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位于北京的波士顿咨询机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富裕阶层向海外转移资产趋势在加快，未来两三年内资产转移规模将翻番。评论人士认为政治与市场出现动荡时，这是富人们理性的选择。...

图：工人正在打捞黄浦江中的死猪/人民网 上海，中国——上海黄浦江松江段水域发现大量死猪以来，有关部门打捞上来的死猪已经超过2800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字还有可能上升。上海也初步断定这些猪来自浙江嘉兴，当地养殖者的猪出现大量死亡的情况，嘉兴表示猪是冻死的，而非病死。 3月5日以来，上海松江地区的横潦泾河道内出现大量死猪，该处水域为黄浦江二级水源保护区，并供应松江等周边的地区的自来水。河道内发现死猪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且已经打捞起死猪的数字达到2813头，上游嘉兴地区的抛扔死猪行为若仍持续，这一数字将会继续上升。由于天气逐渐转暖，照片上可看出一些死猪出现了腐烂的情况，上海水务局表示水质未受到影响，因此未暂停取水。但民众对于用水安全仍不能完全放心。 3月11日，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部门发布消息称，初步确定这些死猪主要来自邻近的浙江省嘉兴地区。上海市农委已派员赴嘉兴市通报情况，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制止当地养殖户向河道抛扔死猪行为，防止发生类似事件。 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已采集漂浮死猪的心、肝、脾、肾、淋巴结、扁桃体等内脏样品5套，只在一份样品检出猪圆环病毒病原阳性，其余样品所有检测项目为阴性。据专家介绍，猪圆环病毒病是一种近年来比较多发的猪传染性疫病，严重的会导致生猪死亡，但不属于人畜共患病。 同时，松江、金山、闵行、奉贤等供水企业的出厂水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本月4日起，位于上海上游地区的《嘉兴日报》报道了当地一个养猪大村生猪频频死亡的消息，据悉1月有超过1万头猪死亡，2月也有八千多头猪死亡，当地农户面临处理死猪的困难，出现了将死猪扔弃河道的情况。按照规定，死亡的猪要深坑掩埋或灼烧处理，随意抛弃会导致环境的污染。不过当地政府称未确认这些生猪死亡的数字。 浙江省农业厅一位顾处长表示，上海方面传来的消息，从黄埔江捞起的1200头死猪中，有十多头的死猪从耳标上辨识是来自浙江嘉兴，其它大部分的死猪无标识，来历不明，或因腐烂而难以辨认。根据腐烂程度，一些猪至少是在一个月之前死的。同时这位处长表示，经过排查可排除猪瘟现象，死猪多为冻死。 11日，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监测显示当地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物疫情，但仍反映出工作上的需要改进的方面。他说，要加强对养殖户的健康养殖和环保意识的教育；要有一套无害化处理奖补的措施，发现了问题能够及时上报，上报了以后能够及时进行处理；要强化动物的防疫工作，尽量做到少死。 今年以来中国公众对于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关注日渐增加，上海发现大量死猪的水域临近取水口，令公众对于水质安全倍感担忧，据悉类似情况往年也有发生，只是死猪的数量较少。FMN

路透社北京消息，中国异议人士、艺术家艾未未周一宣布，计划发行一张重金属音乐专辑，他将在专辑中“发表己见”，如同他在艺术中的表现一样。艾未未对路透社表示，2011年遭秘密拘留81天的日子里，让他涉足音乐...

习近平在讲话后会见了军队人大代表（新华社图）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求军队“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 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星期一（3月11日）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说，“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 “全军要准确把握这一强军目标，用以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要铸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不动摇，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 习近平在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军委主席。 中共自从武力夺取政权后一直把绝对忠诚的军队看做政治权力的终极保障。 分析人士说，在被任命为总书记后的近四个月中，习近平已经把军队的保障牢牢握在了自己手中.

中国官方周日宣布，政府将撤并一些国务院部委，精简官僚机构。据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这是30年来的第七次国务院机构改革。...

虽然揭西当地政府发表声明称外界所传的当地有村民被打成重伤、该村被停水停电等新闻为谣言，并一再强调当地政府“积极参与”和村民的“和解”。然而昨晚在上浦村再次发生的警民冲突中，警方对当地百姓大量使用催泪弹...

中国——央行3月10日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新增贷款6200亿元。同时，2月末，我国货币供应量余额达到99.86万亿，逼近100万亿，居世界第一。 央行 的数据称，2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99.86万亿元，同比增长15.2%，比上月末低0.7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2.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9.61万亿元,同比增长9.5%，比上月末低5.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5.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6.03万亿元,同比增长17.2%。当月净回笼现金2136亿元。 新京报的消息称，“截至2012年底，中国货币供应量余额为97.42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是排名第二的美国的1.5倍，美国当时的货币供应量为64.71万亿元。从2002年初的16万亿，到如今逼近100万亿，十多年里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超过5倍，货币是否超发再引争议。”报道引述专家观点称货币超发会推高物价水平。 而在今年2月，《人民日报》撰文反驳有关“中国是全球最大印钞机”的说法，文章引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的观点称，“即使中国目前的发钞量比较大，但也不能因此忽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简单地作出中国货币超发严重的判断。”他还认为合理的发钞应该同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相适应，比如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再次增量发行就是一种过度发行。 此外，据央行初步统计，2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1.0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28亿元。其中，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6200亿元，同比少增907亿元，较今年1月份环比下降42%。FMN

中国的“富二代”徐义淳在美国违规驾车造成1死3重伤，最后“中国妈妈”交出200万美元保释金将其保释出狱，这件事在美国西雅图社区引起当地民众议论纷纷，更多人将此事件的焦点集中在中国富爸、富妈、富二代以及...

去年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飓风时，纽约一加油站前有人掏枪顶着别人的脑袋想插队加油，这使我想起王力雄政治预言小说《黄祸》里抢米风潮拉开中国崩溃的序幕。空气里弥漫着的硫磺气息，常是危机城市的爆炸前戏。 人类社会的秩序很脆弱，就像生命本身一样脆弱。在倾斜帝国的病态社会结构中，鸡毛蒜皮之事都可能引发连锁巨波，顺势不可收拾地摧毁不公正与特权的秩序，在这个过程中谁将曜升崛起，国族将走向何方，是重建不公正与特权，还是新开公正与平权，常常会是一发千钧、命悬孤吕。 不公正制度造就的社会，在其秩序被摧毁时，摧毁的暴烈程度既取决于它的不公正程度，也取决于人心被荼毒的程度，更取决于人心触底反弹向往真善美爱的强度与广度。任何一场革命都有它的道德水准，数百年来，英法美俄中印诸国惊天动地的革命声中，也激荡着道德血水的深浅相映，这些革命从成败两方面印证着罗素的论断： “值得注意的是，最成功的革命，比如1688年英国革命以及1776年美国革命，是那些对法律身怀敬畏者完成的，没有这份敬畏，革命就容易堕入无政府动乱或独裁专制状态。” 除了英国和美国革命，甘地领导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平权运动，也是罗素上述论断的极好注脚。甘地一生总共绝食过18次，多次成功阻止了仇恨与杀戮的升级，他认为政治仇恨意味着印度人民还没有为独立做好准备。罗素说的法律，当指包括自然法在内符合人们基本良知和常识的各种伦理观念或规范，如果换个说法也可以是指常识性的社会伦理。 甘地的条件固然很不错，比如他所面对的是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可以自由办报，可以游行，可以结社组党，这些都足以让他充分利用非暴力空间去完成民族解放大业，但同样不可忽视，甘地是受过英国正统法学教育的执业律师，虔诚信仰“神”的信徒（他将“神”称为“真理”），他有非常强烈的规则意识，而他所领导的人民也有着广泛的印度教信仰。马丁·路德·金深受甘地影响，反对暴力，他倡导的占座行动、填狱行动以及进军华盛顿（据说当时肯尼迪总统对游行队伍里的马丁·路德·金大为赞赏）。这些主客观条件，在中国，无论是败走麦城的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们没有，成功建政的朱元璋、毛泽东们也没有。在不产生蒙巴顿、德克勒克、肯尼迪的国度，固然难以产生甘地、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但是，革命者并非只有走毛泽东、波尔布特这条路，还可以像卡利亚耶夫那样“怀着温情热爱正义”，在万不得已破坏不该破坏的正义规则时，主动承担后果，否则“革命要脱离荣誉，我就会脱离革命”。加缪戏剧《正义者》中卡利亚耶夫的这句台词，道出了罗素所说“敬畏法律”的革命者因其最大公共性而视荣誉为生命的内在高贵情感。 是否敬畏法律，反映的是革命者对待革命的伦理态度。以阿伦特“革命向来且唯一的理由就是自由”论，革命并没有道德豁免权，苦难者的反抗与秩序重建并不因其苦难本身获得道德优势直飞天界，反抗方式本身也不能逃脱伦理的衡量。反抗者不但绝不会仅仅因为受过苦难就高贵，更不可能因反抗压迫就可以为所欲为——任何理由都无法为黄巢丧心病狂地创办人肉加工厂“舂磨砦”屠杀至少十数万人开脱罪责。 无论时间地点，无论谁，无论发动什么样的革命，只要是人的行为，都有着道德准则，即使标准常因世易时移而有移易。政治本应是共赢原则之上妥协的艺术，而革命是通过特殊手段将无法共赢的不公平状态扳回到均衡状态的极端政治，其目的在于回归规则，而不在于试图报复哪个具体个人或群体，更不应该是混乱无目的的自相残杀，合法的复仇该由司法完成而不该由革命完成，虽然革命过程中容易发生报复性乱局，但不应是主流，无目的相杀更该杜绝。若以亚里士多德政治的本义“处理平等公民之间的公共事务”而论，除了民国北洋时期短暂时间以及民主化转型以来的台湾以外，中国数千年来迄今并未有过真“政治”，只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伪政治。无论是引起农民战争的等级奴役，还是掀翻旧奴役重建新奴役的抗暴，都只是暴动者在处理他们心中的“家产”，而非公共事务；都只是占领原奴役者的宝座归自己享用，重新奴役一切人，而非结束奴役本身。可见，革命是基于被奴役者反抗奴役与特权，向往自由与平权的道德追求，还是基于被奴役者咸鱼翻身，取代原奴役者地位的私怨仇恨、道德杀戮，此间相距不啻千万里。 革命往往与大众运动相关联，但正如勒庞研究革命心理学时说的，大众运动虽是革命的重要形式，大众自己不会发动革命，得由领袖们组织大众进行，大众盲目而涣散，情绪易变；在同题研究中，卡内蒂认为，大众的品质既可能高于平均值，也可能低于平均值。大众运动不仅与领袖的品质关系密切，也与弥漫在空气中的某种神秘氛围密切相关。 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颁布“摧毁里昂城”的法令，雅各宾党徒约瑟夫.富歇奉命在短短三周时间里砍掉1600多个人头，破坏了20000幢私宅，尸首甚至污染了塞纳河，富歇赢得了“里昂屠夫”称号——他在执掌讷维尔、克拉姆西辖区时却未流过一滴血，而那时候别的雅各宾党徒却在各地大开杀戒；控诉并要求判处22名吉伦特党人死刑的德穆兰，在听到他们真被判死刑后，仓惶哀嚎：“啊，这可不是我本意！”曾经说过“宁愿上断头台也不杀人！”的丹东却是杀人不眨眼的公安委员会的主席，是杀人法庭的创立者；就是在报纸上撰文宣称要杀30万人的马拉也经常营救具体被判死刑的人（他还在日记里写过根据形势在不同的时间里应有不同的杀人数目）；签发了数千张死亡令的罗伯斯庇尔在1791年还是个死刑反对者，过了两年他就将“断头台变成了礼拜堂”。 这些怵目惊心而又奇怪的现象说明什么？ 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常常存在着一种嗜血的倾向，就是大众心理学上所谓复仇的“破坏性”和狂欢的“破坏性”。人们常常难以清楚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本意未必嗜血的人在结果上极端残忍。正如茨威格、博洛尔、霍弗等人都曾正确分析过的，所有这些人，德穆兰、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富歇的残酷是因为担心自己被视为温和派（在恐怖分子眼里，温和派就是投降派）。如蒙田曾经说过的，暴戾是因为怯懦和恐惧。他们为了让人们相信自己是坚定的革命派而杀人，如果不杀人，他们自己也会被杀，丹东就是因为最后不肯继续杀人而被罗伯斯庇尔指控“丹东想让革命的骏马停在妓院门前”（毕希纳戏剧《丹东之死》），并被他自己创立的杀人委员会判处死刑。 这里涉及革命过程中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就是恐怖分子对整场运动特殊的绑架能力。在俄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都存在一些极端暴虐的恐怖分子，他们是些如穴居动物一般的流氓，未必受过多少迫害，但有着对一切美好事物和一切规则的仇视，他们有着崇拜破坏的强烈情感，参与社会运动之后，他们就极易主导运动的性质和方向，整个运动的目的甚至都会被绑架，从而使得“人民”成为毕希纳所说的“米诺陶洛斯”，“如果十人委员会自己不想让它吃掉，就得每天喂它死尸吃。”这就是革命运动过程中神秘的恐怖氛围。 霍弗曾说过，“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但不能不相信有魔鬼，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这就是群众运动为什么会被绑架的原因，持温和观念和态度的群体因缺乏凝聚力而丧失战斗力，即便是善的力量也必须具有某种极端性，才能获得凝聚力而富有战斗力，即抵御和反击恶的力量。马丁·路德·金在其著名的《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列举了历史上诸多爱和正义的“极端主义”者之后，说了下面这段话： “问题并不在我们是不是会作为极端主义者，而在于我们会作为哪种极端主义者。我们是做恨的极端主义者，还是爱的极端主义者？我们是做保存非正义的极端主义者，还是扩展正义的极端主义者？” 比马丁·路德·金至少早了160年的路易斯·博洛尔，则在《政治犯罪》(Political Crime)中从相反角度提醒人们要注意城市暴动中的恐怖分子，他说： “潜伏在大城市郊外的暴徒比丛林野人更野蛮凶残，以反社会者只占少数、绝大多数人没有革命情绪为由误导人们堕入虚假的安全感是错误的：所有革命都是由胆大妄为的极少数人完成的：不错，暴徒的人数很少，问题是懦夫数量惊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1872年就以长篇小说《群魔》预言了恐怖分子将僭夺革命权、引导革命方向，并将整个民族带入地狱的可怕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在检视“共产主义幽灵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像在俄国那样强烈的抵抗”时，将最初的致敬送给了这“第一波就是《群魔》”。  霍弗说“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你可以说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都印证了这句话，但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当代的西班牙转型、台湾转型、韩国转型显然印证着相反的道理：他们的精英成员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和命运。霍弗的话不妨修改为： 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取决于品质最优秀者和品质最低劣者的力量对比关系。 马丁·路德·金、博洛尔、霍弗，以及前文提及的罗素，不约而同地将革命的成败关键指向人群中成就革命者的“极端性”品质——是追求真善美愛的、敬畏法律的，还是些恐怖分子？革命中有时难免发生暴力——绝对的非暴力是种理想，它需要太多主客观条件，在没有三权分立基础制度的国家几无可能。当暴力尤其是自卫性暴力不可避免时，应当将暴力强度降到最低点，以制服对方暴力为限，滥施暴力一定会走向初衷的反面。这也属于革命的伦理范畴。显然，被恐怖分子绑架的革命只会将暴力无限扩大而不是缩小，只有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些有着坚定意志的善的“极端主义者”才可能在血污的革命天空下以仁慈和理性之手紧握住舵盘，不让它翻进地狱。 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从未有过一场真正成功的革命，从来只是推翻旧奴役建立新奴役，从未结束过奴役，原因在于数千年以降，国人不知私权和程序正义为何物，将每一场反抗暴政的鼎革变成滥施暴力的血腥狂欢，每一轮“打土豪分田地”都为下一轮“打土豪分田地”准备仇恨的弹药。 当代中国适逢——从奴役走向自由，从专制奔向民主，从威权迈向宪政，从人治赶往法治，从集权转向分权，从一统步入联邦自治——的革命时代。在这嘈杂的革命声中，常能听到诸如清算或打击民营资本之类需要警惕的极强音。这些指向人和物的指控原本应该在民主宪政制度确立之后亮剑，旧制未除即汇成难以遏制的巨浪，一旦风云突变，保护私权和遵循程序正义的独立司法未及确立，私权就可能已经被消灭、程序就已经被践踏——走回到新一轮“打土豪分田地”老路上去了。 动辄下跪的跪族让人绝望，肆无忌惮的暴族则让人惊悸；视革命为地狱之门固然偏颇，把革命看成天堂之钥同样幼稚。在两个极点的针尖上跳舞，就不会有广阔的视界。重要的不是革不革命，重要的是革命者选择何种德性。 2013年3月1日於纽约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