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和小区门房老头聊天，说起境外势力这个词儿。老头说：什么呀？不就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嘛”。我知道那是毛泽东老三篇里的一句介绍白求恩大夫的话。中国的事情外国人不少介入，无论是共产革命，还是现在的北京政治。但是把这个词语用到最是精妙处的，还是在当前，在一些人嘴里顺嘴秃噜，直接疑似脑残。 所以，不如我来讲几个小故事，洗清一下那些被无端泼上的污水… 日本 2008年秋天，一位日本姑娘找上门来。她对我说：“流民现象是世界性的话题，在哪个国家都有存在…”后来我了解到这位日本姑娘在她的国家一直致力于流民问题研究，并且付诸于实际救助行动。当她听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公民救助活动做得有声有色时，就专程赶来北京“取经”。那些天，日本姑娘就随着我们行动。由于我们的救助人员里没有懂得日文的人，姑娘就只好凭眼、直觉，去观察、感受和猜测她眼前看到的一切。 当时正值北京举办奥运前，我们的行动多少有所减少，即使行使工作，也都收得紧点儿。姑娘对此似有不解。我对她解释：相信在你们国家的救助工作会和我们有所区别。她说当然。但当我说出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政府的干涉时，姑娘表示不能理解。她说：在我们国家政府是会庆幸有公民组织参与这种社会公益工作的，并且会给予一定的支持。 我知道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解释这些的话，就好比对牛弹琴。我很想告诉她，那些天我们正被派出所找麻烦，派出所说我们为天安门解了忧排了难，却把流民圈到了他们所辖地(北京南小街)，岂不是把麻烦转移到了他们的辖区？把流民集中到了这里，流民们鸡鸣狗盗，让他们辖区社会治安如何保障？日本姑娘听得懂么？ 后来我就懒得给她解释，解释也白搭。 香港 林建诚，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 林建诚是李旺阳死前最后一位采访他的记者。建诚担心是他的采访导致了当局对李的迫害，“是我害了李旺阳啊！”为此遭受了巨大心灵折磨。我给他发信：“没你事，你不该过多自责，在现今舆论暴力的环境下，怕会把事情真地‘弄成’因你而…”我知道，我的分析似有残酷，但林建诚是需要继续工作的，为中国的民主大业。这本是李旺阳理想所在。 2008年我和建诚去内地西部拍过片子，对建诚或算了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热血青年林建诚满怀抱负，身负行囊走遍中华大地，探察民情民风，感知民族情愫，在香港人里够得上例外。后来我跟许多人提起过香港人林建诚，普遍惊诧：置家国天下于己身，现如今内地也罕见，何况一香港青年。 那些日子，我和建诚以及他的助手忙碌奔波于贺兰山下，于夜谈，于行止，于茶前饭后，我们谈的是多国之忧，民之哀，以及个人之抱负。往往我起夜，但见建诚屋内灯火不灭，彻夜整理拍摄素材。 几天下来，我原先想问所有香港人的一个问题“你承认是中国人吗”，竟然难再启齿。 德国 Sibylle Rothe，德国电视某台驻华记者。 在传媒里，除了大陆的《南都周刊》和香港的翡翠电视台、凤凰卫视、《环球时报》中文网站这几家曾采访报道天安门广场流民的生活状况，其它就都是外语传媒了，大约一百多家。 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德国的Sibylle Rothe女士，她是第一位采访广场流民的外国记者。那时候，流民们还住在前门东侧的京奉铁路老火车站旁，一溜摆开十多个被广场警察嘲笑作“狗窝”的地方。去之前，Sibylle Rothe对我说：“我怕我无法忍受所见所闻。”我没有太听懂她的意思，只心想：到底是女人，心肠软。 Sibylle Rothe去了广场。流民们很意外：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这些洋面孔关注？之前流民们见多了他们，最多是卖给他们点广场纪念品，说两句“hello”、“goodbye”，如今这些洋面孔却叫他们站在摄像机镜头前说话… 我对翻译说：“要是他们能为流民赞助点就好了，也算是稿费吧，这对他们非常重要。”翻译说以她的经验，外媒是不会为新闻对象付费采访的，那将会被质疑虚假新闻。Sibylle Rothe的采访约半小时，鉴于有些人的不高兴，采访一结束，Sibylle Rothe和摄像师就立刻撤离广场。这也印证了翻译所说，我心底略有失落。 忽然，已经离开广场的Sibylle Rothe又走了回来，只不同的是没有摄像师跟随。重新回来的Sibylle Rothe很隐蔽地递给流民老王一只信封，说：“可怜的人们，这些不多，你们要好好安排生活。”信封里是500元RMB。 事后我问起过翻译，翻译说那天Sibylle Rothe首先离开现场，重新走回来就不代表那家德国新闻机构了，而是代表她自己，她是出于同情。她是位基督徒… 美国 老太太，年约六十，在北京某大学任教。 2007年冬季的某一天，我还在CBD红牛大厦上班，接了流民老王的一个电话：“警察、城管联合行动，刚刚拆毁了我们的宾馆。”老王所说“宾馆”是被警察称作“狗窝”，被流民自嘲为“星星宾馆”的天安门流浪人栖息地。 看看天上大雪，想起流民们今夜要在雪地里过夜，下班后我就去了广场。 “星星宾馆”一侧是专供对外宣传的“北京市城市规划展览馆”，我见流民们一字儿排开站在屋檐下，拆毁现场已经被厚厚地盖上一层白雪。我问了问，损失大致如：七十二岁的老葛卖饮料瓶子几年攒下的的2000元钱被从地铺下的土里刨走；所有流民的铺盖、衣物和锅碗瓢勺被当做垃圾给扔到卡车上拉走。令我意外的是老王告诉我，他用来学习外语(以便和广场旅游的老外对话)的复读机也被抢走了。 当晚，我气愤不过，把这些事全写进了博客。 第二天临下班，老王又打来电话：“张师傅，给你说件事，有个美国老太太今天下午送来一台复读机，说是在网上知道了我们昨天的事。问她怎么称呼，她只说是在北京教书的。” 顺便说说那台复读机的故事：流民的遭遇也许是因为我的报道，知名度高了，有了网民赞助，但也有负面结果，那就是政府越来越不高兴。有一天，老葛和安庆顺被广场警察抓到东坝城市无着落人员管理所(救助站)，我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得知救助站人员对他们态度蛮横，老葛打开怀揣的那台复读机，想录下现场时，被管理人员发现，从他怀里抢走复读机，当场摔在地上。老王曾经交代过老葛，但凡遭遇强拆或者其他迫害你就打开复读机现场录音。他是考虑老葛年龄大，不会引人注意。 澳大利亚 麦迪文，澳大利亚国家国家广播公司首席记者。 2008年，中国南方发生罕见雪灾。北方其实雪也不小，只是防灾机制已成传统，损失当然不大。 我和麦迪文、摄像、翻译等一行八人，驾驶两辆吉普，冒雪赶赴陕西定边采访盐池堡乡姬卷村的乡民，在即将抵达定边的吴定高速路上发生侧滑车祸。 这一路，麦迪文手捧一只保温杯，里面是从北京建外外交公寓出发时装满的热咖啡。我说你这能维持多久，咱们一去数天？麦迪文笑笑，我知道他也没有好法子，但总比不带咖啡好。车子侧滑的一瞬间，我心下竟然立刻想到了麦迪文的那杯热咖啡。现在别说喝咖啡了，行程又得延长。后来我们把车拖到邻省的银川市，两个月后才修好的。而我们则拥挤在另一辆吉普车上，去了姬卷村。 姬卷村的乡民们招待澳国记者用的是拉锅面，就的是苦菜，另配几瓣大蒜。乡亲们要杀鸡，叫我悄悄给挡了。老外吃什么没有，叫咱穷乡亲破费？麦迪文盘腿坐炕上，让乡亲们惊异万分。后来我们去覆盖着一尺厚大雪的沙漠里，拍摄石老汉破冰取水样，眼见麦迪文手脸已经冻到僵硬，说话嘴不利落。石老汉很是过意不去，连声抱歉。麦迪文说：“哪个国家都有这样情景，处理的方法却有不同。在我们国家会有社会福利保障，尤其是意外灾害。可是你们这里竟然十四年无人过问，真不可思议。” 后来麦迪文又私下对我说：“我知道中国有新闻管制，可是他们不知道还有许多有良心的老外，我只是想把情况反映出去，最好是不出国门就解决。我倒更想报道这里问题得到解决以后的情况。” 麦迪文积极报道中国社会的真实一面。2009年，我见他被央视采访，言辞一派升平，多是祝愿中国社会繁荣一类，却似言不由衷。让我想起前一年的大雪天，我们在高速路上出车祸时的麦迪文；想起盘腿儿坐在农民炕上吃着拉锅面，就着苦菜和大蒜的麦迪文；想起毛乌苏沙漠和毒水湖旁手脸冻僵的麦迪文；也想起了麦迪文手中的那杯热咖啡…我知道麦迪文言不由衷，他一定很想在这个国家的电视台上犹如在自己国家的电视台上一样说说毛乌苏沙漠里的真实见闻，说请中国政府关注一下毛乌苏沙漠里的那个小村庄。 麦迪文，你的热咖啡呀…

4月12日，应香港中文大学和滕彪的邀请,去香港参加“孙志刚案十周年研讨会”。过了边检候机中告诉滕彪下午见。 开始登机了，突然面前出现三个警察，问我是不是许志永。我说是，问是不是要阻拦我登机？他们说是，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外面有人接。 外面是熟悉的市局文保三个便衣，说怎么也不说一声就出境？我说公民有出入境的自由。办理退票。他们说要带我去北邮。...

（本文已刊发于4月24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政见观察员 宿亮 题记：2011年元旦前后，笔者在越南旅行，参观湄公河三角洲一处中心岛。岛民在雨季时居住在二层，任由河水漫过一层，并每年在一楼门廊柱子上标注水线。2008年前，水线一般接近二层地面，而2008年的水线则连一层的地面还没有超过。那一年，正是中国和湄公河下游国家关于水资源使用的纠纷最激烈的一年。 地球上可资利用的水资源稀缺，从不断变化的供求关系上看，这一资源的稀缺程度相比石油更甚。人口数量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均需求上涨，加之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各种极端天气凸显水资源的紧张。 不少国际政治专家认为，如果不能在水资源分配使用上形成良性国际机制，可能因此爆发“水战争”。 在水资源国际政治版图中，中国引发越来越多关注。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极度缺水国家，整体人均每年可消费水资源量已经低于联合国“压力线”，同时，资源分布地区差异极大。水资源匮乏直接影响17%粮食产量，甚至波及世界粮价。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多、经济发展快，对资源不断上涨的要求引发不少邻国紧张，其中水资源就是重要一例。 一些学者把目光放在中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上，从水资源角度上说，这里是5条大河的源头，对整个东南亚、南亚地区都有直接影响。中国政府的“南水北调”、发电站建设等措施，无不关联整个地区。湄公河流域国家以及印度都在水的问题上与中国有着不平静的关系。 德国弗莱堡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副教授 提莫•门尼肯（Timo Menniken） 在《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撰文关注湄公河下游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湄公河全长4800米，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个国家，，注入南中国海。从长度比例上看，中国只占16%，但这条河流上游80%的高度落差都集中在中国云南省。中国在湄公河上游，也就是澜沧江修建水利设施，引发下游国家关于水资源分配的紧张。 下游国家认为，虽然中国境内湄公河长度比例不大，但却是60%湄公河水量的来源。这条河流在下游85%可以使用的河水用作农业灌溉，即便是总供给量高于使用量，但季节分配差异大、需求增长较快，上有的水利设施施工对下游民众生活和生态体系都有一定影响。 湄公河水力发电潜力巨大，大多数都集中在上游，目前开发得并不多。中国计划2017年完成澜沧江上8个大坝的建设，将使得这些水电站装机容量达到三峡大坝的80%。门尼肯在文章中援引一些技术人员的分析，中国的在建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使得下游雨季洪水频发的状况有很大缓解。不过，下游越南农民和柬埔寨渔民长年来形成依赖雨季过渡水量耕种、捕鱼的方式，大坝会波及这些产业。 湄公河下游国家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1957年成立湄公河委员会。这一组织多次与中国水利部门交涉谈判，希望中国减少工程量。而中国方面仅是这一组织的观察员国，而且与泰国签有协议，一旦上游电站建好，将向泰国售电，据此认为下游国家已经接受工程现状。 门尼肯认为，在目前状况下，下游国家奉行的是“合作不发展”策略，而中国则遵循“发展不合作”。中方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念为指导，追求相对收益，只会在能够实现互惠的条件下合作。在博弈论里，这种状况称为“Rambo Situations”，也就是一方完全占有优势，倾向于维持现状。在湄公河案例中，中国在资源占有、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压倒式优势，所以很难要求中国做出让步。 不过，门肯尼指出，如果把眼光放长远，中国完全可以与下游国家合作并从中获益。例如，亚洲发展银行正资助并呼吁各国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项目，推动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这正与中国政府希望把云南省打造成“通往东南亚门户”的地区策略。另外，中国与东盟在贸易领域的合作完全可以推动湄公河整流域合作，也就是说，中国在水资源领域的强势完全可以转化成其他相关领域的利益，这也符合中国希望加强国际社会化，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态度。 不仅是湄公河下游国家，印度也一直以来对源自中国的水资源紧绷神经。 印度在水资源领域指责中国由来已久。印度学者一直渲染，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修建水利工程会破坏印度北部和孟加拉东部的环境。另外，上世纪60年代的中印边境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关联水资源。 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学者 乔纳森•霍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 在《国际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撰文讨论一场中印“水战争”的可能性。 中印都是人口大国，水资源储量都处于紧张状态。印度饮用水中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境内发源的河流。一些人认定，中国大型水利工程一方面危及南亚次大陆脆弱的农业，另一方面影响孟加拉，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印度。另外，印度还指责境内多次洪水关联中国，认为中国上游环境破坏导致泥石流最终恶果输入印度。 印方把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的水利工程视作“亚洲水塔”。由于中国在建设雅鲁藏布江水利工程时没有事先知会印度，让印度人担忧中国没有意识到印度因此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正考虑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确主要基于国内考量。但一些中国学者也认识到，必须考虑国际水资源平衡，重视国际对话。中国尚没有国际层面的水资源战略，这限制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视野。学者们建议政府与印度在这一问题上加强信息沟通和共同应对。另外，还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方使用境内水资源不仅天经地义，而且用量比下游少得多。印度方面是出于政治原因故意夸大中国的水威胁。印度先前就多次利用河流水资源问题威胁下游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霍斯拉格认为，中印本质问题在于互信不足。印度对中国的怀疑并不充分，因为中方最终确定如何利用青藏高原水资源，也鼓励专家与印度进行对话。 全世界有270条河流属两国或以上国家共同管理，类似湄公河、雅鲁藏布江的争议并不鲜见。2003至2010年，南美洲国家阿根廷和乌拉圭针对乌拉圭河上修建纸浆厂产生争议就是最新一例。 乌拉圭河是拉普拉塔河谷的一部分，全长1750公里，是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的界河，历史上是这几个国家水资源争夺的焦点。2002年至2004年，乌拉圭政府先后批准西班牙和芬兰企业在流域建设纸浆厂，引发环保恐慌。阿根廷最终将乌拉圭告上国际法院。经过8年的争论，国际法院结论是乌拉圭没有事先把涉及共同流域的重要事项通知阿根廷非法，要求双方依赖共同管理委员会处理问题。 学者 罗梅罗•贝尔纳多（Ramiro Berardo） 和 安德鲁•杰拉克（Andrea K. Gerlak） 认为，阿根廷和乌拉圭有着长期的经济社会合作历史，但为了乌拉圭河这一问题经陷入8年纷争，凸显缺乏有效的水资源共同管理机构会怎样影响双方的共同发展。事实上，从1975年开始双方就建立了乌拉圭河委员会来处理河流事项，但乌拉圭方面仅仅把乌拉圭河委员会视作一个合作形式，而没有独立管理权，绕过这一机构独断专行。乌拉圭河委员会原本可以进行独立环境评估和研究，取得标准化的规范，帮助双方合理利用水资源。 这一案例显示，在面对共同资源的时候，只有当各方利益都获得诉说的机会之后，才能真正推进决策进程。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世界银行分管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副行长 Ismail Serageldin 一直关注水资源，支持创立了“全球水伙伴组织”、“21世纪水资源世界委员会”，把水称为世界上最有战略价值的商品。他同意，有效地国际法规和管理机构是解决水资源问题的关键。 Serageldin认为，水资源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虽还不至于爆发战争，但很多地区之间已经有冲突，如达尔富尔冲突就包含水源分配。巴以冲突也涉及到定居犹太农民和巴勒斯坦农民直接水源分配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的地区，消费量增大也导致水源紧张。 国际法没有明确关于水资源分配的规定。现行体制下，一些全流域的国际援助项目必须得到所有流域内国家认可才能推行，这导致一些有实力的国家自行建设，而其他流域内下游国家无力采取相关配套的项目，因此利益受损。这还只是地面上的河流，一些地方涉及地下水流动的管理则更加棘手。 按Serageldin的说法，为了保证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更加均衡的分配资源，有必要实施国际水资源管理。水资源可能会逐步变得比石油还要有价值，如果有效合作，能够减少浪费、增加价值。例如，欧洲国家正集中力量清理莱茵河水质：水质提升，所有国家收益；但如果只关注水量的配比，就变成零和游戏。 国际管理可以把水资源流动纳入到贸易体系中。如果水资源贸易发达、有利可图，不少地方就会停止开矿，而是种植果树蔬菜保护水源，这样会促进良性发展。 南亚地区有句谚语：“把东西扔进河里容易，再取出来就难了。”这句话不仅形象描述了水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水资源政治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国际社会呼吁成立统一的水资源管理机构或机制；另一方面，各国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尝试获得更多相对收益。 《国际水资源非航行用途法律公约》虽然获得135个国家的签字支持，但仍有35国拒绝批准这一公约。在人们对于水资源的稀缺、水资源治理的重要性普遍有了一定认识的时代，如何实现协调处理地区水资源政治，以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是有趣且关键的话题。 【参考文献】 Timo Menniken, China’s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Resource Politics: Lessons from the Meko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9, No.

工作条件恶劣、遭受性别歧视、流水线上的打工妹起早贪黑也买不起自己亲手生产的一台iPad——这样的叙述，在对东莞女工的报道中屡见不鲜。但是，轰动全球的《打工女孩》一书作者张彤禾却说，这些只是我们眼中的东莞世界，打工女孩们可不这么看。 真实记录打工生活、展现打工者视角的《打工女孩》2008年一经问世就在英文出版界引起轰动。在随后的两年里，这本书先后被译成法、西、意、荷等多种语言。 今 年四月，《打工女孩》一书的简体中文版正式在中国大陆发行。打工女孩的视角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中文版新书为何时隔五年才姗姗来迟？作为一个“外国人”，张 彤禾对中国以及西方眼中的中国又怎么看？带着这些问题，荷兰在线记者对目前正为新书发布而奔忙的张彤禾进行了独家专访。 打工女孩在逆境中顽强生存 张 彤禾告诉记者，她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展现打工大潮中个体的真实面貌。她的主人公敏和春明都出身贫寒，没有受过太多教育，都在努力适应大城市的节奏，也勇于为 自己的抱负而挑战家庭和世俗偏见。这样的经历在打工人群中其实并不特殊。在流水线一般的东莞，她们甚至可能随时被其他打工者取代。相同的背景和经历往往让 打工者显得面目模糊，毫无个体性可言。 然而，张彤禾强调说，每个打工女孩的特殊性才是她们继续在城市中坚持下去的根本。她遇到的每个工厂女 孩都曾用自己的方式挑战过老板。她们迫使老板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看待，让老板听到自己的呼声和诉求。只有努力让自己的特殊性得到他人认可，打工女 孩们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待遇，在城市中寻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虽然在东莞的工厂世界，女孩们依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但《打工女孩》想 要表现的是，即使在不利的环境里，女孩们依然有勇气在逆境中顽强生存，为改变自己的未来做着打算。张彤禾特别提到，虽然工厂世界充满性别歧视，但是这些女 孩却从未因此有所抱怨，她们甚至从来不提性别不平等。她们看到的不是不平等，不是低廉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而是发展自我，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些她们可 以在工厂、在城市中实现。 出版审查影响对全书的理解 中译本时隔五年才问世，张彤禾告诉记者，她自己也很“心急”。不过，近几年来，中国读者对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出于市场运作的考虑，中译本才姗姗来迟。 不过，相比英文原著，中译本缩减了关于作者家族史的三章。张彤禾在采访中说，她从中国政府方面得知，要在国内出版《打工女孩》，这三章就必须删去。这一事实也让张彤禾在到底是否要出中文版的问题上挣扎了好久。 被 删节的三章讲述了张彤禾祖父张莘夫从吉林六台到北京以及美国求学，回国后为国民党政府工作的经历。三章中还记述了张莘夫内战伊始即遭暗杀以及家人在文革期 间遭到迫害的历史。这些情节看似离东莞的打工女孩很遥远，但对张彤禾来说，它们却多有相似之处。两代人年纪轻轻就离开家乡外出打拼，他们所生活的中国也都 是在闭关锁国许久后刚刚对外开放。两代人的故事放在一起叙述，是因为上一代的故事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状。“东莞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东莞的历史 沉淀在中国的历史里，不知道这段历史，就无法真正理解东莞，理解中国当代的打工潮。” 张彤禾对记者表示。 虽有相似之处，张彤禾也认为两代 人“代沟”明显。对张莘夫一辈而言，他们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留学迁徙，迁徙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但在当代的打工者身上， 这一点却不那么明显。虽然打工者是中国近三十年来巨变的推动者，但是他们离家打工的目的却更在于改变自身命运，追求更好的生活。从为国家福祉奋斗到为个人 幸福奋斗，这种个人追求的变化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张彤禾坦言，删节会对整部书的理解有所影响。不过，她也补充说，家族史这三章的中文翻译从本周起就会发表在她的 个人官方网站 上，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在那儿看到本书完整的中译本。 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未改观 张彤禾一直在努力向西方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在她看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 张 彤禾坦言近年来外国媒体和记者对中国的关注有所增加。他们向西方读者介绍了普通中国民众的生活，介绍了他们的复杂性和人性，这让西方对中国有了更加全面的 理解。不过，她并不认为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有所改观。她告诉记者：“我不认为传统媒体，特别是报业，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新闻报道对及时性的要求很高。在这 种压力下，记者往往会忽视对细节的刻画，新闻的复杂性往往被讨巧的政治观点所取代。” 在东莞的两年里，张彤禾结识了两个年轻的打工女孩，深 入了解了工厂生活的方方面面，还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学者，拜读了他们的学术著作。这些调查研究给了张彤禾一个更加真实的东莞。“所谓客观，并不是指不带任何 观点地去呈现某件事的方方面面。客观是指不带偏见，公正地去看待某件事物。客观的关键是做出判断”，张彤禾说：“我不知道我的结论是否‘客观’，但是我觉 得这个结论真实、准确的反映了我所观察到的东莞。” 夫妇期待重回中国生活 目前，张彤禾和她的丈 夫何伟（Peter Hessler）以及一对双胞胎女儿正旅居埃及。何伟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在中国读者中也有很高声誉。不过，夫妇俩 的下一个目标是学好阿拉伯文。他们希望写一些关于埃及的纪实文学，就像他们当时写中国一样。 虽然如此，中国在两人的生活和事业中依然有着很特殊的地位。张彤禾透露，“我们会在开罗待几年，希望之后可以重回中国生活。到时候我们将会有一个崭新的视角看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