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中国基层官员升迁机制：60%看关系 40%看成绩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提拔为副科级以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   “提拔干部总体上是平衡基础上的倾斜，比如这次组织部门出几个，宣传部门、纪检出几个，要差不多，不能老是你这里出。”   一夜之间，28岁的徐韬从副县长变身为“科长”。5月7日，湖南湘潭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火箭提拔”的徐韬湘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按科级职务安排相应工作。   2013年春天，徐韬以“85后副县长边读书边升官”的身份，在网络上走红。之后，他五年七次换岗的工作履历遭到广泛质疑：工作10个月就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担任正科职务一年半就晋升副处级，这些升迁是否与其工作能力匹配?   在中国特色的升迁机制中，干部的晋升，涉及到能力、关系、领导推荐、机遇、资历和群众基础等多种因素。一个干部得到提拔，往往是“合力”的结果。一位甘肃贫困县教育局副局长说：“干部提拔60%要看人际关系，40%要看工作成绩”。 具体到中国县乡基层政坛，由于政治资源极度稀缺，政治竞争往往更为激烈。事实上，徐韬等人能够轻易获得的“火箭式提拔”，一般干部是想都不敢想。一名基层干部从普通科员晋升到副科长、科长，再一跃跨进县级领导序列，需要经过哪些关口，到底有多艰难?   副科级以上才算领导 36岁的李伟民已经在副科级别上晃悠11年了。1996年，李伟民中专毕业，赶上了最后一批中专毕业生分配。当时家里没钱也不认识什么人，他被分配到了老家所在县的一个偏远乡里，成为乡政府办公室一名办事员。一年后，李伟民升为科员。   1999年，李伟民想回县城，当时他的姐夫和县劳动局局长正好有业务往来，就托局长把李伟民调到了劳动局，“有没有送礼不太清楚，姐夫是刚刚转制的一个厂的一把手”。   2002年县里大换届，李伟民想“进步”。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六年之后，他已经比较成熟，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为自己找到了两位“伯乐”。   一位是他在工作期间认识的县委组织部长。有时候部长办公室没外人，他就进去跟领导聊两句。同时，他也在工作中认识了县委副书记，并得到了他的认可。经过种种努力，李伟民成功地当上了副乡长，级别也提高到副科级。   提拔为副科级有两种形式。李伟民是“组织推荐”。“比如乡镇书记就有权力把办公室主任推举为副科，然后通过组织选举正式将他提拔为副科领导。”安徽一位乡镇干部郑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党政办公室是乡镇最接近副科的部门，“一个人要是调到这个部门，大家都有默契，知道组织看重他”。   此外，基层干部还可以通过考试达到副科级。“只要有两年工作经验，最多加个党员身份，这是最快的方式。”郑淼说。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考试叫“遴选”，其中包括笔试即公文写作，大约占整个成绩的30%;面试占40%;另外30%是“单位考察”，也就是群众意见，包括领导和同事对候选人的评价。   2012年，郑淼的一个朋友就通过“遴选”考上邻县一个乡镇党委委员，27岁就成为了副科级。郑淼所在县最年轻的正科——26岁的县团委书记，当年也是工作两年后就考上了团县委副书记，两年后她又被提拔为正书记，从此走上了仕途快车道。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副科级意义重大：提拔为副科级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在民间话语体系中，副科以下庞大的股级干部至多算是中层，只有副科级以上才能被称为——“领导干部”。     标签: 关系 常委会 领导干部 遴选 组织部长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兰州记者群：关于兰州晨报采编员工罢工最新消息，员工和报社领导没有关于稿件刊发和待遇薪资等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明天可能还要继续罢工！ 2013年05月16日 18:47 民智维新：他欺骗了所有的中国人， 作者：蓝印 …………………. 他不但欺骗了所有的中国人，严重祸国殃民。 三峡水坝建设与他有关，...

北京的胡同大约有三千六百多条，这是上世纪1986年的统计，历经大拆迁的现在的北京还剩多少条胡同，惜乎手头无详实数据。我突发奇想，现在选这选那的节目泛滥成灾，何不举办一个胡同选美？先选出前几十名，再分组pk，最后选出最美的胡同，既弘扬了文化，又促进了旅游；再由北向南，上海选最美的里弄，苏州选最美的小街，广州选最美的巷子，终至推及全国，蔚为成风，直选得地方政府不敢随便卖地，房产商不敢轻言拆房，此一箭三雕之目的就算达到了。 　　即是选美，就要有标准，胡同要有历史渊源，有名人故居，有建筑特色，有美丽景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那位说了，馊主意出了，你可有心仪胡同？诚哉斯言，我心目中的最美胡同，就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西四北头条。 　　头条并非它第一个名字，据可查的资料，清朝时叫“驴肉胡同”，可能是有人在此做过驴肉买卖。乾隆年间大学士，现在家喻户晓的大贪官和?发迹前曾在此居住。民国时改名为“礼路胡同”，这是基于当时有些胡同名实在恶俗，故而兴起一股改名风，如“屎壳郎胡同”改名为“时刻亮胡同”，“牛血胡同”改为“留学胡同”，“哑巴胡同”改为“雅宝胡同”，“鸡爪胡同”改为“吉兆胡同”等等，多用其谐音所改。据本人从陈寅恪年谱考证，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师陈寅恪和其父陈三立一家在和胡同相连的姚家胡同居住，后七七事变爆发，三立老先生愤而绝食致死。礼路胡同一直叫到上世纪60年代，才又改名“西四北头条”。胡同为东西走向，西接赵登禹路，东临西四北大街，后者是京城有名的地界西四所在地。明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在今西四十字路口和与之相对的东四路口各建了一组牌楼，由东南西北四座牌楼组成，均为四柱三楼冲天式木牌楼，檐下是如意斗拱，人们分别称之为西四牌楼和东四牌楼。1955年，因嫌牌楼妨碍交通，逐一拆毁，牌楼地名不复存在，后只简称西四、东四。 　　胡同的东口南面是一段红墙，为广济寺后墙。广济寺地处北京阜成门内大街，建于宋代末期，最早命名西刘村寺。明朝时期被重建，并赐名弘慈广济寺。现存建筑为明代格局，共分三路，其中中路格局为寺庙经典布置，山门、天王殿和大雄宝殿一线排开，后有圆通殿和多宝殿。西路有戒台和云水堂，东路是法器库和延寿堂等。寺内珍藏有许多稀有文物，包括十八罗汉造像，汉白玉戒台等。广济寺还供奉有很多佛像，并收藏了大量佛教经卷和历史碑刻等珍贵文物，是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我小时广济寺已露凋敝之相，时开时关，有时晚间开放，不是为拜佛，而是放电影。我去过几次，还依稀记得看过《柳堡的故事》、《白毛女》等。爱情，战争，阶级这些与佛教毫不相干的概念，却在佛教圣地大行其道，是否有意为之是草民无法参透的。到了60年代，广济寺干脆关门大吉。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山门后的哼哈二将，塑身巨大，面目狰狞，虽然害怕，每次去了，却非要到黑洞洞的山门后探望一下不可。 　　胡同西口的南面仍是一段红墙，乃当时的北京女三中后墙，家母的初高中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该校明朝时为历代帝王庙，1531年（明嘉靖十年）所建，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重修历代帝王庙，雍正皇帝亲自撰写《御制重修历代帝王庙碑》碑文，立碑于景德崇圣殿东南。1931年，由熊希龄先生、陶行知先生和张雪门先生创建的北平幼稚师范学校迁址到此，后更名为北京女三中。这段红墙留给我最深印象是1959年北影厂在这里拍了《青春之歌》，林道静第一次被捕的镜头即出于此墙前。女主角身着阴士蓝旗袍，沿红墙而走，突被几个壮汉拉上汽车。就这么一段，居然拍了三天。以后只要演“青春之歌”，必逢人便吹：那电影是在我家门口拍的！头脑里还残存着这样的记忆：女主角站在一旁，两手倒换着揉手腕，是被铐子铐疼了吧？还有就是扮演特务的演员，因小孩乱挤乱闹，动不动就掏枪对着我们的脑袋吓唬一通。那时不过八、九岁的孩子，要搁在十八九岁，记住的就不是手腕，而是脸蛋了。 　　胡同之美远不止此。其最精妙处在于，无论你站在哪个位置，举目远眺，西看是白塔寺的白塔，东望是北海公园的白塔，灰房，红墙，白塔，蓝天，构成一幅恬静、安宁的画面，让人久久沉醉其中，不能自拔。这是只有在北京才能看到的画面，是西四北头条特有的景观，是浓缩负载着历史、文化、艺术、审美、色彩诸多因素的集大成者，那种空灵迷思之感，挥之不去，想之怅然。直至有一年在卢浮宫看到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那呼唤多年的感觉突然复苏了，我明白，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而艺术的魅力是相通的。两座塔都是当时京城市区的地标性建筑：妙应寺，因塔身白色，又称白塔寺，位於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上，始建於元代，寺内的白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 北海白塔座落于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琼华岛上，塔高35.9米。清顺治八年(1651年)在广寒殿旧址上修建，为覆钵式喇嘛塔，亦因塔身为白色，故俗称白塔。 　　虽有两塔、一寺、一庙的护佑、荫庇，胡同也未逃脱文革的劫难。1966年的‘红八月“，耀武扬威的红卫兵抡着皮带，打人，抓人，抄家，封建王朝都看不到的景象，在所谓”人民共和国“的胡同里肆行。女三中校长沙坪被活活打死；多少”成分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草民被剃了阴阳头，奄奄一息地躺在墙角；文物古籍付之一炬；抄家的财物一车车地拉走……胡同笼罩在泯灭人性的暴戾、恐惧之中。红八月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是个忌讳莫深的话题，我只记得，八宝山火葬场的烟囱，整日整夜地冒着灰蒙蒙的烟。 　　人间未变，时光荏苒。如今，原来成片成片的四合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幕墙闪闪的高楼大厦。胡同毗邻的金融街，像章鱼的巨大触角，伸向全国的各个角落。北京，几近于消失，在利益至上的格局里，是没有历史、文化的位置的。西四北头条到八条，是拆迁大战未中弹的幸运儿，原封未动，美名其曰”四合院保护区“（幸而未叫”八大胡同保护区“，否则西四北大街就要辟成停车场了），还算没让千年古都颜面尽失，好歹留了条裤衩。那位又说话了：早干嘛去了，胡同都快没了，才想起选美？对此只有唏嘘：聊胜于无吧……

“强奸”的原先最常用、最字面的意思是指一个男性用强行将自己的性器官插入一个女性的身体内。于是，“强奸”便由“强行插入”再生发出另外一些日渐常用的意思。 例如，“强奸民意”是指当权者、强权者、独裁者、流氓政权强行将自己的意志、话语插入、带入、或取代民意。...

西藏，中国—— 西藏之声 5月14日报道称，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公布了一份中共武警部队的内部文件，这一名为《藏区部队心理疏导和防护手册》以问答形式，辅导那些参与镇压藏人行动的武警如何调整精神和心理状态。该组织认为，文件显示出了当局对驻藏武警灌输仇恨思想的行为。 报道称，这本《藏区部队心理疏导和防护手册》由中国武警四川省总队政治部在2008年编印， 这份手册也被派给在西藏进行维稳任务的人。 据悉，这份《藏区部队心理疏导和防护手册》第十一条中写道，“参与过处置阿坝县“3.16”，色达县，甘孜县“3.18”打砸抢烧事件的部分官兵，脑海中可能会出现残忍的处置场面，甚至做噩梦、说梦话……”手册第16条内容为：“有些同志一想到闹事分子用藏刀、砍刀、石头疯狂袭击的残忍场面，就胆战心惊，一看到穿“红衣服”的僧侣就高度紧张……” 西藏人权中心认为武警使用了残忍手段进行镇压，维稳官兵会做噩梦，这并不难理解，该中心还认为手册中的内容是向武警灌输仇恨思想，同时指出中共当局的错误治藏政策，不但伤害了藏人，也在那些为当局执行不人道指令的武警当中，造成了严重的道德危机。FMN

中宣部：对昆明群众反对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聚集一事，一律不转不报不评。 网信办：请各网站删除关于昆明上千市民聚集市中心抗议安宁PX项目的文字、图片、视频等相关信息。互动环节要严格把关。...

任勇一直都很忙，他几乎每天都在应酬，请客吃饭唱k。他自嘲，自己不是在喝酒，就是在去喝酒的路上。老婆埋怨他总回家那么晚，孩子也觉得很长时间都没怎么看到爸爸了，“我也不想，但有什么办法。”任勇苦笑，现在做个工程就是这么难。 任勇是某建设集团旗下一家分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这个公司是项目施工公司，主要承接一些铁路基建、住房、保障房等工程。 　　请客吃饭、送礼在任勇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这样，就拿不到工程，因为你不做，会有其他的人去做。”任勇说，既然大家都这么做，那么他自己也不能免俗。何况，他的公司每年还有考核任务，承接工程的数量也决定着他的年终考核分数。 　　任勇去年接了4个工程，有大有小，他说，小的项目招待费等费用最多也就能花几十万，“但凡超过一个亿的项目，花不到几百万，项目都是做不了。” 　　他觉得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根本杜绝不了，也节省不了，这些都是必须花的，“不这么做拿不到项目，活也交不了。”任勇说，大家都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其实在做报价时都报到里面了，“羊毛出在羊身上”。 　　一个亿的工程好处费200万元起 　　任勇详细给时代周报解释了整个工程做下来的流程。他说，做工程的一般要靠朋友介绍项目，这个所谓的朋友其实就是工程项目的中间人，靠着给公司提供工程信息来赚取一定数额的信息费。信息费一般为工程总价的3%。如果是一个亿的工程，那么信息费就是300万。但这个费用并非得到消息后就给付，而是在意向单位与招标单位签订合同进场施工后按照工程进度给付，到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费用基本就能全部给完了，“不过这个费用要扣千分之七的税点，这样的话，信息费实际上是300万减去21万的税，大概是279万。” 　　在知道项目到公开招标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对于想得到这个工程的意向单位来说，这一个月的时间很关键，因为这段时间直接决定着是否能够将这个项目收入囊中。 　　在这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里，意向单位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请客、吃饭、送礼。请客，就是但凡和这个工程有关系的人都得请到。吃饭，就是对方点名吃什么就吃什么，对方要去哪里吃就去哪里吃。送礼就是现金，标的为一个亿的项目明码标价200万元起。不过在这个阶段送钱只用送给说了算的施工单位的领导，“都是找各个单位的一把手，如果他敢收这个钱，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工程已经有八九成落入我们的手中了。”任勇说。 　　任勇回忆，有一次为了一个工程，他的车后备箱里堆满了装着现金的纸箱子。送现金也得有技巧，不能送到家，一般都是茶楼或者饭店，因为钱都在车的后备箱里，等对方到了后，就把钱直接从自己的后备箱挪到对方车的后备箱里。任勇说，一般都是用纸箱子装钱，这样不容易引人注意。 　　等所有的一切搞定后，就等着公开招标了。如果在这个项目上投标的公司不多，这时候任勇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四家公司来陪标。所谓陪标，就是在某个项目进入招投标程序前，招标单位已经确定了意向单位，然后由意向单位根据投标程序要求，联系关系单位参加邀标，以便确保意向单位达到中标目的的举动。 　　任勇周围有一批长期合作的公司，大家会互相陪标，要价也不是太高。一般的陪标费在2万-5万元不等，除此之外，这些公司所来人员的吃住行都得由任勇的公司来打理，“这一项差不多要花十几万。” 　　投标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按照国家规定的形式的投标，这是商务标；另外一种很重要，是统一报价的技术标。技术标的高低能直接决定一家公司是否可以入围，但是任勇对此并不担心，“钱送出去的时候，底价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说，其实在最初给领导送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买标的的底价，底价上下浮动不超过3%-5%，一般就是这个项目标的的中标价了。 　　送钱知底价招标走过场 　　但在投标的过程中，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投标的公司过多，“一般大工程，肯定很多公司都要来投标。”任勇说，这也没关系，这时候工程发包方会采取摇号的方式。比如说投标的包括文字标和电子标的公司有10家，那么先要筛选资历和实力，只有这些都合格才算这家公司具备了摇号的资格。 　　如果10家公司都合格，那么就会通知10家公司的代表都过来，让大家在现场见证摇号的结果，并告诉大家只能有4家公司入围，这意味着，没摇到号的公司就失去了竞争的项目的资格，“整个摇号的过程很正规，完全符合国家法定程序。” 　　最后，通过正规摇号程序摇出的4家公司中，任勇的公司是一家，和任勇公司有关的公司一家，而另外两家公司则完全是随机摇出的，“4家必须有我这边的两家。” 　　只有两家公司，看似只有50%的中标几率，但其实，任勇的公司是知道底价的，所以在报价的时候就占了很大的便宜，而另外不知道底价的公司，在很多时候，报的价格都比标的价高出很多，“没有竞争力。不知道的，很难报得那么准。” 　　招标现场一般就会宣布中标单位，但这个时候很少有公司提出异议，因为在大部分时候，公司都是陪标的，即使不是陪标的，在程序上挑不出一点问题，即使心里有所怀疑，但也只能是怀疑，“其实就是在走过场，但每一步都很正规，让人挑不出任何的问题。”任勇坦白。 　　中了标后还得等，在这个阶段，还是需要请客送礼，“一般请的是招标单位预算部和合同处的人。”这个阶段倒不用送现金，一般送时下流行的东西，比如投资金条，比如苹果手机，比如苹果电脑等，整个花费下来差不多20万吧。 　　从中标到进场施工，最短的时间是半个月，最长等了半年之久，“必须拿到开工令，没有开工令，谁也不敢开工。” 　　实际上，即使是开了工，也不意味着就万事OK了，施工的过程中，还得请项目经理和项目监理吃饭，给他们送礼，这样的话工程差不多他们就能过了，也不至于为难，“频率比较高，一个礼拜得安排一次。”任勇算了下，在这个阶段，光这项费用的花销不会低于100万。 　　高价茶叶没人要 　　招标单位的各个部门都要打点好。一般部门经理要送现金，30万-50万不等，其他按照级别不同拿到的现金也就不同，有20万、10万不等，有时候一个部门中会送出不同的金额，但任勇不担心对方会知道他送礼的标准，“没人会说。” 　　剩下的办事员等普通的员工，也要适当地有所表示，但不用那么贵重，也不用送现金，一般就是送茶叶、洗浴中心的贵宾卡、购物卡等实物，任勇说，现在茶叶很多人都不愿意要了，之前他们买回来的几大箱一小包3000多元的茶叶，就送不出去，没办法，最后只能大家分了。 　　此外，还需要打点有关部门，保证他们在施工的时候不要找麻烦。只要工程能够顺利地进行，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这部分费用下来差不多也要几十万。 　　任勇说，工程都完工后，还有一笔很大的支出，那就是在工程验收的时候，要押给招标单位工程总造价3%-5%的工程质量保证金(行情 股吧 买卖点)，“这几百万要押两年，到两年后最多能拿回一半。”任勇说，因为对方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克扣这部分钱。 　　潜规则经费洗白之法 　　如果是一个亿的项目，那么整个工程的利润大概在25%，也就是2500万左右。整个招待费、好处费等花费大概要花到七八百万元，占整体利润的30%。任勇给时代周报算了一笔账，这里面包括信息费、好处费、招待费等。他说，信息费以及好处费是不能入到招待费里的，所以所谓的招待费，就是单纯的吃吃喝喝的费用。 　　任勇举例说了信息费以及好处费等费用入账的方式，比如入到材料(行情 专区)费里，比如一个工程下来水泥原本用了10吨，可以说用了20吨。钢材用了15吨，可以说用了30吨。还可以入到农民工工资中，国家规定的农民工工资是150元/天，那在这个工程中可以适当地把农民工工资定高一些，比如定到180-200元/天，但实际发放还是150元/天。还有变更图纸，也需要费用，那这部分费用也可以虚报，“很多种方式，都可以让这部分钱让人挑不出问题地入账。” 　　事实上，不光在有工程的时候需要大笔的支出，在没有工程的时候，也是需要花钱来维持某些关系的。逢年过节，任勇都要请客吃饭送礼，“节日不一样，送礼的标准自然也不一样。”他说，春节和中秋要送的礼最重，东西是少不了的，还要有一定的现金，不用太多，这样下来两个节日一共也得花100多万。而其他的诸如元旦、五一，请大家出来吃饭唱K则是避免不了的，“也就几万块吧一次。”

5月13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曾发布一条简短新闻《上海市管干部任前公示，吴磊拟任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多家官媒转载了该报道，随后网曝吴磊为吴邦国之子。至今日，多家官媒删除了此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日，在叶剑英曾孙叶仲豪及邓小平之孙邓卓棣仕途起飞、网友对”红色后代”登上政治舞台热议之际，5月13日，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一条简短新闻《上海市管干部任前公示 吴磊拟任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之后，多家中央级媒体如人民网、中新网、中国网、《中国日报》网、中国各大门户网站转载了该报道。 上海市政府网站公布的简历显示，出生于1977年的吴磊祖籍安徽肥东，1996年不满20岁即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现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副司长（挂职）。吴磊”拟任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其级别为正厅级。 这位年轻的官员立即吸引了公众的视线，有网友在官媒消息发出后指出：吴磊系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前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之子。证据之一即是吴邦国的祖籍也为安徽肥东，早在2003年新华社的报道中，提及吴邦国有一女一子，但未公布子女姓名。 令人蹊跷的是，这则公示信息发布一天之后，5月14日下午开始，各官媒纷纷删除了该报道，《中国日报》网只保留了一个标题，内容也早已不见。与此同时，在各大微博上很多关于吴磊的内容也遭删贴。网友再次发起新一轮质疑，认为宣传部门刻意屏蔽”红色后代”或”官员后代”登上政治舞台引发的公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