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文章

IBTimes | 新疆新闻办：巴楚暴徒自制1.2米砍刀准备圣战

2013年4 月25日

据天山网报道，4月23日13时，新疆巴楚县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案件。凤凰卫视4月24日《时事直通车》节目播出”新疆巴楚暴徒曾观看暴力恐怖视频并进行训练”，以下为文字实录：吴小莉：新疆喀什地区23号发生了暴力恐怖袭击，造成了21个人死亡，包括了15名的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以及6名暴徒，8个人被拘捕。当局表示，这是一个预谋发动恐怖活动的集团所为。解说：事发于新疆喀什地区东北部的巴楚县，据当地媒体报道，色力布亚镇三名社区工作人员23号下午走访居民家中，发现多名可疑人员和受管制的刀具，就打电话向上级报告，但其后被藏匿于屋内的暴徒扣押。民警和社区干部分别赶到现场，先后遭屋内外的暴徒袭击丧生，而被扣押在屋内的三名社区工作人员也遭到杀害。暴徒之后点燃房屋焚烧，随后赶到的民警将暴徒击毙，控制了场面。当局表示，这是一个预谋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集团所为，暴徒大多来自同一个大家族。侯汉敏（新疆新闻办公室主任声音来源）：经过初步审讯，他们这个团伙是前面在今年年初就反复观看境外的暴恐的视频，然后还进行一些训练，自己就开始制作大的砍刀，这回大的砍刀有1.2米长，就是为了准备做圣战。这回暴徒也是在一次聚集被发现了，所以就实施了这次暴力恐怖活动。

纽约时报 | 刘晓波的狱中生涯

2013年4 月25日

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和妻子刘霞（左）。图片为刘晓波家属2010年10月提供，没有拍摄日期。2009年，刘晓波以颠覆国家罪被判11年监禁。2010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北京——由于呼吁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实行更大程度的民主，刘晓波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11年徒刑，并在服刑期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最近在阅读一本受欢迎的非虚构类书，这本书是关于苏俄知识分子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同时他还在阅读基督教的哲学文本。北京律师莫少平说，他的体重也有所增加。莫少平引述刘晓波妻子刘霞的话说，“他长胖了点。”官方允许刘霞每月前往位于辽宁锦州的监狱探望丈夫，每次大约半小时。他又补充道，“看得出来。” 按图放大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右）与人权律师莫少平。在接受电话采访一天前，莫少平在周二和刘霞见面，这是将近两年来他们首次见面。莫少平是一个倍受关注的律师，接过很多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案子。他认识刘晓波一家已有多年，并在法庭上为刘晓波妻弟刘晖的商业诈骗案进行辩护。莫少平称，刘晖是清白的，他在周二代表刘晖做了无罪辩护。据莫少平和其他在场的人称，审判是当天早上在北京郊区怀柔进行的，情形很是戏剧化。莫少平说，审判过程合乎正常程序，并称刘晖可以在庭上说话。据在场的人说，在早上的庭审结束后，被严格软禁两年多时间的刘霞走出法庭，对等待在外一群记者和外交人士说，“我没有自由”以及“我爱你们，我想念你们”。他们说，看得出来她很激动能出门，她跳上跳下，向人们招手。据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报道，她说，“ 我没有自由。要是他们跟你们说我是自由的，就告诉他们我不自由，”在场的其他人也证实她说了这番话。莫少平也证实了她的很多话。他说，“昨天她说，‘我没有自由。’她没有电话、网络，不能见朋友，每周她可以见她父母一次，但她的自由是受限的。”在任何时刻，她在北京的家门口都有多达30名警察或安保人员，防止她离开或其他人来访。他说，“这样做完全是非法的，因为刘霞根本没有犯任何罪。这件事本身就很恶劣。” 莫少平警告说，如果刘晖的罪名成立，他将面临12到14年的牢狱之灾，而且肯定会超过10年。他说，他预计法庭会在10天到两周的时间内做出判决。他说，“如果法庭听政府的话，那他可能会被判12到14年。如果法庭听我们的，他就会获得自由。还有一条中间路线，就是法庭不会定为诈骗罪，而是定成其他类型的商业罪名，”这可能会导致他被判三到五年。莫少平称，刘晖的母亲很溺爱她最小的儿子，而且“极为担心”。指控的罪名涉及与一宗房地产交易相关的300万元人民币，支持者称，这些指控纯属捏造，只是为了迫害刘晓波一家。自从刘晓波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刘霞一直受到软禁，几乎不能离开他们的公寓。莫少平称，他的丈夫被单独囚禁，被允许放风时，也不允许与其他人会面。他说，刘霞每个月前往监狱一次，探监半小时，用电话透过玻璃隔板对话；他们的对话受到监狱官员的严密控制，而且不允许刘霞透露自己在家中的状况。莫少平说，刘霞与她的弟弟非常亲密，但在安全官员要求她哥哥作担保，且她哥哥同意担保的情况下，才允许刘霞出席。莫少平说，在监狱里，刘晓波正在阅读“畅销书”，并指出了一本目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很流行的书，是由研究俄罗斯、苏联和东欧的中国女学者金雁所著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去年11月，《深圳日报》把该书选为2012年“ 年度十大好书 ”之一。该书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根据搜狐读书会网站上的叙述，她说写这本书是为了纠正中国对于苏俄知识分子观点的诸多误解。中国与俄罗斯不仅相互接壤，两国的政治关系史也经常很紧张。在共产国际(Comintern)苏俄成员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两国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末破裂，但由于两国知识和政治的历史相互交织，让中国人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故事非常感兴趣。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驻京记者。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李承鹏：一线报告

2013年4 月25日

我其实只是想讲一些故事。那天，我们去到一个残垣断壁的村庄，沿着小路拍摄房屋状况以决定需要多少顶帐蓬时，一名老婆婆从院子里冲出来，指着我用土语大骂，大意是：你们这些吃公家饭的，就知道拍照片上去交差，拍完就走了，你们这些骗子从不拿点水和米，走、走，不准拍我家房子……直到一个年轻人向她解释，我们不是政府的，是民间救援队送吃的来。她才哦了一声，喃喃地说这里没人管，两天都没沾过米和干净水了。之前我在调查五星村救援状况时，也涌上来一群大妈和汉子，激动地说：“缺粮缺水、晚上下雨也没有帐蓬，政府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来问一句”。我有些吃惊，这个村庄离芦山县城顶多七八公里，我们经过县城时还有鸡腿可吃，基本按照了主流报道，生活正恢复正常，群众情绪稳定。而且一路上，我确实见到部队正大力排险、英勇挺进，运送物资的车辆也络绎不绝。我去到龙门乡镇中心附近的政府安置点，只见食品充足，漂亮的蓝色帐蓬列兵一样排在空地，警察维持秩序，医务人员繁忙，军人进进出出……总之那画面非常适合上央视。然而我们往王家村方向行进才几公里时，却见一群孩子一言不发地举着纸写的标语，“我们缺米、我们缺水”。与那名怒骂的老人相比，这群静静举着标语90后模样的人更扎眼，才这么年轻，就知道用行为艺术上访了。然后，徒步进入宝兴山里我们的队员传来信息，紫云村、大沟村、河口村缺米、缺水、缺帐蓬。再然后，看到一对老人因为饥寒无助竟向记者下跪的图片。我只是想讲些故事，可这些让我困惑，为什么灾区总会出现这种断裂现象：你亲临的灾区和在央视看到的灾区，是两个灾区。可如果说政府是为了作秀糊弄老百姓，我也并不同意。我相信见到瓦砾之下压着的生命，先不说党性，但凡有些家教的人都会有恻隐之心。我见过为打通国道几天不回家的官员，见过房子倒塌女儿联系不上却坚守岗位的女乡长。那天，一个村子里的母亲抱着生病的半岁大婴儿求助，我们向一辆特警车招手，警车果真停下来搭载母子俩，很客气地让母子坐下来。经历过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两次救援，我必须承认政府有进步，至少这次第一时间调动了军队救援，军警的表现也令人感动。可是我眼前经常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主干道上的军警不顾危险清理国道上的泥石流，政府官员为打通孤岛宝兴县城通宵达旦指挥；另一方面，只要离开这些被关注的地区向山区稍走几公里，就有可能发现被遗忘的村落。有人说政府精力不够，精力不够为什么不多协调民间NGO呢。又因为忠贞守看新闻联播多年，一些人对“救人”产生误会，认为只有抬起压住人的水泥板才是救人。可我觉得让那么多村子吃上饭喝上水住进帐蓬，也是救人，且这两种救人在操作性上并不矛盾。至少不至于让老人们下跪以谢食品和水吧。我也认同重大灾难应该交通管制，可是一刀切就会违反保证生命线的初衷。我刚到雅安那天，看到一名电力抢修部门的司机在关卡跟交警大吵大闹，“前方断电了，没电什么也做不成，你凭什么不放行”。交警坚定地摇头。他的领导难道不明白，电路抢修不及时也可能导致灾后伤亡吗。后来发生了一件更有趣的事情：红十会的当家人赵白鸽也被交警挡住。她解释无效，只好拨打了省长的电话，有些谦恭地递给了交警，这才得以放行。我承认有些幸灾乐祸：想不到赵白鸽也被挡在关卡外，不过去也好呀，客观上可以少摆点捐款箱。忽然又觉得有什么事怪怪的。红十字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人道救援机构，就算战争爆发，红十字也被允许进入战区进行救援。可是大家知道，世界上的红十字分两种：红十字，中国红十字。中国红十字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要害部门的一个小秘书都可以畅通无阻时，中国红十字当家人却不可进入。这时，阻止赵白鸽的部门和赵白鸽本人，都显得很荒诞。那晚想到一个跑题的例子：中国的城市管理，总是重视兴建主干道和大广场，十二车道、喷泉、绿化带。可城市仍那么拥堵和不堪。因为在GDP和一刀切的思路下，只有主体工程，没有微循环。为了治堵治乱，政府就果断采取限号摇号，为了治理灾区的堵和乱，政府就不惜采用类似军管的手段，不仅限制民间救援进入，连抢修电力的人员和红十字当家人也不得进入……虽然我痛恨中国红十字的糟糕管理，但它十几支救援队的队员却在尽力为灾区做贡献。每逢重大灾难，这个国家更多地从政治层面考虑救援，更少从专业角度来施展。他们仿佛只相信部队官兵、挖掘机和领导英明的决策，可救援是件复杂立体的行动，国际惯例就是政府+民间合作，光靠军队挺进特警管控，给力有余、到位不足。加之对境外势力的警惕，对境内试图抢夺民心者的防范，于是，我们这种送粮食和水的民间组织每见警察就紧张，很多时候只敢偷偷摸摸在夜间行动，那样子不像给村民送粮食的，活像是偷地雷的。一些心理变态的人攻击民间专业救援是作秀，质问“难道你们不相信国家和军队的实力，难道你们可以去泥石流下挖人吗”。我想说一下什么是“救援”。重大灾难发生后，军队的强项是快速爆破挺进、逢山开山、遇水搭桥，这叫“强攻关”。而哪个村需要粮食和水、到底多少粮食和水、心理援建这些救援细节正是民间专业NGO的主战场，这是“微救援”。你不能要求民间专业NGO去炸掉半匹山，也没必要要求野战军整编制跑去问一中年妇女，“请问你需要卫生巾吗”。我不知道某支部队因为信息不明跑去救援却扑了空，又因无法及时跟上级联系继续挺进导至后续部队跟进的消息是否谣言。但我知道汶川地震那次，急于救人的军车司机却因不熟悉地形不幸翻车，真实发生过。这次我组建了一支专业民间团队救援灾区取得了一些成绩，并非因为我们有多专业，可至少我们尊重专业常识。在进雅安之前我们挑选了一名很熟悉地形的驾驶员。因为川西藏东是世界上最艰难的路线之一，对付泥石流、飞石和变幻的天气，得靠常年积累的经验。这位驾驶员被称为川藏线活地图，三十年来跑过川藏线每一条路，比GPS管用得多。他对泥石流的预判：山坡上冒烟就不能走，因为有石头滚下来。这可不是全军技术大赛能解决的。我其实十分反对非专业民间志愿者进入重灾区，我当面调侃过穿着高跟鞋前来增援的一名志愿者，对进入山区不备置对讲机的车队爆过粗口：你他妈连头车和尾车都搞不懂，怎敢率领几辆车跑山里转悠，不知道在没信号的山里，会把车队弄丢了吗。我反感把救援当踏青，可是作为一个经历过两次救援的民间志愿者，我认为这并非志愿者主流，中国的志愿者在屡次救援里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子比比皆是…… 让军队去做专业NGO的事；因为民间NGO不会炸山修桥，不得进入。多怪的逻辑啊。可这正是中国式救援的长期现象，加之官僚作风把控各地物资，不知运送物资恰恰是微循环的事，大规模仓储式长途运送，才会造成积压和拥堵……你为什么不跟民众互动，小车不倒只管推呢。其实，我只是想讲些故事：在五星村，我们认识了八个骑摩托的农村青年，因为交通管制，摩托车就成了非常实用的工具。这八个摩托青年一度每天带我们寻找救援信息甚至搭载物资，我们蚂蚁搬家般完成了预期任务；在紫云村，联系上我的一个读者，村民李嘉忆。他帮我们解决了仓库问题，还联系到了对岸河口村代表主动领粮，让我们避免了夜间过河送粮的危险……救援不是我来帮你，而是帮与被帮者的互动，至少你可以知道村里的小路可不可以通过双桥大卡车，免得出现我们亲眼看到的情节：大车被一道墙卡住后，只得把一堵好端端的墙拆掉。不仅耽搁救援时间，也落下“地震没震垮那道墙，救援把墙给干垮了”的口实。我只是想讲点故事，可忍不住表达一个观点：重视毛细血管的微循环，尽量与群众配合，尊重救援常识。我认为，这才是最近媒体高调提倡的理性救援。另外，我讨厌道德绑架。我不认为不去灾区并不代表没同情心，即连一支蜡烛也不点也不代表可耻。每个人有权决定自己有多悲痛，决定自己对悲痛的表达方式。那天看到一个人在微博上讨论了一下诗歌，下面就跟了一群人大骂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着诗歌。诗歌是不分时候的，我不希望天天救灾，我希望天天能看到诗歌，这才是我们需要诗歌的原因。另外，我看到网友司机本写过：“何炅刷微博传递正能量被骂作秀，邱启明声音沙哑报道灾情被骂装B，婚纱记者婚纱报道被骂做作，黄晓明发地震急救常识被骂跟风，王力宏录音频捐款低调不发微博被骂没爱心，杨幂晒捐款直接被黑出翔，唉，病态中国怎么了？我们还敢相信人吗？”其实，我也中招了。这个国家有些抹布就是这样，你不去是冷漠，去了是作秀，不去是空谈键盘党，去了是出风头跟政府抢民心。民心要是这么容易就被抢了，不是在抹黑深得民心的政府吗？国人都疲劳了：每一次地震，都是大爱无疆、灾难让我们更有凝聚力，以及“是中国人就捐”的恐吓式慈善口号。可是这些年我们爱了又爱、坚强了又坚强，捐了又捐，房子却倒了又倒，日本七级大地震没死人，灾后救援秩序井然。从汶川到玉树到彝良到雅安，正是中国GDP增长的几年，每一年、每一次地震都在检验GDP的真实含量。最后，拜托下次把学校修坚固点，拜托救援时别只看得到国道和县城，想想不远处的山上还住着某个残疾的老人。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美国之音 | 中印边界对峙，是否成为常态？

2013年4 月25日

印方指责中方越过实际控制线入侵印度，中印军队在有争议的西段地区扎起帐篷对峙。中国说，边防部队没有越过实际控制线“一步”。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中印边界对峙已成常态，不大会恶化。印度学者对李克强总理任内推动彻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并不十分乐观。中印发生新的边界纠纷，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印度外长库尔希德5月9日访华。中国总理李克强下月晚些时候访问新德里。中印边界纠纷由来已久。整个中印边界全长1700公里，分西、中、东三段，每段都有领土争议问题。目前双方对峙地区在西段。

【真理部】三门峡市纪委双规死中级法院副院长

2013年4 月25日

中宣部：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兼执行局局长贾九翔在纪委双规期间意外死亡一事，一律使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自行报道和评论，不到当地采访。...

Co-China周刊 | 汪韬：民间地质学家杨勇发布汶川震区考察结果

2013年4 月25日

“杨勇是横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治理荒漠研究基金会专家。2011年是他汶川震区系列调查的第三年，也是他关注该地区的第十五年。” 注：原文发表于2011年9月24日灾后重建汶川震区重建三年以来，泥石流、塌方等次生灾害在扩大，主要原因之一是重建工程、工矿企业新扩建造成的二次破坏。急于求成的灾后工程建设，可能已到了窘迫的埋单时刻。削为平地的龙门山山顶上大型矿车来回穿梭，陡峭的山坡上不时有碎石滚落，茂密的森林中延伸着一条条白色的岩石碎屑流。这是杨勇在都江堰拉法基水泥厂露天采矿场看到的景象。“汶川地震灾后，产业和企业获得了项目落地和扩能机会，龙门山新增了不少采矿区域，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2011年8月16日起，他在龙门山地震灾区进行了近半个月的实地考察。这名地质学家以独立调查蜚声业界。“灾后重建工程和资源型产业的恢复给灾区地质、环境承载力带来了重压。”9月11日，杨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显得忧心忡忡，泥石流、塌方等地震次生灾害给灾后安置地造成的困境远远超出外界预料，而一些灾后重建项目、矿山的新扩建可能会加剧这种危害，环保、安全生产管理不善也对环境和安居带来了不利影响。龙门山亚东水泥厂露天矿山，山顶被削平。地质灾害在扩大杨勇考察区域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东缘之间的龙门山断裂带，断裂带长三百多千米，是汶川地震所在地。震前就属于地质灾害多发区，四川、甘肃和陕西省的上百个城镇都受其影响。作为四川省的富矿带，多年的采矿活动和地震的破坏已“伤筋动骨”。杨勇是横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治理荒漠研究基金会专家。2011年是他做汶川震区系列调查的第三年，也是他关注该地区的第十五年。 “现在看来，这两年的灾害形势和我们2008年地震后的预期一致。”王玮玲说。她是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教研室地理老师，曾与杨勇在龙门山断裂带考察。 2008年底，王玮玲看到一些重建项目和安置区就建在塌方区域的旁边或是河滩上，一旦发生泥石流、塌方就危在旦夕。“当时我们就提出灾区重建要审慎。这两年我看到灾区发生泥石流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了。”正如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马东涛所说，汶川震区的次生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和面积都扩大了，并将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汶川县漩口镇原蔡家杠村村委会主任刘平的印象中，震前并没有这么频繁的泥石流，现在则成家常便饭。“雨大点就有泥石流，震后一直是这样，今年已经有三次了。” 2011年杨勇这次考察，地质灾害随处可见。在石坎河，泥石流几乎填平了沟壑，从杨勇提供的照片上看，狭窄的河床变成了宽阔的“碎石公路”。每年汛期，山区不少村庄都成为孤岛，不能进入。地方政府投入在增加，却如杯水车薪。据当地媒体报道，2000年四川省投入300万元，2006年为1亿元，2011年则达到20亿元。然而，四川省有2万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其中2300多处被列入重大治理工程名单，仅绵竹市清平乡文家沟泥石流治理工程就已耗资2亿元。“治理工程仍需要时间、资金和可行性方案。”杨勇说。高川磷矿灾后恢复生产,造成大批植被破坏。重建隐患灾后重建工程和工矿企业的扩建，是杨勇极为担忧的地质环境破坏性因素。杨勇认为，灾后重建给灾区产业调整升级和环境改善带来了机遇，但是随着重建的推进，似乎没有按照这一路径发展。他特别提到了在建设中的都汶高速公路。这条于2003年开工的公路全长82公里，震后，被当地官员认为是汶川地震“生命线”213国道的理想替代方案。这次考察中，杨勇看到支撑路面的桥涵下岷江河床上堆积着泥石流冲下来的碎石，有的甚至超过了路面。这种灾害随处可见。 “都汶高速公路沿着岷江河谷延伸，建设大量隧道、桥涵、开挖边坡，清理滑坡体都会对破碎的地质结构产生扰动。这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工程，建成之后也将长期接受地质灾害的考验。”杨勇说。对此，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唐邦兴也谈道，“路哪里坏了就修哪里，费用高，效果差。我们曾经建议改道。” 另一个值得忧虑的现象是，沿着龙门山脉的工矿企业在灾后恢复生产并逐渐扩建，这是杨勇最为关注的问题。 “从林立的烟囱和新增生产装置的更新可以看出，一些小厂可能关闭了，但德阳和绵阳地区的磷化工产业群和生产规模似乎较灾前扩大了，这需要增大磷矿石开采量来支撑。”杨勇说。以法国拉法基集团和中联集团水泥项目新扩建为标志，北川、彭州和都江堰几个地区都新上了水泥项目，水泥矿源均来自龙门山大规模的露天开采。根据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下称拉法基）矿山扩建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灾后重建需要大量优质水泥，而市场缺口非常大。”2009年，公司已公示筹备扩大产能，为此将对石灰石矿山及页岩矿山进行扩建。矿山均位于都江堰。除了工矿企业对地质的影响之外，扩建的工厂也可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在岷江河谷、龙门山水系上又恢复并新扩建了许多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而这些生产活动区都是成－绵－广经济带、成都平原城市群落的水源地。”杨勇说。刘平已隐隐感到了这种不利影响。“现在地里庄稼不收，经济作物像猕猴桃和药材也种不活，山上的树也开始死。”村民怀疑是附近一家灾后重建的铝厂造成的。一位在铝厂工作14年的工人李师傅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称，2008年重建时环保设施的确没有跟上，今年才逐渐到位。安居不乐业 “被地震破坏的工矿和化工企业要恢复生产，政府要进程和速度。但是，在这种高歌猛进的态势之下，思考不冷静、措施不谨慎就会使重建埋下许多隐患。”汶川地震两周年前夕，杨勇就曾在接受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采访时说过。事实上，重建工程及工矿企业的扩建项目应当有环评审查，但却形同为企业和项目背书。如拉法基扩建的环评报告书中就提及：“排废场有水土流失、地质灾害隐患”，但“矿区开采施工工艺符合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总体要求，从水土保持角度，本项目建设是合理可行的”。杨勇的考察认为龙门山地区已难以承受再次破坏，他曾撰文称：“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中已形成了大面积、大净空的矿山开采区和剥离采场。海拔2500米以上的含矿层基本上已采空……5·12地震中，该区成为次生地质灾害最快速和最明显的响应区，形成了密集巨量的地质灾害群和丰富的泥石流物源。” 每年汛期，矿区道路均被破坏，矿区难以进入，安监部门规定，汛期矿区需停止开采。可见增大开采量的影响深远，需要谨慎评估。然而，为了快速恢复重建，很多项目的评审速度加快，程序也简化了。“和地质灾害相关的项目，我们评审了很多，以前做两三年的评估，现在一两年就上了，甚至没有审查，只叫做‘排查’。”唐邦兴说。 “我国的环评中几乎没有公众参与，公民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也有待提高，环评的结论没有考虑多方利益。”杨勇说，“也没有强硬的约束机制让企业来承担责任。” “每个阶段的首要目标不同，地震刚过后，以抢修安置恢复为先。”马东涛说，“但是现在三年了，一些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与我们当初的想象和预估发生很大改变，一切都要冷静思考，科学应对，是时候为我们当时的盲动埋单了。”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汪韬：《南方周末》记者。）【原文链接】

纽约时报 | 越共面临体制危机

2013年4 月24日

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后，该国出现了普遍不满。越南胡志明市——他的书架上摆满了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及胡志明(Ho Chi Minh)著作集，这是忠诚跟随共产党事业的历程给他留下的印记。然而，77岁的阮福祥(Nguyen Phuoc Tuong)说，他已不再信奉共产主义。阮福祥曾为两位总理做过顾问，但现在，他像许多越南人一样，强烈谴责政府。他在自己位于胡志明市郊区的公寓中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我们的体制是一党治国的极权统治，我自己出自这个体制，我了解这个体制的所有缺点、弊端及腐化现象。如果不解决这个体制的问题，它就会灭亡。” 按图放大 Justin Mott for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紧挨胡志明市的一条铁轨，公寓楼密密匝匝。越南出现了失业和其他经济问题，不过经济仍在增长。按图放大 Justin Mott for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曾为两任越南总理担任顾问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阮福祥说，“如果不解决这个体制的问题，它就会灭亡。” 1975年，越南共产党战胜了美国支持的南越武装。但现在，由于经济衰退，越共正面对日益增长的民怨。而且，越共也出现分裂，党内两派针锋相对，一派是传统势力，希望延续越南的社会主义指导原则和越共的绝对权力，而另一派则呼吁体制多元化，并完全接纳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可能是，在越共正在竭力应对的这个社会中，由于新闻及观点绕过了国家控制的媒体，通过网络传播，人们得以了解到了更多信息，也更倾向于批评。自从38年前统一越南以来，越共历经过考验，既有同中国和柬埔寨的冲突，又有金融危机及内部分裂。卡莱尔·A·塞耶(Carlyle A. Thayer)说，现在的新情况是，对于领导层的批评“已经在全社会爆发开来”。他是国外研究越南问题的主要专家之一。塞耶说，越南的环境在其他方面都很极权，但党内的分歧实际上有助于鼓励言论自由，原因是各个派系都急于抹黑其他派系。他说，“在越南有种矛盾的现象，异见越发活跃，与此同时，压制也是如此。” 随着在越南9200万国民中，异见的声音越来越多，政府也试图要进行镇压。法庭将无数博客作者、记者和活动人士判处监禁，但是，批评声，尤其是在网上，似乎有增无减。政府屏蔽了一些网站，但是许多越南人会使用软件或某些网站来设法绕过审查。作家张辉产(Truong Huy San)说，“比起以前，努力表达自己的观点、批评政府的人多了很多，他们的言辞也更加严厉。”张辉产也是记者及知名博客作者。张辉产现在正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参加一项访问学者项目。他著有《获胜方》(The Winning Side)一书，这本书可能是自1975年以来，越南国内人士撰写的第一部具有批判性的、全面的越南历史。这本以辉德(Huy Duc)为笔名写就的两卷本著作，未经政府许可就付印，在越南被广泛阅读。书中描述了清洗不忠诚党员和没收南越企业主资产等举动。对于一般造访越南的人来说，越南表面上呈现的经济进步，使人很难理解许多越南人所表达的那种深深的悲观。数百万人在10年前只有自行车，现在却能骑着摩托车在工厂和办公大厦旁的道路上飞驰。改革催生了处于越共严密监控之下的怪异市场经济，随后，越南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即便是在现在，越南经济预计仍会以4%到5%的速度增长，部分原因在于越南大量出口大米、咖啡及其他农产品。然而房地产市场由于供过于求而陷入停顿，银行坏账负担沉重，报纸上满是失业率提高的文章，越南也被全球腐败观察机构“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列为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包含176个国家的名单中，越南排名123，排名越靠前，腐败程度越低。）越南共产党认为自己可以充当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者，而越南的商人则抱怨，越共实行的政府监管让他们不堪重负。尽管这里有难以抑制的奋发热情，人口也很年轻，但许多人说，越南失去了方向。 “我在越南的21年里，从来没有在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当中，见到过这么严重的对体制的不满，”越南一家投资公司印度支那资本(Indochina Capital)的首席执行官彼得·R·莱德(Peter R. Ryder)表示。“在商业界和党内，都开展了很有意义的辩论，这些人对国家未来的走向异常关切。” 在越南国会经济委员会4月初组织的春季经济论坛(Spring Economic Forum)上，与会者“纷纷争抢在麦克风前发言的机会”，参加论坛的著名经济学家黎登营(Le Dang Doanh)表示。他形容论坛上“争论激烈”。他说，许多人都批评称，尽管经济结构需要深入调整，“但几乎什么都没有实施”。黎登营说，“这是信任危机。每年都向公众承诺，情况会更好，但老百姓看不到。” 处于政治风暴中心的是2006年上任的越南总理阮晋勇(Nguyen Tan Dung)。阮晋勇行事风格急躁，还采取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来推动经济。这打破了党内官僚呆板的形象，最初为他赢得了支持。但是由于他解散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因而疏远了很多党内人士。该委员会一直是推动改革进程的一股领导力量。委员会成员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阮福祥，以及其他许多老党员。更重要的是，阮晋勇推出的主要政策，即效仿韩国的私营企业集团，大力推动国有企业建设的做法，产生了负面后果。经济学家表示，掌管这些企业高管与共产党官员关系紧密，通过扩张，这些企业进入了许多自己并没有能力管理的业务，还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进行投机。两家最大的国有企业曾濒临倒闭，现在仍然处在资不抵债的边缘。马克思主义学者阮福祥表示，共产党内部的紧张局面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已经出现加剧。 2月，他帮助撰写了一份致越共总书记的公开信，敦促对该国的宪法进行改革，从而“确保真正的权力属于人民”。他还没有得到回应。阮福祥说，他从为武文杰总理(Vo Van Kiet)担任顾问时，就迫切地想要推动变革。武文杰曾帮助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越南经济。然而现在他感到时间紧迫。他患上了癌症，不过病情似乎正在缓解。他谈道，疾病带来了某种精神解放，促使他讲出了现在心中的真话。 “简单说，马克思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说。“但如果没有马克思，那会更好。” 翻译：王童鹤、梁英

纽约时报 | 地震撕裂中国互联网

2013年4 月24日

4月20日在四川省雅安地区发生的7.0级大地震撕裂了中国的网络世界。在新闻发布后数小时之内，中国的社交网络如微博，门户网站的论坛及其他网络空间中即出现争议和争吵。灾难如同一个集结信号，将虚拟空间的中国人汇集成一个狂热的群体，在表达诉求和意见的同时，也出现了更多派系争斗与人身攻击，很多议题无法达成具有倾向性的一致。这些撕裂式的争论既暴露了中国政府在灾难发生时缺乏有序、专业的应对机制，也是中国网络世界由来已久的阶层割裂、语言暴力乃至官方舆论控制的一次集中爆发，最终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乱局。争论议题主要集中在对公权力及相关机构应对灾难的质疑，对“公知”公共言行的挑战，以及“不添堵”背后掩藏的关于商业化媒体和志愿者等民间组织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重大事件的不同意见。按图放大 Wu Hong/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清源乡，战士们帮助村民清理震后废墟。按图放大 Mark Ralsto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周一，一位长者在龙门乡他被毁的房屋外举牌呼救。按图放大 Jason Lee/Reuters 地震袭击宝兴县灵关镇之后，周一，一位幸存的妇女背着沉睡的女儿走过山边的废墟。按图放大 Courtesy of Zhang Juyan 芦山中学校内的食堂，底层天花板被震脱落。芦山中学据说是5·12地震后新修的。地震发生初期，针对中国政府及相关公权力机构的批评比较集中。根据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讲师张效羽整理的震后微博反应时间表，“事件发生后120分钟以内就会有知名公知批判”。批评主要包括：官方媒体的报道速度，通往灾区的高速公路收费问题，救灾速度与秩序等。这种批评起到了实际效果。比如至4月23日，交通运输部已下发通知，要求北京、河北、辽宁、河南、山西、四川、天津辖区内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对住建部向四川雅安芦山、宝兴等灾区派遣城镇供水应急抢险分队车辆免收通行费。曾供职于《南方周末》的记者陈鸣则在新浪微博发表《悲情是最差的选项》一文，提出目前核心问题是科学救灾、精细救灾，“行政成本要小，物质消耗要小，动员人力、动员社会幅度要小，并不是所有地震都适用举国体制。” 针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批评持续数日。地震当日，中国红十字会筹款约14万元人民币，与之对比的，是民间公益组织“壹基金”一天筹集善款约1000万元人民币。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落败持续至今，23日，广州的一家邮局甚至挂起了“邮局没有郭美美，赈灾捐款免邮费”的标语。同时曾获得潘石屹，任志强等企业家信任的“壹基金”也开始遭遇责问：与中国红十字会是否有隶属关系，是否具有救灾能力，牛根生——毒牛奶丑闻主角之一“蒙牛乳业”的创始人——担任“壹基金”理事，这是否降低了它的公信力。信奉“围观改变中国”的中国互联网用户起到了监督公权力的作用，但是对威权统治的普遍不信任和不满，以及信息不对等，导致这种监督逐步演化为愤懑之情的宣泄。 4月23日晚间8点左右，北京民政局用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号召全国人民捐款，评论和转发中出现了20多万条“捐你妹”，14万多条“滚”，两小时后这条号召被“加密”。这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境遇如出一辙。4月20日地震发生当日，中国红十字会也使用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发布赈灾和募捐信息，收获的也是数以十几万计的“滚”。在普遍的责备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4月22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发表《适当的节制和静默有时更有力量》一文：“批评更需要节制和慎重，特别想对那些充满讨伐激情的网友说一句：这个时候抹黑壹基金，是很不好的；这个时候痛批红十字会，是极不合时宜的；这时候去逼问企业捐多少，也是极不合适的。放下成见和偏见，丢掉平时那种‘找一个敌人去讨伐’的习惯性对抗思维。灾难之下每个人都非常渺小，灾害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要做伤害救灾凝聚力的事情。” 北京学者、作家崔卫平曾在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的评论文章《今天，我们如何爱国》中提出“权力性反对”的概念，指出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另外一种‘以官方为中心’：凡是官方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官方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并不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一种反应性人格，是被动的，应激性的，甚至是依附性的；是等待官方的意见，然后再作出自己相反的反应”。互联网公知质疑公权力的同时，也遭遇了对自身言行的挑战。“公知”这个词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十分微妙，它既被泛化——具有话语权的互联网用户被笼统称为公知，也面临污名化的危险——公知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负面词汇。公知的代表人物，作家李承鹏在地震当日前往灾区救灾，过程中不断遭遇“作秀”的质疑之声。而另外一位公知、作家韩寒则结合2008年汶川地震参与救灾经验发表《地震思考录》，呼吁冷静与理性，“在救援最重要的72小时内，明星名人不要前往”。这使针对公知的讨论分裂为两个阵营：积极参与与冷静以对，双方互相讥讽。《都市周报》的编辑耿清华在微博上提出用“职业政治家”的眼光看待行动派公知：“对他的言论和文章尽可嘲讽，政治理念有分歧更可争论。他开工干活，推动社会向好，那就该支持。至于‘出名’，那是职业收益，跟卖东西收钱是一个道理。” 4月21日晚间，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单位团体未经批准暂不进灾区”，随即“不添堵”一词出现在《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头版，网络针对这一词汇的争议持续发酵。这既是对救援车辆在通往雅安的高速公路上堵车这一新闻的反应，也指向涌进雅安的媒体记者，志愿团体和个人。响应“不添堵”者认为此次对于地震的反应过度；而反对者则猜测这种居高临下的口吻来自官方对商业化媒体和民间组织的打压。前往地震现场的媒体数量是否合理，始终没有一致的看法。《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负责人卢斌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地震当天报社派出了21名记者前往灾区采访。他承认“媒体的到来肯定有挤占灾区资源的影响在”，“但是我们要把目光放在媒体报道对信息公开，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上。”对此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在接受采访时提出疑问：“很多媒体派记者去一线采访，但有多少是独家报道呢？我们不要为了去雅安而去雅安，不要为了表示而表示。” 各色媒体都涌向前线，一些消费灾难的报道引发反感。新浪微博的意见领袖、账号“作业本”发布一条消息称：“四川卫视戴眼镜的女记者多次打断医生抢救病人过程，耽误时间，采访灾民时竟然还问他们今天喝到粥开不开心。”该条微博被转发超过5万次。普利策奖得主、汕头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在灾难报道中，记者必须要遵守几个原则：要始终考虑受访人的感受，在报道中要剥离自己的情绪去遵守专业的新闻操作规范，最重要的是快速准确地报道灾情。” 在公众层面，由“围观改变中国”演变为信息过载，不知所措和情绪激奋。韩寒创办的电子杂志《One一个》在新浪微博的账号“亭林镇工作室”针对围观网民的困惑发表评论：“捐款是作秀，不捐是冷漠，捐早是求名，捐晚是被迫，捐多是炒作，捐少是抠门，公开是显摆，不说是装逼，解释是掩饰，沉默是心虚，无图无真相，有图说伪造。”互联网用户面对灾难选择性摇摆的同时，针对灾情的反应相左者，也互相指责和倾轧，一言不和即出现人身攻击和诅咒性言论。崔卫平在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呼吁中国人“善待他人”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特权社会，它就是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许多歧视和羞辱是由制度提供保障的。包括身份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政治歧视、地域歧视等等，随处可见。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是依靠各种歧视和无理剥夺才得以运行。一般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世界，同时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世界存在的逻辑：因为自己受到歧视，觉得自己有理由去歧视别的人们。从自身被羞辱当中，发展出一种急切地想要羞辱他人的愿望和冲动。”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接近5.5亿人，自网民集结并参与公共事务以来，对互联网在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养成方面积极意义的探讨，与对网络暴行的反思，一直并肩齐行。 2012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个人博客上发表《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一文，认为网络围观是一种见证的力量，“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网聚’而产生。”而杭州市委下属的市情研究所研究员姜方炳则于2011年在《浙江学刊》发表文章批评“网络暴力”：“‘网络暴力’作如下界定：一定规模的有组织或者临时组合的网民，在‘道德’、‘正义’等‘正当性’的支撑下，利用网络平台向特定对象发起的群体性的、非理性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舆论攻击，以造成对被攻击对象人身、名誉、财产等权益损害的行为。” 如同硬币的两面，中国互联网兼具积极意义和负面效应，而在此之上又有一种潜藏但却极为巨大的力量介入——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舆论的控制。2013年4月，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发表特别报道《中国互联网：巨大的笼子》(China’s Internet: A Giant Cage)，该文认为，互联网本来该帮助中国民主化，但是中国政府通过雇用网络警察，网络专家和网络宣传人员过滤，监控和引导中国网民，最终让这个专制国家加强了控制。网络信息分散的特性，中国网民的愤懑性行为习惯，以及中国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控制，导致了互联网生态的乱象，雅安地震将这一持续已久的乱象在短期内放大。互联网从业者、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用户之一黄继新在采访中对我们说，这种乱象暴露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素来缺乏公共言论空间和规则，没有公共辩论的训练和习惯，中国网民在享有较之以往更大进步的公共言论自由时，犬儒和戾气获得了更壮观的呈现，破坏性的讨论方式对理性声音产生了驱逐效应。而公知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在今天的中国，威权统治遭受质疑，意见领袖随着公知污名化而失去尊重，宗教信仰也缺少做出建设性努力的基础和力量，最终网络舆论一盘散沙。” 特约撰稿人王鑫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一五一十 | 苹果道歉、微信收费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2013年4 月24日

在受到中国中央媒体持续半个多月的围攻后，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终于屈服。上周一（4月1日），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在一封亲笔签名的公开信中对中国消费者表示了“诚挚的歉意”，并强调苹果对中国怀有“无比的敬意”。这则新闻大概会让《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先生及其忠实粉丝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们心头升腾起不少满足感，但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其实并没有觉得这家公司哪里对不起自己。相反，它给他们带来并给整个中国市场引入了前所未有的客户体验。至于央媒咬住不放的它在售后服务方面对中国消费者的“歧视”，恐怕更多地也只是入乡随俗罢了。对苹果公司的批评始于中央电视台今年的3•15晚会，但那场名义上为消费者维权的晚会因为一条“大约八点二十发”的蹊跷微博而变得更像一个黑色幽默。颐指气使惯了的央媒也许是被苹果最初的冷淡回应所激怒，旋即对苹果发起了新一轮尖锐抨击，而且看起来很有些协同作战的味道。这一回，央视和《人民日报》将重点放在了针对苹果“傲慢”——一种主管感受而非客观现实——的指责上，想必这就是库克在那封发表在苹果公司官方中文网站上的致消费者信中所提到的“对外沟通不足而导致”的所谓“误会”。不出一些分析人士的预料，在官媒口诛笔伐了两周后，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这两个市场监管部门也加入了批判苹果的大合唱。他们宣称，将加强对苹果等电子产品企业的监管，甚至“采取法律手段”。在这种巨大压力下，苹果最终还是如同《环球时报》期待和中国外交部赞许的那样，“低下了它傲慢的头颅”。但谁都明白，它的道歉并不是因为它敬重中国媒体或害怕中国政府，而是因为它极其依赖和在乎中国庞大的市场，它也深知政府之手在中国市场上的魔力。中国目前是苹果公司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库克去年在访华时曾对媒体说，他预计中国最终将成为苹果的第一大市场。按照花旗集团一位分析师分析师的说法，如果事态僵持下去甚至与中国政府闹僵，苹果公司有可能丧失其在中国市场的一半份额，相当于损失13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这一事件折射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每天都在重复上演的经典故事：政府被一部分利益集团——通常是被称为国有企业的那部分——绑架，随后又去绑架消费者和市场，打着后者旗号去盘剥另一部分利益集团——主要由外企和私企构成。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本来应该充当中立仲裁者角色的政府与所谓国企从来就是一家人，它们正日益紧密地携起手来，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战场上奋力压制来自私企和外企的挑战。另一个新鲜出炉的例子是政府主管部门关于微信收费的试探性放话，这个问题的实质原本是中国移动等几大国有移动运营商与互联网巨头腾讯公司之间的博弈。使用过腾讯微信的人都知道，它的强大而丰富的功能正在迅速蚕食移动运营商的短信乃至电话业务。更令这几家运营商有苦说不出的是，神奇的微信软件所赖以运转的移动互联网信号正是它们自己投入巨资兴建的硬件网络提供的，它们肯定有被腾讯占了大便宜的委屈感。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抢先跳将到前台的竟然是国务院主管通信行业的监管部门——工业与信息化部，几大国有移动运营公司反而极少就此事公开明确地表过态。一周多前，有媒体援引工信部部长苗圩的话说，工信部正在“协调”有关事宜。他认为，未来有可能对微信进行小幅收费。从这位负责人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来看，工信部显然是主张对微信收费的。在我个人有限的经济史视野中，政府命令、鼓励或暗示企业对原来免费的产品收费，恐怕这是史无前例的头一遭，我们以前只见到过政府禁止企业向消费者乱收费的情况。因此，即使是最不愿意恶意揣度的人也看得出来，工信部是受到了上述几家国有运营商的压力，力图动用行政权力，以“规范市场秩序”之名对“搅局者”腾讯公司巧取豪夺，进而去填补因技术创新而被“动了奶酪”的国有移动运营商的垄断利益。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它还怂恿腾讯将这笔“买路财”转嫁给消费者。只是工信部这次可能自觉实在不好意思宣称自己是在维护消费者利益（像央视和国家工商总局对待苹果那样），因为要让超过3亿的微信用户相信收费比免费是一件对自己更好的事情，也许只有先把他们统统教育成网络上所说的“自干五”才有可能。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说过，要将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拿掉。作为他的直接下属，工信部的所作所为，为他近来一直呼吁的以削减行政审批和向社会放权为核心的政府改革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反面例子。这也许正好印证了李克强在首度记者见面会上的感叹：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平心而论，除了极少数铁杆“果粉”外，中国消费者不会天真到认为苹果公司洁白无瑕。至少就我自己的身边感受，多年以来，钟爱苹果产品的大多数消费者都对它的高价位和系统非开放性颇有怨言。但是，相比于国内市场上那些央企巨无霸们的劣质服务和蛮横态度，这类问题大概只能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瑕疵了。再说苹果又没有依靠政府红头文件强迫手机用户支付那么贵的价格，就像那些“国”字头公司经常所为。苹果也好，腾讯也好，它们再傲慢也不敢得罪消费者。正因为这个道理，腾讯公司才摆出一付宁愿顶撞工信部也不想对微信收费的姿态。然而那些“中”字头公司，它们那“高贵的头颅”是永远都不屑于在消费者这个口口声声的“上帝”面前低下的。因为它们的生财之道并不是市场竞争，而恰恰是压制竞争，而它们所赖以维系的行政垄断地位也不是消费者赋予的。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卖那么贵却仍然有那么多忠实粉丝，而中国的铁道部和国家电网无论被《人民日报》和央视表扬多少遍也很少拥有粉丝的原因。有一段时间，这些巨无霸们经常自称为“共和国长子”，言下之意，大大小小的地方国企自然是“共和国次子”了。这种大言不惭倒确实恰如其分地反衬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共和国私生子”和“共和国养子”地位。只是“长子”和“次子”们应该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活得那么滋润，不正是因为那些“私生子”和“养子”辛苦劳作并冒了巨大风险打造出今天这样一个庞大的中国市场吗？若真的任由无节制的过度贪欲彻底压垮了“养子”和“私生子”，“长子”和“次子”们的金饭碗也就随之砸掉了。用一句医学用语来说：寄生虫是离不开宿主的。多年来，中国的各级政府都在不余遗力地鼓励创新，从中央到地方还为此安排了许多金融财税方面的扶持政策。把这说成是叶公好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冤枉了政府，虽说我们其实也明白，政府非常希望将社会上的“创新”活动严格地限制在科技和经济领域。但微信有可能迫于政府和垄断国企压力向消费者收费的新近例子告诉我们，当垄断利益肆意扩张到一定程度时，就连政治上几乎没什么风险的技术和经营模式的创新也是很难不被扼杀的。《南方都市报》的一项非正式网络民调显示，在2000多名受访者中，有86%的人表示如果微信要交费，他们将不再使用它。在原产自中国本土的极少数凤毛麟角的创新成果中，微信可能是最大和最有价值的一个。如同思想文化领域的创新总是大幅度改写人们的观念世界一样（这总是令有些人无比恐惧），科技经济创新也必然会引发社会利益格局的大幅度调整，从而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反弹。当前这幅“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浮世绘，异常讽刺地应验了列宁在100年前对“垄断的、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的预言。苹果CEO蒂姆•库克在他的致歉信中还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也意识到，关于在华运营……还有许多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 是的！他终于应该醒悟，想要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海洋中如鱼得水，仅仅拥有创新天赋和懂得如何服务好消费者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消费者”这个词更多时候只是一面旗帜，而且通常会魔术般地变成一面反对自我利益的旗帜，就像“人民”这面更大的旗帜一样。写于2013年4月4日， 2013年4月10日发表于“FT中文网”；见网标题：苹果道歉、微信收费与“中国特色”；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833

【河蟹档案】一张担架几人抬

2013年4 月24日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大藏布：一张担架几人抬，伤者能有几百斤？ 2013年04月23日 21:19 真相挖掘机：（转发）继续封锁必出大事，撤掉封锁线吧，，，，右键保存（转发） 2013年04月23日 15:29 民生时报：【雅安的愤怒正在爆发中！】...

【网络民议】记者添乱？请人民日报先走

2013年4 月24日

《人民日报》今日发表了一篇评论呼吁媒体不要去灾区“添乱”的评论文章，并称“新闻理想并不是只有在热闹喧嚣处才能实现”。类似这样记者去灾区是“添乱”的观点最近在网络上相当常见，但也有不少媒体人对此进行反驳，比如左志坚就撰文肯定了记者在灾区的作用。文章发出后，的确有不少人对人民日报的这则评论表示赞同；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网民质疑人民日报的观点，其中许多人认为来自各地的媒体有助于提升对灾情报道的透明度，若只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出面，恐怕民众只能看到歌功颂德的报道了...

VICSFORUM | 林天悟 – 新聞資訊發布不從人願

2013年4 月24日

信報 2013 年 4 月 22 日波士頓馬拉松是國際體壇盛事，雲集世界各地跑者、觀眾和傳媒，大家都懷着歡愉心情參與賽事，當跑者逐一衝過終點後，兩次相隔了 12 秒的連環爆炸，瞬間把和平歡樂的氣氛炸毀，換上是濺血的恐懼、憤怒、哀傷和焦躁。那幀牛仔救助斷腳跑者的照片火速傳遍世界，令人想像在巨響之前，輪椅上的健兒仍在賽道上飛奔，但剎那間以最殘酷的方式失去雙腿，從此再難享受腳踏實地的跑步質感。影像與同理心結合，帶來的震撼力不斷擴散，持久地留在人心深處，那就是恐怖襲擊最恐怖之處。恐襲涉及無可估計的潛在危險，無論是大規模如「九一一」事件殺掉數千名平民，抑或是沒有造成重大傷亡的小型炸彈，旨在挑起恐懼心理，產生槓桿效應讓負面感覺無限擴大，造成的損害遠較恐怖分子策劃的實際行動更嚴重，應驗了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於 1933 年所說的名言：「我們唯一必須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民眾有權在網絡發消息如今科技遠較八十年前進步得多，駭人的消息和影像在一 click 間就傳到數以十億計的手機用戶和網民眼前。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恐襲都是最敏感資料，哪些該公布、哪些不能報，任何一個政府都想操控。偏偏美國第一憲法就是保障人民享有貨真價實的言論及新聞自由，政府不能以涉及國家安全而把資訊封鎖，有既定的規範政府必須公布資料，至於報道與不報道，消息會否讓兇徒聞風先遁，這些都不是政府控制範圍，而是傳媒機構的專業自主範疇。而美國民眾亦有權在社交網絡發布所獲得的消息，只要相信是真的，就毋須擔心會被控告泄露國家機密罪。因此，波士頓遭受恐襲後，同時爆發的還有傳媒戰，全國新聞機構都派員到波士頓，搶奪最新最快的材料，全天候緊跟警方及 FBI 行動。而波士頓警方更是反客為主，官方 twitter 賬戶不斷發放最新消息，從澄清不確傳言、召開記者招待會、公布通緝犯個人資料、所乘坐的汽車型號都俱備，連生擒 19 歲疑犯的消息都搶先在傳媒獲知前公布。某香港電視台的新聞記者看過爆炸現場片段，其中一段是電視台攝影師拍攝選手衝線，第二次爆炸就在鏡頭前發生，人群都極度恐慌地爭相走避，「但攝影師的本能就是往前衝，拼了命的衝，鏡頭是愈走愈近，如果有第三次爆炸，那就是他的遺作。只是，那是職業本能啊。」警察知道眼前人是記者，會勸喻而非強力阻止，而個人安全責任自負。新聞自由必須雙向從美國的經驗看到，資訊的透明度愈大，新聞發布制度愈完善，虛假消息反而容易被剔除，雖然不能免於恐懼，但最少人們知道傳媒和官方消息大體是可信的，在這樣的制度下，假新聞縱使能瞞得過一時三刻，但最終仍會被揭穿。新聞自由必須是雙向的，人民確知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平日是資訊自由的接受，到自己遇到天災人禍時，就可能成為被報道者，新聞資訊的發放是既定模式，不能按照事主的意願先行，否則就會造成混亂，窒礙了公眾知情權，政府就有借口為個別資料封鎖保密，那是對新聞自由的一大窒礙。然而，涉及其他國家的公民，美國傳媒還是有一定操守的，例如當 23 歲的瀋陽少女呂令子不幸在爆炸案中身亡，身處中國的父母不願意公開女兒的身份，雖然少女的資料早就在網上廣傳，但美國主流媒體機構還是予以尊重，最初並無透露呂令子的個人背景。可是，國內網上論壇和微博早就把呂令子身亡的消息瘋傳，逾千人在其微博留言悼念，而中央電視台、新華社等官方機構亦照報道如儀。對於家屬意願，內地網上更出現「陰謀論」，猜測呂令子是「官二代」、「富二代」而要瞞住身份，應該是有不可告人的勢力背景才能到美國留學，把傷感的悼念轉化為仇富思想，無疑是對美麗少女第二度謀殺。最終呂令子的父母同意女兒就讀的波士頓大學確認死訊，中美媒體亦紛紛跟進，呂令子報稱來自普通中國家庭，不算太富裕，而那些難聽的語言攻擊終於消失了。對美國傳媒生態有認識的行家說，就算呂令子家屬不願意公開女兒的名字，主流傳媒一時間肯配合，但數天之後，消息已變成公開資料，所有媒體都會跟進，「例如悼念活動上，大會應讀出死者的名字，那是歷史，應該把他們牢牢記住，就算家屬不想公開都阻不了」。面對恐襲，美國的言論自由仍堅定不移，而所謂的言論自由不是一言堂，而是真正容得下紛陳的想法。除了主流意見抨擊犯人的血腥行為，誓言要向恐怖分子報復之外，也有公民叫美國政府反思為何令人民遭受這種對待，直斥是美國霸權欺壓小國的後果，最終連累平民受害。而美軍如同恐襲般轟炸平民住宅的行為，每天都在伊拉克等地區上演，質疑那些被奪去的平民生命，為何得不到媒體應有的關注？以上種種，的確值得政府和媒體更深度反思。波士頓爆炸案尚未完結，中國就接連爆出兩宗備受注目的大小新聞，一是《大公報》報道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搭的士的新聞，炒作半天後被新華社指是假新聞，《大公報》撤回報道並致歉。但內地網民卻表明兩邊都不信，認為《大公報》的新聞固然可能是假，但指證是假新聞的新華社消息也可能是造假的，當「一帆風順」都因這宗事件而變成網絡敏感詞，內地的官媒就難有公信力。對人民坦白政府才可信而另一宗令人傷痛的消息，是四川雅安市發生七級地震，造成逾萬人傷亡，香港記者立即抽身到災區，不少行家都驟然想起五年前的汶川大地震，為多難的民族而感到神傷。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親到災區指揮救援工作，周日特別提到請香港傳媒將災區的情況，「客觀真實向社會發放」。曾經為汶川地震奔波過的行家說，希望總理的說法是真心的，而且能作出有效保證，因為當年川震揭露出豆腐渣學舍的問題，數千名學童被砸斃，內地媒體知而不能報，香港媒體亦被打壓。追查真相的公民調查人員更被拘捕扣留，起草《 5.12 學生檔案》倡議書的維權人士譚作人，致力追查汶川大地震的豆腐渣真相，結果以曾經發表六四文章的罪名，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在 2010 年 2 月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假如李克強總理來真的，就應該立即釋放譚作人，讓他繼續追查真相，那才是對得起傷亡的人民。對人民坦白的政府才是最可信，不知道中共政府何時能不只放空話，而是付諸實行呢？作者為傳媒工作者

维权网 | 陈光诚大嫂和三哥被沂南检察院以涉嫌“窝藏罪”传唤

2013年4 月24日

4月24日下午15:20分，陈光诚的大嫂任宗举被沂南县检察院和双堠镇派出所的人带走传唤，传唤的事由是“窝藏罪”。几乎同时，陈光诚的三哥陈光军也接到通知，要求其到检察院。 2012年4月26日，因陈光诚逃离东师古进入美国大使馆，当地官员带人凌晨翻墙进入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家，陈克贵被迫用菜刀砍伤带队翻墙入室行凶打砸的官员张健后报警投案。当时陈克贵深受重伤，离开家时他妈妈顺手拿出家中仅有的1000元钱给他。陈克贵离开家后等待出警的警察，警方迟迟没有出警。深受重伤的陈克贵找到三叔陈光军求助，当时三叔没敢收留他只给他一些钱让他赶紧离开。陈克贵被警方抓捕后，他的妈妈和三叔分别以“窝藏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后以取保候审放出。近日，陈光诚正在德国访问。陈光福连续7天遭到暴徒的威胁和骚扰，每次都向警方报案，善良的陈光福一直抱着希望在等待警方的保护，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却等来了对妻子和三弟的传唤！

新闻跟帖局 | 红会何以失信于天下

2013年4 月24日

网易新闻《红会为重塑形象拟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查看原文新京报讯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拟于5月中下旬，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并邀请社会公众同步参与。精彩盖楼 (看网友最爱盖楼的跟贴) 关注关注他的微博 renxiaoyao2 网易湖南省长沙市网友： 2013-04-24 08:56:03 发表网易河北省手机网友(27.128.*.*)的原贴： 1 　　四二零雅安大地震，中国红十字会又瞅准时机，出来招摇撞骗。但街上募款无人问津，网上呼吁恶评如潮，灰溜溜以忙于救灾不敢回应，落得老鼠过街的下场，让人拍手称快，欢声叫好，而纵观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则让人感叹作法自毙罪有应得，两字而论，就是活该。　　中国红十字会虽以红十字命名，但却和国际红十字会并无关系，既不能监督运作，也不能核查账目，空有其名而无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李鬼。中国红十字会虽自称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肋团体，但实质却是一个官办的政府机构，打着红十字的旗号，干着反人道的罪行，如此组织居然成功行骗几十年，不得不说这个国家的傻瓜数量也相当可观。　　一场郭美美危机，总算撕开中国红十字的黑幕，让国人透过道貌岸然的嘴脸，知其贪得无厌的本质。本应是慈悲为怀的团体，却干着趁火打劫的勾当；本应是济困扶危的组织，却成为逐名图利的黑窝；拿公益做生意，慈善做骗局，举世而论，罪莫大焉。信任被看成机会，善款被挪作私用，寄望被随意践踏，爱心被当成财源，家破人亡的惨剧，遍地哭嚎的苦难，却被拿来做危机的公关，政绩的表演，让人相当鄙视。郭美美虽是无心插柳，但却引发社会多诺米骨牌效应，贪官管不好小三，干爹管不住干女儿，后果也相当可观。　　事后既不见司法彻查，又不见组织自律，本想不声不响带过，以图未来继续坑蒙拐骗，但哪想到天意弄人，一万三的天价帐篷，上万元的上海红十字餐费，层层雁过拔毛般的克扣，挥金如土的奢靡等丑闻，雨后春笋般的破土出现，令善良而单纯的国人猛醒，这哪里是个人出事，分明是团伙犯案，是无可救药的组织性结构问题。事态发展至此，中国红十字会已走向末途，彻底失信于民，骗子形象自此在国人心中牢不可败的树立，在台面上却依然以好人自居，时不时还要粉墨登场悲情一番，也真是可笑，可叹，可怜。　　若还有耻，若还知耻，中国红十字会失职者请下台以谢罪，犯重罪者请自裁以谢天下，至于给予机会，恢复信任，则是痴人作梦，不可再提。信任若无限度，则是愚蠢，犯罪而不受惩治，公义就无存。网络上连篇累牍的“滚”字，不仅映出国人内心深处厌恶，也已表达对中国红十字会背后主子的极度蔑视，以后若再有天灾，请中国红十字会不必出来搅合，公益你已毫无资格，重点是天灾之外，我们不再想有人祸。网易广东省广州市手机网友网易广东省广州市手机网友的原贴： 2 顶起来网易四川省成都市手机网友 lxg899 的原贴： 3 顶起网易山西省晋中市网友 w13253359271 的原贴： 4 顶起来网易江苏省徐州市手机网友(114.234.*.*)的原贴： 5 顶起来网易广东省东莞市网友(113.105.*.*)的原贴： 6 红会太他妈恶心。这个一定要顶起来顶 1 回复收藏转发复制《红会为重塑形象拟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的网易跟贴 http://comment.news.163.com/news3_bbs/8T6N24B700014AED/8T7D0UMC.html

思与议 | 2013年3月号

2013年4 月24日

思与议三月号【绪语】一个总的感觉是，最近越来越难以找到那种让编者击节的隽言妙语了。例如，前两年的“二会”总能激起中国言论空间里各路人马的兴趣和评论欲；如今，即使议题如换届之大，也无法让人向以往那样热情地关注了。...

纽约时报 | 中国雾霾之下，孩子们的童年

2013年4 月23日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吴晓田（音）在北京的家中，每天晚上都要用盐水清洗鼻窦。北京——这名男孩的慢性咳嗽和鼻塞是去年他3岁时开始的。他的症状在今年冬天恶化了，当时遍布中国北方的雾霾飙升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现在他每晚必须用一台机器的管子，用盐水清洗鼻窦。这名孩子的母亲张子萱（音译）说，她基本上不让他出门，而必须出门时，她通常会给他戴上口罩。她曾在英国留学，她说那里和中国比起来，可谓“天壤之别”。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顺义国际学校的学生，当雾霾严重时，他们会在有空气过滤系统的穹顶下活动。在北京和其他城市，致命污染物的水平，高达指导值极限的40倍，这已经吓坏了父母，使他们采取措施，极大地改变了孩子们在城市中生活的常态。父母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关在家中，即便这意味着令他们疏远朋友。学校取消了户外活动和郊游。收入水平较高的父母，则基于空气过滤系统来选择学校，而一些国际学校在运动场上建起了体积巨大、外观前卫的穹顶来确保呼吸健康。 “我希望，我们将来能搬到外国，”律师张子萱在谈到她患病的儿子吴晓田（音译）时说，“否则我们会呛死的。”此时吴晓田正在他们公寓里的一张垫子上玩耍，旁边就是一台新的空气净化器。她并非唯一想要离开的人。一些中产和上层阶级的中国父母，以及外籍人士，已经开始离开中国了，企业高管称，这一趋势可能导致人才和经验的大量流失。外国父母也以污染为理由，拒绝了高级职位，或与雇主谈判，要求对其艰苦现状进行补偿。目前并没有关于逃离北京的统计数据，而且许多人仍旧渴望来北京工作。但是离开北京的议论，已经在这个首都，以及中国的微博和育儿论坛上变得愈加紧迫。中国人还在讨论去西藏、海南和福建等所谓的“好空气目的地”度假。北京和睦家医院(Beijing United Family Hospital)的家庭健康医生圣西睿智(Richard Saint Cyr)新近当上了父亲。他说，“我在这里待了6年，从未看到他们紧张到像现在这种程度。即便是我自己，我也从未像现在这么焦虑过。情况一直极其糟糕。”这家医院的患者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他补充说，“特别是许多母亲，已经为自己搬到北京生活而后悔。我想许多母亲都受够了把孩子关在屋里了。” 很少有哪种事态的发展，能够像意识到领导人无法遏制孩子面临的威胁，无法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那样，快速地侵蚀公众对共产党的信任。2008年，超过5000名儿童因为学校在地震中垮塌而遇难，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愤怒；同年，一场毒奶粉丑闻导致了6名婴儿死亡，此外还造成数十万名儿童患病。官员们却极力压制愤怒的父母，有时通过武力恫吓，有时用金钱收买。但对于空气污染的愤怒则传播得广泛得多，而且其势头才刚刚开始增大。张子萱的父亲张肖川（音译）说，“我不信任北京政府的污染检测数据。”他是一名退休的报纸管理人员。对于儿童和胎儿的长期损害的担忧，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暴露于高水平空气污染下的儿童，会遭受永久性的肺部损伤。这项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洛杉矶进行的，当时那里的污染水平比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要低得多。上个月，加利福尼亚的研究人员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儿童患自闭症，与孕妇暴露在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中有关。在纽约完成的一次研究中，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发现，产前接触空气污染物，可能导致儿童患上焦虑、抑郁和注意力集中方面的问题。参与该研究的部分研究人员，较早前在中国重庆开展的一次研究发现，孕妇产前暴露于一座煤电厂的高水平空气污染物后，所生产出的儿童头围较小，身体生长较为缓慢，且在2岁时进行的认知发育测验中表现不佳。该工厂的关闭使得之后出生的儿童拥有的困难较少。分析表明，如果中国不改变经济发展政策并强化环境监管，将来情况也不会有好转。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在2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前的煤炭使用和汽车尾气排放趋势意味着，到2025年，空气污染预计还会恶化70%。中国北方的一些儿童医院报告，今冬就诊的呼吸道疾病患者人数很多，那段时间空气污染水平也急速加剧。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在今年1月空气状况不佳的一周时间里，北京儿童医院每天收治的急诊患者高达9000人，其中有半数是因为呼吸道问题。家长则争相购买空气净化器。瑞士企业IQAir制造的空气净化器，在这里的售价高达3000美元，摆放在明亮的展示厅里。该公司中国区CEO迈克·墨菲(Mike Murphy)透露，在2013年头三个月里，销量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口罩已经成了城市着装标准中的一部分。张子萱在餐厅的桌子上摆出了五六个口罩，还拿出了一个适合吴晓田的，款式简单、画着泰迪熊的口罩。学校也在采取紧急措施，吴晓田就读的私立幼儿园过去每周都会带孩子们参加校外活动，但今年这些活动大部分都取消了。在著名的北京四中，污染指数高的时候，就会取消室外的体育课。这所学校长期以来一直在培养中国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已经被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录取的高三学生董一夫说，“有蓝天、空气似乎很干净的日子非常珍贵，我常常会出去锻炼。” 为了让孩子们能活动起来，精英学校纷纷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其中就包括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Dulwich College Beijing)和北京顺义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后者在今年1月建成了两个由合成纤维织物制作的白色运动穹顶，盖住了运动场和网球场。学生活动主任杰夫·约翰逊(Jeff Johanson)表示，这两座穹顶和辅助建筑的建设始于一年前，目的是让1900名学生在天气恶劣和污染严重时都有锻炼的场所。工程耗资570万美元（约合3520万元人民币），其中还包括医院级别的空气过滤系统。老师们会查看美国大使馆(United States Embassy)每小时更新的空气质量数据，来判断孩子们应该在户外，还是在穹顶内部玩耍。约翰逊说，“小学生们再也不会总想着课间休息了。” 一名美国母亲，塔拉·达菲(Tara Duffy)表示，她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了一所早教学校，部分考虑因素是，那里的教室装有空气过滤器。这所学校名叫3e国际学校(3e International School)，学校还邀请医生来讨论污染问题，并在烟雾水平升高时，禁止孩子们在户外玩耍。达菲说，“在过去6个月里，亮警报的日子多了很多，于是他们就让孩子们待在室内。”达菲是一名撰稿人，也曾是NGO的顾问。达菲还说，她会检查每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以决定是否要带女儿去户外野餐或户外的活动空间。现在，在中国居住9年之后，达菲决定要离开中国，她指出的主要理由有污染和交通问题。驻北京的外国人，甚至在中国以外的外国人当中，很多都在进行这样的考虑，一对有一名幼子的美国夫妇，在考虑一家基金会驻北京的高级职位时，就讨论了污染问题。污染也是他们最终拒绝这个职位的原因之一。安可顾问公司(APCO Worldwide)北京办公室高级顾问麦健陆(James McGregor)表示，他听说一位家有幼子的美国外交官，拒绝了调任北京的机会。尽管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会对驻北京人员发放相当于工资的15%的奖金，这笔奖金的部分存在原因就是污染。其他中国城市的艰苦津贴在20%至30%不等，这些城市也饱受恶劣空气的困扰，但上海除外，上海的艰苦津贴为10%。 “我在北京生活了23年，我的孩子们也是在这里长大的，但如果我现在有年幼的孩子，就会离开这里，”麦健陆说，“很多人都开始制定撤离计划了。”

中国红十字会与谁有关？

2013年4 月23日

“与中国红会无关，请放心捐款!”成为募集善款的口号。网民发现，中国红十字会不过是整个权力系统的一部分。（德国之声中文网）墙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道： “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与’中国红十字会’没有任何关系，请大家放心捐赠!”这并非是一个笑话，声明的照片在网络中广为流传。甚至中国红十字会官员也不得不出面来澄清别的机构与自己无关，才能令这些机构摆脱信任危机。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就遇到这样的尴尬。这是中国第一家被允许成立的民间公募基金会，由着名武打电影明星李连杰创办的民办慈善机构。当网民们发现，截至地震当天（4月20日）19时，中国红十字总会下属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收到捐款142843元，壹基金收到2240万，而且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微博的捐款鼓动收到的评论中有数百页的”滚”字时，爆发了一种快意恩仇的狂欢。大量的评论认为，这体现了有官方背景的红十字会信用的破产。壹基金因为撇清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而获得公众信任接下来有人发现，壹基金的英文网站上写明所有的捐款都将存入中国红十字会，而不是像中文网站那样强调与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剥离。这一发现引发了网民的愤怒，认为这是有意误导。给它捐款的人也遭到了无情的嘲讽。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通过新浪微博解释称，这应该是英文版没有更新的缘故，英文版的内容是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成立之前的内容。李连杰也在微博上回应说：”壹基金是注册在深圳的独立法人组织……所有善款由招商银行托管，为专用账户。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可能私自动用。” 这还不够，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也出面解围，称现在的壹基金已经完全独立于红十字会，二者没有任何关系，壹基金下拨善款不用经过红十字会。尽管身为一再标榜细致负责的公募基金会，壹基金出现中英文网站的重大差异，仍然有损形象，但是与中国红十字会撇清关系显然是最重要的事，大多捐款者看起来原谅了它的失误。李连杰4月22日在微博公布，截至4月21日壹基金此次收到善款总数超过4000万元。根据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官方微博，截至4月22日17时，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共计收到捐赠款物1亿2234万元，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收到4247万元。熟悉中国募捐情况的人士说，这些捐款大多来自企、事业单位、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这些机构募集捐款名义上是个人自愿，事实上带有强制性质，甚至被当作必须完成的任务分派下去。尽管如此，此次地震收到的捐款数量和速度远远无法和2008年的四川地震相比。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2月28日，该会累计收到用于2008年四川地震的国内外捐赠款物合计人民币42.97亿元。国际红会表示无权监督中国红会的具体运作(图为国际红十字会主席Jakob Kellenberger) 谁能拯救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因为与政府关系密切，多年来一直被批评官僚作风严重，账目不公开透明，腐败嫌疑明显。2011年4月，网络上流传一张金额高达9859元的餐饮发票，付款单位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后经证明属实，爆发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中国红十字总会通报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高额餐费”行为违规，承诺对其进行处理。两个月后，又爆发了”郭美美事件“，再次将该会的信誉降到冰点。事件源自新浪微博昵称”郭美美baby”和实名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用户郭美美在微博中炫富，称她”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引发中国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所获善款流向的质疑。国家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11年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当年6月相比降幅超过50%。一年之后，北京警方调查后宣布郭美美及其母与中国红十字总会无直接关联。然而，很多中国民众认为这只是一个触发点，中国红十字会的声望覆水难收。中国红十字会是否能借助国际红十字会挽救声誉？在中国红十字会出面证实壹基金独立运作之后，4月20日晚上，李连杰在其新浪微博为中国红十字会开脱说：”要允许任何一个公益组织在成长过程中出现技术选择的偏颇。毕竟，红十字会在人类历史上做出过很多贡献。请大家对红十字会的工作给予支持。”这段话引发了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字会总会的关系的争论。显然，李连杰暗示读者，这二者关系密切。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通过官方微博称，”1919年，红十字会国际协会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于当年7月8日加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红十字会于1950年进行了改组。1952年7月，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因而成为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第一个恢复合法席位的团体”。这段叙述明显有误的声明，后来又经该委员会修正后反复引用，以驳斥中国红会未加入国际红会的传言。争论双方都认为，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规范。腐败和维稳让中国底层民众的信任度剧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简称ICRC）东亚代表处官员、国际人道法传播交流代表马文德(Martin Unternaehrer)就此向纽约时报中文网解释说：”确实，ICRC的总部设立于日内瓦，我们与各国的红十字会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虽然中国在国际红会网络之内，但是，ICRC并无权要求中国红会公开账目，也无权监督中国红会的具体运作”，”受ICRC的感召，各国随后纷纷成立了自己国家的红十字会，并统一使用ICRC的会标。但各国的红十字会都按照自己的模式管理和运转”。五年间颠倒的捐赠荣辱观网民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怀疑，只是他们对整个权力系统不信任的一部分。网民@南柯舟讽刺说，”这次雅安地震中我最感动的是：很多提着人造革皮包的人，给提爱马仕的人捐款；很多拿山寨机当手表的人，给戴百达翡丽的人捐款；很多为一碗面条加不加蛋想半天的人，给一餐上万的人捐款；很多在汽油涨价前夜连夜排队加油的人，给开玛莎拉蒂的人捐款。” 异议艺术家艾未未宣称，”不相信在这片土地上有任何可信的可以被官方认可慈善组织。”知名媒体人王小山发现牛根生是壹基金的理事之后质疑说：”牛根生是做毒牛奶的，换个国家该自杀谢罪的人，这里居然堂而皇之做慈善！什么样的人会愿意跟这种人为伍？ “牛根生是蒙牛乳业集团的创始人，该集团曾牵涉制造毒奶粉事件，但并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被认为受到政府权力部门的包庇。更多的质疑来自对2008年四川”5.12″地震后善款去处的不透明。艾未未团队提醒人们，”从2009年10月开始，艾未未工作室’公民调查’向四川及中央各级部门发出了113份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函，涉及近万个与512地震相关问题，迄今为止,没有任何部门正面回答任何一条问题。”很多推特网民不断地发出信息，揭示善款可能导致政府官员更多的贪污腐败。艾未未的助手刘艳萍说，”一个能拿出数千亿财政资金去维稳的国家，发生灾难时候轮不到公民去捐款，公民唯一要做的是睁大眼睛盯好政府去履行它应尽的职责，做不好就板砖伺候。” 网民@tufuwugan说: “五年前我傻乎乎的捐了两千左右，五年后你问我要捐什么？我最想捐坟墓埋掉它们，没有它们，人祸就没有。”网民”伯林的微博”说：”一个朋友刚跟我说：五年前以捐款为荣，五年后以捐款为耻。我想不是人心变坏了，而是人们再也无法忍受欺骗和腐败了。更悲哀的是，如果体制腐败，人想行善都变得困难了。” 香港民众抗议中共一党专政。劝阻向内地捐款的声音在香港越来越多。中国内地每一次灾难发生之后，香港都成为重要的善款来源。但是此次雅安地震之后，香港社会出现越来越多劝阻捐款的声音。有专跑内地线新闻的记者更在个人博客表明一毛钱也不会捐给中国政府机构。多次进出灾区的前香港记者吕秉权说，不会捐款予官方组织，直言有关方面”钱和物资都不缺，缺的是制度”。网民@CatChen更宣称，”我不会捐款给任何不能拒绝和中国政府合作的机构的。只要一进入中国，政府就会想方设法强迫你跟它合作，反正你不合作还有无数竞争者。如果一家机构没有 Google那样必要时能撤出中国的决心，我一分钱也不会捐给它。我宁愿看到一家机构在坚持原则失败后把钱用于中国以外的慈善活动。” 作者：张平责编：石涛

【网络民议】神九都上天了，还用鸡毛信？

2013年4 月23日

昨日，一则宝兴救援官兵由于通信不畅而使用鸡毛信的方式徒步送信的新闻引来大量网民的关注和吐槽。不少网民调侃称该政委一不小心泄露了军事机密，也有不少人表达了对真正发生战争时部队能否保持通信畅通的担忧。但同时也有网民指出，采访视频已说明是某武警学校的官兵而非解放军部队，由于部队性质的不同（武警对内，解放军对外），设备配置也会不尽相同。以下评论均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王克勤: 【鸡毛信PK北斗星】抬头仰望北斗星，低头只有鸡毛信。...

胡泳 | “是你们让我们走得更远”

2013年4 月23日

以食品安全为主题的“掷出窗外”获 2013 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全球媒体论坛奖提名。创建者吴恒表示，人民有权知道他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同样能够引起实体世界的改变，而中国，需要这种改变。（德国之声中文网）“ 掷出窗外 ”获得 2013 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 Bobs ）全球媒体论坛奖提名。中文评委胡泳评价说： “ 掷出窗外是一个有毒食品警告网站，由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吴恒联合 34 名网络志愿者创建，于 2012 年上线。这些志愿者一同撰写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和《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梳理了 2004 年至 2011 年间中国各地有关食品安全事故的新闻报道，反映当下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的总体状况。吴恒等人的工作成果收入在这个博客中，随时供人们查阅和扩充。网站还发布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创办者吴恒说，这个社会总需要有人站出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我们就应该有勇气将其 ' 掷出窗外 ' 。 ” 应 Bobs 组委会邀请，吴恒发来一篇短文，讲述“掷出窗外 ” 的创建与运作，以及志愿者、媒体、网友对食品安全话题的关注、对网站的支持。文章如下： “能够获得提名，入选 2013 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 The BOBs ），这是掷出窗外网的荣幸。久仰 The BOBs 大名，之前的获奖者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前辈，对中国互联网文明的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而今年，掷出窗外网有幸获得提名，能与这些前辈们有所交集，作为网站创始人，我感到诚惶诚恐。创立掷出窗外网的目的很单纯：人民有权知道他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下，媒体竞争如此激烈，加之互联网的帮助，新闻很难被真正的封锁。然而，民众仍然很难看到事情的全景，一是因为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有用的信息湮没在信息海洋中；一是当同类的新闻看得很多的时候，人们会慢慢麻木，选择性无视。掷出窗外网做的事情是就一个特定的专题，尽可能搜集更多、更全、更新的信息，并以一种方便检索的方式展现给用户。再加上切入点正是民众所密切关注的议题：食品安全，因此被广泛关注。掷出窗外网的经验还有几点：一、信息本身是有价值的，对信息的处理同样是有价值的。掷出窗外网是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新闻数据库，其内容均来自各正规媒体，而且均能通过搜索引擎找到，并没有原创的新闻。但当掷出窗外网将这些新闻搜集起来，并按时间、地点、所涉及的食品等关键词进行分类处理后，呈现出来的信息却是单条信息所不具备的。二、掷出窗外网开放了添加新闻的权限，效仿维基百科，这样极大的降低了维护成本，每一个网民，每一个关心中国食品安全的网民，都能成为掷出窗外网的贡献者。这正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联网精神的体现。三、在当下的社会，在现实世界中聚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是有难度的，但网络能抹平地理因素的阻碍，让大家更容易地聚集起来。无数的证据表明，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同样能够引起实体世界的改变，而中国，需要这种改变。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掷出窗外网能够诞生、存活并为消除信息壁垒做出一点贡献，需要感谢的人很多。要感谢掷出窗外网的技术负责人小白，他以一人之力支撑着整个网站的技术运营；要感谢第一批的 30 多位志愿者，虽然大部分与我素未谋面，但网络将我们连在了一起；要感谢第二批的 30 多位志愿者，是你们让掷出窗外网至今仍能继续运作；要感谢报道过掷出窗外网的 200 多家媒体，是你们让大众知道了这个网站；更要感谢网站 700 万点击背后的一个个网民，是你们让我们走得更远。” 26 个中文博客、微博客、推特获提名，投票表示支持！ 2013 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以 14 种语言进行，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博客赛事。目前正在网络评选阶段。 26 个中文博客、微博客、推特获提名。其中可能也有您一直喜欢的博客。请投票表示您的支持！ Bobs 官网 https://thebobs.com 邮箱 bobs.china@dw.de 微博 weibo.com/thebobs.com DW.DE

共识网 | 范美忠：我自己可以忏悔，但你们无权逼我认错

2013年4 月22日

08年我面对的情况是别人想逼着我忏悔，“反求诸己”是我自己跟自己，而不是你逼着我，你没有权力逼着我。道德的问题是个自由的问题，自由不是说什么都想干，自由是回到自己本来的面目，自由地服从自我，服从自己所体认到的伦理、要求和法则。政治层面可以强制，道德层面不能强制。　　凤凰网评论：这么说，在那个事件之后，您自己是有一个自我的忏悔和反省的？　　范美忠：是的。但是这个的确有经验的原因，而且08年地震确实很厉害。比如像雅安地震的时候，早上我正在洗脸，我老婆正在洗澡，一地震以后我立马又想跑出去，我也喊她跑，可是我老婆觉得没那么厉害就继续洗澡，我想想也就决定不跑了，不然大家又该说“范跑跑”这回连老婆都不要了就往外跑。所以很大程度上经过08年汶川地震后我也是已经很镇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