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 中国雾霾之下,孩子们的童年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吴晓田(音)在北京的家中,每天晚上都要用盐水清洗鼻窦。 北京——这名男孩的慢性咳嗽和鼻塞是去年他3岁时开始的。他的症状在今年冬天恶化了,当时遍布中国北方的雾霾飙升到了 创纪录的水平 。现在他每晚必须用一台机器的管子,用盐水清洗鼻窦。 这名孩子的母亲张子萱(音译)说,她基本上不让他出门,而必须出门时,她通常会给他戴上口罩。她曾在英国留学,她说那里和中国比起来,可谓“天壤之别”。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顺义国际学校的学生,当雾霾严重时,他们会在有空气过滤系统的穹顶下活动。 在北京和其他城市,致命污染物的水平,高达 指导值极限 的40倍,这已经吓坏了父母,使他们采取措施,极大地改变了孩子们在城市中生活的常态。父母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关在家中,即便这意味着令他们疏远朋友。学校取消了户外活动和郊游。收入水平较高的父母,则基于空气过滤系统来选择学校,而一些国际学校在运动场上建起了体积巨大、外观前卫的穹顶来确保呼吸健康。 “我希望,我们将来能搬到外国,”律师张子萱在谈到她患病的儿子吴晓田(音译)时说,“否则我们会呛死的。”此时吴晓田正在他们公寓里的一张垫子上玩耍,旁边就是一台新的空气净化器。 她并非唯一想要离开的人。一些中产和上层阶级的中国父母,以及外籍人士,已经开始离开中国了,企业高管称,这一趋势可能导致人才和经验的大量流失。外国父母也以污染为理由,拒绝了高级职位,或与雇主谈判,要求对其艰苦现状进行补偿。 目前并没有关于逃离北京的统计数据,而且许多人仍旧渴望来北京工作。但是离开北京的议论,已经在这个首都,以及中国的微博和育儿论坛上变得愈加紧迫。中国人还在讨论去西藏、海南和福建等所谓的“好空气目的地”度假。 北京和睦家医院(Beijing United Family Hospital)的家庭健康医生圣西睿智(Richard Saint Cyr)新近当上了父亲。他说,“我在这里待了6年,从未看到他们紧张到像现在这种程度。即便是我自己,我也从未像现在这么焦虑过。情况一直极其糟糕。”这家医院的患者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 他补充说,“特别是许多母亲,已经为自己搬到北京生活而后悔。我想许多母亲都受够了把孩子关在屋里了。” 很少有哪种事态的发展,能够像意识到领导人无法遏制孩子面临的威胁,无法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那样,快速地侵蚀公众对共产党的信任。2008年,超过5000名儿童因为学校在地震中垮塌而遇难,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愤怒;同年,一场 毒奶粉丑闻 导致了6名婴儿死亡,此外还造成数十万名儿童患病。官员们却极力 压制愤怒的父母 ,有时通过武力恫吓,有时用金钱收买。 但对于空气污染的愤怒则传播得广泛得多,而且其势头才刚刚开始增大。 张子萱的父亲张肖川(音译)说,“我不信任北京政府的污染检测数据。”他是一名退休的报纸管理人员。 对于儿童和胎儿的长期损害的担忧,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的一项 研究显示 ,暴露于高水平空气污染下的儿童,会遭受永久性的肺部损伤。这项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洛杉矶进行的,当时那里的污染水平比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要低得多。 上个月,加利福尼亚的研究人员发表的一项 研究 表明,儿童患自闭症,与孕妇暴露在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中有关。在纽约完成的一次 研究 中,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发现,产前接触空气污染物,可能导致儿童患上焦虑、抑郁和注意力集中方面的问题。参与该研究的部分研究人员,较早前在中国重庆开展的一次 研究 发现,孕妇产前暴露于一座煤电厂的高水平空气污染物后,所生产出的儿童头围较小,身体生长较为缓慢,且在2岁时进行的认知发育测验中表现不佳。该工厂的关闭使得之后出生的儿童拥有的困难较少。 分析表明,如果中国不改变经济发展政策并强化环境监管,将来情况也不会有好转。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在2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前的煤炭使用和汽车尾气排放趋势意味着,到2025年,空气污染预计还会恶化70%。 中国北方的一些儿童医院报告,今冬就诊的呼吸道疾病患者人数很多,那段时间空气污染水平也急速加剧。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在今年1月空气状况不佳的一周时间里,北京儿童医院每天收治的急诊患者高达9000人,其中有半数是因为呼吸道问题。 家长则争相购买空气净化器。瑞士企业IQAir制造的空气净化器,在这里的售价高达3000美元,摆放在明亮的展示厅里。该公司中国区CEO迈克·墨菲(Mike Murphy)透露,在2013年头三个月里,销量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口罩已经成了城市着装标准中的一部分。张子萱在餐厅的桌子上摆出了五六个口罩,还拿出了一个适合吴晓田的,款式简单、画着泰迪熊的口罩。学校也在采取紧急措施,吴晓田就读的私立幼儿园过去每周都会带孩子们参加校外活动,但今年这些活动大部分都取消了。 在著名的北京四中,污染指数高的时候,就会取消室外的体育课。这所学校长期以来一直在培养中国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孩子们。 已经被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录取的高三学生董一夫说,“有蓝天、空气似乎很干净的日子非常珍贵,我常常会出去锻炼。” 为了让孩子们能活动起来,精英学校纷纷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其中就包括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Dulwich College Beijing)和北京顺义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后者在今年1月建成了两个由合成纤维织物制作的白色运动穹顶,盖住了运动场和网球场。 学生活动主任杰夫·约翰逊(Jeff Johanson)表示,这两座穹顶和辅助建筑的建设始于一年前,目的是让1900名学生在天气恶劣和污染严重时都有锻炼的场所。工程耗资570万美元(约合3520万元人民币),其中还包括医院级别的空气过滤系统。 老师们会查看美国大使馆(United States Embassy)每小时更新的空气质量数据,来判断孩子们应该在户外,还是在穹顶内部玩耍。约翰逊说,“小学生们再也不会总想着课间休息了。” 一名美国母亲,塔拉·达菲(Tara Duffy)表示,她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了一所早教学校,部分考虑因素是,那里的教室装有空气过滤器。这所学校名叫3e国际学校(3e International School),学校还邀请医生来讨论污染问题,并在烟雾水平升高时,禁止孩子们在户外玩耍。达菲说,“在过去6个月里,亮警报的日子多了很多,于是他们就让孩子们待在室内。”达菲是一名撰稿人,也曾是NGO的顾问。 达菲还说,她会检查每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以决定是否要带女儿去户外野餐或户外的活动空间。 现在,在中国居住9年之后,达菲决定要离开中国,她指出的主要理由有污染和交通问题。 驻北京的外国人,甚至在中国以外的外国人当中,很多都在进行这样的考虑, 一对有一名幼子的美国夫妇,在考虑一家基金会驻北京的高级职位时,就讨论了污染问题。污染也是他们最终拒绝这个职位的原因之一。安可顾问公司(APCO Worldwide)北京办公室高级顾问麦健陆(James McGregor)表示,他听说一位家有幼子的美国外交官,拒绝了调任北京的机会。尽管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会对驻北京人员发放相当于工资的15%的奖金,这笔奖金的部分存在原因就是污染。其他中国城市的艰苦津贴在20%至30%不等,这些城市也饱受恶劣空气的困扰,但上海除外,上海的艰苦津贴为10%。 “我在北京生活了23年,我的孩子们也是在这里长大的,但如果我现在有年幼的孩子,就会离开这里,”麦健陆说,“很多人都开始制定撤离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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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与谁有关?

“与中国红会无关,请放心捐款!”成为募集善款的口号。网民发现,中国红十字会不过是整个权力系统的一部分。 (德国之声中文网)墙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道: “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与’中国红十字会’没有任何关系,请大家放心捐赠!”这并非是一个笑话,声明的照片在网络中广为流传。 甚至中国红十字会官员也不得不出面来澄清别的机构与自己无关,才能令这些机构摆脱信任危机。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就遇到这样的尴尬。这是中国第一家被允许成立的民间公募基金会,由着名武打电影明星李连杰创办的民办慈善机构。 当网民们发现,截至地震当天(4月20日)19时,中国红十字总会下属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收到捐款142843元,壹基金收到2240万,而且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微博的捐款鼓动收到的评论中有数百页的”滚”字时,爆发了一种快意恩仇的狂欢。大量的评论认为,这体现了有官方背景的红十字会信用的破产。 壹基金因为撇清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而获得公众信任 接下来有人发现,壹基金的英文网站上写明所有的捐款都将存入中国红十字会,而不是像中文网站那样强调与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剥离。这一发现引发了网民的愤怒,认为这是有意误导。给它捐款的人也遭到了无情的嘲讽。 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通过新浪微博解释称,这应该是英文版没有更新的缘故,英文版的内容是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成立之前的内容。李连杰也在微博上回应说:”壹基金是注册在深圳的独立法人组织……所有善款由招商银行托管,为专用账户。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可能私自动用。” 这还不够,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也出面解围,称现在的壹基金已经完全独立于红十字会,二者没有任何关系,壹基金下拨善款不用经过红十字会。 尽管身为一再标榜细致负责的公募基金会,壹基金出现中英文网站的重大差异,仍然有损形象,但是与中国红十字会撇清关系显然是最重要的事,大多捐款者看起来原谅了它的失误。李连杰4月22日在微博公布,截至4月21日壹基金此次收到善款总数超过4000万元。 根据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官方微博,截至4月22日17时,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共计收到捐赠款物1亿2234万元,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收到4247万元。熟悉中国募捐情况的人士说,这些捐款大多来自企、事业单位、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这些机构募集捐款名义上是个人自愿,事实上带有强制性质,甚至被当作必须完成的任务分派下去。 尽管如此,此次地震收到的捐款数量和速度远远无法和2008年的四川地震相比。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2月28日,该会累计收到用于2008年四川地震的国内外捐赠款物合计人民币42.97亿元。 国际红会表示无权监督中国红会的具体运作(图为国际红十字会主席Jakob Kellenberger) 谁能拯救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因为与政府关系密切,多年来一直被批评官僚作风严重,账目不公开透明,腐败嫌疑明显。2011年4月,网络上流传一张金额高达9859元的餐饮发票,付款单位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后经证明属实,爆发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中国红十字总会通报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高额餐费”行为违规,承诺对其进行处理。两个月后,又爆发了”郭美美事件“,再次将该会的信誉降到冰点。事件源自新浪微博昵称”郭美美baby”和实名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用户郭美美在微博中炫富,称她”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引发中国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所获善款流向的质疑。国家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11年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当年6月相比降幅超过50%。一年之后,北京警方调查后宣布郭美美及其母与中国红十字总会无直接关联。然而,很多中国民众认为这只是一个触发点,中国红十字会的声望覆水难收。 中国红十字会是否能借助国际红十字会挽救声誉?在中国红十字会出面证实壹基金独立运作之后,4月20日晚上,李连杰在其新浪微博为中国红十字会开脱说:”要允许任何一个公益组织在成长过程中出现技术选择的偏颇。毕竟,红十字会在人类历史上做出过很多贡献。请大家对红十字会的工作给予支持。”这段话引发了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字会总会的关系的争论。显然,李连杰暗示读者,这二者关系密切。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通过官方微博称,”1919年,红十字会国际协会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于当年7月8日加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红十字会于1950年进行了改组。1952年7月,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因而成为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第一个恢复合法席位的团体”。这段叙述明显有误的声明,后来又经该委员会修正后反复引用,以驳斥中国红会未加入国际红会的传言。争论双方都认为,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规范。 腐败和维稳让中国底层民众的信任度剧减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简称ICRC)东亚代表处官员、国际人道法传播交流代表马文德(Martin Unternaehrer)就此向纽约时报中文网解释说:”确实,ICRC的总部设立于日内瓦,我们与各国的红十字会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虽然中国在国际红会网络之内,但是,ICRC并无权要求中国红会公开账目,也无权监督中国红会的具体运作”,”受ICRC的感召,各国随后纷纷成立了自己国家的红十字会,并统一使用ICRC的会标。但各国的红十字会都按照自己的模式管理和运转”。 五年间颠倒的捐赠荣辱观 网民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怀疑,只是他们对整个权力系统不信任的一部分。网民@南柯舟讽刺说,”这次雅安地震中我最感动的是:很多提着人造革皮包的人,给提爱马仕的人捐款;很多拿山寨机当手表的人,给戴百达翡丽的人捐款;很多为一碗面条加不加蛋想半天的人,给一餐上万的人捐款;很多在汽油涨价前夜连夜排队加油的人,给开玛莎拉蒂的人捐款。” 异议艺术家艾未未宣称,”不相信在这片土地上有任何可信的可以被官方认可慈善组织。”知名媒体人王小山发现牛根生是壹基金的理事之后质疑说:”牛根生是做毒牛奶的,换个国家该自杀谢罪的人,这里居然堂而皇之做慈善!什么样的人会愿意跟这种人为伍? “牛根生是蒙牛乳业集团的创始人,该集团曾牵涉制造毒奶粉事件,但并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被认为受到政府权力部门的包庇。 更多的质疑来自对2008年四川”5.12″地震后善款去处的不透明。艾未未团队提醒人们,”从2009年10月开始,艾未未工作室’公民调查’向四川及中央各级部门发出了113份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函,涉及近万个与512地震相关问题,迄今为止,没有任何部门正面回答任何一条问题。”很多推特网民不断地发出信息,揭示善款可能导致政府官员更多的贪污腐败。艾未未的助手刘艳萍说,”一个能拿出数千亿财政资金去维稳的国家,发生灾难时候轮不到公民去捐款,公民唯一要做的是睁大眼睛盯好政府去履行它应尽的职责,做不好就板砖伺候。” 网民@tufuwugan说: “五年前我傻乎乎的捐了两千左右,五年后你问我要捐什么?我最想捐坟墓埋掉它们,没有它们,人祸就没有。”网民”伯林的微博”说:”一个朋友刚跟我说:五年前以捐款为荣,五年后以捐款为耻。我想不是人心变坏了,而是人们再也无法忍受欺骗和腐败了。更悲哀的是,如果体制腐败,人想行善都变得困难了。” 香港民众抗议中共一党专政。劝阻向内地捐款的声音在香港越来越多。 中国内地每一次灾难发生之后,香港都成为重要的善款来源。但是此次雅安地震之后,香港社会出现越来越多劝阻捐款的声音。有专跑内地线新闻的记者更在个人博客表明一毛钱也不会捐给中国政府机构。多次进出灾区的前香港记者吕秉权说,不会捐款予官方组织,直言有关方面”钱和物资都不缺,缺的是制度”。 网民@CatChen更宣称,”我不会捐款给任何不能拒绝和中国政府合作的机构的。只要一进入中国,政府就会想方设法强迫你跟它合作,反正你不合作还有无数竞争者。如果一家机构没有 Google那样必要时能撤出中国的决心,我一分钱也不会捐给它。我宁愿看到一家机构在坚持原则失败后把钱用于中国以外的慈善活动。” 作者:张平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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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神九都上天了,还用鸡毛信?

昨日,一则宝兴救援官兵由于通信不畅而使用鸡毛信的方式徒步送信的新闻引来大量网民的关注和吐槽。不少网民调侃称该政委一不小心泄露了军事机密,也有不少人表达了对真正发生战争时部队能否保持通信畅通的担忧。但同时也有网民指出,采访视频已说明是某武警学校的官兵而非解放军部队,由于部队性质的不同(武警对内,解放军对外),设备配置也会不尽相同。 以下评论均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王克勤: 【鸡毛信PK北斗星】抬头仰望北斗星,低头只有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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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是你们让我们走得更远”

以食品安全为主题的“掷出窗外”获 2013 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全球媒体论坛奖提名。创建者吴恒表示,人民有权知道他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同样能够引起实体世界的改变,而中国,需要这种改变。   (德国之声中文网)“ 掷出窗外 ”获得 2013 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 Bobs )全球媒体论坛奖提名。中文评委胡泳评价说: “ 掷出窗外是一个有毒食品警告网站,由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吴恒联合 34 名网络志愿者创建,于 2012 年上线。这些志愿者一同撰写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和《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梳理了 2004 年至 2011 年间中国各地有关食品安全事故的新闻报道,反映当下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的总体状况。 吴恒等人的工作成果收入在这个博客中,随时供人们查阅和扩充。网站还发布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创办者吴恒说,这个社会总需要有人站出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我们就应该有勇气将其 ' 掷出窗外 ' 。 ” 应 Bobs 组委会邀请,吴恒发来一篇短文,讲述“掷出窗外 ” 的创建与运作,以及志愿者、媒体、网友对食品安全话题的关注、对网站的支持。 文章如下: “能够获得提名,入选 2013 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 The BOBs ),这是掷出窗外网的荣幸。久仰 The BOBs 大名,之前的获奖者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前辈,对中国互联网文明的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而今年,掷出窗外网有幸获得提名,能与这些前辈们有所交集,作为网站创始人,我感到诚惶诚恐。 创立掷出窗外网的目的很单纯:人民有权知道他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下,媒体竞争如此激烈,加之互联网的帮助,新闻很难被真正的封锁。然而,民众仍然很难看到事情的全景,一是因为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有用的信息湮没在信息海洋中;一是当同类的新闻看得很多的时候,人们会慢慢麻木,选择性无视。掷出窗外网做的事情是就一个特定的专题,尽可能搜集更多、更全、更新的信息,并以一种方便检索的方式展现给用户。再加上切入点正是民众所密切关注的议题:食品安全,因此被广泛关注。 掷出窗外网的经验还有几点:一、信息本身是有价值的,对信息的处理同样是有价值的。掷出窗外网是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新闻数据库,其内容均来自各正规媒体,而且均能通过搜索引擎找到,并没有原创的新闻。但当掷出窗外网将这些新闻搜集起来,并按时间、地点、所涉及的食品等关键词进行分类处理后,呈现出来的信息却是单条信息所不具备的。二、掷出窗外网开放了添加新闻的权限,效仿维基百科,这样极大的降低了维护成本,每一个网民,每一个关心中国食品安全的网民,都能成为掷出窗外网的贡献者。这正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联网精神的体现。三、在当下的社会,在现实世界中聚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是有难度的,但网络能抹平地理因素的阻碍,让大家更容易地聚集起来。无数的证据表明,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同样能够引起实体世界的改变,而中国,需要这种改变。 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掷出窗外网能够诞生、存活并为消除信息壁垒做出一点贡献,需要感谢的人很多。要感谢掷出窗外网的技术负责人小白,他以一人之力支撑着整个网站的技术运营;要感谢第一批的 30 多位志愿者,虽然大部分与我素未谋面,但网络将我们连在了一起;要感谢第二批的 30 多位志愿者,是你们让掷出窗外网至今仍能继续运作;要感谢报道过掷出窗外网的 200 多家媒体,是你们让大众知道了这个网站;更要感谢网站 700 万点击背后的一个个网民,是你们让我们走得更远。”   26 个中文博客、微博客、推特获提名,投票表示支持! 2013 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以 14 种语言进行,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博客赛事。目前正在网络评选阶段。 26 个中文博客、微博客、推特获 提名 。其中可能也有您一直喜欢的博客。请 投票 表示您的支持! Bobs 官网 https://thebobs.com 邮箱 bobs.china@dw.de 微博 weibo.com/thebobs.com DW.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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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范美忠:我自己可以忏悔,但你们无权逼我认错

08年我面对的情况是别人想逼着我忏悔,“反求诸己”是我自己跟自己,而不是你逼着我,你没有权力逼着我。道德的问题是个自由的问题,自由不是说什么都想干,自由是回到自己本来的面目,自由地服从自我,服从自己所体认到的伦理、要求和法则。政治层面可以强制,道德层面不能强制。   凤凰网评论:这么说,在那个事件之后,您自己是有一个自我的忏悔和反省的?   范美忠:是的。但是这个的确有经验的原因,而且08年地震确实很厉害。比如像雅安地震的时候,早上我正在洗脸,我老婆正在洗澡,一地震以后我立马又想跑出去,我也喊她跑,可是我老婆觉得没那么厉害就继续洗澡,我想想也就决定不跑了,不然大家又该说“范跑跑”这回连老婆都不要了就往外跑。所以很大程度上经过08年汶川地震后我也是已经很镇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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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国国务院专家称 北京上海不能开放户口

中国有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表示,北京和上海不能开放户口,否则将带来更大的问题。有评论者认为,户籍改革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中国昆明4月21号举行“城镇化:机遇与风险”研讨会,多位商界人士、学者和政府官员对城镇化和户籍改革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云南网报道说,大部分与会人士都认为,中国城镇化应以人为本,并且让农民成为最大受益者,减少政府干预,多建和百姓有关的民生、医疗、教育设施。而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是最热门的话题。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应有五年到十年的过渡期,逐步取消城乡户籍区别。 不过,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表示,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户口不能开放,否则将会引起很大的问题。中国人社部的一位官员何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在中国,户籍制度必须改革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如何改革却存在很大争议。 “户籍必须改革已经是共识,但怎么改革争议很大。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已经到了极限。” 在研讨会上,侯云春还表,社会保障等前提性的问题不解决,轻易开放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户口,只能带来更大的问题。北京首创集团的刘小光也认为,中小城市可以开放户口,但大城市不能,否则北京、上海要爆炸了。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则认为,西方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结果,而在中国则是权力发展和集中的结果。他批评说,中国目前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结构才是户籍改革困难的关键。 “中国经济实际上是权力经济,一切社会资源都向权力集中,表现起来就是向大城市集中。中国干部平均级别越高的城市,房价就越高。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刘先生表示,许多其他国家在发展时,都经历过都市化的过程,大都市由于工作机会更多,容易聚集大量人口,并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政府的功能应该是对此进行调节,使社会资源更多向中小城市甚至乡村倾斜。 “应该是社会资源向中小城市倾斜,给中小城市更大发展空间,但它涉及到的情况很复杂。所以户籍改革通盘考虑起来也很复杂。” 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2012年中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超过了50%,是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不过,有城市户口的人口只有38%,即有13%的中国人是居住在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总数接近两亿。 刘先生介绍说,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投资在大城市,政府消费也主要在大城市中进行,使得社会资源大大向大城市倾斜。因此如果大城市户口开放,确实可能给大城市造成极大压力。不过他认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原则应该以宪法为依据。 “最重要的是不能违宪。因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权利人人平等,所以无论怎么改,都应该围绕这个原则。你可以有过渡期,但不能把公民分为三五九等。”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实行严厉户籍制度的国家之一。中国人的户口附加教育、医疗、就业、退休等利益附加值,使中国人对大城市户口趋之若鹜。不过这种制度也越来越难以适应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在就业、医疗、子女就学、买房等方面受到诸多歧视。过去几年来,有关户籍改革的呼声不断,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改革方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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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朋:中国为何不接受多国对雅安地震援助

@李新月 : 一边是连麻药都没有,伤者咬着木棍做手术; 一边却说是“救灾物资充足”、不需要援助。 一边是灾区民众缺粮、缺水、缺帐篷,伤员运不出; 一边是所说的充足救灾物资不发到灾民手中。 到底是救灾物资充足不充足?那么多空中运输的机器难道是看着玩的吗? @民智维新   都说新闻要对比着看,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两条刚刚发布间隔15分钟的新闻吧         雅安地震,中国为何不接受多国的援助?                     雅安发生地震,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为此,国人为四川雅安人民所受的灾难,陷入了悲痛之中。而在雅安发生灾难之后,国际社会纷纷对灾情进展以及中国政府及时有效地动员各界力量参与救援予以关注。多国表示,在中国有需要的情况下,愿意为受灾地区提供国际援助。如美国、日本、韩国、波兰、德国、法国、卡塔尔、墨西哥等多国的总统和领导人都对雅安地震进行援助,中方回应说,目前中国不需要国外的支援。   其实,拒绝外国的救援,也并非中国独有的,意大利09年拉奎拉大地震死了200多人,各国也说要救援,意大利一样谢绝。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美国政府一开始也是谢绝外国救援,一周后发现灾害过于严重,才接受各国救援。日本阪神大地震,一开始日方误判地震规模,也是长期拒绝外国援助。可能这是各国政要面子问题的通病,把政治因素高于生命。   为此,中方回应引起了国内评论人的关注,因为这关系着灾难人们生命安全的问题,可能对政府来说,认为像这样的事,中国自己能处理好。有人做出一个比方说:中国政府拒绝援助,是有一定道理。就像一个家庭的水龙头坏掉了,自己可以修理,邻居说帮你,自然就拒绝了。听起来,很有道理,像一回事,但我们一定要懂得分事情的轻重,雅安地震是自然灾难,不是小事,而是全人类都要面对的自然灾难,在灾难面前,生命才是最珍贵,其余的政治因素和面子问题,应该暂放一边。   可能对美、日、韩等国来讲,在政治外交上,跟中国有起冲突,但这一些只是国与国之间外的外交政策,而与灾难救援,不应该混为一谈!当然,这就需要看一个政治家的心胸容纳的问题了。中国政府有能力处理好雅安地震,我相信,但对救援和处理是不能相提并论了,因为救援是对生命的尊重,而处理只是对发生地震后的维护问题!   所以,在这样重大的自然灾难面前,我个人认为,政府还是应该要接受多国的支援,这并非是损害面子,不管是这些国家的外交辞令,还是其他原因;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是能救一个算一个,这也是对灾区难民生命的一种尊重!          @百姓公益二世 : #分享图片 #正因为我极度的热爱这个国家 ! 所以我才关注这个国度真实而普通的一面!因为我就是个普通的网民! #心系雅安 # @fuyang8 @谦谦女 : 反正有人在说谎!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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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 “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差别

“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差别 徐贲   读到一篇解释中国梦与美国梦不同的文章,其中提到,二者的不同是“是价值观上的差别”,“要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就必然奉行集体价值,以集体主义为哲学基础,追求的是集体的整体利益;相反,美国梦奉行个人价值,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追求的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就是说,中国梦有着家国情怀的特征,而美国梦则更多个人奋斗的色彩。”这种看法似乎正在成为理解眼下“中国梦”的基调。 德国神学家,被称为德国教会良知的反纳粹宗教人士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 )说过,“人们在比较自己与从别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时,特别容易高估自己的成就。”美国梦真的只是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吗?真的就没有与共同体有关的“情怀”? “美国梦”最早由历史学家亚当斯( James Truslow Adams )在《美国史诗》 (The Epic of America , 1931) 中提出,成为一个流行的说法。他写道, “上个世纪,那个将千百万人从别的国家吸引到我们国家来的美国梦,并不仅仅是由于物质的丰富(尽管这也非常重要),而是要远远超过这个。这是一个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得到发展的梦,这个梦要摧毁的是那些在老旧世界中竖起的壁垒,……要 颠覆的是那些只是为某些阶级自私利益服务的社会秩序。”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千千万万人从“老旧世界” 到美国这个“新世界”来追寻他们在自己“祖国”不能实现的希望。每个国家都有可能的梦想机会,但只有美国才是给外来者提供梦想机会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梦是很难在其他国家复制的。 美国吸引许多别的国家人们来寻梦和圆梦,首先是因为它拥有许多人向往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平等价值观。例如,德意志 1848 年革命在军事镇压下失败,数千名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被迫逃走,大多去了美國。对这个没有贵族特权等级,没有专制政府权力的国家,其中一位如此写道,“德国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国家,那里没有 专制权力,没有建立在垄断、苛捐杂税上的特权秩序,没有对信仰和良心的钳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到处旅行、定居。不需要身份证,没有警察来干涉他的私事或监视他的行踪。……任何人只要尽职和能干,就能得到荣誉。穷人和富人都是平等的,学者一点也不比最贫寒的工匠身份高。随便干哪一行都不用觉得丢人。……拥有财富和房产的人,一点也不比最穷的公民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利。没有贵族,没有特权阶级,没有军队在肉体和精神上镇压人民,没有大批不干事的官僚吮吸人民的血汗。更重要的是,没有君主和腐败的法庭,……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人只要有才能,精力旺盛,坚韧不拔,就能得到远远超过在君主制国家里的机会”。 并非每一个到美国来寻梦和圆梦的人都能成功地如愿以偿,但美国梦却一直还是一种有力的召唤力量,为什么是这样呢? 亚当斯解释说,那是因为美国梦代表的是一种关于社会秩序的公正理想, “一直就有这样一个美国梦: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变得更好,更富足,每个人都能以他的努力和成就找到自己的机会。欧洲的上层阶级很难恰当地理解这个梦,而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厌倦了或不再信任这个梦。这不只是一个关于汽车、房子或高工资的梦,而且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梦。在这个社会秩序里,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凭借自己的内在能力得到最大的尊重,不论出身是贫贱还是富贵,可以一样受到他人的承认。”   1960 年代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同样把美国的民主核心价值——自由、平等和尊严——视为美国梦的生命源泉。他说:“我们可以争取到自由,因为在我们发出的要求呼声中,有着我们国家神圣的遗产和上帝的永恒意志。……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上帝的子女……他们是在捍卫美国之梦中最优秀的东西,也是在捍卫犹太 – 基督教中最神圣的价值,并因此将我们的国家带回民主的伟大的源泉,这个深深的源泉是建国之父们在制定宪法和写作《独立宣言》时为我们开掘出来的。” 民权运动领袖的另一位积极分子 杰西 · 杰克逊( Jesse Jackson ) 说,“什么是美国梦?美国梦就是一个大帐篷,它有四个基本承诺:法治下的平等保护、平等机会、平等参与和公正对待。” 美国梦的核心是它的自由和平等价值——自由不是个人的为所欲为,而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和选择如何自我实现;平等不是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 美国梦并不是一个由国家政权所规定的富国强邦之梦,而是一种植根于美国民主制度,并由大多数美国人共同认可的价值产物,类似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 moeur )或文化学者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或“国民秉性”( national ethos )。与这样的美国梦相比 ,眼下提倡的中国梦确实是不同的。 首先,一个值得成为民情或民族精神的梦,必须有正义的价值。并不是有梦就一定是好梦,没有正义价值的梦可能是坏梦,甚至是噩梦,希特勒的德国梦、斯大林的苏联梦、不断革命的中国梦、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梦,都不是没有梦,也不是没有大批盲目跟着做梦的群氓,但结果都成了噩梦。为了避免历史噩梦的重演,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与过去的噩梦有所切割并根本不同的梦。 就像美国梦一样,中国梦的价值必须来自它对共同体每个成员所做的政体价值承诺。马丁·路德·金把美国梦的价值源头追溯到由《独立宣言》所表达的,并由宪法所规定的美国政体价值。《独立宣言》说,“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 宪法第一修正案更是规定了美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争取一切其他权利,包括实现个人梦想所必须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权利。确实有不少人只是把美国梦当作追求发财致富或提升自己和后代的社会地位,那是因为他对自己在美国可以享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已经觉得可以放心,因此无需再坚持将此作为人生梦想的一个部分。美国梦的前提是,人必须享有自由,正如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 Rand Paul )说,“自由一旦被剥夺,美国梦就会枯萎、死亡。” 相比之下,让每个人都能享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权,这本身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中国梦。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对每个公民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利要求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政治改革还没有被包括到所谓的中国梦里。 中国梦与美国梦的根本差别在于, 它是出于一时之需的“理论建树”和国家机器的“政治宣讲”,而美国梦则是在美国历史发展和变化中自然形成的。一个是来自官方,另一个则是来自民间;一个是政治精英在代表人民编织梦想,另一个则是普通人脚踏实地的实践自证;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另一个则是渗透在日常文化中的国民精神。这是两种不可同日而语的梦。其实,中国的官方政治话语向来并不缺少关于“梦想”的宏大话语,只不过这一次是用梦来说梦而已,难免只是一种干部必说,学生必修,老百姓未必相信的新政治理论招牌。在这之前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都是“政治理论建树”,都没有能够像“美国梦”在美国人那里一样,在中国人的“民情”或者“国民精神”上留下什么痕迹。 如今, “ 中国梦 ” 的本质内涵被界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主要动力有三大来源:第一,追求经济腾飞,生活改善,物质进步,环境提升;第二,追求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公民成长,文化繁荣,教育进步,科技创新;第三,追求富国强兵,民族尊严,主权完整,国家统一,世界和平。这些抽象的完美社会原则,从第一代领导人开始,每一任新领袖都有过大同小异的宣示,而每一次新的宣示实际上都在承认上一次宣示的落空。       在中国,政治理论的建树是为了打造统治合法性,而不真的是已经找到了实现宏大梦想的途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期待着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并将改革视为通往未来的可行之途。理论建树性质的“中国梦”是不允许置疑和批评的。这也是它与美国梦的另一个不同之处。美国喜剧演员和社会批评家乔治·卡林( George Carlin ) 说, “美国梦之所以是美国梦,是因为它只是一个人在睡着时才会相信的东西。”与许多美国人一样,他在美国梦后面看到的是一个神话。在美国的中学和大学里,美国梦是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教学的一个常见主题,老师们也一定会向学生指出,让每个人都实现美国梦的现实条件目前在美国实际上还不存在,而改善这些条件本身就是必须通过民众努力争取才能逐步实现的美国梦。这种教育恐怕也正是中国学校在提倡“中国梦”时非常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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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水库诱发地震风险有多大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作家-天佑:【台湾红十字会:大陆要求先援助五百万人民币】台湾红会组成救助队欲入川救助,但中国红十字会要求其先援助五百万人民币才可进入灾区。台湾红会梁处长称已收到了中国红十字会发来的五百万元用处细则,一百万用于购买医疗器材,另外四百万元并没透露具体用处。http://t.cn/zTi066L微评:这是什么行为? 2013年04月21日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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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市场环境公平吗?

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4月11日发表了一篇署名“钟声”的评论文章,谴责西方国家的官员和智库攻击中国国企。该文章称,攻击中国国企的言论抱怨中国国企“依靠政策扶持”、“不公平竞争”、“不透明、效率低”。 “钟声”是《人民日报》一个国际评论栏目的专用笔名,参与“钟声”文章写作的是人民日报国际部的编辑和记者。这一署名评论以阐述中国对一些国际问题和涉华问题的立场与主张为重点。 文章为中国的国企辩护说:“国企并非中国独有,企业所有制性质与垄断、效率、透明度也没有直接关系,国有经济并不意味着垄断,私有经济也不意味着自由竞争。” 文章作者认为这是无端给中国国企下绊子,实际上是一种保护主义做法,既不符合自由贸易精神,也有悖经济全球化大势。 这篇文章自然让外界联想到三天前的博鳌亚洲论坛。4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共产党的总书记面对中外的企业家们说,中国市场环境是公平的。他强调说,中国将继续加强法治建设,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努力实现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很显然,中国党报和党的一把手都试图让外界相信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已经建立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家对国有企业并不存在明显的偏袒。 《人民日报》的文章并未具体指出最近哪些西方官员和智库在攻击中国的国有企业。该文作者只是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思潮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所上升,打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企业成为惯用招数,中国国企频频遭遇压制。 在华的美国企业们与《人民日报》评论的感受有些不同。 今年3月29日,中国美国商会在华第15年发布《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国美国商会是一家全国性的非营利机构,代表在华经商的1000多家美国企业会员和3500余名个人会员。 这份调查报告以中国美国商会的325家会员企业的反馈情况为基础完成。报告虽然显示,在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美国企业在华业务总体仍表现出色,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未来两年在华运营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中国的商业环境仍令很多受访者不乐观。 该报告称,除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合格的劳动力短缺之外,在华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还有中国的保护主义增强。 此外,外资在华经营过程中取得许可证依然困难。今年的调查显示了一项重要变化,即认为中国投资环境正在改善的受访者的比例降低,从一年前调查显示的43%下降到今年的28%,同期受访者认为中国投资环境没有变化的比例从36%跃升为53%。 不少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企业计划减缓在华投资速度的原因是基于对监管的担心,“所在行业市场准入壁垒或政府关于政策使外资处于不利地位”和“担心政策环境不稳定”成为受访者减缓投资速度的第二和第三大原因。 接下来的研究数据更加令中国国有企业的辩护者们非常不满。 35%的受访者认为,产业政策有利于国有企业而损害自己的公司;而在为中国政府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受访者中,4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政策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 报告说:“尽管近几年中国政府采取诸多措施将产业政策与政府采购脱钩,但受访企业仍然认为国有企业享受优惠待遇。” 而在市场准入问题上,在华的美国企业们也认为自己与国有企业存在差别对待。而过去三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一问题变得正日益严重。报告称,2011-2013年间,认为“获得许可是对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一视同仁”的受访者比例从29%下降到了14%,与此同时,受访者中认为“外资企业许可审批程序较为复杂,透明度较差,时间较长”的比例从29%跃升至41%。 另外,中国美国商会采访的在华企业们也普遍对强制技术转让不满。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受访者中认为实践中技术转让要求不断增加的比例从去年的27%上升到今年的37%,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担心不得不在知识产权转让和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之间选择其一。 受访者也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忧心忡忡,调查报告显示,受访者对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的担心也日益加剧,连续三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认为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无效的比例由三年前的46%上升到了今年的58%。 近两年来,中国美国商会在中国商务环境调查中新增了一些互联网使用和网络安全的问题。今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受访者中认为互联网审查对自己企业在华运营能力构成负面影响的比例增长了一倍多,从去年的7%上升为16%;而62%的受访者表示,搜索引擎网站的封锁使企业运营更加困难;而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华运营的数据和(或)贸易保密信息曾被破坏或窃取,报告说:“这对企业在华运营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这份报告最后督促中国进行政策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以及增加监管透明度。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耿安华(Ted Dean)在报告的致辞中也说:“美国商界对继续并扩大在中国的业务经营设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但鉴于目前中国的监管环境还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也引发对于监管环境是否会以及如何明朗化的担忧,中国美国商会成员企业希望那些影响美国在华商业运营的相关政策能够增加透明度和一致性。” 而党的总书记希望外资相信中国外资政策的确定性和公平性。本月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中国利用外资政策不会变,依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 但很多投资者明白,最近几年,虽然国企的拥护者们一直在为其辩护,但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并非都依靠自我竞争而来,它们仍然享有私营企业不可能获得的政府补贴和市场准入的垄断权利。 为此,4月8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在博鳌论坛上说:“我国经济转型刚开始时,国企遇到很多问题,得到大量政府补贴。现在不少国企在国内、国际市场已具有竞争力。所以没有理由再给它们补贴。” 中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也在同一场合建议,中国需要打破垄断,包括国有企业的垄断。清除扭曲的行政管理和控制,培育和完善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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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曝四川红会官员救灾不忘作秀

一位网名为@龙先生一窝疯 的新浪微博用户近日爆料称自己作为省红会的志愿者进入灾区救灾,然而一名随行的红会官员为了要赶着会见领导而将他和同行的其他志愿者丢在路边。该用户还愤慨地指责四川红会的救灾行动似乎更多是为了做给电视台以及公众看的面子工程。 中国红会在2011年的郭美美丑闻后在民间信誉破产,多次遇到重大灾害时红会发出的捐款声明都会遭到来自网民的抵制。此次4.20雅安地震后,红会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一条救灾信息也在短短三小时内收到两万多条“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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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达内:媒体札记——雅安平安

5年后的现在,中国人有了微博。   面对“4.20”四川雅安地震,在过去两年中羽翼渐丰的社会化媒体,已可一马当先地引领舆论,传播讯息、提醒安全、表达祝福、加油鼓劲、发动募捐,以及指责嘲讽。   回想2008年5月12日,那场势必要刻入一代中国人记忆中的“5.12”汶川大地震,主要是通过广播电视和门户网站传播,最多是加上手机短信彩信。当时,类似于今日微博的工具只有饭否与推特,其影响力不及今日移动互联网之万一。   昨天8时03分,@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凭借自动测定功能,发出雅安地震的消息;3分钟后,@成都晚报就以一句“地震了?吓死了!”证实了四川人的感觉。8时08分,位于雅安芦山的微博用户@meaningless_批话多传出了震中的第一个声音:“我以为我要死了!震中肯定在芦山县!我家房子已垮!”   随着8时14分国家地震局正式宣布震级为7.0级,人们在这个原本安逸的周末上午渐渐明白,这并不是5年来那些最终并未造成重大损失的小级别地震,而仿佛是“5.12”重现。“怎么又是四川?”——同情和悲伤一瞬间就淹没了其它任何话题,包括一两个小时前还被津津乐道的美国追捕波士顿爆炸案嫌犯直播。   播报灾情、转发求救毫无疑问是主流。微博的便捷性,使其可以真的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传递信息,9时许,人们已经看到了航拍画面中的震区,房屋明显出现坍塌。搜狐等在自家平台上开通的寻人专题更是成为热点。按@闾丘露薇此后的点评来说就是:“看了几个现场记者的直播报导,得不到关键信息,比如还有哪些困难,短缺哪些物资等,还不如微博信息来得专业。”   稍顷,以军人和武警为主力的官方救援队伍开赴灾区的消息也已传来,而后更有李克强在习近平委托下乘坐专机前往四川的新闻。带着对5年前汶川地震死亡失踪将近9万人的惨痛回忆,中国人再一次凝神注视,只不过,2008年是坐在电视机前潸然泪下,2013年是微博成为了主场。按照@封新城的感慨就是“9·11,凤凰;5·12,央视;4·20,微博”。   确实有进步。就像3月以来疫情再袭中国后,人们发现较之10年前的SARS灾难,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已吃一堑长一智那样,在5年后再一次的重大地震考验面前,信息透明度和应对秩序都有了提升——虽然是付出了残忍的血泪代价。例如,从官方机构到万千网民,都在互相提醒非专业者不要再像2008那样蜂拥进入灾区,社会车辆也尽量不要占用通往雅安的道路,以帮助救援队伍可以争分夺秒地抵达。   有一些生命,或许就是因为微博而得以存活。在各路媒体账号和民间意见领袖的页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转发灾区求救信息。比如那条“震中心在芦山县太平镇。多人被困。请求大家支援。这里不能打电话,只能用网络……很多人快挺不住了”的紧急呼吁,虽然原发者@N_insanity只有不足5000关注者,但在一众大V的齐力扩散下,转发数24小时内已近10万。   @作业本更是宣布:“我的关注者们如果有在受困震区等待救援的或呼救没有被发现的,看到这条微博的话,可以立即私信我,我告诉你密码以及登录名,你可以直接使用我的微博来发布求救信息。”   虽然“正能量”这样的词语,在中国互联网上平时总是被奚落,但在这场牵动人心的灾难面前,一盘散沙重新凝结为众志成城。   难免有吐槽,难免有猜忌,也难免有炒作。包括一些意见领袖——比如@记者刘虎——在内,在事发之初曾经张贴后来被证明是移花接木的震区图片,批评者质疑这些发布者是在利用人们的恐慌心理以吸引关注,以至于@中国国际救援队要在10许带着愤懑心情发布公告:“请大家核实图片真伪后再发送,此时乱发图片造成恐慌者,良知全无。提示大家自重!”   截至昨日17时,微博运营方共接到有关雅安地震的不实信息举报超过260条,其中尤以以借灾区母亲想见孩子“最后一面”为幌子的呼吁转发帖为最,这个被证明是收费电话诈骗者设下的圈套,在@微博辟谣澄清之前转发已过10万。此外,伪造捐款付账截屏图的现象,此时也不请自来。   对地震预报部门的指责亦重新泛起。因为@杨晟峻Johnny_Ye曾在4月7日发布微博,称“天上突然出现了地震云,有种不祥的征兆,预计三至六天在重庆以西南方向有地震出现”,于是,一些围观者大呼其为“神人”,再加上对地震局三公经费数额颇有不满,即便有@果壳网科普“那些地震预测只是一种让人不安、痛苦的娱乐”的知识,仍难消心结,@孔二狗即恨恨地说:“我就奇怪了,既然无法预测,那这个机构存在的意义何在?!”   对中国官方的成见如此之深,以至于就算在这个需要官民同心协力的时刻,也总是会表现出来。作为四川第一名人,@李承鹏因为在昨日午后即宣布“在不添乱的前提下,我组织了一支专业救援队”,但他也仍要最后吐槽一句“收费站,求你别此时还想着钱了”——其实,这个时候,@四川日报已经带来了沿线收费站全部取消收费的消息。   但也并不能说李承鹏和薛蛮子们是在故意制造一个批评靶子。根据@国境以南CS的微博指控,至少在当天9时前,成雅高速的收费员仍以“没收到上级命令”为由拒绝抬起收费杆,导致应急救灾车辆排成长龙。   这种行政决策速度总是落后一拍的现象,在电视直播节目中得到了一个鲜活的证明。昨天11时许,央视与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连线,当这位本地最高官员历数从省委书记开始的各级领导行动时,主播长啸找了个空当,插话说“有关救灾的情况我们可能比你了解的还要更多一些”,进而希望徐书记转而介绍具体措施——在微博上,这一幕被概括为“央视主播打断雅安书记”,长啸一举赢得如雷掌声。   “官员颟顸”的靶子中,又怎么会少了红十字会?这家因为郭美美事件而声名狼籍的官方慈善机构,再一次在微博舆论场中脸面尽失。虽然早在地震发生半小时后即“祈祷平安”,但这个微博账号后面跟上的最多评论又是那个“滚”字。被赋予更多信任的是壹基金,包括@潘石屹在内,多有企业在捐款时宣布指定这家民间慈善组织执行。眼见此情此景,@罗昌平感慨:“地震捐款从红十字转向壹基金,这是五年后的一次民意票选。”   快意恩仇,扬眉吐气。所幸,还是有一些为中国慈善事业困境感到心痛的人们愿意苦口婆心,@王星WX即言:“捐款可以不给红会,但掌声和祝福也该献给红会的救援人员……凭心而论,有着完善组织、充足物资、畅通信息优势的红会是救灾非常重要的力量,红会系统已经有15支救援队赶赴现场,后方有更多红会人员支持,他们同样可敬。”   “少些‘滚’,多些‘赞’,为做事的人加油”——在灾难面前试图弥合社会伤痕的还有@中青报曹林,在这位评论员看来:“这个时候抹黑壹基金,是极坏的;这个时候痛批红十字会,是极不合时宜的。这时候去逼问企业捐多少,也是极不合适的。放下成见和偏见,丢掉平时那种‘找一个敌人去讨伐’的习惯性对抗思维,灾难之下每个人都非常渺小,灾害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要做伤害救灾凝聚力的事情。”   可是,这种“凝聚”会不会又是另一种挟持?三年来,微博上没有一天少得了对公民批评权利的呼吁,历经了种种有关“多难兴邦”的论辩后,众志成城的气氛并不会真的带来万众一心。微博中的犹豫纠结已然十分明显:他们一方面会积极转发相关讯息,表达自己的同情心;一方面却又难以抑制地担心,有人正在借此装腔作势甚至借灾谋利。期待真善美,但又顾虑重重。归根结底,历经种种过往教训之后,他们不相信别人——尤其是官员——会真的言行一致。   所以,即使是那位身披婚纱的雅安电视台记者被赞作了“最美新娘”,也一定会有吐槽者认定那不过是“作秀”。   因为发出一幅李克强今天一早在帐篷中“喝粥就咸菜”的画面,@央视新闻亦招致反感——批评者多少已经厌倦了前任总理温家宝式的亲民,更认定喉舌记者是在借机“拍马屁”。   社会化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理念落差,在震后24小时里已经显露无遗。且不说那些在昨天早晨催促央视停止正常节目安排改为灾情直播的声音,就算是那些本没有“原罪”的市场化媒体记者,因为争先恐后地踏上前住雅安的征程,也被越来越多地提醒——甚至是指责——不要去添乱。   《地震报道,还要多少年才能学会冷静?!》和《关于地震和救灾的七个误区》被传阅;@宋英杰贴出记者采访灾民时的电视截屏画面,呼吁“尽量不去采访亟需救治的伤者”;@刘戈叹息:“记者、主持人成了主角,这是中国一大怪”;@谭飞在问:“需不需要那么多媒体在地震灾区,挤占公共资源(交通、接待等)”。   俨然,千里之外的微博围观者,已经成为舆论监督的中流砥柱。被关注的既有灾情,也有官员,还有电视、报纸、门户等一众传统媒体。今晨即有新闻晨报《社交媒体援救提速》、晶报《这次,微博让我们成为整体》对这股力量表示赞许。但听着那些噪声,腾讯也要在今晨首页展示一篇《反思雅安地震社交媒体表现:冷静是最好的救援》:“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有人在Twitter发表过这样的评论:‘一场灾难发生后5分钟内,Twitter做出的贡献最大,12小时后就开始帮倒忙。’”   尽管不可能跟得上社交媒体的速度,但灾难发生5分钟后,五大门户以及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确实也都行动起来,头条专题紧急上线,灾情和救援信息昼夜不停实时更新。将自家微博账号头像改为黑白素色后,央视昨天午前开始使用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全程直播,晚间新闻联播更是花费22分钟,以习近平李克强指示为头条,聚焦雅安灾情。四川、江苏、宁夏、浙江、深圳等地方卫视动作更快,停播了昨晚娱乐节目后,邱启明在湖南卫视里嘶哑着嗓子,也不肯走下主播台。   昨天下午的北京晚报、新民晚报就已是头版通栏宣布地震消息。今晨,各地报章的封面也像是回到了5年前,满眼皆是整版灾区照片、专题专版,以及“雅安不哭”、“挺芦山、在一起”、“我们都是芦山人”的大字标语。在四川,华西都市报把整个封面用于刊登一幅救援者从废墟中抬出灾民的黑白画面,成都商报已经制作一条深切哀悼遇难同胞的挽联。   以打气加油为主旋律。人民日报连刊《雅安平安,中国加油》、《力量,自四面八方汇聚》、《暖流,从五湖四海涌来》、《生命救援:及时、有序、高效》自不待言,都市报也在为此高呼:潇湘晨报《既然无从回避我们就再次面对》、都市快报《再一次大考我们挺住!》、北京青年报《注目雅安,凝聚力量》……东方早报在《从汶川到雅安:从举国关注到举国行动》中宣布:“从四川汶川到青海玉树,再到四川雅安,从初逢巨震时的稍显忙乱到如今的紧张有序,从举国关注到举国行动,5年来,饱经磨难的共和国,在一次次灾难中成熟”;新京报也《在北京望四川,从汶川到芦山》:“从汶川到芦山,从公民理念到公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已远胜当年。比起汶川地震,慈善公益组织,对于灾难的反应速度,以及动员规模,都大幅度提高。民间慈善组织壹基金这次在筹款、救援组织中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   中国青年报由曹林赞赏《微博让灾难中的人们更像公民》,并允许他公开摘录自己昨日微博:“这时候不要高谈阔论地苛责地震局,习惯性地指责政府如何如何,将心比心,不要强人所难;也不要盲目地去推崇和神化民间预测。地震是天灾,预测是世界难题,是既有科学和人类理性力所不及的,天灾后当合力凝聚救灾,而少些莫名其妙的愤怒。这时候不要继续批评红十字会,不要咒骂灾后未及时停收费的高速,这只是他们的疏忽,越是这种大灾难,越需要彼此的理解和宽容。一个网友的话代表着中国人在灾难前的成熟:现在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泪水、惨烈和哀伤,而是感动、坚强和力量,网络让我们感受着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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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州官员豪吃遭民众围堵 书记下跪讨饶

20日,一则视频开始在网上热传,视频内容是江苏省泰州市滨江工业园管委会官员在吃“天价”工作餐时,遭数百群众围堵。新华网及其官方微博也转发了此事,并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显示,一名官员跪在桌上,向围堵群众喊话求饶。

南都记者从多个渠道获得的信息显示,下跪者系滨江工业园管委会书记张爱华。照片是现场的一个群众所拍摄。20日下午,泰州市新闻办通过微博回应此事称,已成立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将“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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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当局阻异见人士救灾 官方救援被质疑

四川雅安发七级强震,各方投入救援工作,当地异见人士却被阻前往参与志愿服务,藏区人士也被阻救援。 星期六四川雅安市发生七级强震,官方派遣救援队伍进入灾区庐山县展开搜救工作,周日傍晚官方通报地震共造成近二百人死亡数万人人受伤。在媒体以及民众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不少居民房屋被摇晃的四分五裂,有的甚至严重坍塌,受伤的民众被不断救出,山上的巨石也因剧烈摇晃掉落在马路上阻碍了救援车辆的进出,影响了救援工作。 地震发生后出租车司机和驾车民众收集来自各方捐赠的物资进入灾区分发,也有民众在街头供应食物给无家可归的人,当地通讯商也开放免费网络供民众使用。 异见人士救援受阻 不断有民众透过民间自发组织的机构参与救援行动,四川“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和义工,蒲飞,周文明,江志奎星期六下午在前往雅安的途中遭当局人员拦截,之后失踪数小时,网民们不断转发消息要求当局放人,本台记者周日凌晨2时拨通了黄琦的电话,他告诉本台记者当局不希望他们“添乱”黄琦告诉本台记者:主要是当局把我们扣押,他们希望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不要给他们添乱,有之前与我谈过的警官告诉我,如果再弄得像上次一样不愉快就没有意思了。 天网救灾团察看420雅安地震灾情遇阻(六四天网) 记者:什么是像上次一样不愉快? 黄琦:上次他们判了我三年刑。 记者:他们是说你们这种民间救援也不要进行? 黄琦:我当时也再三的说明,我要么就叫当地的民众来,我们教他们帮我们落实款项。 记者:其他人是不是也被要求不要插手地震的事情? 黄琦:其实官方也跟他们讲希望别给政府添乱。国保,国安都是民众养育的,这时候也应该做点什么,我想我们双方也都不矛盾。 在2008年的汶川5.12,8级地震中“六四天网”义工曾深入灾区做出报道,负责人黄琦而饱受牢狱之灾。 藏族女作家唯色周六在推特中表示,在成都的许多藏人,包括仁波切(活佛)、堪布喇嘛和其余僧人在周六上午赶往灾区救援。但在途中被阻拦,禁止他们前往参与救援行动。之后他们尝试其他路线进入雅安也都被阻止。 许多人表示,当局在灾难前仍然对异见人士严加紧盯,并且充分掌握到他们的行踪,是早有防范的行为。人们呼吁当局灾难前应该施展人道主义精神,凝聚更多的救援力量,让每一个绝望中的生命可以看见希望。 北京学者夏业良就此次地震政府的态度与表现告诉本台记者:我觉得政府还是沿袭了过去一贯模式,一方面在救灾一方面还是在搞那一套宣传,也还是对一些不利的消息进行封锁,救灾模式上一个就是靠军警,另一个是靠群众去捐款,中国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建立起专业的救援队伍,像日本等国家当灾难发生的时候第一是让专业的救援团队来都不是临时组织的,中国一再的发生灾难而没有做长期的准备这样的行为是不应该被接受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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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唯色:“西藏的今天,是香港的明天”

第一届香港西藏纪录片节截图。 在 3 月 10 日这个西藏历史上最重要的纪念日,在香港,举办了第一届香港西藏纪录片节。据苹果日报当天报道,“由内地关注西藏问题的‘目刻工作室’主办,香港多个关注团体协办;将由今日起至 4 月中,在港放映七套西藏纪录片。这七套片全部在内地禁播。”其目的是“呼吁港人关注西藏人权问题”,因为“‘西藏的今天,是香港的明天’”。 由此我想起很多相关的故事。比如去年我在拉萨住了三个多月,有一天,我穿过老城的某个小巷,偶然遇见一位大姐,她认出了我。当我们轻声交谈时,她突然哭了,原来她的丈夫因观看尊者达赖喇嘛讲授佛法的视频,被判刑 3 年。又比如,连手机里保存一些被当局禁止的“反动歌曲”,通常都是思念尊者达赖喇嘛的歌曲或倡导民族意识的歌曲,也会导致危险。 2008 年的年底,当局在拉萨就抓了 59 名“从网上非法下载反动歌曲”的年轻藏人。而这几年,从安多和康传出的歌中,隐喻已经越来越彰显,尊者的法名、图伯特的旗帜、狱中喇嘛的名字甚至流亡西藏领导人的名字,不加掩饰地出现在歌曲里,为此近几年被捕的歌手众多。 其实观看这七套西藏纪录片的任何一部,我指的是在拉萨或者在其他藏地观看,都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说出来都可能没人会相信,在拉萨常常盛传因为看了一部被当局认为是“反动”的电影,轻者被传唤,重者被拘留甚至被判刑。这样的传说流行甚广,却还是扑不灭渴望看到真相的强烈愿望,于是相应就有了各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对策,比如在放映电影时,不但要拔掉有线电视线,还要用绝缘的黑胶布将有线电视线的线头缠了又绕,据说这样才会保证在放映“反动电影”时,不会通过有线电视线传到邻居的电视上。由此可见恐惧是多么普遍,但不肯妥协也很普遍。 我看过这七套西藏纪录片的其中几部,基本都是在北京的家里观看的。有意思的是,虽然北京与拉萨的当权者都是同一个,但这两地的自由度却有显著不同。我的意思是,在北京呼吸到的自由空气远远多于拉萨,这当然是隐喻,因为谁都知道北京的空气污染已经到了伤害人体的程度,而蓝天白云的拉萨虽也有污染,但还是比北京更适宜人的居住。 所以几年前,曾有一段时间,常有年轻的藏人们,从就读的大学校园或暂住的旅舍来到我家。我们在一起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观看与西藏有关的电影。但我仍然不敢放太大声,总是不由自主地担心这些讲述西藏真实的电影,会被隔墙有耳的耳朵听见,给他们惹来麻烦。而在观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我总是会注意到,当画面上出现了尊者的音容笑貌时,年轻的藏人们会双手合十,表示敬意;当画面上出现了充满苦难的历史或现状时,年轻的藏人们会难以自禁地落泪…… 其实,我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要表明,在香港这样的拥有较多自由的地方,可以看到这么多讲述真相、见证历史的西藏纪录片,是多么地幸运。甚至,与生活在高压下的藏人相比,这样的幸运是难以企及的幸福。换句话说,拥有自由就是幸福。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幸福是否会长久。 我还想说的是,这七套西藏纪录片中的一部,即境内藏人当知项欠和僧人果洛久美拍摄的《不再恐惧》,不但是禁片,当知项欠因此被判刑六年,至今在狱中受苦,果洛久美多次被捕,去年 9 月底被失踪甚至被当局通缉,至今生死不知。 2013/3/30 (本文为 RFA藏语专题节目 ,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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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国婉拒日本参与雅安地震救援

安倍晋三向中国表示愿意支援四川雅安地震救援 中国四川芦山县大地震经过24小时后,到周日(4月21日)中午为止 ,日本还在等待中国允许日本参与救灾的讯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六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国强说:“我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衷心慰问,同时对牺牲者及家属表示深切哀悼,日本有意作出最大程度的支援,祈祷灾区尽早复兴。” 据日本外务省说明,中方对安倍致电表示了谢意,但说:“现在还没有接受外国援助的必要,今后有必要时,希望随时联络。” 于是日本就开始了等待。 网络上有不少网民周日说,地震救灾前72小时是生死线,现在还不邀请,就意味着日本救援队即使去了,到灾区救出活人的几率也不高。 一名自称“亚洲金帽”的网友质疑:"中国政府怕外国救援队什么呢?外国救援队不会去吃中国的,日夜抢救也不可能住酒店睡觉。" 一名叫作“英国短毛”的网友说:“5年前四川大地震后,就是因为中国允许外国救援队入境晚了,才救不出活人的!” 日本主流传媒也都报道了安倍向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援之意,但尚未获得中国接受的消息。 同时四川地震灾害随着灾情严重也在日本升上重要的新闻位置。 日本各大传媒周六晚还纷纷把美国波士顿追捕恐怖疑犯作头条,到了周日共同社等部分已抵达灾区的记者发回的报道都忧虑地描述灾情、中国全力抢救的态势,并指出包含不少藏人的灾民们面临着塌方等二次灾害危机,引起社会同情与关注。 另一方面,日本地震专家也指出四川周六的地震与08年发生的8级地震同属一个地壳断层,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加藤照之说:“都是龙门山断层带,可以考虑是08年以来断层带活动的延续。” 他指出:“今后还有里氏6级左右余震的可能性,灾区有必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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