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所著《自由的界限》(The Limits of Liberty)一书的中译本，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数月来相安无事，但最近，购买此书的部分读者发现由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汪丁丁为其所作的五千余字序言《探寻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竟不翼而飞，而且是被人工撕去，余下的边角如被啃啮一般。
得知此事后，汪丁丁立即在5月9日于其搜狐、网易博客中同时贴出了序言全文。好奇的读者马上从中找到了“敏感”段落，即结尾处对中国政治格局的设想和建议。汪丁丁写道：“就中国目前政治格局，我们不难推测，与多党代议制相比，更可能形成的是执政党内各派魁首之间达成政治妥协的过程”，但“这一过程的合理性，要求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至少三位领导人而不是如现在这样的两位或一位领导人手中”。并称在“理想的政治格局”中，“执政党内应形成一个多数派和两个享有合法权利的反对派”。序言此前的部分是对布坎南理论的梳理及篇章概要导读。
此事经《南方都市报》记者报道，在新浪微博等社会媒体上引发热议，被网友调侃成“手撕汪丁丁”事件；而那篇被撕去的序言，反而被本书的读者以及更多本不甚关注此类学术著作的普通网友，以各种方式在网上广泛地传播、分享，并引发了公众对撕书行为的声讨。
有意思的是，这些在网络上传播的文本，并未出现任何被封杀或删帖的现象。
5月14日，汪丁丁发表博文澄清“手撕”事件始末，称，根据他了解到的情况，“此事与中央政府完全无关，纯系浙江或浙大某脑残官僚的愚蠢行为”，直言抨击中国出版业内十分普遍的“自我审查”现象。而截至发稿时，浙大出版社仍未对此作出官方回应，只是涉事的责任编辑向汪丁丁写信道了歉。
这一事件，是今年以来出版言论领域发生的诸多“审查”事件中的最新一例。包括最近作家慕容雪村等一批微博大V被销号在内，这些事例一再显示出，当下的舆论环境非但没有放松，反而趋紧。
《自由的界限》中译本的出版方——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启真馆”），是浙江大学出版社投资控股、于2008年成立的出版策划与咨询公司，主要从事学术、人文类图书的选题策划，出版过“启蒙运动经典译丛” 、“奥地利学派译丛”等多套经典学术丛书。
据《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从知情人处了解，这次因序言被撕引起轩然大波的《自由的界限》一书，可能只印了3000到4000册，是启真馆继《成本与选择》之后，推出的第二本布坎南著作 。在此前的出版业务里，启真馆从未遇到过类似的审查问题。
不过，根据不同微博网友发布的消息，并非所有已上架货品都遭到“手撕”待遇。至少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杭州的枫林晚书店和北京的万圣书园，都曾进得全本。
基于市面上不同“版本”同时存在的状况，可以推断，此书是在铺货之后被重新回收撕页，或在第一批货发出后，又将库存图书序言撕掉的。
汪丁丁在博文中批评出版方及编辑“完全忘记了新闻出版的社会责任”、“或许早已丧失了道德勇气”。他甚至难掩自己对杭州这个“不可能有一流的新闻出版，很难培养具有宏大政治视野的公民和公民意识”的“小地方”的失望之情。事发当天，他即宣布与浙大社决裂，并将自己主持的、创刊已有八年的学术期刊《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从浙大社收回，转交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可悲的是，小地方的文宣部门还自以为政治嗅觉敏锐，所以才犯了这次的荒唐错误 ，”汪丁丁写道。
随后，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长平发文表示，将此事归咎于杭州是个“小地方”，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其后他又补充，在以北京为首的“大地方”，对书籍等出版物的审查更为严厉、戕害更甚。
在文中，长平认同汪丁丁对“撕书”的命令并非来自高层的判断，但也说，“我仍然相信，没有足够的出版审查的压力，出版社不大可能把自己的书收回来人工撕毁。”
万圣书园店长刘苏里则对《纽约时报》北京分社表示，他认为这次并非什么“自我审查”，而是有来自“上面的压力”。新闻出版部门可能是在此书发行后接到了举报。“中国的出版审查分为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这次就是事后审查，”他说。他还列举了近期发生的类似收书事件——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2年底出版的《所谓宪政：清末民初立宪理论论集》也是前言出了“问题”，回收后重新装订出版的；中山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袁伟时近期的一本新书，也被出版社自行收回过。
长平在自己文中直言，“书稿被禁止或删改后出版，出版了被禁止或中断发行，发行了被收回封存或销毁，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而且，“这种压力不一定以直接命令的形式存在，但是从事过中国编辑出版工作的人都知道，作为一种系统的存在，它就是‘老大哥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你。”
有网友因此将这次“手撕”事件，和不久之前首映当天即被叫停的美国引进片《被解救的姜戈》(Django Unchained)联系起来，将其同比喻为一种阉割。
去年秋天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高举改革和“反腐”大旗，令外界寄予厚望，然而自今年年初发生《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以来，整个舆论环境似乎趋于恶化。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关注上访、维权话题并参与公益活动，在微博上十分活跃。其新书《父亲的江湖：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全景》在4月末即将下厂赴印之前便遭到“叫停”。根据此书策划人、无它国际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贺雄飞的一条现已删除的微博，此书责编曾勋接到过自称新闻出版署的电话，要求撤销该书CIP（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和印刷手续，并不予出版。其理由并非内容有问题，而是因为于建嵘是个“敏感人物”。之后，贺雄飞的公司果然收到了合作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发来的正式通知：《关于停止出版于建嵘的<父亲的江湖——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全景>一书的函》。由贺雄飞发在微博上的公函照片可见，出版社通知他们书号作废、要求退回合同，当然，理由只字未提。
曾勋在微博中表达了他的失望和愤慨：“一个电话，坍塌了一个世界，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
而在此之前，国内领先新闻媒体财新传媒出版的《新世纪周刊》，因为今年3月底一篇涉及吉林省委副书记竺延风被调查的报道，被主管上级单位要求中止法治栏目，有关编辑和记者被要求除名。
《财经》杂志下属的《视觉》杂志，因在今年4月号刊登了一篇有关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内幕的纪实文章，而被其刊号主管单位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收回刊号。新的一期杂志本应5月6日面世，但至今未出版。
“手撕”序言之事在网上引发讨论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的吴麟在其微博中写道：“令人恐惧的利维坦怪兽。正如（《自由的界限》）书中所言：‘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受不可名状的不负责任的官僚的支配，生活在无法预料的迂回曲折之中，私人预期被摧毁和扭曲，而却鲜有机会因此得到赔偿。’”
民营出版公司北京磨铁公司在其2012年编制的新版《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编校使用手册》中，便有这么一句话：“每一位出版工作者头上都悬着一把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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