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013年，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执政取向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临界期”。各种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挑战与压力迅速放大。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成为世人最关注的焦点。未来改革之路怎么走？中国改革要成功，需要汲取什么样的教训？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中国，在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22年之后，重新审视苏联从兴旺走向衰亡的历程，无疑对今后的政治改革有着相当的启示。 　　苏联为何经历了兴旺之后又走向衰亡，乃至解体？是社会主义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还是苏联所施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苏联模式对当前的中国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 　　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共运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放。 　　86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高放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苏联共产党党史》已经60余载。作为研究国际共运的资深学者和研究苏联历史的权威专家，高放24岁就在报刊发表评论苏联的文章，著作颇丰，至今有500万字，2011年出版了他的第十本文集《苏联兴亡通鉴–60年跟踪研究评析》。 　　高放教授也是当今少有的坚持自己信仰的学者，在位于北京张自忠路简陋的家中接受采访时，他明确表示：”我一辈子研究马克思主义，我一直深信不疑，人类社会迟早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是要摆脱苏共模式，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在中共十八大前出版的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表达了我的很多新见解。” 　　 　　苏联实行的是”党主宪政” 　　 　　《经济导报》：从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创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到1991年苏联解体，共经历了74年。在74年中，苏联制定了四部宪法。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这一本质特征，被苏联四部宪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但您曾表示，”苏联制定了民主宪法，但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如何理解？ 　　高放：74年中苏联制定过四部宪法，即1918年宪法、1924年宪法、1936年宪法、1977年宪法。四年前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讲演时说”苏联制定了民主宪法，但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即是说，苏联有民主宪法，但未实现完全民主宪政。为什么这么说呢？苏联四部宪法有五个突出的优点和特点，但也有五个显著的缺点和弱点。 　　从优点来说，第一，四部宪法都肯定苏联是民主共和国，国家的权力中心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而不再是世袭的君主个人；第二，四部宪法都是社会主义宪法，宪法名称上都有”社会主义”字眼；第三，四部宪法规定国家政权采取苏维埃形式，它跟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形式的区别是，三权（立法、行政、司法）统一于苏维埃；第四，四部宪法明确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不是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第五，苏联宪法还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宪法，具有很广的包容性，即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革命政权后都可以加入苏联。 　　从缺点和弱点来说，第一，根据苏联宪法，苏维埃政权集三权于一身，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产生中央政府，名为人民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但行政机关的权力太大，苏维埃很难对其进行监督和约束。行政权太大主要是因为很多国家日常工作要处理，不能光靠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解决；还有一个原因是党最高领袖列宁不是担任苏维埃主席，而是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是党的领袖兼政府总理，很多紧急的事情都是总理处理，并没有经过苏维埃。比如1918年1月17日，当时政府没有经过审判就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连同其御医和仆人都杀害，这是违法的。 　　第二，三权统一于苏维埃，司法不能独立，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特别是30年代苏联搞大清洗时，经苏联法院审判、镇压、关禁闭、判徒刑的有370多万人，表面上都经过法院审判，但法院都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而且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被作为人民公敌、特务处决，都是捏造的罪名。 　　第三，苏联宪法以至党章均未规定最高领导人的任期，给领导人终身制开了”绿灯”，留下了漏洞。斯大林担任政府总理12年（1941~1953年）之久，如果把当总书记的时间计算在内他当了31年之久（1922~1953年）。 　　第四，苏联宪法对于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没有具体的规定，其中第一、二部宪法根本没有写”党的领导”，到第三、四部宪法才写”党的领导”，但只简单提到”苏联共产党是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领导核心力量”，给苏联形成一党专政、党政不分体制提供了法律上的漏洞。如十月革命初期，由于是党领导武装起义取得政权，所以国家的重要决策，派往各地的干部主要都是由党中央决定的，出现了以党代政的局面。政府的很多事情都提交中央政治局去讨论，列宁感到这很不正常。1922年列宁晚年就提出来，应该实行党政分开。但列宁没有解决这问题就过世了。 　　第五，苏联宪法没有监督宪法执行的机构，没有违宪审查规定，所以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违宪没有办法立案审查。 　　正因为苏联宪法有这样明显的缺点和弱点，所以苏联在74年中虽有法可依，但很难做到有法必依，实际上是有法难依，更难的是严格执法，更做不到的是违法必究。所以我说，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 　　《经济导报》：那么，您认为苏联实行的是什么宪政？ 　　高放：我觉得苏联制定的四部民主宪法实行的不完全是民主宪政。我认为苏联实行的是党为人民作主、党替人民作主的宪政。这种宪政我归结为”党主宪政”，不是民主宪政。各级政府领导人都是由党委定下来，拿个名单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举手或投票通过。国家发展的各种战略、方针、政策都由党中央政治局定下，拿到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一下。所以名义上最高苏维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苏联广大人民心中都很明白，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政治局。 　　”党主宪政”使苏联共产党在74年中没有处理好五种权力的关系：即党权、政权、军权、官权、民权。若苏联真正实现民主宪政，那就应该按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要不要党的领导？当然要，因为党的领导是前提，城乡劳动者当家作主是核心，法律是保证。结果苏联共产党把关系弄成：党的领导是核心，城乡劳动者当家作主是陪衬，依法治国是一种形式。简单说，苏联共产党垄断了政权，垄断了军权，垄断了官权，民权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民权是一个走过场的陪衬。苏联共产党治国实际上是党大于法，党权高于政权，所以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党政不分的体制。 　　 　　苏共垮台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 　　 　　《经济导报》：理论界有人认为，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灭亡是由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大反斯大林造成的恶果，赫氏是罪魁，戈氏是祸首。您是怎么看的？ 　　高放：这三人或者两人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一种建立了74年之久、有两亿多人口的大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怎么会很容易被两三个领导人摧毁呢？这显然是要有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作为后盾。早在十几年前我就提出：苏联自己培植的党政军高薪特权集团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掘墓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人无非只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总代表。 　　直接促成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是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起了帮凶的作用。而斯大林等人所犯的错误正是被叶利钦用于摧毁苏联、苏共的靶子。因此，只有深入细致地透视斯大林的错误，才能认清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 　　《经济导报》：您一直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为什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会垮台？它与您刚才说的四部宪法的缺点和弱点，以及您提到的”党主宪政”有什么关联？ 　　高放：正是宪法中的漏洞和弱点，使苏联共产党治国实际上是党大于法，党权高于政权。 　　就像我之前所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很大原因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由党代表人民作主，由党替人民作主。可以说，苏共失败，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苏联是专制政治，一党专制，一派专制，一人专制。 　　《经济导报》：政治体制落后体现在哪些方面？ 　　高放：总结来说，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病非常严重。 　　一是个人集权制。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由一个领袖掌握。斯大林是第一个苏共党中央总书记兼政府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权力过度集中，缺少制约。 　　二是职务终身制。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的领导人是终身制的。斯大林带头搞终身制，他从1922年开始担任党的总书记到1953年去世，一共任职31年。 　　三是指定接班制。接班人也是斯大林指定的。他原来选中曾任他秘书的马林科夫接班，后来他对马林科夫不太满意，嫌他太软弱，想换接班人，但还没来得及换，就去世了。 　　四是等额选举制。苏联有民主选举，但由苏共严密控制选举。苏联的选举并不尊重选民意见，不是自下而上的差额选举，而是等额选举。候选人是党委精心挑选的，而且只有一个候选人，大家没有选择的余地。 　　五是消灭异己制。斯大林之所以能掌握大权，是因为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消除了党内的三个反对派，之后还镇压了很多被怀疑对他不忠的人。在他晚年，党内还有一些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又准备清洗，但没来得及做就中风去世了。 　　六是监控干群制。苏联的克格勃不归国家机关领导，而是由总书记斯大林个人掌控，这个机关可以监控全国所有人，包括高级干部。 　　此外还有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官员特权制。 　　尤其是，斯大林开创的”三制”：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对苏联历史有长久影响，而且有普遍广泛的国际影响，人们把这”三制”看成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正宗的政体。实际上这”三制”是君主立宪制的变种，君主专制的变种。民主共和制区别于君主专制制就是这三点：权力有制约、权力有任期，权力有选举。而斯大林这三制：权力没有制约，权力没有任期，权力指定继承，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的原则，使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明显带有专制主义的色彩。政治体制落后为苏联留下了祸根。 　　《经济导报》：”三制”是怎么形成的？如何透过斯大林的错误，认清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 　　高放：要使社会主义国家真正成为劳动人民掌权的民主共和国，列宁还确立或者准备确立一系列政治制度，主要有分权制、任期制与选举制。事实上，列宁执政的六年（1917~1923年），初步实现了民主宪政，国家政治权力有分工有制约，没有过度集中。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斯维尔德洛夫、随后加里宁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托洛茨基任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共从未设立过党中央军委）。 　　列宁曾经对托洛茨基说过：”人到55岁开外就败事有余。”意即55岁就要退休，不搞终身制。列宁更没有指定接班人，临终前他只给党代表大会写信谈及各主要领导人的优缺点，同时却明确提及要调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1921年列宁主张党政分开。1922年党中央才设总书记一职，意在设立专人负责党的建设工作，总书记不在政权机关兼职。 　　但列宁执政时期也暴露出严重缺点。当时列宁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在党中央不设主席，如果党中央设主席，那么在列宁之后就要另选一个人担任主席。这一组织上的漏洞，使权力欲很强的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步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列宁执政时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欠缺是政党制度。现代民主政治正常的政党制度应该是多党竞争，不能一党垄断国家政权。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1917~1920年的三年时间中，列宁实行过两党联合执政或三党联合执政，但后来这两个小共产党先后都并到大共产党里去了，苏联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列宁时期还对民主选举、对群众言论进行严密控制。 　　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1924~1953年），列宁时期一党专政、控制选举和言论的弊病更为严重，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一派专政、一人专政。斯大林执政的前几年就打倒了三个反对派：分别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布哈林和李可夫反党集团。斯大林把一党专政变成一派专政后，在1937~1938年，搞大清洗，把反对他的人处决或判刑，严重破坏法制，最后变成总书记一人专政。尤其是1941年，该年5月斯大林以党中央总书记直接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就是政府总理，斯大林开始实行党政领导职务合一。同时斯大林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党政军三大职务都集中于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如上述所说，斯大林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高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解体   

文 / 特约作者 庞溟 本刊实习记者 杜韵竹 为什么中国的地方官员们更关注交通投资，而不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近日，一份由中外研究团队提供的学术研究报告，从经济学与统计学角度提供了耐人寻味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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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中国南部地区的政府官员力图让怒不可遏的公众冷静下来，事情的起因是有毒物质威胁到了该地区的主食大米。此前，广州市称，今年有过半餐馆的大米在检验中被发现含有过量的镉，这是一种能引发癌症和其他疾病的重金属。 对于受到污染的食品和饮料，中国公民越来越义愤填膺，污染来源包括农药、非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以及污染土地和空气的工业废弃物和重金属。连厨房里的主食都可能有毒的消息引发了激烈的抗议。 一名中国互联网用户在用户众多的腾讯微博平台上写道，“现在，吃每一顿饭之前，我们都得先想想：饭里有没有过量的镉？菜里是否残留着农药？”另一名用户则开始琢磨，他是否要像戒烟那样戒除米饭。 发出警告的是广东省首府广州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该机构上周披露，在今年第一季度接受抽检的18份食堂和餐馆大米样本中，有8份样本的镉含量超过了国家的限定。 两天之后，该机构试图在其网站上解释，说检验使用的样本抽样量较少、抽样范围较窄，结果不具代表性。可是，截至那时，新闻报道已经断定，该市的半数大米都可能含有过量的镉。显而易见，很多市民也这么想。 在互联网上，许多市民指责政府为了避免政治损害而掩盖不安全食品的风险。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是一份广受欢迎、时或敢言的报纸，该报周二说，这次的风波给了官员们一个直白的教训。它在一篇社论里说，“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信息公开力度不足。” 官员们说，有害大米来自邻近的湖南省，在那里，绵延的工厂、冶金场、矿场和稻田挤作一团。镉通常出现在锌矿石中，用途是制造手机、照相机及电脑的涂层和电池，这些都是中国大量生产的产品。如果体内的镉积存过多，就会伤及肝、肾和呼吸道，还可能让骨质脆弱到危险的程度。它还和多种癌症有关。 镉是中国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中最新的罪魁祸首。 2008年，政府报告称，掺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致使数以万计的儿童面临肾结石及其他器官损伤的危险，三聚氰胺是厂家用来糊弄蛋白质检测的化学物质，公众因此被激怒。至少有六名婴儿因三聚氰胺致病死亡，三聚氰胺还致使逾30万名儿童患病。 中国警方在本月表示，他们在中国东部抓获了一些商贩，这些商贩用掺了化学品的老鼠肉、狐狸肉及水貂肉来制作假羊肉。 广东省的官员曾试图使民众相信，他们正在阻止各种有毒大米的买卖。民众发出强烈抗议之后，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被发现使用镉超标大米的餐馆和餐厅的名字。一家海鲜餐馆所供大米的镉含量平均为0.4毫克/千克，达到了政府规定的最高值的两倍。 据都市报纸《羊城晚报》周三报道，政府称，对广州主要连锁店进行的抽检没有发现大米镉含量超过官方规定的案例。大多数居民都会到这些连锁店购买食品。 顺德是邻近广州的一个城市。顺德的检查人员也告诉当地的新闻媒体，他们已经发现了九个“镉大米”案例。湖南攸县的警方也已开展调查，追踪行为不当的供应商和工厂，并召回可疑批次的大米。 民众对有毒食品的愤怒使官员们感到不安，这种不安情绪已经延伸至中国政府高层。李克强总理曾承诺加强政府监管，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并在本月告诉官员们，食品安全问题是普遍不满的源头之一。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李克强说：“决不能再出现奶粉那样的信任危机。一日三餐，民以食为天。”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张薇、许欣

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放缓，这在北京激起了波澜，引发了政府应该做些什么的尖锐问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淡化了有关政府可以、或者应该积极应对的预期，他表示，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经济模式中存在的一个矛盾。 作为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支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使得人们日益担心金融风险的肇因。正如李克强所言，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改革——如果中共做得到的话。由于内部竞争激烈以及政治自主程度较高，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投资和政治利益以及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尽管社会对加大公共服务提供力度有着强烈的需求，但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获得奖励和提挈，把重点放在了GDP上。然而，地方政府支出对经济的牵引力在下降。 自2007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增加了两倍，与GDP之比扩大一倍，升至30%左右。由于社会支出上升、卖地收入状况欠佳、自身投资回报下降甚至亏损以及现金流恶化，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大不如前。它们不得不更多地举债，以偿还到期债务、支付现有债务的利息和充实运营资金。许多人怀疑，中国地方政府是否也会引起一场“次贷危机”。 地方政府受到的控制较少并且过度负债，并非当今中国独有的现象。19世纪美国三次财政危机（分别发生在1837年至1843年、1873年至1879年，以及1893年至1899年）都带有市政融资过于冒进的明显特征。市政支出不断增长，成为公共支出中的最大部分，到1900年，州及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竟与联邦政府相当。与如今的中国一样，城镇化是当时美国地方政府支出扩张的主要因素，但其背后是房产税带来的雄厚收入基础。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过于薄弱，广泛开征房产税在政治上又形同禁忌。 在财政紧张和市政债券过度发行时期，美国各州限制、甚至禁止公共部门投资私人公司，并规定了债券发行上限。在上世纪30年代，华盛顿取得了财政体系的控制权，所得税和薪资税归属中央，并实施对州政府拨款的制度，州政府则管理地方政府收入。随着时间推移，美国联邦政府取得了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的地位，并建立了一套关于融资的健全法律框架，这使市政金融市场得以有序发展，而个人则取代了机构，成为该市场最大的投资群体。 然而，中国迄今仍无意于（更别说发展）此类法律手段。中央政府敦促财政节制和审慎投资的指示没有得到有力贯彻，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恶化。自2008年以来，由于无法从银行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它们建立了成千上万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这些工具正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爆发性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在某些中国评论员看来，它们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国有企业，具有垄断金融资源、扭曲市场、排挤私人投资等弊端——这些正是李克强之前提及的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 中国政府如果希望发展市场机制，就必须面对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更广泛问题。这意味着要改变政府指导型增长与私人部门竞争及创新之间的平衡。李克强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巩固权威，而地方官员则应坚决遵从中央的命令和政策。 这需要政府做出转变。中央政府要主张自身在基本经济目标上的权力，比如降低的可持续增长率、环境友好型的扩张、财政改革和减少收入不均现象。地方政府则要把重点从追逐增长，转变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李克强还清楚地意识到，这将触动既得的政治和党派利益，他将这一任务形容为比“触及灵魂”还要难。但中国要实现经济平稳、持续增长，必须抛弃一向偏好的以信贷和投资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占有重要地位），改革资源配置、经济决策和创新等方面的政治和制度框架。与以往一样，这个问题在中国不是想不想做的问题，关键在于执行。 本文作者是瑞银(UBS)独立经济顾问。 译者/何黎

这是BBC国际台2005年展开该项民调以来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例最高的一年。 BBC国际台委托进行的一项全球民调显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转差，降至八年来的最低点。 调查显示，与2012年比，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为42%，下滑8%；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为39%，上升8%。 这一调查由总部设在加拿大的民调公司GlobeScan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PIPA）进行，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间对全球26299人进行问询，让他们对25个国家影响力进行“正面和负面”的评估。 这是BBC国际台2005年展开该项民调以来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例最高的一年。8%的“负面增幅”也让中国与印度一道成为本年度民调负面看法增幅最高的两个国家。 对印度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为35%，首次超过正面看法的34%。 总体而言，在17个跟踪调查的国家排行榜中，中国的国际形象排第9、印度排第12。 转向负面 民调报告说，中国的国际形象在经过几年的改善后，2013年出现急剧下滑，在被访的25个国家中，12个国家对中国基本持正面看法，13个持负面看法。 法国是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例最高国家，达68%；美国、德国、西班牙紧随其后，多达67%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观点。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也不容乐观。日本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的比例达64%，同比增加14个百分点；韩国对中国持负面观点的增加至61%。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看法也出现“逆转”——从去年61%的正面看法率骤减至36%，而持负面观点的比例从29%飙升至55%。 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例最高的国家是巴基斯坦（81%），比去年上升5个百分点；其次是尼日利亚（78%）、加纳（68%）和肯尼亚（58%）。 “金砖国家”对中国的正面看法较去年持续提升，巴西比例最高（54%），比去年上升6个百分点；俄罗斯对中国正面看法比例为54%、负面为24%；在印度，这一比例分别为36%和27%。 最好最差 本年度调查国家形象最好的是德国，正面观点率达59%（上升3个百分点）、负面观点率为15%（下滑1个百分点）。 伊朗再次垫底，其国际社会负面看法率为59%，巴基斯坦和朝鲜分列倒数第二、第三，形象负面率分别为56%和55%。 对朝鲜印象最好的国家是加纳（48%）。中国对朝鲜的正面、负面看法平分秋色，各为32%。日本对朝鲜的态度则是“一边倒”的负面（92%），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为0（中性观点忽略不计）。 美英影响 45%的受访者对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持正面看法，比去年下滑2个百分点；持负面观点的则小幅上升至34%。在25个国家中,对美国持正面观点的为13个，7个国家持负面态度，另外5个正反参半。 对美国印象最好的国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加纳（82%）、肯尼亚（69%）和尼日利亚（67%）。 中国对美国印象呈负面（57%），持正面观点的仅为20%。 过去一年，英国的国际形象好转，55%的人持正面看法（上升4个百分点，增幅最高）, 负面观点的占18％。报告说，这得益于伦敦奥运会的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