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观察员 赵蒙旸 发展公共空间一定要从政治讨论开始吗？流行文化的兴起是否可以成为构筑公共领域的路径？近年来，随着在线社区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成功的线上动员个案越来越多，特别是去年Kony2012视频引爆互联网后，由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的迷群行动主义（Fan activism）的概念受到了很多媒体研究者的关注。迷群即通常所说的粉丝，年轻人们围绕一个或一类文化产品形成在线社区，时空上的区隔并不能妨碍他们在虚拟空间上表达看法，甚至共同发起线上线下的行动。这些社区构成了迷群行动主义得以成形的基础。 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的 张玮玉 和 毛成婷 在今年初的期刊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上，以中国大陆过去五年间兴起的网络翻译文化为例，讨论了这种特殊的迷群行动主义在互联网政治中的角色。 在社交媒体普及以前，关于迷群的新闻框架常常是负面的：媒体总是强调迷群成员怪异、疯狂和不理智的一面，将一些突发事故归因于迷群的骚乱。进入新世纪以后，相关的研究趋向正面，开始有学者注意到迷群分享性和志愿性的特征，将其称之为全球化下的非物质主义劳动者。总之，迷群既是具有变革潜质的社会能动者，也受制于其所追随的流行文化。 在中国的语境下，各种迷群兴起的前提除了社会整体的多元化外，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政权的放任态度。在很长时间内，迷群的活动被认为是转移社会矛盾的有效方式，有利于政权合法性的维持。为了进一步防止迷群的议题扩展到公民参与的领域，国家通过设置官方的流行节目和文化奖项，积极地将现有的迷群活动纳入自己的框架。 研究者把如今的网络翻译迷群平台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社区网络，包括东西、译言等文本翻译社区，和专职翻译外文影像资源的字幕组社区；第二类是传播类网站，比如公开课和视频网站；三则是发布译文的博客，比如译者。作者访谈了各个分类中的项目发起人与翻译志愿者，他们大都是业余爱好者，只有极少数是专职翻译。 大陆翻译平台的兴起源于受众对跨国文化产品的需求。在发展脉络上，呈现出从游戏漫画到字幕组，从娱乐导向到信息导向，从完成单一任务到搭建跨国界与合作性的翻译平台。作者认为中国互联网公开课文化的出现是协作翻译模式转换的重要标志，因为正是其巨大的受众群，使得以往各行其道的翻译平台间有了共同的传播目标，从而推衍出一个公共空间的雏形。 作者通过访谈发现，翻译平台的协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强调自己非功利的动机，并看重自身对于原文本的选择权。也就是说，志愿者们更倾向于翻译自己本身感兴趣的、认为有价值的话题，这也成为特定的翻译项目被认领的前提。访谈对象所指的兴趣，不完全是单纯的个人喜好，而是多多少少掺杂了公共意识。尽管大多数被访者在被问及从事志愿翻译的首要动机时，都选择了个人爱好而非公众利益，但是他们同时承认这两者间是一种相互激励的关系。事实上，很多被访者心中存在着一种责任意识，即“我，而不是别人，才是应该翻译它的那个人”；一旦接手了相应的任务，就有责任做好，而不是拱手“让别人把原文给毁了”。 相比之下，网络翻译迷群对于自己翻译行为的外部效果预期则非常实际，他们从不寄望于几篇译文能改变大家的认知，甚至影响社会。很多志愿者相信网络开放，来去自由的理念，他们不会采用倡导性的手段要求他人去阅读自己的译文，而只是等待真正感兴趣的人一起来分享。然而，虽然内容制造者本身并没有赋予自己的工作太多的公共价值，但公开课等却在客观上传播了开放资源与分享互赢的理念，有的内容甚至对于普及公民意识也有促进作用。这种开放网络的理念与封闭国家的控制间即使没有正面对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冲突。当国家试图用商业的逻辑去吸纳，用监管的逻辑去过滤可能引发迷群集体行动的流行文化区块，互联网翻译文化的非物质主义取向使得国家收编和阻隔的努力失效。迷群的行动被迫在实现价值和自我审查间寻求平衡，但它们永远不会成为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零件，他们的行动尚不能说是政治取向的，但至少是具备公民性的。 近两年，对互联网翻译文化的讨论存在着多个面向，有研究者发现迷群内部存在多样化的角色扮演和身份建构，也有学者认为翻译社区的价值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与利他主义的结合。不管怎样，翻译迷群与其他迷群在价值基础和行为模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代表着一种新的迷群行动生态。中国互联网迷群的内涵，也将在技术和政经因素的互动中得到丰富。 【参考文献】 Weiyu Zhang & Chengting Mao (2013): Fan activism sustained and  challenge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Chinese online translation communiti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 45-61 http://dx.doi.org/10.1080/17544750.2013.753499 

张薇玲（音）是莱蒙曼哈顿预备学校的二年级学生，她渴望能用比家乡的同龄人更自信而热情的方式与人交流——“美国人的方式，”她说。 莱蒙曼哈顿预备学校的学生，右二为袁梦（音）。 石宜佳（音）是一年级学生，她希望能增加获得布朗大学录取的可能性。三年级学生袁梦则更向往西部风格的自由，还有购物。不用练习或做功课时，她会在波道夫·古德曼搜罗路易·威登的限量版手提包，去哥伦布转盘的顶级餐厅Per Se品尝定价295美金的菜单。 纽约市的私立学校从来都…

六四纪念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与香港人无关？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人权与民主在中国有没有市场？看似奇怪的论调，背后都有各自的逻辑。 （德国之声中文网）维园六四纪念烛光晚会是香港标志性事件，去年参加人数创历史新高。今年人数或许会减少。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家李怡的文章，指出今年有多少人出席六四集会，是民主派中的本土派和大中华派分庭抗礼的指标。 这是舆论第一次在此事件上出现较大分歧。有网络媒体连续制作五幅图呼吁支持民主的本土派不要参加支联会主办的六四烛光集会，提出”支联会诸君，别了，我们在这里分手”，网上有不少连年参加六四集会的网友响应。这些舆论认为，六四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与香港无关。中共到底希望六四晚会参与人数多还是少呢？ 李怡认为，对于六四，海内外都已经有明确的评价，在大陆民间其实也已从网络中有基本认识，不存在平反问题。讲平反六四，主要是要求中共官方对六四重新评价，因此是对中共提出的要求。他说，六四屠杀的主导者大都已去世，在世者也因老去而不再有左右政权的能量，在此情况下，当前中共领导人，并不介意民间或半官方议论六四，只是名义上还不好公开平反而已。但是，若说平反六四会带来中共政改，则恐怕这个因果关系已经幻灭。因为中国由”红二代”接班，现更由邓小平的孙子邓卓棣任广西平果副县长，显示”红三代”也会接班了，中国似已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世袭体制”，和北韩的金三代其实无大差别。 （资料图片）只身拦坦克 李怡说，”对香港来说，二十多年来六四集会期盼的改变是：平反六四──中国政改──中国民主──香港民主，这个希望的轨迹已不能成立”。但是，他认为，作为对二十多年前一桩暴行的谴责，参加六四纪念活动还是有意义的。 “学者的堕落”其来有自？ 中国学者刘小枫近日在演讲中称毛泽东为”国父”，认为”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并为舆论在毛泽东的评价上出现分裂感到”心里难受”。重庆学者王康《纵览中国》发表文章，《邪恶精神怪胎 –认毛作父的刘小枫》，对其进行批驳。 王康说，刘的演变其来有自。”1999年天安门广场祭出毛思万岁方阵，薄熙来唱红打黑，新国际主义派全身心投靠当局，刘的怪异也就那么回事”。 王康认为，刘从不识”仁”为何物，远离中国困难与使命。不过他”确实高出甘阳、司马南、孔庆东等浅薄肤 表之辈，他看出毛对红色帝国的首要价值，全部意识形态才有’道成肉身’式的神圣性”。 去年香港六四烛光悼念 王康说，”刘小枫当然有权利认毛作父，但我坚信所有了解历史真相的同胞不会茍同。相反，经历了毛暴虐统治的中国人，正在清算并将审判毛。苏联从1956年苏共20大 开始，用了近40余年时间埋葬了斯大林主义，中国将用同样长的时间把毛的政治僵尸移走。如果刘小枫押注成功，毛派复辟，中国人将再次承受浩劫，那将引发大 分裂乃至内战，最终的结局也绝不是秦始皇-毛泽东’万世一系’的天下”。 守护台湾民主生活 台湾”守护民主平台”一群学者近期提出了针对台湾与中国交往的”宣言”。《自由时报》发表共同起草者之一的中研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吴介民的专访。吴介民指出，过去几年的两岸谈判，重经贸而轻人权，马英九政府不愿意将人权问题摊开来与北京谈，屈从中共的游戏规则。因此《自由人宣言》尝试开启一条思想运动的战线。这条战线的武器是人权与人民主权。 吴介民说，”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不断把子女送到国外，移民、置产，享受从人民搜刮而来的财富，让自己成为随时可以落跑的’裸官’。自己都不想当’中国人’的人，掐着你的脖子要你做’中国人’。这样的一个国家，对你有没有吸引力？”他指出，”了解到民主的脆弱，我们才看得懂中共的’专买政策’（专制收买）正在一点一滴侵蚀台湾的根基，才懂得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生活方式”。 每到台湾选举，中国民众关注台湾选情的热力不减，他们为什么如此热心？吴介民指出，”因为在他们生活的国度，没有民主与选举，所以中国网民不止是在’围观’台湾选举，他们也在’抗议’中国政府，宣泄不满。在台湾街头抗争中，经常看到陆生的身影，例如反核、反迫迁、反媒体垄断，以及五一劳工游行，他们知道民主不只是选举，也和我们共同反思选举民主的不足”。 针对一些质疑，吴介民说，”中国仍是一个没有自由选择的国家，人民渴望政治权利、要求节制政府权力。你说，人权与民主在中国有没有市场？” 摘编：张平 责编：谢菲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广东省委宣传部：对深圳滨海电厂规划及相关问题、广州拆迁抗日公墓相关话题，各媒体不报道不评论。...

香港 中国基层官员升迁机制：60%看关系 40%看成绩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提拔为副科级以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   “提拔干部总体上是平衡基础上的倾斜，比如这次组织部门出几个，宣传部门、纪检出几个，要差不多，不能老是你这里出。”   一夜之间，28岁的徐韬从副县长变身为“科长”。5月7日，湖南湘潭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火箭提拔”的徐韬湘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按科级职务安排相应工作。   2013年春天，徐韬以“85后副县长边读书边升官”的身份，在网络上走红。之后，他五年七次换岗的工作履历遭到广泛质疑：工作10个月就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担任正科职务一年半就晋升副处级，这些升迁是否与其工作能力匹配?   在中国特色的升迁机制中，干部的晋升，涉及到能力、关系、领导推荐、机遇、资历和群众基础等多种因素。一个干部得到提拔，往往是“合力”的结果。一位甘肃贫困县教育局副局长说：“干部提拔60%要看人际关系，40%要看工作成绩”。 具体到中国县乡基层政坛，由于政治资源极度稀缺，政治竞争往往更为激烈。事实上，徐韬等人能够轻易获得的“火箭式提拔”，一般干部是想都不敢想。一名基层干部从普通科员晋升到副科长、科长，再一跃跨进县级领导序列，需要经过哪些关口，到底有多艰难?   副科级以上才算领导 36岁的李伟民已经在副科级别上晃悠11年了。1996年，李伟民中专毕业，赶上了最后一批中专毕业生分配。当时家里没钱也不认识什么人，他被分配到了老家所在县的一个偏远乡里，成为乡政府办公室一名办事员。一年后，李伟民升为科员。   1999年，李伟民想回县城，当时他的姐夫和县劳动局局长正好有业务往来，就托局长把李伟民调到了劳动局，“有没有送礼不太清楚，姐夫是刚刚转制的一个厂的一把手”。   2002年县里大换届，李伟民想“进步”。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六年之后，他已经比较成熟，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为自己找到了两位“伯乐”。   一位是他在工作期间认识的县委组织部长。有时候部长办公室没外人，他就进去跟领导聊两句。同时，他也在工作中认识了县委副书记，并得到了他的认可。经过种种努力，李伟民成功地当上了副乡长，级别也提高到副科级。   提拔为副科级有两种形式。李伟民是“组织推荐”。“比如乡镇书记就有权力把办公室主任推举为副科，然后通过组织选举正式将他提拔为副科领导。”安徽一位乡镇干部郑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党政办公室是乡镇最接近副科的部门，“一个人要是调到这个部门，大家都有默契，知道组织看重他”。   此外，基层干部还可以通过考试达到副科级。“只要有两年工作经验，最多加个党员身份，这是最快的方式。”郑淼说。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考试叫“遴选”，其中包括笔试即公文写作，大约占整个成绩的30%;面试占40%;另外30%是“单位考察”，也就是群众意见，包括领导和同事对候选人的评价。   2012年，郑淼的一个朋友就通过“遴选”考上邻县一个乡镇党委委员，27岁就成为了副科级。郑淼所在县最年轻的正科——26岁的县团委书记，当年也是工作两年后就考上了团县委副书记，两年后她又被提拔为正书记，从此走上了仕途快车道。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副科级意义重大：提拔为副科级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在民间话语体系中，副科以下庞大的股级干部至多算是中层，只有副科级以上才能被称为——“领导干部”。     标签: 关系 常委会 领导干部 遴选 组织部长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兰州记者群：关于兰州晨报采编员工罢工最新消息，员工和报社领导没有关于稿件刊发和待遇薪资等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明天可能还要继续罢工！ 2013年05月16日 18:47 民智维新：他欺骗了所有的中国人， 作者：蓝印 …………………. 他不但欺骗了所有的中国人，严重祸国殃民。 三峡水坝建设与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