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_易小荷北京报道 微博让我更了解了中国 南都周刊：这几年的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使用之后，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和其它监测渠道，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慕容雪村：环球时报说攻击申纪兰无助于中国的政治文明，大概是希望人们无视、甚至包容“申纪兰现象”。事实上，正是通过对申纪兰现象的讨论，才让更多人明白了代议制的几个基本命题：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当代表？当代表要经过哪些程序、哪些步骤？怎样才算是合格的代表？假如这些都不能讨论，那还谈什么政治文明？...

核心提示：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今日在人民日报发文，称党性二字不可随便说。一旦说出来必石破天惊。 把“党性”当作做人的“地”，把“党性”当作为官的“天” 我总认为，“党性”二字，不可随便说。一旦说出来，必石破天惊。...

袁丽亚之死继续引起争议 中国媒体报道，在京温商城堕下死亡的袁丽亚的男友等13人因涉嫌在网上散布谣言被捕。 中国官方新华网5月21日报道，利用互联网散布、传播京温商城安徽女青年“离奇”死亡谣言引发严重后果，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彭某等13名嫌疑人被捕。 新华网报道说，袁丽亚男友彭某“在袁某自杀后，因对京温商城善后处置不满，利用互联网散布袁某‘离奇’死亡信息，煽动同乡帮助向商城‘讨说法’，导致袁某死因谣言在网上持续发酵，迅速蔓延。” 中国半官方的《中国新闻周刊》日前刊登题为“打工女孩袁丽亚之殇：忙得没时间有爱好”的文章，内容描述了她的家庭背景、到北京打工的过程、为父亲治病打两份工、以及她的朋友对她的看法。 文章说“没有人知道她的内心世界”。 来自安徽的袁丽亚5月3日在北京的京温商城坠楼死亡，之后在北京的安徽民工在商城外集会要求彻查她的死因。 5月8日，袁莉亚坠亡后的第5天，上千外籍打工者从京温商城开始，向北京市内游行，当局出动大批警察、防爆警察、直升飞机、大型警车维持秩序。 尽管如此，抗议民众冲破了防暴警察的十几道人墙，警察抓捕了40多游行者。 北京市公安局在示威第二天表示，经查明后排除她被侵害，断定她是“自主高坠”死亡。中央电视台并播放了公安局提供的监控录像片段。 5月11日，中国官方媒体报导称，袁丽亚的家属已经与京温商城达成协议，同意接受4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新华网21日报道说，袁丽亚死后在网上出现“女青年离奇死亡”、“被保安先奸后杀”等大量谣言及煽动帮助死者亲友“讨说法”的言论，导致不明真相群众在京温商城门口聚集，部分人扰乱公共场所、交通秩序。 报道还说，彭某组织策划老乡到商城门前聚集，扰乱公共秩序。另外有多明袁某同乡利用互联网捏造事实、煽动滋事，“彭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对各自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们分别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寻衅滋事罪。

图来自陈风强博客   广东，中国——上个周末，珠海维权人士陈风强等人因8岁儿童陈芽被关在维稳中心4年而到珠海市三灶镇政府进行抗议，19日更有20多名人士在广州火车站对这对父子进行声援。20日，三灶镇否认外界指控，陈风强21日则被珠海方面押送回家。 据悉，这名8岁儿童陈芽的母亲因曾帮助珠海维权人士陈风强拍摄暴力劫访现场，而被珠海市金湾区海岸派出所抓捕，至今下落不明。陈风强因移动房屋被拆与当地政府产生纠纷，因维权便从2007年起，经常赴北京上访。2009年8月15日，他被控伙同他人在北京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而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0年5月，陈风强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陈风强表示，在他被关押期间，年仅4岁的陈芽被关在三灶镇综治维稳中心“黑监狱”直至今年4月28日。他表示，发现陈芽在被政府抚养期间出现了语言障碍和动作异常症状，以不具备经济条件拒绝接收孩子，“最后政府破门而入强行把陈芽还给了我。” 5月18日上午10点，维权人士肖青山、阚晓云、邹琴、李碧云等分别在珠海市三灶镇政府和综治办，以及斗门区广场拉横幅抗议。 5月19日下午，广州一些维权人士和网友在火车站举牌为陈芽争取上学的权利，以及谴责珠海三灶镇政府关押陈芽一事。之后肖青山、刘四仿、张圣雨、阚小云甚至包括陈芽等人被警方带到派出所。据悉珠海方面维稳人员来到广州准备带走陈芽及陈风强，得知消息的广州网友赶来广州派出所进行声援，直到20日凌晨，网友才被陆续放出。据网友“染香姐姐”说， 广州警方把“八岁陈芽关了十几个小时，不但不纠正珠海非法关押四年导致的错误，只给喝了一次水，网友介入后才给吃东西。” “染香姐姐”在微博上表示，原计划20日下午“到广东省公安厅核实珠海关押幼儿四年的真相及广州警方监禁16小时造成再次伤害。但已有多名网友受到所在地派出所警告或已被阻止前往。肖青山、徐琳、刘四仿、张圣雨、李小玲、刘嘉青、赖日福、张皖荷、霍然、阚晓云及陈风强目前在北较场路19号金鹰酒店，在警方监视中，有可能被警方控制。” 21日上午，刘晓原律师说，陈风强表示他正在被押送回珠海的车上，有十几个人，有警察和保安，随后通话中断。据唐荆陵的消息称，当时阚晓云、陈芽以及陈风强当时去省民政厅信访局信访，随后被多名来自珠海的维稳人员围困。 对于陈风强以及外界的批评，珠海三灶镇进行了回应。5月20日金湾区发布通稿称，陈风强被刑拘后，“2009年8月28日，其兄陈某荣和陈某明将陈风强3个小孩带到珠海金湾区三灶镇金海岸派出所，声称无力照顾后一走了之。3年间，三灶镇政府为照顾3个小孩支出生活费、教育费等费用19.8万元。镇政府多次联系陈风强的两个哥哥陈某明、陈某荣，但他们都声称无力照顾这3个孩子。” “2012年陈风强刑满后，将2名健康的孩子接走，把有残疾的孩子陈芽遗弃在出租屋内。三灶镇将孩子带回三灶社区，在三灶中学旁的居民楼租赁了一间房屋，派人继续照顾其生活。 此后，三灶镇多次联系陈风强，陈风强要么不接电话要么不开门。今年4月28日，三灶镇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终于将陈芽送还给他。” 金湾区反驳称，“陈风强对三灶镇多年来帮助照顾小孩，不但毫无感恩之心，反而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在网络上发表不实言论，误导不明真相的网民与群众，终将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此外， 南都 的报道称，走访了陈芽在珠海居住的房屋，该房间约为20平米，带厨房和卫生间，目前里面除摆放一张大床，空无一物。值得一提的是，房间还有个小阳台，并有窗户，采光和通风尚算良好。房东则表示“没有发现，也没有听到旁边的租客举报过小孩遭到暴力对待或经常哭叫。” 对于上述回应，一直关注此事的刘晓原律师在微博上表示， 陈芽很小时因医疗问题导致脑瘫，他认为通稿回避了陈芽母亲失踪等情况。刘晓原还透露，陈风强去年7月提前出狱回家后，去找过政法委负责人要回孩子，他本人在今年2月24日也去过联防队找陈芽，但对方说孩子不在，4月28日晚才送回陈芽至陈风强处。他说，“一个脑瘫儿放在联防队生活了多年，令人震惊。”FMN

由编辑们选定的新浪搜狐腾讯首页头条新闻，昨晚是聚焦李克强出访印度，今晨又加添《习近平6月7日起访美，将在加州庄园会晤奥巴马》的外交部声明。但在这些门户网站开设的微博平台上，最热门的时政话题仍然是困在朝鲜的大连渔船。...

□“政见”观察员 赵蒙旸 发展公共空间一定要从政治讨论开始吗？流行文化的兴起是否可以成为构筑公共领域的路径？近年来，随着在线社区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成功的线上动员个案越来越多，特别是去年Kony2012视频引爆互联网后，由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的迷群行动主义（Fan activism）的概念受到了很多媒体研究者的关注。迷群即通常所说的粉丝，年轻人们围绕一个或一类文化产品形成在线社区，时空上的区隔并不能妨碍他们在虚拟空间上表达看法，甚至共同发起线上线下的行动。这些社区构成了迷群行动主义得以成形的基础。 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的 张玮玉 和 毛成婷 在今年初的期刊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上，以中国大陆过去五年间兴起的网络翻译文化为例，讨论了这种特殊的迷群行动主义在互联网政治中的角色。 在社交媒体普及以前，关于迷群的新闻框架常常是负面的：媒体总是强调迷群成员怪异、疯狂和不理智的一面，将一些突发事故归因于迷群的骚乱。进入新世纪以后，相关的研究趋向正面，开始有学者注意到迷群分享性和志愿性的特征，将其称之为全球化下的非物质主义劳动者。总之，迷群既是具有变革潜质的社会能动者，也受制于其所追随的流行文化。 在中国的语境下，各种迷群兴起的前提除了社会整体的多元化外，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政权的放任态度。在很长时间内，迷群的活动被认为是转移社会矛盾的有效方式，有利于政权合法性的维持。为了进一步防止迷群的议题扩展到公民参与的领域，国家通过设置官方的流行节目和文化奖项，积极地将现有的迷群活动纳入自己的框架。 研究者把如今的网络翻译迷群平台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社区网络，包括东西、译言等文本翻译社区，和专职翻译外文影像资源的字幕组社区；第二类是传播类网站，比如公开课和视频网站；三则是发布译文的博客，比如译者。作者访谈了各个分类中的项目发起人与翻译志愿者，他们大都是业余爱好者，只有极少数是专职翻译。 大陆翻译平台的兴起源于受众对跨国文化产品的需求。在发展脉络上，呈现出从游戏漫画到字幕组，从娱乐导向到信息导向，从完成单一任务到搭建跨国界与合作性的翻译平台。作者认为中国互联网公开课文化的出现是协作翻译模式转换的重要标志，因为正是其巨大的受众群，使得以往各行其道的翻译平台间有了共同的传播目标，从而推衍出一个公共空间的雏形。 作者通过访谈发现，翻译平台的协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强调自己非功利的动机，并看重自身对于原文本的选择权。也就是说，志愿者们更倾向于翻译自己本身感兴趣的、认为有价值的话题，这也成为特定的翻译项目被认领的前提。访谈对象所指的兴趣，不完全是单纯的个人喜好，而是多多少少掺杂了公共意识。尽管大多数被访者在被问及从事志愿翻译的首要动机时，都选择了个人爱好而非公众利益，但是他们同时承认这两者间是一种相互激励的关系。事实上，很多被访者心中存在着一种责任意识，即“我，而不是别人，才是应该翻译它的那个人”；一旦接手了相应的任务，就有责任做好，而不是拱手“让别人把原文给毁了”。 相比之下，网络翻译迷群对于自己翻译行为的外部效果预期则非常实际，他们从不寄望于几篇译文能改变大家的认知，甚至影响社会。很多志愿者相信网络开放，来去自由的理念，他们不会采用倡导性的手段要求他人去阅读自己的译文，而只是等待真正感兴趣的人一起来分享。然而，虽然内容制造者本身并没有赋予自己的工作太多的公共价值，但公开课等却在客观上传播了开放资源与分享互赢的理念，有的内容甚至对于普及公民意识也有促进作用。这种开放网络的理念与封闭国家的控制间即使没有正面对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冲突。当国家试图用商业的逻辑去吸纳，用监管的逻辑去过滤可能引发迷群集体行动的流行文化区块，互联网翻译文化的非物质主义取向使得国家收编和阻隔的努力失效。迷群的行动被迫在实现价值和自我审查间寻求平衡，但它们永远不会成为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零件，他们的行动尚不能说是政治取向的，但至少是具备公民性的。 近两年，对互联网翻译文化的讨论存在着多个面向，有研究者发现迷群内部存在多样化的角色扮演和身份建构，也有学者认为翻译社区的价值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与利他主义的结合。不管怎样，翻译迷群与其他迷群在价值基础和行为模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代表着一种新的迷群行动生态。中国互联网迷群的内涵，也将在技术和政经因素的互动中得到丰富。 【参考文献】 Weiyu Zhang & Chengting Mao (2013): Fan activism sustained and  challenge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Chinese online translation communiti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 45-61 http://dx.doi.org/10.1080/17544750.2013.753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