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昨日在新浪微博发出了一张伊斯兰堡书店里中国书架的照片，并提及了其中几本有关“中国崛起”的书名： @胡锡进：伊斯兰堡书店里的中国书架，随便翻几本书的书名：≪中国崛起≫，基辛格的≪论中国≫，≪战争的中国≫，≪中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残酷崛起≫，≪未知的的龙≫，≪中印的龟兔赛跑，超级大国？≫。翻的不一定对呵。 然而有不少眼尖的网民指出，该照片内同时有显眼的《墓碑》和《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胡主编的“选择性失明”引来不少网民的调侃。...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大鹏看天下： 这条新闻，已全部打不开了。请转发，勿评论~ 2013年02月22日 15:16 (来自 WeiboScope (被审查的微博)) 傻哥气得笑哭了：...

数字与人 魏武挥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2月22日 “学习粉丝团”，这个微博账号从去年12月起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注意，原因在于它微博直播了习近平广东、甘肃行，不仅发布了很多习的近距离照片，而且速度极快——快到连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官方微博都惊叹“为什么会比我们还快？”。 大众开始猜测这位“学习粉丝团”究竟是谁，先猜是新华社陕西分社或者《人民日报》驻西安记者，因为其微博信息显示其来自陕西，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但2月9日微博主人接受了美联社记者采访，“自爆”身份。2月10日他发帖声称：这次接受采访是彻底曝光了个人资料，“连身份证都传给了记者”。他自称名叫张洪铭（Zhang Hongming，音译），是一位肄业大学生、祖籍四川；从事过快递，现在在江苏无锡打工，属于非常草根的社会阶层。这个微博纯属他个人行为，动机在于他对国家领袖的仰慕，并无他人支持或帮忙。 但这无法解释为何他获得照片的速度会比官方还快；学习粉丝团在对习甘肃行的直播中展出了一张属于近距离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习近平正兴致勃勃地浏览一个网站，距离近到连那台电脑的牌子都清晰可见。 2月11日，这个微博宣称要关闭；第二天又说还是要回来，但其最新的微博仍是2月8日一张“习大大祝微博粉丝春节快乐”的贺卡。从去年11月开始发表第一条微博，迄今“学习粉丝团”的粉丝数量已经接近100万。 我无意去探究论证这个微博背后究竟是些什么人——虽然我并不相信它纯属个人行为，而是想着重谈一谈“学习粉丝团”的走热是否意味着领导人的受欢迎程度？这个微博上口号式的话语和那些很家常很亲民的微博照片，是否就意味着领导人执政方式和态度的转变？ “学习粉丝团”走热被部分人认为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领导层有魅力、得民心的一个象征。网上一篇题为《学习粉丝团的政治学解释：当亲民形象领导人拥有Political粉丝团》的文章由此认为：“学习粉丝团”的走热得益于政治粉丝对偶像亲民形象的认可和需要。 该文作者认为这非常类似于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现代社会学奠基人）提出的“卡理斯玛(charisma)型权力”（即魅力型权力）。他说，在威权主义的统治模式下，领导者的权威既不像封建统治者那样来自世袭，也不是来自“神授”，而是依靠个人的魅力。但这是对韦伯理论的严重误读。韦伯把权威分为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他认为传统型领袖“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这在现代文明社会已不多见；魅力型权威则建立在“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通常见于开国领袖（或者企业创始人）。 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中，毛泽东可算是典型的魅力型权威，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官僚系统。邓小平则不太完全，但勉强归于其中。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写道：邓在1989年之后面对改革进程趋于迟缓时，不得不进行所谓“南巡”，绕过官僚体系到比较开放的南方沿海地带，向有保守倾向的中央喊话。最终遏制了陈云体系力量，将整个改革进程继续推进。 事实上自邓小平以降，中国政治层面对树立个人魅力是极其警惕的，因此何来魅力型领导一说？其无庸置疑都是法理型权威——不是西式的法理，而是中国独有的法理——依靠官僚体系统治，同时又受制于官僚体系。 微博上经常有人讨论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就不能像美国总统奥巴马那样堂堂正正地现身于社交网络上。这在现阶段的中国基本是不可能的：坐拥数千万粉丝对于一般人而言也许是一种“荣耀”，但在中国高级领导人身上就可能是一种“灾难”：整个官僚体系不会允许。薄熙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是犯了这个大忌而轰然倒台。 “学习粉丝团”是否为当局授意不敢妄下论断，但要说当局没注意到这个微博绝无可能，而且它的存在表明当局并没有强烈地反对。据BBC中文网报道，四川南充市一名网名为“佩利”的女网友程爱华（又名：程婉芸、程晓芸）在2月6日遭警方拘留，事由为前一天她在转发“学习粉丝团”的某条微博时跟贴了一句“狙击手在哪，干掉他”。程一开始涉嫌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后改为行政拘留4.5天。 微博上的任何一个ID（包括经实名认证的v字认证用户）都是现实中人的一个阿凡达（avatar，化身）。程爱华事件让人疑惑“学习粉丝团”是否为当局的阿凡达，因为微博上经常充斥着污言秽语以及人身攻击，这样的帖子并不罕见。笔者也曾向法律专家请教，获知即使在中共现行法律之下，这种没有付诸于行为的言论可能被监控、调查，但不至于被刑拘，更不用说戴上一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大帽子。 “学习粉丝团”试图树立习近平一种亲民的形象，但亲民只是一种姿态，实质上这是另外一种伟大光荣正确的表达方式，表达的也依然是伟大光荣正确。一旦这种光荣正确受到质疑或者挑战，就会被严厉制止。程爱华事件就是一个案例，这不正是亲民形象并非其政治权威来源的最好说明么？连一个即刻搜索（人民网主办的搜索引擎）的讨论都纷纷禁言删除，那种亲民姿态实质上极其有限。2月18日下午，创新工场CEO李开复在推特(Twitter)上表示，新浪、腾讯对其禁言三天。此前李开复曾批评由前奥运冠军、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领导的即刻搜索，称其不该用纳税人的钱来做搜索引擎，以及一个搜索公司的老总不该由党来任命。 由此可见，大陆的权力运作依然在固有的体制中流淌，社交网络上的那一撮“亮色”不过点缀而已。 魏武挥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和设计学院讲师。

Mandiant公司的报告锁定上海的一座大楼 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评论，就最近有关中国发动网络攻击的指称向中国当局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控制自己的黑客行动。 评论说，外国政府和公司过去一直怀疑中国军方参与了对他们发动的计算机网络黑客攻击行动，而美国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在2月19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为这样的怀疑提供了证据。 Mandiant公司的报告明确指出，驻扎在上海一座大楼里的番号为“61398”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发动了网络攻击。但是，中国方面否认有关指称，并谴责了Mandiant公司的报告。 《经济学人》的评论说，没有人确切知道网络攻击犯罪给企业带来了多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大家普遍相信中国是最大的网络攻击者。 “网络军控” 评论说，美国在网络攻击问题上并不是无辜的，本身也发动了很多的攻击行动，并且承认这些行动是为维护国家安全所采取的合法行动的一部分。 但是，美国政府同时应当更多地提倡这样的理念：如果能够制定合作的规则，实施“网络军控”，大家都会得到好处。 Mandiant报告表明，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包括直截了当的窃取网络信息。各个公司得到的教训是，应当立即提高防护能力。 美国政府同时需要明确告诉中国，由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是不能接受的。美国政府过去一般都是通过同中国官员闭门讨论的方式表达对网络攻击的投诉，但是今后需要更多的公开行动。 表明诚意 《经济学人》的评论最后指出，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也能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教训。习近平在上台时声称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并表现出对法制的更多尊重。 他现在得到了表明这一立场的机会。但是，中国指责Mandiant公司的报告存在缺陷，缺乏技术证据。这就失去了一个机会。 评论说，习近平完全可以承认网络攻击来自政府出资支持的部门，而他所领导的政府将采取措施加以控制。 如果他不这样做，当中国再去指责西方“中国威胁论”的时候，人们将不再理会。与此同时，中国公司在同外国企业进行合作时，会继续遭到怀疑。

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称：“中共的权力交接还没有完全完成，中国大陆政治尚处在乍暖还寒之季。是以才刚吹所谓‘南巡’暖风，激发起改革的雄心，又遇‘南周’事件的寒流，浇灭了变革的热情。在暖风寒流交汇出的雾霾之中，又柳暗花明地走出来一个权力入笼，给人以朦胧的方向。”　 这篇社论认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中纪委18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习近平的这番讲话，中国大陆各方反响热烈，各种解读满天飞。左派一方，认定这是习近平在发出‘从严治党’的总号召，又引经据典地认定这话邓小平也讲过，以之论定中共政治发展的延续性；右派一方，相信习近平接纳甚至套用了知识界的权力入笼论，这一政治提法是宪政语言的表述，相信这是中共宪政改革的先声。”“过去两个月间，中国大陆各界吵得最热烈的，就是改革，有人认为改革就是重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有人认为今天的改革只能走宪政改革之路；有人坚持改革必须顶层设计，有人认定仍然要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认为可仍用改革之名行变革之实，有人认定必须拿掉改革二字拿出新的话语体系。一句话，围绕改革，无振奋人心的大鸣大放，却吵得莫衷一是。” 这篇社论指出：“中共新领导层不动声色，是另有所图，即把反腐当作上任三把火中的第一把，把反腐整党当作其领政的主要突破口。这是因为，习近平等人不能不承认，今天腐败已经渗透中共体制的深层和高层，他们也有共识，反腐既是防止共产党执政地位在其手中失去的最后机会，又是他们获取民心收回治权的唯一途径。”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郑永年的评论称：“作为执政党，今天中共面临无穷的问题、无穷的挑战，甚至无穷的危机。但是无论是问题、挑战还是危机，其症结就是执政党正在失去人民的信心和信任。信心和信任危机的深刻性即使难以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但确实是很多人能深切地感觉得到的。”“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中国从一个毛泽东时代极端贫穷的国家提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效地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执政党及其政府同人民的信任关系也已经降到了新低点。今天的中国社会，深度的仇官氛围到处蔓延，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实际行为中。社会几乎已经假定，没有一个官员是好的；只要用心挖掘，就可以挖到任何一位官员的腐败行为或者其它丑闻。在网络上，人们一直在发掘每一位官员的丑闻，找寻对官员表达不满的机会。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如此，很少有人会去同情官员的各种‘遭遇’，无论是官员个人还是官员的家庭。” 这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的结论是：“中国新领导层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尽管要往这个方向走下去并不容易，但这是改革的前提，无论是乐意还是不乐意，是主动还是被动，必须走下去。很显然，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应付挑战和危机。”“未来改革的道路不会平坦，但只有改革才能避免革命。这是千古真理。”

瓜达尔港口距离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四百公里远。海运占全世界石油运输的百分之三十五，而百分之二十的海上石油运输经由霍尔木兹， 从而可见，瓜达尔港口的位置可谓是重要战略要塞，中国从此也在与伊朗和阿富汗接壤的俾路支省站稳了一步。 北京援建瓜达尔港口的第一期工程早在2006年就已经竣工，中国今后完全掌握港口管理权，同时继续扩建码头，道路等基础设施。港口建筑历经安全方面的困难，原因是俾路支省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猖獗。然而，中国获得瓜达尔港口则加快了北京走向阿拉伯海，继而走向印度洋的战略部署。印度对北京把脚伸进新德里传统势力范围深感不安，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就此指出，这一事件对印度构成不安的话题。 世界报文章说，多年来北京频频拉拢印度周边邻国，从传统盟国巴基斯坦到缅甸，再到塞舌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中国在那里援建贸易海港及基础设施。专家把北京在这一地区围着印度占有的海港地形图，称之为珍珠项链。造成的事实是，连接波斯湾与东亚的印度洋力量分布正在重新划写，按照专家分析，新德里处于守势，而且让人吃惊的是，印度正在快速地将原来是传统势力范围的战略地盘放弃给中国。 那么，北京走向南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眼下军事蓝图还没有出现在现有的海洋扩张，巴基斯坦瓜达尔海港如同斯里兰卡的哈姆巴托达港口，都只是商业性质的。但在2011年5月，美国突袭本拉登事件的翌日，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穆克塔尔就说，有可能将瓜达尔海港改建成军港。当然，中国方面完全拒绝，并表示根本不可能。这一事件表明巴基斯坦只是向中国提供战略要点，短期或中期没有军事用途。印度一些舆论评论要求保持头脑冷静，中国在困难地势上建设瓜达尔港口和其他珍珠项链式的海港，首先是学习建筑商业海港，是商业行为，应当避免受鼓动增加军费的人的“怀疑论”影响。 持有相同看法的专家也认为如果中国在巴基斯坦建立军港，将因为距离太近，而完全会置于印度海军的监控与打击之下，与1971年印巴战争同出一辙，即使卡拉奇军港也完全被封锁。如果有一天，中国要在印度洋建立军港，那将会在南部更远的地方，比如，塞舌尔，这样才能躲过印度海军的监控。如果现在没有军事用途，当然不排除今后会有，但中国的能源意图今天却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试图摆脱马六甲海峡困局，因为中国一直担心马六甲海峡会被敌对势力控制，中国百分之六十的进口石油从这一海域通道运输，如果发生台湾海峡、南海、等军事危机，中国非常担心这一石油水龙头会被美国或印度掐断。为了减少担心，中国正在寻求南部与北部的缓解措施，从缅甸石兑港为起点，铺设通往昆明的输油管，而瓜达尔港则连接通往新疆喀什卡的输油管道。 哪怕借道喀喇昆仑捷径路线，翻过喜马拉雅山高山管道运送石油或天然气，其实，还是无法解除解决中国对马六甲海峡安全的担心。瓜达尔港和喀什卡的运输大约只减轻印度洋石油运输负担的百分之五到七，中国石油进口依赖海洋运输的状况远远没有改变。 世界报指出，中国通过瓜达尔港口显现出进入地处南亚中东以及中亚交汇地区的急切欲望。作为回应，印度采取加强与伊朗围绕下巴哈尔海港的合作，印度对缺少出海口的阿富汗建议援建一条从下巴哈尔港口到阿富汗的巴米扬省，长达九百公里的铁路，作为回报，印度一家矿产公司获得阿富汗铁矿开采权。 如果这一计划实现，阿富汗周边战略地位将明显被改写，原因是至此，阿富汗经济一直受困于依赖巴基斯坦的贸易运输，如果阿富汗依赖卡拉奇海港的状况得到改善，当然强化了印度的影响。在这样的计划里，也有美国的反对，华盛顿并不看好伊朗在阿富汗起作用。印度因为需要美国来帮助抗衡中国，当然不能太多违背华盛顿，瓜达尔海港亦或是正在世界这一地区展开的更大的竞争。 法国今天全国性报纸头版头条主要围绕法国人一家七口遭绑架的西非的局势和一美国工业家致函法国就业部长说法国人游手好闲所引起的争议展开，不幸被绑架的七名法国人单中有五岁到十二岁的三个男童；« 今日法国 »拼命捍卫法国人的形象，强调法国国人根本不懒惰。

对谈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部 2013年02月21日 Li Song Sh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政治学学者刘瑜和作家慕容雪村应纽约时报中文网之邀进行了一次对谈。 2013年年初，政治学学者刘瑜和作家慕容雪村应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邀请进行了一次对谈。此前对谈实录的上半部分，收录了他们谈论“公知”如何被一步步污名化，在此，他们围绕“观念的水位”展开讨论，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公民社会“谨慎的乐观”情绪。 在政治学随笔集《观念的水位》一书中，刘瑜认为她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她这几年的观察心得是：中国的变革观念的“水位”升高了。 按图放大 刘瑜新作，政治学随笔集《观念的水位》 慕容雪村则将其总结为“自我意识的觉醒”，包括中国民众在话语方式上的改变、有关历史记忆的重新解读、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权利意识增强、以及文化上的觉醒。 以下为对谈实录，为了阅读效果，对谈经过缩减和编辑。 慕容雪村： 谈到“观念的水位”升高了，我觉得这反映了刘瑜老师对中国公民社会“谨慎的乐观”情绪。 刘老师也谈到，我们现在谈论的话题与1919年，1959年，1989年已经有所不同，我们有了更多可以谈论的话题。当然，决定社会是否改变的要素，并不取决于话题有多么新，而是取决于话题有多么深入人心。比如，当一个社会里面，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接受一个观念的时候，这个观念并不一定能推动社会的变化，但是如果有一半的人都接受，这个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改变。 刘瑜： 对，我相信人的观念和社会的政治文化对整个社会的拉动力。我的这种所谓的乐观是相对于我身边很多的悲观的人而言。我身边有很多人整天唉声叹气，觉得你怎么能指望这个社会变化呢？中国人那么庸俗，中国政府那么保守，好像这个社会不可能有变革的动力。我的乐观是针对这种很流行的悲观情绪来说的，并不是我觉得中国的转型会一帆风顺，转型之后会歌舞升平，仿佛“民主是治疗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慕容雪村： 对这个问题，我也有自己的观察。最近印度邀请我去参加文学节，让我准备一个演讲稿，我写的就是近几年中国人的觉醒，这和刘瑜老师《观念的水位》谈论的观点基本相似。我对未来的乐观并不是寄希望于政府或者共产党，而是民众的觉醒。 首先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人民”这个词的虚妄之处，不愿意再做人民之一员，不再是革命的一块砖或者某架机器上的螺丝钉，而是一个真正的人。从很多词汇的使用和流行上就能看出来，比如“屌丝”、“屁民”这样的词，当千百万人开始使用这样的词，其中一定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对不起，我不愿意再做你的人民，人民一切的荣光都与我无关，我只愿当个屌丝。 还有记忆的觉醒。说这两年的“国粉”非常多，他们迷恋民国时代，认为民国的一切都是好的。其实国民党的统治并不能算是一个好的统治，它只是相较于共产党的统治不那么坏而已。也许以前的宣传把他们讲得太黑暗太残酷了，到了这个时代，许多人开始寻找那些正面的例子，谈论得多了，反而有点矫枉过正，好像民国就是一个完美社会。而关于抗战、大饥荒、文革、反右，延安整风的各种讨论和思考，都是在重建当代中国人的记忆。 政治、经济权利意识的觉醒也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觉醒，文化的作用非常缓慢，但往往是决定性的。这些年，人们对共产中国官方文化的嘲讽越来越密集。在苏共倒台之前，黄色笑话，政治笑话也特别多。这大概可以说明，当人们开始反感你的文化，反感你的文体、文风、一切话语、一切做派的时候，你的统治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当一个政权失去所有人的拥护，可能并不是因为它多么邪恶，而是它在文化上、品味上成了一个可笑的东西。 文化觉醒的意义就在这里。 刘瑜： 当然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割裂。不过我觉得表面上呈现的这种价值割裂感，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信息的割裂造成的。很多的知识分子、都市白领，他们的信息来源很多就是微博、网络或者就是类似《新世纪周刊》、《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而大部分普通民众他们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央视、《环球时报》等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这种信息的屏障被去除，很多人有渠道，或者说他们获得“另类的”信息的成本不那么高的时候，各阶层价值的融合也许就不会那么难了。并不是说一帮人天生就那么想，一帮人就这么想。比如说现在，在中国来说，关于任建宇劳教案的事情，关于南周的新闻，不可能在新闻联播上报道，如果有一天它能报道了，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情。为什么当时八九的时候，能够百万市民上街，这就是各个阶层都联合了，那个阶段由于信息的控制出了问题，大家的信息来源差不多了，你就会发现大家价值很快就融合了。 总体来说微博是一个好事，这是一个可以提供“另类信息”的地方，但是，我确实也在犹豫，政府的那种精密的控制技巧，使微博的影响到了一个平台期，就是经常上微博的就经常上，不上微博的就不上。这到了什么程度，我发现连我的有的同事，清华大学政治系的，都不知道什么叫“五毛”，他就是不上微博的，可能是家里的事太多、工作忙，他是不上微博的，而且也看不出来近期他有去上微博的好奇心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微博，它能影响到的人它已经影响到了，它影响不到的人近期以内你好像看不到它要怎么去影响他们。然后你会发现经常上微博的这群人，大学生也好白领也好，他们的信息来源就会越来越接近，那些不上的人会显得越来越保守。 我觉得至少在转型开始的某一个阶段，当信息还没整合到一起的时候，这种断裂感会造成社会转型中的一些冲突。我也有点担心这个问题。 慕容雪村： 如何建立起这个社会的价值共识，我觉得微博做了很多工作，许多问题确实已经成了共识。你比如现在在微博上讲“人权高于主权”，反对的声音比前些年少了许多；你讲“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应该高于“人道主义原则”，也不会有太多反对的声音。包括你说，爱国家应该先爱自己，虽然有人反对，但反对的声音要比一两年前小得多。我觉得微博在融合各阶层价值观的时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各阶层分裂也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情急不得。我的观察是，微博三年来，其开放程度已经超过了八十年代，“观念的水位”也比八十年代高了太多，八十年代积累到最后，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这几乎是必然的，即使不在那一年也会在另一年，因为觉醒的人们总会有所作为。而这一次的觉醒，“南周事件”可以作为一个明证，我对未来的乐观就建立于此，觉醒的人们总会有所作为，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必定会出现比“南周事件”大得多的事情，当然这需要一个契机，而且那个契机并不像你想的那么远。 刘瑜： 价值观念的传播，从第一个人到第二个人可能是难度最大的，而两个人传播给四个人可能会相对容易，越到后来传播的效率会越快。而且我觉得，从中国现代史来看，不管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掌握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对中国的走向和政策影响要远远大于普通民众，也许在人数上普通民众占多数，但是，从五四以来到三、四十年代再到红卫兵运动，都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和学生对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影响。所以我觉得虽然微博到目前为止主要的参与者是知识分子、学生和城市白领，但是它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可观的 慕容雪村： 我看到有个数据，关于中国使用网络的人数，五零后特别少，八零后、九零后特别多，我觉得将来零零后一定会更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也就是回到刘瑜老师刚才讲过的话题，当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的时候，会很慢，但传播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就会非常快。 当我回想自己怎样醒过来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一个挺尴尬挺不堪的历程，因为我受到的教育，因为信息的闭塞，但最后我还是醒来了。到蒋方舟他们这一代，九零后、零零后的这一代，他们的觉醒应该比我们容易得多。 刘瑜： 其实所有的公知，觉醒的时候可能都经历了一个被激怒的过程。我被激怒是在论坛年代，我发现大家讨论大饥荒、文革、抗战问题，有些人蛮不讲理的方式让我特别生气。就让我这个只读读书，写写作业的念政治学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关心现实问题的…… 慕容雪村： “民主女神”？ 刘瑜： （笑）对。当时我觉得，我毕竟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嘛，不能停留在愤怒的情绪上，得有更多的分析，更多知识上的贡献。另外就是，当我读到一个东西，在很多问题上是吃不准的。就像“民主”，对于它的问题我可能想得比其它人都要多一点；比如民主与腐败的关系，我不能说民主了以后就不会有腐败；还有民主和稳定，有些人说“越维稳，越不稳”，但是民主会导致稳定这样的结论，至少在短期内我不敢这样说。看过很多资料后，我不敢轻易下结论，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所以某种程度上我的“温和”，是对困惑的一种表达。有些事情我没有想好，我不能说得斩钉截铁。 另外，雪村，你是怎么由一个小说家变成“公知”的？ 慕容雪村： 就像刚才说的，在不公平的社会里，屈辱感是公平的，每个人都一样，被激怒就会出来发言。茉莉花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的舆论风气特别紧张，像莫之许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发不出声音，冉云飞这样的学者入狱，一时间反对的声音似乎都消失了。但片刻沉静之后，接着就是意见的大爆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作家，以及媒体人、学者，甚至企业界的人士，都纷纷出来发言，言论的浪头远远高于茉莉花革命之前。那像是一个点，在那个点言言论被压制了一下，但瞬间就反弹得很高。 我小时候在东北山区的小山沟里上学，到十四岁时家里才装了第一台黑白电视， 八九年看电视，看到的都是反革命暴徒怎么样烧解放军战士，那时候我是真痛恨那些暴徒，然后就这么过了很多年。我能接触到的全部信息都是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提供的，还有我们家墙上的那个喇叭。如果只有这些东西，你不可能不信，我是真的信。又过了许多年，经过缓慢而艰难地挣扎，我才从梦里一点点醒来。我相信，在中国人的觉醒过程中，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比像你这样的人更多些。 还有个事情让我觉得悲哀，受苦最多的那些人，他们的觉醒反而更加艰难，那一代醒过来的人最少。我姥姥九十多岁了，她是1949年之前出生的，经历过1949年之后的一系列苦难，包括大饥荒和文革，但直到现在，我在她面前批评毛泽东她还会生气。她对我讲过，有一年她“长脾”，大概是脾脏肿大，如果不是毛主席派人来给她治病，她早就不在了。这观点当然有问题，但她首先还是我的姥姥。 刘瑜： 就像你所说的，那种政治对语言系统的侵蚀，那种感恩话语，已经深入骨髓。 慕容雪村： 不仅是感恩，他们的心里也有许多仇恨，9月份反日游行，游行队伍中有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应该是经历过毛时代的，但他们全都举着毛泽东的画像。他们的头脑中一定屏蔽了毛时代那些残酷和肮脏的事，我总结出一个词来就叫“事实接受障碍”。这些人，如果要他们回到毛的时代，他们也未必愿意，但他们还是要打着毛的旗号来反对当下这贪腐横行、贫富不均的社会，其实当下虽然有诸多问题，但比起毛时代来，还是要好很多。同时对他们来说，怀念毛时代，也是一种情感需要，他们信奉毛一辈子，已经没有能力来推翻了；他们会美化自己的记忆，美化那个时代，他们怀念的其实是自己的青春，就像怀念年轻时的一场嘉年华会，觉得那是我的激情时代，我的白衣飘飘的年代，他会把其他东西全部忽略掉，就记得我们夜走山路，打着灯笼火把，怀念其中那种荷尔蒙涌动的感觉。 刘瑜： 我觉得毛时代那种状态能提供现在社会不能提供的一种归属感，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大家一块儿去种树，一块儿去唱歌，一块儿劳动，归属感中又有一种轻松感，比如毕业的时候我不需要去找工作，反正国家给我安排了一个，到了单位也不用选择哪个职位，反正单位给我分了一个，因为你要不断地给自己做决策也是很累的。这种不用做选择的轻松感也是很诱人的。 另外，我觉得一些资源禀赋或者能力比较差的人会格外怀念那种时代，因为在一个有竞争的年代，社会是按禀赋和能力分配资源的，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不可能通过禀赋和能力获得很多资源的时候，他宁可选择一个谁都得不到多少的分配状况。 慕容雪村： 刘瑜老师离开微博也有一段时间了，什么时候回归公共平台？ 刘瑜： 本来也不算远离微博吧，也看，朋友在一起聊的也都是微博上的事，只是这段时间由于身体原因不适合去微博。我性格也不大适合微博，我不像罗永浩那种，心理素质特好，一天可以同时和五拨人吵架，吵完架依然可以睡得很香。我呢，可能和一拨人吵完架，晚上就辗转反侧，所以我不想介入那种火药味太重的辩论当中去，影响情绪。还有就是，我写时评什么的，也算是一种关怀现实的方式，即使我退到书斋里，写一写论文也好，读一些更学理性的东西，也是另外一种关心现实的方式。并不是说我如果不对每一个新闻时事做一个及时的表态，我就不关心公共事务了。我也会厌倦同一个角色，我以前做的很多事情是扮演了前锋的角色，现在我更愿意做一个后卫，也是希望体会一点新鲜感吧。 而且微博那种短平快的表达方式，我也不满足。我不想完全停留在情绪化的表达上，也不愿意太斩钉截铁，这和我对于自己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不相称的。我也挺害怕自己被姿态绑架，害怕一个事情出来，我就必须按照一个方向发言，这种表态、站队的压力，和我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雪村你是继续写小说，还是会关注非虚构题材？ 慕容雪村： 我现在就是有点犹豫不定。因为我自己家族经历过大饥荒，我们家族稍微远一点，我姥姥的姐姐，她有一个大饥荒留下的真实的故事，我就特别想写，而且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准备这方面的材料，大量关于大饥荒的图片资料、书之类的。我以前写的小说全都是关于当代都市生活的，这两年我渐渐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中年公知作家，我应该作哪些方面的调整，所以我计划写一写中国当代人的这种历史，或者就是写写我家族的历史，我对这样的话题很感兴趣 。 今天我是鼓足勇气来和刘瑜老师对谈。刘瑜老师喝了很多洋墨水，我呢，没喝过洋墨水，但吃了足够多的地沟油。对于中国人当下的许多问题，我有时候也挺敏锐，大概可以看清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地沟油的作用。 吴航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编辑：困困