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向中国表示愿意支援四川雅安地震救援 中国四川芦山县大地震经过24小时后，到周日（4月21日）中午为止 ，日本还在等待中国允许日本参与救灾的讯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六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国强说：“我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衷心慰问，同时对牺牲者及家属表示深切哀悼，日本有意作出最大程度的支援，祈祷灾区尽早复兴。” 据日本外务省说明，中方对安倍致电表示了谢意，但说：“现在还没有接受外国援助的必要，今后有必要时，希望随时联络。” 于是日本就开始了等待。 网络上有不少网民周日说，地震救灾前72小时是生死线，现在还不邀请，就意味着日本救援队即使去了，到灾区救出活人的几率也不高。 一名自称“亚洲金帽”的网友质疑：＂中国政府怕外国救援队什么呢？外国救援队不会去吃中国的，日夜抢救也不可能住酒店睡觉。＂ 一名叫作“英国短毛”的网友说：“5年前四川大地震后，就是因为中国允许外国救援队入境晚了，才救不出活人的！” 日本主流传媒也都报道了安倍向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援之意，但尚未获得中国接受的消息。 同时四川地震灾害随着灾情严重也在日本升上重要的新闻位置。 日本各大传媒周六晚还纷纷把美国波士顿追捕恐怖疑犯作头条，到了周日共同社等部分已抵达灾区的记者发回的报道都忧虑地描述灾情、中国全力抢救的态势，并指出包含不少藏人的灾民们面临着塌方等二次灾害危机，引起社会同情与关注。 另一方面，日本地震专家也指出四川周六的地震与08年发生的8级地震同属一个地壳断层，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加藤照之说：“都是龙门山断层带，可以考虑是08年以来断层带活动的延续。” 他指出：“今后还有里氏6级左右余震的可能性，灾区有必要警惕。”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中国红十字总会的这条微博短短三小时收到了２4０００多个“滚！” ) 新浪微博上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雅安地震发生后，总会立即与四川省红十字会取得联系了解灾情。四川省，雅安市红十字会已派出工作组赶赴雅安，省红十字会救援队已集结完毕，做好出发准备。总会工作组正在赶往机场赴灾区考察灾情。 2013年04月20日 09:59 奔跑者03：滚//@毒醉紅塵V: 滾!...

四川雅安发生7级强震 四川雅安发生7级强震 四川雅安发生7级强震 四川雅安发生7级强震 四川雅安发生7级强震 四川雅安发生7级强震 4月20日08时0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北纬30.3度，东经103.0度）发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这是2008年的5.12汶川地震之后四川地区发生的最大强震，四川其他地区、重庆、陕西、湖南等地都可感受到强烈震感，截至10:19雅安地区已经发生了十余次3级以上余震。...

在一个会议上，有人将几粒黑花生米扔进水中，水变黑后便称其为人工染色毒食品。经过媒体报道，民众对食品安全的脆弱信心又打了折扣。事实如何呢？多位农业专家指出，黑米、黑豆、黑花生米等在水中浸泡都会自然掉色，“浸水掉色是人工染色毒食品”只是想当然的成见。...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我心里有着万分的感动，我谢谢她！” 这是陕西73岁访民王英强向伊能静女士表达的感谢。借宿于北京诗人王臧家中的王英强，星期四通过电话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上访，不报希望了。我现在，在你们的帮助下希望他们以后再不要骚扰，砸我的家、打我的人，我们想过安生的日子。伊能静给我捐一万块钱，她这种人道主义、这种有良心的人，我确实也不会说，我要谢谢她！” 据王英强老人介绍，2007年他就职于咸阳西北电建三公司的儿子王小刚，因无故遭单位人员放狗咬伤、惊吓后罹患精神病。王英强父子为此多次向电建公司、陕西省公安厅及咸阳市信访部门讨要说法不果，其间王英强的老伴更因不堪当地黑恶势力的骚扰不幸去世。 王英强随后多次进京上访，中国公安部对该案的特批意见被转给当地政府后，不但没有任何效果反而招致当地维稳部门对他进京上访采取更为严厉的压制。 北京诗人王臧表示，多次上访无果的王英强因不堪维稳部门骚扰，日前再次进京寻求社会帮助。王臧通过微博公布老人的处境，引起台湾著名艺人伊能静的关注。王臧说： “王英强老人从陕西老家拄着拐杖来到北京，确实已经走投无路了。我自己感觉能力有限，就把这个事情发到微博。伊能静也通过这个微博知道了这个事情，她给我来了私信，非常同情这位老人，表示愿意资助一万块钱给老人做路费。我也非常感动伊能静善良的心胸、这个正义的行动。” 本台记者为了解有关情况，当天多次致电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信访局副局长鲁立彪和咸阳市渭城区公安局长姚会林，但是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率先披露王英强冤情的民间组织“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表示： “这个案件当中，王英强造成一死两伤。当地公安部门、甚至包括陕西省公安厅，在执法过程中也有很多不当之处。并且在问题发生后，当局还采取暴力措施维稳，进而造成他们全家人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他的上访也遭到了当局的打压。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多的。” 黄琦认为，台湾艺人伊能静的捐助举动为中国社会关注维权运动作出了表率： “作为台湾著名的艺术家和歌星，伊能静女士能够站出来帮助中国的访民，提供了一个垂范作用。中国访民从遭人唾弃逐步现在成为中国民主、人权最主要的推动者，这个发展历程走了十几年。我想，伊能静女士帮助访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会有更多的朋友站出来帮助他们。” 台湾歌手及演艺明星伊能静在今年初广州《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遭删改事件期间，曾公开表达关注并支持南周记者、编辑的抗议举动。但随后伊能静的微博一度遭到中国封杀，她本人也被当局约请“喝茶”警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贵州车江乡一千多村民因不满征地补偿款过低，与县长、公安局长带领前来强行动工的武警、特警以及拆迁人员400余人对抗，村民持镰刀、锄头、扁担、粪桶对抗，并用大粪泼洒拿着盾牌的武警，有拆迁人员试图上前抢粪桶时引发群殴，混乱中一村民被警察用辣椒水喷倒，引起更多村民愤怒，以镰刀、锄头等为武器和警察混战，双方多人受伤。遭村民追打的县长被当地妇女全身泼满大粪，不少武警避之不及，极为狼狈。 一名车江乡村民周四对记者说，因为不满政府强行征地不给钱，全村大大小小都来阻止政府动工了：“这些田都还没有丈量出来，没有给钱，就去动工了，所以群众有意见。去年、前年就开始征地了，一亩两、三万。年轻的基本都出去了，都是中年、老年、妇女在家，政府要征用我们也没办法，有些拿来修公路，有些起房子，都是开发商来搞的。” 记者：“那天来了多少警察？” 对方：“很多，有人拿电棒打，打伤几个，住院了，有一个打瞎了眼睛。” 记者：“当天榕江县县长也在对吗？” 对方：“听说一个县长被打了。” 据村民上传到优酷网的视频显示，村民与特警发生激烈混战，不断传出刺耳的尖叫声。有全副武装、手持盾牌的武警与拿着木棍的村民对峙。 一位在外打工的29岁的村民在知悉征地冲突事件后赶回车江，他周四告诉记者：“有一点经济头脑的可能还能生存，没有经济头脑的人这点补偿款够他撑多久？老百姓人多了，在处理这些事情时，语言很容易过激。” 记者：“大家都是拿粪便去打架啊？” 对方：“老百姓他很无助的时候就会这样，粪坑里多得是，把那个县长给泼了。” 记者周四致电榕江县政府了解情况，一名值班人员告诉记者被泼粪的县长现在身体状况良好，但当她知悉记者身份后，又表示无可奉告。 记者：“榕江县政府吗？” 对方：“对，榕江县政府办。” 记者：“榕江县车江乡前天因为征地的事情和政府发生冲突，那位被泼粪的县长现在如何？” 对方：“挺好的，谢谢关心。我们这里有部分员工受伤，因为群众意见比较大。” 记者：“车江乡的地现在不征吗？” 对方：“你哪个单位？” 记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对方：“你需要相关信息就和县委宣传部联系吧。” 一名车江乡的老师周四告诉记者，当天全村一千多人在现场与警察及县领导对峙，老师们被要求说服村民离开，但没有作用。 他说：“征地的补偿款太低老百姓不同意。老百姓不准政府动工，政府就强行动工。钱已经打到他们户头上去了，但他们认为补偿低。” 记者：“县长被泼粪了是吗？” 对方：“这事情有的。当天发生冲突还伤了几个人。” 记者：“是特警伤了还是村民伤了？” 对方：“双方都有人伤，送到贵阳和凯里的医院了。动工的时候他们动用了各个单位的人都到现场，当时去让我们老师去说服，但老师去没有用。只是动员说服，但不参与他们的征地工作。” 这名老师还告诉记者，榕江县近期发生多起征地引起的群体事件，车江乡也已经不是第一次爆发征地冲突了。 记者：“这是第一次发生冲突吧？” 对方：“2012年就开始了，这是在征地中是第二次了，上一次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记者：“大概多少村民参与抗议？” 对方：“一个村的有一千多人。” 记者：“现在没动工吧？” 对方：“现在停了，今天没有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忻霖的采访报道。

一方面因为中国当局缺乏透明度，一方面因为外界无法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在中国的政治过渡时期，外界对于来自北京消息的解读喜忧参半。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中国可能已经进入到一个经济慢速扩张的新时代——外界对于中国的新认识在过去两天给全球市场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冲击，从商品到外汇无一例外。 紧随一季度增速下跌而来的是外界对于中国的忧虑——担心一场金融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但只要对中国模式稍加审视，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担忧至少在目前是杞人忧天。 当我们想象一场典型金融危机的时候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这样的景象：原本稳固的金融体系在一夜之间灾难般的崩塌，民众的信任也在顷刻间消失。但在中国，似乎情况有所不同。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金融危机分为三类。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8年，危机始于原本坚如磐石的雷曼兄弟，当其他机构认为雷曼设计出来的一堆”聪明的”金融工具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资产支持时，挤兑潮就出现了。 1997年，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经济危机，全球投资者对于某个国家失去了信心，于是纷纷将资金抽离，就像在泰国和韩国发生的那样。 第三种形式的金融危机则是由公众对于金融机构的挤兑引起，最近一次发生在2007年的英国，当时的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成为英国金融界第一个次贷危机的受害者。 但这三类传统的系统性金融危机都并不适用于中国。 首先，中国所有的大型金融机构都是国有控股并且由政府直接管理。因此雷曼式的崩盘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出现，因为即便出现了类似的危机，政府也会为了避免崩盘而命令各个主要银行之间互相借贷来度过难关。 至于国际投资者引发的危机，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让这类危机的萌芽都非常困难，同时即使资金持续流出，高达3.4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让北京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货币系统的稳定。 至于第三种由于企业和个人挤兑引发的金融危机，可能性也因为资本管制和国有控股而大大降低。 假如你突然对工商银行产生了信任危机，那么你又怎么可能对同样是国有控股的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还抱有信心呢？ 如果我们认为金融危机是那种在短期内迅速打破原有经济秩序的时刻，那在中国恐怕不太可能发生。 但是中国有可能发生另外一种形式的金融危机，就好象十多年前发生的那样。 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为了避免传统的经济危机，国有金融机构在政府的授意下不惜代价不断借新还旧，掩盖如山一般的不良贷款——这些贷款很多都是国家直接参与的。 后果就是不良贷款率飙升到50%以上，出现了一大堆虽然保持贷款但对促进实体经济毫无作用的僵尸银行。 一些分析师提醒到类似的事件正在发生，伴随着2008年的经济危机，地方政府和国家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加，同时发生的还有贷款规模的急速扩大。 中国的信贷扩张数字显示为了推动不断降低的经济增速，仍然需要投入更多贷款——90年代后期的情景正在重新上演。 结论是，很难看到中国金融体系出现灾难性的崩盘，但逐步恶化确实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