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去年9月爆发的反日游行，以及打着“抵制日货”旗号进行的对日经济制裁已经过去半年了。这一切如替罪羊一般，把中国多年来对日本、日本企业及日本人的仇恨一并都迸发出来了。如今，这些不正常的骚动似乎已经恢复到以前的平静。 但是，与此同时，今年1-2月日本的对华投资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7%。令人关注的是日本的中小企业正在进一步加速亚洲倾斜战略步伐。而对于继续在当地开展经济活动的日资企业来说，这些骚动所引发的后遗症仍未消除。 当时，中国人之间流行的说法是“如果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本品牌，数千家日本企业将会破产。若半年不买，日本的一半人口将会失业。若一年不买，日本经济将彻底瓦解。” 正是看到“日本经济离不开中国市场”这一软肋，便以经济制裁的形式发动了所谓商战。通过打击日本品牌来扶持国产品牌—这是身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发起的挑战，也是一个绝佳时机来宣泄与“宿敌日本”在过去100年间延续不断的仇恨。 然而，事实果真如他们所愿吗？ 伴随着日本企业规模缩小，哭泣的是中国企业和中国人 今年3月，笔者拜访了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中资日语学校。在上海，日语学校是近几年发展迅速的产业之一，这所学校曾经也有很多中国人来学习，但去年9月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经营者坦言”学生量骤减”。 “最受打击的是失去了大量学员。以前我们的客户中日本企业占了多数，主要业务是本地员工的语言及礼仪培训。然而目前这类培训相继被取消。” 当地的日资企业在人材培养方面正逐步减少预算，越来越多的公司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开展培训等活动。 实际上，削减预算不仅仅只限于人才培养方面。 2000年代后半期进入上海的某日本医疗器具厂，本来曾计划在上海市中心增加销售点。可是，从总公司却发来了“重新定位”的通知。除了该计划，扩大企业规模项目也暂时被搁置。据说这一年中全身心地投入到该项目运作的负责人也失望地表示“付出了这么多，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受到影响的还有当地的房地产公司。曾为很多日资企业做过中介而颇有名气的某中资房地产公司表示“日资企业曾占了公司利润的大半，但目前已经很难再指望日资企业为了扩大业务而进行的房屋搬迁。” 与众多在上海缩小规模的日资企业相反的是，律师事务所却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 某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人员吐露“每天都加班到深夜12点以后”。据称这半年期间，大部分案件是“日资企业的调整减员”。具体说就是“抚慰”为了反对解雇而出现过激行为的员工。 “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有为数不少的日资企业不惜缩小业务或者精减人员。无论企业还是律师事务所都在尽全力平息由于被解雇而来大吵大闹的中国人。” 另外，一家在中国取得了显著发展的大型日资企业，其品牌在中国很受欢迎，但反日游行以后业绩便急转直下。因此，该企业取消了往年的“春节红包”，本应春节前后公布的加薪、升职等也全部被取消。 已无法分开的日本公司与中国社会 对于日渐不景气的日资企业来说，令人担忧的是其吸引力已经开始减弱，这可能会造成人材大量流失。 尤其是这几年，家电业等已完全被韩国的势头给压制住，日本品牌曾经在八、九十年代创造的光环正逐渐退去，再加上反日运动的影响，在中国市场发展的日资企业将无法遏制其大幅下滑的局面。 另一方面，日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正进一步降温，并且在对将来也不抱有任何希望的背景下，他们开始寻找新的基地以防范中国风险， 从此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人所期盼的“打击日本企业”或许已经取得了成功，并可以此为契机“把日本品牌逐出中国市场”。然而，遭受损失的不仅仅只有日本经济。上述一切也充分证明了日本企业的动向与中国企业和中国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以一被解雇就去闹事的中国人为例，这也从深层次上说明了目前在经济不景气的中国“找工作并非易事”。 而且，在日本企业“若能够比较认真工作的话”就可以保证生活稳定。这种安逸与竞争激烈的欧美企业及随时可能倒闭的中国企简直是天壤之别。闹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据说，进入中国的日资企业已有两万家。所雇用的中国人也达到了200万人，而间接从日资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受益的人口据说也已超过900万人。这就意味着，在日资公司缩小规模的同时，他们也陷入了困境之中。 中国品牌能否取代日本品牌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野田内阁)决定花费20亿5000万日元从目前居住在日本琦玉县的“ 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钓鱼岛及另外两个岛屿，并将其国有化。第二天即11日，当把岛屿所有权转让给国家的手续完成后不久，16日在北京、上海.、杭州等85个中国城市举行了反日游行。 当时的口号是”抵制日货”。抵制日货的浪潮一时席卷全国，日系车被砸、日资商店被抢，可谓损失惨重。 那时，曾经热血沸腾、积极参与经济制裁日本的普通市民，如今，已经不再那么在意究竟是”日本生产的还是国产的”区别了。日系便利店的客人照常进进出出，寿司、饭团也都卖得不错。 在过去近百年的历史里，抵制日货的运动在中国不断上演。这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为了打击日本的经济，第二则是借此发展民族工业。其归根结底还是对日本、日本企业及日本人的一种骨子里的仇恨。 去年由于钓鱼岛问题而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并最终导致的经济制裁，其实也是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信心百倍发动的“商战”。不过，中国品牌并没有因此而占领天下。 2012年9月日系车的销售量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减少了近3成，对于这部分需求，消费者并没有都投向“吉利”、“奇瑞”等国产品牌。而销售量有所增加的却是欧美及韩国车。由此可见，即便是把日本品牌拒之门外，消费者也不买国产车的账。 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数码照相机上。在“抵制日货”这一口号下，最终又有多少人义无反顾地投向了“明基”、“爱国者”等国产品牌呢。 再怎么高喊着抵制日货，却没有取而代之的国产品牌，这根本就谈不上是商战。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活动中，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纯粹的日本品牌，什么是中国制造了。甚至都很难确定被敌视的日本经济与民族经济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 在中国销售量遭遇滑铁卢的日系车内部的很多零件都是中国制造。而这些零件大多是“当地采购”。这也意味着其在中国为很多零件承包、转包工厂及这些工厂里的员工创造了工作机会。 中国应倾注全力去做的事情不是打倒日本品牌，而是要尽早树立“被国民支持、信赖”的国产品牌。而这也应该就是所谓的国家百年之计。若不能早日实现，其对日本的自卑感很可能会再次一触即发。 尽管中日关系的融冰期还遥不可见，但在中国部分城市仍然期待着与日本的交流。 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背向而驰，而经济关系却是谋求“合作”。令人颇感兴趣的一点是，在认为“两国间的关系已陷入危险境地”的背景下却仍要吸引日本公司进驻。 在明明清楚目前危险局势的情况下，却坚持吸引日本公司进驻，这是仅建立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上的当机立断？还是一种无奈之举从而避免出现财政危机等迫在眉睫的状况呢？ 最近，在中国关于钓鱼岛的报道明显减少。与之相反，在地方报纸的文化专栏用两版介绍了获得普立兹克建筑学奖的伊东丰雄。另外，还有介绍电影导演河濑直美动向的报道。肯定日本优秀的东西，并鼓励大家学习，这一切表明在氛围上仿佛有所缓和。日中关系仿佛也已从最低谷走出。 但是，不能过于乐观。在历史仇恨的根基之上，需要小心翼翼地在中国开展——因为日本企业在中国的这种如履薄冰般的事业，今后也恐怕难以改变其深层次的本质。 来源：http://select.yeeyan.org/view/407484/362750

近日，围绕着宪政议题“新”论频出：大概计有刘小枫的“新国父论”，杨晓青的“宪政属资论”，《解放军报》的“宇宙真理论”，还有《环球时报》的“宪政兜圈论”。诸论虽然鼓噪喧嚣，主张却不离其宗，大体是反对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可以《环球时报》〈“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一文加以概括：“宪政”这个概念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相比轻飘飘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中国落不了地，生不了根。”诸论一出，掀起互联网上轩然大波，有人称为乱云翻卷，有人说是暗流涌动，更多网民则视之为“突破底线”，“直接裸奔”。 在我看来，以上诸“新”论倒是有个积极作用，把“宪政”这一原来多在庙堂上、书本中、学校里谈论的概念一夜间传入寻常百姓家，使之成为人们普遍关心和思考的问题。纸媒体上、新媒体上许多人在讨论中国适不适合宪政？宪政姓资还是姓社？姓马还是姓毛？宪政到底是什么？许多年来，一批宪政学者胼手胝足、艰辛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意识的普及，我们熟知的就有江平、蔡定剑、刘军宁、张千帆、……，他们的论著已经把宪政的普世道理讲得十分清楚，只是社会层面尚缺少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关注和反应。这一次不同了，几大主媒一齐上阵，民众想不关心都不行了，就此而言实乃功莫大焉。 其实，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本是普通公民都应该了解的常识，其中道理并不难懂。既不需要高深玄奥的理论，也用不着纷繁复杂的论证，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是人人都能明白的。正如微博大V任志强一语道破的：其实宪政很简单，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钥匙交给国民”！ 作为宪政理念基础的普世价值，早在在几年就曾遭官媒官学猛批。其时我曾经写过〈普世价值本是常识〉一文。按照常识性的理解，“普世价值”就是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们认同之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符合人性的或者人道的对待；就是作为人享有基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普通人都不难明白的道理。说白了就是人人都需要人人都喜欢的理念和理想，有人说得极端些，就是连流氓都不能公开否认的东西。难道不是吗？流氓都得承认的理，强盗都得遵守的道，还用得着讨论么？否认普世价值基本上就是公开表明：我就是不讲理了。这就让人想起文革时曾经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还有前不久又看到“宁可华夏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宁可中国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的标语，这就是不讲道理的表现。 宪政民主、普世价值作为普通的道理为什么会让一些人痛恨和恼怒？这似乎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上一次的批普世价值，计有来自教育部、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和高校的领导、教授、专家、学者和“科学卫士”等在各主流媒体上猛批猛攻，颇有大张旗鼓、其势汹汹、声色俱厉、不依不挠之势。这一次则更是多管齐下，言语极端，甚至不惜置基本逻辑于不顾地喊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样的宗教（有网友说是传销）话语——之前以“中国特色”对抗普世价值，这次却把自己的信仰推广为“宇宙真理”，真是穿越时空啊！请问“特色”哪去了？该不是把外星人也大一统了？《环球时报》也不甘其后，直接把宪政主张扣了个“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否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大帽子——提醒一下环时，同文上一自然段中你刚说过“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集体学习宪法，执政者对宪法的忠诚非常明确”，这是自抽耳光不成？ 问题是究竟宪政民主碰痛了他们哪根神经？又是什么让他们气急败坏、肝火大炽以至逻辑错乱？说穿了无非就是宪政的基本要求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这会触动特殊利益集团的“奶酪”。 “法学界对于宪政的解释是，宪政或宪政主义是一种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现代政制”（维基百科）。宪政即“限政”已有世界共识，在中国也不例外。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都明确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上一届领导人和新一届领导人都曾多次强调“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胡锦涛） 和“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温家宝）；习近平主席更是直接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宪政主张。 回顾一下历史，早在抗战胜利之前，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历史的先声”尚记忆犹新，新时代的承诺更犹言在耳。新时期领导人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的表述，被视为中国社会向现代文明全面回归的标志。这本来会成为真正落实宪政民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但却出人意料地遭遇狂犬吠日般的反应。所以这里必须问一句：在中国社会转型这样关键的时刻，你们怎么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了？ 关于民主政治的思考，让我将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关于民主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论述引在这里：若要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无困难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在整个的十九世纪里，民主思想的理论家们觉得，议论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直到二十世纪，这一看法才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承认，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本不需要去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相反，每个国家都必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变成适应民主制度的社会。这一变化的确是个重大的变化，它把民主理念潜在的影响扩展到了历史和文化各不相同、富裕程度千差万别的数十亿人当中。人类社会已经公认，民主制度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民主的价值观也被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也是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之一。（阿玛蒂亚•森：民主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http://www.aisixiang.com/data/19163.html?page=3） 相形之下，在我们的社会中经常可以听到对于民主制度的质疑或恐惧，例如，“民主强调甚至崇拜多数，有可能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其实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历史与现实，就不难意识到，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世界范围中，暴政究竟是更多地来源于权力，特别是不受约束的权力还是来源于多数人？被暴政所加害的对象更多地是享有民主的公民还是专制、独裁治下的臣民或草民？ 还有一种说法是“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更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并没有人声称民主制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也没有人说民主是十全十美的；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但是民主可以通过最广泛的公民参与“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说，民主至少是目前解决问题的最不坏的方式。 当今世界各个不同社会中的民主实践再次表明，无论国情、特色、族群或文化差异都不能成为抗拒民主的理由。没有人天生地不适合民主或者甘愿被专制独裁统治。民主是人类对合理社会的探索；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民主和法制应该是人类共有的核心价值，是凝聚了人类精神而且超越种族、文化、地域、国度的普世价值，也是我们要为之实现而努力的理想。如此说来，无论中国人多么坚定地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多么强烈地反对西方现代性并要形成自己的现代性，进而走出一条优越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能以反对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为宗旨，也不能背离人类文明的主流。除非我们承认自己根本就是苗草不分、黑白不明、是非不辨的一群。 否定了宪政的中国梦，必定只能是白日梦。醒醒吧。 2013年5月24日 （影响力中国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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