢捅的窗户纸给捅破了,大大减少了中国人在此问题上做无用功的时间,直接告诉追求宪政的人们,别绕圈子了,直面现实吧,直面问题的本质吧。 于是呢,有些人意识到了党的底线——党什么都可以给我们,唯独执政权不行,哪怕暂时给一下下都不行。于是有些人就很“聪明”的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我们想要宪政,党想要永久执政权,那好啊,这二者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嘛,给你永久执政权,你给我们宪政,不就好了么?于是,社宪派应运而生。 表面看,社宪派的主张是很中道平和老成持重的,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认识,这种“老成”一般都代表着智慧。说白了,他们的主张是,有宪政无民主。也就是说,党和政府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内活动,党的领导干部们都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执政,我们的国家呢,言论自由要有,新闻自由要有,学术自由要有,人民监督要有,司法独立要有,总之宪政国家的人民享有的权利我们都要有,唯独民主选举权我们可以暂时不要有,让共产党永远执政下去。 这样好不好呢?至少对我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它能实现。毕竟作为一个没什么大的追求的普通青年,只要那些基本权利享有了,社会公平公正了,就足够了,没必要非自己去当主席总理啥的。而从历史经验看呢,这似乎也是可行的。至少英国在几百年间都是有宪政无民主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可问题就在于,它现实么?社宪派的这种“两全其美”的方案其实是一种幼稚的书生意气,他们知其然,却不知所以然。他们看到了,党归根结底最不愿放弃的其实是执政权,所以就天真的以为,那把执政权给你不就得了么?只要大家没有政治野心,大家就能安安稳稳过日子了。可他们似乎却没想过,人家为啥最不愿放弃执政权呢? 让我们来试图列举一下究竟是党内哪些人不愿意放弃执政权,又为什么不愿意?首先,肯定有一些人是因为感情因素。想到父辈祖辈为了这个党为了这个政权抛头颅洒热血,奋斗了一生,作为他们的接班人,要守住祖上基业,不能当亡国之君呐什么的。其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执政权给予了他们个人和家庭太多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又是需要绝对权威、可以调动一切资源的执政权来保障的。第三,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世上只有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果共产党失去了政权,中国人就过不上好日子了。所以人家不愿意放弃执政权的目的是为了能为老百姓服务到永远。 我想来想去,只能想到这三个原因了。不知道社宪派的老师们认为人家不愿意放弃执政权主要是出自什么目的?如果不幸是由于第二个原因,那你所主张的宪政和人家想要的永久执政权不就在目的上根本性的冲突了么? 如果你的宪政实现了,老百姓的人权和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了。那政府就不能强拆血拆了,靠卖地为生的政府就赚不了那么多钱了。而且,即便政府赚了很多钱,这钱往哪花花多少,都得被人大和社会舆论严格的监督者,官员们没有机会中饱私囊。政府想收钱时,不再是发个红头文件就能堂而皇之的收钱,必须得提交议案,人大通过,人大呢,又得能正儿八经的代表民意,这不得宪政嘛!政府收税不能想收多少收多少了,都得先做预算打报告,收上来的钱打算怎么花,一分一厘都得先在人大会上公开,让人大通过,一经通过,就得严格执行,不能随随便便就增加预算或更改预算了。政府违法、官员犯罪的时候呢,得有独立的司法来审判,政法委不能再一手遮天,常委会更不能干预司法了。那些国有企业呀,红二代的企业呀,都得规规矩矩的守法经营,不能再官商勾结了,即便他们想寻租,那也得是公开透明,要人大通过,要经得起社会上流言蜚语的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让我党永远的一党专政,岂不是要把我党的权力永远的关在笼子里?岂不是要让我党全心全意任劳任怨的为人民服务?而且是做牛做马到永远?这得觉悟多高的人才做的到啊?换个觉悟低点的,你这种有宪政无民主的方案其实是让永久执政者只得虚名而不得实利,人家能愿意么?那不是傻么? 我还想再举一个小一点的例子。假如说宪政了,那么学术该自由了吧?高校该去行政化了吧?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该退出国民教育了吧?学校该什么有用教什么,什么真理教什么了吧?那么还会有学校把马哲马经毛概邓论三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作为必修课来教么?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研究这些理论研究了一辈子的学者教授,岂不是很多人都要失去工作?这种砸人饭碗的事,人家能不反对你么?所以,说到底,人家要的一党专政,不是你所想的宪政下的一党专政,而是一定要现在式的一党专政。说白了,你所想的“一党专政”不过是个形式,而人家想要维持的其实是“一党专政”下得到的实利。而你所想的宪政却和人家的实际利益根本对立,也就和人家想要的“一党专政”格格不入。 规规矩矩,遵纪守法的一党专政,天天被放在火上烤所有人盯着的一党专政,恐怕是世界上最苦最难的差事了。所以事实上,社宪派比普世宪政派更加不体贴我党。人家普宪派还觉得,要是哪个党做牛做马做累了还能换下来歇歇呢,社宪派太狠了,直接要让我党一辈子做牛做马。 所以,社宪派其实就像那在井口捞月亮的猴子。好像月亮就在那里,明晃晃的,多么可爱多么美丽,触手可及。等到你把井里的水捞干了才会发现,月亮从未在过那里,在那里的不过是月亮的虚像。 那为什么英国可以有那么几百年“有宪政无民主”的日子呢?让我们看看历史。很多人喜欢把《大宪章》的订立当做宪政的起点。首先这个《大宪章》在最初的几百年里根本没有严格的执行过,后来历代的国王都在不断地删减对自己不利的条款。其次,即便如此,当初订立《大宪章》之时,也是国王在受到各个地方诸侯的武力威胁,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订立的。而奠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权利法案》更是光荣革命的直接产物,革命者在胜利后赶跑老国王,找了个新国王来继位,这其实是相当于革命派对国王的一种施舍。在这种胁迫下,从荷兰来的威廉国王敢不签订这么个城下之盟么? 所以呀,立志于“有宪政无民主”的社宪党人若想真正的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也得是等自己掌握了立宪大权之后,施舍给一个永久的执政党,在人家永久的执政党还牛逼哄哄的 情况下,仅凭你喊几嗓子、抹几把抒情的眼泪,就想让人家感动,然后乖乖的自己的把自己的权力关在笼子里,还一关就是一辈子,世世代代给你做牛做马,不觉得图样图森破,sometimes nave么?

阅读更多

唯色 | 文革重现:五星红旗插上大昭寺

5月28日,在新浪微博上看到 @西藏商报张静 的微博称“拉萨老城区八廓街一带的路面改造已基本完工……”,引起我注意的不是这条微博的内容,而是这条微博配的图片显示的是大昭寺的外观。确切地说,正是大昭寺的正中心,那高高的、金色的祥麟法轮的一侧飘扬着的血红色的五星红旗,把我一下子拉回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文化大革命。 再看下面的两张图片—— 这张五星红旗插上大昭寺的照片是最新拍摄的,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大昭寺那高高的、金色的祥麟法轮的一侧飘扬着的五星红旗。紧挨着红旗的,是一排人头幢幢出现在大昭寺顶上,不知道是游客还是便衣。大昭寺跟前的蓝色凉棚上写着“拉萨市公安局110便民警务站”,早已是此地再常见不过的一景。曾燃着千盏万盏酥油供灯的灯房,仍在原址,正在粉刷,面积似乎是有所扩容。 看见了吗?历史果然在重复:这张黑白照片记录的是1966年8月24日的暴行,拍摄者是我的父亲,发布在我的图文集《杀劫》一书中。 看见了吗?不过四十八年的光阴,就已经发生了轮回与重现,不同的是:老照片上,祥麟法轮已被红卫兵砸烂,毛泽东的画像与五星红旗一起被立在大昭寺的顶上……不同的是:新照片上,那画像上的人如今已由一个变成了五个,且驻寺进殿、进每一间僧舍了。 四十八年了。这四十八年来,至少有三十多年,他们不再敢把这血红色的东西挂在寺院正中,而是遮遮掩掩的,但这两年又露出了真面目,就像文革妖孽复活,再一次占领了图伯特最神圣的大昭寺,来宣示他们的野蛮和霸权。

阅读更多

纽约时报 | 中国食品安全困扰美国消费者

如果你最近吃过罗非鱼,那么你吃的这条鱼很可能来自中国。还有你刚才用来做饼干的人造香草精呢?它很可能也是从中国运到美国,千里迢迢来到你的厨房里的。 如今,有越来越多美国人日常消费的食品——从金枪鱼罐头、橘子罐头,到鲜蘑菇和苹果汁——都是中国进口的。据美国农业部(Agriculture Department)统计,截至去年年底,美国总共从中国进口了41亿磅(约合18.6亿公斤)的各种食品。 本周三,美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猪肉生产商之一的史密斯菲尔德食品(Smithfield Foods)同意由 双汇国际收购 ,后者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之一。于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受到了更多关注。 在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历史上,这项价值47亿美元(约合290亿元人民币)的交易是迄今最大的一笔。虽然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强调,这项交易是为了向中国输送更多猪肉,而不是为了相反的目的,但是这件事还是加剧了人们的顾虑,他们担心中国会在美国的食物供应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还可能会对美国的食品安全造成影响。 “我们从中国进口的食品越来越多,同时我们也听到了越来越多涉及中国公司的食品安全丑闻,”食品与水观察组织(Food and Water Watch)助理主任帕蒂·洛韦拉(Patty Lovera)在国会关于中国食品进口的听证会上 作证时这样说 。中国一直饱受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比如故意在宠物食品和婴儿配方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还有镉含量超出安全水平的大米等等。最近的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中,商家用明胶、色素和硝酸对狐狸肉、老鼠肉和貂肉进行处理,然后拿来冒充羊肉出售。 “我们绝对应该给中国人颁发一个食品掺假的创意奖,”食品安全专家杰夫·内尔肯(Jeff Nelken)说。“他们在食物造假方面真是足智多谋,例如有些蜂蜜产品中似乎没有一点花粉成分。” 美国农业部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官方正在努力改善食品安全状况和对食品生产的管理——要求中国为数不多的食品出口企业取得检验凭证——但是从中国进口食品仍然问题重重。研究报告说,“出口流程的各个环节都可能会出问题,而对各种产品和问题进行监控,对于中美两国的官员来说都是个挑战。” 美国政府仍然对中国食品出口感到担忧。美国国会本月举行了以“中国不安全消耗品的威胁”(The Threat of China’s Unsafe Consumables)为题的 听证会 ,这就是最新的例证。“不仅美国人和欧洲人,甚至世界各地人民的健康与安全,都越来越取决于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质量,”负责欧洲、欧亚大陆和新兴威胁的众议院小组委员会(House Subcommittee on Europe, Eurasia and Emerging Threats)的主席、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达纳·罗拉巴克尔(Dana Rohrabacher)说,“由于挑战实在太艰巨,监督和检验中国商品的任务,根本超出了各国政府的能力。” 在杂货店和其他食品商店出售的进口食物必须标明原产国,但是相当一部分进口食品,最后都在餐馆和餐饮服务机构变成了烹制的饭菜,消费者根本无从得知这些食物的来源。 此外,根据政府规定,进口食物一旦经过任何形式的加工,就无需再进行此类标注。 因此,进口的冷冻豌豆和胡萝卜如果分别包装就需要贴产地标签,但如果混合在一起包装出售,就不需要贴标了,洛韦拉说。鱼排必须贴标签,但是进口的炸鱼条或者蟹饼就不需要。 许多围绕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产生的丑闻,所涉及的产品都属于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的管辖范围。FDA负责监管进口到美国的海鲜、水果和蔬菜。 从中国进口的食品,美国人已经吃了很久。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经济体,在农产品出口上也位居前列。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中国去年向美国运输了41亿磅重的食品,其中包括美国人全部苹果汁消费量的近一半,80%的罗非鱼和超过10%的冷冻菠菜。 中国也是食品原料的一个主要来源国,如糖果甜味剂木糖醇、人工合成香草精、酱油和叶酸。 但美国不允许中国向美国出口新鲜猪肉或牛肉,因为中国仍有口蹄疫爆发。 史密斯菲尔德的决定提醒了很多人今年春天看到的一些视频,其中成千上万头死猪漂浮在一条作为上海主要饮用水水源的河上。那些漂浮死猪的来源至今是个谜,但有人认为它们标志着中国政府打击售卖病死猪的行动正在产生效果。 2011年,这场整治行动就曾让双汇陷入麻烦,中国政府官员发现双汇出售含有瘦肉精的猪肉产品。瘦肉精是一种禁止用于人食用动物产品的兽药。 周三,史密斯菲尔德和双汇强调,这一收购的目的在于增加中国高质量、安全猪肉的供应。 艾奥瓦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中心(Center for Food Security and Public Health)主任詹姆斯·罗思(James Roth)说,他不担心这一交易会给食品安全产生问题,因为任何在美国加工的猪肉都必须通过农业部的检验系统。“他们这么做是想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因为他们需要为中国人提供安全肉,而不是将中国猪肉运到美国,”罗思教授说。 他说,像熏火腿、香肠、培根这样的加工猪肉制品有可能从中国进口,但它们必须要达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设置的标准,这要求以高温对猪肉进行一定时间的烹制。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争取获准向美国出口家禽。家禽不会感染口蹄疫。 艾奥瓦州农场主尼尔·凯皮(Neal Keppy)将大约3周大的小猪,一直饲养到送进屠宰场。他说,他相信史密斯菲尔德归中国所有后,仍会继续产出高品质、安全的猪肉制品。 “我认为更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史密斯菲尔德属中国所有,当食品供应紧张的时候,谁知道猪肉是不是会留在美国国内?”凯皮说,“在那样的情况下,很多猪肉将会流向中国,而不是给美国人吃。” 他说,他希望监管机构在审查这项交易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一点。 翻译:曹莉、陈柳

阅读更多

【真理部】校园猥亵案

中宣部:对于近期连续发生的校园猥亵案,各媒体版面处理不要太突出,要重点报道党委政府及有关社会组织的处理和保护措施,并从建设性角度探讨如何更好防范类似事故发生。...

阅读更多

BBC | 天安门母亲:对习近平失去希望

“六四”事件难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在“六四”24周年前夕发表文章,表示已经对新领导人习近平失去了希望。 天安门母亲星期四(30日)在由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代为发表的文章中说,今年2月28日天安门母亲致函两会,表达“六四”难属的良好祈愿。到现在仅仅过去三个月,“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阅读更多

【河蟹档案】年轻人会接过我的理想,继续前行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和其它监测渠道,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李学鹏:现在,我们也老了。 2013年05月30日 21:57 青青翠竹168节:验证码,我算对了吗?[蜡烛][蜡烛]–图片:http://t.cn/zlKCmgD;[蜡烛][蜡烛]–视频:http://t.cn/zHMdgJx;[蜡烛][蜡烛]–音乐:http://t.cn/zHJmq5Q;[蜡烛][蜡烛] 2013年05月29日...

阅读更多

南方周末 | “疯子”医生:你砸医院招牌 医院砸你饭碗

无需讳言兰越峰的性格缺陷,这也就可以理解她为什么能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四百余天。 但同样不能回避兰越峰所举报的问题:用震后捐款以高出市场价近50%的价格购买已经停产的过时医疗设备。 如何善待病人?如何善待善款?也许可以从一个被医院领导赶到走廊里“办公”的“疯子”身上寻找答案。 50岁的超声科前主任兰越峰在绵阳市人民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已经坐了一年零两个月。...

阅读更多

胡锡进:“等着瞧吧,微博上的大v最后一个也好不了”

近日,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张治龙因维权遭拒而在微博吐槽后,在网络上引发了对该报及其记者几乎一边倒的嘲讽。作为环时主编的胡锡进在新浪微博上并未就张治龙维权一事有正面表态,而是以一句莫名其妙的“自信更能帮助人保持涵养”来做为回应。

当天深夜,胡锡进发表了一条抱怨自己挨骂的微博,并发出“等着瞧吧,微博上的大v最后一个也好不了”的威胁。这条微博现已在其页面消失(截图来自新浪微博 @整事的熊):

阅读更多

虎嗅网 | 陈季冰:正在逝去的“中国梦”

30多年前,当年轻的李克强在安徽凤阳县的田埂上接到来自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一个灿烂的“中国梦”在他的面前徐徐绽放。 现在,眼看着一年一度的毕业季临近,几乎每天都会有亲戚、朋友、同学……找到我,话题只有一个:想办法帮他们今年毕业的儿女一份工作。有些人还干脆希望我所工作的报社能够录取他们的孩子,哪怕他们所学并非新闻专业,其中甚至不乏海外名校毕业生。 我总是想要先善意提醒他们:纸媒并不是一个拥有光明未来的行业。但转念一想,其实我的那些亲戚朋友们何尝不明白这一点?由此可见当今大学生就业之难,更可以想见,要想在金融、电信这些吃香的行业谋一个岗位,需要经历怎样激烈的“拼爹”过程! 数据显示,今年夏天全国将有70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需要求职,堪称“史上最大规模”。本月中旬,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到访天津市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传递出决策层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称,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当前面临一个“空前挑战”。的确,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从历史经验看,更是一个社会严峻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前两天与妻子谈起那些托我找工作的父母们,她将问题归咎于如今父母们的溺爱和独生子女们的无能。的确,20多年前我从大学毕业进入上海一家全国闻名的大报工作,没有借助任何“关系”,我父母甚至到现在都从踏足过这家报社,也不认识那里的一个人…… 然而我认为,客观地说,父母的大包大揽和孩子的娇气幼稚可能的确是眼下这种就业全靠“拼关系”的普遍社会现象的原因之一,但显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使我想起《人民日报》近日刊发的一篇评论——《莫让青春染暮气》中涉及的话题,文章称,80后一代青年少了年轻人应有的朝气和锐气,本该朝气蓬勃的他们现在却变得暮气沉沉。不管党报文章以及目前正在其版面上开展的大讨论是否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它提出的现象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的确相当值得深思和讨论。 从“大学生就业难”到“年轻人凡事拼爹”,再到“80后一代暮气沉沉”……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社会现象折射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中国社会中的普通人通过自身的冒险精神、聪明才智和辛苦努力——可能也不能遗漏一些运气成分——来寻求上升的机会之路正变得越来越窄 。 每当和中学、大学同学谈起时下年轻人千军万马挤公务员这根独木桥的景象时,我们都不由得感叹:20多年前我们毕业时,读书成绩比较优秀的、稍微有点出息的,有谁愿意去当公务员或进国企?时代真的变了! 按理说,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长期高增长阶段;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在中国引发了空前的人口流动。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高增长、大变动(意味着应当孕育数不清的重大机遇)时代,中国却反而出现近来人们常说的所谓“社会阶层固化”的尖锐问题。 其实,用“阶层固化”来概括目前的社会流动状况,多少是有些不准确的。一个农民的儿子想要成为一名建筑工人、一个小生意人的女儿想要当上一位幼儿园教师……这样的身份流动不仅完全可能,而且事实上每天都在成千上万地发生着,这与改革开放前那种生老病死统统由国家规定的僵化格局还是有根本性区别的。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今,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人想要像80年代那样仅仅靠敢于冒险、不怕吃苦就成为令左邻右舍羡慕嫉妒恨的“先富起来”的“万元户”,那种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相反,在今天的中国,越是需要冒风险、越是干着格外辛苦的活儿,挣得越少;而少数另一部分人则既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付出多少智慧和汗水,又可坐享无穷收益。 总之,稍微好点的事情已经越来越轮不到平民百姓了。 归根结底,社会阶层的固化或上升通道的堵塞,背后其实是利益格局的固化。 的确,中国经济仍在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蛋糕”仍然在迅速做大。然而,普通中国老百姓在不断增大的蛋糕中所能够分到的部分却越来越少。因为各级政府以及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通过行政力量和市场垄断,轻易地拿走了其中的大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务实(《人民日报》文章称之为“暮气”)的年轻人如今找工作首选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经济根源——今日中国的社会财富分配规则告诉他们:如果你想要多分得一些蛋糕,最好成为那个执掌切蛋糕刀的人,而不是做蛋糕的人。 更加令人担忧的还在于,正是由于行政垄断之下的利益格局日益固化,创业和创新,在当代中国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新的机会日益稀缺。近来,从“微信收费”到“禁止打车软件”……政府部门和国有垄断企业假借“规范市场”之名,对社会上的创新活动行打压之实的事情,我们实在已是屡见不鲜。这是因为,创新必然要动到既有利益格局的“奶酪”,而感受到威胁的利益集团则必然先下手为强,将这种威胁扼杀在萌芽阶段。 改革开放前半段,由于寄生于政府行政力量的垄断利益集团尚未形成,或者说它们本身也在快速地流动变化之中,所以,小到街边小饭馆这样的自主创业,大到门户网站这样的经济科技创新……新的机会层出不穷,造就了众多成功故事。换句话说,那时还有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在体制边缘或干脆在体制之外凭一己之力做出了一块新的蛋糕。但在今天,这样的美梦也正在被无情地掐灭。 这就使得我们的社会在整体上显得如此不公平,但又令人无可奈何。我相信,这才是“80后一代暮气沉沉”的根源。从我这样一个“60后”的眼睛里看出去,历史仿佛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们原本属于让我们这代出生于文革中的人羡慕并寄予厚望的“改革开放一代”,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却没有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更未能站在进一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的潮头,反而未老先衰了。 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田头和车间里再也走不出明天的李克强们? 写于 2013年5月27日,发表于2013年5月29日《中国青年报》,有删节;见报标题:不“拼爹”才能青春飞扬; 链接 。

阅读更多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宪政就是要在中国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原标题:郑志学:认清“宪政”的本质 精彩导读 ○“宪政”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来说,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 ○“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以落入其背后隐藏着的“话语陷阱”。...

阅读更多

金融时报 | 媒体札记:拜登的“傲慢”

比起“宪政”之争,拜登那几句批评中国不能“另类思考”和“自由呼吸”的话,在大洋此岸掀起的实在算不得什么轩然大波。只不过,对中国现状的感知不同,反应也就不同。...

阅读更多

沈步摇 | 《环球时报》为什么这样红?

越来越多的中国乘客,喜欢在登机的时候向空姐索取一份或两份《环球时报》。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看,只是在吃飞机餐时拿来垫小桌板。正如知名网友、公共关系专家高明所说的那样:我多拿走一份,就少荼毒一个人。但这样...

阅读更多

美国之音 | 世界媒体看中国:恐怖的“奇迹”

20世纪中国著名小说家、学者和社会批评家钱钟书曾经在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围城》中借小说人物之口发出感叹说,“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 从眼下的各种迹象来看,以想象力超人而著称的钱钟书显然想象力还不足够强大。他显然没有想到外国来的一个好词,如“奇迹”,来到中国也会被毁,而且会遭受反复的毁坏。...

阅读更多

爱思想 | 张千帆:要敢于面对中国的真问题

一早往窗外望去,只见一片雾霾蒙蒙,仅一两公里之遥的百望山几乎消失在视野中。上网一查,凌晨六点北京的PM2.5污染指数是368,属于重度污染。如果不刮大风,这个指数一日之内还将恶化。急匆匆送孩子上学,又忘带口罩;虽然标识着PM2.5的口罩未必真能发挥什么作用,但是聊胜于无,至少有个心理安慰吧。路上遇到成群结队赶着上学的孩子,不免为他们的健康担忧。这种天气对强壮的成人来说也许可以忍受,但是每天呼吸这种空气,对于正在生长发育的下一代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曾听一位城市白领说,她不愿意在国内生孩子,因为她无法为新生命提供一个基本健康的成长环境。听了这话,我很吃惊,但仔细一想,又颇能理解其中的无奈。   在这种心境下读重庆警备区司令朱和平少将的近作”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我只能说自己的感觉是”找不到感觉”。为什么?因为今天再拿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来说事,回避了当代中国的真问题。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远不止是领土主权或意识形态问题。我们需要为自己尤其是下一代提供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安全的食品,这些都是人作为动物的基本生存必需,我们做到了吗?我们需要为下一代提供一个文明而宽松的教育环境,而不是用各种考试、补习、收费来压抑和扭曲一个个幼小的心灵,否则这个民族不可能有希望–我们做到了吗?社会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么多农民和城市底层的生老病死得不到基本保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得不到法律保护,上访途中还遭遇各种迫害、虐待;贪官污吏那么多,每年流失的赃款就有多少?军队腐败那么严重,中央军委屡禁不止,不让吃酒席就用矿泉水瓶装茅台,请问朱司令有何良策?这些才是当今中国的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真问题,它们和”意识形态的上甘岭”不搭边,也绝不是回到遥远的”上甘岭”时代就能解决的。   在朱和平少将看来,似乎所有问题都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搞的鬼。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作为一个军队负责人,说话要负责任,不能夸夸其谈、胡编乱造。从目前那篇在说理上十分单薄的短文,我们还看不到有任何证据表明”西方敌对势力”污染了中国的空气和水,制造各种有毒食品,扩大中国贫富差距,造成各种强征、血拆以及官员和军队腐败……当然,有些格局可能在他们看来也是乐见其成,譬如中国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制造廉价产品,耗费自己的资源、污染自己的环境,还买别人的国债供他们免费享受,对于他们来说何乐不为?没有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也不会积聚居高不下的产能和输出型发展模式,但是归根结底,”中国模式”是中国政府自己的选择。如今不是鸦片战争时代,没有谁拿着枪逼咱们做这个、做那个。如果中国的发展方向不对,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国际因素至多只是间接的”外因”,最终要靠内因才能起作用。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问题和造成问题的原因视而不见。   文中还指责所谓的西方敌对势力”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攻击诋毁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句话更是莫名其妙,因为它把”自由”、”民主”、”人权”当作西方的东西,和当代中国对立起来;这些概念原先也许是西方的舶来品,现在则早已成为中国公民生活的主流话语。众所周知,现行宪法是在执政党领导下制定的,而只要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宪法序言有一处、正文有12处规定了”自由”。以人大制度为代表的”民主”无疑是1982年宪法的首要特色,各级人大代表由选举产生并有义务监督同级官员,这不是民主是什么?”人权”以前被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符号,但这早已是上个世纪的”老黄历”。2004年修宪之后,”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已明确成为中国政府的法律义务。这些话都白纸黑字写在宪法和党章上,不知朱少将为何视而不见,偏偏要把”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自由”、”民主”、”人权”对立起来。难道他的意思是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坚持独裁、专制、侵犯人权吗?真不知其居心何在,也不知道回到”上甘岭”的喧嚣究竟是出于食古不化,还是言不由衷。   在去年12月4号纪念宪法颁布三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因为解决当下中国的真问题恰恰就是要把宪法规定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落到实处。毋庸讳言,现行宪法的实施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而正是宪法实施的缺陷产生了当代中国遭遇的现实问题。人大选举走过场,人大代表不尽责,导致政府决策不对民负责,”GDP至上”的发展模式肥了少数贪官和开发商,伤害了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司法不独立,社会公正无从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无法保障……由此可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正是落实法治、民主、人权。如果法治得以落实,人权获得保障,那么人民就用不着面临强征、血拆的劫难和颠沛流离之苦。如果各级政府通过人大对人民负责,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式就会戛然而止,各级官员就会专注于环境治理、食品监督、治安保障等公共职能,而不是和开发商一起瓜分属于人民的基本利益,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上纯净的水、吃上放心食品、享受真正的”素质教育”。   反之,”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除了强化极左思维之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事实上,这套思路是”文革”老调重弹,没有任何新意。就在不远的过去,重庆本地的”唱红打黑”就是前车之鉴,也许打了几只”耗子”,但与此同时却造就了薄熙来、王立军、雷政富等”老虎”。”意识形态的上甘岭”无非是”唱红”的一个加强版,而重庆恰恰是在震耳欲聋的一片”红歌”声中变成腐败重灾区。   就和任何人都会生病一样,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问题,关键是对待问题的态度。蔡桓公的”讳疾忌医”早已为天下笑,但可悲的是,这种笑话却在当代不断重演,”意识形态的上甘岭”就是一个版本。它只会让我们在意识形态的喧嚣中忽视自己的真问题,并贻误通过制度改革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的时机。 进入 张千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问题   

阅读更多

BBC | 中国当局控制思想提出16条引网民炮轰

分析人士认为有越来越多证据证明习近平正在推行严格思想管控政策。 中国教育部官方网站最近公布“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共16条,要求强化大专院校教师政治思想工作,且对教师思想直接监控,引发网民炮轰。 这份文件要求全国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加强理论学习,“用青年教师的思想影响学生”,要求青年教师在网上发言要有责任意识,并且要求高校对青年教师的思想进行“直接监控”,师德不合格的教师会被“一票否决”。 网上广泛流传的中共“七不讲”文件,要求高校教师不能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 分析认为,这份文件不论是公布的时间点还是具体内容上,都被认为和稍早外界传出“七不讲”颇有神似,当时“七不讲”引发外界对中共集体左转乃至“阉割”青年公民意识的忧虑,而遭舆论炮轰。 网民纷纷在微博平台发文,表示他们的看法。 张鸣: 大学教师的思想政治考核,一票否决,谁定标准,谁来否决?会不会因此造成领导打击报复成风?原来听说你们要整党,党没整,先整大学老师。阶级斗争又开始吗? 谢轶群:你没看懂这个16条,尽说些大而无当的话。16条就是公开说要把青年教师管严,叫他们闭嘴。以前有些事只做不说,因为还有顾忌,现在肆无忌惮了。 李GG健:微问:哪一条法律,赋予一个没有登记注册的社团如此的特殊权力——对高校青年教师强制性实施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 吴伟bj:压是压不住、也压不服的。企图让国人只用一个脑袋思考,那只能是做梦! 须生坛艺:16条一出来,必然是多数青年教师选择沉默不语,少数青年教师选择顺从话语,极少数会像猴子一样随着锣声表演起来,然后得到一个个糖果的赏赐。 谌红果:老师绝对在16条的监视对象之内,怕是您的课都安排在有监控探头的教室里了吧? 沂东旧客:“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钱钟书《赴鄂道中》,写于一九五七年初夏,全面反右运动前夕。想那时,牛棚已搭好,名单已圈定,大网已张起,16条已发布。 布董事:在琢磨官方如何落实《16条》,是否会要求高校教师像媒体人员一样登记微博帐号? 小童鞋_1009:高校思想政治工作16条,就是新的反右,新的小文革,连条数都一样,十六条.学校厕所免费手纸要一律换成毛概邓论.

阅读更多

官媒渲染引反弹 拜登“自由呼吸论”火爆大陆

原文地址: 官媒渲染引反弹 拜登“自由呼吸论”火爆大陆 作者: 耕耘     5月23日,美国副总统拜登称中国是不能“自由呼吸”国家的言论,在大陆引发巨大的反响。首先是因为官媒的报导着重强调中国留学生对此抗议,然而适得其反,在大陆微博和论坛,支持拜登这一言论的可说是一边倒,这其中很多是名博大V。对于“抗议拜登”的留学生同胞,许多大V嘲笑他们幼稚。(网络图片) 5月23日,美国副总统拜登称中国是不能“自由呼吸”国家的言论,在大陆引发巨大的反响。首先是官媒报导中国留学生对此抗议,然而适得其反,在大陆微博和论坛,支持拜登这一言论的可说是一边倒,其中很多是名博大V。对于“抗议拜登”的留学生同胞,许多大V嘲笑其幼稚,并有很多包括著名媒体人在内的民众质疑其学生会背景。    很多大陆民众表示:拜登的话对不对,请张天璞同学自己思考一下即可。张同学在美国因为不喜欢美国副总统的讲话而写信抗议,抗议完了还能自由呼吸。假如张同学在中国的时候不喜欢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而写信抗议,他写完信还能自由呼吸吗? 官媒渲染留学生的抗议 引发反弹 美国副总统拜登5月13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称中国是不能“另类思考”和“自由呼吸”的国度,香港《南华早报》22日报导,该校中国学生起草一封信,要求拜登做出正式道歉。到22日为止已有343人签名,信件将先被呈递给该校校长,然后转交到拜登办公室。 中共官媒新华网,特别是环球时报对此大做文章,有意渲染中国留学生的抗议行为,却引爆大陆民众的嘲讽。而且,大陆一些较为开放媒体也对此发出质疑。 南都:想起经典前苏联笑话…… 《南方都市报》评论官方微博23日发帖文如此调侃道:留美学生要求拜登道歉,提出了“另类思考”,享受了“自由呼吸”,更以正统的方式爱了一把祖国。不过,这也不禁让人想起那个经典的前苏联笑话,安~ 前苏联有个笑话说,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美国很民主,美国人可以在白宫门前骂美国总统。”勃列日涅夫说:“这有什么?我们苏联人也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前骂美国总统。” 网络截图 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寻求干净空气 转战伦敦 大陆还有很多民众表示,中国是不能“自由呼吸”,因为空气有毒。对此,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在同一天的官方微博转发这一消息,嘲讽的意味颇浓:【中国周刊:女医生为儿找干净空气 辗转多省无果只好送出国】17岁的天天从小患有哮喘,为了呼吸干净的空气,妈妈带着他从长沙搬到沈阳,再搬到广州。最后天天孤身一人去了伦敦,哮喘再也没犯过。“送到国外,想让他呼吸新鲜的空气,喝没有六价铬的水,吃没有地沟油的食物”。 朱大可:谁在用无耻谎言羞辱我们的思想、言论、尊严和常识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美国副总统拜登向中国学生表示同情,因为在他们国家,人无法自由呼吸。一言既出,摊上了大事:中国学生感到美国人羞辱了自己的国家,由此进行连署抗议。我的困惑是,究竟谁在羞辱我们的空气、土地、食物和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谁在用无耻的谎言羞辱我们的思想、言论、尊严和常识? 清华大学清新时报官方微博: 唯有反思才能进步 清华大学清新时报官方微博也表示,“拜登称中国是不能自由思考的国家,中国学生要求道歉。先别给是否应该道歉下论断,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会被人称作不能自由呼吸的国度。我们不能总视己为弱者,带着敏感而又脆弱的爱国情怀去看待一切。道歉不能为我们带来自由的空气,脆弱的爱国也不会成为强国之本,唯有反思才能进步。” 媒体人质疑留学生的抗议行为乃是中共使馆等指使 对于《环球时报》大肆报导留学生对拜登“自由呼吸论”的抗议行为,大陆很多包括媒体人在内的民众都对此表示质疑。 《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在新浪微博发帖分析称 : 幼小心灵其实可能没那么受不了,他们在米国(美国)呆了四年,什么都明白了,心里有数。可能是使馆及爱国华侨组织受不了,让学生出头,个别学生对立功机会心领神会,其他人也不好不签,不签还要不要回国啊?在米国及欧洲发生的那点事,机制大体如此。 微博名为“松果森林”表示:美副总统称中国不能自由呼吸 中国学生要求道歉,这新闻标题后半部份是自己加的吧? 谢田教授:领馆操控学生会由来已久 这两天,在美留学生张天璞成了大陆网友人肉的重点,据网友搜索:张天璞是中国大陆黑龙江人,曾于哈尔滨三中读书,2009年来美进入圣路易斯大学,2010年转入宾大沃顿商学院,其父母家庭情况不详。他的个人微博也已经没有任何信息了。 还有美国学生提供的消息称,张天璞是学生会成员。 美国宾州费城爵硕大学(Drexel University)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曾对大纪元表示,中领馆操控中国学生组织(联谊会、联合会、俱乐部等)由来已久,只不过现在的控制越来越精致化、隐秘化,越来越采用利益驱使的手段。 谢田曾经担任美国印第安纳州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副主席、美国中西部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第一任执行主席。 谢田表示,据自己的观察和了解,“现在的学生会主席一般都是钦点的。以前领馆操控的人不一定总是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出现,但都会积极参与学生会,现在他们一定要占据最主要的位置,因为学生们也不那么听话了。我那时参选只是个人出去的,没有背景,但很快发现,他们有一股势力在后面,就是那个‘党小组’在后面。他们内部决定谁出来,那个小团体的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推动、煽动。” “当时,这些鼓动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所谓的‘爱国主义’的理由,今天看来,随着中共的意识形态的没落和名声越来越臭,这些学生社团头领的出头更多的是由于利益驱动的。” 谢田认为,现今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跟他们10年、20年前那个时候相比,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趋势更强,更关心自己,普遍缺乏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缺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心。“他们没有能够虚心学习西方社会优秀的文化遗产,而经常把中共的一些手法、手段带到民主社会里来,这令人十分担忧。” 大陆民众呼吁张天璞回国 很多民众对签名抗议的学生嘲讽道:强烈要求让我去换那些中国学生!让他们回国感受“宇宙真理”。 YeomanJoe:拜登说的在理,我看中国学生中要声援他的人多过抗议他的人。 杨浩宇Mason:反思,如果中国真能自由呼吸和另类思考,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甚至移民?

阅读更多

唯色 | 5月27日,康区牧人丹增西热自焚牺牲

又传来一位藏人自焚、牺牲的消息! 5月27日,在康区曲麻莱(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31岁的牧民丹增西热(Tenzin Sherab)为抗议中共压迫自焚牺牲。他是2009年以来境内藏地自焚的第118位藏人,境内外自焚的第122位藏人。其中有106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04人,境外2人。 据 报道 ,丹增西热的遗体被当地公安抢走,第二天他的父亲顿珠等亲属被当局传唤,遗体被交还。自焚前几天,丹增西热曾表示,中共当局的政策,对藏民族宗教文化的破坏,让我们无法活下去。 丹增西热是曲麻莱县秋智乡加巧牧委会第二大队人,父亲名叫顿珠,母亲名叫曲美,家有5个兄弟。 心痛!合十!祈祷! ******* 以下,是122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5月27日,在境内藏地有118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4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22位藏人自焚,包括18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06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04人,境外2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43位自焚藏人(境内40人,境外3人)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5月,21起自焚(境内藏地20起,境外1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4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3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96人,康20人,嘉戎3人,羌塘1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3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今夏河县)15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8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58人:阿坝州阿坝县33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8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3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 青海省藏区26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曲麻莱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甘肃省藏区27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5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西藏自治区8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1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04人,女性18人。其中有21位父亲,10位母亲,遗下年幼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6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1位普通僧侣,5位尼师,共计39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63位牧民和农民,包括56位牧民,7位农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中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6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3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22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06人牺牲(境内104人,境外2人),其中77人当场牺牲,22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2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和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1人在家人送往医院后牺牲。 另有15人被军警带走。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其中被军警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前返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多月后牺牲。 境内藏人竹钦泽仁于2013年2月13日在加德满都自焚,当晚牺牲于当地医院,遗体被尼泊尔政府扣留,拒绝交给流亡藏人社会依照传统西藏葬俗火化。3月26日,尼泊尔政府以“无人认领”为理由,在加德满都帕舒帕蒂地区阿里亚加特(Aryaghat)火葬场,将竹钦泽仁的遗体轻率火化,骨灰被清洗处理。】 5、自焚者名单: (1)118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0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 (2)4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1人)——竹钦泽仁。 (另,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拉巴次仁。) 补充: 还有5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其中两人身亡,两人被捕无音讯。他们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久谢杰身亡),以及印度流亡藏人达瓦顿珠。 ——唯色记录。

阅读更多

金雁:为什么书生总会败下阵来

泯灭个性和差异是这种体制的应有之义 对个人的改造和驯服是斯大林模式类型的国家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颇感不快。斯大林就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某些原理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喜欢的是能够贯彻他的意志而自己没有想法的人。托洛茨基说,我们这个体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真正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泯灭个性和差异是这种体制成功后的重大转变。而且当初理想主义越是强烈的人,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希望规划他人人生、替民做主的愿望也就越迫切,对权力的渴望也就越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别尔嘉耶夫说,强制社会主义者都有“小波拿巴倾向”的原因。革命成功以后,拿革命者与原来的统治者进行互换差别应该不会太大。列宁主义的政党从革命前的“灌输论”,到革命中的“忘我斗私论”,到建设时期的“改造论、驯服工具论”,都是围绕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这样说似乎有点绝对,其实革命政党在地下斗争阶段,因为不占据政治权力,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需要争取民众,总是表现得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表现了对立宪民主和人民共和的政治追求,表现了虚怀若谷知错就改的宽大胸襟。而一旦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支配性力量的时候,就会以一种新的统治面貌凌驾于个人之上,一旦进入这种体制,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剩下的只有服从。   这时如果一个人有个性、有想法、愿意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有时会质疑上司,或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哪些不合理之处,那他和“敌人”的范畴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何时被扣上“反革命”和“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帽子,只是早晚的事。   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和国家培养的奴性规律总是相冲突。由于知识分子的独立见解和精神创造性决定了他们是最难整齐划一的阶层,而且由于并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产生物质产品,在阶级划分中注定会成为有罪的阶级,要经过一次次地“脱裤子、割尾巴、洗澡、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种种改造运动,要在群众运动中经过一次次自尊心彻底扫地的检讨和“过关”,最后变成“提线木偶式”的螺丝钉和砖头。每次政治运动拿不驯服的知识分子开刀祭旗就在所难免了。    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   我想大家一定对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的异同很感兴趣。简单地说,苏联并不是在搞一场场政治运动,强迫知识分子在自我贬低、自我揭露中过关,而是根据领导人的好恶经历了20年代的驱赶,30年代的镇压,40年代由于战争环境民族危机压倒一切,知识分子的总体信任度有所恢复,50年代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齐下,60年代末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人们私下里已经不相信意识形态的那套说教,在看透了统治阶级自身的腐化堕落与伪装后,使得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政治家早已没有了道德感召力,由于他们对自己奉行的是另外一种思想和价值观,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导致苏联政治笑话满天飞,人们以各种段子嘲笑它、调侃它。即便是党政干部,面对麦克风的“党语”和厨房文化的民间语言也能转换自如。这就形成一种双重思想的人格分裂。   总的来说,苏联知识分子面临的环境没有那么封闭,毕竟在海外有大量流亡的俄侨,这里面包括各种社会主义者,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像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孟什维克一直在美国出版《社会主义通报》到1965年,更不要说托洛茨基以及他的第四国际都有大量的言论针对苏联的现实,使得即便是苏联当局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   这种思想文化的传导表现出来的能量要远远大于具体个体的存在。俄侨文化的思想火种,到80年代末期便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填补国内的意识形态空场。   另外,对苏联知识分子所不同的是,他们还有宗教,还有一个彼岸世界可以寄托,还有内在可以坚守的力量,即便无法改变外在的扭曲世界,有些人还可以在超越现实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不少学生问过我,为什么沙俄时代的知识分子敢于反对沙皇专制,而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却不敢反对斯大林的专制。索尔仁尼琴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沙皇的专制与斯大林的专制比起来太小巫见大巫了。沙皇时代的知识分子即便不端政府饭碗也有生存能力,他们本来从军队退伍以后就不爱从事文职,因为他们在乡间有领地,大不了退回去当领主也用不着受政府那份鸟气,他们吃政府饭本来也不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是为了找份事做,何况冬季居住在城市里也方便沙龙里的思想讨论。果戈理、屠格涅夫、赫尔岑都曾经辞官不做,专门从事反对沙皇专制的创作。托尔斯泰有427公顷(约6400亩)的土地和几百名农奴,即便不靠版税也完全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屠格涅夫因为异端写作被判处流放领地罪,也就是说他必须被圈禁在自己领地上,不能到城市里来。他刑满解禁以后《现代人》杂志社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这种刑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惩罚。   一般来讲,在具有社会缝隙的国家里,任何反对派的反抗都会义无反顾一些。比如团结工会在军管时期,工人领导者会前赴后继地涌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团结工会的接力棒工作做得非常好,有超越世俗价值的教会存在,身为波兰人的教皇保罗二世就说过,工人们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谁也不能剥夺这种来自民间的呐喊,被捕入狱的人知道,他们罪不至死,而他们的妻儿老小会有人照顾,除了教会的援助以外,工会办的地下工厂也会接济入狱者的家属,所以他们的抵抗没有后顾之忧。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华沙大学库龙、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介入,使他们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坚定的信念。而在中国“文革”中的“管制社会”里是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环境决定的。    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   杨奎松先生的这部专著,谈的是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个知识分子的个案,他从各种史料中还原出这三个人物与新政权的磨合过程和特点。这让我想起了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经历,比如秦晖的导师赵俪生先生,他是清华大学左派学生出身,从文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困难,但是到了延安一看,发现与他的想像有很大的落差,便又退回到西安去,此后一直纠结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不符。还有一类像我父亲,到了延安后被那种新气象所打动,但是后来过于认真于道统的责任,缺乏对政治动向的洞察能力和揣摩领导心思的本事,于是乎在某个节点上就会作为政治替罪羊被甩出去。实际上他们的心路历程在中国是有普遍性的。很多左派人士都经历过从反对国民党独裁到屈从于“本党”专政的转变。我特别注意到杨奎松先生在书中有一句话,“如果是换了我,我就一定会比他们做得好吗?”因为我也曾这样质问过自己。我从我父亲的经历中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父亲故去以后留下了40年的日记,我闲来无事时会经常翻看,从读日记当中我有三个感受:第一,这40年是个性的自我萎缩、自我改造、自我克服的过程,日记中最有文采和好看的部分是1949年前,可谓喜怒哀乐尽行于色,爱憎笑骂皆成文章,是一个争自由的热血青年的政治激情和浪漫人生的多彩写照。最有意思、最令父亲尴尬而令我们好笑的是,在“文革”中抄家抄出的众多东西中,有父亲在1940年写的一封情书,现在想来文采极好,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以我们的眼光看那是一份充满了资产阶级气味很“酸”的旧文体,让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了父亲的另一面。而解放后的部分,越往后就越像一部流水账,言不由衷像是写给别人看的东西。我了解那时候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他的日记可以随便被领导调阅以后,它实际上就已经不是日记性质的文体了,而是甘愿被异化为工具的记录。   这部分日记中,父亲一直在压抑、强迫自己,妄图跟上形势,跟上潮流,向组织靠拢,因为政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必须给自己塑造出一个与政权一致的“崇高”、“宏大”目标,以说服自己把一切人的尊严抛弃。在没有选择、没有比较维度的情况下尽个人最后的努力,在不违反做人底线的原则下努力表现忠顺,却仍然得不到认可。父亲在日记中经常提到,“今天刘澜涛给十几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央精神,我不能参加”,“马文瑞给全校干部作报告,我又被划入另册,心理压力很大”。如果在今人的眼里,谁稀罕去听报告呢,这算什么待遇?我女儿就说,让我去听那些枯燥的报告我才会脑缺氧,才会有心理压力。可是在当时那是一项划分敌我的政治界限,别人都能去听、能谈论的话题,唯独个别人被孤立起来,心中的滋味不是我们在当下的环境中能够体会的。在只有被选择权利而没有选择权利的时候,只能从自身找原因,以至于最后因为想把自己变成这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不得,而苦恼万分。   悲剧年代的分裂人格   当时的社会氛围,把人的自我保护和趋利避害本能引向整人保己、损人利己的邪恶方向,“向组织靠拢,向党表决心”都需要靠检举揭发别人来保全自己,把知识分子分成整人和挨整的两类人,使得上面发动的每场运动都有响应者。而这些人的使用价值发挥完毕之后很快就像旧履一样被弃置,变成下一次运动的对象。父亲庆幸1957年反右逃过一劫,但不过两三年就在反修运动中中枪。然而他虽然挨整,却一直不愿意与右派为伍,认为那些人是“真反党”,而他只不过是没有跟上形势罢了。他离开党校后,整他的那批反修战士在“文革”中也无一例外地被打倒。小时候我经常做梦帮助父亲与那些整他的人辩论,试图说服那些人,父亲讲的是实事,并不是有意反党。到1980年代,我的专业知识和对史实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水平,完全已经对“九评时代”的讨论话语具有一种俯瞰的优势。等我再次见到曾经整过父亲的人坐在轮椅上流着口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每个人都是时代悲剧的牺牲品,只不过或早或晚,时间不同罢了。这里面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人性的弱点,所以前赴后继地总有人在犯同样的错误,让我们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在轮回上演。   后来我在阅读了一些俄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以后,就是否可以坚守人性、坚守爱、坚守自己的理念问题和父亲讨论,我曾经问他,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被异化为工具?有没有感觉到你争取的理想距离你越来越远?你有没有想过在内心里为自己找到一个坚守的支点?他回答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不能以你现在的眼光来要求当时的我们”;第二句问我“坚守什么”;第三句是,“几乎不可能”。他反问我,你记得你当初怎么顶撞我的?   我不知道父亲具体指的是哪件事,但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记得父母被贬到陇西后,因当地教育落后,把我送到天津姥姥家上小学。出身津门纺织世家的姥姥经常给我讲一些她家(今天被称为“第一代民族企业家”)创业的事情,我认为她是对新社会不满,怀念剥削阶级生活,便常与她辩论。她说不过我,就给我父亲写信,说我的教育有问题,违背了一些常识。父亲来信责备我不尊重老人,我立刻就用阶级斗争的说辞反唇相讥。搞得父亲很矛盾,用常识教育我,显然就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他又不愿意用流行思想把我变成丧失了亲情、人性和理智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造反派”,无奈之下只能把我从天津召回,就近上学算了。   还有一件是9·13以后,十大上王洪文一下子被任命为中央副主席,我们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我告诉父亲说,听人说是林彪要害毛主席,而王洪文救了毛主席,所以得到毛主席的青睐。父亲脱口而出:这不是理由,那要是一条狗救了毛主席怎么办?可以给他任何东西,唯独不能把国家给他。我一方面觉得父亲的质问有道理,但同时又觉得父亲没有我那么无限忠于毛主席,就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毛主席的眼光呢?父亲可能觉得言多必失,立刻沉默不语。   所以在那个时代,如果我“做得比他们好”,那我的结局一定会比他们更悲惨。而我是以现在的处境设想当时的问题,显然场景不同,出发点就会不同。如果换做那个时代的我,我一定表现得比父亲更激进、更丧失理性和自我思索的能力。   其实我个人也是分裂的,一方面觉得父亲并没有做错,是被小人所害,但同时心底里有时也会埋怨父亲,为什么不看准风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呢?更过分的是,“文革”时风传此前台湾投奔大陆的空军飞行员徐庭泽原来是特务,嘴里装了发报机,用磕牙向台湾发报;而父亲恰好有早晨锻炼时磕齿运动咬肌的习惯,我曾经特意留心过他磕齿的频率,有一闪念想过,爸爸会不会是台湾派过来的人,牙齿里装了发报机呢?所以我可以坦诚地说,如果我在那个时代,不会做得比他好,如果我能够做得比他好,那我的结局将会比他更悲惨。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于抗衡权力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 来源:经济观察报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77730 喷嚏图卦微信:penti_tugua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CDT月度视频】十二月之声(2025)——“请自觉放弃一切自由”

【年终专题】“尽量与审查赛跑,不断接力与审查赛跑的接力棒”……2025年度播客

【404文库】“至于划拨给了谁,调剂去了何方,答复中没有说明”(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读者投稿 · 最近更新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CDT 新闻简报

CDT专题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漫游数字空间

中国无差别袭击案件受害者纪念墙

我们建立了这个无差别袭击案件受害者纪念墙,持续记录全国各地的无差别袭击案,并纪念和哀悼这些案件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