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奴隶（详见：李承鹏：圣奴隶）

胡耀邦祭日相关：
耀邦
胡总书记
24周年（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4周年祭日）
胡赵（应指胡耀邦和赵紫阳）
改革派

纽约时报+宝宝（详见：BBC | 《纽约时报》中国腐败报道夺普立兹奖）

香港的LMF大懒堂乐队原定于5月1日在广州举行在内地的首次音乐会。但在4月15日，主办方突然告知乐迷称因“技术原因”，该音乐会将被取消。由于LMF 大懒堂...

据中国新闻出版网报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下发《关于加强新闻采编人员网络活动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强新闻采编人员使用网络信息、开通个人微博等网络活动的管理。《通知》要求，未经批准，各类新闻单位均不得...

《纽约时报》今年的多篇获奖报道都与中国有关。 美国普利策奖公布今年得奖名单，《纽约时报》有关中国高层贪污腐败问题的报道赢得国际新闻奖。 普利策奖表示，《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张大卫（David Barboza）在中国官员的强大施压之下，以充分的文件作支持，发表了瞩目的报道。 张大卫的获奖报道包括去年10月有关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积聚巨额财富，以及去年5月有关中国太子党利用家族关系敛财的报道。 有关报道发表后，《纽约时报》的网站在中国遭到屏蔽；温家宝家属与其中一篇报道提及的中国平安保险均威胁要对《纽约时报》采取法律行动。 《纽约时报》今年一共获得四项普利策奖。除了张大卫的国际新闻奖外，获得释义性新闻奖的《苹果经济》系列报道也与中国有关。 据《纽约时报》中文网介绍，“苹果经济”系列报道分析了苹果等科技公司的商业行为，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科技产品供应链中的角色。 另一方面，《纽约时报》关于2012年2月华盛顿州喀斯喀特山脉隧道溪（Tunnel Creek）雪崩的多媒体网上报道也获得了专题报道奖。 评审认为，约翰·布兰奇的特别报道《雪崩》运用了科学知识来解释雪崩的发生，叙事手法“让人回味”，多媒体素材的“灵巧整合”进一步提升了报道质量。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博达哈大佛塔，加德满都藏人群体的一个聚集地。今年2月，一名僧人为了表示对中国的抗议，在该佛塔附近自焚身亡。 尼泊尔楚萨——西藏以南的这一片的风蚀沙漠谷地曾是西藏牦牛商队有名的中转站，这些运盐的商队艰难地穿越喜马拉雅山结冰的山脊，途径此地。20世纪60年代，这里成为西藏游击队的基地，这些游击队接受中央情报局(CIA)的培训，以攻击那些占领他们家园的中国军队。 如今，出现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西北佛国木斯塘边陲的，却是中国人。中国官方试图阻止那些心怀不满的藏人逃往尼泊尔，他们还争取到尼泊尔当局的帮助，镇压尼泊尔藏人的政治活动，尼泊尔现在有2万名藏人。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木斯塘王子吉格米·辛基·帕尔巴·比斯塔。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尼泊尔木斯塘地区一座寺庙里的转经筒。中国正试图限制心怀不满的藏人逃往尼泊尔，并因此向尼泊尔官方寻求帮助。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木斯塘地区的亚拉村。中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对尼泊尔施加影响，其中大部分都涉及经济刺激措施。 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对尼泊尔施加影响，主要是财政激励措施。在木斯塘，中国每年提供价值5万美元（约合31万元人民币）的食品援助，并派遣军事官员跨越边境与当地的尼泊尔人讨论木斯塘王子所谓的“边境安全”问题，该王子只是名义上的王子。 中国在尼泊尔各地实施的举措已经奏效。据生活在尼泊尔的藏人透露，尼泊尔警方经常逮捕在加德满都参加反华抗议活动的藏人，警方甚至阻止藏人庆祝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生日。 在2012年的前八个月中，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尼泊尔的西藏难民的人数约为400名，比2011年同期减少50%。藏人将人数的减少归咎于中国在西藏地区不断加强的安保力量，以及中国培训的尼泊尔边防人员。 虽然美国政府曾表示将为西藏难民提供庇护，但尼泊尔政府拒绝允许5000名难民前往美国。 加德满都博达哈大佛塔藏人聚集区熙熙攘攘，曾是僧人的扎西甘单（Tashi Ganden，音译）坐在一家咖啡屋的天台上说，“藏人过去很容易在尼泊尔找到工作，很容易融入尼泊尔社会，但那是在中国施加影响之前。”在中国，扎西甘单是一名重要的政治犯。 尼泊尔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毛派游击队与军方长达10年的内战以及尼泊尔政府的持续不稳定致使尼泊尔更加贫穷。内战于2006年结束。尼泊尔与印度及中国接壤，尼泊尔领导人曾试图利用中国抗衡印度长期以来的影响。 近年来，尼泊尔和中国的相互示好有增强的趋势，中国提供大量援助资金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专业技术，并在蓝毗尼佛家圣地投资，据说，蓝毗尼是佛祖的诞生地。与此同时，中国也派有安保工作经历的大使前往尼泊尔。 4月1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加德满都告诉记者，中国方面的压力致使藏人更难进入尼泊尔。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卡特说，“我希望，尼泊尔政府不要同意中国的要求。” 尼泊尔内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联合秘书尚卡尔·普拉萨德·柯伊拉腊(Shankar Prasad Koirala)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尼泊尔没有拒绝帮助难民。他说，“尼泊尔政府正本着人道主义在援助、接待他们。” 也有一些尼泊尔官员解释说，尼泊尔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容许在尼泊尔开展反华分裂活动。 2008年藏人爆发大规模运动后，中国加大阻止藏人进入尼泊尔的力度。此后，至少有110名生活在中国统治下的藏人自焚，这些自焚事件进一步促使中国官方加强了西藏城镇及尼泊尔边境的安保工作。 加德满都也出现了自焚抗议活动，尼泊尔官员因此对西藏问题感到更加不安。2月份，西藏僧人——25岁的竹钦泽仁(Drupchen Tsering)在博达哈大佛塔附近的神圣圆顶佛塔前自焚后死亡。 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倡议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Tibet)透露，该地区的藏人要求归还竹钦泽仁的遗体，但当地官员在上月末的一个晚上将其火化，称没有家庭成员前来认领遗体。官员们稍后发布通知，警告不要举办公开葬礼。 近年来，官方对公开的宗教庆典活动进行了镇压，一些藏人还因此被关押数日。所谓的宗教庆典包括达赖喇嘛生日前后的一些庆祝活动。达赖喇嘛目前在印度流亡，加德满都曾经驻有一名他的代表，但其办公室于2005年被政府查封。 一位名叫次仁(Tsering)的年轻男子说，2012年4月他前往加德满都的一座寺庙参加生日庆典，结果却发现尼泊尔警方封锁了那片地区。整个聚会被搬到了一个礼堂。“我们连达赖喇嘛的生日都无法庆祝，”他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曾是僧人的扎西甘单说，2012年1月，当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宣布即将对加德满都进行四小时访问，有几十名藏人被提前逮捕。当地居民说，温家宝的访问原本定在一个月以前，但是因为担心会遭到藏人抗议而被取消。访问期间，温家宝同意在三年内为尼泊尔提供11.8亿美元以及其他援助。 最早的西藏难民是在1959年来到尼泊尔的。当时达赖喇嘛逃离西藏，他们就在难民营里安顿下来，至今这样的难民营仍有13个。博达哈大佛塔附近出现了一块藏人飞地。有些藏人通过制作毯子和手工艺品致了富，一些著名的西藏寺庙还积累财富，买下了加德满都谷地(Katmandu Valley)最好的一些房产。 之后，随着更多像扎西甘单这样的政治难民涌入，该地人口出现增加。藏人原本可以拿到难民卡，从而保障他们能享有一些权利，但尼泊尔在1998年结束了这种做法。 现在，难民需要支付约5000美元让蛇头把他们带到尼泊尔。他们通常会在位于加德满都谷地，由联合国难民署(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运营的一个转接中心待上六到八个星期，之后乘大巴前往印度。这些藏人期望能在那里得到达赖喇嘛的接见。 还有些是朝圣者，希望最终能返回尼泊尔，然后回到西藏。有些很久之前就来到这里的难民怀疑，有些难民其实是中国政府的间谍。 五年前，西藏发生了骚乱。在那以前，每年来到转接中心的难民都有2000到4000人。2008年，由于中国的安全部队封锁了西藏的城镇，这个数字降到了500至600人，次年又回升到了850人。此后便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 数十年来，尼泊尔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尼泊尔边防人员一般会让他们遇到的难民继续寻找避难所。而现在，藏人怀疑抵达加德满都的难民人数之所以很少，部分原因在于边防人员遣返了他们抓到的藏人，尤其是因为中国正在参与边境安全守备的训练项目。 边境地区的尼泊尔安全部队并不能独立地管控。去年，CNN播放了一段视频，一名穿着便服、身份不明的中国人，在边境线的尼泊尔一侧攻击一名CNN摄影师，而尼泊尔边防人员却在袖手旁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研究员凯特·桑德斯(Kate Saunders)说，“我们真不知道边境地区现在情况如何。” 对于中国而言，木斯塘地区是最敏感的边境地区之一。这是因为该地有康巴游击队反抗的历史，而且1999年，噶玛巴活佛(Karmapa Lama)从西藏秘密逃往印度时，还曾途经这个王国。现在，边境只在少数情况下，藏人和当地居民进行市场交易时，才会开放。 曾几何时，木斯塘人只需要拿着国王的书函就能进入西藏，前往冈仁波齐峰(Mount Kailas)朝圣。冈仁波齐峰是藏传佛教里最神圣的山。但是，这种朝圣之路在十几年前被中国政府切断。 “我们曾经要求政府，努力争取重新开放这条通路，”木斯塘王子吉格米·辛基·帕尔巴·比斯塔(Jigme Singi Palbar Bista)说。“我们的人民一直在仰望西藏的精神之光。”

中国媒体报道，公款吃喝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悄悄转入隐秘的“私人会所”。有评论认为，政府财政支出不透明、官员权力过大导致“反腐”难以奏效。...

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网于3月27日发起了一则名为“信心•信念•信仰”的网络问卷调查。问卷的前言称习近平的“中国梦”重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而为了实现中国梦则需要中国人民的信心、信念、和信仰：...

4月11日，《中国新闻周刊》网转载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杨正泉在《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一书中对当年 胡耀邦 报道的回忆文章。 4月15日适逢前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耀邦 逝世24周年纪念日，中国多家媒体转载了上述文章。 据杨正泉在书中描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大会，都是中央电台的重大宣传报道任务，都做了及时的宣传报道。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是一波三折。 播出胡耀邦逝世讣告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 上午11点，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召集紧急会议，布置对胡耀邦逝世的宣传问题。他说，胡耀邦因心肌大面积坏死而于今天上午逝世，据了解，胡耀邦是在4月8日政治局开会时突然发病的，后送往医院治疗。艾知生说，我们最先知道了这一不幸消息， 新华社 今天赶发消息，讣告今天晚上播出。拿到消息后，什么时候广播要请示。治丧规格相当于叶剑英、刘伯承元帅去世时的规格，不是按照政治局委员的规格治丧，是按照长期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规格。要查一下叶、刘二帅去世时的宣传情况。 据了解，12点20分， 新华社 即向境外发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香港传媒于13点20分已刊播，但是，此稿未对内发。因为已经对外发稿，中央电台考虑这样的消息对内不应该晚于对外，想对内赶发。经请示部总编室同意，中央电台于14点零4分对内播出了新华社向境外发的胡耀邦去世的80个字简讯，后面播放了1分17秒的哀乐（在简讯后头播出哀乐过去没有过）。首播连续播出两遍，15点又播出一遍，无哀乐，后在16点、17点又安排了播出。既然治丧规格如此高，只是播发简讯显然是不恰当的，听众也不会理解。但直到这时，新华社仍未对内发稿，说是等到晚上才发，至于为什么要抢先对外发而对内晚发，时间又相差甚多，不得而知。艾知生知道中央电台播出了简讯后，他说，播就播了，不要声张，以后就不要再播了。 15点10分，中央电台召集部主任传达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并就播出安排明确了几点意见：一、争取在18点半《全国联播》中播出讣告和1分17秒的哀乐，如果讣告来不了，也要上简讯和哀乐，因为已经播出了简讯，联播中没有这一消息容易产生误解；二、中央电台对少数民族广播如来不及翻译讣告，也要先播出简讯；三、对台湾广播按照联播的要求安排；四、讣告之后不播出文艺节目，要注意全台节目的气氛。 奇怪的是，13点47分新华社先发了”胡耀邦同志简历”，直到17点仍未发出讣告稿，可能是审定讣告的环节还未定下来。为此，中央电台为联播节目设计了几种预案：一、先播简讯、哀乐；二、讣告稿随来随播，用”刚刚收到的消息”；三、除安排直播联播节目的两名播音员以外，增加一名播音员（方明）待命，准备随时播出讣告。为了等讣告，大家都很着急，有人不明白：”如果对内对外都不播出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发生的事情把首播权让给境外？”有人自我解嘲：”别人不着急，我们何必着急。如果抢发新闻出了问题，拿我们是问，不出问题也没人说好，又何必着急呢？”但是，作为一名广播工作者，作为国家电台，总有一种责任感。 正是出于这种情况，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出现了奇特的安排：18点半先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哀乐，在播出了其他两条新闻之后，18点38分又以”刚刚收到的消息”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讣告（收到稿子是18点32分，方明直播），但在讣告后也就不好再放哀乐了，也就是说在同一节目中播出了两次内容不同、规格不同的消息和讣告。这种发布的不统一和中央电台播出安排的混乱，使听众感到莫名其妙。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出现了一些谣传，一些高等院校贴出了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以悼念胡耀邦为名发泄不满情绪。 对于胡耀邦逝世的治丧宣传，开始时设想的规模较大：21日首都各界代表10万人瞻仰遗体，胡耀邦的老家湖南可派人来京；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开追悼大会，4000人参加，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出席，中央关于丧事活动安排的通知中提出追悼大会由”中央三台”（中央电台、国际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实况。实际上， 追悼会比叶剑英元帅去世时的宣传规模还大，那时没有转播追悼会；灵车由中央领导人乔石、胡启立、宋平、 温家宝 护送经长安街到八宝山 ，沿途可以报道（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治丧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总书记重返长征路》纪录片，还可播放其他活动的纪录片，报纸发照片专版；组织写胡耀邦工作期间解放老干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工作作风、青年工作和农业方面的纪念文章；播出金日成、西哈努克、昂纳克等外国党政领导人的唁电等。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可在一些高校设灵堂，胡耀邦家中设灵堂，亲朋好友前去悼念吊唁，不作公开报道，但电视台可拍摄留作资料。 据了解，胡耀邦去世后，每天有近千人排队到家中去吊唁。 后来，出现了不正常的悼念活动，有人借题做文章。起初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冷静的，分清正常悼念活动和不正常活动，只要不出现打砸抢，坚持正面引导，不激化矛盾；宣传上严格按照中央的布署去做，注意把关，不要有诱发问题的报道和照片。由于事态的不断扩大，后来有一些治丧活动的报道被取消了，突出了追悼大会。 转播胡耀邦追悼大会 对于追悼大会的安排和”中央三台”的转播是非常精心的，深怕万一考虑不周而引发事端，不能帮忙，反而添乱。4月19日晚，到人民大会堂开了预备会议，并看了追悼大会的现场。那时，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广场上有数万人熙熙攘攘，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摆满花圈，镁光灯闪闪烁烁，晚上10点半在回电台的路上，仍然有许多人正赶往天安门广场。后来得知，游行示威的学生要准备占领广场，阻挠追悼会的举行，甚至有传闻说，有的人准备拦截灵车。 中央分析，形势发展很快，气氛正在发生变化，悼念活动已退居次要位置，一种骚乱的情绪正在增长，一些有组织的活动正在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请愿的学生提出七条要求，要求由中央常委出面见他们，一些人发表演讲，言词激烈。中央提出，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是任何一届政府的职责，稳定大局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新闻舆论要跟上形势，要敢于讲话，实事求是，态度坚决，发表些言论，引导学生头脑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被人利用；要劝说群众，他们是希望稳定的，想制造事端搞动乱的人只是极少数，如王丹、方励之、李淑娴这样的人。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只要不出现打砸抢，就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发生直接冲突。前一阶段对悼念活动的报道过热了，加强舆论引导，不能自行其是，要保证追悼会正常进行。 追悼会定于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电台的转播人员原准备8点30分出发，9点50分开始转播。8点多钟，从人民大会堂传来消息，大会堂的东门口和天安门广场全是静坐的学生，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人员和转播车无法进入东门。我们顿时紧张起来，追悼会能否按时进行？能不能按时转播？中央电台立即研究了两种方案：一是马上去人民大会堂，想方设法进去，保证按时转播；二是如果进不了人民大会堂，请负责现场扩音的技术人员，将实况讯号传送到广播大楼中央电台播音室，由播音员在电台播音，保证万无一失。我们出发后，看到从六部口到人民大会堂沿途已经戒严，车辆顺利通过，改道西门进入了大会堂。我们松了一口气。 中央电台从9点50分开始转播，追悼会10点准时开始。这时候才得知，天安门广场上临时安装了扩音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也在收听转播实况，这是事先双方商谈达成的条件之一。原计划追悼会的主要仪式结束，电台转播即告结束，后来改为对全国听众的转播按时结束，由广播大楼播音室播出结束语，告诉全国的听众转播结束，而对广场上的学生则继续转播群众向遗体告别的实况，以稳定学生的情绪。实际上转播的时间拖得很长，直到灵车出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南门以后，才专门对广场上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转播现场播出了结束语。这种精心的设计，是为了稳住广场上的学生，让灵车能够顺利出人民大会堂，顺利通过西长安街。为此，中央电台也临时取消了沿途现场报道灵车经过情形的计划。 这一切的变动，都是在追悼会进行中临时确定的，宣传报道也随之改变。例如，依据可以报道灵车沿途情况的安排，中央电台在灵车经过的沿途设了记者报道点，准备进行现场报道，并事先进行了演练。原计划灵车出人民大会堂东门驶入西长安街，由于担心中途受阻而临时改道西南门，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因为电台现场报道”通风报信”而可能出现的麻烦，也就临时取消了中央电台的现场报道。对于这种变动，早已等候在沿途报道现场的记者并不知道，所以，当灵车经过西长安街到八宝山的沿途，中央电台记者仍然按照原定方案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们的报道依然传送到广播大楼，大楼里依然录音，只是不再播出，成了一次真正的实战演习，为后来庆祝国庆40周年分点报道游园活动做了预演。 在即将起灵时，胡耀邦的夫人李昭率子女在胡耀邦的遗体前，说了一段深情的告别话。这天上午，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学生坐满了广场，四周人来人往，他们举着”青年斗士，民主领袖”、”浴血民主”等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着一场大的 风暴 不可避免了！

4月10日，中国海关发布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的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0%，进口同比增长了14.1%，进口超预期的强劲回升。但有外贸系统人士透露，这一超额增长和部分地方省市保外贸增长以及保政绩有关。例如有地方政府付费知会海关特殊监管区内的企业将仓储的商品运去香港，隔日再运回仓库，一进一出刷高进出口贸易额。 中国海关4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的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0%，进口同比增长了14.1%。进口超预期的强劲回升以及出口增速的大幅回落致使3月呈现8.8亿的小额贸易逆差。 不过，有外贸系统人士提醒，有两项数据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一是一季度内地和香港双边贸易总值为1098.8亿美元，大幅增长了71.2%，占内地外贸总值的11.3%，跃升为中国大陆一季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二是一季度的海关特殊监管区的货物贸易量达到1146亿美元，增长了1.3倍。 接近商务部人士4月10日表示，从过往的数据监测来看，内地和香港双边货物贸易并无如此规模的进出量。 另一外贸系统人士透露，这一超额增长和部分地方省市保外贸增长以及保政绩有关。2012年4月，华东七省市外贸形势座谈会上曾立下“军令状”，要力保全年10%外贸增速目标达成，各省均提交增长目标，并将任务以签订目标责任书的形式分解至地市。 无奈去年外需形势严峻。上述外贸系统人士说，部分地市采取了非常规的应对措施以应付上一级政府施加的压力，包括利用海关特殊监管区推高贸易数据。 该人士举例说，部分地方政府支付运费，知会海关特殊监管区内的企业将仓储的商品运去香港，隔日再从香港运回监管区的仓库，一个货柜车按400万美元的贸易额额计算，一进一出就完成了800万美元的贸易额。他介绍，通过这种方式，有的地区40天就能完成16亿美元的“贸易额”。 2006年、2007年，沿海地区也曾经出现过一轮虚假出口，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几部委曾联合调查，当时的动因既有国内出口企业需要做高贸易额骗取更多配额，也有境外热钱伺机通过报高出口价格将热钱导入国内。 事实上，从2012年以来，中国的贸易数据的月度波动幅度极大。去年4月份外贸减速，5月份出人意料大反弹，随后的7、8月外贸增速几近零增长，9、10月出口明显改善，11月出口增速又高位下滑。受访人士说，除去订单短期化、外需不稳定等因素外，数据的水分也可能是导致数据异常波动的原因之一。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猜你喜欢 少喝几口酒 经济就减速 外贸大跃进 笑长换了 一年120万 绝对文明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