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中国人，喝一杯苏格兰的威士忌”，他喊道，脸通红，满是醉意。我到来时，这小酒馆的二楼已挤满了面红耳热、东倒西歪的青年人，盘中的秋刀鱼、墙上的日本老电影海报，都如历史的风干物。我喜欢这家小店，它的装修与名字都透着股台湾式的波西米亚。当年，台北的学生运动者与党外人士出没其中，在台啤与清酒的助兴下大声咒骂、密谋颠覆。昔日的革命者仍在到来，带着半是重温往日激越，半是颓唐的意兴——民主成功了，却与他们期待的不太相同。小酒馆成了另类的博物馆，是了解台湾民主历程的必经一站。 　　人群中的吴睿人散发着特别的活力，酒精让他更放松，神情更为恣意。这是他五十岁生日，前来助兴大多是他的学生，仿佛他仍是那个代联会主席。过去几年中，他在青年中的受欢迎度节节上升，成了一场新情绪与新运动中导师式的人物。 　　这因2008年末的学生运动而起。马英九政府在陈云林来台时的高压措施，令沉寂了多年的学生运动再度爆发，一些对现实政治与社会不满的学生占领了当年的“野百合”一代的自由广场，自称“野草莓”的一代——既然社会认定他们像“草莓”一样表面光鲜、却一碰即烂，禁不起任何挫折，他们就要用行动展现出某种“野性”。 　　不少“野百合”世代的人物以过来人的方式向新一代人提供鼓励，但没人比吴睿人更能抓住现场的情绪。 　　“有一种奇妙的想象在蔓延，拥抱我们破碎的岛，受伤的岛”，他的语言满是诗意与悲情，是一串接一串的排比，并不吝把所有赞扬与希望都给予这些青年人——“黑色的野草莓悄悄从土地深处长出、蔓生，以一种温柔的坚定，拥抱我们破碎的岛、受伤的岛。让野草莓团结我们吧。”或许看起来，这言辞不过是空洞的抒情，但倘若你在现场、在影像上看到，则很难不被它打动。吴睿人迷人嗓音与诚挚而热忱的表情，让这空洞的抒情变成了剧场式的感染力。这让人不禁想起朋友对他昔日的评价——这是很好的宣传，却不是知识的批判。 　　此后，他越来越频繁地卷入了各种青年人组织的讨论会，分享他对于台湾政治、民族主义的看法，他的英俊、抒情、不无表演式的真诚，轻易地俘虏了很多青年人的心。这多少有些意外的成功，似乎是对他人生的小小补偿。他总是错过历史现场，他尘封已久的才能得到少许释放。 　　当他在2003年完成了耗人的博士论文回到台湾，重要的故事似乎都已完成。谁也未曾料到国民党政权竟这样容易地结束，昔日的战友则已纷纷成为新的掌权者。轻易的胜利常蕴涵着新的危机，他们又迅速被权力腐蚀。谁也未曾料到，陈水扁与他的幕僚们不仅没把台湾带入一个新时代，反而陷入了新的困境。 　　“让我们回到台大研究图书馆旁的草坪上，追忆陈文成博士对祖国台湾怀抱的梦想。让我们回到义光教会的地下室，感受林家祖孙对生活，对阳光的深刻眷恋……那么我们就会有力量，有决心，要把民主运动从头做起。”吴睿人在2006年的夏天这样讲道，他与一群学者发起了“7·15宣言”，抗议陈水扁政府的政治与道德堕落。在发言中，他检讨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失误，他们误以为历史在1996年首次总统大选中就终结，他们可以回归正常，却忘记了政治生活需要不断的监督与检讨。他还援引蒋渭水在1920年代的主张——台湾人解放运动不仅是政治运动，也是台湾人“作为人的人格”的道德与文化运动。因此，他提出“进步本土”与“转型正义”的概念，期望用此来激励政治与社会改造。 　　这学者气的宣言，很容易消散在纷乱的媒体泡沫中。怀着乡愁归来的吴睿人，或许发现自己变成了永远的异乡人，他的情怀与思考，在现实台湾无处安放，唯有青春与记忆给人安慰。 　　小酒馆里太吵了，我们什么正经话也没说，只连干了几杯。这威士忌让我想起苏格兰的冷峻天气与热烈的独立情绪，它与秋刀鱼的滋味形成一种奇妙的混合。 　　他的学生递给我一本由学生社团编辑的杂志，主题是史明。在封面的黑白照片上，这个常年的流亡者表情焦灼、银发飘散、胡子花白，手举麦克风，不知正在讲什么。一种“先知”式的味道从纸面上飘散而出，就像《指环王》中的甘道夫。 　　当年震撼了吴睿人的异端人物，又传到了新一代人手中，它不再有触碰禁忌的恐惧与快感，却有一种新的陌生。于是，当年的禁书偷读者，变成了新的桥梁。翻到第28页时，看到吴睿人的文章，题目“启式与召唤”，“他们需要一个伊迪帕斯来向他们解释他们一无所知的自己的谜，向他们教导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的语言和行为的意义”。这是再典型不过的吴睿人风格，充满了故作神秘的思想与诗意。历史以这样的方式传递下来，从台大医学院顶楼的复印本到此刻的纪念专号，史明期待的目标尚未实现，它仍激发起新一代人。 　　二 　　第二天，我前往中央研究院拜访吴睿人。位于南港的中研院像是台北城的一块飞地，充满异乡式的不合时宜，似乎在整个台北沉浸于那忙碌、浅薄、即兴的欢愉时，只有这里还坚守着那个庞大、厚重的中国传统与思想世界。它也是个混杂的世界，土地庙与胡适博物馆并存其中。上次来时，我见到了湘音浓重的张朋园，他是研究辛亥革命的权威，说起目睹胡适猝亡的那一刻，也见到了中气十足、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哲学家钱永祥，他曾是1971年“保钓运动”干将，“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者，如今不断哀叹这个岛屿在思想上的堕落——“它的眼界只能看到肚脐眼这么大”…… 　　吴睿人的办公室在一座双子塔式大楼里，土地公公就在它的脚下。他是台湾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这是个年轻的研究所，直到1986年才宣告成立，它的重要性随着台湾的自由化与民主化陡然增强，在被大中华意识压抑了多年之后，台湾意识迅速的生长。 　　他的办公室拥挤却雅致，堆满了书，墙上悬挂了一张日治时代的黑白照片，我们坐下来喝乌龙茶，唱机传出的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正是他当年在芝加哥翻译《想象的共同体》时的背景音乐之一。 　　单独相处时，他的态度更为诚恳，交谈也更显迷人，声音一顿一挫、充满节奏感。似乎没有他人的注视，他可暂时收起姿态。他先是为昨天的失礼抱歉，不该用半玩笑的口气叫我“中国人”，似有某种敌对的意味。是啊，在台北，人们用“中国人”，在香港人，人们用“强国人”，来表明自己与共产党中国的不同。 　　他说起缓慢、充满日本风格的桃园镇，他的那个英俊、受挫、耽于醇酒美妇的伯父，台北的师大附中里的青春，七等生与赫尔曼·赫塞，是他最爱的两位作家。 　　如那个时代很多不安分的灵魂一样，文学是他的逃避烦闷、寻找自我的主要途径。前者那压抑、疏离的喃喃自语，恰似那个暧昧、沉闷时代的象征，后者对青春与成长的着迷，能击中每个少年的心。他日后对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趣，想必也是那个时刻埋下的种子。我明白了他那常滑向滥情的语调是从何而来，在很大程度上，他仍是个“我爱黑眼珠”的“彷徨少年”。这样一个敏感的文学少年变成了学生活动家，再变成一个精神的流亡者，又成了民族主义的阐述者，最后他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导师——用言辞鼓舞新的行动者……在这一连串角色中，文学特质始终没有离去，它带来了巨大的魅力，也成为了某种障碍，文学迥异于行动，当热情被保留、被延滞，它才有更有魅力，才能化作动人的文学特质，它是反行动的。 　　他注定是个渴望中心的边缘者，即使他身在故乡、身在台湾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他抱怨台湾社会的堕落、政治与文化上的普遍平庸，他回忆起1995年随林义雄竞选时，主题竟是托克维尔论的政治精神，如今想来，这是多么可爱又可笑的理想主义。他也说起“公共知识分子”的泛滥，这也是知识与思想廉价的象征。他也对日常生活感到压抑感。“我想搞丑闻”，他稍嫌夸张的说。是啊，他本是赫尔曼·黑塞笔下的哥尔德蒙，却被迫成为纳尔齐斯，用经院的理性来驯服他过分的激情。 　　三 　　即使对他的戏剧化表达有了充分的准备，当我听到他用“贱民”来形容台湾时，仍吃了一惊。这说法来自几年前那篇《贱民宣言》的文章。在其中，他流露出极端的绝望，台湾缺乏力量改变现状，它唯有通过自身的悲剧来提供某种道德启发，而台湾惟有在这种痛苦与绝望中，才能获得意义与新生，用自身的悲剧来映照出笼罩在它上方的帝国的黑暗。这帝国曾是清王朝、日本帝国、美利坚，如今是再度崛起的中国。 　　诅咒当下，是浪漫主义者的一贯方式。在一切被诅咒的对象中，最令人吴睿人不安的仍是台湾的在国际格局中的现状，它的“贱民”地位。台湾也与他的个人处境紧密相关，知识生产逃离不了政治权力的影响。他一心想把台湾送到世界知识的版图上，但倘若台湾无法回到世界政治版图，他的努力该是多么困难。对他来说，中国代表“令人喘不过气的沉重”。“我们必须比中国学者更努力几倍，才能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他提起常被忽略的台湾学者身份，“我花很大力气大胜吵，讲出自己的名字与认同，让你稍微尊重我的存在后，我们再开始聊”。他引用萨义德自勉——我要用我一生来证明巴勒斯坦的存在。于是，他一边批评台湾社会的浅薄时，一面又强调台湾所积累起的知识上、思想上的反思，中国不该小看，它不纯粹是民主与市场这一套，它有更深的东西。他也不断的重复“驯服又不太驯服的台湾人”的说法。但不管怎么自辩，他仍觉得一种被边缘化的惶恐与不满。 　　“我们都说蒋渭水的斗争精神，但他也是很绝望的“，他把这个时代与蒋渭水时代相比。在蒋渭水的最后几年，台湾经济起飞、教育与文化也不断发展，昭和时代日本国内政治日趋保守，帝国体制在台湾日益巩固了，台湾独立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如今，台湾则处于一种新的固化结构中，动弹不得。在东北亚区，中国民族主义日益强大、它要收复台湾，日本仍是美国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只能依附于美国，来对抗中国日益强大的中国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独立变得日益困难，它只能变成国际格局中的“贱民”。 　　我听着他这些诗化、常过分自溺的谈话，多少有点意外。大陆正洋溢着“台湾热”，人们被台北雅致、悠闲的日常生活吸引，向往于这个岛屿的民主试验，而作为台湾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研究者，他却在诉说一个世纪来的羞辱，对中国的抗拒。是否作为一个“帝国“来客，我从未试图去理解他人痛苦与感受。 　　他的表达不无夸张，却又无比真实。那种经济纽带可能带来浅层的融合与依赖，但一个社会深层的焦虑与恐惧，被压抑的自尊，随时可能转变成巨大的历史力量，推翻之前所有的暂时的平静。19世纪来的民族主义浪潮，不断的印证了这一点，此刻的台湾，仍处于这股浪潮中。不管是北京政权还是普通的大陆人，倘若真的希望理解两岸的症结，就必须倾听到这些焦虑与不安。 　　四 　　再见到吴睿人，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他在人群中不无孤傲的坐在那里，我想上去和他说话，却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我想起他不久前的那场轰动一时的演讲。在一场反对媒体垄断的集会上，在很多人看来，台湾媒体正有被中国的红色资本吞噬的危险。 　　他煽动性十足地对着青年人说“我们台湾青年要搞一辈子的运动”。他的谈话充满了取悦的愿望，让我想起了他在将近30年前所说“新民粹主义“。他这一代是要反抗党国的政治压力，而新一代要摆脱消费与娱乐的世界，他们通过互联网、facebook联结成新的力量，从温室中走出，体验到政治、街头与权力。 　　几个月后，我读到一位左翼学者对他的批判，把他比成《唐倩的喜剧》中的人物，是知识上昙花一现的表演者，他沉溺与“政治的、道德的、美学”想象，把政治美学化与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它构成吸引力，更有危险的诱惑，这完全是非学者式的，无法具体分析问题。 　　这批评或许有道理。但自始至终，吴睿人对我总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总记得他为《想象的共同体》所写导读中的一句：“对他（安德森）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都是历史的产物，惟有通过客观理解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与机制，才可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共存之道” 　　吴睿人个人经验与思考，正是帮助我这“帝国来客”摆脱中国这自我中心的解毒剂……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