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吴晓田（音）在北京的家中，每天晚上都要用盐水清洗鼻窦。
北京——这名男孩的慢性咳嗽和鼻塞是去年他3岁时开始的。他的症状在今年冬天恶化了，当时遍布中国北方的雾霾飙升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现在他每晚必须用一台机器的管子，用盐水清洗鼻窦。
这名孩子的母亲张子萱（音译）说，她基本上不让他出门，而必须出门时，她通常会给他戴上口罩。她曾在英国留学，她说那里和中国比起来，可谓“天壤之别”。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顺义国际学校的学生，当雾霾严重时，他们会在有空气过滤系统的穹顶下活动。
在北京和其他城市，致命污染物的水平，高达指导值极限的40倍，这已经吓坏了父母，使他们采取措施，极大地改变了孩子们在城市中生活的常态。父母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关在家中，即便这意味着令他们疏远朋友。学校取消了户外活动和郊游。收入水平较高的父母，则基于空气过滤系统来选择学校，而一些国际学校在运动场上建起了体积巨大、外观前卫的穹顶来确保呼吸健康。
“我希望，我们将来能搬到外国，”律师张子萱在谈到她患病的儿子吴晓田（音译）时说，“否则我们会呛死的。”此时吴晓田正在他们公寓里的一张垫子上玩耍，旁边就是一台新的空气净化器。
她并非唯一想要离开的人。一些中产和上层阶级的中国父母，以及外籍人士，已经开始离开中国了，企业高管称，这一趋势可能导致人才和经验的大量流失。外国父母也以污染为理由，拒绝了高级职位，或与雇主谈判，要求对其艰苦现状进行补偿。
目前并没有关于逃离北京的统计数据，而且许多人仍旧渴望来北京工作。但是离开北京的议论，已经在这个首都，以及中国的微博和育儿论坛上变得愈加紧迫。中国人还在讨论去西藏、海南和福建等所谓的“好空气目的地”度假。
北京和睦家医院(Beijing United Family Hospital)的家庭健康医生圣西睿智(Richard Saint Cyr)新近当上了父亲。他说，“我在这里待了6年，从未看到他们紧张到像现在这种程度。即便是我自己，我也从未像现在这么焦虑过。情况一直极其糟糕。”这家医院的患者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
他补充说，“特别是许多母亲，已经为自己搬到北京生活而后悔。我想许多母亲都受够了把孩子关在屋里了。”
很少有哪种事态的发展，能够像意识到领导人无法遏制孩子面临的威胁，无法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那样，快速地侵蚀公众对共产党的信任。2008年，超过5000名儿童因为学校在地震中垮塌而遇难，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愤怒；同年，一场毒奶粉丑闻导致了6名婴儿死亡，此外还造成数十万名儿童患病。官员们却极力压制愤怒的父母，有时通过武力恫吓，有时用金钱收买。
但对于空气污染的愤怒则传播得广泛得多，而且其势头才刚刚开始增大。
张子萱的父亲张肖川（音译）说，“我不信任北京政府的污染检测数据。”他是一名退休的报纸管理人员。
对于儿童和胎儿的长期损害的担忧，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暴露于高水平空气污染下的儿童，会遭受永久性的肺部损伤。这项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洛杉矶进行的，当时那里的污染水平比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要低得多。
上个月，加利福尼亚的研究人员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儿童患自闭症，与孕妇暴露在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中有关。在纽约完成的一次研究中，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发现，产前接触空气污染物，可能导致儿童患上焦虑、抑郁和注意力集中方面的问题。参与该研究的部分研究人员，较早前在中国重庆开展的一次研究发现，孕妇产前暴露于一座煤电厂的高水平空气污染物后，所生产出的儿童头围较小，身体生长较为缓慢，且在2岁时进行的认知发育测验中表现不佳。该工厂的关闭使得之后出生的儿童拥有的困难较少。
分析表明，如果中国不改变经济发展政策并强化环境监管，将来情况也不会有好转。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在2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前的煤炭使用和汽车尾气排放趋势意味着，到2025年，空气污染预计还会恶化70%。
中国北方的一些儿童医院报告，今冬就诊的呼吸道疾病患者人数很多，那段时间空气污染水平也急速加剧。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在今年1月空气状况不佳的一周时间里，北京儿童医院每天收治的急诊患者高达9000人，其中有半数是因为呼吸道问题。
家长则争相购买空气净化器。瑞士企业IQAir制造的空气净化器，在这里的售价高达3000美元，摆放在明亮的展示厅里。该公司中国区CEO迈克·墨菲(Mike Murphy)透露，在2013年头三个月里，销量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口罩已经成了城市着装标准中的一部分。张子萱在餐厅的桌子上摆出了五六个口罩，还拿出了一个适合吴晓田的，款式简单、画着泰迪熊的口罩。学校也在采取紧急措施，吴晓田就读的私立幼儿园过去每周都会带孩子们参加校外活动，但今年这些活动大部分都取消了。
在著名的北京四中，污染指数高的时候，就会取消室外的体育课。这所学校长期以来一直在培养中国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孩子们。
已经被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录取的高三学生董一夫说，“有蓝天、空气似乎很干净的日子非常珍贵，我常常会出去锻炼。”
为了让孩子们能活动起来，精英学校纷纷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其中就包括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Dulwich College Beijing)和北京顺义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后者在今年1月建成了两个由合成纤维织物制作的白色运动穹顶，盖住了运动场和网球场。
学生活动主任杰夫·约翰逊(Jeff Johanson)表示，这两座穹顶和辅助建筑的建设始于一年前，目的是让1900名学生在天气恶劣和污染严重时都有锻炼的场所。工程耗资570万美元（约合3520万元人民币），其中还包括医院级别的空气过滤系统。
老师们会查看美国大使馆(United States Embassy)每小时更新的空气质量数据，来判断孩子们应该在户外，还是在穹顶内部玩耍。约翰逊说，“小学生们再也不会总想着课间休息了。”
一名美国母亲，塔拉·达菲(Tara Duffy)表示，她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了一所早教学校，部分考虑因素是，那里的教室装有空气过滤器。这所学校名叫3e国际学校(3e International School)，学校还邀请医生来讨论污染问题，并在烟雾水平升高时，禁止孩子们在户外玩耍。达菲说，“在过去6个月里，亮警报的日子多了很多，于是他们就让孩子们待在室内。”达菲是一名撰稿人，也曾是NGO的顾问。
达菲还说，她会检查每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以决定是否要带女儿去户外野餐或户外的活动空间。
现在，在中国居住9年之后，达菲决定要离开中国，她指出的主要理由有污染和交通问题。
驻北京的外国人，甚至在中国以外的外国人当中，很多都在进行这样的考虑，
一对有一名幼子的美国夫妇，在考虑一家基金会驻北京的高级职位时，就讨论了污染问题。污染也是他们最终拒绝这个职位的原因之一。安可顾问公司(APCO Worldwide)北京办公室高级顾问麦健陆(James McGregor)表示，他听说一位家有幼子的美国外交官，拒绝了调任北京的机会。尽管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会对驻北京人员发放相当于工资的15%的奖金，这笔奖金的部分存在原因就是污染。其他中国城市的艰苦津贴在20%至30%不等，这些城市也饱受恶劣空气的困扰，但上海除外，上海的艰苦津贴为10%。
“我在北京生活了23年，我的孩子们也是在这里长大的，但如果我现在有年幼的孩子，就会离开这里，”麦健陆说，“很多人都开始制定撤离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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